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孩催生政策对妇女生育权影响研究报告

轉自:三孩催生政策监察网络                     2025 年 3 月

 

 

前言

联合国《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世界总体生育率正在下降。在中国,由于政府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强制一胎政策,加剧了生育率的下降。 2015年,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一胎化”政策正式终结。但“全面二孩”政策并未带来政府预期的生育高潮。202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了放开三孩生育政策。此后各级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措施来鼓励生育,有少数政府部门不惜用侵犯个人隐私的方式询问妇女经期和婚育状况,以及限制节育手术和流产药物的可及性。个别地方政府并且筹备出台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多生的政策。凡此种种,民间称之为“催生”。由于生育行为主要由妇女负担,这些“催生”行为也侵犯了妇女生育自主权。

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不升反降。有报道称 2023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02,已经被列为世界经济体中倒数第二1。2024 年是华人偏爱的生肖“龙”年,全年出生人口也仅比上年增加了 5.8%。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会不会延续、甚至进一步加大“催生”力度?已经出现的一些偏激和过头的催生苗头会不会蔓延和加剧?作为一组长期研究中国计生政策、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公益人士,为了揭示目前中国各种催生政策对女性生育权的影响、以及研判未来催生政策的走向,我们做了如下研究。

 

詳細內容參見下面鏈接:

https://hricmedia.s3.us-west-1.amazonaws.com/_fad83d6f93.pdf

 

 

 

 

三八婦女節談中國婦女權益 不能忘記殘酷的「計生政策」

中國婦權蘇尚偉                                                  2025-03-08

 

 

2025年3.8 國際婦女節當天下午兩點,中國婦權加州分部的會員及其他組織的朋友一起來到了美國加州洛杉磯的中國領事館門前。在這裡舉行「三八婦女節不是慶祝,而是依法抗暴,保障婦女權利的活動。

」

回顧中國政府近40年對中國婦女犯下的慘無人道的「計劃生育政策罪行」,在沒有公佈死傷數據、沒有道歉、沒有賠償和懲罰罪犯的時候,出生率急劇下降的今天又全力催生,沒有把中國婦女的基本權利放在眼裡,又野蠻地回到50年代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催生。

 

中國婦權洛杉磯負責人蘇尚偉在發言者中說:自中共建政以來,一直在打壓女性權益倡導者。殘酷地剝奪了婦女生育自由,實行了幾十年的強制計劃生育,他們犯下人類最邪惡的暴行,可謂罄竹難書,數以千萬的胎兒被強制墜胎,被無辜地剝奪了生命,同時母體受到嚴重的摧殘。他們仍容忍賣買婚姻和家庭暴力,這些女性的現況慘不忍睹。

 

蘇尚偉說:與此同時,中共也壓制女性在社會和職場中的平等權利, 並以各種手段扼殺女權聲音。無數個「李雪宜」的社會活動人士,為婦女權益而發聲,結果被關進精神病院或監獄。他們公然漠視女性尊嚴的殘暴行徑,已經引起全球關注, 我們再也不能沉默!

 

我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女性所面臨的殘酷現狀,為她們所有遭受傷害的而吶喊!為保障華人婦女基本人權行動起!拯救她們!

 

2025年3月八日蘇尚偉代表中國婦權發言。(中國婦權視頻/圖片)

 

有醫院關閉產科 中國出生人口不足800萬 2023新低

綜合報導                                                              2023-05-26

 

 

中國官媒中新社屬下的《中國慈善家》雜誌日前刊文,估算今年全國新生兒不足800萬。

 

中國出生人口節節下降,根據預估,今年出生人口不足800萬,再創新低,多家醫院都面臨分娩數目下降,有醫院指今年分娩數目減少一半以上,有醫院甚至暫停產科助產服務。廣東一位婦產科醫師表示,這幾年孕婦數目明顯減少,今年更為明顯,他任職的醫院至少減少了1/3。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全年中國出生人口1883萬人,達到近年峰值,隨後以平均每年減少150萬人的速度連續下降6年。

 

雖然中國全國孕婦數目銳減始於2016年,但該位醫師表示,真正感覺到變化比較大的是從2021年開始,「疫情期間很多人陽了以後推遲生育計畫。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關鍵還是年輕人不想生孩子,考慮到生活壓力,即使生也只生一個。」

 

新生兒減少,各地產科醫院面臨無人上門窘境。《紅星新聞》報導,浙江省蒼南縣中醫院7日公告,7日起暫停產科助產服務(產科門診照常開放),需要分娩的孕婦,必須到其他醫院就診。該院婦產科一名醫護人員表示,「分娩的數量很少,(繼續)幹就沒有意義了,我們去年10月份就徹底停掉了。」

 

報導又引述貴州省某縣婦幼保健院一名婦產科醫師表示,今年該院的分娩數目較去年同期下降近30%,縣城內三家公立醫院的新生兒出生率都下降,醫護的薪資也受影響。

 

近年中國多地政府推出不同的鼓勵生育措施,最普遍之一是發錢鼓勵生育。《中國慈善家》稱,武漢東湖高新區12日發布,生孩子最高人民幣6萬元的補貼,被稱「史上最強」補貼政策。

 

 

 

晚婚少生 中国青年“躺平” 如何挽救?

转载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3-03-03

 

 

中国现下不只城市青年、连农村年轻人也晚婚少生,面臨著人口红利消失的危机。两会前,中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全国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反应出什么中国独有的问题?专家又有什么解方?

 

在北京,有一对爱情长跑了8年的情侣,分别是现年25岁、从事医美行业的女方孙小姐,与在金融业上班,即将奔三的男方赵先生。双方都是北京本地人的他们,普遍来说比还未落户的外地人口多了些婚育优势,却都还在思考著是否步入婚姻。孙小姐告诉DW:“大家现在都想生女儿,比如在北京生儿子(就可能要为他置婚房),就意味著至少要挣1000万……基本上,最差应该也会出个首付二三百万吧”。

 

但这并不是让她不想生的主因。“反正我想到我下班以后,或者好不容易有个周末,还要带孩子,孩子大些要管他学习,我真的巨恐惧”。

 

对于晚婚育,赵先生则认为“思想开化了,结婚生子不能证明或代表什么,是否正式结婚、是否离婚、是否有孩子等,不能代表幸福”。

 

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青年婚育情况的一种缩影,既考量成本,也传达出了婚育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选项、有别于中国传统如“传宗接代”的声音。而这正在改变著中国初婚、育的现实。

 

中国多地民政部门,在2月中旬公布了去年度的婚姻大数据,显示各地初婚平均年龄近30岁,晚婚已然成为中国普遍趋势。而从今年初,官方公布去年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萎缩,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也创下新低。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向DW表示,目前中国的婚育年龄正在“后来居上”东亚初婚、初育年龄全球最晚的趋势,“今后将面臨严重的养老危机”、“初婚年龄还将不断推迟”。

 

为了应对,中国政府也已经出台了许多相关鼓励婚育的政策,像是四川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当地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而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更公开表示,该举措应该扩大到全国范圍施行。中国有些省份也延长了婚假,甚至还有给新婚夫妇长达30天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可能还无法全面照顾到现代生养的需求及想法。

 

婚育问题的“中国特色”

一对在上海金融业打拚的28岁夫妇,和DW分享了他们暂时还没有生小孩的计划。女方万小姐说:“一方面吧,我们也都在工作,带小孩还得请保姆,我们父母也都还在工作,把小孩丢给保母,我也不太放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Bussarawan (Puk) Teerawichitchainan提到,在老龄化的中国,曾经的一胎政策,让子女在上有老、或下有小的“三明治”情况下,照顾的力量因“没有手足”而相较单薄,即使政府现在鼓励生三胎,人们也会思量负担的问题。

 

除了基本的照顾,万小姐进一步提到,中国教育状况“真的卷”,对于“鸡娃模式(给孩子打鸡血,父母盼孩子成龙凤的行为)”她望而却步。

 

“各种兴趣班,连篮球,花样游泳,老师都还找国家队的,幼儿园也是各种卷,都开始让她(孩子)学编程了。好的私立幼儿园,还要面试父母,之前电视剧里那些,真的是没夸张……”。

 

Puk也说:“如果你考量到抚养孩子的成本,在亚洲,在追求卓越的学业表现而言,竞争非常激烈”。

 

另一项中国政策带来的影响,是结婚年龄。1980年中国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迟到男生22岁、女生20岁,鼓励晚婚(男 25 岁、女 23 岁)晚育,而鉴于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普遍在16-18岁,符合生物学时序,易富贤认为“中国也应该与国际接轨”。

 

易富贤表示,“婚育年龄的推迟,意味著生育的时间窗口缩窄,不孕率提高”,生育能力也随时间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27岁、25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从经济下手还不够

在北京,30岁的单身公务员老王(化名)表示,房价高是普遍性的问题,婚后生孩子的各项成本很高,“娶个老婆,吃喝玩乐都不痛快,我结这婚干嘛?耽误人家吗?一个人乐呵乐呵得了”。他还提到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Puk说:“中国能考虑的有项政策是,为年轻夫妇提供某种形式的住房补助或鼓励措施。没有沉重的住房成本负担,这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考虑真的早点组建家庭”。

 

然而,Puk以新加坡为例,说明经济上的补助还是有其限制。她分析,新加坡的政府补助、但得要是提供有婚约在身的人,才能预购的公共住宅(Build to Order, BTO)补助为例。

 

她说,某种程度上,经济的好处会激励了人们结婚的意愿,住房补贴也是新加坡政府鼓励婚育的方式;虽然从生育率上来看,并没有显著效果。但她也提到,是如果政府没有这些相关政策,也许数字会下滑更多。

 

同时她强调也表示,除了光是经济层面还不够,政策还需要考量到“有些事情能及时做到,但有些是需要融入改变的。尤其是在規范和文化上的改变,这可能需要花上很长时间”。

 

RFA访谈张菁/易富贤:为何中国堕胎率世界第一?

自由亞洲電台                                                            2022.07.22

 

 

(请点击声音文件链接,可收听详细内容)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teahouse/tea-07222022150402.html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推翻了对一个著名的堕胎权案的老的裁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对这个案子的裁决确认美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的自由。这个老的裁决被推翻之后,是否允许堕胎将由美国各州决定,美国联邦宪法层面不再保护妇女的堕胎权,美国多个州自己制定的禁止堕胎法将生效。

 

这一变化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而中国特别高的堕胎数量的问题也引起舆论的关注。据中国卫生部门发布的数字,过去5年来,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即堕胎数量都在950万左右。

 

中国的堕胎率为何居高不下?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周末茶馆》节目要探讨的问题。首先请听我们对美国纽约民间组织中国妇权的创办人张菁女士的影响。张菁女士认为,几十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就业现实困难对妇女的生育观有很大影响。

 

今天的节目里,您还会听到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现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医麦迪逊分校妇产科系工作的易富贤博士的观点。易富贤博士2007年曾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一书,剖析中国人口危机。

 

易富贤博士提到,中国的堕胎率世界第一,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注意到,中国堕胎文化顽固,还没有展开对堕胎与胎儿生命权的保护,孩子仍然通常被视为负担。

《中国计生政策与人口发展研讨会》讲者简介

中國婦權報導                                       2012年5月29日

 

 

 

 

《中国计生政策与人口发展研讨会》讲者简介:

 

1、楊支柱,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2010年因超生遭該學院解聘。他的二女兒的出世,引發網上大辯論,繼而演變成中國計劃生育30年以來最受人關注的超生公眾事件。他長期關注中國計生、人口問題,其文章常見刊登在中國媒體如南方周末、新快報、東方早報、新京報、現代快報等。

 

2、何亞福,曾任湛江《沿海新聞報》社記者,2002年7月創建巴比翻譯社。 2003年至今在網絡上發表幾百篇有關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的文章,其中何亞福網易博客訪問量已突破一千萬,在中國人口專題博客中排名第一,同時,他的文章也常見於《東方早報》、《第一財經日報》、《中國青年報》等。

 

3、馬建,著名旅英華人作家,其中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獲2009年英國國際言論自由圖書獎、希臘2009雅典文學獎、入選都柏林文學獎。目前該作品己有30多語種在全球發行。馬建在2004年被法國《閱讀》雜誌評為本世紀全球最重要五十位作家之一。馬建於2012年再度發表新書《陰之道》。

 

4、安努南女士(Ann Noonan)是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執行長,是宗教自由組織創辦人,也是非政府組織紐約視覺藝術家協會前會長,長期推動中國人權民主事業,尤其關注言論自由和婦女兒童權益。

 

現場還將播放短片:

 

5、女權無疆界主席瑞吉(Reggie Littler John)因事不克前來參加會議,但將在會議現場播放數分鐘計生短片。

 

6、中國婦權將發表福建“童养媳”(或称养女)與計生政策的研究短片,张羽君介紹莆田童養媳畸形婚姻现況。

 

 

 

 

澳智库:中官方政策导致新疆少数民族出生率下降

转载自德国之声                                                 2021-5-13

 

澳大利亚智库12日发布一份报告,透过分析中国官方数据发现,新疆在2017年至2019年间出生率大幅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集中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县。美联社引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十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48.74%的人口生育率下降主要集中在有许多维吾尔族丶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区。

 

根据澳大利亚一个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新疆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出生率是近期历史上任何地区已知最大幅度的下降。

 

 

美联社引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十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48.74%的人口生育率下降主要集中在有许多维吾尔族丶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区。

 

仅在2017年和2018年之间,少数民族占多数人口的县的出生率就下降了43.7%,出生的婴儿减少了16万多人。相比之下,汉族人口居多的县的出生率却略有增加。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报告共同作者鲁瑟 (Nathan Ruser) 告诉美联社,在联合国开始计算全球生育率统计数据以来的71年里,如此极端的出生率下降是前所未有的; 新疆少数民族居多的县的出生率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叙利亚内战期间的下降幅度,以及卢旺达和柬埔寨在种族灭绝事件期间出生率下降的幅度。

 

鲁瑟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是迄今为止出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这让你意识到新疆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民族镇压的规模。”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证实了此前美联社的一篇相关报道和德国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郑国恩发现,中国政府正在透过绝育丶堕胎和强迫少数民族女性装宫内避孕器来系统性地削减维吾尔族的出生率。此外,当地政府还对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人进行罚款和拘留。

 

中国外交部和新疆政府并未立即回应美联社的提问,但郑国恩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过去这段时间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政府的攻击。美联社证实,这份报告的数字是基于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

 

专家:新疆少数民族只能服从政府规定

 

美联社在报导中指出,过去四年里,中国当局在新疆不断打压与迫害维吾尔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在鼓吹分离主义的维吾尔人发动一系列爆炸和持刀袭击事件后,中国官员对维吾尔人进行了镇压,将至少一百万的维吾尔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关入再教育营或监狱。这波系统性的镇压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制裁,12日,美国丶英国与德国针对新疆人权议题举办了一场虚拟的联合国周边活动。

 

来自新疆中部库尔勒市的维吾尔人伊明告诉美联社,他的邻居中有八个人因为生了太多孩子被拘留。当他自己在2017年被关进再教育营时,他与一位老同学被关在同一间牢房,该位老同学因为有四个孩子而被逮捕丶拷问和审讯。

 

他说:“当他们逮捕我同学时,他们说这是极端主义的一个标志。政府开始将拥有许多孩子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联系起来。感觉他们想消灭我们。”

 

来自新疆中部库尔勒市的维吾尔人伊明告诉美联社,他的邻居中有八个人因为生了太多孩子被拘留。当他自己在2017年被关进再教育营时,他与一位老同学被关在同一间牢房,该位老同学因为有四个孩子而被逮捕丶拷问和审讯。

 

专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从目前新疆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来了解当局收紧生育控制措施背后的目的。

 

美国罗斯-豪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新疆问题专家葛罗斯(Timothy Grose)告诉美联社:“为了自我生存,新疆的少数民族会公开服从政府的规定,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或家人可能被拘留。任何反抗的迹象都可能让他们被送去再教育营。”

 

中国:少数民族妇女自愿节育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少数民族优待制度,包括固定的雇用配额和大学入学考试加分。中国政府在限制大多数汉人只能拥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允许少数民族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

 

但美联社指,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取消这些福利制度。政府支持的学者开始呼吁中国政府打击大型宗教少数民族家庭,称其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生地。2017年4月,新疆的最高官员呼吁“有效遏制非法生育”,特别是在大多数维吾尔人居住的南疆。

 

中国使馆推文被删 新疆政府为其人口政策辩护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发布的维吾尔女性不再是“生育机器”的推文被推特删除。推特指责该文违反企业规定。新疆政府周一为其人口政策辩护。

 

新疆强化计划生育 疑欲控制维族人口

 

报导指出,在中国官员眼中,目前采取的措施只是在“纠正”少数民族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府一再表示,新疆的少数民族妇女都是自愿堕胎丶绝育和植入宫内节育器的,且政策规定,汉族和维吾尔族都可以有两个孩子。

 

然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实际执行政策时,少数民族似乎成为特别严厉的节育措施的目标。中国官方数据的分析显示,自政府的新措施在新疆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县的出生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二,而汉族占多数的县的生育率下降幅度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差不多。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以汉族为主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出生率上升的情况。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鲁瑟 (Nathan Ruser) 告诉美联社,最近两年新疆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远大于中国在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的36年期间的下降幅度。在一胎化政策下,汉人受到了更严格的生育限制。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团队还发现,中国政府的官方通知显示,新疆官员被赋予降低出生率的配额,并对未能达到计划生育目标的官员进行惩罚。在一个维吾尔族人口众多的县,当局设定的生育率目标比韩国的生育率还低。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在新疆当地官员严格对少数民族执行节育政策之时,中国官员却考虑取消全国的生育限制。11日,中国官员宣布,中国的人口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增长,这加剧了人们对中国面临人口老化的担忧。

 

澳大利亚智库的报告还发现,新疆106个县级行政单位中约有一半没有公布2019年的出生率数据,这些数据本应在去年公布。鲁瑟告诉美联社:“这些统计数据已形成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地方政府干脆不公布这些数据。”

 

 

北京透过强制绝育对维吾尔人进行“人口灭绝”

受访者郑国恩                                           转载自DW.COM      2020-30-06.

 

 

郑国恩背景介绍: 郑国恩(Adrian Zenz)是华盛顿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德国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的中国民族政策专家。

 

 

新疆议题专家郑国恩 (Adrian Zenz) 2021年6月29日 发布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内容揭露新疆政府大规模的强迫维吾尔妇女进行绝育,甚至将不愿遵从指示的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他表示,这种作法宛如对特定人种所实行的“人口灭绝”。

 

 

德国之声:您最新的研究报告延续了今年初新疆机密文件“墨玉名单”揭露的一些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的重要发现,包含当地政府如何大量关押违反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维吾尔妇女。可以与我们简短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最新发现吗?

 

郑国恩:我初期针对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在新疆透过建立大规模监控体系与大量增加警察的数量来实行维稳计划,接着维稳计划渐渐转型成透过大量关押维吾尔人来控制他们。在维吾尔人被大量关押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政府透过打压维吾尔人的文化与宗教信仰对他们实行“文化同化”。换句话说,中国政府试图对维吾尔人展开“文化灭绝”。

 

新疆强化计划生育 疑欲控制维族人口

 

根据美联社的调查报道,中国当局正在新疆地区强化针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措施,同时又在暗中鼓励汉族人生育。一些专家指出,这是在通过人口政策进行变相的种族灭绝。 (29.06.2020)

 

我最新的研究与上述的研究结果都有关连,但是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开始慢慢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我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正在透过不同手段来大规模的抑制维吾尔人的生育率。

 

刚开始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的生育率控管看似是在实行现存的法律,但是我透过官方文件与其他公开资讯所得到的证据却显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超越了实行现存法律的范畴。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的生育率抑制到比政府规定还低很多的程度,我所获得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公然要求特定族群的妇女装上避孕环。

 

此外,新疆境内有两个维吾尔人居多的县还订定了非常明确的绝育目标。这两个县的目标后来成为新疆政府在南疆推行的免费预防生育手术政策当中的重要指标。

 

德国之声:您在近期发布的两项研究报告中都不断强调,新疆境内维吾尔人居多的地区之生育率近年来不断下降。您认为这可以证明中国政府正在强行控制维吾尔人与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口成长吗?

 

郑国恩:这是肯定的。我的研究结果显示新疆境内生育率下降最明显的地区,都是维吾尔人为主的地区。其中一个地区甚至将2020年的人口成长目标设为接近零,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政策。

 

新疆政府也向居住在南疆偏远地区的维吾尔人推广免费的预防生育手术,而我所获取的一些官方政策文件甚至威胁维吾尔女性如果不配合政府实行的生育控制计划的话,他们便会被送进再教育营,而这些大多是维吾尔人为主的地区。

 

德国之声:根据您最新的研究结果,您认为部分学者以“种族灭绝”来形容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一事是恰当的吗?

 

郑国恩:我比较倾向用“人口灭绝”来形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行强制绝育计划一事。当中国政府极力防止维吾尔人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中国政府在2015年至2018年间号招至少200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新移民移居新疆。这些新移民大多居住在乌鲁木齐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所在区域。虽然我无法掌确切资料,但是我认为大部分新移民应该都是汉人。

 

新疆政府透过三种策略来大规模抑制维吾尔人的人口成长率。首先他们以提供免费土地丶高薪工作与生活费补助来吸引汉人移居新疆。此外,新疆政府也不断向新移民推广汉人与维吾尔人的通婚。他们同时也透过强硬手段压制维吾尔人的生育率,而当我们把这三个策略加在一起时,它便形成了所谓的“种族霸权”的情况。

 

德国之声: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的策略也出现了一些转变。从一开始的大规模关押,到后来对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人开始透过强迫认罪的方式,被当地政府从再教育营转至监狱。您有观察到中国政府的策略转变中出现什么样的脉络吗?这个脉络背后又有怎样的逻辑呢?

 

郑国恩:从今年二月全球数家媒体一同发布的新疆机密文件“墨玉名单”,我们便能观察到很多在2017年与2018年间被关进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被当地政府释放回家接受持续监控,或是被转至新疆境内的强制劳动系统。然而,近期不少媒体报导也揭露不少维吾尔人被新疆政府从再教育营“释放”后,便被转往境内的监狱。我们必须记住再教育营只是新疆政府建立的大型法外体系中的一环,这个系统中的其他环节不一定与再教育营有关。

 

透过官方文件与公开资讯,我们了解有一部分的人仍持续被关于再教育营中,而对于他们在营中的遭遇,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此外,我也透过分析各再教育营夜间开灯的规模与频率,来预估大约还有多少再教育营仍在运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去年底宣称大部分维吾尔人都已获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根据分析结果评估,或许有部分维吾尔人已获释,但是再教育营中仍有其他人员在。这是个不断发生的情况,而透过这些线索,我可以判定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建立长期控制社会的机制。

 

德国之声:过去几年,人权组织与关注新疆议题的学者不断呼吁各国政府针对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一事向北京施压。您认为国际社会能透过哪些行动向北京施压呢?

 

郑国恩:国际社会的责任一直都很明显,他们第一步能做的便是公开谴责中国,但多数政府连这一步都无法做到,即便有些政府发声谴责中国政府,他们的声明多半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国际社会能透过联合国大会或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向中国政府施压。事实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昨天便针对我最新的研究报告发布声明,强烈的要求联合国针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做出的迫害进行调查,去理解北京的行为是否符合“种族灭绝”或是“危害人类罪”。周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中的多国成员将在他们国内的国会,针对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一事展开质询,希望他们的政府能采取实际行动来向中国施压。

 

 

張菁:社會撫養費廢除 中共欠百姓道歉和賠款

中國婦權  張菁                                                           2021-07-20

 

中共中央、國務院2021年7月20日發布《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取消「社會撫養費」並廢止相關處罰規定。但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隨後也發布上述決定的權威解答,宣稱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仍然是計劃生育」。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就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並取消「社會撫養費」等製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提出29項政策要求。這項決定宣布,取消取消社會撫養費,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並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鉤。依法依規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對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矛盾較為突出的地區,加強宣傳倡導,促進相關惠民政策與生育政策有效銜接,精準做好各項管理服務。

 

什麼是臭名昭著的「社會撫養費」?

 

中國婦權張菁指出:「社會撫養費」這個稱稱謂是幾經演變的中共計劃生育制度衍生的怪胎,40年來,從「超生罰款」到「計劃外生育費」,再到「社會撫養費」,變換著名稱花樣,榨取了無數中國人的血汗,為交不起這個費用而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今天「社會撫養費」一紙行文說廢除,中共幾十年的罰款收益也被一紙勾銷,黑賬黑蓋,鉅額罰款哪裡去了?那些被交不起罰款被逼死的冤魂,卻連「道歉」兩個字都得不到。

 

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控製過快的人口增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計劃生育國策,“超生”成為一種需要糾治的“違法”行為,「超生罰款」相伴而生。

 

1992年3月,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財政部、國家物價局聯合頒布《計劃外生育費用管理辦法》,明確計劃外生育費是一項為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對計劃外生育者徵收的補償性資金。 “超生罰款”開始由單純針對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轉變為帶有限制性和處罰性質的行政收費。

 

1996年出台的《行政處罰法》進一步明確對於超計劃生育的不得給予罰款,但可以徵收「計劃外生育費」。

 

2000年3月,中央8號文件明確規定實行社會撫養費徵收制度。同年,財政部、國家計生委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將「計劃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養費」。

 

2002年8月2日,國務院公佈了《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自此社會撫養費完全取代「超生罰款」,並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從超生罰款到計劃外生育費,再到社會撫養費,雖然叫法不一樣,法律性質也在變化,但是實際上都是通過經濟手段來影響公民的生育意願。

 

但是,「對之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生育三孩的,是否還徵收社會撫養費?」,解答則稱:「已經依法作出徵收決定並執行完畢的,應當予以維持;已經作出徵收決定但尚未執行完畢的,已經徵收部分不予退還,未徵收部分不再繼續徵收;尚未調查或作出徵收決定的,不再受理、處理。」

 

對此,中國網友議論認為中央既已取消「社會撫養費」,那就是生四孩五孩也不罰,形同全面開放生育。張菁則質疑中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對老百姓說過一聲「對不起」嗎?罰款逼死人要追究嗎?百姓所繳交的罰款還退嗎?

王藏先生為紀念千千萬萬受害於中共計劃生育而未能存活的孩子而作。

貴州超生被罰款的農婦。(中國婦權義工攝影)

 

 

張菁:郑爽棄養私案 國家公器猛批的背后原因

自由亞洲電台採訪報導

 

按:中國女星鄭爽「代孕門」引發中共官媒新華社等口誅筆伐。鄭爽被定性為「視公序良俗為兒戲」的「失德藝人」,其演藝生涯遭遇滑鐵盧。有美國的婦權人士指,代孕中產生的糾紛,可循民事入稟法院解決。黨媒動用輿論資源做道德判官,動機並不單純。

粵語語音報導鏈接: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n-surrogacy-01282021151342.html

                                                                           (馬立克/胡凱文 報道)

 

 

新華社上周五(22日)於微博「新華視點」發表題為《新華社評鄭爽事件:讓失德藝人徹底涼涼》的文章,指中國視協電視界職業道德建設委員會就「演員鄭爽疑似代孕棄養」事件發聲,指出「藝」是成就事業之本、「德」是安身立命之根,批評「明星藝人作為公眾人物,豈能漠視生命、踐踏道德底線,視公序良俗為兒戲?」

 

新華社狠話發出後,鄭爽的演藝事業遭到封殺,所有的廣告代理合約,形象代言人身份等全部被取消,新合約無望之下,還要面臨各種合同糾紛,如可能要就劇集被封殺向片方賠償巨額損失,令鄭爽不只「涼涼」,而且寒冰入骨。

 

一直關注中國棄養女嬰與墮胎等問題的紐約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女士向本台表示,代孕在中國早已經不是新鮮話題,不少有條件的大陸婦女近年尋求美國代孕。在美國的一些州份,代孕只要按法律進行,就是合法。

 

張菁說,中國的育兒體系,衛生情況不安全,當中包括衛生環境、嬰兒食品、計劃生育遺留的戶口與地域歧視等,現在大陸赴美產子和代孕需求在美國有很大的市場,並已經形成了產業鏈。

 

張菁:她們去找代孕有幾個方面,第一個是中國整體女性的社會地位實際上還非常的低下,女性得不到一些社會公平的對待,法律政策的保護都很難得到。那麼城市的這些職業女性,特別是像鄭爽這樣的有名氣的,也有經濟能力的這樣的女性,她自己不生就去找代孕。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計劃生育,女性越來生育的越少。

 

張菁表示,鄭爽在美國先找代孕後被指棄養嬰兒,種種問題都可以透過法律解決。一個美國的民事糾紛,被黨媒調動全社會輿論批判,她分析宣傳系統有其他的考量。

 

張菁:開放二胎想要號召人家去生二胎的基本上很難,達不到預期的出生率。大家都知道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老年化社會,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有人自己不生還要找外國代孕,這是一個很壞的風氣,這個風氣就會把中國的出生率越帶越低,因為政府這些年來已經習慣了,他讓你生你就生,你必須得生。叫你不生你就必須不生。現在政府叫你生的時候,然後居然還有人跑到外國去生,所以政府一定要高調的站出來,要阻擋人們往這個方向去走。

 

在國內,有關「鄭爽張恒孩子出生證明」閱讀量已達到45.8億次,討論有69.2萬次。有網友為鄭爽申冤,指討論已經達到文革式批判。少數網民回顧鄭爽整個代孕過程,認為她是個努力追求婚姻、感情、美國夢的女藝人,無異於中國其他男女藝人,而且當下不知有多少中國人都希望自己有個美國籍後代。又認為她在情感受挫並與男方出現紛爭的低谷時,被國家宣傳機器和文化管理機構下如此黑手,對一名掙扎在演藝圈的女藝人來說,是醜惡無比,不忍目睹。

 

張菁就指,疫情下一年多來大陸民眾喘不過氣,民眾精神已現病態,拿一個年輕當紅女藝人,海外代孕、男女關係、棄養等八卦,到國家道德層面操作,可以引開民眾對疫情的視線,實為一石多鳥。

 

29歲的鄭爽是大陸知名女星。本月中,其前男友張恆發帖稱自己在過去一年一直在美國照看兩名滯留的孩子。事件引起關注,有關鄭爽在美國尋求代孕的消息迅速發酵。當事人至今未正面回應代孕和棄養的指控。資料顯示,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兩名孩子(一男/一女)在科羅拉多州(Colorado)和內華達州(Nevada)出生,孩子的登記父親是Heng Zhang,母親則為Shuang Zheng,與張恒及鄭爽的名字拼音相同。

 

 

舊文重提:美國借腹生子後 她自己開公司賺回來

端傳媒                                                                                     2015-11-18

 

 

九個月前,一個受精胚胎被植入美國人Holly Conrad的子宮,卵子和精子來自一對中國夫妻。

 

2015年6月的一個下午,31歲的美國單親媽媽Holly Conrad平生第二次躺在產台上。然而這一次,她肚子裏的女嬰與她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九個月前,一個受精胚胎被植入Holly的子宮,卵子和精子來自一對中國夫妻。

 

孩子比預產期提早了一週出生,她發出人生第一聲啼哭時,她的中國父母正在太平洋彼岸手忙腳亂打點行李,準備登上越洋飛機。兩天後,大洋兩端的母親終於在美國馬里蘭州的醫院相見。

 

Holly形容,中國媽媽第一次見到女兒的那一刻,是她此生見過最美的場景:中國媽媽露出不可思議的驚喜神情,有那麼一兩秒,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孩子真的降生到世上了。「她把孩子抱到懷中親吻,激動流淚。我突然覺得,自己做得太棒了」,Holly的聲音裏滿是驕傲。

 

圖:Wilson Tsang / 端傳媒

 

尋找子宮

 

Holly對她合作的中國夫婦的背景知之甚少,只知道女方屬於懷孕高危人群,無法親自懷孕生產。

 

在Holly懷孕的十個月中,她白天照常在電召公司上班。「反正都是坐着,懷孕和工作相互不影響。」 晚上,接回四歲的親生女兒,料理完家務,她就把耳機貼在肚子上,反覆播放中國夫婦錄製的一段錄音。Holly聽不懂中文,只分辨出孩子的父親在錄音中温柔輕聲地哼了一首歌。

 

每次產檢後,Holly第一時間就會給中國夫婦發去超聲波照片和檢查結果單。跟孩子相關的事情她都牢牢記得、做好筆記,因要一一與中國夫婦分享。有時,她會與中國父母視頻對話,但需要中介公司人員擔任翻譯。

 

2014年,Holly向波士頓代孕中介公司Circle Surrogacy報名成為代母,這家公司每月接到1500個代母申請,其中1.5%的人通過考核。

 

公司創辦人John Weltman透露,公司直到兩年前才接第一單來自中國大陸客人的委託,但大陸的代孕需求增長迅速,如今,公司15%的客户來自中國,他估計,明年中國客户數量將超越法國,成為僅次於美國本土的第二大客源地。

 

Weltman對來自中國大陸的代孕需求增長並不感到意外,儘管費用不菲,赴美代孕仍在不少中國人的可承擔範圍內。「中國的人口基數龐大,1%的最富有階層也超過一百萬人。」由於代孕市場不受聯邦法律監管,還有不少沒有通過代孕中介進行的代孕合作,每年美國代孕嬰兒出生總量仍是一個謎。Weltman憑20年的行業經驗估計,美國一年約有2000到3000宗代孕,但難以估計其中多少嬰兒的父母為中國人。

 

公司華語諮詢專員Eva Yu透露,中國客人多為中產以上的專業人士、白領或生意人,他們遍布全中國,多分布在北京、上海、江浙、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

 

今年40歲的上海人張琳達便是眾多中國赴美尋找代孕母親中的一個。

 

2013年9月的一天,在加州一家婦產科診所的產房裏,張琳達正緊張地準備迎接她的次子。然而這一次,孩子並無在她的子宮裏呆過一刻。她緊緊攥着處在半麻醉狀態中、即將接受剖腹產手術的美國代母的手,安撫她不要緊張。

 

「我跟她説,現在正是中國的子夜時分,按中國傳統是吉時。」張琳達説,代母聽了特別高興。

 

手術的確很順利,但張琳達仍緊張得不敢親手剪孩子的臍帶。「不過我是第一個抱他的人!」她反覆説。至此,自簽下代孕合同起就壓在她心頭14個月的大石頭,才終於放下。

 

張琳達因子宮疾病無法生育,再婚後想再要孩子,妊娠代孕成了她最好的選擇。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即由她和丈夫提供卵子和精子,完成體外人工受精後,將胚胎植入代母子宮。這種代孕方式確保代母與嬰兒沒有血緣關係。

 

中國藴含着巨大的代孕需求,與張琳達同病相憐的人數以千萬計。

 

 

中國人口協會在2012年發布報告稱,中國不孕不育患者已超過四千萬,佔育齡人口的12.5%。20年前,這個數字僅為3%,中國的不孕不育患者人數正高速攀升。

 

做出代孕的決定後,張琳達與丈夫飛到美國物色代孕中介公司,簽約後,開始面試代母和服用誘導排卵藥物。選定的代母也需服用激素藥物來調節週期,使子宮處於最佳的受孕狀態。張琳達和丈夫到診所取卵取精後,醫生在顯微鏡下用毛細管將精子注入培養皿中的卵泡,受精五天後,再將合格的囊胚植入代母的子宮。

 

Linda Zhang站在自己成立的一个提供合法美国代孕服务的公司里。2013年,通过代孕,Linda Zhang的二儿子在美国出生。在此以后,Linda Zhang成立了该公司。

 

張琳達站在自己成立的一個提供合法美國代孕服務的公司裡。 2013年,通過代孕,張琳達的二兒子在美國出生。在此以後,張琳達成立了該公司。攝 : Yue Wu/端傳媒

 

 

確認代母受孕後,張琳達每天在家中計算離預產期還有幾日,「就像奧運開幕倒數似的」。代孕過程的每一步都有風險,對張琳達來説堪稱步步驚心,充滿對外人難以言説的壓力。

 

她還擔心,昂貴的花費最終會打水漂。為了代孕,她前後總共花了13萬美元。其中,代母報酬、中介獲利、體外人工受精費用各約三萬美元,醫療、保險、律師費用約四萬美元,兩次來回中美旅費、孩子出生後全家在美國停留一個月的費用約三萬美元,另有孕婦置裝費、營養津貼等雜費。

 

若需要購買卵子,費用需再加約15000美元。若因故要多次來回中美,或代孕任一環略有差池,總支出將逼近20萬美元。

 

跟其他收費代孕合法的國家如印度、烏克蘭、俄羅斯等相比,美國的代孕費用高出不少。在印度,代孕費用低於四萬美元。

 

 

 

張琳達做了長達三年的代孕研究,發現泰國代母多是家庭經濟條件差的婦女,集中生活在環境堪憂的「代母集中營」,她擔心對嬰兒健康有害,她對印度等國的醫療條件也不放心。

 

2015年10月,印度政府宣布,將立法禁止印度女性為外國人提供商業代孕,泰國在同年2月已通過類似法例。

 

 

在中國,本國和國際代孕皆被禁止。早在2001年,衞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就載明,禁止買賣配子、合子、胚胎,以及任何形式的代孕。2015年4月,國家衞計委等12部委更聯合印發通知,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針對非法代孕的嚴打行動,目的是「維護正常的生育秩序」。

 

雖然法律明令禁止,中國代孕黑市存在已久。張琳達説,她聽過不少非法代孕的悲劇傳聞,譬如雲南大山裏的代母流產了,卻聲稱仍在懷孕,委託代孕的夫妻月月按時付費,最終卻沒有如願得子。也有的父母抱回了孩子,一驗DNA,發現根本不是自己的小孩。由於法律不保障代孕合同,她早早就排除了在中國找非法代孕這一選項。

 

張琳達轉而將目光投向了美國。目前,除首都華盛頓特區、紐約州、新澤西州、密歇根州、內布拉斯卡州和亞利桑那州外,代孕在美國其他的45個州都被認定為合法或無明確法律規定。在這些州,只需申請產前法令(pre-birth order),代母便不享有嬰兒的撫養權,嬰兒出生證上將寫上代孕委託方的名字。代母也能根據代孕合同,合法得到報酬。

 

在他國代孕相關法規收緊之時,法律穩定、醫療條件優越、代孕產業較成熟的美國,成為張琳達們的首選。

 

「羞恥」爭議

 

第一回與年輕的白人代母視頻通訊時,張琳達就覺得對方「合眼緣」,見面後就迅速確定了合作關係。代孕過程中,遠隔重洋的兩人不時使用skype視頻,用英文交流。代母每次產檢後,都即時通報檢查結果,還會直播「寶寶踢我的肚子了」。張琳達説,「就像我自己在懷孕似的」。她們像兩個無話不談的閨蜜。張琳達留意到,代母的臉龐漸漸變得圓潤,肚子也鼓起來了。她沒有干涉對方懷孕期間的飲食,亦沒有提過胎教二字,但她特別提醒有全職工作的代母,儘量減少出差,注意保胎。

 

一日,當代母把嬰兒立體超音波照片放到視頻鏡頭前,大洋彼端的張琳達和丈夫感動地相擁而泣。她最要好的幾個女朋友卻充滿憂慮,擔心爭奪撫養權的戲劇化情節會發生在張琳達身上,她們問:「代母怎麼會願意把孩子還給妳?」張琳達的老父親也將信將疑地提醒她,小心別被騙了。

 

代母臨盆前幾天,張琳達與大腹便便的代母再次見面。「我親眼看見她身材變型了,臉上也長出了妊娠斑,真的很感動。」孩子出生後,她與代母仍保有聯繫。前不久,孩子滿兩週歲,代母還發來祝賀訊息。談到兩人關係,張琳達笑説:「並不是電影演的那樣殘酷、痛苦。」

 

張琳達請代母為兒子命名英文名字,出於保護隱私,她不願透露兒子的名字,只表示英文名字意為「來自上帝的禮物」。

 

Holly代孕生下的嬰兒也有個英文名:Grace,是Holly取的。當聽説中國夫婦請她為女嬰取名時,Holly受寵若驚。這個名字她考慮了好幾個星期,意為「恩典」。

 

 

Holly and her 4-year old daughter Kaylee. Holly和她四岁的女儿Kaylee。

 

Holly努力向親生女兒解釋Grace與她們的關係。她坦言,年幼的女兒不可能完全理解代孕的意義,但明白Grace出生後並不會與她們一起生活。「懷孕期間,女兒叫我Grace’s belly mum(Grace的肚媽)。」

 

 

對這個寄居在她身體內九個月的嬰兒,她沒有太多的不捨,早就為分離的一刻做好了心理準備。「我知道孩子不是我的,很高興能幫到別人,我了解那種初為人母的狂喜。」

 

18歲時就有朋友請求她代孕,她當時拒絕了,因不知道懷孕生產的感受而退縮。代孕這個概念在她心中埋藏了十多年,直到自己生了女兒、經歷離婚,Holly才覺得自己準備好了。「我是容易懷孕和生育的體質,為什麼不幫一幫不孕不育、又希望有小孩的人呢?」

 

忙於日常的Holly沒有留意到,為中國人代孕的肚媽們在網上飽受批評。一個網友留言説:「這是美國人缺錢的表現。」還有人直指,擔任代母的美國女人應該感到羞恥。但也有人認為,代孕生意是各取所需。「代孕出生的孩子=更多就業機會,聽起來是雙贏啊。」 一名網友這麼寫道。還有人調侃説,美國終於找到方法平衡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Holly坦言,代孕報酬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有幫助,但並非她代孕的目的。「我不以代孕為生。」她對端傳媒記者説,做代母是希望幫助因故不能生育的人。她至今只代孕過一次,收到約三萬美元的報酬,另有交通、營養等補貼。

 

Holly一家居住在西維吉尼亞州小鎮Martinsburg郊外的一座移動板房,並非大富大貴之家。她為喜歡打扮成公主的女兒打造了一個堆滿玩具、裝飾夢幻的玩樂間,但也會細細叮囑女兒,玩膩的舊玩具要捐獻回收、離開房間要順手關燈。

 

代孕結束後,被問到她會如何回應「為錢出賣子宮」的負面評論時, Holly沉默思考許久,才開腔説:「如果真有人只為了錢當代母,那她一定是為了錢能忍受一切。」 她認為,抨擊代母的人不了解懷孕的體驗,他們也無法像代母那樣無私。

 

「懷着別人的孩子,是更沉重的責任。」Holly答允在報導中署本名,理由是「為人代孕不是羞恥的事」。

 

讓Holly始料不及的是,代孕最煩人的部分並非外界的非議,而是來自家人朋友排山倒海的關心。「我剛決定代孕時,他們小心翼翼地問:『你會捨得小孩嗎?』,代孕結束時,他們又反覆問:『你真的還好嗎?』」交出孩子後,Holly心中沒有一絲失落感。她説,自始至終清楚明白,她在為他人代孕,最終會將孩子移交給親生父母。「除此之外,我沒有別的想法。」

 

 

Holly與合作的中國夫婦見過兩次面,分別在她懷孕滿20周時,以及他們接走嬰兒時。他們送給Holly一些帶中國傳統特色的禮物,她把其中一幅中式絲質花卉掛畫掛在客廳的當眼處。

 

嬰兒出生逾四個月,Holly與中國夫婦不時以電郵聯繫。「他們給我發孩子的照片,我也跟他們講我女兒的近況。」他們還邀請她到中國旅行,但Holly並不知道這對夫婦具體生活在中國何處,「他們好像從來沒提起過」。

 

端傳媒多次嘗試聯繫這對中國夫妻,截稿前未得到回應。中介公司普遍反映,在美代孕的中國客户因隱私原因,大多拒絕媒體採訪請求。

 

在代孕較不為人知、社會風氣較保守的中國,張琳達是少有願意公開談論代孕經歷的中國媽媽。

 

達成夙願得子後,張琳達沒有閒下來,她在上海創立了「非凡孕育」,為赴美使用試管嬰兒、代孕和月子中心服務的中國人提供全程諮詢。其網站上,代孕一詞皆以「輔助生殖」代替。由於代孕的場所在美國而非中國,她説,至今未受到中國執法方的壓力。

 

張琳達將她接受美國NBC電視台訪問的視頻,放在了她公司主頁的當眼處。其中,張琳達感謝代母,一度聲淚俱下。然而,這則新聞報導的重點並非她和代母之間的情誼,而是富有的中國夫婦到美國代孕,孩子可獲美國公民身份。隨着中國人到美國尋求代孕的案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圍繞的爭議有增無減。

 

Linda Zhang代孕生的二儿子的B超照片。后面就是美国医生和技术人员。

張琳達代孕生的二兒子的B超照片。後面就是美國醫生和技術人員。攝 : Yue Wu/端傳媒

 

 

美國憲法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人自動成為公民。公民滿21歲後,可以為父母等直系親屬申請綠卡。有人將中國父母在美代孕而生的孩子稱作anchor babies(錨定嬰兒):指外國人藉着孩子的美國公民身份移民美國,就如拋下錨的船隻安穩靠岸。

 

在代孕相關新聞網頁上, 一名網友留言説,代孕只是中國父母得到綠卡的又一途徑。化名為「disgusting」(噁心)的網友認為,中國人無可救藥,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得到美國國籍而不擇手段,他預言,美國很快就會被中國人攻陷。

 

張琳達對批評付諸一笑,認為將中國父母的動機歸結為求綠卡,「有點誇張了」。她笑説,20多歲時覺得,代孕是「萬惡資本主義的產物」,但輪到自己想要孩子而身體狀況不允許,想法變得無比單純:「我特別渴望孩子,而有人願意來幫我懷孕。」

 

孩子出生後,張琳達一家三口在美國住了約一個月,辦好了孩子的社會安全號、美國護照、出生證等證件。回到上海後,張琳達為他上了中國户口,計劃送他到附近的學區小學上學,享受義務教育。根據中國户籍制度,只要父母雙方皆為中國公民,未成年人即可上中國户口。

 

她打算等到孩子18歲時,再讓他自己選擇國籍。她深信,親人的陪伴對孩子的成長最重要,中產以上的家庭能夠給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寄望中國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很快改善」。她還認為,未來幾十年,在中國的發展機會比美國更多。「我私心也不想一家人分開太遠。」張琳達笑着説。

 

中式需求

 

張琳達光顧的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是美國規模最大的代孕中介公司之一,位於加州聖地亞哥。公司50%的客户來自中國大陸,公司CEO Mario Caballero每三個月到中國出差,正在學習漢語普通話。他每個月接到五至十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代孕案,其中95%的客户是中高收入、40歲以上、從未生育的異性戀夫妻,大多是生意人,有的是軍人。

 

Caballero介紹,有軍方背景的男性客户若不便獲取美國簽證,「也有其他辦法可以成事」,包括到對中國居民免簽的美屬塞班島,甚至無需出國,近至香港、澳門,都可完成取精。他曾聽説,一個有軍方背景的大陸人出高價,贊助美國醫師及護士飛至澳門,為他完成取精程序,再帶精子回美完成體外人工授精。

 

Caballero的太太、人工輔助生育領域律師Stephanie Caballero説,無論是上述何種客户,辦理產前法令都不成問題。尤其是在對代孕和同性戀友好的加州,嬰兒出生證上可以只寫父母一方的姓名,或寫上兩個父親或兩個母親的姓名。由於中國不承認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侶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權,有的中國男同性戀者會選擇在孩子出生證上母親一欄從缺,或將國內「同妻」的姓名放在母親一欄。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公司還派出了精通中文的諮詢專員為張琳達答疑,即將與她合作的律師、醫生,也都會講中文。Caballero還僱用了七名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他説,美國人可能因不理解中國文化而作出道德審判,而中國大陸出身的僱員會更理解中國客户的需求。

 

「當一個中國人説『我不想要女性胚胎,丟到垃圾桶吧,我只想要男孩』時,這些員工不會覺得被侮辱。」Caballero平靜利落地説。

 

他教育員工,不能將美國價值觀強加在來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身上。

 

代孕的性別篩選通常在體外人工授精時完成,客户可以指定嬰兒性別,技術上的成功率約為98%。約70%的中國顧客偏愛男嬰,尤其是男同性戀,大多希望孩子為男性。還有不少中國客人希望寶寶在中國農曆龍年、虎年等「好彩頭」的年份出生。

 

張琳達也被問到「生男生女」的問題。已育有一子的她沒有要求性別篩選,而合格的囊胚恰好為男性。

 

在日臻完善的美國代孕產業中,中國準父母可獲得量身訂造的寶寶,除了可選擇嬰兒性別、屬相、代母,不使用自身卵子的中國準父母還能選卵。年齡、種族、身高、體重、學歷、愛好各異的捐卵者的卵子,任君選擇。

 

居住在印第安納州的華僑江平在2008年因車禍痛失愛子,當時他已年過半百,妻子早前已因疾病失去了生殖能力。為了走出中年喪子的悲痛、再添子嗣,他們決定尋求代孕。

 

他們沒有通過中介公司,從卵子銀行購得21歲亞裔匿名捐卵者的卵子,在網上代孕論壇發表尋找代母的廣告。讓江平驚訝的是,有多名鄰近區域內的代母應徵。他最終選擇了一名32歲的美菲混血代母,通過代孕得到一對雙胞胎兒子,花費約八萬美元。

 

江平在個人博客上以中文詳盡記錄了他在美國尋求代孕的全過程,意外得到數十個華人網友留言,向他取代孕經。江平下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幫助跟他情況相似的中國失獨父母。

 

據衞生部《2010中國衞生統計年鑑》估算,中國每年新增7.6萬個失獨家庭,全國失獨家庭超過百萬個。甚至有人口學者估計,中國失獨家庭即將超過千萬。由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家中失去唯一的孩子,對父母往往形成致命的打擊。

 

其中一些失獨父母,已將希望寄託在美國代孕。傳聞有痛失愛子的中國父母,通過算命、靈媒等方式,希望逝去的孩子投胎到美國代母的肚子中。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的江平笑説,自己並無採用這般手法,只希望他以往虧欠長子的陪伴,能在雙胞胎身上彌補。

 

江平已作好打算,將來向雙胞胎坦誠他們如何來到世上的故事,也並不介意孩子未來「尋親」,與生理母親建立聯繫。他想起讀過幾個美國人收養的中國孩子回鄉認親的感人故事,認為這也不失為一個大團圓結局。

 

南加州聖地亞哥生育中心的Sandy Chuan醫師説,來自中國大陸準父母注重血緣關係,通常希望使用自己的卵子生育,但當女方沒有高質量的卵子、必須使用他人卵子時,中國準父母首選身高及學歷高、年輕的亞裔捐卵者的卵子。

 

 

美国地图上特意标记出来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有很多美国人愿意提供代孕服务。

 

美國地圖上特意標記出來聖地亞哥。在聖地亞哥有很多美國人願意提供代孕服務。攝 : Yue Wu/端傳媒。

 

雖然捐卵者每次捐卵可得四千到一萬美元的報酬,但美國各地亞裔卵子的供給普遍不多,有時會出現「並沒有卵用」的狀況,這或與亞洲傳統家庭文化不支持捐卵有關。亞裔卵子供不應求,售價較其他族裔昂貴,她經手的一個案子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準父母花費了25000美元才買到了亞裔卵子,但她強調,這是特例。

 

Sandy透露,也有不少中國準父母選擇拉美裔的卵子捐獻者,原因是拉美裔卵巢功能好,拉美和亞裔混血兒也外貌漂亮。「頭髮是深顏色的,會更像亞洲人。」

 

有傳聞稱,中國準父母偏愛常春藤大學生的卵子。Caballero説,中國父母的確會選擇教育程度較高的捐卵者,但出於保護隱私,他的公司不會列出捐卵者學校的名稱。

 

另類代孕

 

「社會代孕」 (social surrogacy)和「政治代孕」 兩種特殊類型的代孕,雖是代孕案例中的少數,卻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代孕種類。

 

社會代孕即具有生育能力、但因職業、身材甚至「怕麻煩、怕痛」的考量,不願意自己懷孕的女性尋求代孕。

 

與多家中介合作的律師Stephanie曾接觸過一個中國女舞者的代孕案:這名舞者正值宜生育年齡,但專業舞蹈演員的職業生涯短暫,如果此時懷孕,她會葬送職業生涯。「再等幾年嗎?那可能卵子質量和母體健康會走下坡路。」 Stephanie説。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下,政治代孕也應運而生。為規避超生懲罰而代孕,孩子若擁有美國國籍、不上中國户口,就不算作超生。

 

美國生殖醫學學會(ASRM)建議,只在準父母因真實的生理狀況而無法妊娠,或妊娠很可能導致母親或胚胎死亡時,才使用代孕。大部分美國代孕中介公司不接受社會、政治代孕委託,但不乏輔助生育診所、中美代孕中介為這兩類代孕亮綠燈。

 

2015年10月,ASRM年會暨展會在美國巴爾的摩舉行,參展單位包括一家位於上海的代孕中介。負責人向端傳媒記者表示,他們可以做包括社會代孕在內的各式代孕,收費一律為25萬美元,其中未包括準父母前來美國的食住行費用。負責人透露,生意頗為紅火。

 

同樣參展的美國捐卵及代孕倫理學會會長Wendie Wilson-Miller表示,社會代孕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議題,學會並不反對所有社會代孕。她個人經營的代孕中介公司,並不對社會代孕客户説不。她自稱秉持高透明度原則,向代母説明客户的情況,若代母仍願意代孕的話,代孕即可進行。

 

Wendie透露,多年前,事業正如日中天的美國歌星麥當娜打算生育第二個孩子,曾四處打聽有無機構可提供社會代孕服務,當時沒有醫生願意接手。

 

如今,代孕已不是新鮮事,名人代孕得子的例子比比皆是。流行歌手Ricky Martin、英國搖滾樂唱作人Elton John、美國脱口秀主持人Jimmy Fallon都通過代孕當上父親,好萊塢女星Nicole Kidman、Jessica Parker 、劉玉玲都在40多歲時通過代孕得子。2010年,香港富商李兆基的未婚長子李家傑,在美國通過代孕獲得三胞胎,「一索得三男」的新聞轟動一時,不少中國人由此第一次聽到「代孕」二字。

 

「如今情況不同了。」Wendie邊説,邊匆匆在一個呈現精子與卵子相遇的巨型掛飾下走過。約 5000名生殖學學者、醫生、商人從世界各地趕來參會,討論精子、卵子和人類胚胎的學問與生意,代孕只是其中一個他們掛在嘴邊、司空見慣的話題。

 

140公里外,產後恢復良好的「Grace的肚媽」Holly正接她的女兒歸家;12000公里外,張琳達與上帝賜她的禮物,正沉睡在夢鄉。

 

(應受訪者要求,張琳達、江平為化名。)

 

報告揭露中共強制新疆婦女節育 專家:接近“種族滅絕”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過去四年,中國政府逐步放開生育政策,鼓勵漢族多生娃,而在新疆,生育率卻劇烈降低。最新報告發現,這與中國政府對新疆的強制人口控制政策有關。專家形容,這種強制節育、絕育、監禁的作法,已接近 “種族滅絕”。美國國務院週一發聲明譴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這類非人道的虐待行為。

曾於2019年揭露中國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數據的德國學者曾德恩(Adrian Zenz)6月29日再發表一份新報告,證明中國政府對維吾爾婦女進行強迫絕育,以遏制新疆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一發表聲明並在推特上發文譴責中共在新疆的鎮壓行動,他說,”我們呼籲中國共產黨立即終止這些恐怖行為,並希望所有國家與美國一道,要求中共終止這些非人道的虐待行為。”

美聯社、德國學者揭露 中共在新疆進行強制人口控制

曾德恩疏理中國官方數據後發現,新疆兩大維吾爾人居住的城市喀什市及和田市,人口增長率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大幅下降了84%,在2019年進一步下降。這與中國政府在當地進行強制節育、絕育及家庭分居的政策有關。

曾德恩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們在撰寫這份報告時,做了幾個月的大規模研究,疏理中國官方數據、查閱相關計劃生育政策文件,以及對少數族裔婦女進行訪談。

曾德恩: “中國政府正試圖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人口進行控制,2016年以來這個政策執行得更加嚴格,已經導致在新疆某些地區,人口甚至出現負增長。”

美聯社同日發布一篇未署名的長篇調查、訪談報導,同樣疏理中國官方文件並訪談受害婦女,證實曾德恩的研究結果。

曾德恩告訴本台,他認為美聯社出於對記者的安全考慮及近期緊繃的美中關係,罕見地沒有署名。

定期驗孕、強迫節育、絕育、威脅超生關入”再教育營”

除了由受害者自述,曾德恩研究中國政府文件後也證實,新疆部分偏遠地區少數族裔的婦女,經常接受地方衛生官員要求的強制婦科檢查,以及每隔兩個月的驗孕。當地官員強迫這些婦女配戴避孕環,甚至強制結紮或墮胎,受害人數恐達數十萬人。

數據顯示,當中國全國使用子宮環和結紮人數下降的時候,新疆卻在2016年後大幅上升。

曾德恩在報告中指出,維吾爾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婦女在超過生育指標後若懷孕,而拒絕墮胎,會被威脅要關押進”再教育營”。若家裡育有3名小孩以上,就會被強行拆散,除非有能力支付巨額罰款。當地警察還會挨家挨戶突擊,檢查是否有隱匿孩童人數。

曾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婦女則表示,他們被注射藥物,導致停經,或者在服用類似避孕藥後出現異常出血。

中國外交部:假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週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此議題時,反擊此為”假消息”。

“中國奉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有關媒體的炒作,純屬別有用心,毫無依據。”

曾德恩接受本台訪問時說,這是中國針對新疆一貫的反應,他反問趙立堅,所有的生育數據統計來自中國政府網站,”難道中國政府自己在製造假消息?”

是否達到聯合國所定義的”種族滅絕行動”?

曾德恩呼籲,聯合國應該針對現有證據進行審核,確認北京在新疆的政策是否已達到聯合國所定義的”種族滅絕行動”標準,再進一步進行製裁與乾預。

“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改變對中國新疆政策的評估,因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暴行至少符合一項聯合國防止種族滅絕公約定義的標準,即阻止生育。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正在新疆做的不僅是文化滅絕,也同時在控制人口增加。”

英國新堡大學學者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對美聯社說,中共正在進行一種慢性”大屠殺”,她說:”這不是那種發生在當下,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種族屠殺,卻是一種緩慢、痛苦、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殺行動。”

在今年6月4日正式由北美、歐洲與澳洲各個政黨國會議員組成的團體”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Alliance on China, IPAC)同日發表聲明說,針對新疆”是否發生違反人道或者種族滅絕的罪行”,該聯盟也將推動調查。

辽宁人大代表恳请率先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转载自新京报                                                   2020年5月23日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辽宁团代表建议“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5月22日下午,辽宁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陈向群代表建议,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在5月23日上午,辽宁团小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天书也建议,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问题。

 

本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提升东北的人力资源水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刘宏代表告诉新京报记者,从目前东北经济发展趋势看,近期内区域外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减缓人口下降趋势和老龄化速度。她还建议,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由国家统筹采取现金补贴、差异化个税抵扣、租房和购房补贴等系统性配套补贴政策,促进自然人口增长。

 

近几年,辽宁省持续推出政策,鼓励、支持生育。2018年6月发布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将完善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这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近40年来,第一次有省级政府层面出台奖励生育政策。

 

2019年7月底,《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将对生育两孩家庭予以支持,并对其入托、入学给予适当补贴。

 

两民主党派中央提案建议研究放开生育

 

不仅辽宁,贵州团也有人大代表建议试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

 

5月23日上午,贵州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放开生育限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已经连续多年建议取消生育限制。

 

2019年2月,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全国人大删去所有法律中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建议,国家卫健委曾回应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均根据宪法制定,不宜立即全面删除“计划生育”内容。

 

今年两会期间,民盟中央、九三学社中央分别向十三届三次全体会议提交提案,建议研究放开生育。

 

民盟中央提交的“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认为,当前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生育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负增长的形势难以逆转,建议采取措施及时提升妇女生育率,避免中国陷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取消计划生育 卫健委: 不宜全删

2019-02-12

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取消“计划生育”的建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近日公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949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了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取消“计划生育”的建议。该答复成文于2018年9月25日。

 

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全国人大删去所有法律中各种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国家卫健委答复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留‘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等相关表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均根据宪法制定,不宜立即全面删除‘计划生育’内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期待,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出发,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计划生育也实现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下一步,我委将按照中央要求,着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综合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诸要素的关系,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科学把握人口规律,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解决新时代人口问题的中国方案,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强大的支撑。”

 

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护法》合并为《人口与母婴保护法》,删去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有关限制生育的内容,增加生育健康服务的内容”,答复称,“当前,在生育权益保障方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都有较为具体的规定。 您提出的废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护法》,制订《人口与母婴保健法》,涉及整合相关法律法规等工作。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充分论证。”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向大会提出建议7139件。2018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代表常委会办公厅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时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

張菁UN談《中國兩個被遺棄女孩群體的生存狀況》

中國婦權                                                       2019-3-11

 

 

編者按:中國婦權創辦人兼執行主任張菁於2019年3月11日,應邀在聯合國婦女大會分區會議上發言。本次發言配有演講內容的幻燈圖片以及英文文字說明。

 

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并没有改善其人权状况,尤其是大多数的弱势妇女,包括被遗弃和拐卖的儿童,生存状况更加恶劣。中國政府从1979年起全面實施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即一孩政策)近40年,給中國社會和百姓造成了空前的人道災難,遺棄、拐卖、杀害女婴的犯罪十分猖獗。簡而言之,強制執行的計生國策在人類歷史上是殺人人數最多、受害者最廣泛、傷害最深重以及遺禍最久遠的一場人為的災難。

 

今天,我將著重談談在中國鲜受关注的兩個弱势群體——被遺棄在尼姑庵裡的女孩和当代童养媳。這也是WRIC五個中國項目中的其中兩個。

 

 

 

 

 

一、尼姑庵里的女孩们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严酷的一孩政策,使得的很多中国父母遗弃女婴,以保留生男孩的机会。一些父母觉得佛教徒慈悲为怀,便把孩子丢给寺庙。

安徽省桐城市的有50多个尼姑庵,每個庵裡都收養了幾個到十幾個被遺棄的女孩。

 

尼姑们说,经常早上一开门,看见地上一个小篮子,里面包裹着一個女婴和幾件小衣服,還有一封簡短的手寫信,上面寫著女孩的出生日期和感謝的話,有的时候开门时婴儿已经冻死了,有的被野狗咬死了。一名老尼姑說:桐城地区的尼姑庵收养的过1000多女孩。没人知道她们姓什么,所以都被取佛祖的姓,都姓“释”。

2011年,被称为“小不點” 的女嬰被遺棄净土莲社旁的草堆上,奄奄一息,中國婦權義工和尼姑们一起把女嬰送进医院,

 

经过三個多月的抢救才活下来,起名釋宗緣。

 

 

 

圆通寺的釋成圓未滿5歲时由家人帶到寺院燒香,之後她的家人不见了,當時她兜里有一張寫有出生日期的紙條。尼姑们收养了她,从此每天燒香念經做雜事。釋成圓從WRIC尼姑庵輔助項目的受益人,成為了該項目的義工,她说愿意帮助所有需要的人。

 

 

 

女孩們的生活品質取决于寺院的经济条件。但是尼姑庵都十分清苦,信徒们的奉献很少,信徒主要是到和尚的大寺院燒香拜佛。加上要撫養的女孩多,实在是雪上加霜。有些孩子的发育明显差于同龄人。也有孩子夭折或者離“家”出走,從此失踪。六安多寶寺的5名女孩因為老師太圓寂後,全部離開了寺院,流落在外,不知去向。

 

有的尼姑把女孩们當作私人物品,不准上學接受教育,強迫孩子削髮為尼。

 

最令尼姑们擔憂的是上学问题。因为女孩們没有出生证,就没有户口和任何社会福利,上学要交高额的学费。WRIC義工曾多次与當地政府交涉,2013年孩子们得到每人每月600元人民幣的孤儿补助,但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受教育仍是奢望。30多年間,桐城市尼姑庵女孩中,僅僅出現過幾名大學生。

 

 

 

 

在寺院裡生活的女孩们,不仅存在心理问题,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一個40多歲的外來工人姦污了古灵泉寺院18歲的女孩釋X,致使她懷孕。 8個月後中國婦權义工才得知消息,追到大山裡的破舊寺院找到了身懷有孕且孤獨無助的她,让釋X住進了WRIC義工姚誠先生家,由中國婦權資助,逃過強制流產,終於生下了一個女孩,至今五歲了,依然生活在寺院裡。

 

 

目前中国政府規定,若想得到孤兒的補助,女孩們必須進兒童福利院(官方的孤兒院),意味着这些孩子必须离开自幼生长的家—–尼姑庵!这些可怜的女孩本来由于政府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而被父母遗弃,政府本应该承担起抚养她们的责任,給予更多关爱,现在却一纸政令强迫她们与情同亲人的尼姑和姐妹们生离死别,踏入未来不可知的命运!

 

而中国的官方孤儿院是什么样呢?孤儿院屡屡爆出非法买卖婴儿的丑闻,见WRIC的书《THE ORPHANS OF SHAO》。北京太阳村原本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典型,但是WRIC的调查显示,这里的女孩被虐待、强奸,一些婴幼儿送来几天就消失了,显然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利益链。

下面這幅圖片,是關於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一家兒童福利院的孤兒來源的記者採訪報告彙編成書籍的封面。由中國婦權(WRIC)在美國出版發行。該書在歐美國家的收養家庭中引起極大反響,不少收養中國兒童的父母紛紛Email聯繫WRIC, 試圖為自己收養的女兒們,找到她們的親生父母。

 

 

 

二.中國現代童養媳

 

下面我要說的是另一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中國現代童養媳。

 

 

童養媳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一些贫困家庭将女儿从小就卖给家境较好的家庭,长大便嫁给这家的儿子,节省其娶妻费用。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关爱,到养父母家受歧视甚至虐待,干家务,长大了婚姻不能自主,要嫁给“哥哥”。1949年以后这种陋习一度消失,1970年代末以后在一些地区死灰復燃,被遺棄、偷搶、拐騙的主要是女孩,而一胎化政策是元兇。当今中国的童养媳现象以福建沿海的莆田地区最为严重。政策的政策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根据WRIC调查,计划生育执行最严厉的1983年,莆田、长乐地区家庭收养的童养媳最多。

 

 

 

 

一名王姓童养媳说,31年前,養母和外婆前往莆田長途車站,等待著抱一個養女回家。一位婦女前抱一個,後背一個下了車。她是养母以94元的买下的抱著的那一個。

 

 

2010年以來,WRIC多次在莆田舉辦童養媳尋找親人的活動,先后帮助三名童养媳找到了远在贵州的亲人,她们都是幼年时被人贩子拐骗,几经周转上千公里,最后被卖到莆田。还通過DNA對比成功帮助15人找到親生父母。

 

 

 

莆田当地政府官员及警察家中幾乎都有童養媳,大家都見怪不怪,如果有谁举报,反而可能會遭報復威脅。当地一名官员对一起童养媳被丈夫活活打死案推诿责任并且說,童養媳的事情他们知道,很正常,他反問記者,如果不讓他們養童養媳,你能幫他們找到老婆嗎?

 

2012年9月WRIC在莆田舉辦的童养媳寻亲活动中,本身也是童养媳的义工刘雅林被警察拘捕审讯,被指控是美国间谍,后来改成非法组织拐卖妇女罪,其他二十多名义工也被传讯。

 

 

 

類似的籍口打壓,在WRIC的五個中國項目中都曾遭遇過。義工們被挑剔、威脅、追趕、阻攔、抓捕、監禁及判刑。2013年以來,WRIC負責人幾乎都被關押及判刑。

 

 

 

 

7名義工被關押及判刑,1名長期被管控在家。最近的一个是李卉,因帶美國華裔攝影師探訪尼姑庵,2018年被判刑3年。

 

在此,我代表WRIC所有會員和我們的項目受助者,向不畏強權、身陷囹圄、堅持信念、前赴後繼的中國婦權義工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结束语

 

尼姑庵的女孩和童養媳們,只是中國弱勢群體的冰山一角。中國政府罔顾这些弱势群体的苦难,拒绝承担责任,包括把一切與計劃生育政策有关的信息,如那些死去的、醫療傷害的、和遭受摧殘的婦女孩子和家庭都列为國家最高機密,这是对全体中国民众尤其是妇女儿童的不公,是渎职和犯罪。中國政府必須面對歷史,承擔責任,賠償及善待所有受害者。 WRIC將繼續為在專制強權和男權社會雙重迫害下的中國婦女兒童發聲,關注尼姑庵女孩及童養媳这样的弱势群体,繼續為她們的基本權益抗爭。

 

 

 

曾仗国策害人 计生员晚景凄凉

轉載自新唐人電視台:

 

http://www.ntdtv.com/xtr/gb/2018/01/01/a1357336.html

 

日前,一篇讲述云南计生人员退休后,生活陷入困境、晚景凄惨的文章,在大陆网络上引起关注。有评论表示,计生人员虽然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给中共当帮凶,助纣为虐,落得这样的下场, 也是必然结果。

 

 这篇发表在新浪《看见》栏目的文章,名为《村里的计生员老了》。文章中讲述的是云南大山里7位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故事。

报导说,这7位人员从事计生工作最短的10年,最长的已有30年以上。他们都是只领取补贴的〝编外人员〞,属于2005年120万名村级管理员和600万名村民小组长序列,专门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报导还说,如今,30多年过去,他们老了。他们扒过人家的房,牵过人家的牛,把怀着几个月胎儿的妇女推上过手术台。中共人口政策的变动,成为他们命运沉浮的一部分。他们现在回归乡间,操持农活,艰难谋生,留下的是无尽的伤感、孤独和落寞。

报导中的梁长富,是做过15年计生员工作的赤脚医生,他最终主动请辞,做了兽医。他说,计生员是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他还经常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他说,自己杀生气太重,每天都要敬柱香。

伍和强做计生员近30年,不过提起那段历史,他突然捂着脸呜咽。他说,有些事还真是有轮回。

报导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仅新浪网就有近4万人关注,参与评论的接近1万人。但对于这些当年帮助中共执行计生政策,晚景悲惨凄凉的计生人员,网友几乎没有同情的。

有网友说,曾经强制别人堕胎结扎、不服就打砸抢烧时多么风光啊。年轻时仗着无理的政策撑腰杀人放火,余生就去给自己造的孽还债吧。还有网友暗讽中共,说〝真正该认错的人总在强调日本要为历史道歉,对自己的错避而不谈。〞
新公民运动网编辑林云飞:〝当时就因为利益驱动的时候,没考虑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再想,确实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可能有点后悔,现在被逐渐边缘化和被抛弃的感觉可能会更加加深他对当时所做所为一种良心的谴责和一种反思,可能更加深刻一点。〞

新公民运动网编辑林云飞表示,一方面,作为一个制度的最底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人,他们本身是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如果当初不去助纣为虐,给中共当帮凶,下场也不会那么惨。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几乎中国人所有的人家里都遭受过计划生育的迫害,迫害虽然来自政策,可是人们看不到政策,看到的是这些计生人员跑到家里面去扒房,牵牛呀、打砸抢呀、扣人呀,甚至拖孕妇出去然后一尸二命,看到做害的就是这些人所以网友们第一时间不会去深想。〞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表示,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政治斗争一波一波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每一次号召,老百姓都会积极响应,包括〝六四〞清场后,学生抓学生,迫害法轮功时,更是对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整,都是老百姓整老百姓,没有一个反思说,中共为什么老是要迫害我们老百姓。

网上一篇《计生干部维权值不值得同情?》中写道:这些人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身份从强者向弱者的转换。以前,都以国策之名,枉顾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今当自己沦为〝弃子〞时,是否明白所有的强势不过是虚张声势,而所有的恶都必须有人来承担?
林云飞:〝中国传统社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出来混始终有一天要还的,就是天日昭昭,包括拆迁很多人,包括腐败官员,当时强横一时,到最后连个律师都请不到,这个警示无时无刻对他们都在。〞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共产党统治时期暴力计生政策下的方式、手段,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数量也是空前绝后的,而参与去杀戮那些孩子的人,不仅有现世现报,晚景凄凉,如果不自醒在这个体制之下做了那么多的恶,成为中共的鹰犬,最后连救赎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了。

 

 

中國的生老病死: 生不起 病不起 老不起 死得起? (上)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生老病死是自然周期和人之常情,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四个人生阶段却可能无法自然衔接起来。我们这一期节目将分上下两集,聚焦中国的生育和养老这两个沉重的话题。

先说生育,生育本来是个人和家庭的选择,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育就成了国家和政府的事了。发展到了极致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几句属于那个年代计划生育的著名口号,大概可以诠释这一政策的严酷:“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环不环,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该流不流,扒屋牵牛!”

近40年后,中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是,一胎化政策使得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时至今日,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维基百科的数据: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总和生育率仅为1.18,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上),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5)的一半,根据2016年的数据,中国大陆生育率为1.05。有专家认为,如果数据确实的话,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世界最低,而不是之一。

2015年年底,中国放宽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有人说这一改变是为了进一步实现更大的生育自由,但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北京当局似乎害怕暴跌的出生率、老龄化的人口和萎缩的劳动力,会破坏多年以来两位数经济增幅的成果,并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于是才于2015年末开始允许已婚夫妇生育二孩,希望这项新政到2020年能实现每年额外增加300万新生儿,到2050年新增不少于3000万的劳动力。文章说,其实中国政府不过是开始了另一项宏大的人口工程实验:在1979年至2015年一胎化政策期间,政府强迫大量女性堕胎或接受其他侵入性节育措施;在近期的政策大转变之后,政府又以同样的热情来盛赞生育光荣——还要越快越好。一孩政策、二孩政策—不论是怎样的人口计划,共产党始终把女性视为国家的生育机器。

但是婴儿潮并没有如期出现。换言之,中国最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对妇女权益的又一次侵犯,还是一种政府要让人口增长的无效手段。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实施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灾难,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受害程度最深、人数也最多。50年代,政府禁止非法堕胎,个别确实需要堕胎的,要有医生、丈夫和领导三方同意。那时的妇女,子宫不是自己的,私生活也不是自己的,都被党控制。后来中国出现生育高峰、人口到达6、7亿时,政府又开始节制生育,七十年代时,政府开始宣传生两个好,到80年代,就变成强制性一胎化,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来为你养老。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说,草药引产方便安全,还有强制性的手术上环,害了几代妇女。”

今天,政府又开动宣传机器,人民日报社论又重提要为国生娃,生娃成了国家大事,张菁女士评论说:

“现在政府又拿为国生娃、多生几个好来忽悠老百姓,有的网友就问,计划生育罚的款,你退不退?还有现在育儿成本那么高,普通老百姓现在有几险一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现在如果再搞一个生育基金,更让老百姓民不聊生,再多养孩子,成本更高。”

最近中国又爆发毒疫苗事件,再加上毒奶粉和毒药品,人们对政府和社会没有信心,你叫老百姓怎么去生?张菁女士说,现在给孩子打个疫苗老百姓也放心不下,还要到国外去打。此外,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

“许多年轻人不谈恋爱也不愿意生育,有需要的话就同居一下解决问题,人们态度越来越嬉皮,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的社会和心态,实在不健康,加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男女出生性别比不平衡问题严重。”

张菁女士说,国家首先要全面放开有关计划生育的所谓列为机密的文件,公诸于众,然后才有可能谈鼓励生育:

“否则老百姓又像猪狗一样,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坐在一起,想一想然后就叫妇女怎么样怎么样,永远控制妇女子宫,只有中国政府能做出这样的事。印度人口也很多,但印度政府绝对不会这样无良。非洲人很穷,也不会像中国政府这样,现在非洲一些小国家从中国进口很多避孕药,遭到谴责,非洲一些国家受到中国政府的宣传,认为国家穷是不是也要少生。”

张菁女士说,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政府一定要彻底反思、认错并进行赔偿:

“现在中国政府既不认错也不赔偿,又要中国人去生,中国妇女不要再听党的话了,这个党问题太多,让妇女受害程度太深。”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因为多种原因在逐年降低,育儿费用高、养不起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比如中国有媒体报道湖北有一对小情侣,怀上二胎无力抚养,决定生下后以4.5万元人民币出售孩子;“富养孩子”据说也是人们不愿生二胎的原因;此外,目前中国年轻人有不生孩子、不约会的趋势,有报道称中国可能即将迎来消费降级时代;据民政部门调查,中国2017年结婚注册人数下降7%,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人数为301.7万对,同比下降5.7%;中国单身男女的数量目前已突破两亿,越来越多的适龄男女不想结婚。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国有些省份已收紧了对堕胎的控制、或加大了离婚的难度,以保持新增人口的可能性。

有中国人口专家预测,未来十年,中国20至39岁的女性人数预计将减少3900多万,从2.02亿减至1.63亿,如果不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未来中国人口将大幅下降。特别是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是全国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之一。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东南部的江西省,政府采取了令人反感的办法,它重新制定了关于女性何时可以堕胎的指导方针,尽管这些规则并不新鲜,但此举使得人们担心当局打算更严格地执行它们,其中包括要求怀孕超过14周的妇女在堕胎前获得医疗人员的三次签名。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政府现在正想办法刺激婴儿潮的出现,官方人民日报今年8月份在一篇社论里表示,“说白了,生育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中国政府提高出生率的运动引发人们的担忧,又有消息说,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政府将对不生育的家庭加税,还有专家提出建立生育基金,以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压力。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人口问题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

“客观来说,这对中国政府也不公平,因为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任何(强制生育)的政策。而生育基金只是个别学者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就用来炒作。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废止计划生育政策,更没有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但易富贤先生同时表示,从政策上来说,他坚决反对强制生育,而且中国政府也不至于这么愚蠢:

“因为一方面这违背人权法律,在实质上也不可能。有人说,中国以前是强制不生育,现在是强制生育。强制不生育,政府是说了算的,比如不让你生孩子、把人结扎、怀孕后强制堕胎,政府有办法。但政府不可能做到强制生育,你怀孕怀不上怎么办?而且中国现在不孕症比例高,有15%以上怀不了孩子。而且怀孕后你不情愿生孩子,生了不养,会导致孤儿和弃儿,那么政府就需要承担责任;而如果你响应政府号召生孩子,但生下后养不起,就需要政府增加生育补贴和教育投入,比如孩子多了地方政府要给教师发工资、增加学校设施等,都需要政府出钱,而政府不愿意出这个钱。计划生育时,政府有利可图,一方面强制堕胎,另一方面罚款,政府没有任何成本。”

易富贤先生说,如果政府要强制生育,首先是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另外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政府不但没有从中收益,反而要投入:

“我以前说过,中国政府是铁公鸡  ,所以今后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政府要强制生育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逃避在人口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中国政府有责任降低养育成本、提高教育投入和儿童福利。中国政府今后可能会说生孩子是你的私事,我不管,以这些理由来搪塞和逃避自己的责任。”

易富贤先生说,提倡生育是对的,事实上,人口永远是财富,中国政府的观念要改变:

“我们应该像欧美国家一样,欢迎每一条生命的到来。政府要营造好的生育和生存环境,要与欧美国家接轨,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保障妇女权益。以前政府认为人口是负担,母亲就是负担的制造者,母亲就没有地位。现在既然孩子是社会的财富、是宝贵的生命,全社会要有一点爱心,母亲也应当得到尊敬。”

易富贤先生说,很多人认为生育是个人私事,政府不管就可以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人口和物质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既然政府有责任促进发展经济,政府当然应该有能力保护人口生产。易富贤先生说:

“生育是最基本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需要得到保障的,老百姓交税养国家,但老百姓今后自己养孩子都养不起、养老都没有保障,政府是有责任的。政府有权利来保障老百姓的生育权,比如我想生三个孩子,但是我生不起,我只能生一个。为什么生不起,那是因为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易富贤先生认为,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一两个,部分家庭一个都不生,部分家庭生四五个、五六个甚至更多:

“比如美国有生十几个孩子的家庭,但是美国的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8到2.1左右。如果主流家庭生不了和养不起三个小孩的话,那就说明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有问题,政府有责任来调整。光有生育权而又得不到保障的话,这个权利也没用,就比如婴儿出生后有生存权,但如果没有衣服食物和父母关爱,小孩也长不大。老百姓现在养孩子,主要还是靠自己,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降低育儿成本。”

在易富贤先生看来,人口从来都是家国大事:

“从人类开始产生政府以来,人口一直是大事。我首先强调,生育是天赋人权不能被侵犯,有人不愿意生,政府首先要调整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不能强迫别人生孩子,政府可以用爱心来欢迎每一条生命,但不能绑架父母生孩子,这是个原则和底线问题,政府有责任来保障生育权。”

易富贤先生打比方说,比如种菜,光撒种子不可能有好收成,播下种子后就像生育一样,你还要除草浇水和施肥:

“所以人口政策应了我的一句话,那就是人口政策应该是顺其自然,但是不能任其自然。顺其自然,是说你不能把菜的根挖掉,不能拔苗助长;但你不能任其自然,有杂草和虫子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所作为。”

至于不生孩子的家庭今后可能要多交税,易富贤先生表示:

“这个问题从法理上是合理的,因为公共福利包括养老,都是通过纳税人来承担,你没有孩子就得靠别人的孩子来养老,欧美国家也是这样做的。”

今年5月,有中国政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今年年底中国可能会全面开放生育;8月27日,据中国检察日报微博发布的最新消息,在当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易富贤先生对此表示,中国全面开放生育刻不容缓:

“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全世界最低,2015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5,比日本还要低,日本是1.46,日本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中国比日本还要低三分之一,美国是1:80。中国的人口危机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中国目前是6到7个20多岁到64岁的劳动力,养活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只有3.6个劳动力养活一个老人,到2050年只有1.7个劳动力养活一个老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要指望他们以后能像父母一样在5、60岁退休,然后跳广场舞也很高兴。这些年轻人要到70多岁才能退休,退休之后也只能领很少退休金,所以没有小孩到晚年会很孤独。”

没有小孩到晚年会很孤独,这只是在日益老龄化的今天,中国老人们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在下期同一时间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对与生育问题密切关联的中国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的生老病死: 生不起 病不起 老不起 死得起?(下)

RFA 妇幼论坛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探讨中国生育和养老专题的上集。生老病死是自然周期和人之常情,紧密相联,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四个人生阶段却可能没有办法自然衔接起来。在上集节目里,我们探讨了中国生育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实施了近40年的严酷的一胎化政策,到如今政府试图刺激人口增长。虽然近年来官方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婴儿潮并没有如期出现。今天的中国生育率世界最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我们今天播出的下集,将聚焦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4亿,占比达到17.3%,而政府也把以往信誓旦旦的破除养儿防老观念、养老由国家和政府包的誓言搁置一边。从中国官方媒体30多年来在养老问题上宣传口径的大相径庭,我们可见一斑:

 

1985年,官方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2015年,“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当年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近4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那么严重,许多老人无法做到老有所养,而且政府多年来强制计划生育,却没有对老年人养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和长期的投资:

 

“政府只保障离休和退休干部,绝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基本工资也就是一两千块钱,进不起老人院,看不起病。即使离退休老人,他们在当年计划生育时也是身受其害,他们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孩子在国外安家,他们在国内就变成了孤独老人。”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没用的中国女儿的悔恨》的文章,或许可以洞见中国老人之困境。像许多同龄人一样,这位旅居美国的中国女儿是家里的独女,她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这样写道:

 

直到一周后,我才发现我母亲中风了。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没有告诉任何亲戚她的病情。她不想给人添麻烦:她没有告诉我的两个表亲,因为她认为他们要忙着照顾年幼的孩子。她没有告诉我,是因为她不想让我改变计划——申请博士学位,继续写英文小说。我是在她的状况恶化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她没有及时去医院,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我被告知,还不到60岁的她,恐怕余生都将不良于行。

 

我被这可怕的消息,以及无法承受的母爱吓傻了。我跟表亲通了话,他让我不要回去。“哪怕你马上坐飞机回来也没用的,”他说。

 

我们对本不应该感到内疚的事情怀有内疚之心。而母亲也责备自己:“女儿生活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最近和她视频通话时,我告诉她,我想给她买个轮椅。“我不需要,”她说。“我能一瘸一拐慢慢走,”我坚持让父亲坐出租车帮母亲跑腿,但他又一次在闷热的夏日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城市。

 

“别担心我,”母亲对着手机镜头笑着说。“追求你在美国的梦想。”我知道眼泪是没用的。承诺也毫无用处。甚至我的决定也没有用处。无论我选择回家照顾她,还是留在美国继续追求梦想,不管选了哪一种,迟早都会后悔。我总会责备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另一条道路。

 

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

 

”纽约时报那位中国女孩子的话一点都不假。我的侄女父母病了,从来都不告诉她,家里只是报喜不报忧,这造成老年人心灵上的空虚和孤独。人们最怕的是孤独,孤独给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苦难,可以引发身体上的疾病。这些老人的生活品质也不会很好,即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可是想念孩子,既吃不下去也住不下去。就算孩子不在国外,孩子大了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一忙哪里顾得上?以往几代同堂的事情越来越看不到了。”

 

子女少、压力大,家庭传统养老功能弱化,是中国老年人面临的一大问题。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都是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不过,如今这一传统模式正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在江苏南京工作的一位女士的话说,“最怕一个电话打来,是爸妈生病的消息。”去年自己的母亲动了个小手术,她请了一星期假回去照顾,这件事让她开始考虑要不要回老家,“父母年龄越大,越觉得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啊”。

 

这是中国许多独生子女的写照。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步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为今后几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从养老角度讲,无论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亲情慰藉,老人能从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都很有限。

 

中国官方媒体还援引另一位30岁女士的话说,“我的孩子2岁,日常工作加上照顾女儿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父母有个小病小灾都不敢告诉我,说了也是白着急,我帮不上什么忙。”这位女士是家中独女,虽然跟父母同住在洛阳,但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她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经济压力不大,她最担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没有人照料:“我老公也是独生子,将来四位老人年龄都大了,想想就发愁!”

 

但更让人发愁的是,是老年人老了病了以后又没有经济能力。一般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到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城乡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贫困率约为17.5%,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

 

“政府应当更多地把投资投到贫困的乡村、城镇,帮助那些穷苦老人。这些人在青壮年时为国家尽了心力,党一号召计划生育,他们也只能生一个,生两个就被强制流产、被罚款搞得死去活来,他们是最悲惨的一代,如果他们今天还得不到政府的照顾来安享晚年,对他们非常不公平。“

 

当然,张菁女士说,这些老年人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为自己维权和上访,但他们的下一代应该明白上一代经历的苦难:

 

“你认为政府的政策不好就应当奋起反抗,不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默默忍受被忽悠,一次一次地为国家牺牲家庭牺牲自我。下一代必须觉醒,要认清真相,认识到老龄化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它带来了什么后果?今后应该如何弥补?中国的学者和下一代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些问题理清楚。”

 

张菁女士接着对中国和美国的养老作了比较:

 

“比如在我们纽约的华人社区,有各种各样的老人院,从申请成立的资金到后续补给,政府都会支持,包括午餐活动费、交通费和医药费等等。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老人,有些以前是国家干部,到美国进了老人中心以后,在里面唱红歌唱社会主义好,然后人就留在美国。他们所有的医疗保险、老人保险全是政府包了。”

 

张菁女士说,在美国,老人有病了就打个电话,医生和救护车就来了,平时出门探亲访友也有车来接送,相当于中国的部级待遇。还有的老人享受美国房屋补助,住在女儿儿子家政府还每月给他们好几百块钱的房屋补贴,这是美国对老人的政策。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中国人有责任赡养父母;在美国,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孩子没有责任赡养父母:

 

“美国老人福利好,所以即使华裔老人在美国也有孤独感,但也不愿意回去,特别是在国内条件不好的老人,打死他都不回去。而像我的父母,打死他们都不会过来,因为他们是离休、在国内福利很好。一般老人不愿意回国是他们在国内老不起,也病不起。在美国是政府和纳税人出钱照顾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税高,用来养老人、病人和弱势群体。在美国的华裔老人也会有孤独感,但是他们的生活安定,饿了病了有人管,住院、拿药也不要钱,还有家庭护理上门帮助,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

 

可是,你说中国政府没钱吗?张菁女士说,中国在世界大撒币可是出了名的,但是对老人、孩子和妇女,就照顾得特别差:

 

“看到中美这种比较,觉得很寒心。有些中国老人来了美国也不珍惜,还带来了中国人的贪婪,什么东西都往家拿,抢着去领免费食品,不考虑其他的人。”

 

张菁女士说,现在中国政府还有意无意地鼓励全民打麻将,因为人们一打麻将一赌博,就忘记了痛苦和寂寞,而且政府不用花钱。在照顾老人上,中美有天壤之别。”

 

快速老龄化的中国,如何养老是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根据中国官方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5%左右,中国将提前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中国养老金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中国社科院2018年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指出,养老金的收入增速已经下降到10%以内,但支出增速却在高位运行,目前累计结余增速已经下滑到5%的水平,基金备付能力相比过去5年下降1/3。挣钱的人越来越少,要花钱的人越来越多,会影响到老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能力。而目前中国养老服务的社会供给不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不再有效等等,都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问题是,政府放开二胎后,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上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人口问题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说,中国的生育率在全世界最低:

 

“中国2015年全国生育率是1.05,全面放开二孩之后,政府以为生育率可以达到2.1,但是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只有1.2左右,2018年出生人数是大幅下降。我估计生育率应该低于1.1,甚至可能连1.0都不到。本应在全面二孩出生的高峰期却出现如此低的生育率,可见中国的生育环境有多么恶劣。尤其是中国东北,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多年。2015年东北的生育率只有0.56,这对于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地区来说,令人震惊,这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四分之一,人口老化极为严重。”

 

易富贤先生说,台湾和韩国的生育率现在是1.2左右,而东北的生育率连韩国和台湾的一半都不到,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中国今后生育率的趋势是会沿着东北的老路继续下降,鼓励生育的难度会非常之大。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如今的“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易富贤先生说,所谓养儿防老全世界都是如此,包括社保也一样,本质上是靠下一代人来养上一代人。如果下一代人口不足,那么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保都面临危机。易富贤先生接着说:

 

“中国社保制度确实不够好,但即便是像美国和欧洲这样社保制度很完善的地区,养老也出现问题,而中国今后的人口危机比美国和欧洲还要严重得多,比如2050年中国只有1.7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美国还有2.4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目前美国和欧洲都在推迟退休年龄,比如,以前英国女性是60岁退休,男性是65岁退休,后来因为社保资金不够,现在英国男女的退休年龄都推迟到69岁。”

 

易富贤先生表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肯定要到70多岁才能退休:

 

“所以不论从个人还是国家来说,都应该多生孩子,因为社保制度只是做面包的技术,技术再高,你还需要面粉。中国目前虽然做面包的技术也不够,但最关键的是缺乏面粉、缺少人口,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中国要出台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政策,用爱心来欢迎每个生命。”

 

易富贤先生特别强调,由于妇女的寿命一般比男人长,所以在中国的养老问题上,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

 

“妇女寿命一般比男人长六到七岁,男人70多岁退休后活不了多少年,加上有妻子陪伴,因此晚年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但对妇女来说就很严重,因为女人寿命比男人长,因此,今后中国老年妇女面临的危机最大。所以,你让年轻妇女没有生育的机会,那么她们老了以后就没有生存的机会,老年妇女的生计会很艰难。为保障中国妇女权益,现在要放她们一条生路,那就是自由生育的出路。”

 

易富贤先生最后指出,生育和养老紧密相联,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中国政府全面放开生育、尽快出台各种鼓励人们生育的优惠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馬建評中國婦女取環“福利” 張菁指政府無恥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梒青 (原題:開放二胎後中國給女性免費“取環”,為何引發眾怒?)

 

宮內節育器(又稱IUD)曾是中國政府限制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最重要的工具,幾乎所有的新母親都被要求放置一個。三十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國的國家政府如此,在放棄了一胎政策一年多後,政府想用免費取得宮內節育器的方式來補償中國婦女。但是,政府採取的這點舉措並不帶有任何道歉的意味,這引起了人們充滿質疑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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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中國婦權(W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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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中國婦權(WRIC)。

 

紐約時報中文網最近發表題為“開放二胎後中國為女性”取環“,引發眾怒”的文章。

文章說,2012年,當北京的盧秋梅生下女兒幾個月後,當地官員來到她家,對她說,按照規定,她需要在體內放置宮內節育器。

曾任廣告主管的盧秋梅認為,這種要求對她的身體是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潛在的健康危害。然而,像她之前的億萬中國女性一樣,她也去國有醫院掛了,看了一位婦科醫生,放置了一個節育器。

“這個不應該有的東西,然後現在又把它當成一個全民的福利來弄,”36歲的盧秋梅對政府的做法嗤之以鼻,稱是“自己打自己的臉。

雖然在其他地方,IUD通常可以在門診室裡取出,醫生只需要上面帶的小繩兒將其拉出即可,但在中國,取IUD常常需要手術,因為中國大多數IUD的設計或改造是為了讓其更難取出,有些IUD上的繩子很短,有些則根本不帶有繩子。

許多中國女性一想到政府要再次插手她們的私生活就感到惱火。而且對許多母親來說,政府的這個提議已為時過晚,她們已不可能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因為在這樣看來的話,其實就是人家把你弄傷了,然後幫你把傷口補好,”25歲的張忻天說。兩年前,在東部省份浙江,她眼看著自己的母親為了把子宮內放置了二十多年的IUD取出來,進入了手術室。

在中國,婦女通常在分娩後不久就會放置IUD,同一個IUD會一直放置到絕經期為止;而在美國,最常用的IUD通常被認為具有10年的有效期。中國用的宮內節育器提供更長時間的避孕期。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要求婦女在生了一個孩子之後放置宮內節育器,在生了兩個孩子後做絕育手術。那些拒絕這樣做的人冒著子女無法在公立學校讀書,無法獲得醫療保險的風險。拒絕這樣做的公務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則會失去公職。

據官方統計,從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億中國婦女放置了宮內節育器。有1.07億女性做了輸卵管絕育術,又稱女性結紮。地方官員評政績要看他們是否完成了的指標,這導致一些官員下令對拒絕放置IUD或做絕育手術的女性採取強迫的做法,也出現過強迫墮胎的情況。

就此,在美國的人權組織,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評論說,中國政府這樣做實在是厚顏無恥,把中國婦女不當人看待,讓你生就生,不生就不生,隔多久生全由黨說了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害的是婦女和孩子,家庭。那多多婦女做了結紮和上環手術,數字驚人。而那些因為這些手術而死掉感染的還沒有計算在內。而政府對此完全不道歉。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一直關注中國婦女生育權利,他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這與中國政府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往是婦女生育後要上環,現在要光明正大地摘下來。這證明中國政府知道它的計劃生育國策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失策。

馬建先生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宮內節育器從強迫放置,到手術摘除,人們會問,我自己作為女人的權利在哪裡?他認為,中共從建國不久,就開始不僅控制人們的頭腦,還要控制每個人的身體,包括女人的生殖系統,人只是數字,沒有人權可言。他說:“這讓我想到慈禧,慈禧當年放開女人小腳,如今中共又把女人子宮控制住了。人們基本認為個人是小我,國家是大我,大我來收拾小我理所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生育權利抓在國家手裡。中國政府能知道人口的危機,也知道政策要改變,但意識的改變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去年,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把獨生子女政策扔給了共產黨廢棄教條的垃圾堆上。在沒有一點表示遺憾或承認可能犯了錯誤的情況下,共產黨一改懲罰夫婦生育二孩的做法,轉向鼓勵他們繁衍後代。

為此,一名官員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在未來三年裡,有1800萬符合條件的婦女可獲得免費取出宮內節育器的手術服務,以讓她們能夠生育二孩。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說,“我們國家從法律,從經費,從服務體係等方面為群眾取得免費取環服務提供保障。

但是,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這種令人暈頭轉向的政策反轉,家長式的態度,以及一點都不承擔責任的做法,在一些人看來太過分了。在新聞發布會後的短改幾個小時裡,互聯網上充滿了憤怒之聲。

深受歡迎的專欄作家韓浩月在一篇發帖中寫道,大規模地在女性身體裡放置宮內節育器“是一種非自願的強迫性的殘害行為,現在又以送送服務的說法免費予以取出,在新聞節目中反複播出,覺得是給千萬受殘害的女性送福利,臉皮之厚,天下無雙“。這個帖子已在中國版的Twitter – 微博上分享了近3000次。

莫言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公民,他的小說“蛙”中的主角為強制放置宮內節育器實施恐怖統治,試圖抓捕那些偷偷將其獲得的婦女。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評論說,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其實認為這都是正常的,所謂的人民都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不能有獨立的個性和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你會發現,中國母親生孩子的願望已經達到最低,勞動力會短缺,當兵又去麼招?如果獨生子女去打仗,打死一個就是家裡斷種,社會根基會因為人口問題被動搖。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表示,今天的所謂福利,免費,應該是自願免費取環,然後應該是人人得到經濟上的賠償。並且,政府應該公開承認錯誤。因為無論是從人權的角度,從經濟上,肉體上,中國政府對待中國的婦女政策,從1979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以來真是慘無人道。不能現在一免費就可以免了這麼多年的災難。

宮內節育器(又稱IUD)曾是中國政府限制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最重要的工具,幾乎所有的新母親都被要求放置一個。三十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國的國家政府如此,在放棄了一胎政策一年多後,政府想用免費取得宮內節育器的方式來補償中國婦女。但是,政府採取的這點舉措並不帶有任何道歉的意味,這引起了人們充滿質疑的憤怒。

紐約時報中文網最近發表題為“開放二胎後中國為女性”取環“,引發眾怒”的文章。

文章說,2012年,當北京的盧秋梅生下女兒幾個月後,當地官員來到她家,對她說,按照規定,她需要在體內放置宮內節育器。

曾任廣告主管的盧秋梅認為,這種要求對她的身體是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潛在的健康危害。然而,像她之前的億萬中國女性一樣,她也去國有醫院掛了,看了一位婦科醫生,放置了一個節育器。

“這個不應該有的東西,然後現在又把它當成一個全民的福利來弄,”36歲的盧秋梅對政府的做法嗤之以鼻,稱是“自己打自己的臉。

雖然在其他地方,IUD通常可以在門診室裡取出,醫生只需要上面帶的小繩兒將其拉出即可,但在中國,取IUD常常需要手術,因為中國大多數IUD的設計或改造是為了讓其更難取出,有些IUD上的繩子很短,有些則根本不帶有繩子。

許多中國女性一想到政府要再次插手她們的私生活就感到惱火。而且對許多母親來說,政府的這個提議已為時過晚,她們已不可能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因為在這樣看來的話,其實就是人家把你弄傷了,然後幫你把傷口補好,”25歲的張忻天說。兩年前,在東部省份浙江,她眼看著自己的母親為了把子宮內放置了二十多年的IUD取出來,進入了手術室。

在中國,婦女通常在分娩後不久就會放置IUD,同一個IUD會一直放置到絕經期為止;而在美國,最常用的IUD通常被認為具有10年的有效期。中國用的宮內節育器提供更長時間的避孕期。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要求婦女在生了一個孩子之後放置宮內節育器,在生了兩個孩子後做絕育手術。那些拒絕這樣做的人冒著子女無法在公立學校讀書,無法獲得醫療保險的風險。拒絕這樣做的公務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則會失去公職。

據官方統計,從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億中國婦女放置了宮內節育器。有1.07億女性做了輸卵管絕育術,又稱女性結紮。地方官員評政績要看他們是否完成了的指標,這導致一些官員下令對拒絕放置IUD或做絕育手術的女性採取強迫的做法,也出現過強迫墮胎的情況。

就此,在美國的人權組織,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評論說,中國政府這樣做實在是厚顏無恥,把中國婦女不當人看待,讓你生就生,不生就不生,隔多久生全由黨說了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害的是婦女和孩子,家庭。那多多婦女做了結紮和上環手術,數字驚人。而那些因為這些手術而死掉感染的還沒有計算在內。而政府對此完全不道歉。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一直關注中國婦女生育權利,他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這與中國政府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往是婦女生育後要上環,現在要光明正大地摘下來。這證明中國政府知道它的計劃生育國策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失策。

馬建先生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宮內節育器從強迫放置,到手術摘除,人們會問,我自己作為女人的權利在哪裡?他認為,中共從建國不久,就開始不僅控制人們的頭腦,還要控制每個人的身體,包括女人的生殖系統,人只是數字,沒有人權可言。他說:“這讓我想到慈禧,慈禧當年放開女人小腳,如今中共又把女人子宮控制住了。人們基本認為個人是小我,國家是大我,大我來收拾小我理所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生育權利抓在國家手裡。中國政府能知道人口的危機,也知道政策要改變,但意識的改變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去年,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把獨生子女政策扔給了共產黨廢棄教條的垃圾堆上。在沒有一點表示遺憾或承認可能犯了錯誤的情況下,共產黨一改懲罰夫婦生育二孩的做法,轉向鼓勵他們繁衍後代。

為此,一名官員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在未來三年裡,有1800萬符合條件的婦女可獲得免費取出宮內節育器的手術服務,以讓她們能夠生育二孩。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說,“我們國家從法律,從經費,從服務體係等方面為群眾取得免費取環服務提供保障。

但是,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這種令人暈頭轉向的政策反轉,家長式的態度,以及一點都不承擔責任的做法,在一些人看來太過分了。在新聞發布會後的短改幾個小時裡,互聯網上充滿了憤怒之聲。

深受歡迎的專欄作家韓浩月在一篇發帖中寫道,大規模地在女性身體裡放置宮內節育器“是一種非自願的強迫性的殘害行為,現在又以送送服務的說法免費予以取出,在新聞節目中反複播出,覺得是給千萬受殘害的女性送福利,臉皮之厚,天下無雙“。這個帖子已在中國版的Twitter – 微博上分享了近3000次。

莫言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公民,他的小說“蛙”中的主角為強制放置宮內節育器實施恐怖統治,試圖抓捕那些偷偷將其獲得的婦女。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評論說,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其實認為這都是正常的,所謂的人民都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不能有獨立的個性和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你會發現,中國母親生孩子的願望已經達到最低,勞動力會短缺,當兵又去麼招?如果獨生子女去打仗,打死一個就是家裡斷種,社會根基會因為人口問題被動搖。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表示,今天的所謂福利,免費,應該是自願免費取環,然後應該是人人得到經濟上的賠償。並且,政府應該公開承認錯誤。因為無論是從人權的角度,從經濟上,肉體上,中國政府對待中國的婦女政策,從1979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以來真是慘無人道。不能現在一免費就可以免了這麼多年的災難。

談到中國政府毫無道歉的願望,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先生說,中國政府道歉的可能性很小,是因為他們根本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其嚴重性就在在每個家庭都受到過傷害。結紮的沒辦法再生育,上環的可能長在肉裡,再懷孕的可能性很小。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即使賠償也是一個很遙遠的事,這是一種罪行。的傷害,永遠不應被忘記。

在中國大陸,放置宮內節育器俗稱“上環”,其字面意思是“放上一個環”,環是指曾經用低成本的不銹鋼做的種,儘管這種環引引並發症的機率更高,但在十多年裡,它是政府最喜歡用的節育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環被更安全,更有效的宮內節育器所取代。據中國的婦科醫生說,中國女性用的宮內節育器原是要無限期地使用下去的,必要時可用手術取出。

或許是因為出現了與早期型號有關的問題,中國現在依然對IUD於女性健康的影響存在普遍的擔憂。2012年,騰訊網發布了一個長篇報導,稱“由於手術粗糙,衛生條件差等原因,上環嚴重損害了一些婦女的身心健康“。

中國知名紀錄片導演,63歲的艾曉明表示,包括她自己在內,許多女性從來沒有被告知放置IUD後會出現潛在的並發症,需要定期進行檢查。在摘掉IUD的手術失敗後,她不得不切除了自己的子宮。“在中國政府的眼裡,婦女是勞動力。”如果國家需要你生,你就生,不需要生,你就不生。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說,她們在中國大陸做的一些項目表明,中國農村婦女為了生第二個孩子,躲上環,逃到大山里面,還不如當年的白毛女。

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先生指出,在中國,人的生育權不被重視。而且很多女人會因為帶環引發各種疾病。比如,國產的不銹鋼環因為質量差可能會銹在裡面,很難往下摘。不是人們想像的摘要環然後再懷孕。政府中早有人呼籲讓已經絕經的婦女馬上摘環,醫學界也提倡將其列為政府計劃生育中的一項。馬建先生說,他感覺中國的母親很像一群俘虜,想對她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摘環帶環全在政府,特別是農村。

紐約時報的文章援引研究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社會學教授王豐的話說,政府似乎準備在更大範圍內摘摘宮內節育器。“他們在估計人數,有多少人需要做手術,就好像是又一個政府項目,“他說。

政府急於這麼做,有一部分原因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劇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這個數字目前已經是世界上最低之一。2015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女性平均生育1.05個孩子,遠低於超過2.1的人口替代率。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說,既往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那麼為什麼計劃生育罰款政策不取消?因為這已成為穩定其統治基礎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用而僱,因為不得人,政府從來不公佈罰款到底罰多多錢,張菁女士說,現在計劃生育委員會和衛生部合併,成為更加強大的政府部門,取而代之的是計劃生育協會,人員編制龐大。如果罰款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改變,這些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就會失業了。罰款的款項如何使用的,合理還是非法,全不知道。

紐約時報的文章稱,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為摘除IUD的服務進行辯護,表示政府也會支付輸卵管复通手術和男扎复通術的費用。這種手術更加複雜,批評人士表示中國大多數醫院不具備做這類手術的條件。北京和睦家醫院婦科大夫達利奇•馬里奧特(Dalice Marriott)表示,宮內節育器在體內放置太久,會有“嵌入子宮壁”的風險。 “這樣去除手術就困難得多”,馬里奧特說,並表示手術還可能導致出血,感染或損傷子宮。

紐約時報的網站稱,在被問到對政府去除IUD的措施引發公眾強烈抗議有什麼看法時,毛群安回答,“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沒有刻意強調它是一種福利。

中國知名性與家庭問題學者李銀河為政府的舉措進行了辯護,堅稱人口控制措施“不是拿女性權利當靶子”。國家不搞這個話,不僅對男的不利,對女的也不利。 “她說”。“婦女犧牲自己的生育權是為中國整個社會做出犧牲的。

就李銀河的觀點,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先生提出了批評:“她可能不是一位母親。因為她可能沒有孩子,沒有做過母親的心態和母愛,只靠頭腦活著。國家大我來說話,就是人口應該被控制,女人不生孩子反而就解放了,你可以寫小說當女科學家。但你忘了一點,女人並不因為生了孩子而變得更笨或不能有所成就。

馬建先生最後表示,中國必須全面開放計劃生育,下一步才能走到讓政府道歉,為所有中國母親和死去的嬰兒們建立紀念碑,真正反省,找出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傷害和對中華民族深遠的影響,這個工作太需要做,但又是個長期的工作。馬建先生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的社會家庭城市村落以及各種關係的破壞,對中華傳統的破壞非常嚴重,包括對宗教信仰,人文的破壞。現在獨生子女的結構可可怕,對政策設定,社會發展都有影響,基本上母親的角色變得極不重要,將來的後遺症會逐漸顯現出來。而一個社會往往是以母親為中心的,這對社會穩定非常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考慮到將中國會有更多的退休人口,學者對一場正在逼近的人口結構危機發出了警告。但許多夫妻對生二胎沒有興趣,有些是因為潛在的費用,有些則是因為年齡原因。紐約時報援引研究中國人口統計的科學家易富賢的話說,中國能生二胎的女性有一半都在40歲或以上。“大多數人已經喪失了能力。“易富賢表示。”一方面目前生育意志極低,因此中國政府實行免費手術,也無濟於事了,對生育率影響甚微。

 

 

華裔中文“計生”大陸無法出版 網上免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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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界至高榮譽普立茲獎的首位華裔得主,在2007年由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方鳳美(Mei Fong)拿下。擁有新聞界「光環」的方鳳美所出版的英文書,竟無中文出版商問津,原因是她的書觸碰到中國政府的敏感話題——計劃生育。

方鳳美所寫的書《獨生:中國最激進的實驗》(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就中國計劃生育及一孩政策等議題,追溯其緣由、歷史、現況及發展,英文版刊出後震撼着整個西方社會。

然而,方鳳美在尋找大陆中文出版商時時卻遇上重重障礙,最終她選擇在網絡上免費發行,其編按就記錄了她尋找中文出版商的經歷。她指,曾有大陸出版商向她提出收購簡體版的版權,但他們希望獲得修改敏感內容的權利,方鳳美因此放棄大陸出版商;敢於出版大陸禁書的香港書商有無故失踪,其後在電視上「認罪」,令香港出版業前景更為黯淡,亦沒有香港及台灣的出版商願意出版她的書。方鳳美呼籲,希望讀者們能夠自發捐款以幫助她支付出版此書的一些開銷。

方鳳美接受《Quartz》的採訪時表示,她原以為中國政府修改「計劃生育」的政策後,「計劃生育」不再是敏感話題,事實卻不然,她又希望這本書被中國封殺前,盡可能讓更多讀者看到,因此選擇在網上發行。《Quartz》又引述拒絕透露姓名的出版商指,最近香港與內地海關大量查扣書籍,令曾經到香港買書的消費者卻步。

共149頁的《獨生:中國最激進的實驗》,詳盡地記述中國政府在1980年起全國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披露中國當局實施此措施時的極端手法,如強制性結紮或強制性墮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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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譚楚喬)(圖片來源:方鳳美twitter)

计生结苦果 中国未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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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结出自己的果实,但是,结出的是苦果。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表的材料,2015年每位妇女的平均出生率为1.05个孩子。尽管已经解除生二孩限制,但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不利的人口结构还在持续。记者米哈伊尔·克洛斯基科夫对卫星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1.05的出生率,要比必要的人口更替生育率低两倍。据《人民日报》介绍,”是世界上最低的指数”。确实,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美国的生育率是1.9,法国是2.0,越南是2.0,印度是2.4。

该消息让很多官员和专家陷于”休克”之中:要知道,半年前的时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还曾谈及每位妇女1.6的出生率。但即使是这样的数据,也要低于更替生育率系数,尽管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数据。目前,中国官员已经敲起警钟,寻找改善国家人口状况的方法。不然的话,中国将面临困难时期。传统上,中国孩子在赡养老人方面作用极高,如果是一个孩子,那么他们可能经受养老和照顾自己家庭的双重负担。2011年中国进入人口高峰,2012年,历史上首次出现缺乏345万劳动力的情况。据官方预测,到2035年,有劳动能力人口数量将缩减11%,而退休人员数量却要增加14%。

2016年1月1日,作为应对越走越近危机的方法,中国正式取消了”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现在,中国所有居民都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此措施对生育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类似发达国家的因素却在起作用:青年人追求前途、孩子教育成本高、不想让自己承担责任。《生意人报》记者米哈伊尔·克洛斯基科夫这样指出。

下一步,可能将取消对单身女子生育的限制。目前,在中国大多数省份,不能提供结婚证书的女子,需要支付”社会税”,其实是相当于7000-8000美元的罚款。这一数据要超过大多数中国人的年收入。另外,体外受精问题也不乐观。如果男女双方未结婚,那么在中国要做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去泰国或者美国。

中国人口问题使领导层的经济计划受到威胁。商品和服务消费积极的青年人数量减少,将给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换政策造成阻力。

可以期待,最近几年内可能将取消家庭规划中的其它限制。所有这些限制措施都是在极度贫困和人口压力过大时期推出的。但这些政策早已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将暴涨。要知道,此市场对于不断增长的退休阶层和决定生育的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但不管怎样,该领域的增长并不能完全弥补劳动力人口大量遗失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紧缩。如果人口减少势头得不到控制,那么主要的能源消费量也将下降。这方面,将对俄罗斯对华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二胎政策實施半年 孕產婦死亡率增30.6%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編者按: 一胎化國策幾十年,無數婦女死於非命。今天開放二胎政策實施後,中國孕產婦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6%。換句話說,是否開放生二胎,中國孕產婦死亡率都相當之高。誰之過?有人為此負罪下台嗎?有人提出改變法律法規嗎?衛計系統的運作是否妥當?有人問責檢討,或依法追究刑責嗎?人命關天不比貪腐案更值得習近平政府徹底追查嗎?

 

國家衛計委2016年9月27日下午召開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視頻會議,在一串接近失控的數據面前,宣稱要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這驚人的數據是:全面開放兩孩政策並實施半年來,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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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東農婦馬繼紅2012年被一群計生人員從棉花地拖出,綁架上車送到利津縣醫院,結果母嬰同死、一屍兩命。(中國婦權姚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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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下降到20.1/10萬和8.1‰,比2000年分別下降62.1%和74.8%,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婦幼健康高績效國家。然而,今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中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與2014年同期基本持平,保障母嬰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中國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表示,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經過多年快速下降,逐漸進入到平台期,進一步降低的難度加大。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半年來,累積生育需求集中釋放,出生人口數量明顯增加,高齡孕產婦比例增高,婦幼健康服務的數量、質量和服務資源面臨新的挑戰。

 

他指出,目前專業技術人員短缺。孕產婦和新生兒突發情況多、病情變化快、家屬期望高、救治難度大,對醫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產科、兒科醫療服務成本高風險大,投入多回報少,人才流失嚴重。同時,產科、兒科醫護人員中年輕女性較多,自身生育需求較強,人力資源顯得更加不足。

 

 

 

廣西男子闖計生局砍殺6人 拒捕對抗數十警察

综合报道:

7月23日,廣西一男子手持砍柴刀衝進東興市計生局辦公室大肆砍殺,之後拒捕對抗數十警察。事件致使2人當場死亡,4人受傷被送往醫院,傷勢不明。據傳該男子妻子被計生人員強迫引產致母子雙亡,以致殺人復仇。而官方則稱是計生局不給其第二個兒子落戶口,但是民眾對此說法表示懷疑。
7月23日上午8時左右,廣西東興一男子手持砍柴刀衝進東興市計生局辦公室砍殺,2人當場被砍殺死亡,4人受傷被送往醫院。據陸媒報導,其中一名女傷者是東興市計生局局長,該局長在被砍時本能用右手護頭,以致右手被斬斷,目前剛做完手術,還在昏迷當中。東興市宣傳部相關人員稱具體的傷亡情況和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暫不便透露。
從現場視頻可以看到該男子行凶後在計生局外拒捕,持刀與數十警察對峙,經過一番擾攘後才被警察制服。
目前來自官方的消息稱,該名男子殺人原因是超生,計生局不給他第二個兒子上戶口。而有東興當地民眾透露說,該男子妻子懷孕7個月被計生局抓去強迫引產致母子雙亡,以致殺人復仇。現在網絡上比較認同民間的說法,認為單單為了上戶口不至於殺2人傷4人。
對此有民眾評論道,這都是中共的一胎政策惹的禍,中共的一胎政策就是滅絕中華民族的政策,中國十幾億人口,一對夫婦只許生一個孩子,幾十年後兩個人變成一個人,中年喪子的就等於慢性滿門抄斬,老兩口死了這個家就完了。
在中國近年的計劃生育運動中,出現了大量聳人聽聞的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
有民眾表示,一般懷孕到了六個月就不能再做人工流產了,那樣孕婦會有危險,可是中共一胎政策使醫院和負責「計劃生育」的人發狂,懷孕八、九個月了,還要強迫引產下來,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出來後哇哇墜地啊,然後再殘忍地把他們弄死,就像碾死一只螞蟻!有的甚至順手給媽媽結紮了,但不告訴本人。在大陸,人還叫人嗎?
還有民眾說,中共高官哪個沒有兩個以上的孩子?除非他自己沒本事,這個獨裁統治,它可以滿山放火,不讓百姓屋內點燈,兔子急了也咬人,這叫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民眾「gyug」表示,計生局靠罰款都發了不少財,在沒有超生的情況下,沒有間隔4年以上要被罰款,結婚年紀差幾個月要罰款,結婚後沒有准生證要罰款,辦准生證之前有了孩子要罰款,等等等等,名目繁多,不激起民憤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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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光棍村探访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朋友来到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在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里所描写的一个山村游玩时,走进了一个名叫下千潭的光棍村。

吴姓弟兄是这个村众多光棍中的一个家庭,家里也只有兄弟两人。我们进门时兄弟俩正在造房子,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两人从山下背上来的,因为付不起工钱。房子也只好自己动手。哥哥告诉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七十多年前祖辈建的,四面的墙也倒了不知多少次了,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山洞,相传是当年土匪头子苗王的老巢,自从《乌龙山剿匪记》电视剧播出后,当地政府将其建成了旅游点。兄弟俩虽然家徒四壁,但却有一台二十多寸的电视,石头垒成的院墙上架了一个卫星转播天线,可以想象,他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花上千块钱买这台电视机的真正目的,就是因为在这台电视机上有着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打发着寂寞。

由于父母早逝,兄弟俩相相依为命的生活着,哥哥今年四十八岁,弟弟不愿说出自己的年龄,看上去也有四十三、四岁,问及两人没有结婚的原因,他们回答的很简单,就一个字:“穷”。因为就一亩地,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平日里靠帮村里各家打点零活挣些零花钱。哥哥没上过学,弟弟上了小学三年级,因为普通话说不好,又没一技之长,只能呆在村里。哥哥告诉我们,他已经不可能娶到老婆了,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将省吃勤俭用积蓄了多年的钱建座房子,希望能为弟弟讨个老婆,现在的女人很实惠,如果弟弟有个新房子,也许会有哪个寡妇能看上会嫁过来,那样就了了自己一生的心愿,对的起去世的父母了。

弟弟很健壮,几天未刮的胡须间透出古桐色的脸,我们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向了女人,与哥哥不同的是,弟弟不太喜欢呆在家里,没事和光棍们在一起谈女人,有钱时结伴下山去找小姐,山外镇子里小姐很多,弟弟告诉我:好一点的女人五十、一百打一炮,差点的二十、三十也有。光棍们也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哪家的老公死了、哪家的女人离婚了、哪家从外面花了多少钱买了一个女人等等。

说实在的,对光棍们的生活我并不感兴趣,从事被拐儿童寻亲活动以来,特别是对近年来很多七、八岁乃至十多岁女孩被拐后的去向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关心的,这样年龄的女孩如果不是被人控制了,如果不是控制在这些深山之中,是不难自己回家的。因此,

每到一处山区,我总是想进来看看,有没有被拐的女孩子藏在这里。
兄弟俩告诉我们,全村大约150多户,仅三十岁以上找不到老婆的就有四十多人,不到三十岁的男人还不能算是光棍,如果加上二十多岁的适婚男子那就更多了。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么严重的现象,村子里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少有人找不到老婆的,也就是说光棍们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所以说,形成光棍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女孩子们走出去的多,一旦走出这个深山就不会再嫁回来的;二是山民们重男轻女传统观念非常严重,计划生育使得一些家庭为了留下指标生男孩,将刚出生女婴送人甚至弄死,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调;第三个原因就是穷,虽说是因为穷才娶不上媳妇,可现在村民的生活比三、四十年前要好的多,走访中我们发现,留在村里的光棍大都是文盲或是无一技之长,因没有能力挣钱而无法娶到媳妇。

网上查了查,发现真正有名的光棍村还不是我所到的凤凰县,在湘西,最严重的地方是邵阳和永州等地。其实我在安徽大别山区寻亲时所到过的村庄也有很多的男人们娶不上媳妇,今年年初在解救安徽宿松县邓露荣被拐案中,有轻度智障的邓露荣就是为村里几十个光棍提供性服务,每人收二十元钱,邓因为忍受不了经常逃到山里过着现代白毛女式的生活。

沿途又走过了几个村子,发现年轻的女人很少,长相稍好点的年轻女人根本就看不到,相反,却有着一群又一群无所事事的男人蹲在村边路口抽烟闲聊。

湖南并不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寻亲活动中我到过比这更穷的江西、贵州、安徽、广西、河南等偏僻的山区,只是没有留意光棍村这个现象,因为这些地方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娶媳妇是件连想都不敢想的的事。计划生育导致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大比例失调,原以为在十年二十年后才会有几千万人娶不到老婆,没想到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如此的严重了。仅这个还不是特别贫困的村子里就有着三分之一的家庭里生活着娶不到媳妇的光棍,不难想象由此而产生的卖淫嫖娼、强奸、拐卖妇女等现象会有多么严重。如此下去,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废除,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再不缩小,用不了多久光棍村会由偏僻贫穷的山村向平原扩展,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中国妇权 姚诚

放開二胎 70後沉痛告白

来源:新京報

國家衛計委開展的專項調查顯示,有再生育打算的人與2013年的調查相比有所下降。(取材自澎湃新聞網)

如今圍繞「二胎」的放開與否,多地的實踐效果漸漸清晰。多位學者呼籲,人口是國家發展的基礎,人口變化及相應的決策事關中國未來。

來自中國各地的十餘70後非獨家庭成員今年十一期間走上了一段「自討苦吃」的路。他們從山西運城徒步100公里到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呼籲國家全面放開二胎,因為留給70後的機會實在不多了。

這群參與者們穿著白綠色襯衫,舉著印著「徒步去翼城」的旗子,在塵土飛揚的國道上和焚燒秸稈的煙霧中走成一條直線。他們經過農田和村莊,路過村民曬的玉米,甚至在黑夜繼續前進。有的參與者腳上磨出水泡,坐在國道邊上脫下鞋子,用針挑水泡;有時到了飯點,卻因身處荒蕪的地方吃不上飯。

他們的目的地叫翼城,一個地處山西省西南名不見經傳的縣城。然而,對於他們這十幾個70後非獨家庭卻有著獨特的意義,這段路也有了「朝聖」的意味。

30年前,在學者梁中堂的推動下,國家特批在翼城縣試點二胎晚育。翼城縣成為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區。試點多年後,學者在這裡發現,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生育意願也會有一個自然調節的過程。

領隊「鳳凰」是生於1977年的湖南妹子,她來自非獨家庭,婚後育有一女,因丈夫擔任公職,不能生育第二個孩子。「我已經是38歲的高齡了,如果再不全面放開二胎,我這輩子肯定沒機會了。」

●翼城鬆綁人口沒增

1985年,在中國普遍實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翼城縣的農民家庭允許生育二胎。但需要滿足「晚婚、晚育和生育間隔」這三個條件,即已婚女性不早於24周歲生育第一胎,30周歲後可生育第二胎(2009年後,提前到28周歲)。有專家將這一試驗稱為「翼城模式」。

若對計畫生育政策追本溯源,1979年是一個標誌性年份。當年,計畫生育政策由鼓勵變為強制。一年後,「一胎化」就由政策成為國策;1981年3月,負責政策監督的計畫生育委員會誕生。1982年9月,中共12大把實行計畫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1月寫入新修改的《憲法》。

1984年,時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的梁中堂遞交了《把計畫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報告,建議放棄「一胎化」,採用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方案。

1985年春,梁中堂再次建議,請求中央批准他在北方地區選擇一個縣進行試點試驗。翼城縣「晚婚晚育加生育間隔」的試點由此而來。當年,翼城計生委規畫了翼城《人口發展測算表》,計畫到2000年,翼城總人口達30萬331人。而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翼城人口達到30萬3258人。規畫與現實,幾乎達到驚人的一致。

此後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翼城的人口總量增長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性別比優於全國平均值。如在1982-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翼城縣僅增長了20.7%。

梁中堂表示,翼城經驗已表明,即使放開人口控制,人口也不會無序增長,人口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30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經濟社會有了翻天覆地的發展,而翼城的現狀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梁中堂認為,翼城人口變動和現狀是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因素決定的。所謂「翼城模式」的成功,是因為這裡的人口現狀是客觀規律作用的結果。

●最老縣學校招無人

一次返鄉中,在北京工作的江蘇如東人周明發現了這個令人唏噓的事實。「計畫生育做得太好了,學校招不到人,就合併了。」

比全國提前10年實行計畫生育的江蘇省南通市的如東縣,如今也比全國提前20年進入老齡化。當地官方人士的說法印證了周明的觀察:生源減少,如東的學校不得不合併。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全縣中小學總數減少了一半。

曾被國務院授予「全國計畫生育紅旗單位」稱號的如東縣,近年來因嚴重老齡化再次被外界視為觀察中國未來的窗口。數據顯示,如東縣老人比重的29.26%的數字,是中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因此如東也被稱為中國最「老」的縣。

讀研之前,今年23歲的趙越曾在家鄉如東的一家報紙實習。那年,身為實習生的他參加了一個江蘇省相關部門在如東調研老齡化的座談會。他第一次意識到,家鄉人口老齡化的嚴重程度。

生於1992年的趙越是家中獨子。在他的記憶中,在同齡人中沒有聽過家中有兩個孩子的情況。而畢業後返鄉的同學更是屈指可數。「學習好的去了北上廣,回到縣裡的人很少。」

多年來,如東縣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潘金環一直關注當地的人口結構問題。根據他的測算,十年來,被高等學校錄取的學子有近6萬人,其中4萬多人才在外地生活。

潘金環表示,如東中小學的合併都是原先就預見到的,學校的調整也是意料之中的。因此,他曾多次建議當地政府調整教育結構,發展本地職業教育,培養產業技術人才,讓年輕人留在本地就業。

去年3月底,江蘇省「單獨二胎」政策正式實施。潘金環表示,當地計生委的工作人員對於符合「單獨二胎」政策的對象發函,動員並且鼓勵他們生二胎。在政策落實之前的一個月,如東縣已提前謀畫「單獨二胎」審批工作,將再生育一胎審批時限由原來的45天壓縮至20天,審批時限平均壓縮50%以上。

如東縣縣委宣傳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生二胎的家庭越來越多了。

●遲來的救贖…養老年齡再養兒

曾有失獨者形容,獨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就像走鋼絲,而失獨者就是從鋼絲上掉下來的人……。遲來的二胎對他們而言,更像是一次冒險救贖。

在湖南省實施「單獨二胎」政策一年半後,一份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對該政策做出的評估報告近期在網上公開。評估報告稱,根據湖南省省長杜家毫指示,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湖南省「單獨二胎」政策實施效果評估工作。

評估報告指出,長沙、株洲、湘潭、常德、益陽、郴州、婁底等市在自評報告裡明確提出,民眾對於全面放開二胎的呼聲很高,希望國家盡快修改生育政策,逐步放開二胎生育限制。該報告提出,單獨二胎政策出台至今年4月底,湖南因實施單獨二胎政策增加的新生人口約3萬人。若繼續實施單獨二胎,湖南在十三五時期總和生育率最多為1.48,遠低於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總和生育率2.1的國際公認標準。報告呼籲盡快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優化人口生育政策。

此前,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曾表示,中國人口將會在2025年達到14.13億的峰值,而到2050年人口數量卻會比現在還低。張車偉透露,這些預測已被作為背景報告呈遞給領導層,以供制定十三五規畫參考。

云南70后母亲怀8个月大胎儿明天将被引产

来源:中国妇权

41岁的云南楚雄陈女士好不容易怀上二胎,在惴惴不安中度过8个月,最近却被老公单位的人举报,夫妇二人本想办法保住孩子,但昨天老公单位楚雄州公安局多位领导到家“做工作”,希望他们将孩子流掉,否则老公将被开除,而后计生介入,胎儿也将不保。   “我不会让医生往我孩子身上打毒针,我宁愿去撞车。”陈女士说。这位可怜的母亲正在陷入绝望,今天下午其老公已决定,明天带妻子将8个月大的胎儿流掉!胎儿5个月大就不得引产已是常识,8个月大已成人,请问@楚雄警方 一定要以开除相逼扼杀这条生命吗?请问@楚雄卫计委 一定要“一票否决”置这个家庭于绝境吗?

陈女士手机13887899669   陈女士爱人手机13987883973 495801b2jw1evt7j3r32vj20k00zkwhp 495801b2jw1evt7j4cnh8j20k00zk42e 495801b2jw1evt7j4yib3j20k00zkadk 495801b2jw1evt7j5qsdmj20k00zkdi6 链接: http://weibo.com/u/1230504370#_rnd144164237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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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驱除与抗争》(下)

作者:王鹏

晚上我下班回家看到门口有一辆警车和一辆国宝的车。我想随他去吧,到家很累。没一会,校长给我打电话,你在家等我,我到你家去。我无奈的说,好吧。太妈的可恶了,一会都不让消停。十分钟,不急匆匆的来了。跟我说,我刚从派出所出来,在那呆了很长时间。你的推特上发了四百八十多条,你够有能耐的。我在电视里边看过谍战片,从来没在现实中看到过,这次我长眼了,有你什么事,没事瞎掺和。我越想越不对劲,于情于理我都要找你谈一谈。对了!你是党员吗?不是。哦!要不然我这校长立马下课。你说,这些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掺和什么!对于你有什么好处,只能是头破血流!人财两空,家庭受到影响,你也得替你的孩子、老婆想想!你画的那是啥嘛玩意!我说,现在的艺术已不是竟是画画了,方式很多。别提艺术了,什么玩意。你看咱们平谷的这些画画的画山水,写书法的,还能挣钱,还能当个政协委员,多好,家里孩子、老婆都高兴。你这哪是画画呀!纯粹是瞎胡闹!我无语,原来我还认为他是个有点修养的校长,没想到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变成流氓了。他说了一大堆,然后说,弟妹呢?没下班呢。我得和弟妹好好聊聊,在学校我看着你,在家里弟妹看着你。我说,别呀,她胆小,别吓找她。不行,我就得跟她说说。一会我老婆来了,一看很惊讶!您来了,然后进屋了。等一会没出来。校长说,你把弟妹叫出来,我的和他谈谈。我老婆出来了,给他倒水。这下他的话匣子开始了,把我的事一股脑全说了。还恐吓她,如果在发展下去,我的校长当不当是小事,他就得进监狱,你和孩子都受牵连,你的工作,孩子上学,到那时家破人亡,多可怕!老婆吓坏了。他还说,在学校我看着他,在家里你看着他。我交个你这个任务,为了你的家和孩子,你一定要做到。老婆茫然的点点头,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说完校长说要走了,老婆说,给您添麻烦了,在这吃饭吧!不了,你看好他就行了。

2014.6.17. 十六日早晨,我儿子因为肠炎让我去学校接,他回家看病,所以我请假,学校还不错让我去了。十七号下午儿子的病有所好转,我就送他去学校。在回来的路上,国宝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学校。你说我们上学校找你,还是你来派出所。我说,什么事?你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那你到派出所来吧!行。一会就阴天了,下着小雨,我到了派出所。到了那,赵国宝和一个年轻的小国宝在哪。 赵国宝说,王大艺术家,你这是藕断丝连啊!刚写保证书就又发东西,你不要人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我说,就转几个贴,有这么重要吗?什么!重要吗?这是思想问题。然后他指指自己的脑门,你是这的问题。然后又说,共产党供你吃供你穿,多好呀!你还骂它,人要知道知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我小时候没吃没穿,连裤衩都没有,现在多好,有吃的有喝的,中产党最伟大,蒋介石多牛逼八百万军队,不也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吗?小国宝又说,是啊!现在生活多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说,你还小,你没有发言权。赵国宝说,他比我们小不了几岁,懂得不少。就这样来回捣蒜。我听不下去了,就说,《大宅门》你看过吗?里边的老七可以说是现在的北京市的工商会长,北京的首富了。他的哥哥是警察局的局长,他的小妾们打架,自己上吊了,他还进大狱了呢。那是民国时期,现在会吗?赵国宝说,离我们太远,就说现实。他拿手机里边的油画让我看,你说这是谁画的,值多少钱?这是靳尚谊的油画,画的是现在的国母,被炒到一千多万了。是啊!你怎么,不画画这样的画呢?我说,个人的观点不同,取材不一样。他说,什么观点,取材,我看看你的画。我给他看我手机里的画,他要夺我的手机,我不给,说,你就这样看。他说瞧你,我看不见,让我近看看。我说,我给你放大。他一边看一边说,你画的什么玩意,我看一点都不好,你也画点山水什么的。然后又谈起计划生育的作品,又跟我说了一些歪理学说。我就跟他讲,他讲不过我,就说我的思想不对头。还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说,我没那么高的觉悟。他说,你就是思想不对头,有问题。你写一个让我看看。我说不写。他又拿一张速写让我看,又拿墙上的书法说事,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说不过我,就说不谈思想意识问题。又拿孩子老婆说事,来吓唬我。我就问他的孩子的问题,哪上学,哪工作。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心。他又说,他的光荣历史,从基层,当过刑侦大队长,派出所所长等。我就直视着他,不说话。他又说,你在听吗?脑袋走私了吧!我没办法说,耳朵给你了,你说吧!他说,你得往心里去,得通过学习洗脑,成为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好群众。就这样我被蹂躏了两个多小时。

2014.7.6. 我的朋友杨某给我打电话,很生气的对我说,宋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了,问我你的事,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然后又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搞这样的作品,你不听。我当时一看到你的作品,就感觉不对劲儿,只是没有说,朋友吗。这下连我都搭进去了,我说不让你的作品中带政治色彩,你不听。我说,我没带政治色彩,只是反映事实。他说,一看你就有政治色彩,你说你没带,别人信吗?现在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影响你周围的朋友了知道不,现在你也别来画室了,我叫你来再来吧。我说对不起,你好心让我住你的画室,还给你带来麻烦,真过意不去,别说这些了,去完派出所再说吧。

2014.7.8. 杨某给我打电话,我刚从宋庄派出所出来,派出所的民警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说,朋友,他来宋庄找画室,我碰到他,就说来我画室吧,空间很大,还不用你花钱。你知道他画的是什么画吗?好像是关于计划生育的作品。你知道他和什么人来往吗?我说,不知道,我一年就在画室呆一个多月,我哪知道他和谁来往。王鹏这个人很危险,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好好劝劝他,不要在搞哪样的作品,不要跟异己人士来往,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还有你不能让他在你那住了,让他回家,不然你也脱不了干系。杨说,他们软中带硬,看我的态度好,没有发火。我给你出一个招,你一个月别来了,也别打电话,别和原来的朋友来往,等过了一个月再来,画一些山水画,你的技法很好,正适合画山水画,我看你画几年山水,一定有能够被别人欣赏。我无语只能说好吧。

2014.7.14. 杨又给我打电话说,派出所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必须搬走,如果不搬走,我就得搬走。我心里过意不去,说,好吧,明天我就去。

2014.7.15.  我到宋庄,杨说,你又干什么啦!上次不是说不让你发声了吗?怎么不听啊!这次你必须搬走,现在国宝已经监听我的电话了。我还得告诉我的朋友,别瞎打电话了,说话得小心点。你这是何苦呢!孩子老婆都因为你胆战心惊,朋友都受到你的牵连,人家说撞南墙也不回头,你都撞得头破血流了,还不回头。没办法,你必须搬走,回家吧!宋庄你肯定住不下去了,现在那都是探头,手机定位。我说,先给我两天,我找找房子。杨很生气的走了。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1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2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3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4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5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6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7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8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9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10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11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12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13 xianshizhongguo8920141006091014 (行为艺术《驱除与抗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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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驱除与抗争》(上)

作者:王鹏

《实施此次行为艺术的起因》 2014.5.20. 宋庄派出所:你在哪?现在宋庄派出所要每个艺术家到宋庄派出所来报道。我说我在外面,等到宋庄再去报到。宋庄派出所:什么时间回来?我说得过几天。宋庄派出所:过几天?我说,说不准。宋庄派出所:你回来以后立刻到我们这来报道。我说宋庄促进会有我的资料。 宋庄派出所:和我们的不一事。宋庄派出所:你现在在哪?我们找你去。我说,在外面写生,具体在哪我也说不清楚。宋庄派出所:在哪都不清楚?我说这地方没标志。宋庄派出所:那你尽快回来,到宋庄派出所来报道。

第三天,宋庄派出所:你在哪?回来没有。我说没有。宋庄派出所:你不说过两天回来吗?我说还没写生完。宋庄派出所:你快点,宋庄的艺术家都报道了,就差你了。你什么时间回来?我说快了。 宋庄派出所发怒的说:你要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两天来我们这来报道。我说出什么问题了吗?宋庄派出所:没有,就是要对宋庄艺术家做一下登记。我说为什么这么急。 宋庄派出所:你要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和宋庄的安全,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好的。 我不想跟他们见面,所以我来到工作室很小心,没有去宋庄派出所。我的邻居赵志刚老师看到我说:这几天有六七个警察和便衣找你来,开始我以为是你朋友呢。我没理他们,几乎每天都来,还很横的问我,王鹏什么时间回来。我说,他没准,一般黑天会回来,来的很少,有什么事吗?没有。我很纳闷,没事这么多人天天找他。 下午,我和吕上见面,他说,国宝问我你上哪去里,我说不知道还问了你的作品,那些瓶子了的胎儿是哪里的。他说不知道。还说你看胡佳、王鹏人家完事都走了,王鹏由平谷的国宝管,你那里也跑不了。我一听完了,我低估了这些国宝,我想不把战火燃到家里,这下完了。

2014.5.25 我们学校副校长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你明天务必回来,大校长很着急,我不知道为什么,到教委开会回来就给我打电话,而且打了两次很急。

2014.5.26 . 早上大校长找我说教委问我咱们学校有没有叫王鹏的。他说有,说派出所来人要查这个人。他说派出所还把我叫了去,说要向我了解你的情况,说你干了一些于国家有害的的事。我说不可能,他是我们学校的好老师,在学校都很好,只是特别喜欢画画。没准他们做展览时有别的艺术家有问题。校长告诉我,今天派出所要来学校找你。

上午10点左右北京市和平谷的国宝还有派出所的所长来了,校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们自我介绍一番,姓崔的国宝说,我们就是和你了解一些事,没什么,我们就是交个朋友吗,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这次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是不是呀。还和我拉近乎皮笑肉不笑的样子。然后那两个人也是套近乎,好让我放松警惕。

崔国宝问我,你是不是在宋庄画画。我说是的。他说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我说,那是肯定的,没事交流交流。他说,你要认清哪些人是朋友,那些人不是朋友。我说就是瞎聊,没想那么多。他又说你爱人叫什么?在哪里工作?我开始警惕起来,我就编瞎话,叫艳玲,没工作。他问,你爱人那里毕业的。我说技校。什么专业?我说我忘了。这也能忘?时间太长了。一开始就没工作?没事做点买卖。什么买卖?买些衣服。你儿子多大了?十四了。叫什么?王宇辰。在哪里上学?五中。我就不耐烦了,我说,咱们进正题吧,别问那些以事无关的得了吧!他说,你还有抵触信了。我跟你说,这就是了解情况,没什么的。你画什么话?我什么都画主要是人物。你画一些有意义的好看一点。我说以后会画的。

你认识齐志勇吗?我说不认识。不说实话,你们三个人和齐志勇照的照片哪来的?你别瞒我了,我也经历过六四,那时都是热血青年,到广场,我也经历过。这都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不是你的事就别瞎掺乎。你被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我们是帮助你的,想拉你一把。我也相信你,是无意的,但是你要认清形势,及时改正。和你去的那两个人是谁?王臧、吕上。谁联系的?他们都是干什么的?那里的人?搞艺术的,不清楚哪里的,都是搞艺术的瞎聊呗。我们没联系就是说去看一个朋友。谁先说的?吕上。是不是你开车拉他们一起去的?不是,我没有车。我们坐车去的。齐志勇跟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聊聊天,他是画画的吗?会画一点。那你们摆那姿势是什么意思?觉得好玩。什么!好玩?你就别瞎说了,我们都知道。我跟你说没事别瞎掺和。他现在怎么样?过得很惨,一个月才三百多元。赵国宝插话,你以后会过的比他更惨。你要认清形势,最近还有什么行动,告诉我们,别竟是我们给你打电话,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你现在该去宋庄就去,该和他们玩还玩,有什么事,你提前告诉我,或者他们有什么行动,也可以告诉我,咱们是朋友吗!所长说,是啊!我们是朋友,有什么事,通知一声,我们是帮你,把你拉回来,走正路。我们没有跟你们校长说你的事情,只是说了解情况。你放心,以后我们会成朋友的,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来挽救你的。又问胡佳我认识吗?我说不认识。那你们怎么在笼子里照相?我说我到咖啡馆去玩,看到它在笼子里,觉得好玩,就合了个影。什么好玩?真不认识?是的。我相信你,但是你要注意。

就这样审了我两个多小时,一个劲的说要挽救我,走正路。把我给气的要疯了。我就和他们对付,还要我写保证书,我说我多诚恳呀!还用写保证书?他们看我很坚决,就没让我写。最后说我相信你,我们是朋友了。

国宝走后,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对我说,这段时间天天上班,不能出去画画了,到七五以后再说。我说,没什么,他们是找我了解情况。校长说,那也不行,七五以后再说,你就老老实实在学校画。晚一分钟,早走一分钟,我就刨你钱。

2014.5.27. 今天本来是我写生画画的时间,我在美术教室很烦,原来宋庄的国宝只是询问和恐吓,没有像平谷的国宝总是说要挽救我,要拉我一把。他妈的我犯什么罪了,要挽救我。我还是上推特发东西,把国宝说我的话发上去了,对他们的侵犯我人身自由的行径公布于众。《艺术是自由的,艺术家创作是自由的,没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家不配称为艺术家,在共匪操纵的专制集权的中国,有着自由独立思想的艺术家,不仅思想不能自由表达,而且你的活动空间都受到限制。现在我已经被软禁,你们软禁我的身体,软禁不了我的思想,只要有发生音的窗口我就要抗争!》

10—13 上午十点,国宝又来了,把校长吓一跳。对我说,他们怎么又来了,你赶紧去吧! 这次来了两个,所长和赵国宝。一进会议室,两位威严而坐,所长拿了一个摄像机。赵国宝说,你够能说的,对付我们有两下子,还这帮孙子,我们是朋友,是来挽救你的。刚才你又干什么来着,自己说,别藏着掖着,我们是有证据材料的。我说,我没干什么。没干什么,是不是有发关于六四的事情来着。我说,只是转个贴。转帖也不行!共产党好的你咋不转呢!非得转这个。

所长说,我们只是来挽救你,我们并没有软禁你,你还在网上瞎说。我说,你们来,着给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明真相的老师以为我犯错误了呢,我的名誉受到了侵害,而且,今天我应该出去写生,你们找我们校长,校长就不让我去了。所长说,这不是我们做的,不管我们的事。我说。那为什么你们一来他就不让我出去写生了,我的自由让你们给打破了。赵国宝说,这只是开始,你要是不好好的反省,以后还会更严重,会给你的家人造成影响。他又说,你儿子在杨镇读书是不是。我一听完了,看来我的瞎话编不成了。我说是的。他又说,我们找你是有根据的。我问你什么,你如实的说。我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他说不一样,我问你说!你爱人叫什么?安海伶。在哪工作?三中。干什么?教师。你儿子叫什么?王潇瀚。多大了?十四岁。在哪读书?杨镇。你有兄弟姐妹吗?有。 干什么工作?我说,,,,,,。你父母在哪住?我说,,,,,。然后又问,几月几号你干什么来着? 我说记不清了。好好想想!我说真记不清了,几个月了,哪能这么清楚呢。齐志勇的事!我说昨天不是交代了吗!交代了,科鲁兹是谁的车?我的。我一想这下完了,我又一想,我又没有错怕什么。我怕给吕上、王臧造成影响我就全都担下来了。他问的精细道谁联系的、谁买的东西、谁花的钱、,,,,,。我靠我都腻了。我说,用这么细吗?他很严肃的说,这样就可以定你们的罪,谁重谁轻。那图片是不是你发的?我说是,发着玩的,没啥实际意义。没有,那底边的文字是你发的吗?是的。你跟共产党有多大仇啊!共产党把你养这么大,供你吃,供你穿,你挣着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我没骂它呀!我说的是事实。什么事实?我说,不是共产党养我们,而是我们养着共产党,我们是纳税人,没有我们的税收,他们哪来的钱! 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稳定的生活,你还能有力量来骂共产党,蒋介石这么牛逼,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打到台湾去了,就你们这点力量,屁用都没有!只会给你造成不好的影响!给你的孩子、家人。你要这样下去,死不悔改,你孩子以后都上不了学。会在你孩子的档案中有污点,你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你看现在的齐志勇惨不惨,以后你会比他更惨。

我真想再和他争辩,一看他那德行,懒得理他,你无法跟他沟通。 又拿我的作品《祈祷》这是什么?我的作品。什么?你的作品?是的。我看你是很崇拜共产党的吗!还给党旗下跪。这瓶子是什么东西?标本。什么标本?胎儿。哪来的?借的。跟谁借的?朋友。叫什么?我说忘了。你要老实交代,这还会忘了!真的,一年多了。这是什么?灵位。上面是什么字?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堕胎胎儿之灵位。什么胎儿灵位?计划生育是国策,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存。现在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们有这样的好生活吗?你怎么这样偏激,法律规定,没出生的胎儿不是生命,你还给他们社灵位!你如实的交代胎儿是哪里来的!借的标本!又问了还几次,我一口咬定借的,名字忘了。他气得青筋暴漏,我们会查出来的。你的画室在哪里?宋庄。你什么时间去?没准,原来每星期都去,这样你们和学校软禁我怎么去。什么时间去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看看你的大作。又拿一张图片《给维权抗暴英雄》问我。跟上面的一样,细到谁拿旗子,谁提议的,,,,,还有《支持王炳章》的图片、《为被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堕胎胎儿祈福》的图片等等,一大堆图片,一直审我到下午一点多。还问我推特、博客的账号密码,这下我急了,说,这跟银行密码一样,让我告诉你我银行的密码,有这样的事吗?他没往下说。又让我写保证书,我无奈就写了——保证书:今后我不在推特上发不正确的言论。王鹏。他说,就这么一句!等于没写。我说就这些。他收拾起来,又讲挽救和帮助我的话,然后还说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让我先出会议室。我靠,他们出会议室,就到校长室去了。等他们走后,校长又找我谈话,严厉地说,我不能在学校上网发东西,家里也不能发,然后又安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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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女議員倡議人工繁殖小普亭

 2014年11月8日,據俄國媒體報導,國會的婦女、兒童及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米祖莉娜(Yelena Borisovna Mizoulina),近日於議會上提出該項具濃厚愛國主義的草案。聞者一片譁然聲。反對者狂轟,米祖莉娜的建議是「源自烏克蘭色情媒體的廢話」。

 

負責婦女事務的女議員竟提案,向國內婦女寄出普亭的精子,令她們懷上普亭後代,而且加以培育,令這支「普亭小軍」成為俄國日後的軍事和政治菁英。俄羅斯在國際社會愈見孤立之際,國內卻大推總統普亭的個人崇拜。這個驚人草案一旦通過,必將普亭個人崇拜推向新高點。

 

 

 

她建議向國內婦女寄出普亭的精子,而為普亭產下骨血的婦女應獲國家特別津貼,以嘉獎她們對國家的貢獻。

 

 

 

她並假設這些「小普亭」均是男孩,因此提出「普亭之子」應接受類似蘇聯時期軍訓式寄宿學校的教育,長大後就會成為忠於總統和祖國的愛國者,令俄羅斯得到大量新生代軍事及政治人才。

 

交不起2万元超生罚款 父亲开学当天自杀

作者:随风 2014-05-14 07-05

37岁的贵州农民,也是个孩子的父亲王光荣用美工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竟是“超生罚款”,“超生罚款”这个与计生政策相伴而生的款项,是釀成这个家庭惨剧的主因。

据京华时报报道 今年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因为交不起22500元“超生罚款”,用美工刀片割腕自杀身亡。据记者调查发现,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在一起比且以此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

报名需带“计生证明”

王光荣有4个孩子,长女和次女在万屯读初一,三女儿和儿子在村子里的下坝小学读小学。开学前,这个不识字的农民听说他家属于“严重超生”,跑到万屯计生站去打听,回来后告诉妻子,罚款一共是22,500元。

万屯镇计划生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吴万斌介绍,王光荣超生的两个孩子,合计应缴纳“社会抚养费”18000元;王的第二个孩子要缴纳“超怀费、无证生育费”4500元,两者合计22500元。

这笔“超生罚款”让王光荣一筹莫展,他又去计生站问了一次。据吴金敏回忆,丈夫带回的原话是:“至少要交18000元,一手干(即一次缴清)”。丈夫还告诉她,听说报名前未缴清的,过期将会加倍罚款。

随后的几天,吴金敏发现丈夫变得沉默了很多,偶尔会在她面前感叹:“娃娃读不成书,以后就和我们一样(是文盲)了。”一向不喜欢求人的王光荣开始给熟人打电话,但愿望往往落空。

大约开学前一周,下坝小学大门前贴出通知,告知家长开学的时间和报名所要携带的材料,其中包括缴清罚款的“计生证明”。

开学当天割腕自杀

村民唐永江说,许多家庭都是举债或者卖掉牲口凑钱。但王光荣没有可以变卖的家产,3间老旧的房子还是借钱从邻居家买过来的,即使卖掉家里的1头猪和5只鸡,也无法凑齐18000元这个“天文数字”。

3日是孩子们报名的时间。吴金敏发现丈夫醒了,但并没有起床。10岁的三女儿向父亲要生活费,他说没有,“找你妈要”。女儿说要带“计生证明”,他也说没有。三女儿回忆,她曾向父亲要过几次“计生证明”,“感觉他好像要烦了”。

孩子们7点左右跟着

爷爷出门。8点多,大哥王甫过来,王光荣说他腿疼,王甫掏出500元钱丢到床上。王甫说,王光荣陆陆续续欠他4000多元,多半都是他看不过去,主动给的。

9点多,老母刘会香亲自过来看儿子,给了他100元钱。“我说先拿去交一点,但他就是不要,还说我不懂。”

吴金敏出门时将近11点,正碰到邻村的幺舅李万华来串门。李万华说,两人喝了些酒,他试探着问王光荣有没有钱借,王回答:“两个娃娃可能都读不成书了,村子里到处都在借钱。”

吃完午饭将近12点,吴金敏去邻居家帮忙了。临走时,王光荣说他觉得冷,想到床上躺会儿再过去。

12点50分左右,邻居告诉吴金敏,说听见他们家有“砰砰”的响声,吴赶紧跑回家,发现王光荣跪在床边,头栽倒在地上的一块土坑里,已经浑身冰凉,“土坑里都流满了血”。随后,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

吴金敏回忆,丈夫在自杀前几天叨念孩子报名的事,这在以前很少有过。“他经常说要让娃娃多读点书,不要长大像我们一样。”

超生父亲贫病交加

2000年,吴金敏生下了大女儿,两年后又诞下二女儿,意味着这对夫妻合法生育权利的终结。

王光荣兄弟四人,重男思想较重,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没儿子,作为老二他觉得一定要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在二女儿两岁时,王光荣和妻子来到邻镇郑屯,打打零工,做点小生意。但第三胎又是个女儿。王光荣的妻子再次怀孕后,他更加勤奋,还开了一个做蜂窝煤的小厂。

据王家人的讲述,2004年,一个朋友借了王光荣100元钱,后王光荣缺钱前去讨要,对方不给,还威胁要打他。双方发生冲突,王光荣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伤了对方。出事后王光荣一家从郑屯搬到了兴义,他去一个隧道做工,但没多久就遭遇塌方,腰部损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不久,又查出膀胱结石。

据当地人讲述,受伤男子住院一段时间后就回家了,但王光荣2006年被关进了监狱,2010年才出狱。

出狱时儿子已经4岁了,还债成了王光荣的主要工作。由于既无文化又无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儿打零工。就在自杀前段时间,他还去昆明做水泥工。吴金敏说,家里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至今还欠下银行3万元的贷款,贷款也是为了还债。

当地否认与罚款有关

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附近村民称,凶案发生后,计生站的执法明显柔和了很多。相关部门也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即人们在计生政策上出现违规,办理其他事项将受到限制。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至少在2011年,兴义市就开始将义务教育绑定在计生政策上。

不过,一位匿名人士告诉记者,教育系统对计生单位的要求并不满意,“义务教育也是国家政策”,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

王光荣死后,当地迅速辟谣称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无关,其死因“正在调查”。4个孩子均已在当天入学。与此同时,吴金敏获得了6万元的安葬费以及政府帮助其建房的承诺。但吴金敏告诉记者,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

巧合的是,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3月3日,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

记者查询发现,这也是贵州唯一一个地区,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

图片说明: 王光荣唯一的儿子手捧父亲遗像。网络截图
王光荣唯一的儿子手捧父亲遗像。网络截图

江西计生干部罚款抢财伤人 引百人抗议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网站

江西省吉安县北源乡村民举牌抗议计生官员殴打村民

江西省吉安县北源乡村民举牌抗议计生官员殴打村民

江西省吉安县北源乡上百村民周四堵路,抗议乡政府十多名计生官员抢夺村民财产并将村民殴打至重伤。

吉安县北源乡十多名乡政府计生官员周二到刚得二胎的下院村村民胡晚铭家罚款并没收家中财产,双方发生冲突,胡遭到群殴,至周五仍在医院抢救,生命垂危。

周四,上百愤怒的下院村村民手拿标语牌围堵高速公路抗议,要求政府严惩凶手。

一名在事发现场的商户职员周五向记者证实了事件。

记者:“他们是在你们门口堵着吗?”

商户职员:“是昨天上午,就在新余到吉安的那条公路上,很多人都用手机拍了视频。”

记者:“当时是堵了多久?”

商户职员:“有好几个小时。”

记者:“大概有多少人?”

商户职员:“一、两百。作为政府官员,动手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记者:“当时有警察在现场吗?”

商户职员:“有,有好几十个。”

针对这起打人事件,周五11时许,吉安县政府在官方微博回应称,北源乡因计生工作导致乡政府两人和一村民受伤,伤者均得到及时救治,伤势稳定。5月8日部分村民在北源乡集聚,在劝说下恢复常态。目前,该县已组成工作组将进行调查处理。

周五下午14时许,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当地已成立工作组,正在进行调查处理。

下院村村民胡冬梅周五告诉本台记者,胡晚铭家境贫困,上有两位老人要赡养,下有两名女儿要抚养,一家子就靠他自己的一点手艺维持生计,当天计生干部不仅要罚款,还搬走了胡家的家具,并将胡打成重伤。

“那是我娘家下院村上的,把那个人打坏了,在医院住着。那天我刚好去我娘家做客,碰到这个事。人家(胡晚铭)第一胎有准生证,第二胎也有。他家里不算很富,就靠胡晚铭一个人赚钱养家糊口,他妻子在家抚养小孩。(计生官员)打的是人家的下身,很严重,好像已经到南昌去了。他们是晚上下班去搞计划生育(工作),人家还送钱给他们,还打人家,肯定不服气嘛,村里男男女女都不服,哪里是搞计划生育的,就像土匪一样的。我娘家那个村搞重点,要罚一、两万左右,肯定多了。胡晚铭家给不起,(计生官员)就搬了人家的东西,拆人家大门,搬走人家电视。”

记者就此致电吉安县北源计划生育办公室,一名值班人员称事件已交由警方处理,拒绝回应记者的提问。

记者转而致电北源乡派出所了解情况,一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计生干部搬走胡家财产的原因还在调查,当天双方发生打斗,均有人受伤。

“打伤的人在医院治疗,事件还在调查,调查清楚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你们调查了计划生育干部了吗?”

派出所负责人:“我们是调查事情,不是针对这个人。不单是干部,包括他们双方。这是一个打架的过程,不单是一方人受伤,两边都有人受伤。”

记者:“他们为什么要搬人家的东西?”

派出所负责人:“这个还在调查,回答不了你。政府和我们公安局都在调查把这些弄清楚。”

记者在网络上了解到,有网民在2011年曝光北源乡政府官员在计生执法中,使用野蛮手段,打砸老百姓东西。即使是有合法准生证的家庭,也被逼缴纳罚款,并以拆房子作为要挟,一些妇女还被强行结扎。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林迪/申铧)

广州多名市民称申请单独二孩仍被逼签结扎协议

来源: 新快报

省卫计委: 坚决制止二孩办证时签结扎协议

多位市民投诉有基层单位仍要求签结扎协议

省、市计生部门多次强调,办理广东“单独二孩”政策,不能强制居民进行结扎。近日,仍然有花都区、海珠区、白云区等居民向新快报记者反映:“办证时被要求签订结扎协议,不签不能领证。”

针对近期群众反映的申请再生育要求签结扎承诺书一事,昨日,省卫计委召开专门会议,强调要坚决制止这种做法,只要符合条件就应批准生育二孩,不能增设附加条件。

市民称不签结扎协议不能办证

前日上午,广州花都区刘女士带齐资料和《再生育一孩申请表》前往居委会盖章。居委会盖完章后拿出一份协议给她签,刘女士说:“上面让我选择产后首先结扎,不签就不能办证”。日前,新快报曾对此进行过相关报道,省、市计生部门均表示“该做法不符合规定,不得强制居民结扎。”刘女士与居委工作人员理论,但该工作人员表示:“没接到上级通知,如果你身体不适合结扎,也不强迫,那就要求你老公去结扎。”后来,刘女士将居委会做法投诉到花都区计生局,工作人员称:“身体健康,就必须首行结扎。”对于居委会“不签订结扎协议就不办证”做法,该局只是含糊表示,他们管不了,可以到上级部门去投诉。

白云区“单独妈妈”杨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杨女士说,她去居委会申请时,也被要求签订一份诚信计生合同,其中一条称:“合法生二孩的,产后42日内夫妻一方必须要结扎,否则按照计划生育相关法规处理。”居委会工作人员称,不签就不给发准生证,孩子也不能入户。

准备拿证又被要求承诺结扎

昨日,海珠区张女士(化姓)告诉记者,她申请程序已经走完准备拿证前,“街道工作人员给了一个协议我,说领证的时候,要签好交回来,不然不能领。我回家一看,就是要求承诺要结扎。”

据该女士提供的“协议”显示,这是一份计划生育合同书,要求申请人在生育二胎180天后“首选”结扎措施,如身体原因不结扎,需提供相关医疗证明。

“我身体好就必须结扎吗?避孕的方法有好多种,选择权应该在我。如果我以后不兑现这合同,会有什么后续问题,比如影响孩子上户口或自身工作吗?”她说,希望计生部门事前把后续问题说清楚,好让妈妈们决定生或不生。

■对话

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花都区计生局,一位工作人员称不是你想不结扎就不结扎

针对花都区居民反映的问题,昨日下午,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该区计生局,一位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咨询。

问:省里都要求不得强制结扎,居委会却要求我签订结扎协议,不同意就不给我办证,你们能管管吗?

答:《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4条规定是“首选结扎”,根据该条例的解释,“首选”是鼓励、提倡,但必须明确,首选的标准不是单纯以育龄群众的个人意愿为转移,而是需要综合考虑避孕方法的优缺点及国家政策因素,客观地进行选择,因此首选的避孕方法具有指导性、优先性及相对排他性。

问:也就是说不是你说不想结扎就行的。

答:对。这是省里的相关政策,基层部门只是执行。

问:那《条例》中有说不首选结扎就不给办证吗?

答:这倒没有。

问:你们有无关注到省里近期在媒体上的表态?

答:我们只是按照政策执行。如果不满意我这个回复,可以去投诉。

严禁增设附加条件 严禁刁难群众

省卫计委强调:

针对近期群众反映的申请再生育要求签订结扎承诺书一事,4月10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专门会议,强调要坚决制止这种做法,只要符合条件就应批准生育二孩,不能增设附加条件。

省卫计委要求,全省各地要按照“城乡一体、一步到位”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不分户籍、不分地域、不限年龄,统一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各镇街人口计生工作机构,不得以未接到上级通知、未出台操作指引等借口,拒不受理群众的再生育申请。对政策实施前已经怀孕的“单独”夫妇,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要开辟补办再生育审批的“绿色通道”,做到快接快审快批。在严格按照《条例》和《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办理“单独”夫妇再生育审批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执行首接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等便民维权制度。对核查独生子女身份确有困难的,可以依据当事人的承诺办理,保证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省卫计委强调,在《关于做好全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中已经明确提出:在审批过程中严禁搭车收费、严禁增设附加条件、严禁刁难群众。对于近期媒体报道的个别地方要求群众一并签订结扎承诺书一事,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做法要坚决制止。“只要群众符合规定条件就应该批准生育二孩,不能搞附加条件,不能乱加码,不能搞捆绑式管理。”该负责人说。

■解答

再婚“单独”家庭能生二孩吗?

省卫计委:再婚前各生一孩的不符合政策

35岁的邓静(化名)昨日向新快报反映称,她跟先生组成再婚家庭,她带了个孩子,本人为独生子女,先生以前的孩子抚养权给了前妻。但广东现行政策却不允许她再生二胎。邓静说,“单独二孩”政策将她这样的情况排除在外,让她感到不公平。

针对邓女士的情况,省卫计委回应称,再婚前各生一孩,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此前曾回应,类似邓静这种,“单独”再婚夫妻双方在上一段婚姻中,分别生育过一个孩子的,无论孩子抚养权归谁,这对再婚夫妻都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

生单独二孩要退独生子女待遇?

市人社局:退与不退暂时无定论

昨日,有媒体报道称,独生子女家庭欲申请生二孩,被告知须将已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退还,还款入户后,人社部门才受理二孩的生育津贴申请。广州市人社局昨日回应称,“退与不退,未有定论”。

市人社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已就此问题与市计生部门沟通,后者也表示定不下来,目前省市部门正在协商,“省里一旦明确了,我们将马上执行”。此前,省卫计委副主任陈义平曾表示:“单独”夫妇经批准再生育一孩后,回收独生子女证,已发放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和计划生育节育奖励金都不要求退还。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还透露,广州市将调整生育保险缴费标准。“这项工作已列入市人社局的今年的立法计划。(广州市)调整的方向暂时还不便透露”。

■相关

最高危孕妇可选择32间医院生子

符合“单独二孩”条件准备再生育准妈妈们不少属于高龄产妇,她们再生育时会想找间有较好助产妊娠监护生育的医疗机构。昨日,广州市卫生局公布了全市155间承担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妊娠监护类别。

孕产妇保健分类管理工作方案将孕产妇基本情况分为I、II、III、IV、V类五类保健管理,级别越高,风险越高。此次,市卫生局将155间助产机构的妊娠监护能力也分为I、II、III、IV、V类五个类别。

其中,广东省人民医院、市妇儿医疗中心等32间助产机构妊娠监护类别为V类。V类是最高级别,收治范围最广,监护范围的孕产妇,其年龄、不良孕产史、心血管、遗传病等疾病史均无限制,这意味着此类别机构可监护最高危孕产妇;I类管理的是年龄在18—35岁,身高、体重、身体状况等都在正常范围的孕产妇。

“这样明确细化的分类管理,让孕产妇的安全有了更好的保障。”市卫生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比如,超过35岁以上的孕产妇,必须纳入II级管理,由主治医师动态监护。有遗传病史孕产妇需进行III级监护,由副主任医师进行动态管理。

“现在越来越多市民生育二孩,她们更希望享受更好的生产服务。”昨日,市妇儿医疗中心妇婴院区产科主任何平表示,该院区下周一将以全新面貌接待孕产妇。“重新装修后,增加了80多张床位,病床数达186张。”该院还特别开设了特需服务,设立10个VIP产房。何平说:“VIP产妇可以选择知名医生来服务,待产、生产、休息住院均在一个病房,就像在家生产一样。”据介绍,VIP产房生个小孩每天床位费约2000元-3000元。

高耀洁:“偷孩子”的英雄

单雅蘋(化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管计划生育,有偷孩子送人的传闻。这件事情只是地下传说,没有人出来证实。她为什么偷孩子?偷孩子干什么?很多人怀疑,她可能是偷孩子谋利益。因为她是某一城市郊区的副区长,她的行为没有人敢过问。十几年后,单雅蘋偷孩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于人世。原来是她冒着被罢官入狱的风险,挽救超生婴儿的生命,让百余名婴儿活下来, 有的已长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她的行为是巨大的善行,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软性抗争,是真了不起,胆子真大。

一、             单雅蘋何许人也?

计划生育政策很严苛,有一胎孩子的妇女要上节育环,有二胎孩子的妇女得结扎输卵管,这是不让超生婴儿出世的残酷政策。街上多处大标语牌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多生一个”。为了不让活胎出生,必需用药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老百姓对此痛恨之极,但无力反抗。“有权有势的人明着超生;有钱的买着超生;无钱无权的人跑着超生”, 这是百姓的俗话。只有单雅蘋敢冒着被免职和入狱的风险,把胎儿救出来。她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这还应当从她受难的经过和残酷历史说起。

单雅蘋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23岁在某县任乡妇联副主任。反右派运动时期,她在一次会议上说,农民吃不饱。于是别人说她反对大跃进,因此被划成右派。她被送到劳改所三年,丈夫和她离了婚,两个儿子最小的八个月,母亲走后饿死了。她受尽了苦难,终于在26岁结束劳改。娘家因为她的政治问题也不敢收留她。她唯一的出路是改嫁。她嫁给了另一个右派,当时27岁的邵某。邵某原来是个小学教员。因他在办公室说“阴沉沉的天”,别人就告发他对社会主义不满,被划成右派。其实他仅仅是说天要下雨了。他的妻子也是教员,受不了这种压力上吊自杀,一岁的儿子也饿死了。邵家就在某市郊区,有个相对清静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同命相怜,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又生了三个孩子,二女一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人的右派身份都被平反。单雅蘋复职,在当地乡妇联工作。她在劳改期间没有忘记学习,很有写作能力,人也很能干,短时期内被调到区政府。邵某说什么也不回学校教书。他买了个大卡车天天运输石子,收入不菲,五口之家生活过得不错。但是夫妻二人内心的伤痕是很难平复的。因此单雅蘋很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受苦人。

1981年的一天下午,单雅蘋的计划生育工作组中有一场手术出了问题,医院派我去抢救受害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单雅蘋。人命关天,当时她很害怕,我也非常紧张。我刚下手术台,发现另一个手术台上有位20多岁的妇女,正预备做输卵管结扎术,她哭的非常厉害。我便问她在哭什么。站在手术台旁的妇女说,她家两个孩子都有病。我问她这是真的吗?什么病?单雅蘋听到后,让这个20多岁的妇女先从手术台上下来,让人把那两个孩子抱来给她看。半个小时后,孩子抱来了。大女儿患有心脏病,手指已经变形。八个月的小儿子心脏病比姐姐还厉害,一哭面色青紫。单雅蘋当场决定让这个妇女回去,以后再决定是否做结扎手术。这个妇女从手术台上下来,衣服没穿好就跪在地上磕头,我非常难过。两年后我问单雅蘋,那个妇女怎么样了。单雅蘋告诉我,她的两个有心脏病的孩子一年内都夭折了,后来她又生了个健康的儿子。现在她已经戴上避孕环了。

手术过后,天也晚了。我就睡在她们办公室兼宿舍的床上,和她留宿在一起。单雅蘋爱说话。她说起自己的苦难经历,从九点上床睡觉时就打开了话匣,一直说到凌晨三点,边说边哭,特别对错划右派的苦衷,一字一泪地说的很详细,让听者也落下了同情的眼泪。但她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只字未提,当时我也没有多问,因为我的任务是抢救计划生育手术中出了意外的妇女,成功了便完成任务,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也不便多问。

从此之后,凡是她们计划生育工作出了问题,她都来主动找我。时间长了,人也熟了。1987年,她儿子高考分数超过了分数线,但同期报考的学生很多,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她夫妇两个着急了,来找我想办法。我想起当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有位教育系的同学,现在是某大学校长。在学校时我们虽然没说过话,但近年来他以老同学的身份经常写条子给我介绍病人。我对单雅蘋说:“我们可以去找这位校长试试看。这是走后门,合法(因分数已过线)不合理(有的考生分数比他分数高)。”

次日,我和单雅蘋夫妇开着拉石子的车头,冒昧去了那个大学,见到了这位校长。我的老同学见到我,第一句话是:高耀洁,哪股风把你刮来了?我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谈了单雅蘋儿子高考的事情,结果成功地帮助这个男生录取到中文系学习。孩子还算争气,以不错的成绩毕业,分配到郑州市委办公室,从事文件起草工作。从此之后单雅蘋夫妇把我视为恩人。她家在郊区乡下,附近出产便宜的新鲜蔬菜,逢年过节夫妇二人经常拿一篮子蔬菜来我家闲聊。

二、2009年春节的畅谈

春节过去三天,天气晴朗,风也不大。她两口子又来了。老单夫妇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外表已经全然是70多岁的老人,但是身板硬实,精神很好,思维还很清晰,她还是爱说话。我们故人相逢,谈起了往日旧事。

单雅蘋主动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当年把孩子偷出去送人的事情?”我说不知道,当年我也没有必要过问这个传闻。

她说:“当时干这项所谓‘计划生育’其实是个惨无人道的工作,我真不忍心把活生生的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我悄悄地把孩子救出来,送给好人家收养,有的孩子己被送到外省了。这件事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当时一共有五个人,这几个人都受过政治迫害,都是死里逃生的人,因此她们很同情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都不忍心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大家同心协力做这项救胎儿、婴儿的工作。

“我们对八个月以上的孕妇,没有给她注射堕胎药,打的是生理盐水,尽量让胎儿活着出生。然后我们把孩子悄悄地抱给没有子女的夫妇。这是一种沉默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抗议,比有些人空喊口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囗号好得多。但是这种行动是很冒险的。万一漏风,有判刑的可能。所幸十几年来没出现意外。”

“在外送婴儿的时候,最怕孩子哭,就把孩子的小手塞到嘴里让他们自动吸吮。送孩子一般是深夜,送到无子女的家庭。有时候是预先联系好的无子女夫妇偷偷地来把孩子接走。一次有个30多岁没有孩子的妇女,抱着婴儿找不到医院大门,误入厕所里,又怕孩子哭泄露了秘密,她急得哭了出来。周折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找到大门走出医院。现在那个孩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还不断的说自己长得像妈妈。有同学说:“你长得既不像你爹也不像你娘,自己生得一副巧模样”。 她不高兴,现在这个姑娘大学教育系毕业了,在市立某校中学当了老师,还兼了班主任。

我问单雅蘋:“隔壁大雨 (化名) 家的三妮(她两个叔叔家各有一个孩子,她排老三)是不是当年你们救下来的孩子?”单雅蘋说:“三妮是他叔父开着汽车来接,大雨亲自抱回家的。”三妮属于超生子女。当时大雨已经和我们联系好了,准备妥当,孩子一出生,无论男女,她都收养。大雨喜欢孩子,她会把三妮视为自己生的孩子。大雨娘家和婆家都是省委高干,三妮便成了高干子弟。三妮的外公经常夸奖说:“大雨生的三妮很像她妈妈,学习很好。

三妮是个女孩,她生身父母从未过问。大雨极力隐瞒三妮是抱养的这个事实。因此她搬到远处的东郊以避人耳目。大雨经常指着她下腹部的刀口癍痕,说三妮是她剖腹产生的。恰好三妮的个头、相貌也和大雨相似。三妮学习很好,小学中学都是三好生。她爷爷经常说:“我七个孙辈,就是三妮争气,学习好。”三妮十八岁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某大学学习电力,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了。毕业回国之后、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了。大雨夫妇退休后了、二人赴北京和女儿同住。三妮的外公外婆也经常去北京探望这个最争气的外孙女。

三、          一个得救婴儿的经历

单雅蘋偷孩子,和别人偷孩子不同。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毫无私心地抢救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她连养父母家里的一口水、一顿饭也没有享受过。她只要求这些家庭保守秘密,平安是福。某公安厅有对40多岁的夫妇,无子女。1980年春,单雅蘋给他们偷了个儿子。婴儿的生身父母是郊区的普通农民,第一胎是女孩,按规定可以生二胎,但是要间隔四年。可是这位农妇两年后又再次怀孕,政府要求强行打胎,此时胎儿已近足月。单雅蘋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活生生把胎儿杀死,于是给农妇打了催产针,让胎儿在深夜出生,婴儿是个体重六斤、发育良好的男孩。单雅蘋连夜将孩子送到公安厅那对夫妇家里,孩子从农家子弟变成了官家少爷。单雅蘋回忆道:当时收养孩子的家庭给她准备了些酒菜以示感谢。她当时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胸膛了,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匆匆离去。

婴儿的成长环境良好,养父母爱如己出,为养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环境。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单雅蘋还去见过一次,虎头虎脑,身体健壮,非常可爱,孩子言谈、对人也很有礼貌。老师夸他聪明,长大一定成材。

时光飞逝。孩子十八岁考入北京公安大学,四年后毕业,成绩优秀,又分配回公安厅,令养父母喜出望外。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工作能力强、人缘好,由普通干部升迁为副处长。养父母退休后以弄孙为乐。

孩子的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家总共两个女儿。而他们对外送的儿子总是念念不忘。他们找单雅蘋问孩子的情况。单雅蘋说:“你们不要问了。你儿子现在有福了,你们祖宗十代也出不来这样的人才。”

 

俗话说:骨肉连心。他生身父母最后还是打探到儿子的下落,打算去看儿子。一天上班时间,老两口坐在公安厅大门口等儿子。儿子出现了,相貌、身形、走路、姿态全像生父,只是穿着一身警官服。他夫妇二人失声痛哭,直往儿子身边走去。儿子问他们出什么事情了,为什么痛哭。生父母不敢说出真相,只是哭。儿子莫名其妙,吩咐门卫去问清楚这两位老农到底在痛哭什么?他们要找谁。门卫还没走到老两口跟前询问,二位老人吓得哭着跑了。

我认识单雅蘋多年,这个故事还是第一次听说。单雅蘋说:“那几年救孩子,故事多了。普通百姓不知道这个消息,收养婴儿的家庭大多在社会中上层,谁敢暴露内情?所以这件事情做的成功。那十几年时间,各地抱走了-百多个孩子,现在半数以上都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谁知道当年的行动者的危险呢?”

总之,单雅蘋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无名女英雄。她本人历经坎坷,因此对受苦的普通人具有深切的同情心。单雅蘋等人虽然没有公开和计划生育政策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实实在在救了很多婴儿。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的义举,比唱高调的“斗士”更了不起。有的人以反对计划生育的政策为名,未见实际贡献,却获得世界闻名。但是和单雅蘋这样的人相比,如同牛粪与鲜花,品德上更不可相提并论。去年我得知单雅蘋等诸位已经过世,所以今年才终于把故事写了出来。那些真正干实事的人,因不会吹骗,故鲜为人知。世人应该记住她们的高尚精神和伟大行动。她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计生局強行关押5夜6天, 产妇遭羞辱逼供

來稿:朱新梅

我原是山东省莒南县的一小学教师,我与前夫2010年10月离婚,之前生育的孩子由前夫抚养。2011年初认识未婚青年刘伟,后与之交往并怀孕,2012年2月6日生育一男孩。

2012年2月12日在我剖腹产后第6天,计生局在深知我的身体还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以谈话调查的名义开始关押我于莒南县路镇计生委一办公室,并没收了我的手机。办公室里仅有一连邦椅,我无法休息,因天冷我要求朋友给我送被褥,遭到拒绝。第二天转移到佳禾宾馆,在关押我的第一天上午,我已向他们说明我已离婚的事实,虽然向他们多次说明我的情况,调查期间我曾把刘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他们说联系不到。因此,也就没得到他们想要的满意的结果。调查组的人多次说因为我的事情是由县委书记亲自督办的,他们说没有结果(因未找到刘伟)是不可能放我走的。所以他们以我学历高、人品正,不可能结交刘伟一类人为由,继续关押我、前夫及我姐。

2月17日上午,当我再次把我、孩子与刘伟的关系澄清,写成书面材料后,当日晚上,他们打电话给正被关押于坊前党委院内一宿舍的前夫,诱骗说我已咬定孩子是他的。后来当着我同事及众人的面,强行取走孩子血样,说如果我们不承认孩子是我俩的,他们将继续关押我们。我随之写下:“刘伟失踪,我无法澄清,前夫只能做替罪羊”。此时我的身体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计生局的领导不同意这样写,前夫见我几乎虚脱,怕出人命,再看看女儿那惊恐无助的眼神,拿着我的手写下孩子系我俩所生。他们在未取得明显证据证明前夫涉及违法生育的情况下,非法关押前夫5、6天之久,还要强行取走孩子血样。很显然,他们是先设定我和前夫超生,然后不择手段逼迫我们承认他们设定的结论。

在关押我期间,我经历了刑讯逼供和超强审讯,他们除了白天轮流审讯外,每天夜晚12点前不让我休息 ,期间调查组人员不止一次的用侮辱性语言侮辱我的人格,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由多个人轮流看管、审问我,我精神崩溃,当时都想自杀了。同时被关押的还有我姐,姐夫常年在外打工,我姐在家一人带孩子。2月12日,计生人员来到我姐家,强行带走我姐,还要带走我姐家的孩子,多亏我姐灵活,把孩子藏到屋内才免于被关押一难。我姐由原相邸计生委人员强行关押于莒南一个名叫莒兴园的宾馆,白天由其村两委成员看管,夜晚由计生委人员李某、葛某轮流值班看管。宾馆房间原为暗锁,在房间内能打开,但怕我姐逃跑,宾馆人员按计生委的要求随之换锁,只能由他们持卡自由出入,而我姐彻底失去人身活动自由。拘禁时间和我一样长达5夜6天之久。由于他们的长时间关押,如今,我落下严重的“月子病”。伤口至今未愈合好,由于月子里受凉,头经常针扎般的疼痛,全身关节酸疼,阴雨天更严重。

由于他们的关押,我姐被吓出心脏病,神经衰弱,彻夜失眠,家庭关系发生危机。计生委还对我前夫的嫂子实施抓捕,我前夫的嫂子怕被抓挨打(因村里曾有人因亲属的计划生育问题被打的鼻青眼肿住院挂吊瓶的,有被撕掉头发的)而藏至村北边的山里,有家不能回。由于找不到她本人,计生人员翻墙爬进其住宅,村民对他们的野蛮行为敢怒不敢言,但极度愤慨。计生人员还对我正在上学的女儿实施抓捕,女儿极度恐惧,好长时间不敢上学。由于受到惊吓,孩子学习成绩下降,性格发生了极大变化。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对符合法定结婚条件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自生育之日起六十日内补办结婚登记;逾期未补办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的二分之一征收社会抚养费。正是由于计生局的关押与逼供,造成我男朋友刘伟不敢露面,甚至有彻底抛弃我的可能,造成了我无法办理合法手续的困难。

计生部门粗暴执法行为从未停止过,佳禾宾馆、三江宾馆、祥和宾馆也关押了许多计生户的亲属而举办的“学习班”,被抓人员每天被迫缴纳上千元钱,但他们不出任何手续,在关押期间还要受到计生人员的暴力摧残,如打耳光,拳打脚踢,伸直双臂与双腿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他们的粗暴行为,我均有当事人的讲述录音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讲述录音。相信这些也能充分证明他们对我实施的违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八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第五十七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以欺诈、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莒南县教体局以无效证据为依据开除我的党籍和公职,我被逼到了绝路,生活无法继续。一位被剥夺掉工作的单身母亲,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孤独无助,已陷入绝望境地。万般无奈,发一微博,希望博友给予支持与帮助!了解了解“国家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相关录音录像资料我将适时上传:  REC025、RECO28系工作人员谈今年如何办学习班录音;REC036系受害者谈在学习班

学习情况录音 ;VI005录像内容为工作人员关押老人现场视频,;MVI008录像系祥和宾馆工作人员介绍此处关押人员为路镇计生户;  MVI0004录像系被抓老人讲述因儿媳未结扎而抓;MVI0013录像系计生人员暴打受害人的场景;MVI0004.AVI系被误抓计生亲属讲述学习班被暴打场景……

 

 

人口学家:剩女是个小问题 剩男才是大问题人口学家:剩女是个小问题 剩男才是大问题

■主讲人简介:
李建新,人口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社会学、健康老龄学等方面。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结构问题》。
2012/5/20

日前,人口学家李建新教授在北京大学做讲座时表示,剩女并非适婚女性太多,而是女性对婚配的自主选择,剩男则是因为男性适婚人口大量绝对过剩,这种现象容易给社会带来各种问题。

人口性别的失衡以及快速老龄化,还会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削弱在大国争雄中的竞争力。

“越南新娘” 折射中国“媳妇荒”

去年8月,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上百名越南新娘被卖到湖南山区后集体失踪的事件,一时间贫困落后地区的男人讨妻难成了关注的热点,反映了一些地区“媳妇荒”的现象。

近年来,不断有报道称我国一些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山区出现“光棍村”,而且“买卖新娘”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典型事件反映出我国农村等落后地区婚配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现实及后果。

一方面,弱势群体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婚配市场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现实又成为不法分子拐卖妇女、买卖婚姻的土壤。就全国而言,可以看到,一边在许多农村落后地区是“光棍村”兴起,另一边在不少大城市,确实“剩女”不断。

由此,中国可能会迎来以男女性别结构失衡为基础的婚姻挤压及社会不稳定。

人为干预 男女失调近30年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基础指标,出生性别比是指在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出生的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来表示。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出生性别比是个常数,即在没有外部因素干预生育行为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应该是稳定在105左右的常数。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在个别年份如1966年偏离正常值,但基本上是在正常值(103-107)之间波动。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了正常值。到90年代以后,人口出生性别比超过了115,甚至超过120,严重地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范围。直到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8,失调长达近30年。

10年以后 2600万人面临打光棍

从2010年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失衡男女渐次进入婚育期,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并积累。

2020年前后,我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推算数据显示,2020年,22-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多万。即便是从现在起出生性别比迅速恢复到正常值范围,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且会持续到2030年以后。

当然,年龄性别结构平衡只是人们婚姻的基础。现实的婚姻,不仅与婚配男女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有关,还与社会经济条件、婚育观念因素有关,这其中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婚配模式影响较大。

现实中的男女婚姻模式除了“门当户对”,还有一种是“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

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的话,那么男女婚配的这种模式是甲男乙女、乙男丙女、丙男丁女,在这种婚配模式下,这个社会上最终剩余下来的就是甲女丁男。若以教育程度地位为例,男博士娶女硕士,男硕士讨女学士,最后剩下的可能是女博士和男文盲。

所以,男女适龄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加上实际的婚配模式落差,造就了剩男剩女们。不过,剩男剩女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

剩女不是女性适龄人口的绝对剩余,而是来自社会婚配模式和个体婚姻的选择。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她们大多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经济独立而且自主性强,其中还不乏不婚主义者。

相反,剩男就不一样了,剩男是男性适婚人口大量绝对过剩,且他们还多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剩男危机 对家庭社会都不利

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可以推断,随着这些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婚姻挤压会对传统家庭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将可能引起婚姻家庭道德危机。初婚期的男性由于数量绝对超过女性,女性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会在男性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因而滋生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离婚率、非婚生育、婚外生育等社会现象和道德问题。

同时,婚姻挤压对社会稳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社会地位高的男性如职业好、收入高、有文化、有住房等择偶不存在问题,但社会地位低的男性,如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等择偶将非常困难。

而且,由于女性普遍短缺,在人口流动的条件下,女性人口可能以婚迁形式从不发达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如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那些贫困落后地区条件差的男性将成为婚姻挤压下最大的“受害者”,这种现实在客观上刺激并加剧了落后地区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人口危机•国力兴衰
世界人口 中国男女比例降至新低

除了关注男女性别结构失衡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化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011年10月31日世界迎来了70亿人口日,不同以往的60亿日和50亿日,现在世界人口已处于低增长。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且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0.36%左右,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平。21世纪末,世界人口规模将达到顶峰100亿左右,之后人口增长将趋于零增长。

在世界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惯性增长,且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负增长。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目前已经降到了19%,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比例,而且还将继续下降到10%以下,再创历史新纪录。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新出生婴儿的比例只占世界新出生婴儿的12%,而根据预测,到2060年,中国新生婴儿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到6%。

人类历史上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此急速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文明冲突 就是人口共同体冲突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撰文指出,国际社会关系为“文明冲突”。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对抗结束之后,将是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八种文明的世界。亨廷顿充分认识到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宗教、文明、族群结构)的变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兴衰的巨大影响。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这些不同文明的人口共同体的冲突。
人口数量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文明兴衰有着很强的影响。

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比达119.45 :100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上一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专家指出,尽管这是近年来出生人 口性别比首次出现下滑,但我国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情势依然严峻,不可放松警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 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错位婚姻现象将凸显。出生性别比偏高成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婚姻挤压与人口老龄化会危及人口生态安全
  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在103-107之间,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比例就趋于均等。
  除了战争年代外,全世界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都没有出现过大幅度的失衡。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历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过程。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出生性别结构开始失衡,之后,一直快速持续上升,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121.20。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也迅速蔓延。1982年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 高,2005年,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均偏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忧虑地说,出生性 别比持续偏高不仅会产生“婚姻挤压”现象,还会危及我国人口生态安全。适龄男性,尤其是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男性择偶困难,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引发买卖婚 姻等问题。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与人口老龄化问题交织,会增加养老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将更为男性所主导,两 性间不和谐问题日益突出。
  专家:问题主要在农村,B超助纣为虐
  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别偏高问题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父系继承和女儿外嫁的隐性制度造成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的普及更起到了直接地推动作用。
   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在“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下,一些人借用B超等现代医学手段进行性别鉴定,人工流 产女胎现象严重。据调查,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 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
  “从某种角度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也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原新认为,调查显示,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他指标尚落后于男性。
      在经济生活方面,妇女获取资源的机会、收入水平处于弱势;在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仍受制较大。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会延伸至家 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沿海地区很多公司招聘农村女工时不但把年龄卡得很死,就连工作期间不准结婚、不准生育都列入内部规定。

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比达119.45 :100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上一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专家指出,尽管这是近年来出生人 口性别比首次出现下滑,但我国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情势依然严峻,不可放松警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 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错位婚姻现象将凸显。出生性别比偏高成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婚姻挤压与人口老龄化会危及人口生态安全
  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在103-107之间,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比例就趋于均等。
  除了战争年代外,全世界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都没有出现过大幅度的失衡。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历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过程。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出生性别结构开始失衡,之后,一直快速持续上升,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121.20。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也迅速蔓延。1982年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 高,2005年,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均偏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忧虑地说,出生性 别比持续偏高不仅会产生“婚姻挤压”现象,还会危及我国人口生态安全。适龄男性,尤其是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男性择偶困难,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引发买卖婚 姻等问题。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与人口老龄化问题交织,会增加养老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将更为男性所主导,两 性间不和谐问题日益突出。
  专家:问题主要在农村,B超助纣为虐
  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别偏高问题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父系继承和女儿外嫁的隐性制度造成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的普及更起到了直接地推动作用。
   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在“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下,一些人借用B超等现代医学手段进行性别鉴定,人工流 产女胎现象严重。据调查,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 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
  “从某种角度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也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原新认为,调查显示,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他指标尚落后于男性。
      在经济生活方面,妇女获取资源的机会、收入水平处于弱势;在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仍受制较大。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会延伸至家 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沿海地区很多公司招聘农村女工时不但把年龄卡得很死,就连工作期间不准结婚、不准生育都列入内部规定。

台湾男女婴比例为110比100 六年来失衡最严重

台湾人口结构再恶化。今年上半年出生率创历年新低,新生儿性别失衡更急遽恶化,男女婴比为110:100,为近六年来最严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另据台“卫生署”人民健康局出生通报资料,第三胎起男女婴比率严重失衡,四十岁以上高龄产妇的胎儿性别,更较年轻产妇失衡,平均每三名四十岁以上高龄产妇只生一名女婴。妇产科医学会前理事长李茂盛分析,显然产妇在“传宗接代”的压下力,透过母血筛检等手法,只为“求得一子”。

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上半年新生儿只有82712人,男婴43348人,女婴却只有39364人,比男婴少了近四千人。

相较于去年,19万余名新生儿,性别比为108比100,虽然是近十年新低,却仍高居全球男女婴性别失衡第九高。原已稍为缓和的男女婴比,今年上半年却又骤升,创下六年来新高。人民健康局指出,自然情况下,婴儿出生的男女比率约在105、106比100之间。今年女婴特别少,性别比例失衡明显恶化。民健局局长邱淑媞认为,应该跟今年适逢虎年,出生率下降有关。台湾人口结构再恶化。今年上半年出生率创历年新低,新生儿性别失衡更急遽恶化,男女婴比为110:100,为近六年来最严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另据台“卫生署”人民健康局出生通报资料,第三胎起男女婴比率严重失衡,四十岁以上高龄产妇的胎儿性别,更较年轻产妇失衡,平均每三名四十岁以上高龄产妇只生一名女婴。妇产科医学会前理事长李茂盛分析,显然产妇在“传宗接代”的压下力,透过母血筛检等手法,只为“求得一子”。

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上半年新生儿只有82712人,男婴43348人,女婴却只有39364人,比男婴少了近四千人。

相较于去年,19万余名新生儿,性别比为108比100,虽然是近十年新低,却仍高居全球男女婴性别失衡第九高。原已稍为缓和的男女婴比,今年上半年却又骤升,创下六年来新高。人民健康局指出,自然情况下,婴儿出生的男女比率约在105、106比100之间。今年女婴特别少,性别比例失衡明显恶化。民健局局长邱淑媞认为,应该跟今年适逢虎年,出生率下降有关。

中国一胎化政策加剧男女性别比差距

——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妇女节演

讲 gai

在《It’s a girl》记录片中,我们看到印度和中国在扼杀女婴的传统文化中有非常相似之处,愚昧、落后和文化中的糟粕,导致大量女孩的出生权被任意剥夺,女孩的生命随时遭受威胁和侵犯。

现阶段印中两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孩政策,更加剧了对女性的伤害,以及加剧了男女比例极大的悬殊。中国学者关于男女出生率的数据为119:100,而中国妇权在多个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的数据是125~135:100,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至少有4000万男性娶不到老婆而沦为光棍,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社会和家庭结构和稳定,以及影响周边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2012年10月10日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凉灯村一群刚放学的男孩环绕着一个女孩。PHOTO by WRIC

.2022 4000万光棍 WRIC 摄影 1

下图:中国妇权义工在广东省一乡村不经意拍下的“男人世界”。PHOTO BY WRIC

2022 4000万光棍 WRIC 摄影

2010年9月份起妇权义工对农村女孩数量锐减原因进行了调查,了解到一些阶段性溺杀女婴的手段,包括80、90年代的买卖、溺毙女婴和现在流行的B超鉴定胎儿性别,而导致的大比例性别不平衡现象。

   一、灭杀女孩的常见手法

在计划生育实行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家庭为了能在计划指标内生育男孩,普遍采取在孩子生出来后弄死或丢弃,各省农村最常见的是,当妇女临盆时,旁边放置一个水桶和盆子,里面装一半的水,如果生的是女孩,接生婆或孩子的家人随即将女婴丢在桶里淹死,有的丢弃在荒郊野外,任由其自生自灭。那时节,在河边、草地、路旁见到被丢弃的女婴尸体,几乎没有一个是男婴。一名义工就亲眼见到他的叔叔曾经用塑胶薄膜捂死了家庭中一个刚出生的女婴。有的妇女因生下女孩而被丈夫抛弃。也有家庭不忍心弄死自己的孩子,便偷偷的送人,仅安徽省安庆地区尼姑寺院累计收到过上千个丢弃在寺院附近的女婴,等待尼姑们来收养。

2010年6月被遗弃在安徽乡下草地上的女婴,中国妇权义工和尼姑全力救助让她获得医疗救治。右图:进入医院保温箱的弃婴(取名释宗缘),左图:8个月后的小宗缘。photo by WRIC.

被遗弃的女婴释宗缘2 被遗弃的女婴释宗缘

实施计生国策30年来,福建长乐市至少有三万名女婴在刚生下来就被卖到100多公里外的莆田市以及其它地区,她们大多沦为了童养媳。

这些从小就卖给福建省莆田的家庭做童养媳的女子,2012年1月在WRIC组织的寻亲活动中表达要寻找亲生父母的强烈的愿望。中国一胎化政策实施的80年代是福建买卖童养媳的高峰时期。photo by WRIC

.1) canvas32) 寻女的母亲(左一、二)与寻母的女儿(右一、二)。

左边2名母亲正苦苦寻找被拐卖失踪的女儿,右边2名是多年前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童养媳。 PHOTO BY WRIC

2011年揭露出来“邵氏孤儿”广受中国及国际媒体关注,即湖南省邵阳市政府儿童福利院(孤儿院)将农民家庭中因没有生育许证可而“非法”生下的孩子,这些孩子被当地政府人员以抵押罚款而送进孤儿院,大多为女孩,由孤儿院高价卖给各国收养家庭,我们知道至少有7名有亲生父母的“邵氏孤儿”被美国人收养。

由于中国严格的一胎化国策,买卖孩子市场的需求量大增,拐卖儿童成了人贩子们最轻松的生财之道,加上欧美各国收养家庭高价诱惑(一般完成收养程序需3~5万美金),拐卖儿童现象愈发普遍、愈发严重。4) WRIC义工街头宣导反拐卖2

5 ) WRIC 学校宣导反拐卖3 3) WRIC义工街头宣导反拐卖1

WRIC义工和寻找失踪孩子的父母,在多个买卖孩子频繁的省市县乡地区的街头、学校等帮助家长们寻找孩子,并进行反拐宣导。PHOTO BY WRIC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被遗弃的女婴明显减少,但男孩的数量却比女孩依然超出了很多。安徽省宿松县二郎镇的一位小学老师告诉我们的义工,他的班上有57个学生,却只有16个女生;我们调查了两个村2010年和2011年农村男女出生数量,平均来看,男婴和女婴的出生率大约在65%和35%。虽然也偶尔发现有被丢弃的女婴,如尼姑庵附近等,但相比以前少了很多,那减少的至少15%的女婴究竟上哪去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进行了进一步调查。

 二、B超选择性别致女孩胎死腹中

尽管中国政府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进行性别鉴定,但事实上到处都有私人诊所、B超检验流动车车,孕妇们只要花个一、二百元就可知道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在城市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农村生两个的规定下,人们多选择设法“拿”掉女孩,而留住男孩。安徽省宿松县还有一个家庭为了生个男孩特地买了个B超机,不仅为自己做,也给别人做,这些想生男孩子的家庭一旦发现腹中的胎儿是女的,随即采取各种手段中止怀孕。这是当前中国被丢弃的女婴越来越少,而男女比例依然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女孩们在未出生时就被人工流产、药物流产、引产等搞掉了。

陕西渭南市蒲城县2013年12月21日一家非法B超室,检查若是男孩收费200人民币,女孩100元。2013年12月中国妇权义工试图采访陕西渭南市蒲城县黑B超室。PHOTO BY WRIC

B超 2

中国政府发现了男女出生比加大这一现象,是否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也加大了宣传力度,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对女婴的奖励措施,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对处于偏远的农村地区,主要原因就是政府仍然在实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这个被尊为中国的国策的重点还是放在了控制妇女生育和节育方面,缺乏对私人诊所非法进行B超性别鉴定的有效查处,也就是说偏重强制实施超生惩罚、轻待男女比例管控,以致中国农村及城市中男女出生比例依然在不断的扩大。

以上是中国尤其是农村广大地区,在传统重男轻女思想作祟以及一胎化政策的逼迫下,最常见的虐待或杀害女婴的做法。中印两国都是传统的男权社会,在暴力、歧视对待女性方面有极为相似的一面,只是中国的30年的一胎化政策,更加剥夺了中国女性生而具有的基本权利—-生育的权利。

中国严打异见者 美国会听证 张菁为妇幼权益发声

中国妇权网报道                                                                   2011-05-15

 

 

5月13日美国国会的中国行政委员会就中国最近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举行了听证会。听证会聚焦近期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状况。 自2011年2月以来,中国政府加剧了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网络作家和宗教团体的打压。到场作证的包括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劳改基金会吴宏达、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人权观察亚洲问题研究员费林.凯恩(Phelim Kine)和美利坚大学法学教授安德丽亚·沃登(Andrea Worden)等。

 

图左起:黄慈萍(翻译)、魏京生、吴弘达、张菁。     (图片:中国妇权)

 

 

魏京生认为,艾未未案件的特点在于它公开被失踪的行为。官方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超期拘禁,拒不通知家属,却通过官方发言人披露相关消息,并通过官方喉舌媒体为当事人编织罪名,进行污蔑中伤。

 

“这等于是公开蔑视法律,宣布共产党的意志凌驾于法律至上。这和邓小平、江泽民时代针对个案的违法活动有重要的区别。这也代表了整体的司法体系向极端专制的纳粹化、毛泽东化的转变。” 魏京生表示,拘禁艾未未这一高调的行为是得到中共最高层支持的,但是现在迟迟没有下文也说明高层对他的处理还没有达成共识。

 

同时也代表女童之声的张菁说,“我们的中国义工在走访受益家庭时被跟踪、监视,让我们工作很难展开。当地公安和国保还警告受益家庭和机构不得接受境外资助,并对他们进行持续骚扰和短暂监禁。结果我们有些资助对象迫于压力就退出了资助项目。”

 

張菁說:对于这样一项单纯的慈善项目他们都不放过,更何况对政府提出批评者。

 

中国妇权义工李元龙(右一)在贵州毕节发放奶粉补助时,何姓国保(左一)一边拍视频记录,监控前来领取补助的妇女,一边查看其录像效果。(图片:中国妇权)

 

河南襄城聂丽娜已经怀孕,2011年3月两会期间在京上访被抓,在次被拘留15天。(图片:中国妇权)

 

中国妇权主席张菁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声援聂丽娜上访维权,最终她被稍微善待,在家中生下了小宝宝。(WRIC 图片)

 

老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表示:中国对异见人士展开的新一轮严厉的打压,违反了联合国相关规定,也说明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承诺完全时说一套做一套,欺骗了国际社会。他呼吁奥巴马政府必须对中共施压,重视中国的人权、言论自由等状况。

 

人权观察的费林.凯恩认为中国政府最近的镇压行为主要是害怕“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他呼吁美国政府公开并坦诚地向中国政府就人权问题施压。“不管中国手头持有多少美国的国债,这些都不应该,也不能换来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沉默。”

 

 

金志华夫妇轮番陷狱,是生二孩有罪还是读大学有罪?

杨支柱              2012年12月17日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大皋埠村金志华就生二胎被违法收取“社会抚养费”一事起诉当地计生局,终审败诉后被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已经扣划了他们的几乎全部工资(只给他们4口人留1千元生活费),还借口他们可能隐藏财产,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为由轮番抓捕金志华夫妻。

2012年12月14日金志华给我的网易博客留言,称他已经被扣押在派出所,执行法官说“关我15后还要继续关15以后再关我老婆15天,再不履行就判刑”。金志华说,法院通知我们计生局申请执行时我就已经把家里的财产造了一份清单给法院,执行法官可能嫌那些东西不值钱没有拍卖,“我们每月的收入都被扣得只剩1千元生活费了,要靠父母接济才得温饱,难道要逼我们借高利贷交社会抚养费?”我第二天(周五)看到留言后已无法跟金志华联系,她妻子同样无法跟他取得联系。

今年4月已经因为同一理由关了金志华的妻子15天。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才1岁半,天天哭着要妈妈,吃不好、睡不踏实,瘦了一圈。金志华在妻子被抓后立即给法院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越城区人民法院领导:

我是一案上诉人金志华,因东湖镇政府向你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将我妻子司法拘留15天,对于你们依法办事我毫无异议,而且拘留我妻子及15天的意见也是东湖镇政府所强烈要求的。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做个典型案例,看以后还有谁敢起诉他们计生局(虽然走诉讼道路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但这显然是一起恶劣的打击报复行为,正如他们所说东湖镇每年都有不少征收抚养费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真正拘留过人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放眼全省乃至全国所有有关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案例中,有哪个是对一位女性下手的呢?此卑鄙无耻下三滥的手段也只有东湖镇政府想得出做得出来。对此我也想告诉东湖镇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你们还算是男人的话就放了我妻子,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大女儿四周岁多小女儿才17个月大非常需要妈妈的怀抱。这几天两个孩子晚上睡之前都哭喊着要妈妈,为人父母的你们,不知有何感想,我相信人民法院不仅是讲法也是讲情理的,我别无他求,只是希望法院能听到孩子恳求的声音。

金志华

2012年4月2日

    我当时建议金志华发公开信,但是他不愿得罪法官,没有公开。法院也没有被他代替妻子坐牢的请求打动,足足关了他妻子15天!

金志华于2010年10月18日在绍兴市妇保院生育第二个女儿。2011年3月1日,绍兴市越城区人口计划生育和卫生局向金志华夫妇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越计生征字[2011]第6号”,指控金志华夫妇不符合法定条件多生育一胎,征收社会抚养费153584元。

金志华打算起诉计生局,想请我代理他的案件,我没有接受,而且多次劝他不要打官司。下面是我给他的一些复信——

我不认为你起诉有什么意义。也许一万个人起诉有意义,但是我们等不到那一天。官司本身是打不赢的,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让记者报道。但是普通的诉讼很难吸引记者。

2011-05-08

道理我的上诉状和周泽律师的代理词里已经说过了,不想一再重复。网友想打官司的很多,我一贯不支持,因为花费精力而没有效果。记者都是势利眼,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地方他们不会报道的。

2011-07-29

他们可以强制执行你的财产。如果你没有暴力抗法,没有转移他们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抓人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中国法院不守法也是很常见的。你要么找关系让他们不愿整你,要么让他们怕你不敢整你,要么确实没有钱,否则他们还是有办法查到的。

光诚的事闹成这样政府也不怕,会怕我?青岛马晓菊妥协了,江苏朱纪东本来也打算妥协换个镇少交点算了,但计生等他一撤诉就翻脸,重新作了一个差不多一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被迫重新起诉。你有机会也妥协了吧,我不能鼓动别人当炮灰,所以我极不情愿给人写诉状、代理词之类。

2011-10-16

金志华说他不能跟企图杀害他孩子的人妥协。2011年10月二审判决,金志华败诉。2012年10月金志华又提出了纠正错判的申诉。10月16日金志华告诉我,“我上周把申诉状给递到了中院,他们说为了指标现在暂时不回复我,等到12月份会给处理。”看了他的申诉状,我有些后悔当初没有接受委托担任他们夫妻的代理人。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案子跟我的差不多,没有仔细打听具体情况。金志华在申诉书中说——

申诉人沈××因上学由农业户转变为非农户口,但户口已于是2000年9月29日迁回原户籍所在地小皋埠村(原皋北村和小皋埠合并)。沈××在1996年皋北村经济合作社承包了土地,承包期至202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的期限是三十年不变,在法定承包期内,任何人不能剥夺其土地承包主体资格,即便个别农民存在户籍变动情况,集体组织也不能因此收回其承包土地。这即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中央关于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精神。既然是集体土地承包人当然也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沈××作为因户籍制度改革变更为城镇居民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尚未享受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符合“浙人口计生委〔2008〕93号”文件的规定,应适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有关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在第一胎为女孩的前提下可以依法生育二胎。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该条强调的显然是“从事农业的人口”而非“农业户口”。“浙人口计生委[2008]93号”文件则是对这一条件的进一步解释:“‘农转城’人员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适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有关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一是户口登记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并且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是成建制(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用地)变更为城镇居民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尚未享受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虽然上大学转户口算不上“成建制”,但“浙人口计生委[2008]93号”文件规定的是“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而沈××的户口“登记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并且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三)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当地2009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9198元,如果按零点五倍对双方分别征收,只能收“社会抚养费”19198元;即使按一倍对双方分别征收,也只能收38396元。绍兴市越城区收金志华夫妇153584元“社会抚养费”,不但没有法律依据,也违反浙江本地的土政策。

只能收“社会抚养费”19198元到38396元当然是按浙江省的有关规定算的。如果按我的看法,一分钱也不该交,因为国务院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各省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把收费变成了行政处罚。浙江、江西等地都制定有“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实施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对征收“社会抚养费”和计生行政处罚适用同样的程序,就是将收费变成处罚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而事实上,连这样一个违法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实施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绍兴市越城区计生局也没有遵守,他们不但没有经过听证等程序,而且连153584元是怎么算出来的都不告诉金志华夫妇,征收决定书直接由法律条文就蹦到了153584元这个数字。

金志华的妻子跟我说,“她有不少农村的同学都领证生了第二个孩子。她要是不上大学,生二孩就不会有这种横祸了。白花了父母几万元,找不到工作,只好回老家,结果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了,跟没上大学的同学比无缘无故地欠下计生局十几万的债,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个就是个坑人的大骗局。”

金志华现在拘留所里处境如何,没有人知道。拘留所的人告诉他妻子,只有周二、周四才可以探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