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2018-01-27

中国从2016年起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尽管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均下降。经济学家们警告，这对中国发展是一个长期威胁。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指出，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12.43。此前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一年的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12.95。统计数据显示，尽管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50%以上，比2016年提高10个百分点，但2017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却仍然双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均有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一孩减少比较多:“2017年与2016年相比要少很多，二孩出生率与2016年相比，其实还是有所增长，但总出生人数在下降。本来以为这两年应该有一个出生的高峰期，但这个高峰期一直没有到来。我们看到，前些年一直都是超过2100万，但现在只是1700多万。其中特别是一孩出生少。”

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一直关注中国妇女儿童权益问题，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的准确性其实我们不得而知：“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美国CIA的人口数据相比较，中国在婴儿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上都不一样。比如在婴儿死亡率数据上差别特别大，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是千分之七，CIA则约为千分之二十几，其中包括边疆地区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那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还有因为怕罚款而在家里生产的死亡人数，这些都不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里。”

中国媒体新京报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的话说，2017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因为“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表示，2013年“单独二孩”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实际上符合的育龄人群不是很多，且年龄较大，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群的生育意愿不强，因此出生人数大大低于预期。

美联社的消息援引一位姓曾的北京家庭主妇的话说，照顾年迈的父母是她不要二胎的一个原因。她说，“父母帮助我们照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如果要二胎，就要由我们自己来照管，再加上经济条件和生活压力。”一位姓王的8岁男孩的父亲说，他还没有决定是否要二胎，但是时间和金钱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要帮助孩子的家庭作业，而且孩子两岁以前，妈妈无法出去工作，家庭收入要大大减少。

对此，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认为，有些分析是对的，他说：“第一，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意愿的社会，象东北，沿海地区大城市，生育率非常低，有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第二是人们结婚年龄推迟，比如江苏，女性初婚年龄已经超过了30岁，男性则更晚。这样生育时间推后，生育意愿就低。”

刘开明先生表示，现在不仅是城市，包括农村，生育水平也不高。他举例说：“我有一个弟弟在农村，他的太太就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主要是经济压力比较大。当然这其中也不纯粹是经济压力的问题，因为相比我们父母那一代，经济压力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但他们愿意生孩子。到我们这一代人，也还是有这种生育意愿，但那时强制不准生。到现在，年轻人就不愿意生孩子了，即使生也不会超过两个。这样的话，如果想实现人口的代际平衡就很困难。”

所以，刘开明先生说，我们看到现在连续几年，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不到1.2 个孩子，而象东北有些地方一对夫妇只生零点几的孩子，就是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中国人口总量还是在上升，因为中国人寿命延长，平均寿命达到73岁，女性平均寿命达到76岁。所以其结果是，中国的出生率现在在下降，但总人口还是在上升。我们现在总的出生率其实与日本类似，日本去年出生人口不到100万，日本人口只有1.2亿，这样一看，我们城市人口的出生率，比如上海，北京和东北一些城市的生育率，有可能比日本还要糟糕。”

另外一方面，刘开明先生说，中国确实没有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养老保险。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未老先衰的时代，老龄化严重，未来社会发展很危险：“而且，尽管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已经慢慢不明显了。年轻一代人开始不再指望养儿防老，所以他们也没必要再生孩子，再为孩子而奔波。我没有听说有人想生第三个孩子的。有的人干脆一个都不生，有的只愿意生一个。”

刘开明先生说，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期的人，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我估计，中国总人口现在呈下降趋势，但劳动力人口实际上从2013年以后，就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劳动力人口指的是15岁至64岁，因为人们寿命的延长，使总人口人数增加，但涨幅已经非常缓慢。主要还是现在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大，多生一个孩子，就要为孩子付出。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象老一代一样，为了别人付出那么多。”

中国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2015年10月表示，现阶段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但2016年出生1786万人，去年更不增反减为1723万人，均未达标。照此看来，“全面二孩”政策仍不能遏制住生育人口数量的下滑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位经济学家的警告称，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与出生率双降，正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将为社会服务带来更大的负担。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后者竭力应对生育率下降已有几十年之久。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表示，“中国正在经历以更发达国家为主的其他一些国家早就遇到的问题。”怀默霆还表示，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都担心如何支付教育费用，这很难鼓励人们生更多孩子。有分析人士认为，态度的转变，比如更加重视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正在降低中国的生育率。一些人口结构专家称，这些趋势即使在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就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

牛津大学人口结构问题专家吉泰尔-巴斯坦（Stuart Gietel-Basten）也指出：“成家和生孩子在中国是非常艰辛的事情；结婚年龄终于逐渐推迟了，这也会压低生育率。”他还指出，中国城市居民倾向于少生，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而且城市里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吉泰尔-巴斯坦补充说，“政策变化对城市夫妇的影响超出比例，而这些人无论如何都喜欢少生。”

中国官方媒体披露，中国卫计委最近的调查发现，由于经济负担、太费精神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和60.5%。

美联社的报道称，中国现在改变了一胎化政策，希望通过此举增加中国年轻人口的成长，以支持日益老龄化的社会。2016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增长了近8%，其中近一半的孩子是出生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但是，这只是一次性的增长，许多夫妇决定不再生二胎，主要考虑因素是婚龄推迟，期望小家庭，以及高昂的育儿费用。

有专家预计，如果2018年生育率和出生人口维持2017年的下降速度，则2018年生育人口会回到“全面二孩”生育前的2015年的水平。有关研究显示，放开一胎化政策，只会带来小部分的人口增长。有专家已经建议政府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发展速度变缓。

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有自然规律，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她说，中国高层几个官员脑瓜一拍就制定出不计后果的人口政策。后来看到劳动力不够了，老龄化问题太严重，又开始开放二胎：“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政府研究人员，他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人们生育欲望低，老龄化严重，对民族未来影响巨大，但中国政府还是不愿意开放生育政策，只能生二胎；生三胎或未婚生育都要面临罚款。中国政府明知人口增长缓慢，中国已经跑步进入了老年社会，可还是不愿意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张菁女士认为，原因就在于统治者要稳固它的统治基础，中国政府靠的就是这些社会组织，比如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还有外围的妇联组织。特别是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有超过一亿人的计生人员在进行与计划生育管理有关的事，他们有强大的网络。张菁女士说：“所以，包括在农村的人口，农民工，他们生下的孩子现在变成精壮的劳动力，而当年哪一家没有被罚过款，搞得倾家荡产？现在这些精壮人力又被列为低端人口，在城市发展得差不多的时候，又把他们赶尽杀绝，与此同时，社会抚养费还要继续缴纳。”

因此，中国政府不愿改变它的政策或计生系统，因为这有助于稳定其统治基础。张菁女士说，如果这上亿的计生人员失业了，不是添乱吗？上访的人不是会更多吗？而且这些人的工资奖金是从罚款里面来的，权力和经济利益他们都不能失去：“这也是到现在为止，它不会改变其罚款政策和整个计划生育国策，只是让你生二胎，但在配套设施和教育方面都没有跟上，妇女儿童权益完全不在当官的眼里。”

张菁女士说，无论中国政府公布什么样的数据，人权和数据是老百姓要持续追踪的问题。比如到底有多少人死于一胎化政策？哪些人该负责任？为什么今天的老龄化问题这么突出？为什么男女出生比例失衡这么严重？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愿意生孩子？真的是中国的高科技和高水准的生活导致生育率低吗？中国是不是象韩国和日本那样因为生活水准高了，生育率就低了？不是。张菁女士说，中国政府也知道，连农村人都不愿意生了，那是因为孩子得不到好的照顾和社会的关怀。张菁女士说：“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应当检讨，应当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孩子的教育和保障基本生活上。中国现在是高生活指数，低保又那么低，中国各级教育部门经费不足，这是中央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带来的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在逐一显现。张菁女士说，今后检讨起来，历史罪人是中共：“习近平清理政治对手，实施所谓反贪反腐，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罚款费从来无人过问，打苍蝇打老虎，没有一个打到计划生育的行业，计生办计生委罚那么多钱去哪里了？从来没有公布过，钱不明不白地来，不明不白地去 ，罚款都用在哪里，仍然是今天的秘密。而且，当时计生委用于妇女的许多计划生育药物，制品，在动物身上都没有实验过就直接用在妇女身上去实验，因此致死致残的妇女，即使有统计数据，政府也不敢公布。”

所以，张菁女士说，她相信那些计生办的贪官们是高枕无忧，因为中国有一个国策在保他们。所以他们贪了也不算贪，当了老虎作了苍蝇也不会被打被抓。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还显示，2018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16至59周岁）下降快，加上人口生育率难以上升，可能使得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用人紧张的情况。就业形势不再是总量就业难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中国有关专家呼吁推出减税和补贴措施，以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孩子。

到本世纪中叶前后，预计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将在60岁以上。北京方面预计，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4亿的顶峰，然后逐年下降。

实际上，中国有人口问题专家多年前就建议全面放开生育。时至今日，张菁女士说，把“全面二孩”改成全面放开已经迫在眉睫。而且现在中国不是没有钱，应当给予补助和鼓励，照顾儿童和母亲，鼓励生育，提高妇女生育的意愿，优生优育程度也会提高，同时降低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率。她说，如果能从现在开始做起，20年以后，就会显现成果，缓解中国现在已经面临的社会问题。

但张菁女士同时表示：“今天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以此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目前看来，中国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维稳上。中国每一届执政的官员实际上是没有安全感的，今天可以高高在上，明天就可以是阶下囚。他们没有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想法，只想怎样保住乌纱帽。最高层象习近平，每天是在想怎么样去稳定他的统治；下面的官员想方设法拍马屁，站对队，不要一下子变成阶下囚。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不在他们的考虑日程上，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他们有新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出来，比如说政府出钱多建立一些幼儿园，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免费入托等。这些迫在眉睫的事情都不做，整天把精力放在封锁互联网上，放在怎么样去威胁台湾上。我看不到中国政府对中华民族的存亡有什么远大目标，除了他们自己的内斗清理，稳固统治，然后一步步地向外称霸。在教育方面，他们还试图在教科书中删掉真实的东西，党的干部跳忠字舞广场舞，是现在仍然在发生的事情。有人看习近平的讲话，还痛苦流涕，视一字如千金，简直愚昧到家了。”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中国怎么办？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说，即使政府不鼓励生育，但起码应当放开：“中国现在的生育政策仍然没有放开，只是一对夫妻允许生两个孩子，而你生了第三个孩子，还是可能被罚款，我们的计划生育法里面还是有收抚养费的惩罚条款。生育是基本的人权，想生孩子，不应当被罚款，最起码应当取消罚款。最理想的是对生育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比如说在税收上，福利上，以及生产费用上有一些减免。”

刘开明先生最后表示，不仅从人权的角度，即使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来看，全面放开生育，也已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