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家宏皓教授 2024-10-26
真的是瞠目结舌！“帮助没法生孩子的家庭圆梦”，天哪，干贩卖婴儿的违法犯罪的事情竟然还把自己说成是“善举”。
这次发生卖婴儿的事情发生在临沂，医院的“内线”跟中介串通干这个事情，中介费，5000元一个，还能帮助孩子落户，今年已经卖了20多个。看来这种违法勾当在当地也确实有潜在的需求。
我又想到，今年8月份已经被开除的内蒙古的一位民政局副局长，帮助自己子女开死亡证明，再“重生”伪造户口，精装入伍经历，帮子女找到公职岗位工作，领取工资200多万。
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真的是出生死亡皆可以伪造，警方必须要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卖婴儿事件，要顺藤摸瓜，彻底铲除整个非法交易链条，对涉及的医院“内线”、中介以及购买婴儿的家庭依法严惩，同时加强对医院等相关机构的监管，堵塞管理漏洞，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对于滥用职权伪造出生死亡证明等行为，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儆效尤。
中国妇权综合报道 2024-10-21
在严厉的计划生育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大量的贩卖婴儿的案例，但生育数目不再受政府控制的今天，中国再次出现贩卖婴儿产业链(販賣嬰兒產業鏈)，江苏省无锡江阴市街头交易一名出生仅14天的男婴, 被人以15万人民币卖出，中介称今年已贩售十余个婴儿。警方称已控制相关犯罪嫌疑人，将彻查在中国其他省市的犯罪线索。
中國婦權義工2015年在美國加州一個尋找失踪兒童的研討會上，鋪開了20米長的中國失踪兒童的照片後，為孩子們禱告。(圖片：中國婦權)
美國紐約的NGO組織中國婦權曾經在中国販賣嬰兒、拐賣儿童最猖狂的计划生育时期, 於2011年向美國國會的一個有關反拐賣兒童的聽證委員會，遞交了一份中國失踪兒童的調查報告。（圖片為反拐賣報告的封面）
据《红星新闻》报道，一名出生仅14天的男婴，2024年10月19日晚间在江苏无锡江阴市街头被以15万元的价格卖出。其中，卖家司机拿走了一袋7万8000元的现金钞票，其余为中介费用。
安排这项交易的苏姓男中介称，他今年已成功贩售十余个婴儿，最近每个月都成功两例，“上个月有8万块钱”。
中介称，婴儿来源为“大哥直接推给我的”。“大哥”是团队领导，也是中介的亲戚，在山西临汾成立了一家媒介公司，包含中介在内的六人为公司“高管”，负责贩婴相关工作。
贩婴情况曝光后，江阴市公安局星期天（20日）通报，称已控制22岁的苏姓男中介。无锡警方迅速行动，及时制止了这场悲剧的继续发展，警方抓获了收买婴儿的冯姓夫妇等人，婴儿已被解救。但贩卖婴儿的背后，往往存在着运作成熟的利益链。像中介苏某某就提到，“他已成功贩售十余个婴儿”，婴儿来源为“大哥推荐”。也就是说，其背后存在着有组织、有分工的犯罪团伙。
据通报披露，送养人是一名在江阴务工的18岁李姓女子；她10月6日生下一子，因无力抚养，通过薛姓表姐夫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领养人。苏姓中介看到信息后，联系到外省有领养需求的冯姓夫妇，后在江阴当面交易。
通报还称，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中。涉及在其他省市的犯罪线索，也将彻查到底。
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这起贩卖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条极其成熟、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的黑色产业链。从联系买卖双方到处理出生证明“洗白”，再到最后的交易环节，整个过程都是“公司化”运作。
报道称，贩卖婴儿恶行屡打不绝，根源在于中国民间因“重男轻女”思想等原因，催生出畸形的“市场需求”。
转载自维权网信息中心 2024-10-6
被关精神病院已超3年8个月的泼墨女董瑶琼目前仍音信全无、
中国妇权组织于2024年3月8日起每周六在纽约声援董琼瑶等十多位狱中政治女犯及维权女杰。
六年多前——2018年7月初，
董瑶琼父亲董建彪愤怒斥责董瑶琼母亲丧尽天良，
目前，
董瑶琼简介：1989年9月26日出生，
2018年7月，
2019年11月19日，取保释放，
2021年2月初，其再度被失踪，
其父董建彪为救女儿多次声明董瑶琼没有精神病，为其维权，
中國婦權網 2024-10-08
時間：2024年10月13日(星期日) 下午2~4:30
地點：紐約法拉盛136-20 38Aev. 12Fl , Flushing NY 11354
聯絡人：張菁/ 邵俊 (wrchina2007@gmail.com)
近年來，美國執法部門採取行動，打擊和遏制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先後有滲透海外民運的中共特工、線人相繼被逮捕並被起訴；繼而有包圍、滲透紐約州長州政府、紐約市長市政府的中共代理人或特工陸續曝光或遭起訴。中共長年滲透美國的間諜網絡頻被揭露，我們相信，假以時日，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和顛覆必全面失敗。
海外中國民運，歷來是中共全面滲透、分化與破壞的重災區，更是中國民主力量必須堅守的重要戰場。面對中共的滲透、破壞、引誘和招降納叛，中國海外民運將如何自處？怎樣增強鑑別力？尤其如何在敵情重圍下堅持、發展、壯大？
由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中國婦權、基督徒公義聯盟聯合舉辦的研討會，將深入探討相關議題。
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與，也歡迎各方媒體採訪報道。
河南辉县市共济医院既是一座精神病院，也是一家养老院，
靠近大门的老年公寓正在装修，被绿色的脚手架包围。
在过去的几年，有两个并非精神病患者的女孩长期滞留在这里。
她们的母亲何方美、父亲李新，多年坚持为残疾的大女儿维权，
何方美一家的遭遇，是中国疫苗受害者群体的代表性案例：
据推特账号“FreeHeFangmei何方美”的消息，2024年6月18日，律师会见何方美，她希望尽早出去照顾孩子。
7月16日，何方美的辩护律师向辉县市法院发函，
何方美的两名年幼的女儿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三年失踪。之前传出孩子还被性骚扰。（图片：中国妇权)
失踪
2020年10月，何方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大女儿的医药费迫在眉睫，国家赔偿却迟迟不到账，
这一次，何方美被处行政拘留十天，但因其怀孕五个月没有执行 。一周后，她发现墨水已经被洗掉，再次对门牌泼了红色油漆，
每一次她被拦截、拘押，丈夫李新都会第一时间在推特发布信息。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何方美、
根据中国的法律，孕妇不能羁押在看守所，因此，在何方美产子前，
按照法律规定，
尽管何方美在辉县有固定住所，
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超过六个月，
这段时间里，何方美处于与外界彻底隔绝的监禁之中，
更让何方美痛苦的，是两个女儿的健康状况。
2022年3月22日，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来到医院，
何方美的案件在没有自行委托律师的情况下开庭，
到看守所后，何方美的状况并没有变好。胃炎和脚痛仍在持续，但她仍要参与看守所监室内部的交替值班，在夜里站上两个小时，就医的权利也无法保障。
多名消息人士确认，何方美刚被带去看守所时，辉县官方希望亲属尽快把孩子接走抚养，但何方美没有料到自己会被羁押如此之久，便一直没有委托亲属。
更现实情况是，她和李新的家属也大多贫困，无力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孩。李新的父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在哪里，六十多岁的小姑也无能为力；何方美的哥哥们各自打工养家，她唯一的姐姐那时需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婆婆。后来，大姐成了为何方美奔走最多的亲属。
大姐没有上过一天学，在打工的过程中自学了认字，但无法熟练地使用拼音，也并不懂政治和法律。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妹妹而言，她一直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何方美）一困难就来找我”。无论是和李新同居时怀孕，因为没有领结婚证难以就医，还是李新“犯了事”，何方美想要躲避，她都会第一时间找大姐。
2022年夏天，她和律师前往新乡市看守所，但他们没有见到何方美，就连律师阅卷的要求都被拒绝了。
他们又来到辉县，试图见李新的亲属，但李新的父亲已经被送到养老院。破旧的老宅空无一人，大姐站在院子里，崩溃大哭：“见敏（注：何方美小名），你在哪？我找不到你……我从去年就在找你……我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里？”
探望何方美的孩子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大姐获得许可后，见到了何方美的儿子，带他去医院探望了两个妹妹。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妈妈生了个小妹妹，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希希的智力并没有受损，她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县级、乡镇级人民政府应该帮助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但没有人安排她上学。
她自己学会了唱歌，以及用拳头握着笔画画。姨母来探望她，她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姨母哄她说，等你学会走路，妈妈就回来了。她立刻说要一个支架，用来练习走路。
2022年的暑假，大姐把何方美的儿子接到了湖北。
大姐说，暑假结束时，何方美的儿子不愿回到辉县，哭得撕心裂肺——他在寄养家庭生活得并不好，家里所有人都可以打他。不许他坐在桌子前吃饭，放学后就被关在卧室里，只能在上下学路上捡瓶盖当玩具。一次，寄养家庭出去打麻将，把他一个人关在家里，他不知怎样开始玩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
由于已经在上学，加上没有何方美的明确授权，大姐没有办法让他留在湖北，他不得不回到辉县。在那之后，家人经过协调，为他换了一个贫穷但不会虐待他的寄宿家庭，大姐定期买奶粉寄过去，给他补充营养。
5月，大姐再一次去探望孩子们，她们状况并不好。但在此之后，希希和娇娇被搬进了设有电子锁的封闭病房，大姐再也无法争取到探望她们的机会。
后来律师又会见到了何方美，她写下了授权书，委托大姐代替她行使抚养权。大姐拿着授权书跑遍了各个机构，却不断被踢皮球：辉县公安说要请示领导，让她去找城关镇政府；城关镇政府说没有安排何方美女儿们的情况；医院则说只听公安的。
大姐不太担心方美的大孩子，他现在不会再被虐待，正常地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以照顾自己；但她越来越担心两个女孩，她们一个四肢无法正常活动，缺乏康复治疗，一个快到四岁，却无法上幼儿园，没有人保护她们，教她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清明节前，共济医院把孩子们送到了辉县城关镇的镇长办公室，理由是自从何方美和希希被送入共济医院以来，政府没有支付医院一分钱，欠下的各项费用已达到十几万，医院不想继续承担费用。
城关镇政府没有告诉亲属，女孩们如今到底在哪里，在经历长达三年多的非法拘禁后，这两个孩子又失踪了。
讲述何方美早年的经历并不容易，作为草根维权者，她通过推特和媒体发出的声音常常是碎片化的，我们只能靠着对她家人、朋友的访谈和各种资料拼凑出她的人生轨迹。
1985年，何方美出生在贵州遵义的贫困山村，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她的双耳先天残疾，没有耳洞和耳廓，这导致她很难和别人正常交流。
在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务农养活六个孩子。极度贫困导致孩子们无法完成学业，何方美初中辍学，到东部城市打工。在浙江，何方美结婚生子，但很快与丈夫感情破裂，离家出走。
2010年前后，网络环境相对宽松，微博成了公民社会的重要阵地。何方美学会了上网，注册了微博，网名叫“十三妹”。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她用打工攒下的几千块钱安装了助听器，但效果不好，她要求退款。
两位讲述者都对自己的记忆并不十分肯定。何方美和家人的联系不多，家人不支持她和李新同居，何方美一度和他们断绝来往；而孟晓东在2019年因维权行动被捕，以“寻衅滋事罪”获刑三年三个月。经历长期关押后，他的记忆也已经模糊。
与李新同居时，何方美并未正式离婚。在中国的底层女性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她们来说，离婚并不容易，忽视了同时存在的合法婚姻与事实婚姻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何方美逐渐学会利用网络维权，她的第一次公开行动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爱人。
李新来自辉县贫困的农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印度修读硕士。因为关注公民社会，以及与台湾驻印度办事处人员接触，他回国后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拘捕，并胁迫充当线人。
由于恐惧，李新在2015年逃亡出国，当时何方美已经生下一个儿子并再次怀孕，暂时留在国内。
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李新案，何方美也得到了他的消息。她被叫到公安局和李新通话。李新说他自愿回国协助调查，要何方美不要联系任何人。何方美对美联社记者表示：“但我知道这就是老一套，他言不由衷。”
半年后，李新被释放回家，女儿希希出生了，一家四口住在辉县城关镇的一处公寓里，老朋友孟晓东成了孩子们的干爹。
在平静的生活中，一颗定时炸弹早已埋下。2016年2月，李新失踪时，辉县的两名女警察就曾找到何方美，指责何方美犯了重婚罪。与此同时，何方美法律上的丈夫翁先生接到了一个来自辉县的电话，打电话的女人自称是李新的前女友，劝他出面告何方美重婚，承诺出钱帮忙请律师。他拒绝了。此后，又有自称辉县公安局的人打电话，怂恿他起诉何方美。
翁先生始终没有答应，他反省过自己对何方美的冷暴力，也不想伤害自己孩子的母亲。每一次辉县的人找来，他都会联系何方美的家人，辗转把情况通报给她。
在中国，重婚罪一般需要受害者起诉立案。警察和翁先生的接触令何方美十分担忧，有了离婚的想法。2017年，辉县公安局的警察带何方美去了浙江，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翁先生，让何方美办理了离婚手续。
2018年，一岁多的希希接种了政府为婴幼儿提供的几种减毒活疫苗，包括中国医科院的甲肝疫苗、北京天坛生物的麻风腮疫苗和武汉生物的白百破疫苗，但很快她瘫痪、难以进食和呼吸，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脊髓炎。
经过两个月倾家荡产的抢救，希希活了下来，但手脚无法正常活动，需要长期康复治疗。何方美和李新去寻求医学鉴定，想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曾经在中国从事乙肝、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公益人士杨占青，从2012年开始关注疫苗问题，曾经为许多疫苗受害者家长提供维权咨询。
杨占青曾经在低音播客《拒绝遗忘》中作为嘉宾讲述何方美的故事，提到疫苗受害者维权困境时，他说，尽管中国有《疫苗管理法》、《疫苗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等法律法规，但这套规则的运行并不利于受害者。
2014年卫生部第19号文件规定称，“任何医疗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作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疫苗异常鉴定只能由市级或省级专家组进行，或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开展。
何方美和李新的信访最初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辉县城关镇政府以“救助”的名义，给他们按月支付总计18万元的救济金，但相比于希希每月几万元的康复治疗费用，救济金无异于杯水车薪，两人只能继续上访。
杨占青对何方美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觉得何方美比大多数疫苗受害者更有公民意识，她曾经举著有“公民”两个字的牌子拍照，在北京参与人权活动家许志永、丁家喜组织的聚餐，以“侠女十三妹”的网名出现在推特上，结识各种维权人士。
2018年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后，何方美组建了疫苗受害者的非正式网络“疫苗宝宝之家”，在这个小团体中，热心而又泼辣大胆的何方美成为了核心。
何方美一边带孩子去北京看病，一边帮助其他经济困难的疫苗受害者家属，为他们提供食宿，介绍他们认识知名维权人士，组织受害者和家属在北京王府井拉横幅，一边为孩子的治疗公开募捐，一边用拉横幅、举牌等方式表达疫苗群体的诉求，如推动立法、设立疫苗风险补偿基金等。
来自上海的疫苗受害者谭华和她的母亲华秀珍，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何方美的。
谭华到北京看病，也继续上访。她在网上认识了何方美，2018年夏天，何方美听说谭华在北京，邀请谭华到她租的房子去住。
那是一间小公寓，谭华、何方美和孩子睡在床上，李新打地铺。后来，华秀珍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对她（何方美）第一印象就是侠义，正直，她家并不富裕，还经常接待去北京治病、维权的疫苗家长，免费吃住。”
2019年初，何方美作为疫苗维权群体的代表，成为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时事大家谈”栏目嘉宾。在节目中，她直言不讳地批判卫生部、疾控中心和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对疫苗监管不力。
中国政府把越级进京上访、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张贴散发材料、打横幅等行为定义为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信访”，而稳控化解不力的地方官员会遭到问责，因此，地方官员千方百计拦截可能到北京上访的居民，并对他们进行报复。
2019年3月，何方美在“两会”期间前往北京上访，被拦截并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11月15日，案件在辉县市法院开庭。何方美在最后陈述中表示，一个法治、文明、民主的社会离不开控诉者的监督，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希望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希望疫苗受害儿童的权益得到保障。
李新接受采访时悲观地认为，何方美一定会被判刑，但检察院在2020年1月撤销了指控，何方美获释，并申请到了11万元国家赔偿。
不过，国家赔偿一直没有到账，女儿疫苗致残的补偿金也没有下文，何方美又踏上了上访之路。辉县政府严格限制何方美进入北京，派人在她楼下盯梢，限制她购买火车票。2020年5月，因新冠疫情延期的“两会”召开时，何方美只能坐火车到河北，步行进入北京维权。
她在推特上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千里走单行，从外省黑灯瞎火步行10公里3小时到北京。经过的村庄没有路灯，只有坟墓，狗还在我后面汪汪叫。”
成功进入北京后，何方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抓住，交给地方维稳人员带回辉县。她被限制人身自由总共两天一夜，没吃上一顿饭，只得到了一个馒头。
天价医疗费用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为困难，法律框架内的诉讼、信访无法得到答复，但当他们采取其他方式表达诉求，又会遭到拘禁，失去工作和应得的社会保障。疫苗的赔偿问题尚未解决，他们又要为自己遭到的打击报复而控告、上访，陷入维权和被打压的恶性循环。
声援何方美最积极的华秀珍也在近期再次被捕。上一次被判刑后，原单位宁波大学取消了她的退休金和医保，她和女儿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继续为此上访。今年四月，母女两人在浙江省政府外用无人机和大喇叭播放抗议口号，之后一起被刑事拘留。
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说，随着近年来维稳的扩大化，官方对疫苗群体采取日益严厉的维稳措施，从截访到软禁、拘留、判刑逐步升级，希望受害者不堪打压，降低索赔的心理预期，“有时一条人命二三十万也就算了”。但在拿到赔偿前，很少有人退出维权。
对于想要得到赔偿的受害者而言，即便代价沉重，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激烈的“非法信访”仍然是唯一方式。
杨占青认为，合法的信访对擅长踢皮球的官员毫无压力，受害者们只能越级上访，去北京“告御状”，给地方政府官员施压。
何方美还没有给女儿争取来“一个保障”，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痛苦。在记录泼墨的视频中，她留着齐耳短发，穿着黑色裙子和黑色打底裤，指着儿童车上的希希，讲述女儿因疫苗致残、自己维权被关押十个月的经历。
愤怒的母亲拧开手中的墨水瓶，一边咒骂，一边把每一滴墨水泼在写有“辉县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辉县市委员会”的两块牌子上，大声质问：“这样的政府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
（转自低音/《杳无音讯：何方美和她失踪的女儿们》）
2023年8月2日，郭飞雄在狱中度过了他57岁生日。
这已经是他第5次入狱了。此前4次入狱，被抓的理由不消说都是十分荒唐的，但这一次被抓入狱的理由尤其荒唐，荒唐到超出想象。
这一次郭飞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张青。中共当局不准郭飞雄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经够缺德、够无人性的了，殊不料还要把郭飞雄拘押；外界本以为拘押几天也就会放了吧，殊不料当局还要给郭飞雄判刑，而且刑期高达8年。当局给郭飞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想出国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荒唐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
我是在2005年7月的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运动中注意到郭飞雄的。一场在小小的村庄里发生的维权运动，竟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原因之一就是有几个知识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其中之一就是郭飞雄。太石村维权运动堪称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里程碑，郭飞雄等人的行动树立了知识人与草根相结合，展开大规模集体抗争的榜样。10月号的《北京之春》发表了郭飞雄写的“太石村民主罢免和接力绝食运动概述”，我写了篇评论“坚决支援太石村民维权抗争”表示呼应。
2006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几位来自中国的人权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等，同时访美的郭飞雄却未能参加这场会见。这事在互联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然后，余杰、王怡和郭飞雄都来到纽约出席活动。我和几个朋友共同邀请余杰、王怡和郭飞雄一道聚聚，面对面的交流沟通。郭飞雄和王怡都同意了，余杰没同意，结果也没聚成。接下来，我们和郭飞雄单独交谈。有人对他未能参加白宫会见感到不平，郭飞雄说不谈这件事。在这件事之后，我和郭飞雄一直保持联系，通电话通邮件。我发现他从不再提这件事，也从没见到他公开指责余杰和王怡。我从没听到他说过民运圈里的个人恩怨是非。他总是谈大事、谈理念，谈行动方案。他的襟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那次和郭飞雄的单独交谈中，好几位朋友都劝他留下来，不要回国，回去太危险。郭飞雄坚定地表示，他一定要回去，再危险也要回去。郭飞雄回国后，接连不断地遭受当局残酷打压，也有朋友劝他出去。他说我不出去，出去就回不来了。
郭飞雄回去后就立刻投身于维权抗争。8月，人权律师高智晟被捕，郭飞雄积极营救。9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将郭飞雄刑事拘留。海外民运人士随即发表公开信大力声援，呼吁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帮助被中共非法拘捕的郭飞雄及其妻儿，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收到捐款8千多美元。警方指控郭飞雄涉“非法经营罪”的主要根据是他曾於2001年在辽宁出版《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1月20日，郭飞雄被转往辽宁省看守所关押。当时辽宁的省委书记是李克强。王军涛和我以北京大学校友的名义，于1月29日发表了致李克强的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法外施暴，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只是一场骗局；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同年11月，郭飞雄以“非法经营罪”被判5年徒刑。
2011年9月，郭飞雄刑满获释，随即又投入新的维权抗争。2013年1月，郭飞雄参加了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他在现场展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并发表演讲，把原本是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使这场街头集会成为直接争取自由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这就是郭飞雄。他总是站在人权抗争的第一线，并且通过他的努力，给群体性抗争赋予更鲜明的理念和更重大的意义，从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这一年的4月，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八个城市有维权人士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以及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街头举牌行动。当局认定郭飞雄是组织协调者之一，于8月8日将郭飞雄刑拘，后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条罪名判处6年徒刑。在法院开庭审判的那一天，美、加、英、德等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都到现场表示声援。
郭飞雄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几次到监狱探视郭飞雄，发现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多次要求狱方为郭飞雄进行体检，但都遭到粗暴拒绝。再联系到此前郭飞雄被关押看守所时，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一次放风。象这样长时期的刻意的虐待，无异于慢性谋杀。这不可能仅仅是出自个别狱卒的恶毒，只可能是出自高层的授意。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实行一套名叫“拔旗”的行动计划，对各个领域中人权活动的旗帜性人物严厉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郭飞雄在狱中饱受虐待、生命垂危的情况曝光后，激起外界强烈反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发表《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不到一周就征集到1360人的签名，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提出严重抗议。艾晓明教授还带头发起接力绝食，国内和海外多人响应。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也从美国德州飞到纽约，在联合国前绝食，声援在狱中绝食抗议侮辱性虐待的郭飞雄，并通过中国人权将抗议信转交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2019年8月7日，郭飞雄刑满释放。出狱后，郭飞雄的行动受到严格监控，连和外界联系都受到百般阻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仍然写下了多篇文章和时评，并不顾风险在海外发表。
写郭飞雄，不能不写郭飞雄的妻子张青。2006年9月郭飞雄第一次被判刑入狱后，他们的一对儿女在广州遭受歧视，无法正常上学读书。张青被迫带着一个12岁、另一个才5岁的孩子于2009年流亡泰国，后来在傅希秋的对华援助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张青落脚美国后，我赶快和她打电话。此后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2012年1月，北京之春将自由先锋奖授予郭飞雄。张青携儿女从德州小镇米德兰专程来到纽约，代郭飞雄领奖。2016年5月，张青到纽约联合国前绝食，我们又一道举行活动。张青刚毅自强，到美国后学语言学会计，读完硕士又选修博士课程，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以伟大的母爱和无比的坚韧，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且都送进了大学。我每次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都说她能自己处理。只有一次，她从德州移居马里兰后，为了孩子选学校，打电话来问过我妻子。
2020年年初，张青疑似感染新冠，年底又被诊断肠癌晚期 ，做了大手术。郭飞雄向中共当局呼吁，恳请当局允许他来美国陪伴张青。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正欲启程赴美，但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截。郭飞雄宣布绝食抗议，随即被警察带走，与外界失联。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郭飞雄通过加密的电报群（Telegram）和我们建立起联系。他忧心如焚，一方面加紧申请出国，一方面和我们频频打电话发短信，为挽救张青的生命尽心尽力。2021年11月29日，张青发出了呼唤郭飞雄来美国陪伴自己战胜病魔《我的生命快到最后关头了》的公开信。就在郭飞雄尽一切努力争取赴美之际，12月5日，我们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我被抓了”的短信。一批关心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中国和世界自由人士闻讯立刻发表联署声明，对郭飞雄和张青当下的境遇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2022年1月10日，张青于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病逝，至死也未能见郭飞雄一面，陪伴在侧的只有她的儿女。
由在美好友和同道组成的“张青后事关注组”，1月16日在张青病逝一周之际举行网上追思会，在缅怀张青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伟大一生的同时，也呼吁中共当局以基本的人道主义释放郭飞雄，允许他来自由地来美国与孩子一起悼念张青，处理后事。然而，中共当局却在1月12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雄正式批捕。2023年5月11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郭飞雄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郭飞雄不服判决，上诉。2023年6月26日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郭飞雄被关在广东四会监狱，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20年来，郭飞雄几番入狱，遭受多种酷刑，身心倍受摧残，但他矢志不渝，为推进中国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进步而舍生忘死、殚精竭虑。郭飞雄是当代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名副其实的硬汉。郭飞雄不但具有巨大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道德勇气，而且还具有巨大的思想能力和论说能力。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包括面对审判而写下的辩护词、上诉书。郭飞雄一方面深刻地清晰地阐述了宪政民主的理想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对在中国如何推进人权民主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的和策略的主张和构想。
郭飞雄写下了他深思熟虑的思想，做出了英勇非凡的业迹。我们的义务则是让他的思想和事迹广泛流传。当局妄图用监狱封杀他的存在，我们则是要让他的存在绽放出更大的光辉。
2024年5月15日
* * * * * *
《郭飞雄文集》主编：胡平 杨子立 吴绍平 等
纽约 博登书屋出版，2024年8月
2023年8月2日，郭飞雄在狱中度过了他57岁生日。
这已经是他第5次入狱了。此前4次入狱，被抓的理由不消说都是十分荒唐的，但这一次被抓入狱的理由尤其荒唐，荒唐到超出想象。
这一次郭飞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张青。中共当局不准郭飞雄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经够缺德、够无人性的了，殊不料还要把郭飞雄拘押；外界本以为拘押几天也就会放了吧，殊不料当局还要给郭飞雄判刑，而且刑期高达8年。当局给郭飞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想出国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荒唐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
我是在2005年7月的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运动中注意到郭飞雄的。一场在小小的村庄里发生的维权运动，竟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原因之一就是有几个知识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其中之一就是郭飞雄。太石村维权运动堪称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里程碑，郭飞雄等人的行动树立了知识人与草根相结合，展开大规模集体抗争的榜样。10月号的《北京之春》发表了郭飞雄写的“太石村民主罢免和接力绝食运动概述”，我写了篇评论“坚决支援太石村民维权抗争”表示呼应。
2006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几位来自中国的人权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等，同时访美的郭飞雄却未能参加这场会见。这事在互联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然后，余杰、王怡和郭飞雄都来到纽约出席活动。我和几个朋友共同邀请余杰、王怡和郭飞雄一道聚聚，面对面的交流沟通。郭飞雄和王怡都同意了，余杰没同意，结果也没聚成。接下来，我们和郭飞雄单独交谈。有人对他未能参加白宫会见感到不平，郭飞雄说不谈这件事。在这件事之后，我和郭飞雄一直保持联系，通电话通邮件。我发现他从不再提这件事，也从没见到他公开指责余杰和王怡。我从没听到他说过民运圈里的个人恩怨是非。他总是谈大事、谈理念，谈行动方案。他的襟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那次和郭飞雄的单独交谈中，好几位朋友都劝他留下来，不要回国，回去太危险。郭飞雄坚定地表示，他一定要回去，再危险也要回去。郭飞雄回国后，接连不断地遭受当局残酷打压，也有朋友劝他出去。他说我不出去，出去就回不来了。
郭飞雄回去后就立刻投身于维权抗争。8月，人权律师高智晟被捕，郭飞雄积极营救。9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将郭飞雄刑事拘留。海外民运人士随即发表公开信大力声援，呼吁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帮助被中共非法拘捕的郭飞雄及其妻儿，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收到捐款8千多美元。警方指控郭飞雄涉“非法经营罪”的主要根据是他曾於2001年在辽宁出版《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1月20日，郭飞雄被转往辽宁省看守所关押。当时辽宁的省委书记是李克强。王军涛和我以北京大学校友的名义，于1月29日发表了致李克强的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法外施暴，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只是一场骗局；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同年11月，郭飞雄以“非法经营罪”被判5年徒刑。
2011年9月，郭飞雄刑满获释，随即又投入新的维权抗争。2013年1月，郭飞雄参加了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他在现场展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并发表演讲，把原本是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使这场街头集会成为直接争取自由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这就是郭飞雄。他总是站在人权抗争的第一线，并且通过他的努力，给群体性抗争赋予更鲜明的理念和更重大的意义，从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这一年的4月，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八个城市有维权人士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以及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街头举牌行动。当局认定郭飞雄是组织协调者之一，于8月8日将郭飞雄刑拘，后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条罪名判处6年徒刑。在法院开庭审判的那一天，美、加、英、德等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都到现场表示声援。
郭飞雄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几次到监狱探视郭飞雄，发现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多次要求狱方为郭飞雄进行体检，但都遭到粗暴拒绝。再联系到此前郭飞雄被关押看守所时，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一次放风。象这样长时期的刻意的虐待，无异于慢性谋杀。这不可能仅仅是出自个别狱卒的恶毒，只可能是出自高层的授意。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实行一套名叫“拔旗”的行动计划，对各个领域中人权活动的旗帜性人物严厉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郭飞雄在狱中饱受虐待、生命垂危的情况曝光后，激起外界强烈反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发表《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不到一周就征集到1360人的签名，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提出严重抗议。艾晓明教授还带头发起接力绝食，国内和海外多人响应。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也从美国德州飞到纽约，在联合国前绝食，声援在狱中绝食抗议侮辱性虐待的郭飞雄，并通过中国人权将抗议信转交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2019年8月7日，郭飞雄刑满释放。出狱后，郭飞雄的行动受到严格监控，连和外界联系都受到百般阻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仍然写下了多篇文章和时评，并不顾风险在海外发表。
写郭飞雄，不能不写郭飞雄的妻子张青。2006年9月郭飞雄第一次被判刑入狱后，他们的一对儿女在广州遭受歧视，无法正常上学读书。张青被迫带着一个12岁、另一个才5岁的孩子于2009年流亡泰国，后来在傅希秋的对华援助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张青落脚美国后，我赶快和她打电话。此后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2012年1月，北京之春将自由先锋奖授予郭飞雄。张青携儿女从德州小镇米德兰专程来到纽约，代郭飞雄领奖。2016年5月，张青到纽约联合国前绝食，我们又一道举行活动。张青刚毅自强，到美国后学语言学会计，读完硕士又选修博士课程，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以伟大的母爱和无比的坚韧，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且都送进了大学。我每次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都说她能自己处理。只有一次，她从德州移居马里兰后，为了孩子选学校，打电话来问过我妻子。
2020年年初，张青疑似感染新冠，年底又被诊断肠癌晚期 ，做了大手术。郭飞雄向中共当局呼吁，恳请当局允许他来美国陪伴张青。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正欲启程赴美，但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截。郭飞雄宣布绝食抗议，随即被警察带走，与外界失联。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郭飞雄通过加密的电报群（Telegram）和我们建立起联系。他忧心如焚，一方面加紧申请出国，一方面和我们频频打电话发短信，为挽救张青的生命尽心尽力。2021年11月29日，张青发出了呼唤郭飞雄来美国陪伴自己战胜病魔《我的生命快到最后关头了》的公开信。就在郭飞雄尽一切努力争取赴美之际，12月5日，我们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我被抓了”的短信。一批关心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中国和世界自由人士闻讯立刻发表联署声明，对郭飞雄和张青当下的境遇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2022年1月10日，张青于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病逝，至死也未能见郭飞雄一面，陪伴在侧的只有她的儿女。
由在美好友和同道组成的“张青后事关注组”，1月16日在张青病逝一周之际举行网上追思会，在缅怀张青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伟大一生的同时，也呼吁中共当局以基本的人道主义释放郭飞雄，允许他来自由地来美国与孩子一起悼念张青，处理后事。然而，中共当局却在1月12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雄正式批捕。2023年5月11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郭飞雄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郭飞雄不服判决，上诉。2023年6月26日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郭飞雄被关在广东四会监狱，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20年来，郭飞雄几番入狱，遭受多种酷刑，身心倍受摧残，但他矢志不渝，为推进中国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进步而舍生忘死、殚精竭虑。郭飞雄是当代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名副其实的硬汉。郭飞雄不但具有巨大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道德勇气，而且还具有巨大的思想能力和论说能力。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包括面对审判而写下的辩护词、上诉书。郭飞雄一方面深刻地清晰地阐述了宪政民主的理想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对在中国如何推进人权民主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的和策略的主张和构想。
郭飞雄写下了他深思熟虑的思想，做出了英勇非凡的业迹。我们的义务则是让他的思想和事迹广泛流传。当局妄图用监狱封杀他的存在，我们则是要让他的存在绽放出更大的光辉。
2024年5月15日
* * * * * *
《郭飞雄文集》主编：胡平 杨子立 吴绍平 等
纽约 博登书屋出版，2024年8月
作者黄雪琴 2024-10-01
中国妇权（WRIC）编者按：中国人权和女权行动者李翘楚，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法庭二审维持原判。李翘楚刑期由先行羁押开始计算，则由2021年2月6日至2024年8月3日结束。不过，当黄雪琴写完李翘楚的故事后，她自己也入了冤狱。
2021年11月5日，黄雪琴、王建斌被广州市公安局警察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2024年6月14日，黄雪琴被判5年有期徒刑，刑期至2026年9月18日。黄雪琴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中国#Metoo运动领导者之一，女权活动人士，中国独立记者，曾任《新快报》及《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
本文2020年12月18日首发于端传媒。
NGO组织中国妇权制作。（WRIC）
NGO组织中国妇权制作。（WRIC）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会被判死刑。
2020年2月16日，李翘楚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国保（编者注：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中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审讯时这样对她说。她没想过，许志永女友的身份，让自己面临连坐。
许志永是中国公民维权的活跃人物，曾创办公盟、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后发起新公民运动。2014年，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四年，2017刑满出狱。2019年12月，许在厦门参加了一场有律师、学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的聚会，讨论中国时政、未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12月26日，与会的律师丁家喜、公民戴振亚、张忠顺和李英俊遭警方抓捕，这一事件被称为“12·26公民案”。
许志永开始在自己的国家里逃亡。逃亡中，他写下《劝退书》，质疑习近平处理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运动和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能力，要求他下台。而为了打探许志永的消息，12月31日，北京国保已传唤过李翘楚24小时。
2020年2月15日，许志永在广州被捕。第二天凌晨，李翘楚连坐被抓，被监视居住长达四个月。
这一场无妄之灾，迫使一个默默无闻的90后志愿者，成为一个坚定的抗争者。
成长
“要善良、诚实，做个好人。”
创伤可能随时被触发。
幻觉，失眠或嗜睡，停不下来的噩梦，甚至在练习正念，音频中一句“端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也可以如电击一般，让她闪回到监视居住时，看守的一声声的训斥：目标坐好！目标手放好！目标不要乱动！
那时，她不被看成李翘楚，甚至不被当作人，她只是他们的“目标”。
有些情景一直紧紧缠绕，愧疚感和耻辱感层层袭来：请求国保给她抗抑郁症药物的时候，感谢国保偶尔带来水果的时候，吃药呕吐后乞求原谅的时候，被威胁增加看守女警人数的时候，一遍一遍写悔过书的时候，被要求批判许志永思想的时候。那种屈辱感，“就像本想咬舌自尽，没死成留下舌根还要被迫唱赞歌。”
翘楚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她想过自杀。仿佛又回到2017年，婚姻中受到的伤害，加上公民社会环境的恶化，她感觉永久地损伤了自己。最难熬的时候，她尝试各种方式的自杀，用甜食、垃圾食品和酒精舒缓痛苦。怕父母失望，又不敢回家。辞了职，离了婚，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让自己发霉。太孤单无助了，她只有紧紧抓着那日渐式微的公民社会以及还在坚持的人，那是她的救命稻草，她的希望所在。
李翘楚频繁的公民行动即始于2017年。那个冬天，北京一廉价违建公寓引发大火后，当局借故发起“清理低端人口”、“亮出天际线”等治理运动，让数万外来务工者一夜间流离失所。
翘楚赶去将被拆除的皮村，她记得那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残酷画面：一边是被停水停电、仍在抗争的租户，一边是拿着防暴盾牌前来驱赶的警察，而不敢抵抗的租户哭喊着摸黑搬家。被清空的出租屋里，燃烧了一半的蜡烛格外刺眼。
她当然愤怒。晚上，她联合志愿者和记者住进租户的家，帮他们守夜，避免暴力拆迁。白天，她去更多的城中村，收集租户的需求，同时整理能够提供免费或平价住宿的机构和联系方式，帮助被驱赶的人找地方存放行李。
行动中，翘楚感觉自己活了过来。参与公共事件救援，像是她的一种自救，帮她重塑在上段婚姻中粉碎的自我价值。
如今的翘楚反思，当时的公民参与更多是人道主义的救援，是NGO的服务心态，缺乏有力的行动去问责政府，“反而像政府下令赶人，我们打下手，帮助租户离开，没有回应到他们真实的需求和困境——留下来。”
翘楚生长在北京一个中产家庭，家庭氛围较民主、自由，尊重个人选择。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性格温和，成绩优异，乖巧听话。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教物理，母亲教心理健康。他们不像多数父母那样期待孩子成龙成凤，反而教育她“要善良、诚实，做个好人”。
高三时，大多数学校周末偷偷给学生补课，还要求家长签上自愿补课通知书。翘楚的父母不同意，坚决不签名。于是，老师的教桌上，一边是厚厚的一叠签了名的补习通知书，另一边只有翘楚孤零零的一张。
整个高三的周末，父母带翘楚看话剧，听音乐会，去野餐。学校找父母谈翘楚的前途，希望家长配合，翘楚的父母回答：“不用担心，我家孩子有个三本学校上就行。”
回忆少时，翘楚总能笑得欢快，评价父母“心太大”。
那也是挚友林月最羡慕的无菌乐园：父母恩爱和睦，尊重孩子，不施加压力；身边朋友多，都真诚友好。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翘楚，“是我见过的最为纯粹的人”。
佛系教育下成长的翘楚，2009年轻松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劳动关系，开始关注到工人群体。那时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刚提出，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湖南尘肺工人等维权事件屡上新闻，翘楚参加了“新生代农民工”两年的研究项目，频繁到工地做问卷，接触劳工群体，开始了解社会的现实和残酷。
img
2019年9月，许志永拍摄的李翘楚。
翘楚反思自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期待中产阶级可以承担促进社会公平的更多责任。她学会了用VPN，时常为中国不公不义的一面感到不安：谭作人整理汶川地震受难学生名单、追问校舍质量被抓捕。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11年，她在庭外声援，记得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许志永等法学学者发起新公民运动，推动教育平权，被多方阻扰。公民纪念六四逝者被抓捕、入罪。农民工维权被集体维稳、殴打。
从那时起，翘楚开始做独立记录，整理每年的重大公共事件，摘抄相关诗歌，对抗互联网短暂的记忆和统一的叙事。
2018年风风火火的#MeToo运动，翘楚和伙伴们为跳楼自杀的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筹集律师费，去武汉安抚陶崇园的姐姐；她关注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沈阳涉嫌性侵事件，呼吁北大信息公开，声援被约谈的学生。
疫情在2019年年底席卷中国，翘楚一边担心男友许志永的“逃亡”，一边投入志愿工作。她购买口罩，免费发送给社区里的环卫工人。得知有伙伴做线上诊所，她设计了病毒防范的海报，协助呼吸机和患者的对接。发现方舱医院里厕所不分男女，她又组织志愿者搜集和整理防止性暴力的建议。
生机勃勃的民间自救一度让人产生中国公民社会再次蓬勃发展的错觉。翘楚冷静分析，这些救助和“北京切除”时一样，都在人道救援的范围内，未能追责政府，也没能给公民社会创造生存的契机。
现实更荒谬。积极参与民间救援的行动者纷纷被抓捕。收集和保存疫情资料的志愿者陈玫、蔡伟以“寻衅滋事”被捕，给武汉捐赠物资的作家被威胁“传播谣言”，前去做独立报导的张展、陈秋实被失踪。于是，翘楚一手做民间救援，一手在社交平台声援这些行动者。
“她对人间疾苦的感受是真实的，期待社会的改良改变也是发自内心的。”林月相信，翘楚的公民参与和抗争行动，不过是一个青年保存了应有的良知，做了良知应该做的事。
只是，在现有语境下，遵循良知做事、对不公不义表达抗议，无形中就走上了活动家的路。
抗争
“两腿打着颤，边抹着眼泪边往前走。”
连坐并非新鲜事。中国著名的异见者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的妻子刘霞被居家软禁八年。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关了200多人，让律师的家属形成维权联盟——709家属。其中，709妻子们十分突出。她们采取一致不合作的抵抗态度，又在法律范围内发起“千里寻夫”、“红桶抗议”以及“我可以无发，你不能无法”等极具创意的抵抗行动，赢得国际的关注和声援支持，为维权开拓了新的空间。
当局很快调整策略：一是不再大规模抓捕，而是单独或三三两两抓捕，不让家属形成较大联盟。二是抓捕行动者同时连坐或恐吓连坐其家属/伴侣，即便家属/伴侣之后被取保候审，也在法律限制下被进一步消解声援行动的空间。最近两年有不少如法炮制的案件：NGO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威胁连坐“煽颠”，被监视居住半年；诗人王臧和妻子王丽都以“煽动颠覆罪”被关押；端点星案的蔡伟以及其女友唐红波都被以“寻衅滋事罪”逮捕；文化企业家耿潇男和丈夫都因“非法经营”遭刑事拘留。
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释放全璋”诉求的衣服。
这就要求家属/伴侣必须有新的应对策略。从709妻子的抗争上，翘楚学到的策略是“越公开，越安全”。
她一边使用行政手段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监视居住的地点、当时自己吃下的药物、医生的资质等信息；一边公开监视居住的经历和国保持续不断的骚扰以及恐吓细节。她甚至把国保的名字、电话都公开了。
抗争有了效果，国保有所收敛，骚扰的次数和人数都减少了。“打不过流氓，但扯得下牌坊。”翘楚总结道。
记录过程中，她亦逐渐明白，肉身是柔软的，并非坚硬的机器零件，会受伤会痛苦；意志会坚强，但也有脆弱的时候。她恐惧过，妥协过，抗争姿势虽不完美，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慢慢接受自己“两腿打着颤，边抹着眼泪边往前走”的状态。
翘楚逐步在不同平台上展现不同的面向。“温和坚韧，有些脆弱”的抗争者——是她在推特上形象。帖子中多处流露“害怕再被消失”、“小心翼翼”的脆弱心理，争取更大范围的关注和同情。
后来国保找到翘楚，跟她说：“你把自己说得那么胆小，却什么事也没耽误你。”
公开得越多，翘楚越发现自己的恐惧和无力感都在逐渐淡去。近一个月没有国保约谈，她反而有些不适应，“他们不来，我就没东西写。我掌握了主导权，现在是老鼠想抓猫了。”
同为劳工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好友韩籍惊讶地发现，取保候审出来的翘楚，看起来仍然柔弱，内心却更加坚定了，“她有创伤，会表达自己的脆弱，会哭，会吐槽，会悲伤，但从来不耽误行动。”
韩籍看过翘楚脆弱的时候，那是2019年年底，许志永还在逃亡，翘楚进出都有国保跟踪。她曾经虚弱到跌坐在地铁的台阶上，站不起来，眼里总是含着泪。“现在的她状态好很多，比起自己，她好像更关注其他人的安危。”
韩籍与翘楚相识于2018年的7月，他们曾一起援助佳士声援团被抓捕的学生。最打动韩籍的是，翘楚作为行动者的运动伦理。那时有人鼓励他人参加声援行动时隐瞒案情性质，刻意淡化可能涉及的风险，翘楚表达了不同意见，“她希望参与运动的人都充分知情，了解风险，自主选择。”
“她的抗争很勇敢了，甚至很决绝，是全面不合作的态度。”也曾被长期监视居住的行动者珊竹说，她原本十分羡慕翘楚的抗争姿态，却逐渐发现，“翘楚对他人很包容，很温情，但对自己很苛刻，把自己逼得很紧，抗争越发决绝。”她曾看过走着走着就在路边抑制不住哭起来的翘楚。
小姨李淑芬被抓后，李宁在微博上呼号，在看守所门前守候。
珊竹和翘楚去探望过为母维权十年的李宁，李宁告诉她们：“人生很短，坚持了维权抗争，就无法追求其他了。”
为了给赴京上访、死在“学习班”里的母亲讨回公道，李宁十年里无法正常学习、工作，身体也垮了，需要持续吃药，家庭生活并不理想。珊竹感到，“她们俩（翘楚和李宁）气质越来越像，像战士那样战斗，把人性软弱、恐惧的面向全隐藏起来。”
同伴们开始明白，真诚、正义的翘楚，不能原谅自己曾在权力机器下被迫做出的不真诚、不正义。她觉得需要更决绝的抵抗，才能重拾自己。她的义无反顾，不仅是为了对抗极权，转化耻辱，更是为了活命。
翘楚写文章曝光监视居住经历，许志永的好友、维权人士华泽曾建议她写完发长文，但翘楚回答：“要拉长时间线，每次发一部分，让案子有持续关注度。”
“学习能力强，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抗争经验。”华泽甚至在翘楚身上看到未来战略家的影子。
新一代女性抗争者
“男性抗争者不愿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做出的贡献，普遍强化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
许志永的女友。
2020年1月9日后，人们开始这样强调李翘楚的身份。
那天，她撰文曝光了自己带着手铐跨新年的24小时传讯经历，同时也首次公开了她与许志永的亲密关系。
很快，媒体的报导和声援中，李翘楚名字前总摆着“许志永女友”的称呼，赞美他们“美好的爱情”，称她是“伟大人物身后的女人”。李翘楚持续的公共参与及行动往往被忽视。
电影《花木兰》上映时，李翘楚在脸书上记录自己的感受：花木兰不是替父从军的故事，也不是忠君爱国的故事，是关于女性突破重重枷锁去打仗的故事。
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从来不宽容，公民社会的圈子也不例外。当翘楚指控劳工问题专家王江松言语骚扰时，她得到的回应更多是“不要声张”，“大局为重”。毕竟，他们说公民社会式微，不要给政府打击“递刀子”。
“在缺乏政治反对的现实境遇里，更需要回归到个体的困境和真实表达。”翘楚坦言，她不想把“大佬打倒在地，”她反对的是顾全大局的冷漠和对个体伤害的忽视。
“需要重新长出一身逆鲮，反抗极权和男权。”翘楚不再掩饰伴侣存在的问题：“男性抗争者不愿意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做出的贡献，普遍地强化了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女性处处被压抑、贬低、漠视。抗争中，她们可能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
img
曾创办公盟、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后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于2014年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四年，2017刑满出狱。2020年2月15日再次在广州被捕。
翘楚也会反思，自己在抗争中是否也会有时丧失主体性。与许志永的亲密关系里，她在推特上发文，一度都要征求许志永的意见，获得他的认可才发。为了声援《新生代》编辑危志立，她曾在长城上拍了一组相片，发到社交平台。许志永没有转发，询问原因，原来是他觉得“相片上把你拍得太高了，不符合你温柔的气质和形象”。
翘楚与伙伴们苦中作乐：如今好像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抗争了。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使用的图片、文字来声援良心犯。她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拿出来分享而不怕被嘲笑画得不够好。她可以决定自己的抗争策略，可以表现得脆弱和胆小，也可以很坚强很决绝，“许志永以前也经常笑话我胆小、爱哭、脆弱，他没办法想像我坚强的样子。”
脸书上，她有更犀利的一面。她批评所谓“民主大佬”一边举着民主自由大旗，一边否定女性的平等人格和权利。她羡慕女权行动者郑楚然大胆地晒出腋毛照片。文化企业家耿潇男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女人”，翘楚批判把耿看成附属角色，尖锐地地质问：“在中国，谁可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虽然翘楚没有像许志永那样光鲜亮丽的履历，但越接触，越被她的人格所折服。”韩籍说，正是有翘楚这样纯粹、真诚的人存在，他才不至于对行动绝望。
男性主角纷纷被抓了。2013年后，中国公民行动的空间越发局促，行动代价也越来越高，抓捕的力度越来越大。12.26公民案中众多涉事公民已经被取保，或者逃离了中国。但他们都保持沉默。
“翘楚是国内唯一的发声口，她承受着所有的声援压力，她还有抑郁症和创伤呢。”罗胜春是12.26公民案中丁家喜的妻子，但人在美国，没有办法陪在翘楚身边。她惋惜道，12.26公民案还没有形成像709妻子那样的维权联盟。
同案的律师常玮平不久前与翘楚建立了联系，第一句就说：“抱歉，这么久让你一个人承受着。”
这样承认女性抗争者抗争价值的瞬间很珍贵，但常玮平很快又被再次抓捕。翘楚感到义不容辞，“在他的家属站出来之前，我就是他的家属”。她反思，因为许志永的名气，自己成了有限声援空间里的既得利益者，比其他良心犯得到更多国际关注，自己身上责任和道义也更多。
一群行动者两天后发起声援行动。FreeChangwei-常玮平的脸书专页搭建起来了。李翘楚在社群里传播和号召“#多行一公里让常玮平重获自由”和寄明信片的行为艺术。常玮平的自述也快速翻译成英文便于国际媒体采用。
“她总是说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即便被打击，也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大化使用自己的关注度来为他人发声。翘楚的坚韧和道义远在很多知名的人士之上。”华泽说。
作为女性抗争者，华泽在抗争历程中，也经历并目睹过知名抗争者对其伴侣或者其他女性抗争者的性骚扰及打压，她发现老一辈的男性抗争者缺乏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和自省的能力。
华泽近年观察到，新一代的女性抗争者学习能力更强，更会同理共情，也更具有反思能力，或许更有改变中国的潜质和能力。
李翘楚早前独自拍了婚纱照，希望今后有机会把照片寄给许志永。
结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探监路上的妻子。
这是刘晓波写给刘霞的凄美情书，见证了一个中国异见者妻子的命运。
朋友林月认为，翘楚有英雄情结，对民主圈有玫瑰色的想像。还有朋友相信，翘楚与许志永的相爱，是一出革命伴侣的浪漫之曲。
李翘楚想把这浪漫之曲推进到婚姻中。她正计划申请与狱中的许志永结婚。
得知这一想法后，朋友们感到无措和为难：一方面不想看着翘楚变成另一个刘霞，她作为异见者刘晓波的妻子，曾长期生活在软禁下；另一方面，又想尊重和支持翘楚的自主选择和决定。
“虽然理解和感动这一份浪漫和真情，但现实是残酷的，你要等他几十年吗？”罗胜春一直劝翘楚三思。
罗胜春与翘楚相识于2020年情人节。那时她丈夫丁家喜已经被抓，许志永还在逃亡中。李翘楚给许志永制作了情人节贺卡，也用罗胜春和丁家喜的头像设计了明信片。罗胜春被这个素未谋面、却“有心有情有义”的翘楚打动。
但和翘楚谈得越多，罗胜春越无措。她从翘楚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也是那种用尽全力拼命抗争的人：若能放下丁家喜，也早就放下了，不必如此苦苦等待。
“翘楚说，革命和爱，是她人生的主题。听起来很老派，但她真的尽自己的力量去不断推动社会改变，去认真爱。”罗胜春说，她还是理解了翘楚。
即便要等许志永，也可以选择安安静静地等，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华泽指出，“翘楚可能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
2019年6月，李翘楚和许志永成为情侣。她在他身上看到坚定的政治信仰，不变的初心，坚韧的抗争；也发现他对底层以及女性抗争的忽视；同时批评他男权优势的不自知和性别意识的薄弱。她从他身上获取一些政治养分，他理解她的痛苦，在她抑郁发作躲进衣柜的时候，他安静地坐着耐心陪伴。
两人爱着吵着，陪伴不过半年，许志永再次被捕。作为许志永的伴侣，翘楚担心他的处境；作为他的革命战友，她为对方感到骄傲，也知道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其实他逃亡的时候根本没想逃出国或真的逃，他身上有道义责任，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声，扩大12.26公民案的影响力。”
问翘楚想和许志永结婚是不是英雄情结使然？
“是的，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翘楚解释，她爱许志永，但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英雄。国保也曾一度以为翘楚把许志永当英雄膜拜，试图破坏他的形象。李翘楚曾跟许志永明确过：她想要的伴侣是能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伴侣”而非“家中贤妻”的人。
结婚是两人早就商量过的，考虑的是，或许哪一天需要为对方签写委托书和呼吁声援。
“一个有良知的人，救他出来是家人再本分不过的事。”这是她想申请结婚的初衷，不是玫瑰色的想像作祟。
今年九月中旬，翘楚去拍了一辑婚纱照，寄给监狱里的许志永。
在翘楚设计的一件情侣文化衫上，许志永的那一件写着：我的另一半——温柔的战士。
后记
2020年11月26日，北京国保以“违反取保规定，对外透露案情”为由传讯李翘楚12个小时。在李翘楚父母被迫写下“与其同住，监管其手机和电脑，禁止其与不法机构和人员接触”的保证书后，李翘楚才被带回父母家中，软禁了20天。期间，国保进入李翘楚的房间看管她，多次约谈和传讯，留下“再发声即收监”的最后通牒。
软禁第21日，她获得机会离开父母家，立刻在社交平台发表了对北京市公安局违法行为的三页控告书，并邮寄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依法监督并纠正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沉默不是我的本色，所剩无几的公民权利，绝不轻易让渡。”李翘楚说，她已经做好了会被立刻关押的准备。
作者：WRIC張菁 09-23-2024
編者按：在中共建政75週年前夕，由光傳媒主辦、以及包括中國婦權在內的12個團體協辦的《未來中國論壇》，9月23日在美國華盛頓國會訪客中心舉行，與會的數十位來自各國的流亡人士、少數民族團體代表以及香港流亡者，以自身經歷分享對未來中國的觀察，討論中國民主化的進程議題，並達成十點共識並公佈了三份會議文件。
張菁發言全文：
各位同道/朋友，大家好！
我叫張菁，是中國婦權組織的創辦人，不過，我今天是以一個1979年民主牆運動參與者、王炳章創辦的第一個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的早期成員、並至今依然活躍的老民運人士身份在此發言。針對目前海外民運圈的一些亂象，談談中共滲透對海外民運的傷害，同時與新老同道們分享心得，即窮一生不懈追求夢想、守住良知的人生，原來就是榮耀。
大家知道，民主是一個崇高的理想；民主運動是實踐這個理想的一系列行動。我們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是一群來自不同家庭及教育背景，有不同的參與動機、但達成基本共識、並組成了各種團體的行動者。每一位參與者，尤其是組織者，通過演講、發表文章以及各種自媒體平台來宣揚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在尋求他人認同的同時，也宣示自己的承諾和期許，這些都是鼓動其他人積極參與推翻中共暴政的極大動力。
最近中國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接連被歐美國家司法機構提出檢控，控告他們非法為中共做外國代理人或秘密間諜，這不僅讓所有民運參與者感到震驚，極具挫折感，更給我們海外的民主運動帶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信譽危機。
歷經千辛萬苦追求民主自由的新近參與者突然發現，他們這個組織的領頭羊原來是一名中共線人、特務；老民運人士也突然發現，曾經與之同樣歷經坐牢、流亡，又一同舉行抗議活動、譴責暴政的老同道，竟然晚節不保，淪為中共滲透的工具。曾何幾時，我們一起在中秋月圓人缺之際，互慰鄉愁；一同攜家帶眷郊遊歡聚，我們是戰友、還是朋友，可就是這樣的「朋友」，在我們不知不覺的時候，將我們所有資訊（只要是中共想要的），悄悄交給中共的秘密警察，以換取他們的私利。我們在公共活動、私人聚會或不經意的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觀點立場、家庭狀況及個人好惡，都可能成為他們向中共國安邀功請賞的價碼。紐約民主黨全聯總前主席唐元雋（唐元隽）、「 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創會秘書長王書君（王书君）、德國民陣前理事郭建（近日，德國執法部門還逮捕了一名為郭建傳送民航機乘客個資及相關情報的女性華人）等人，就是這樣一群坑害戰友和朋友、出賣良知的敗類。
遠的不說，就談談紐約與我們相識的2名被檢控的中共代理人。
對於王書君被查出多年來為中共情報機構工作，我們並不驚訝，因為王書君長期以來，一邊積極參與海外頂級反共民運份子的活動和聚會，一面自如地遊走中美兩地，他的組織及活動完全不受影響，這在我們民運圈內早有微詞，大家心照不宣，只是有的礙於面子不好說出口，有的是為掩護而掩護當然也不說。2017年5月王書君在香港领取了由「世界華商投資基金會」、中共官媒《文匯報》等頒發的「世界華人傑出人才獎」。說來好笑，我們圈內人幾乎無人知道王書君在世界華人中有什麼樣的特殊傑出才能，就算紐約親共僑團、僑領當時也不知道王書君是誰，直到「紀念胡趙基金會」會長李進進2022年被殺害，王書君被檢控為非法為中共代理人，他才聲名大噪。我們也算證實了一直以來的懷疑。他鐵板釘釘的犯罪事實，讓人不齒。
讓新進民運人士感到困惑的不是王書君四項罪成，而是有民運人士說王書君向中共情報人員的傳遞的報告內容是公開的，不感到受傷害，還有人為王書君行為辯護。或許是分不清美國法律規範的犯罪行為界限，或許習慣了被傷害，有點麻木了。換句話說，我們民運人士自己沒有能力把中共長期潛入並緊緊吸附在我們肌體上的吸血螞蟥剝離出來，美國執法部門幫我們剝離了，卻竟然有人說他們沒感覺到那條吸附在身上的螞蟥有害。至此，民運圈中「無害論」甚囂塵上，讓支持者、新進參與者雲裡霧裡，是非曲直難辨。王書君觸犯了美國多項法規，破壞了大眾必須遵守的公共秩序，無論對美國人還是僑居美國的華人，都是一種冒犯，更何況我們自己就是直接被冒犯者或受侵害者。受傷害不一定只是身體傷害，還有精神傷害和權利受損，正是我們個人的私隱等基本權利受到了損害，王書君之流才得以遊走於中美兩地，才能領取中共背景發放的獎牌獎金。
多年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民運內部總會出現一些原則性的混淆。如當年天安門大屠殺兇手在沒有道歉賠償的情況下，就有早期逃出中國的學生領袖率先在美國推出原諒鄧小平、李鵬等殺人元兇的「原諒論」。雖然他們不一定是別有用心故意模糊本質焦點，應該也不是故意討好罪犯，但這樣的認知，足以造成民運人士在思想上以及是非底線之間的混亂，讓中共更容易、更肆無忌憚的滲透、離間及瓦解民運組織。
王丹先生近日就戴晴女士混淆是非，硬將鄧小平渲染成一位具有民主理念的領袖等言論，做出了直接了當的澄清，讓年輕一代了解真相，分清是非，不受誤導。王丹及時還原歷史是非，是負責人做法，值得推廣。
與王書君不同的是，唐元雋曾是我們的同路人，是戰友和朋友。他從跳入台灣海峽冰冷的海水裡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他知道父母會老去、弟弟行走障礙，他對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家庭責任早已做了深思熟慮的選擇。到了紐約，唐元雋成為民運團體領袖，他承諾堅持理想、反抗中共暴政，並鼓勵、號召他們組織的黨員一起推翻中共專制政權。
2014年前後，唐元雋從認同暴力革命推翻中共，轉變為極端「和理非」鼓吹者，在他看來，民運必須天天反思、並秉持「和理非」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每次民運大會小會，乃至朋友聚會他都不忘耳提面令，要反思、要「和理非」，成了他的口頭禪，隨口就來。為此我多次反問唐元雋：我們要反思到什麼時候？民運什麼時候暴力過？你怎麼不去對中共說「和理非」呀？
最終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唐元雋不僅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和承諾、欺騙了眾多黨員，背叛了同道和朋友，還背叛了他的妻子（今年已離婚）。俗稱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目前不能確定當時任美國國會中國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職員的唐妻，是否也成了唐向中共獲取利益的價碼），唐元雋的生活不檢點相信也是他成為中共容易下手的目標人物，這不是僅僅「思鄉」二字就能掩蓋得過去的。
從寬容的角度，就算他不能自律、食言、沒有擔當精神，他選擇退出民運，我們也算他還有點做人的基本良知。不過，事實並非如此。
數十年來，流亡民運人士中不乏因思鄉、奔喪等各種原因獲許回到中國，也不乏被喝茶或寫過保證書被迫短暫跪下的人，但當他們返回到美國後，有的自動隱退，從民運圈消失；有的若即若離，但最終漸漸隱去，這還算是良知尚存者，至少他們不再坑害同道，我們能理解，也能諒解。當然，也有利用個人社交平台、媒體等，變著花樣替中共大唱讚歌者，不過，當他們階段性任務完成後，一般都會離開民運。少數長期潛伏的職業代理人，則另當別論。唐元雋如果僅僅因思鄉鋌而走險，至少回到美國後，就別繼續接受中共國安指令做違背良心的事，別再利用民運團體領袖的身份來做掩護，繼續以他的同道及前後數百名黨員公開或私密個資作為與中共國安交易籌碼。像唐元雋這樣厚顏無恥利用民運領袖身份為中共做事，直到被FBI揭露為止的案例，並不多見。
更重要的是唐元雋犯下的是難以饒恕的良心罪、道德罪。唐元雋案，無論以後定罪或刑期長短與否，他在道義上應負的責任比法律上大得多，難以輕易原諒。
有人說，殺人犯都可原諒，唐為何不能原諒？
即便以上帝視角，天下任何人和事都是有條件的獲得寬恕的，何況我們是凡人，只能依照現實社會中的法律和道德來評判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可以得到原諒。法律上有陪審團審理，法官量刑；而道德法庭則在每個人的心中，按照社會約定俗成的價值判斷、道德底線來做出裁量。唐元雋一次又一次實施欺騙、背叛，再欺騙再背叛，若非東窗事發被逮，還不知道他會持續多少次、多少年。唐元雋背叛的是他的承諾和良知，受影響及受傷害的是多個組織以及一整個群體，這當然和殺人犯不同，除了觸犯法律部份，唐元雋負有更大的道義責任，他欠的是良心債、必須接受道德法庭的審判。
作為一名流亡海外數十年之久的中國民主運動參與者，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和我一樣，都經歷過要想回中國看望年邁父母，或在親人臨別前能見最後一面的痛苦，但面對要回去就必須閉嘴的無理要求，我們都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哪裡有自由，那裡就是家。寧願受煎熬，也不做斷了脊樑的狗。我們有遺憾，虧欠家人，但最終我們守住了良知，抵抗了邪惡中共政權的訛詐，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和期許，在經歷人生的淒風苦雨之後，我們依然自由航行在心靈的海洋，盡力實踐承諾，從未迷失方向。數十年的回報是一生心安理得，平凡中有我們的榮耀。
主辦單位:
光傳媒 | Shining Light Media LLC
協辦: 台灣華人民主學院協會 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Chinese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中共政權受害者澳紐聯盟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lliance for Victi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五月花行義會講道所 Mayflower Missionary Church
中國行動 China Action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海外) China Democratic Party National United Headquarters
(Overseas)
自由雕塑公園 Liberty Sculpture Park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中國婦權 Women’s Rights in China
對話中國 Dialogue China
中國營企業家權益保障聯盟 The Society of The Alliance of The Guard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民主中國陣線加拿大分部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Canada Branch
中國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