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江雪
编辑｜安墨
平台编辑｜覃山 2025-10-01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¹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公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亲权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2015年5月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刘书庆和李仲伟四位律师（右图左起）前往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取证。（图片来源：网络）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²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高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2014年3月20日，王宇在香港接受采访，彼时她正在代理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狱中身亡一案。（图片来源：PHILIPPE LOPEZ/AFP via Getty Images）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份微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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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³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2022年1月出国前，张春晓与丈夫卢思位的合影。（图片来源：张春晓）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⁴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⁵，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⁶“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2022年7月14日，许艳和丈夫余文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2023年4月，余文生和许艳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图片来源：许艳X账号）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福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曾积极参与各种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夏俊峰案、钱云会案、庆安事件、江西乐平冤案律师阅卷抗争等。除利用网络替弱势群体呼吁外，吴淦还以街头艺术的形式表达不满。（图片来源：网络）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2013年1月，浦志强成为《南方人物周刊》（总第331期）封面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⁷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2024年，移居日本的人权律师伍雷创办“东京人文论坛”公共空间。图为伍雷在日本。（图片来源：伍雷授权使用）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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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 ：公民社会舞台上“生逢其时的律师”
1997年，郑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从河南信阳农村走出的李和平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三年后，27岁的李和平从郑州到北京执业，也收获了爱情——他在北京重逢大学同学王峭岭，后来恋爱、结婚。
他的律师之路看起来正逢其时——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同年10月，司法部发布《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人们常说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从那一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兴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彻底否定了民国法统，摧毁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制度。当时中国虽然声称要建立全新的“人民律师制度”，但因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司法系统形同虚设，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律师。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重建律师制度，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但直至1990年代早期，律师仍是国家行政干部。在李和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即1996年，私人律师事务所开始遍地开花，尤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甚。
1995年，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正式向社会开放服务，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开始走向大众。互联网的兴起为公民社会的酝酿与成长提供了工具与土壤。
李和平律师早年照片（图片来源：李和平X账号）
像同时期很多律师一样，李和平原可聚焦商业案件，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却偏偏进入了人权案件领域。2001年，北京发生“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⁸，李和平成为“四君子”之一杨子立的代理律师。杨子立当时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不久，和徐伟等几名关心社会的年轻人一起创立新青年学会，结果因“内奸”举报，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起诉，杨子立最终获刑八年。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打死。此事经《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震惊全国。事件发生时，许志永、滕彪⁹、俞江三名北大法学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启动违宪审查，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五名学者同时发出公开信呼应，无数法律人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这一年，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公民维权元年”。此前一年，经由媒体广泛报道，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在全国引发公权力与私权边界的广泛讨论。
也是在2003年，湖南小学教师黄静案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关注。黄静疑因约会强奸致死，但五次司法鉴定结果次次不同。黄静之母为找出女儿死亡真相，执着维权；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和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全面记录此事。黄静案被认为是第一次将性别暴力深入呈现在公众面前，对反对性别暴力、女性权利保护以及促进司法鉴定程序改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国人来说，网络普及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大启蒙就这样不期而至。2003年及其后，“维权”成为热词，访民、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与市场化媒体的调查报道和评论版面、网络论坛和博客，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喧嚣的舆论场。公民言说成为日常，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都相信自己可以为期待中的变革做点什么。
2006年，经北京独立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牵线，王振宇等人成立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下称“义派所”），依托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要办理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就任义派所第一任主任。“义派”二字从英文“impact”音译而来，意为“影响”，表明他们希望通过个案影响制度的理想。
夏霖律师（图片来源：网络）
夏霖199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六四”开枪后誓言“此生不做鹰犬爪牙”（参见2016年端传媒报道《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2001年，他从贵州到北京，与郭玉闪相识，成为挚友。此后他在北京执业，代理邓玉娇案、崔英杰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等多起重大案件。对外以“技术派”自居、公开场合不以“人权律师”身份出现的他，在郭玉闪系狱后积极替其维权，最终于2014年被抓。
与同龄律师相比，李和平很早在北京执业，渐渐碰触到中国司法禁区——法轮功案件。他在理念上受高智晟律师影响，不满足于注重法律条款和辩护技巧的“技术”辩护，而是竭力从宪法与信仰自由的角度，为法轮功案件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江天勇则是李和平的高中同学，1995年从长沙水力电力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郑州担任中学语文教师。20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证书，三年后也到北京成为执业律师。两个昔日的同窗，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人权律师，也都因“信仰法律”而沦为阶下囚。李和平在“709大抓捕”中被抓，江天勇则在“709案”后积极营救同道，2016年11月去长沙看守所试图探望谢阳律师后失踪，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
2005年，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案¹⁰惊动世人，李和平、江天勇都曾积极参与。他们也都参与了高智晟案¹¹、陕北油田案¹²、广州太石村案¹³、胡佳案¹⁴等，也代理了许多法轮功案件。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了律师执业证。
江天勇的推特签名至今还是：“生逢其时的律师；啥案子都想做的律师；让一小撮恨之入骨的律师；争取让民众认可的律师；失去执照也要干的律师。”地址一栏则写着：“外地的！河南的！我就要在北京干！”
他的签名，一如他的风格形象，让人联想到2005年前后几乎是“野蛮生长”的中国公民社会。
江天勇律师（图片来源：Simon S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彼时的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刚被写入宪法，“司法改革”一词经常出现在官方话语里，律师与访民、热心公民联手的“维权运动”也才肇始。在一个没有独立司法的国家，律师基于工作特点，往往能切入最阴暗的社会一角。像李和平、江天勇、李方平这样出生于1970年代的年轻律师，怀抱法治理想，又有很强行动力，在当时开放而丰富的大都市北京里如鱼得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传递了一种当时的社会氛围。2005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中国维权律师”。
2005年，在多位人权律师以及公民社会践行者的记忆中，也是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唐吉田向吉林延边州检察院递交了辞职申请，获批后从检察官转型成为律师。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因这一选择，逐渐走到一条不归路——崎岖漫长的人权律师路，到后来，酷刑、监控如影随形，自己身心被摧残，家人也受牵连。
也是在这一年，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不满村官卖地，发起罢免，和官方对峙维权。身在广东的郭飞雄，与唐荆陵、郭艳律师进入乡村，积极帮助村民。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则冒着被打的风险持续拍摄，留下珍贵的纪录片《太石村》。
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拍摄记录了唐荆陵律师为太石村被拘留村民奔走的经过。（图片来源：《太石村》视频截图）
据滕彪后来回忆，当时的“太石村法律顾问团”，除了前述几位，还有高智晟、李和平、许志永、张祖桦、王怡、浦志强等人，阵容可谓强大。2005年9月12日，太石村被上千警力包围，几十名村民与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被抓走。2006年，唐荆陵律师被吊销律师证，之后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六四静思节”等，直至2014年5月失去自由，后获刑5年。
21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的时期，强拆遍地，各种矛盾涌现。彼时群体性事件频发，调查记者疲于奔命，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有底层关怀、对法治怀抱信仰的维权律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上时代舞台。他们关注公民维权、“死磕”法律程序、踏足政治和信仰案件的禁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人权律师共同体的雏形，并吸引更多后来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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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建设者：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
当一些人权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希望拓展“禁区”边界的时候，中国公民社会的另一部分也在发育——NGO、媒体与律师常常携手行动，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培育公民参与的土壤。
2006年，刘书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也是在那前后，他在网络上结识了NGO从业者陆军。他回忆，那还是BBS时代，微博、微信都未诞生。在一个以反乙肝歧视为宗旨、名为“肝胆相照”的网络论坛上，他认识了当时的版主、网名“金戈铁马”的陆军。刘书庆说，至今他还称呼陆军为“铁马兄”，因为这个名字承载了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记忆。
出生于1970年的陆军，从“肝胆相照”论坛出发，于2006年12月成立北京益仁平中心。该中心很快成为中国反歧视领域的重镇，陆军也成为反歧视倡导的民间领头人物。当时的益仁平中心与“维权律师”密切合作，倡导、推进了大量公益诉讼。
反歧视民间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图片来源：Fiona Ta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刘书庆是乙肝携带者。他记得，1999年自己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国乙肝歧视最严重的时候，社会上几乎是“谈虎色变”。“当时那种（人们）对乙肝歧视的严峻程度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对人心灵的摧残。”他硕士毕业找工作时就遭遇乙肝歧视，最后侥幸找到工作。至今，他还记得那时担惊受怕、焦虑和屈辱的感觉。
2003年4月3日，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在嘉兴公务员招考体检程序中，检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淘汰。他一怒之下刺杀两名当地人事干部，导致一死一重伤。同年9月4日，周一超被一审判处死刑。
“肝胆相照网”权益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当年4月成立，随后吸引了大批乙肝携带者交流、探讨。陆军称它为中国第一个反乙肝歧视的民间NGO。刘书庆记得，在肝胆相照网，大家互称战友。“战友”的含义，是指除战胜病魔外，还要战胜歧视。
2005年，刘书庆开始撰写反乙肝歧视的文章，最初用笔名“胆小鼠”，有了基督教信仰后开始以“诺亚”为笔名。他记得写过一篇题为《乙肝反歧视，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的文章。“凌波微步嘛，就是飘忽不定的，得躲着，后来才直道而行。我那时开始有意识地从宪政角度写文章。”他回忆说。他还记得陆军极为欣赏一篇论述“乙肝反歧视之于宪政”的文章，拿它做了这一年的论坛新年祝词。他们也因为这篇文章而相识相交。
益仁平协助的不仅是乙肝携带者，还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残障人士、女性、同性恋人士、抑郁症患者等，也协助“被精神病”人士进行反歧视维权。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积极参与立法工作，基于民间立场提出大量立法建议。
2007年前后，刘书庆终于和陆军在线下见面，那时他已有了律师执照，并很快协助江天勇代理一个乙肝歧视案。当事人是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女孩，应聘山东大众日报社记者，遭遇乙肝歧视，未被录取。那一次，他目睹了江天勇的代理风格，感觉“挺提气的，律师就应该是这样”。
从反歧视案件开始，到成长为人权律师，刘书庆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律师共同体的感召和影响。2013年，“山东人权律师联谊会”在济南举办。在这个由刘卫国、付永刚等律师操持的联谊会上，省内外一众人权律师汇集一堂。刘书庆深受感染，此后积极介入人权案件。他渐渐意识到，在中国做律师还有一种职责，那就是不仅代理案件，也要宣扬一种理念，尤其是良心犯的案件。“他们的牺牲，理应获得道义和社会影响力的回报和支持。要让人知道，他或她不是孤立的一个。”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方向——从此直道而行。
2015年5月庆安事件中，刘书庆律师在和庆安的铁路公安交涉。（图片来源：BBC）
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累积的力量，延续至2010年前后形成了“井喷期”。期间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推进的“新公民运动”¹⁵，以及刘晓波与“零八宪章”¹⁶事件，都是重要的节点。
那时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如今在纽约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陆妙卿律师而言依然历历在目。她说，2015年“709大抓捕”前，虽然“七不讲”“十六条”等政策已表明习近平执政后原有的宽松氛围即将不再，但民间社会的一些动能还在延续。也正是在这一年，她代理了中国因强制结扎发起诉讼的第一案——江西夏润英案。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夏润英的情景。30多岁的夏润英看起来愁苦苍老。生了两个女儿的她因身体不好，不能“响应政府号召”去结扎，结果2012年某一天凌晨，当地政府组织20多个男人冲入她家，把她拉去乡卫生院，逼她丈夫签字后对她做了强制结扎。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心。术后很久，她依然有腹腔积液，走路都困难，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时曾经十分酷烈野蛮，但由于它是“国策”，没有“商量余地”，像夏润英这样的案子此前几乎从未进入法律程序。陆妙卿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她也因此成了少数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律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一些女律师也有被强制上环的经历。”
陆妙卿回忆，仅仅为了给夏润英立上案，她就跑了江西五家法院。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江西省高院的人，看到夏润英的诉状就说，“计划生育的案子，我们都是不立案的。”
在陆妙卿坚持下，法院最终立案，但裁定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理由是“计划生育属于国策”。夏润英虽未讨回公道，但该案经媒体广泛报道，罕见地让计划生育问题得到了一次被公开检视和讨论的机会。
陆妙卿律师（图片来源：陆妙卿/RFA）
作为女性，陆妙卿持续关切生育权相关议题。她记得吴有水律师曾提出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的申请，几个省都未回复，她就联合了14名女律师签名，给国家卫计委寄信，要求公开相关信息。
陆妙卿回忆，2015年前的中国，律师与NGO在社会议题上的联动上十分密切。早在1996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律师，就与北大老师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下称“妇女中心”），积极为女性维权。2000年前后，市场化媒体兴起，经由媒体的“议程设置”放大影响，这种联动开始变得频繁。
郭建梅所在的“妇女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根据公开报道，至2009年，该中心已为近10万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办理近千个案。事实上，在那段时期，律师与NGO纷纷介入与公民权益有关的议题。“爱知行”“益仁平”，以及2003年许志永、张星水等人成立的“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都是其中佼佼者，这些机构也都遍布公益律师的身影。
2009年5月，湖北恩施的“邓玉娇刺官案”¹⁷，夏霖、“屠夫”等人到现场高调支援。但少有人知的是，“妇女中心”也曾积极介入，并派出律师到当地。该中心还与益仁平共同发起和举办“妇女人权与尊严维护暨邓玉娇事件法律研讨会”，从法律角度牵头关注邓案，并加入邓案“女界声援团”。
陆妙卿出生于1980年代，于2010年开始投入维权律师圈。她记得，当时的女律师十分活跃，她和王宇、黄溢智等人在2013年发起“女律师公益协作网络”，培养律师的性别平等和反歧视意识，人权律师王宇、迟夙生都曾积极参加。她记得在西安的一次培训就来了40多名律师，前后有两百名左右律师经过这一网络参与培训。
陆妙卿也是在那时认识了陆军、刘巍、黄雪涛、程渊、雷闯¹⁸等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她对雷闯印象深刻——见面时手里拿块砖，拍照时也拿块砖，意为“拍砖”。
陆妙卿印象中当时有很多培训。例如全国律师协会的公益律师培训已经举办了好几年，她是2012年第六期学员，学习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等知识。在北京，她记得有一次唐吉田律师约大家去吃饭，就“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的辩护策略，以及纠结于该策略会不会模糊掉核心等问题，大家当场展开了激烈争论。她当时算是新人，内心充满新鲜感，只记得大家当时的“干劲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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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律师突破禁区：为法轮功辩护
2025年4月20日，是高智晟律师的61岁生日。2017年8月，他于陕北老家的窑洞里被强迫失踪，至今8年杳无音信。在揪心的痛中，妻子耿和写下一封无法寄出的信，“不管你在哪里，都照顾好自己，见与不见，我们都爱你！”
在中国人权律师中，高智晟是先行者。如耿和所说，他从1996年开始做律师，真正执业时间不足十年，而被监控和失踪的日子累计已近20年。
滕彪曾于2019年撰文回忆高智晟。他记得，2004年12月底，他在互联网上读到一封关于法轮功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印象极深。“当时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已有五年之久，但国人对此问题噤若寒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律师为此公开呼吁，必定冒着极大风险，需要非凡的勇气。”他也因此记住了高智晟。
1999年，中国官方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开始全面打击，相关案件高频率爆发。而出生于陕北佳县贫困农民家庭的高智晟，原就颇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部队退伍后于1995年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执业。他因为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而声名鹊起，之后很快接触到大量法轮功案件。
2005年10月至12月，高智晟接连三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公开信，揭露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酷刑，要求当局调查“这场巨大的人权灾难”。
高智晟挑战的是中国人权领域的一个残酷禁区，打压则以最快的速度到来——2006年，高智晟担任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被关闭，他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期执行五年。缓刑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监控与失踪状态。2011年底，他被投入新疆沙雅监狱，单独囚禁三年；2014年8月，出狱后的高智晟被软禁在陕北的小山村，最终于2017年8月13日彻底与外界失联。
2025年8月14日，高智晟失踪八周年，耿和与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合作，完成了《高智晟的故事》雕塑第一部分的泥塑创作。（图片来源：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
2009年，为法轮功辩护的另一位律师王永航，被判刑7年。他自述是受高智晟影响才开始关心法轮功案件。写信给最高司法当局后，他很快就招来牢狱之灾。
“中国当时其他领域相对开放，至少能有信息出来，但像法轮功群体，政府一直保持非常高压的态势，社会上的污名化、株连、强迫失踪、酷刑都很普遍。这也是最残酷的领域，没有任何监管，媒体也不可能有报道。它不是按照法律问题处理，而是按照政治问题处理的。”唐吉田曾回忆。
2007年辗转到北京执业后，唐吉田很快投身维权领域，代理法轮功以及其他维权案件，同时积极推动北京律协直选。打压很快升级，2010年，他和刘巍律师一起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当局的借口是他们在四川泸州的一起法轮功案件中罢庭“扰乱法庭秩序”。
“可以说，法轮功群体在受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很多（人权）律师。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这些案子，里面太多问题，一定会促使你从人权的角度思考和追问下去。”唐吉田说。
他也谈及，其实在高智晟之前也有零星律师参与此类案件，但多数都是做技术和法理的辩护。从高智晟开始，后来的李和平、江天勇、王宇、谢燕益、王全璋等律师，都从信仰自由、宪法权利的角度来辩护。
“在中国大陆，如果一个律师没有真正为法轮功学员做过辩护，不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糟；如果没有和访民打交道，不知道这个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唐吉田早年在自己的推特上如是写道。
2007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二审，来自北京的6名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为王博及父母3位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李和平曾回忆，他们当时是想为此类案件做一个辩护样本。他们的辩护词<a href=”https://substack.com/redirect/3b5e763f-41e5-405d-a4ba-29276a7b7d1b?j=eyJ1IjoiMjZjNWtuIn0._CNoP_VlblVv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