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来自自由土地姐妹的呼吁

北美主内肢体：周梅                                                           2025-10-12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

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邀请大家一同为北京锡安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代祷。近日，我得知，那些曾经一起敬拜、服事主的牧师和肢体，因坚守信仰被中共警方带走，失去人身自由。这消息深深刺痛我的心。

我在2017年加入锡安教会聚会，亲身经历了2018年的那场大逼迫。在我极其软弱、几乎跌倒的时刻，正是锡安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以信心与爱心扶持我，让我在逼迫中站立得稳，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如今，我蒙神怜悯，在自由的土地上敬拜祂，但我无法忘记那些仍在苦难中为主守望的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因忠心传讲福音、敬拜真神、牧养群羊，如今却被捆锁、被隔绝。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们的见证在天上响亮。他们的捆锁，是为义受苦；他们的沉默，是因信而说话。他们并不孤单，我们是他们的家人。

因此，我诚恳呼吁主内弟兄姐妹们一同起来祷告，托住他们：

•为他们的信心刚强祷告，愿他们在患难中靠主站立得稳，不被动摇；

•为他们的身体健康与安全祷告，求主保护他们在看守所中的一切遭遇；

•为看守他们的人祷告，求神怜悯，使他们悔改归向真光；

•为家属祷告，愿主亲自安慰、供应，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愿神藉逼迫炼净祂的百姓，兴起更多忠心的仆人。

正如《希伯来书》13章3节所说：“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亲爱的家人们，愿我们在自由中不忘记受苦的肢体，在平安中不停止为他们祷告。让我们成为他们在主里的同伴，成为他们的声音，成为跪在神面前的守望者。

我们在祷告中与他们一同受苦，也将一同等候主荣耀的显现。

靠主得胜，

愿主记念我们的祷告！

请主内家人们代祷并转发！

让我们不仅在心里纪念受苦的肢体，更在行动上为他们发声。

你的一次转发，可能成为一条祷告的火种；你的一次分享，可能点燃更多人的守望。

请转发、关注、祷告，让更多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跪在主面前守望北京锡安教会守望中国教会。

我们虽分散在各地，却在主里同为一家。

中共發起新一輪對教會的大抓捕。圖為北京錫安教會會址被中共警方突襲前後。

撰文｜江雪 

编辑｜安墨

平台编辑｜覃山                                    2025-10-01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¹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公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亲权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2015年5月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刘书庆和李仲伟四位律师（右图左起）前往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取证。（图片来源：网络）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²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高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2014年3月20日，王宇在香港接受采访，彼时她正在代理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狱中身亡一案。（图片来源：PHILIPPE LOPEZ/AFP via Getty Images）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份微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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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³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2022年1月出国前，张春晓与丈夫卢思位的合影。（图片来源：张春晓）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⁴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⁵，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⁶“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2022年7月14日，许艳和丈夫余文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2023年4月，余文生和许艳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图片来源：许艳X账号）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福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曾积极参与各种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夏俊峰案、钱云会案、庆安事件、江西乐平冤案律师阅卷抗争等。除利用网络替弱势群体呼吁外，吴淦还以街头艺术的形式表达不满。（图片来源：网络）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2013年1月，浦志强成为《南方人物周刊》（总第331期）封面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⁷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2024年，移居日本的人权律师伍雷创办“东京人文论坛”公共空间。图为伍雷在日本。（图片来源：伍雷授权使用）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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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 ：公民社会舞台上“生逢其时的律师”

1997年，郑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从河南信阳农村走出的李和平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三年后，27岁的李和平从郑州到北京执业，也收获了爱情——他在北京重逢大学同学王峭岭，后来恋爱、结婚。

他的律师之路看起来正逢其时——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同年10月，司法部发布《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人们常说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从那一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兴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彻底否定了民国法统，摧毁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制度。当时中国虽然声称要建立全新的“人民律师制度”，但因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司法系统形同虚设，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律师。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重建律师制度，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但直至1990年代早期，律师仍是国家行政干部。在李和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即1996年，私人律师事务所开始遍地开花，尤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甚。

1995年，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正式向社会开放服务，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开始走向大众。互联网的兴起为公民社会的酝酿与成长提供了工具与土壤。

李和平律师早年照片（图片来源：李和平X账号）

像同时期很多律师一样，李和平原可聚焦商业案件，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却偏偏进入了人权案件领域。2001年，北京发生“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⁸，李和平成为“四君子”之一杨子立的代理律师。杨子立当时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不久，和徐伟等几名关心社会的年轻人一起创立新青年学会，结果因“内奸”举报，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起诉，杨子立最终获刑八年。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打死。此事经《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震惊全国。事件发生时，许志永、滕彪⁹、俞江三名北大法学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启动违宪审查，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五名学者同时发出公开信呼应，无数法律人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这一年，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公民维权元年”。此前一年，经由媒体广泛报道，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在全国引发公权力与私权边界的广泛讨论。

也是在2003年，湖南小学教师黄静案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关注。黄静疑因约会强奸致死，但五次司法鉴定结果次次不同。黄静之母为找出女儿死亡真相，执着维权；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和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全面记录此事。黄静案被认为是第一次将性别暴力深入呈现在公众面前，对反对性别暴力、女性权利保护以及促进司法鉴定程序改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国人来说，网络普及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大启蒙就这样不期而至。2003年及其后，“维权”成为热词，访民、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与市场化媒体的调查报道和评论版面、网络论坛和博客，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喧嚣的舆论场。公民言说成为日常，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都相信自己可以为期待中的变革做点什么。

2006年，经北京独立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牵线，王振宇等人成立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下称“义派所”），依托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要办理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就任义派所第一任主任。“义派”二字从英文“impact”音译而来，意为“影响”，表明他们希望通过个案影响制度的理想。

夏霖律师（图片来源：网络）

夏霖199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六四”开枪后誓言“此生不做鹰犬爪牙”（参见2016年端传媒报道《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2001年，他从贵州到北京，与郭玉闪相识，成为挚友。此后他在北京执业，代理邓玉娇案、崔英杰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等多起重大案件。对外以“技术派”自居、公开场合不以“人权律师”身份出现的他，在郭玉闪系狱后积极替其维权，最终于2014年被抓。

与同龄律师相比，李和平很早在北京执业，渐渐碰触到中国司法禁区——法轮功案件。他在理念上受高智晟律师影响，不满足于注重法律条款和辩护技巧的“技术”辩护，而是竭力从宪法与信仰自由的角度，为法轮功案件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江天勇则是李和平的高中同学，1995年从长沙水力电力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郑州担任中学语文教师。20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证书，三年后也到北京成为执业律师。两个昔日的同窗，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人权律师，也都因“信仰法律”而沦为阶下囚。李和平在“709大抓捕”中被抓，江天勇则在“709案”后积极营救同道，2016年11月去长沙看守所试图探望谢阳律师后失踪，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

2005年，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案¹⁰惊动世人，李和平、江天勇都曾积极参与。他们也都参与了高智晟案¹¹、陕北油田案¹²、广州太石村案¹³、胡佳案¹⁴等，也代理了许多法轮功案件。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了律师执业证。

江天勇的推特签名至今还是：“生逢其时的律师；啥案子都想做的律师；让一小撮恨之入骨的律师；争取让民众认可的律师；失去执照也要干的律师。”地址一栏则写着：“外地的！河南的！我就要在北京干！”

他的签名，一如他的风格形象，让人联想到2005年前后几乎是“野蛮生长”的中国公民社会。

江天勇律师（图片来源：Simon S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彼时的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刚被写入宪法，“司法改革”一词经常出现在官方话语里，律师与访民、热心公民联手的“维权运动”也才肇始。在一个没有独立司法的国家，律师基于工作特点，往往能切入最阴暗的社会一角。像李和平、江天勇、李方平这样出生于1970年代的年轻律师，怀抱法治理想，又有很强行动力，在当时开放而丰富的大都市北京里如鱼得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传递了一种当时的社会氛围。2005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中国维权律师”。

2005年，在多位人权律师以及公民社会践行者的记忆中，也是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唐吉田向吉林延边州检察院递交了辞职申请，获批后从检察官转型成为律师。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因这一选择，逐渐走到一条不归路——崎岖漫长的人权律师路，到后来，酷刑、监控如影随形，自己身心被摧残，家人也受牵连。

也是在这一年，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不满村官卖地，发起罢免，和官方对峙维权。身在广东的郭飞雄，与唐荆陵、郭艳律师进入乡村，积极帮助村民。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则冒着被打的风险持续拍摄，留下珍贵的纪录片《太石村》。

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拍摄记录了唐荆陵律师为太石村被拘留村民奔走的经过。（图片来源：《太石村》视频截图）

据滕彪后来回忆，当时的“太石村法律顾问团”，除了前述几位，还有高智晟、李和平、许志永、张祖桦、王怡、浦志强等人，阵容可谓强大。2005年9月12日，太石村被上千警力包围，几十名村民与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被抓走。2006年，唐荆陵律师被吊销律师证，之后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六四静思节”等，直至2014年5月失去自由，后获刑5年。

21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的时期，强拆遍地，各种矛盾涌现。彼时群体性事件频发，调查记者疲于奔命，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有底层关怀、对法治怀抱信仰的维权律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上时代舞台。他们关注公民维权、“死磕”法律程序、踏足政治和信仰案件的禁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人权律师共同体的雏形，并吸引更多后来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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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建设者：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

当一些人权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希望拓展“禁区”边界的时候，中国公民社会的另一部分也在发育——NGO、媒体与律师常常携手行动，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培育公民参与的土壤。

2006年，刘书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也是在那前后，他在网络上结识了NGO从业者陆军。他回忆，那还是BBS时代，微博、微信都未诞生。在一个以反乙肝歧视为宗旨、名为“肝胆相照”的网络论坛上，他认识了当时的版主、网名“金戈铁马”的陆军。刘书庆说，至今他还称呼陆军为“铁马兄”，因为这个名字承载了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记忆。

出生于1970年的陆军，从“肝胆相照”论坛出发，于2006年12月成立北京益仁平中心。该中心很快成为中国反歧视领域的重镇，陆军也成为反歧视倡导的民间领头人物。当时的益仁平中心与“维权律师”密切合作，倡导、推进了大量公益诉讼。

反歧视民间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图片来源：Fiona Ta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刘书庆是乙肝携带者。他记得，1999年自己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国乙肝歧视最严重的时候，社会上几乎是“谈虎色变”。“当时那种（人们）对乙肝歧视的严峻程度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对人心灵的摧残。”他硕士毕业找工作时就遭遇乙肝歧视，最后侥幸找到工作。至今，他还记得那时担惊受怕、焦虑和屈辱的感觉。

2003年4月3日，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在嘉兴公务员招考体检程序中，检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淘汰。他一怒之下刺杀两名当地人事干部，导致一死一重伤。同年9月4日，周一超被一审判处死刑。

“肝胆相照网”权益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当年4月成立，随后吸引了大批乙肝携带者交流、探讨。陆军称它为中国第一个反乙肝歧视的民间NGO。刘书庆记得，在肝胆相照网，大家互称战友。“战友”的含义，是指除战胜病魔外，还要战胜歧视。

2005年，刘书庆开始撰写反乙肝歧视的文章，最初用笔名“胆小鼠”，有了基督教信仰后开始以“诺亚”为笔名。他记得写过一篇题为《乙肝反歧视，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的文章。“凌波微步嘛，就是飘忽不定的，得躲着，后来才直道而行。我那时开始有意识地从宪政角度写文章。”他回忆说。他还记得陆军极为欣赏一篇论述“乙肝反歧视之于宪政”的文章，拿它做了这一年的论坛新年祝词。他们也因为这篇文章而相识相交。

益仁平协助的不仅是乙肝携带者，还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残障人士、女性、同性恋人士、抑郁症患者等，也协助“被精神病”人士进行反歧视维权。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积极参与立法工作，基于民间立场提出大量立法建议。

2007年前后，刘书庆终于和陆军在线下见面，那时他已有了律师执照，并很快协助江天勇代理一个乙肝歧视案。当事人是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女孩，应聘山东大众日报社记者，遭遇乙肝歧视，未被录取。那一次，他目睹了江天勇的代理风格，感觉“挺提气的，律师就应该是这样”。

从反歧视案件开始，到成长为人权律师，刘书庆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律师共同体的感召和影响。2013年，“山东人权律师联谊会”在济南举办。在这个由刘卫国、付永刚等律师操持的联谊会上，省内外一众人权律师汇集一堂。刘书庆深受感染，此后积极介入人权案件。他渐渐意识到，在中国做律师还有一种职责，那就是不仅代理案件，也要宣扬一种理念，尤其是良心犯的案件。“他们的牺牲，理应获得道义和社会影响力的回报和支持。要让人知道，他或她不是孤立的一个。”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方向——从此直道而行。

2015年5月庆安事件中，刘书庆律师在和庆安的铁路公安交涉。（图片来源：BBC）

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累积的力量，延续至2010年前后形成了“井喷期”。期间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推进的“新公民运动”¹⁵，以及刘晓波与“零八宪章”¹⁶事件，都是重要的节点。

那时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如今在纽约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陆妙卿律师而言依然历历在目。她说，2015年“709大抓捕”前，虽然“七不讲”“十六条”等政策已表明习近平执政后原有的宽松氛围即将不再，但民间社会的一些动能还在延续。也正是在这一年，她代理了中国因强制结扎发起诉讼的第一案——江西夏润英案。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夏润英的情景。30多岁的夏润英看起来愁苦苍老。生了两个女儿的她因身体不好，不能“响应政府号召”去结扎，结果2012年某一天凌晨，当地政府组织20多个男人冲入她家，把她拉去乡卫生院，逼她丈夫签字后对她做了强制结扎。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心。术后很久，她依然有腹腔积液，走路都困难，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时曾经十分酷烈野蛮，但由于它是“国策”，没有“商量余地”，像夏润英这样的案子此前几乎从未进入法律程序。陆妙卿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她也因此成了少数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律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一些女律师也有被强制上环的经历。”

陆妙卿回忆，仅仅为了给夏润英立上案，她就跑了江西五家法院。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江西省高院的人，看到夏润英的诉状就说，“计划生育的案子，我们都是不立案的。”

在陆妙卿坚持下，法院最终立案，但裁定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理由是“计划生育属于国策”。夏润英虽未讨回公道，但该案经媒体广泛报道，罕见地让计划生育问题得到了一次被公开检视和讨论的机会。

陆妙卿律师（图片来源：陆妙卿/RFA）

作为女性，陆妙卿持续关切生育权相关议题。她记得吴有水律师曾提出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的申请，几个省都未回复，她就联合了14名女律师签名，给国家卫计委寄信，要求公开相关信息。

陆妙卿回忆，2015年前的中国，律师与NGO在社会议题上的联动上十分密切。早在1996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律师，就与北大老师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下称“妇女中心”），积极为女性维权。2000年前后，市场化媒体兴起，经由媒体的“议程设置”放大影响，这种联动开始变得频繁。

郭建梅所在的“妇女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根据公开报道，至2009年，该中心已为近10万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办理近千个案。事实上，在那段时期，律师与NGO纷纷介入与公民权益有关的议题。“爱知行”“益仁平”，以及2003年许志永、张星水等人成立的“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都是其中佼佼者，这些机构也都遍布公益律师的身影。

2009年5月，湖北恩施的“邓玉娇刺官案”¹⁷，夏霖、“屠夫”等人到现场高调支援。但少有人知的是，“妇女中心”也曾积极介入，并派出律师到当地。该中心还与益仁平共同发起和举办“妇女人权与尊严维护暨邓玉娇事件法律研讨会”，从法律角度牵头关注邓案，并加入邓案“女界声援团”。

陆妙卿出生于1980年代，于2010年开始投入维权律师圈。她记得，当时的女律师十分活跃，她和王宇、黄溢智等人在2013年发起“女律师公益协作网络”，培养律师的性别平等和反歧视意识，人权律师王宇、迟夙生都曾积极参加。她记得在西安的一次培训就来了40多名律师，前后有两百名左右律师经过这一网络参与培训。

陆妙卿也是在那时认识了陆军、刘巍、黄雪涛、程渊、雷闯¹⁸等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她对雷闯印象深刻——见面时手里拿块砖，拍照时也拿块砖，意为“拍砖”。

陆妙卿印象中当时有很多培训。例如全国律师协会的公益律师培训已经举办了好几年，她是2012年第六期学员，学习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等知识。在北京，她记得有一次唐吉田律师约大家去吃饭，就“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的辩护策略，以及纠结于该策略会不会模糊掉核心等问题，大家当场展开了激烈争论。她当时算是新人，内心充满新鲜感，只记得大家当时的“干劲和活力”。

4

人权律师突破禁区：为法轮功辩护

2025年4月20日，是高智晟律师的61岁生日。2017年8月，他于陕北老家的窑洞里被强迫失踪，至今8年杳无音信。在揪心的痛中，妻子耿和写下一封无法寄出的信，“不管你在哪里，都照顾好自己，见与不见，我们都爱你！”

在中国人权律师中，高智晟是先行者。如耿和所说，他从1996年开始做律师，真正执业时间不足十年，而被监控和失踪的日子累计已近20年。

滕彪曾于2019年撰文回忆高智晟。他记得，2004年12月底，他在互联网上读到一封关于法轮功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印象极深。“当时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已有五年之久，但国人对此问题噤若寒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律师为此公开呼吁，必定冒着极大风险，需要非凡的勇气。”他也因此记住了高智晟。

1999年，中国官方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开始全面打击，相关案件高频率爆发。而出生于陕北佳县贫困农民家庭的高智晟，原就颇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部队退伍后于1995年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执业。他因为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而声名鹊起，之后很快接触到大量法轮功案件。

2005年10月至12月，高智晟接连三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公开信，揭露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酷刑，要求当局调查“这场巨大的人权灾难”。

高智晟挑战的是中国人权领域的一个残酷禁区，打压则以最快的速度到来——2006年，高智晟担任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被关闭，他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期执行五年。缓刑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监控与失踪状态。2011年底，他被投入新疆沙雅监狱，单独囚禁三年；2014年8月，出狱后的高智晟被软禁在陕北的小山村，最终于2017年8月13日彻底与外界失联。

2025年8月14日，高智晟失踪八周年，耿和与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合作，完成了《高智晟的故事》雕塑第一部分的泥塑创作。（图片来源：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

2009年，为法轮功辩护的另一位律师王永航，被判刑7年。他自述是受高智晟影响才开始关心法轮功案件。写信给最高司法当局后，他很快就招来牢狱之灾。

“中国当时其他领域相对开放，至少能有信息出来，但像法轮功群体，政府一直保持非常高压的态势，社会上的污名化、株连、强迫失踪、酷刑都很普遍。这也是最残酷的领域，没有任何监管，媒体也不可能有报道。它不是按照法律问题处理，而是按照政治问题处理的。”唐吉田曾回忆。

2007年辗转到北京执业后，唐吉田很快投身维权领域，代理法轮功以及其他维权案件，同时积极推动北京律协直选。打压很快升级，2010年，他和刘巍律师一起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当局的借口是他们在四川泸州的一起法轮功案件中罢庭“扰乱法庭秩序”。

“可以说，法轮功群体在受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很多（人权）律师。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这些案子，里面太多问题，一定会促使你从人权的角度思考和追问下去。”唐吉田说。

他也谈及，其实在高智晟之前也有零星律师参与此类案件，但多数都是做技术和法理的辩护。从高智晟开始，后来的李和平、江天勇、王宇、谢燕益、王全璋等律师，都从信仰自由、宪法权利的角度来辩护。

“在中国大陆，如果一个律师没有真正为法轮功学员做过辩护，不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糟；如果没有和访民打交道，不知道这个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唐吉田早年在自己的推特上如是写道。

2007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二审，来自北京的6名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为王博及父母3位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李和平曾回忆，他们当时是想为此类案件做一个辩护样本。他们的辩护词<a href=”https://substack.com/redirect/3b5e763f-41e5-405d-a4ba-29276a7b7d1b?j=eyJ1IjoiMjZjNWtuIn0._CNoP_VlblVvNG

作者：周世锋                           2025-07-09

（中國婦權編者按：中國著名維權律師週世鋒，是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及律所負責人。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接納並保護了許多人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如陳海律師、劉曉原律師、週立新律師、王宇律師、王全章律師、李昱涵律師、劉四新等律師還有杜導斌、張耀傑等民主人士，還有眾多的人權捍衛者。大抓捕中，鋒銳律師事務所首當其衝。 ）

周世锋律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FA）采访时说：“709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它不仅是想摧毁律师和维权人士，而且它想把中国人或世界公民的正义、善良勇敢的灵魂给摧毁。” （WRIC ）

震惊世界的709人权大迫害事件，经过了十周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一场系统性剿灭法律人的政治运动，是法治沦陷的标志；也是人类历史上假借法律名义，对人类基本良知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灵魂的惨无人性、大规模的摧残。

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仍然感到心情无比沉重，无比愤怒。

从2015年7月9号开始，包括至少14名律师与实名维权人士被抓捕，全国范围内有近三百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传唤，许多律师甚至律师的家人包括学生被限制出境，在最终被审判的九名709被告中，三名律师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两名律师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2017年到2021年10月期间，至少有42名人权律师和三家律师事务所受到暂停和吊销执照的处罚，包括709打压的主要目标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709被捕律师、以及众多试图为709被捕同行提供辩护的律师。

一、这场人权浩劫，从一开始就是公然践踏中国宪法和法律、世界人权基本准则的：

1、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出去任何法律证件，进行非法抓捕。2015年7月10号早上，我在睡梦之中，先是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门被踹开，三四名便衣人不由分说，把我反捆双手、粘上嘴、带上黑头套，绑架走，这个过程，只有一个便衣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挂在胸前的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证（这种出入证不是警官证，河西分局的门卫保洁员都有这种出入证；一年以后我知道这个人叫刘晓宇）。

2、对我进行传唤、讯问、刑事拘留、监视居住、执行逮捕，对我家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搜查、扣押，所有执行公务的法律文书都是非法的。在我被非法讯问了三天以后，刘晓宇搬来了几大摞盖有公章的各种公安专用法律文书。也就是说这些法律文书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

3、假冒别的警察办案。在所有的讯问笔录上所签的警察的名字和实际名字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4、伪造讯问笔录。在我没有说一个字的情况下，办案人员编造出一整套讯问笔录，并且强迫我按照讯问笔录写“我的认识”或者“悔过书”。（有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证明）

5、篡改核心证据。将我说的“国民党就分化了”篡改为“中国共产党就分裂了”。（公开庭审录音能够得到证明）

6、公然践踏法律剥夺我的是聘请律师的权力。专案组明确说不批准我请律师。

7、长期对我进行酷刑和人格侮辱。长期让我坐在在地上画着一个0.7平方的小方块里，不能动弹；到了天津以后，又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充满刺鼻化学塑料味的狭小房间，坐在一个不能靠墙，脚挨不着地的高凳子上。办案人员多次威胁侮辱我说要剥掉我的皮。一天24小时有便衣武警贴身看着我，随时对我的心理和人生造成极大的威胁。

公安部一局局长孙力军操控下，将中央各大媒体相关人员变相软禁在宾馆，然后按照公安写的都有我们709人污蔑诽谤的所谓新闻稿件进行报道，直到报道以后采访这些记者出来。

8、公然践踏宪法法律，由天津市政法委秘书长在休息时当着我的面给我定罪。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而给我定罪的是时任天津市政法委秘书长张亮等人，并且不是在法庭而是在休息室给我定罪的，当时的法庭审判人员一个都没有在场。

9、公安部一局局长孙力军冲在对包括我在内的709人进行迫害的第一线。作为公安部一局局长的孙力军，不仅到天津法院直接指挥审判，而且还在中央政法委召集的会议背后，找他的主子对我进行非法定罪。

10、公然剥夺我的上诉权。为了防止我上诉，除了不给我上诉用的纸和笔以外，还给我特制了送达回执上，上面去掉了法定的讯问被告人是否上诉（我本人）这个栏目。

11、违反规定拒绝给政治犯减刑。按照规定，每得一张奖励票就要减刑三个月，我在天津监狱服刑近六年时间，得到奖励票11张，因为我是政治犯他们拒绝给我减刑。（监狱和司法局、司法部监狱局都有我的奖励票的记录）

二、709大迫害对我生活的巨大且无法挽回的影响（安全、工作、生活、家庭）

709大迫害不仅是对维权律师维权公民的镇压，而且是对中国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肆意践踏，它不仅镇压了维权律师维权公民，而且是对人的尊严毫无底线的践踏，也是对以善良、同情心、正义、良知、勇敢为核心特征的灵魂的肆意摧残。

它对人类文明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对中国14年的侵略战争，也远超过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我这里只说一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1、非法扣押的合同和物品至今没有返还。709大抓捕的同时，对我的家庭和我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搜查、扣押，直到现在这些被扣押的物品以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对外签订的服务合同，仍然没有返还，我们多次向各级机关反映、索要，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致使我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所有的债权无法实现。

2、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财务室的现金被非法拿走，没有出具任何凭证，使我们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3、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甚至剥夺，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有变相剥夺了我回归社会、发展经济自我生存的权力。

2022年9月我刑满释放后，家门口有两个保安，楼下有国保、公安民警、保安公司负责人，去哪里和见什么人都要经过批准，很多情况下，我正常的社会交往（甚至和朋友吃个饭）也不被允许；即使允许了，他们也要近身跟随。我去法院，国保要在安检门口耀武扬威掏出自己的警官证，以示他们是奉命代表国家专政机关对我进行贴身监控，我去法院立其他的民事案件，法官要和我单独谈话，国保也要在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严重影响了我在法官心目中的独立人格形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法官对我合法权利的保护。

不仅如此，他们还调查我所接触的朋友和以前的客户，致使那些欠锋锐所法律服务费的当事人不敢和我正常谈业务，甚至不敢和我接触。所以说国保口口声声说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支持我要回以前欠款的说辞完全是骗人的。国保说不会限制我人身自由，也完全是假话。

4、他们还对我进行非法监听监视。他们非法监听我的电话和微信等其他通讯内容，我用微信和其他朋友说的正常的聊天内容、商业建议，他们也威胁我的朋友；甚至我和朋友联系去拜访朋友，他们要么给朋友施加压力不要见我，要么我和朋友见面以后，他们又会找我的朋友谈话问我和朋友谈的什么内容。

甚至我在微信上公开揭露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制造709政治迫害案件，他们就和腾讯公司永久封禁我的微信号，我向中央机关控告并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至今没有依法给予任何答复。

5、他们对我进行长时间的迫害和非法监听监视，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2015年7月10日我被非法抓捕时，我妻子安装的心脏起博器正需要更换电池，由于我被抓捕、判刑、刑满释放后又被非法跟踪监视，致使没有经济能力和人身自由给妻子更换起搏器电池，从而给他的心脏和其他身体器官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于2024年7月3日逝世；2015年7月10日我被抓捕时，我的女儿五岁多不满六岁，七年多以后我出来，他已经13岁。我当时被抓夜，她夜里12点还喊着要我回去，到我七年多回来以后，女儿不认识我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叫过一声爸爸，而在709之前，每天喊爸爸无数遍。我知道在女儿和我陌生的背后是709事件对年仅几岁的女儿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

6、我刑满释放后对709案件的申诉控告也处处受阻。2023年2月14号我到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申诉材料，接待法官请示以后拒不接收我的申诉材料，更为严重的是，我到该法院的档案室查询案件卷宗，电脑显示没有这个案件。

随后我无数次向中央机关（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政法委、中央纪委）进行控告和申诉，2023年最高法院党组向全世界作出承诺，对人民群众的来信做到“有信必复”，我随即给最高法院院长继续控告和申诉材料，没有任何回复。更为荒诞的是，我给中央政法委的控告材料，中央政法委转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经过半年的审理后居然交给了被控告对象之一的天津市高级法院，我再次向中央领导和最高法院反映，最高法院居然又将材料转给了天津市高级法院。

我甚至于2025年向中央各职能机关以及中央派驻到全国的16个巡视组组长、最高法院党组派驻到天津的巡视组控告和申诉，至今没有得到答复。

2025年6月24号，最高检察院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厅，我二十七号就整理好四套控告材料，每套114页，共456页，28号快递走，给最高检察长的材料30好签收，给最高检察院控告厅、检察侦查厅的材料7月2号签收。

三、孙力军政治团伙制造的709政治大迫害事件为什么把矛头对准了我和我的锋锐所呢？

具体原因是：

1、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纳和保护了众多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如陈海律师、刘晓原律师、周立新律师、王宇律师、王全章律师、李昱涵律师、刘四新等律师还有杜导斌、张耀杰等民主人士，还有众多的人权扞卫者。

2、锋锐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中国很多访民伸冤、宗教信仰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案件，被攻击为炒作热点案事件。锋锐所从成立到709 案件爆发的 2007-2015 年间，代理了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维权事件：三鹿毒奶粉案、黑龙江建三江非法培训基地（又称黑监狱）的撤销，还有曹顺利案、范木根案、叶红霞案、天理案、朱承志案、冀中星案、杨佳案、艾未未案、伊利哈木案、吴祚来案、夏业良案、铁流案等等。

这些案件中更典型的有：

（1）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徐纯合案件。无辜农民在过车站安检时没警察枪击身亡，公安部领衔的调查组居然认定是徐纯合袭击警，央视配合调查组做出了定性式报道。这引起全世界的不满，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前去调查真相，我发表声明支持调查真相，强调不能容许警察随意对公民开枪。这在对我的讯问、起诉、判决书中我被污蔑为“对抗国家政权机关。

（2）发生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锋锐说工作人员举牌抗议高级法院不让律师复印卷宗事件。在 2002 年，江西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案件。经过几次审判，公民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被省高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四名被告人多年申诉，但律师们却在法院的阻挠下始终不能依法复印案件卷宗。2015 年 5 月，律师们已连续 10 多天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举牌，要求复印卷宗仍然没被允许。锋锐所工作人员到江西省高院门口支持律师，要求省高院允许律师复印卷宗。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认为锋锐所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该工作人员处以十日的行政拘留处罚。中央电视台于 25 号在黄金时段的专题栏目中，对对锋锐所工作人员进行大肆污蔑。我授权锋锐律师发文对央视进行批驳 。这也是孙力军政治团伙对我和锋锐所进行疯狂迫害的重要原因。对我的讯问、起诉、判决书中，都将此作为我的罪证。（2016 年 12 月 21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刑再 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江西方春平四名被告人无罪）。

（3）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助理张淼案件。2015 年 7 月 9 日夜近 11 点，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看守所 9 个月的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助理张淼被无罪释放。我作为张淼的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将张淼关在“黑监狱”一个多月，其中有三天四夜不让张淼睡觉，这是典型的非法拘禁和酷刑，是中国法律所禁止的。于是，在张淼被释放几个小时后，7 月 10 号早上，我和当事人及亲友在宋庄 7 天酒店休息，我的房门被踹开，被绑架走。

3、我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对北京市司法局为了讨好薄熙来而制定非法限制外地律师进京的土政策进行控告。北京市司法局就和孙力军政治团伙勾结起来对我和锋锐所进行疯狂迫害。

从以上不难看出709政治大破坏，完全是孙力军政治团伙对法治和人权的蔑视，也是对公益和善良这些人类最宝贵精神财富的野蛮残杀。

四、人权律师又应该如何帮助社会呢？

人权律师是法律底线的守护者，是弱者的依靠，是对权力滥用的抗衡者。是公益和良知的代表，是极其稀缺的正义力量。

首先大家要团结起来，不仅团结人权的是，还要团结维权公民，向社会大众传播以公益和良知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与法治理念，还要向大家传播具体的维权方法和步骤。同时也要克服恐惧，以勇敢的信念和一切残害人权的行为做斗争。

五、为什么要记住709政治大迫害，我们希望得到社会各界怎样的支持

709是一场系统性剿灭法律人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运动，是法治沦陷的标志。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记住它就是要把那些侵犯人权、践踏人类基本良知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被人类文明抛弃了，我们为什么与人类基本文明有如此天渊之别。我们记住709政治大破坏，就是要让中国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世界，就是要让人类社会变成一个充满爱、公益、良知、勇敢美好世界！

我们呼吁：

1、彻底推翻所有的709判决，使所有709受迫害者及其家属得到平反昭雪。

2、严肃依法追究制造709政治迫害事件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所有成员的法律责任。

3、启动国际法律机制调查。

4、声援、支持仍在狱中或被非法跟踪、监视、监控、噤声的中国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

周世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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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周世鋒律師資訊                                                                      2025年2月1日

本網編輯按：2015年7月9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當局在多達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約談了300多名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及其親屬等。而周世锋在2007年所創辦的鋒銳律師事務所，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周世锋、王宇、王全璋、谢燕益、江天勇、李和平、劉曉原等人權律师接连判刑、被捕、拘留、約談（也稱709大抓捕事件）。周世锋律師在2016年8月4日被天津市一家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新華社稱為「重大犯罪集團」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創辦人周世鋒律師，曾榮獲「北京優秀律師稱號」。自1995年執業以來，他代理過「三鹿毒奶粉案」、作家鐵流被控「非法經營罪」案、北京維權公民葉洪霞被控「尋藐滋事罪」案等等。

公共網路圖片。

民事起诉状

原告：周世锋，男，身份证号410522196411180077，刑法学博士，电话13241550118，住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桃源公寓。

被告：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3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61136T。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联系方式：0755-86013388。

案由：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解除对原告微信账号（微信号1：zhoushifeng894385;微信号2:wxid_qqp5i9ioqww122）的永久封禁，恢复所有社交场景功能；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道歉，并在微信平台发布公告，澄清原告无任何违规行为；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账号封禁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十万元（世界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力是金钱根本无法衡量的，原告这里的金钱诉求仅仅是一个态度）；

4、将被告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积极充当孙力军孟建柱打手，用永久封禁原告所有社交场景功能的手段，报复原告揭露孙力军孟建柱政治团伙制造709政治迫害特大事件的行为的相关材料立即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报告。

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

原告在微信创建初期就开始使用微信号微信号1：zhoushifeng894385，到了2023年又增加了微信号2:wxid_qqp5i9ioqww122），在这些年的使用过程中，原告一直秉持良知、公义的原则使用这两个微信号，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

2024年11月22号，原告早上醒来发现两个微信号都给朋友发不出去微信信息，显示：账号违规，以下功能被限制中   永久无法解除限制  所有社交场景功能  限制原因：互联网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并且明确告知被告封禁原告所有社交场景功能的原因是原告揭露孙力军孟建柱串通起来制造震惊世界的709特大政治迫害事件，被告的行为证明其是孙力军孟建柱政治流毒。但是被告死心塌地充当孙力军孟建柱打手，拒绝给予积极回答。

被告在未提供任何具体违规证据、未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的情况下，单方面永久封禁原告的微信账号，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的日常生活、工作及商业活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经济损失。

被告将我的两个微信号永久封禁，致使我孩子学校发的交餐费通知收不到，导致孩子几次没法正常就餐；2024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女儿比平时放学早三个小时，家长群发了消息，因为我的微信被永久封禁没有能够接到消息，致使未成年女儿在冰冷的冬天一个人在校门外等了很久；我从网上给女儿投医保，因为账号被封，没法进入程序，所以不能买医。我的水电气费也不能从微信小程序中交；我给停车场缴费，小程序打不开；国务院的投诉小程序也无法打开。

社会交往方面，我和朋友们甚至无法和微信朋友一对一聊天。

朋友给我发微信信息，显示的是“对方账号异常，暂无法接收信息。“尽管微信早已声名狼藉，但是利用垄断平台给给原告造成了负面影响。

需要说明，并不是原告把被告看得怎么重要，而是被告利用了人类共同的资源，骗取了原告的信任，而又对原告进行伤害，这是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诚实用户的亵渎，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如果原告对被告的非法、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保持沉默，就是对自己、家人、朋友、社会的不负责任。

被告的行为是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践踏。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通过教育和社会参与实现个人发展。微信骗去了原告的信任后，成为了原告的社交工具，还是原告参与社会活动、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重要工具，被告公然违约导致原告无法正常使用微信，严重阻碍了原告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剥夺了原告作为社会一员的基本权利。

    被告的行为是对宪法和法律的公然蔑视。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还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宪法权利和人格权，具体如下：

1. 侵犯了原告通信自由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微信作为一款即时通信工具，是原告与他人沟通的重要渠道。被告在未提供任何具体违规证据的情况下，单方面永久封禁原告的微信账号，严重限制了原告的通信自由，违反了宪法保护公民通信自由的基本原则。
2. 侵犯了原告人格尊严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被告在未提供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封禁原告账号，并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对原告的社交行为作出负面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声誉。
3. 侵犯了原告财产权。原告的微信账号不仅是社交工具，还承载了原告的商业活动和个人财产（如微信钱包余额、商业联系人等）。被告的封禁行为导致原告无法正常使用账号内的财产和资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
4. 违反了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在未提供任何具体违规证据的情况下，单方面封禁原告账号，违反了《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关于用户权利保护的约定。

    综上所述:

被告的行为是对原告控诉孙力军孟建柱政治团伙制造709政治大迫害的报复，是被告充当孙力军孟建柱政治打手的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必须将被告该相关材料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被告的行为严重践踏世界人权宣言，阻碍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阻碍人类文明进步，必须予以强烈谴责；

被告的严重侵犯原告的宪法权利和人格权，给原告的日常生活、工作及商业活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此，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每个诉求。

此致

北京互联网法院

周世锋

2025年2月1日

附：

1、身份证复印件

2、微信账号被封禁截图

3、原告与被告沟通截图

作者：李承鹏                                                    2022-12-31

在不义的时代，写史是最后的正义了。

坑姐写：殡仪馆的车终于到了，一辆蒙着灰的大金杯，两个穿着隔离服的工作人员熟练且沉默的将姥姥遗体装进尸袋。尽管早已知晓送去殡仪馆也不代表能立即火化，冷柜是早就没有了，姥姥的遗体只能摆在地上……等待前面排队的一千多位往生者化作飞烟。即便有心理准备，还是在后备箱打开的那一瞬间，泪如雨下，四五具尸体像码垛一样堆在后车厢内。我亲爱的姥姥，那个慈祥善良的小老太太只剩下密封袋外随风飘动的名字标签，逝者的尊严荡然无存。无法做最后告别，工作人员还要赶去邻近小区接走最后一位带标签的乘客……

老北写：刚才，我父亲走了，他还是没逃过这场谋杀。

老北是那个在2003抗击非典成功后跑西班牙请皇马赴华举行了那场庆祝比赛职业体育经理人。那一年他爸挺过非典，这一次，太多人没挺过新冠。

枫子写：母亲门都没出却阳性发烧，送医院，地板上全是人。需要呼吸机，大夫说“现在医院没有呼吸机，一台都没有了”，我说“哪里能买到，我们花钱”。大夫“花钱也买不到，外边也没有了”“没床位了，让她先在过道躺下”。只好回到家中，晚上她越来越难受，打个盹，人已走了……

2022年底，曾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南方周末》却推出新年献词“总有奋不顾身的相信”——这让人相信，它那奋不顾身的样子，就是顾头不顾腚。相信就是相信，以奋不顾身姿势才可以够得着的相信，那是拉胯。

和这个国家很多部门的毛病一样，总是以拉胯解决自信。

我从来不写年度总结，一是怕鸡汤嘌呤太高，再就是我一直不明白年度与年度有何区别。你看，三年前的今天，你想象不到再过几天武汉就将大难临头，火葬场尸积如山；三年后的今天，你也想象不出首都北京的火葬场还花多长时间才能烧完那些尸体。三年前，李文亮必须签保证书“我错了，那不是病毒，明白”；三年后，你去办死亡证明也得签承诺书“我承诺，逝者XXX非因新冠病毒肺炎去世，若有隐瞒，愿负一切责任”。你也不敢想象三年后，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没有选择权，你连布洛芬都没得选，哪敢选择明天。

所以，2019年—2022年，是一年。其实1949年—2022年也是一年。

如果一定要为悲惨的2022年写点什么，就写一封信吧：

我看了太多运尸的视频，那一排排手推车如沉默的河流缓缓向前，没有呜咽，甚至没有声音，活像队列排队做核酸，这三年来这些老人一直做核酸，一直做，做到了火葬场。看着那一眼望不头到的推车上裹着黄色袋子的尸体，有时候我想，怎么可能忽然死这么多人，兴许有些老人还有呼吸，他只是假死，要是暖气开得够足，就还有救。但最后我确定，他们已是它们，没有生命迹象，没了温度，没了弹性，很快会在大火之下成为无机物。

其实不会很快，他们得等上很久才能火化，运气好的单烧，级别不够的，就混烧。中国人爱说往生，那些老人们像货物般被扔在地板、过道、方舱、冰柜里，短时间不得往生。在这个大力提倡二十四孝的国度，病了进不去医院，死了进不去殡仪馆，如果混烧都排不上，就只好用货拉拉把老人拉到外地去烧……多么黑色的电影题材：一群儿女坐着货拉拉鬼鬼祟祟拉着一具尸体开往邻省，荒山野岭，伸手不见五指，忽与另一辆运尸的货拉拉相撞，由于害怕路警查超载、联防巡夜，心虚之中匆忙分手，却开错货拉拉，待火化之时才发现搞错人了……两伙儿女疯狂地想：怎么换回来，去哪儿换回来，找谁换回来！？

忽然此时，巡夜的联防如神兵天降包围了他们，厉声问尸体怎么回事。这群儿女当然是无法证明这个老人是谁。要知道在我国，即使在城里手续齐全，你也不能轻易证明你妈就是你妈。

电影名就叫：《烧》。

是的，我的2022，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不配拥有红色的尊严，总得守住黑色的幽默。

这一年，死了很多人。有贵阳转运方舱的大巴，有乌鲁木齐的大火，有上海封城时翻身跳楼的小提琴手、被一张核酸证明憋死在自家医院门口的护士、做不了透析剧痛而死的老人，有西安孕妇腹中流产儿，还有苏州一个28岁青年感染后独自隔离，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当父母赶来找到他时，身体已硬了，父母当街大骂XXX……太多，我实在记不清。他们死法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本不该死。

虽说智利诗人聂鲁达说过：死亡是针每个人的一件忽然的事。但他们的死并非忽然，而是谋杀。要是那天领导因心情好，临时换了个决定，他们就不会死。这么多人因同一种荒谬而死，概率就比殒石砸头上还小了。

首席专家梁万年：我国疫情期间并未发生大面积死亡。国家卫健委：我国防控得到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宇宙中有个天体叫黑洞，你永远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国有个组织叫卫健委，你永远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电影《一九四二》，万恶的旧社会，河南饿殍遍地，饰演省长的李雪健跑到重庆面谒蒋介石。气氛凝重，两人走在桥上。

蒋介石问：培基啊，河南这次饿死多少人。李雪健：嗯，政府统计，是，1062人……蒋介石（回头，凝视）：实际呢……李雪健：嗯……实际，大约……三百万人。

即使万恶旧社会里，那些饿殍也允许被证明死于饥荒，毕竟遭遇战乱，毕竟历史真假参半。但盛世亡灵却不被允许死于新冠，新冠肺炎也改名新冠感染，这让忌讳“光”“亮”“癞”的阿Q都感到释然……因为，新闻发言人说：中国的防疫是全球最成功的，这次放开是有秩序按步骤的。

2022年，我本以为台州中心医院挂出“热烈祝贺我院门急诊服务人次突破200万”的喜报已够让人类错谔的，没想到邯郸市进一步隆重表彰了火化场，“在局党组正确领导下，在火化场场长张广旗带领下，以最强干劲完成火化任务，在17、18日完成了每日41具的超额任务，最大限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火化需求，受到人民好评和领导肯定，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对火化场的优异表现给予全局通报表扬，号召全区以火化场为榜样，认真落实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圆满收官，争创佳绩。”

说“站在坟头上跳舞”轻了，邯郸火化场是不是想局党组率全场员工站火炉前对尸骨们载歌载舞：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2022年发生了很多怪事，表面上荒诞不经，其实都符合事情强大的运行逻辑——当一个机构组织没有了权力制约，势必也将没有舆论阻力，没有舆论阻力，势必就将拥有巨大道德优势，这种官方道德优势其实是一种洗脑方式，动员无数人满怀神圣感参与到做恶，以及对自己做恶……然后进一步巩固没有制约的权力，进一步抬高官方道德优势，是精巧的轮回效应。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2022年删贴销号喝茶达到顶峰且还会有更高峰，屏蔽真相=建立官方道德优势=极大巩固权力，最后一定落在巩固权力，符合逻辑。在缺乏常识的地方，像《总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相信》这样的鸡汤和金灿荣那种“这个民族经历了三千年苦难后，明年将真正站在世界之巅”宏大叙事，让人忘却痛苦，至少让人们以为目前痛苦是达到光明彼岸的一种必须摆渡。

2022发生了很多事，总而言之就是：你以为在疫情肆虐下，会“以人为本”，最终却成了“本人以为”……这不是一场病毒，这是一场运动。总有人问，为什么还不解封。

神龙教主洪安通，他有一款“豹胎易筋丸”，吃了就得听话，只有他有解药，不服解药就万蚁噬骨、生不如死。

总有人问，这么多人发烧阳性，美国德国提出援助疫苗和药品，为什么中方却拒绝。

钱刚先生写的《唐山大地震》里有个回忆：大地震发生后，高层领导率慰问团来到帐篷里，听说美国人发出援助意愿后，领导当即指出“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当时下面听了都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喊：“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总有人问，难道不以生命为重吗？

公元613年，杨玄感起兵。隋炀帝惊见十万反贼，说“可见天下人不能太多，人多了，振臂一呼便能起兵十万”。于是剿杀十万，连领赈粮的百姓都不放过，再杀三万。有一天隋炀帝行至东都洛阳，见大街上热闹非凡、络绎不绝，又说：还是人太多了。又杀之……

人，还是太多了。

别问为什么不进口辉瑞特效药，人民可以用身体去硬抗。新华社说“我们发扬了一种精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批评“这是绑架全体国民跟病毒碰瓷吗”，然后消号、消号……对了，也不是完全没进口，但那点量不叫进口而叫进贡，进贡给权贵。

神州大地就出现一个奇观，各群都在问辉瑞特效药，找各种渠道，没有原产的印度仿制也行，实在没有，伊维菌素也行，笃信中医的人们迅速掌握阿兹夫定、莫那比拉韦、伊维菌素、奈玛特韦、利托那韦这些生僻名字。生生把很多人逼成了《药神》。当初大饥荒时没吃的，把人人逼成了《食神》，股市乱象，把人人逼成了《股神》。总有一天，过不下去了，就会把人人逼成了战神。看看中国史上那些战神，心里就慌，三国“十室九空”，五代十国“路有饿殍”，以及屠遍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

别奇怪六、七亿人遭受刀片割喉重锤砸颅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伟大抗疫的精神内动力”论坛召开，不要眼红金灿荣、张维为、金一南这些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的国师收了160.5万，去讲《苦难辉煌》、讲《我们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讲《要让美国人习惯我们的超越》……饲料费涨了，养噬脑蛆也是很贵的。关键是，你看连布洛芬都抢不到的人在怒斥“那些举白纸的人，你们心不痛吗”，他们并不明白“我们提醒司机开反了，他一个180度方向盘就把全车人甩出车外”这浅显类比；以及那些说“感谢政府保护了我们三年，现在要靠我们自己了”的小确幸，也不明白其实是有关部门保护了病毒三年。此时你该清醒，这是顶层设计，高层的邪恶与底层的愚昧，完美结合成一种难以战胜的病毒。

2022年初，我说“有一种病毒叫傻逼，且难以治愈”。当然钟南山、梁万年、吴尊友，并非没一点本事。忍不住想起吴晗，“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忍不住想起设计八宝山公墓的林徽因怒斥吴晗：我家三代忠良，你个官僚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进步……忍不住想起诸葛亮训王朗：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至狼心狗肺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022年底，看着官媒写的金光闪闪年度总结，我卑微地只想给2022年写一封信，信里有一些碎片的声音：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我们是最后一代了”……

“孩子就是他的软肋”……

“居民自救能力差，门没锁，是他们自己不跑”。

听听，你该知道2022年马上过去，不意味2023年你会有好运。你从2019盼到2020、从2021盼到2022，这个盼望过程中破产了数百万家中小企业、上千万家个体户、今年赤字缺口11.7万亿。如果你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明白这数字意味什么……当然，被噬脑蛆把脑子噬成一碗卤煮的傻逼都数不清后面有多少个零。

中央财办副主任说：我国经济已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他还是太低调了，最新的统计：2021年经济增长8.4%。也许，全国人民都在拖后腿。

前两天看亚当.斯密谈大清的经济，有句话印象深刻：他们不允许外国的船进入港湾，他们的经济是静止的，在现行法律下他们已到达经济的顶峰。在2023年，别有侥幸心理，在历经超英赶美、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现在又轮到“快速过峰”了。快速过峰之时，却不知几多人头落地。

堰塞湖冲下，你只是爬在树枝上的其中一个流亡者，不知前面等你的是港湾，还是一记巨浪，一块坚硬巨石，也许以后每一刻你都将在漂流、在流亡，未知生死，但凭天意。

对于流亡者而言，每一天，都是你的一辈子。

最后，给2022年写的这封信将用《西线无战事》作为结尾，因为很像。故事讲的是一战时，保罗等七个德国年青人为了崇高理想报名参军，等到前线才发现远不是他们想象的，残忍、黑暗、饥饿、长官的虐待殴打，战争是绞肉机，一个个伙伴在身边倒下。保罗养伤中途回到家乡，却因不愿过多颂扬战争而遭人们非议，甚至被认为是叛徒。他回到战争，冲天的炮弹、巨兽般的坦克、绝望的战友用叉子扎死自己，鲜血像泉水一样汩汩涌出……战争胶着，看不到希望，不知何时结束，所有人感到一切很渺茫。他一直想，为什么我们要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有什么意义。

他还没想清楚，就以很路人的方式忽然被一个无名小卒从背后捅死，一点都不悲壮，一点都不英雄，甚至没有一点结束感。战争轰轰烈烈开始，极其草率地宣布结束，突然得让人们都没法接受。他于1918年10月阵亡。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因为，虽然死很多年轻人流了很多血，但双方并没有推进阵地，所以并不代表发生了战争。

所以，西线无战事。

保罗一路打仗，一路内心独白，比如“人只要屈服，就能躲避打击，但去思考，就立即活不下去”，比如“有些人提问，有些人不问，那些不问的人为自己的沉默感到骄傲”，比如“年华将化为乌有，我们终有一死”。

他最后说的那句最深刻：

“听着，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

——此致，我的2022年。

李承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