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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hadija Haidary                                  2024-10-14

 

9月，我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名叫Khadija Haidary。我们开始通信。她只能和我发邮件，不能视频连线、打电话、在社交软件上发信息，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来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

 

阿富汗女性曾过着和我们相似的生活，但现在，她们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不能走进公共场所，不能独自乘车，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露出身体和面部（必须穿遮蔽全身的罩袍）。最新的禁令是，她们连在街上大声说话都是违法的。

 

Khadija Haidary 34岁，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学，喀布尔大学读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政府工作，任地方治理专家，月薪1000美元（人民币7000余元）。她喜欢读村上春树、托马斯·曼，看《老友记》、《权力的游戏》，最近她关注着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为“亚洲女性被看到了”而高兴。她和我们一样，成长在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年代，曾过着和我们非常相似的生活。

 

但在三年前，共和国倒台，塔利班掌权后，Khadija随全国女性一点点失去了她们的各项权利。

 

首先是工作的权利——塔利班不允许女性外出工作。作为公务员，Khadija在塔利班到来的当天失业。此后三年，塔利班又相继禁止了大学、私企和非政府组织雇佣女性。

 

上学的权利也逐渐消失了。2021年9月，中学对女性关闭，一年半后是大学。如今，阿富汗女性最多只能读完小学。

 

出行的范围一天天缩小。女性先是被禁止单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半年后又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公园、花园、健身房都不行。如果外出，不论何时何地，女性必须穿一种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过眼前的一小块网纱向外看，走路时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须时刻注意要“遮住全身”，哪怕露出头发、脚踝的一小块皮肤，都可能被街上巡逻的塔利班成员逮捕。

 

两个月前，女性连在街上大声说话、发出笑声的自由也失去了——塔利班颁布《恶习与美德法》，禁止阿富汗女性在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根据这份文件，女性与亲属和丈夫外的男性对视也属于违法，可能为此进监狱。

 

曾经保护女性的机构变成了威慑女性的大本营——塔利班把妇女事务部改成了“宣传美德和防止恶习部”，派出道德警察上街巡逻，跟踪年轻女性，发现她们没戴好头巾，或者和非亲属的男性持续交谈就逮捕她们。

一个在喀布尔的女人，这是我偷偷拍下的

 

针对女性的举报开始横行。一个18岁的女孩，因为每天出门上课而被举报，被塔利班冲进家里抓走，家人最后卖掉房产，花了8万人民币才把她救出来。在人均GDP只有350美金的阿富汗，这几乎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

 

女性的存在渐渐被抹去了。不单是所有女性都被迫穿上长袍遮蔽自己，女性也不准再出演影视剧；广告牌上、墙壁上的女性面孔都被涂黑。整个国家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一张女性的脸。

 

失权甚至到了威胁生命的地步。塔利班规定，女性只能由女医生看病，但又不许女性学医。这意味着女性未来可能无法看病。事实上，女医生此刻已严重短缺，因为塔利班还规定女医生如无男性亲属陪同，不准上班，大量女医生被迫辞职了。

 

丧偶的女性，由于不能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有人乞讨，有人不得不将8岁的儿子送去工厂做童工。

 

这是阿富汗女性此刻正面对的生活，它让我们看到在2024年，女性权益仍可以被挤压、践踏到何种地步，而变化就发生在短短三年内。

 

不久，Khadija的丈夫也丢掉了工作，因为他抽烟。文明的倒退最终会影响每一个人。过去三年，阿富汗的男性目睹了女性一步步被压迫的过程。今年8月，也轮到他们了——禁令规定，男性必须留一拳长的胡须；禁止短发和牛仔裤；禁止直视除妻子和亲属外的女性。

 

Khadija仅存的希望是写作——她为流亡加拿大的阿富汗媒体Zan Times供稿，写自己的遭遇，也访谈其他受塔利班影响的女性。她只能用通讯软件线上采访，只能用笔名，以避免被塔利班发现，受到惩罚。

 

我们通信了五次。Khadija有时自由写下日常，有时照着问题清单写答案。我们将这五次来信整理成文。Khadija冒着巨大的风险写下了这近万字——事实上，过去三年的确有许多女记者被塔利班监禁、杀害。

 

但即便如此，Khadija希望这封来信能被看到。通信中，我们曾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中国读者能为你们做些什么？Khadija回答：“其实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希望有人能知道我们的情况。”这种“知道”意味着，尽管她们仍在受苦，但不再是彻底封闭孤立，无人关心，连痕迹都没有的。

 

10月5日，Khadija和丈夫、孩子成功逃到了巴基斯坦。因此她请我们使用她的真名，露出面容的照片。

 

她希望发出声音，特别是当祖国的法律已禁止她们在家门外发出声音后。

 

以下是Khadija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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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之后，我很少再大声说话

 

新法之后，我很少离开家。我很少再大声说话，即使有必要。塔利班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发出声音。他们认为女性的声音会导致男性迷失方向。他们说女性大声朗读、唱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女性大声朗读《古兰经》也可能让男性感到兴奋。

 

他们派一群道德警察穿着白袍在街上走来走去，警告女性的行为。我不去有道德警察的地方，看见他们就绕道。即使外出，我会穿上黑色长袍，戴上黑色面罩。

 

我的外出活动几乎只剩下购物，一周甚至两三周一次，去家附近的市场，和其他女性一起。所有卖家都是男性。现在，没有女性能在一家店里待超过几分钟。塔利班在市场上巡逻，很多是便衣。每个人都很害怕，很小心。没有一个男性敢和女性开玩笑、大笑。

 

一天，我和丈夫、儿子一起坐车出行，在路上，我看到一个短暂的画面：一个年轻女孩在买东西，和店主谈了两三分钟，一个穿着白袍的道德警察走过去，站在女孩和店主之间，这样他们就不能交谈了。

 

另一天，我要给孩子办护照，我们在排队，塔利班监视着女性的队伍，一个女人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发信息。一个塔利班冲过去，让她关掉手机。他说：“如果你一小时不接电话，你的客户会减少吗？”意思是她在卖淫。女性无法反抗这种侮辱。如果作出反应，他们会对你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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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哈尔省，一个穿罩袍的女人

 

有时我去诊所看病，那里按性别分区，女性由女医生看，男性由男医生看。公立医院也是如此，女性区甚至没有一个男人，且必须戴头巾。我生孩子住院时，婆婆和我在一起，丈夫在医院外等我。

 

公共场所对女性关闭了，女性不许再进入健身房、公共浴室、公园、游乐园，即使有男性陪同也不行。

 

2023年春天，我们新年的第一天，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公园。我丈夫说，有一个公园是允许家庭入内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我们走在两排树之间，决定拍张照片纪念这一天，但就在丈夫对着我和孩子举起手机时，一个男人大声喊：“无耻！无耻！出去，你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吗？”他是冲我们喊的。“无耻！”是一个对阿富汗男性非常敏感的词，通常是指，你希望别人和你的老婆睡觉，或者，你发现老婆和其他男人有染也不会采取行动。这种侮辱对穆斯林男性就像被枪打中一样。

 

我丈夫回答：“我家里又没有公园。” 两个男人想攻击我丈夫，我恳求马上离开。我丈夫抱起孩子，我们迅速离开了。其他女性也被赶出了公园。我丈夫很疲惫。他只是说：“这些日子会过去的。” 我们互相安慰，再也没有去公园、花园或娱乐场所。

 

女性不被允许在没有MAHRAM（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出行超过72公里。MAHRAM指一名男性亲属，可以是父亲、兄弟、丈夫、叔叔或儿子。这是一个伊斯兰教里的概念，原意是女性“可以”在MAHRAM的陪同下出行，塔利班把这种陪同规定为“必须”。

 

一天，我的孩子生病了，我需要从县城去市里的医院。但丈夫那天恰好有事，我们不得不在没有MAHRAM的情况下远行。在车站，丈夫把我和孩子托付给一位司机，请他做我们的MAHRAM。司机答应了，马上称我是他的侄女，他说他日夜将许多女性送往目的地，她们都是他的侄女。

 

我和孩子坐在前排，后面坐了三男一女。车刚开出五分钟，孩子哭了起来。我请司机放些音乐。孩子很快不哭了。但这时，司机和后座一个男人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塔利班的人。他们聊起了战争。我吓得双手发麻了。我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但更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我的身心都因恐惧而瘫痪了。

 

车驶进了我家的巷子，我叫司机停车，抱着孩子跳下了车。我担心塔利班知道了我住在哪里，我担心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要求在车上播放音乐（不论男女，播放音乐也是塔利班禁止的），并且没有亲属陪伴而旅行了三个小时的女人。我担心他们会半夜闯入我家，以没有亲友陪伴、与非亲友交谈，以及要求司机播放音乐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

 

我曾有很多男性同事、男性朋友，有些人我仍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联系。但现在，和他们见面是不可能的。塔利班完全禁止了男性和女性在房子外面的交集。

 

女性还是能使用互联网的，大多用WhatsApp和Facebook，或许塔利班还没有控制这一领域的技术。但社交媒体也不是能安全讲话的地方。比如，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在联系，就会因我在海外媒体上写反对他们的文章而逮捕我。

 

 

黑色套装包括一件又大又长的衣服、一个又大又宽的罩袍（类似斗篷）、黑色面纱、黑色长袜和黑色手套。塔利班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穿这一套，遮住全身，只露出眼睛。罩袍的头部是封闭的，只在眼睛那里有一小块网纱，穿着它，真的很难看清地面和四周。

 

街上到处是警示你戴头巾（上述套装被塔利班称为“最好的头巾”）的标语。一所教育中心的入口写着：“戴头巾就是尊重神圣。”我很好奇这标语的目标受众。毕竟，现在没有女性再来这里（因为不被允许接受教育），而男性不被要求戴头巾。

 

政府办公室设有“女性入口处”，黑色大门上用粗体白字写着“头巾代表谦逊”。还有一次，我在路边墙上看到一行醒目的黑色铭文：“不戴头巾/面纱是无知的表现，是进一步煽动叛乱的途径。”我移开视线，调整了一下头巾。

 

一天拜访朋友时，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头巾代表尊严，而非囚禁。”朋友说：以前很少有这样的广告，现在却很多。我心想，贪婪的商人是否为了讨好统治集团，才把广告放在城市繁华区域。我们一起思考着这些商人的想法。朋友说：“他们都密谋剥夺这座城市各个角落女性的安宁。”

 

几个月后，当我经过喀布尔东部时，我意识到我已经习惯了无视墙上的文字。然而，一则大胆的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头巾是谦虚、贞洁、荣誉和尊严的象征。”与其他口号不同，这则标语的受众似乎是男性。我思考了这对男性，特别是对十几岁男孩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被这些口号激怒，从而限制他们的母亲、姐妹的生活和选择。

 

这类标语并不局限于喀布尔。几个月前，我在东北部一座城市，也看到一堵墙上印着：“最好的女人是要求最少嫁妆的女人。”

 

头巾/罩袍是塔利班巡逻时检查的重点之一。去年冬天，我正在购物，两个塔利班成员走进商店，对店主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他们离开后，我问店主。店主说，因为我的头巾下露出了头发，他们警告了他。我说，我的头巾和你有什么关系？店主笑了：“姑娘，这种法律有什么逻辑吗？” 所有人都知道塔利班有多不讲理。

 

我的一个朋友一天走在街上，六个塔利班分子冲向她，因为她露出了一点脚踝。他们拿着武器。她吓哭了，说不出话。街上也没有一个男人支持她，他们看看就走了。

 

塔利班对年轻女孩更严厉，甚至会跟踪她们，发现了穿衣问题就逮捕她们。

 

我的另一个朋友，一天在购物中心，因为面纱没戴好，他们要逮捕她。在他们叫车要把她带走时，她跑了出来，搭上一辆出租车回了家。如果她被捕，她将面临不知期限的监禁——他们的监狱是没有规则的。

 

塔利班为女性只定义了一个角色：家庭主妇，职责是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女性外出工作是犯罪。按照他们的想法，阿富汗女性都成了家庭主妇。

 

他们只允许女性上小学，从5岁到11岁。学校里教授数学、地理、历史、文学和宗教。但塔利班强迫学校更多地教宗教。女性没能学到任何特殊技能。他们甚至认为女性不需要学会读和写。

 

一些女教师偷偷办起地下学校。我通过熟人访谈了一位。这位F老师在家中授课，第一批学生是所在社区的15个女孩，都上过小学，她们跟着她读中学。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F老师不得不在上下午分两个班授课，再后来，学生超过了100人，只好由高年级负责教低年级的。一个六年级的尖子生女孩也在自己家开了班，很快有了50个年龄更小的学生。当地人支持她们的工作。邻居帮忙望风，在塔利班靠近时报信，她们就迅速整理房间，看不出是在上课。学校的日常开支，出勤表、记号笔、黑板、地毯和水，都由学生家长承担。

 

一天下午，塔利班来了。一个学生跑进来报信。F老师迅速把手机从墙上扔进了邻居家的院子，借走了一个学生的手机。塔利班走进来，收走了她调包后的手机。所幸没落下把柄。但F老师还是把学校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另一次，塔利班来搜查，在一个女孩身上搜出了教科书。她被逮捕了，后经当地长老调解才被释放。塔利班常常搜女孩的书包。女孩们都不敢再带着六年级以上的课本来上学了。只有住在学校附近的勉强敢带，她们几个人合看一本。

 

另一所地下学校的女老师，向我讲述了她的学生的遭遇。那个女孩18岁，每天出门两次去上课。一个中年男人盯上了她，每天在路上和她搭讪，一天递给她一张纸条，要求她打电话给他。女孩对他说，你应该感到羞愧，你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了。那男人就向塔利班举报了她，指控她一天离开家两次，还化妆，不知是去做什么。塔利班冲进女孩家抓走了她。女孩被关了一周，她的父母最后付了80万阿富汗尼（约8万人民币，相当于全家人的全部积蓄，他们还为此卖了房子）才救出她。他们一家迅速逃去了巴基斯坦。

 

一天，我听一位女性朋友说，她在喀布尔上了一个月的英语课，塔利班允许英语中心，不过女性去上课需要戴头巾。她鼓励我也报名去。“即使你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当你每天去见见其他人，精神也会焕然一新。”于是我跟着她去了。针对女性的英语班在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一个半小时后，我的手都麻木了，但是心又被能上课的一点希望温暖着。

 

英语班里有八个年轻女孩和一位老妇人。只有我、我的朋友和那位老妇人露出了脸，其他女孩都戴着面罩。我手里抓着长袍的一角（我在口袋里放了面罩），以防突然需要藏起来。

 

英语老师是一位男性。这天，他让我们造句来表达愿望。所有女孩的句子都是关于离开的：她们希望自己能拿到护照；她们希望自己在美国包机离开时身在机场；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大学对女性关闭前毕业；她们希望获得欧美国家的奖学金；她们希望不必蒙着脸或在地下室上课。

 

还有女性在冒险工作。一天，我约好要采访一位美发师，她叫我在指定位置等待。远处一个女孩出现，蒙着面纱。我拨通电话，她接了，我向她打了个手势，她把我带进一条小巷，走去她家。她边走边说，她刚刚下英语课，正备战托福考试，教室在一家诊所楼下，不会引起注意。

 

我们到了一扇老旧的大门前，她小心翼翼向我保证，里面没有男人，我可以放心。她向我展示随身带着的美发工具——在塔利班到来之前，她开一间理发店养家。现在她仍需要收入。她没有父亲，母亲卧病不起。“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们就会饿死。”

 

塔利班找到她的号码，威胁她如果继续工作，他们就逮捕她。于是她成了流动美发师，顾客们打电话请她上门。同时她坚持学英语。“一个人不应该停止学习，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抗。”

 

我们正谈着，隔壁房子里传出喧闹的音乐，一个女孩在窗后跳舞。我们注视着她快乐的身影。“我为她们感到心痛”，理发师说，“她们玩得很开心，但还太小，什么都不懂”。我们都希望那些女孩能上学或做些有意义的事，这样她们的快乐才显得合情合理。

 

被禁止上学和工作后，我们国家的童婚和强迫婚姻大大增加了。塔利班到来之前，女性可以早婚或晚婚，特别是在城市，女性有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但现在，塔利班在农村宣布了女孩的结婚年龄是15岁，强迫家庭尽快让女孩出嫁。

 

塔利班成员娶三四个妻子，把她们放在一个地方，每个女人生10个孩子，他们付一些钱买食物，但这对4个女人和20—30个孩子远远不够。一些塔利班成员在婚后离开了第一任妻子，没有为孩子留下任何钱。普通男性也被鼓励一夫多妻。现在在农村，有两三个妻子变得很常见。

 

在我居住的巷口，一户人家的女儿被一名塔利班指挥官求婚。这位指挥官已经有了3个妻子和15个孩子了。他一次次求婚。这家人一次次恭敬地拒绝。但军官坚持不懈。这家人只好抵押了房子，凑钱逃去了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再从那里搬去德国。

 

我们卖掉整个家，可是逃离失败了

 

2021年8月15日，我在办公室，有消息传来，塔利班到了首都喀布尔，共和国要倒台了。我感到不知所措。这是我们生活开始变坏的第一天。

 

这之前，阿富汗除了喀布尔外的33个省都已被塔利班控制，但总统还在，军队说他们会保卫喀布尔。也有传言说喀布尔将由美国人控制，不会向塔利班投降。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会失去首都。一切很平常，所有部门都在运作，没有发生战斗。因此到这一刻，我们措手不及，不知不觉中，喀布尔毫无战斗地沦陷了。

 

办公室里，一个之前在网上强烈反对塔利班的同事哭了。一个同事说：女士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我们办公室有46名员工，其中11人是女性。我们都匆忙走向自己的桌子。我拿了一个笔记本、一本记事薄和其他个人物品。我们都走出了办公室，没有人知道要去哪儿。我打电话给我丈夫。

 

我们办公的总统府邸，直到前一天都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但那天没人再问：“你是谁，要去哪里？” 所有卫兵都坐在那儿，疲惫困惑。看到他们，我又哭了。一个卫兵说：“姑娘，别哭了，你回家吧，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我丈夫到了。我们走向公交站。人们迷茫、哭泣着向各个方向走去。交通非常拥堵。公共汽车排着队。我们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都在报道总统逃跑，宣布共和国已经倒台。直到下午三点，电视上都在播放塔利班进入总统府，接管了所有政府机构的画面。

 

夜幕降临，机场被人群包围，许多美国飞机已经到达，正疏散人员。所有人都想赶往机场（那一天，数百人围着飞机一起奔跑。有人在飞机起飞时被压死。有人攀上机翼，没有抓牢，从空中掉落。至少六人在混乱中丧生）。

 

我一直在手机上刷新闻，每小时就有一个朋友在Facebook上发布她们要逃离的航班消息。我很紧张。我不认识任何美国人。我也不是名人。

 

塔利班允许美国人在八月底之前离开喀布尔。于是我给社交媒体上能查到的所有援助组织发邮件——

 

我，xxx，…2018年起在独立地方治理总局任治理专家……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第一晚，有人打电话给我，提到我在塔利班的杀戮名单上。我认为我在喀布尔不安全。

 

我的丈夫xxx在阿富汗最高法院工作，他也一直是塔利班杀戮的目标……

 

我在邮件最后列下了我和丈夫的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和电话。

 

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八月底，美国人都离开了。我和丈夫毫无计划地度过了三个月。直到我丈夫的一个姐姐，一位医生兼大学教授，成功通过一个美国人逃去了意大利。她把所有亲属填上了逃离名单。

 

2021年12月，我们准备逃离，卖掉了家里所有物品。床、电视、冰箱、厨房用具、挂钟、煤气炉、一张沙发、窗帘。我们以500美元的价格就卖掉了一切。买家来查看后立刻付了钱。他利用我们的困境捡了漏。除了衣服，我们没带走任何东西。我只留下了两个嵌着我们照片的相框作为纪念。

 

我们搬去了一个亲戚家，等待几天后的航班。

 

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塔利班占领了机场，不许美国人带阿富汗人离开。我们无家可归了。

 

我、丈夫、婆婆、我丈夫的两个姐姐和她们的丈夫，一起租了一个三室的小公寓，买了家具，重建了我们的家。我只剩400美元存款了。那时我怀孕五个月，那笔钱是为分娩和孩子准备的。

 

一切都在涨价。一公斤天然气从45阿富汗尼（约5元人民币）涨到200阿富汗尼（约20人民币）。我们一度付不起，两三天无法烹饪和取暖。我们用一个电热水壶来暖手。但电也不够随时用，一晚上只能用五小时。天很冷，我穿上三层保暖衣、三层围巾。

 

米、面、油的价格都在飙升。我们真的可能因为一点点疏忽而挨饿（塔利班掌权后，多地爆发粮食危机，数百万人营养不良）为了购买最基本的食物，我和婆婆多次卖掉了我们的金首饰。

 

我丈夫的前办公室要求他回去工作。他的两个兄弟失业了。我和婆婆也失业了。我丈夫被迫接受了塔利班的工作（在司法部门管财务）。他去上班，我独自在家。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时我只是坐着，咒骂。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无事可做。我洗衣服、打扫房子、做饭、洗碗，这些家务每天花费我4小时。我读小说，比如托马斯·曼的《魔山》；我看电视剧——电视节目也被塔利班控制了，因此我们上网搜索，我和丈夫一起看《老友记》、《权力的游戏》。

 

但这些不足以打发时间。因为我习惯了外出工作，现在却被迫在家。我觉得自己正变得愚蠢。我拖延家务，自我折磨。我成了家里的囚犯。

 

有时我的耐心会耗尽，和每天去上班的丈夫争吵。我问他，你的工作怎么样？我不工作你高兴吗？现在很好吧，家里有个女人为你做饭、洗衣服、擦车。有时我对他说：“你去工作吧，这样我就不用醒来了。”

 

他说：“这不是我造成的，你不该发泄在我身上。”我更加愤怒。有时他会安慰我，说数百万女性在受影响，“你不是唯一一个，你需要有耐心”。

 

我变成了一个易怒的人，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当我非常想去看一个以前是老师的朋友时，我穿上黑袍，走十分钟到她家。进门后露出普通衣服。我们在她家喝茶，有时我带去面包和小饼干，我们听彼此悲伤的故事。她说她一年没有工资了。我们讨论人们对塔利班政策的反应，特别是女性的情况。这样的聊天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是增加了焦虑。

 

早在塔利班刚到来时，我就在高压下失去了食欲和睡眠，每晚失眠到凌晨3点。我一直在脑子里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该去哪里？生活将如何继续？我花了四个月恢复食欲和睡眠，但抑郁持续至今。

 

我更多地登录社交媒体，读那些由阿富汗女性写的报道。有时我会坐下来，写我的日常。一天，我给一家叫Zan Times的媒体发邮件投了稿。那是一家阿富汗的网络媒体，编辑部在加拿大。我写的是塔利班如何令我失业，之后我如何度过漫长日夜。2022年3月，Zan Times发表了这篇文章。我非常高兴。我有希望了。

 

我开始持续发表文章，写自己，也写其他女性的故事——《如果他们关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就创建自己的学校》（写一位办地下学校的女教师）、《三次强迫婚姻、战争和父权制》（写一位65岁，一生中三次被迫结婚的老妇人）……采访是非正式的，只能通过WhatsApp（通讯软件）来完成。我只在晚上，孩子入睡后写作。现在写了三年了。

 

我每月发表两三篇文章，有时会得到稿酬。有的月份是250美元，有时50美元。这笔钱不够维生，但让我对未来和职业生涯有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在为自己和其他成千上万女性的权利而战。

 

你问我阿富汗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具体数字。除了少数几个人，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媒体都受塔利班控制。少数女性在本地电视台工作，但穿着黑色长袍、戴黑色面罩。对国外的人来说，她们是一种（显示女性仍能工作）假象。男记者也没有表达的自由，只是塔利班的宣传工具。

 

塔利班监禁、杀害了很多女记者。现在，每个人都用笔名，隐藏自己的身份。最初，我用真名写作，这让我的家人非常害怕。后来我也为自己取了笔名。这也是对塔利班审查的一种抵抗。

 

2022年5月，我的孩子出生后，一所私立大学招聘女教师，我申请成为了经济学系教授。我的情况变好了。尽管在大学，男女也分开上课。女生早上来，男生下午来。女学生必须戴黑色头巾、黑色面罩；女教师必须戴黑色头巾。学校里禁止讨论塔利班。

 

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有消息说，大学也将对女性关闭。我们每天带着恐惧和压力去上班。直到2022年12月，我们正在考试，塔利班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女性关闭大学，并要求电视台发布消息。我第二次失业了。像喀布尔沦陷时那样，我无法相信这真的发生了。

 

大学校长在教师群里发消息，要求我们第二天仍去学校。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抱歉。但我第二天还是留在家里，甚至没有尝试再去大学。后来同事们说，塔利班在大学附近部署了一辆坦克，以阻止女学生和女教师到来。

 

我好像真的被打败了。我怀疑每一个敲门声都是塔利班成员，会抓我进监狱。

 

我向私企申请工作，还没有收到回复，塔利班就再次宣布，私企也无权雇佣女性。我彻底成了家庭主妇。

 

写作是我抵抗绝望最后的办法了。然而我常常做噩梦。梦中我总是坐在椅子上，几个塔利班成员坐在桌前，脸上挂着邪恶的微笑，质问我为媒体写的文章，指责我从事了反对他们政府的活动。我感到害怕，想救出自己，但他们强壮有力。我想我的噩梦是一种创伤，是他们的规则、行为和那些监狱报道带给我的创伤。

 

直到男性也失去自由

 

在塔利班来之前，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有工作、钱，每天去办公室，见朋友。我们在餐馆点餐，去咖啡馆、公园和花园，派对和音乐会……我们和朋友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我们有我们最好的时刻。我们有文化活动，和作家、诗人坐在一起……以前，街道上挤满了人。妇女、男人、年轻女孩和年轻男孩肩并肩快乐地走来走去。

 

女性曾经有非常好的时尚。我们穿五颜六色的衣服，戴各种颜色的帽子，染各种颜色的头发。所有女人都化妆。女孩们从小学就开始打扮。塔利班到来后，一切在一夜之间变了，所有女性都因为害怕戴上了头巾，把美丽藏了起来。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庆祝新年的日子。我和妈妈、奶奶、姑姑们一起去参加集会。所有正值青春的女孩都穿着最新款式的漂亮衣服，一套是红色的，一套是绿色，一套是紫色，还有一套是奶油色的。许多女人围坐在前廊上。一台播放器在放音乐，女孩们轮流跳舞。有的女孩敲着手鼓唱歌。午饭后，女孩们在山丘和绿地上自由漫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其中一位女士的发型很男性化——留着短发。她身边有一群老年妇女，她逗得她们哈哈大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老妇人在开玩笑，而不是劝告、咒骂或祈祷。

 

2019年，塔利班到来前两年，Khadija在喀布尔

 

现在，街上每公里看不到二十个人。人们要么出国，要么回到了农村。塔利班完全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没有人把音乐放得很响。餐馆和市场上都没有多少人。没有美容院。所有女性把自己藏在黑袍里。没有人大声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男性不能站在女性这边。塔利班吓坏了人们，没人敢抗议。我丈夫能理解我的处境，但无法帮我解决问题。

 

2024年1月，我丈夫也被解雇了，原因是他有时会抽烟，有时他们说他的头巾没有戴好。有时他们说他为什么不参加社区的祈祷。

 

8月，塔利班第一次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男性的禁令：男性必须留一拳长的胡须；不许穿牛仔裤；禁止短发或西式发型；禁止直视除妻子和亲属外的女性。

 

我的丈夫也遵守塔利班的规定，留了胡子。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男性抗议（但据《华盛顿邮报》，一些男性已开始后悔，早先没有站出来捍卫妻子和女儿的自由。“如果男性敢于发声，我现在的处境可能也会不同”，喀布尔一位男性市民说）。

 

我们除了忍受别无选择，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但国际组织和大国正以一种让我们害怕的方式谈判。如果他们承认了塔利班，我们将迎来更多压迫和更严厉的法律。

 

现在是9月底，我和丈夫都在失业。我们决定移民去巴基斯坦。我们还没有签证的钱，打算先向熟人借钱。也许在巴基斯坦，我可以在没有审查和压制的情况下继续写新闻。

 

（10月5日，在花掉700美元签证费，又向边境警察支付了500美元后，Khadija和家人成功逃离阿富汗，抵达巴基斯坦。尽管“面对新的国家、城市和人，我们很害怕”，尽管借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好在他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些朋友。Khadija将继续写作，她的丈夫准备找翻译之类的工作。他们计划在巴基斯坦生活一年，再前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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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塔利班到来前，Khadija和同事们。现在，Khadija又能露脸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