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退休女局長習慣特權?加逮華高官控綁架幼童3罪

綜合報導                                                                             2024-08-29

 

加拿大魁北克27日發生孩童綁架事件,受害孩童被一名60多歲中國女子開車載走,經查該名女子竟是北京人大代表。(取材自李老師不是你老師X平台)

 

 

加拿大警方27日清晨發出緊急協查警報,呼籲公眾提供一名在魁北克省失蹤的五歲華裔男童Getty Shi Gao的消息,並在數小時後宣布已找到男童,「涉嫌綁架」男童的是65歲華人女子楊瑞雪(Yang Ruixue)。據悉,楊瑞雪曾擔任北京市人大代表,也是全國人大退休局長。楊瑞雪與另一女被告28日被控三項綁架相關罪名。有傳楊瑞雪可能是男童外婆,事件可能是家庭糾紛。

 

香港01引述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報導,魁北克省警察局27日清晨在魁省發出警報,隨後將警報範圍再擴大到安大略省。警報表示,Getty Shi Gao在26日下午6時左右在寶樂沙市(Brossard)被「綁架」,和楊瑞雪乘坐一輛白色特斯拉私家車上。

 

警方幾個小時後通報,已在多倫多附近的約克地區發現男童安然無恙,將會被送回魁省與家人團聚。警方稱,男童家人表示認識楊瑞雪。

 

據報導,加拿大當地媒體用警方發布的嫌犯相片及姓名在網路搜尋,發現楊瑞雪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辦公廳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全國人大辦公廳離退休幹部局局長、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長。資料顯示,楊瑞雪丈夫高峰曾任中央電視台副台長,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廠長。有當地華人網民稱,男童是楊瑞雪外孫。

 

網上有評論指出,加拿大警方相關通報中,掛出了人大代表照片,是故意打臉中共權貴群體。

 

報導指出,65歲的楊瑞雪和48歲的王欣(Xin Wang)面臨三控控罪,包括意圖違背孩子的意願,將他禁閉或監禁;意圖違背孩子的意願,將他送出加拿大;及在並非孩子的父母或監護人下意圖剝奪孩子父母對孩子的占有權。

 

兩人27日在多倫多附近的約克區被捕,28日通過視頻會議在魁北克省朗厄市(Longueuil)法庭出庭,並要求國語翻譯。

 

王欣報稱住在約克區的康山(Thornhill),楊瑞雪則未報稱住址。但早前警方表示她是寶樂沙居民。警方未透露這兩人與該男孩的家庭有何關係。兩人預計28日被魁北克省警方從安大略省押送至魁省。

 

檢察官德勞里埃(Bruno Des Lauriers)說,兩被告被禁接觸受害人或案件證人,另外,除了在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她們也不得相互交談。29日兩人將提出保釋申請。

 

關逾千日2025.5才審 鄒幸彤要求釐清顛覆「非法手段」

轉載自《法庭線 The Witness》                                2024-08-28

 

支聯會及其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一案,周三(28 日)於高等法院進行第三次案件管理會議,並定於明年 5 月 6 日開審,預留 75 天審期。

 

明年 2 月 20 日進行審前覆核。鄒幸彤申請海外證人以視像作供,將於今年 10 月 28 日開庭處理,涉及廿三條立法生效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I 條爭議,條例列明,國安案不得傳召海外證人。

 

 

庭上透露,鄒幸彤要求控方釐清控罪詳情,指明支聯會煽動以何「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控方早前回覆指,涵蓋「任何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嘅行為,而任何顛覆國家行為都係非法」,指毋須涉及武力。法官則指示控方,在兩周內釐清「非法手段」即甚麼類型的罪行。

 

李卓人、鄒幸彤還押逾千日

被告李卓人、鄒幸彤自案件提堂以來,已還押逾 1,080 天;早前一度准保釋的何俊仁,則還押逾 870 天。3 人今午由懲教人員押解到庭,向旁聽席揮手。部分旁聽者站立呼喚「Hello 人哥」、「仁哥,精神精神」等,一度遭法庭保安制止。

 

官:可以畀到最早嘅日子

法庭早前駁回鄒「換官」申請後,確認由 3 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陳仲衡、黎婉姫審理本案。案件管理會議今由 3 名法官審理。

 

法官李運騰甫開庭表示,案件將定於 2025 年 5 月 6 日開審,預留 75 天審期。旁聽席一度嘩然,李運騰表示「呢個無辦法喇,因為 3 位法官都有其他案件處理」,稱已是「法庭可以畀到最早嘅日子」。

 

鄒申海外證人作供

官指據23條無法受理

本身擁有大律師資格的鄒幸彤自行應訊,她曾透露,將申請傳召海外專家證人,對方料為身處美國的教授。

 

法官李運騰指,爭議涉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I 條,而根據修例的字面意思,法庭「無辦法受理你申請」,但知悉鄒就此有爭議,故定於今年 10 月 28 日開庭處理,控辯雙方需要存檔書面陳詞大綱。

 

條例列明國安案

不得傳海外證人

翻查資料,《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I 條為今年 3 月廿三條立法後新修訂的條件,列明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中,法庭「不得」准許藉電視直播,聯繫錄取在香港以外的人的證據。

 

鄒要求釐清何謂「非法手段」

鄒幸彤早前要求控方釐清何謂「非法手段」,她今在庭上解釋,本案控罪的核心為煽動以「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惟案件提堂至今 3 年,控方不曾釐清是甚麼「非法手段」,「而家 3 年喇,我哋都唔知煽動咗咩手段」,辯方不可能翻查香港法例所有的罪行準備抗辯。

 

控方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回應指,控方已在今年 4 月書面回覆鄒幸彤,釐清控方立場,指「非法手段」是「任何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嘅行為,任何顛覆國家行為都係非法」,毋須涉及武力。

 

官要求控方兩周內釐清

涉及哪一類罪行

法官李運騰質疑,控方至少要釐清涉及甚麼類型的罪行,「究竟係欺詐、詐騙,還是係乜嘢呢?」指示控方在兩周內,即 9 月 9 日前以書面回覆。

 

控方須審前 3 個月交開案陳詞

法庭續處理其他案件管理事項,並指示控方最遲在明年 2 月 6 日前,送達開案陳詞,審前覆核則將在明年 2 月 20 日進行,控辯雙方須在明年 4 月 7 日前,簽訂雙方承認事實。

 

官關注審訊文件冊長度

控:一定要以一萬嘅單位嚟做

法官李運騰又關注審訊文件冊的長度。控方表示仍要視乎雙方可以同意多少事實,但「一定要以一萬嘅單位嚟做」。

 

李運騰詢問審訊文件冊是否「數以萬計」,控方指不會是數百萬頁,但亦不會是數百頁。

 

法官遂指示控方在今年 10 月 14 日前,送達審訊文件冊目錄,及在 11 月 11 日前,送達文件冊的草稿。

 

鄒索取控方管有報道

控:並非本案材料

鄒幸彤另要求控方提供由 2016 年 1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明報》、《蘋果日報》以及《立場新聞》有關本案所有被告的新聞報道。鄒幸彤在庭上澄清,控方早前回覆指他們管有上述的報道,因此認為控方有責任披露。

 

控方代表張卓勤則指,鄒索取「海量」的報道,控方沒有責任看畢所有內容,再選出交給被告的報道,而相關報道是律政司在其他案件的證據,並非本案的材料或未被使用材料。

 

官要求控方提供報道列表

李運騰質疑,由於控方已表示有這些材料,便有需要披露,「如果當初你覺得唔關事,你就唔好擺喺個 list 度啦」,最終指示控方在 3 周內,交出相關新聞報道的列表,供鄒幸彤決定要索取甚麼內容。

 

支聯會及 3 人被起訴

支聯會案 4 名被告依次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李卓人(64 歲)、何俊仁(69 歲)和鄒幸彤(36 歲)。他們同被控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3 人於 2021 年 9 月被起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李及鄒至今已還押逾 1,080 天。何俊仁則於 2022 年 8 月一度獲高院批准保釋,其後被指違反條件,於 2023 年 3 月再被拘捕,撤銷保釋,至今合共還押逾 870 天。

 

另外,《立場新聞》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為 1997 年後首宗傳媒被控煽動案的審訊。案件於 2022 年 10 月開審,至今歷 57 日審訊,原定於 2023 年 10 月裁決。因應辯方要求法庭考慮英國樞密院有關煽動條例的判詞,法官郭偉健另希望等候譚得志煽動上訴案結果等原因,案件三度押後至今年 8 月 29 日(周四)裁決,距離開審接近 2 年。

 

 

 

被懲教拒收司徒華回憶錄等書 鄒幸彤稱不合憲申司法覆核

轉載自《法庭線 The Witness》                                          07-31-2024

 

 

鄒幸彤向懲教署提出上訴亦遭駁回。她周二(30 日)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懲教署的決定不合憲、不合理,侵害她受《基本法》保障的表達自由,令她蒙受與外界資訊「完全隔絕」的風險,要求法庭推翻署方決定,批准她在收押所收取該 4 本書。

入稟狀強調,相關書籍僅描述當代政治事件、歷史等,在香港亦非「禁書」,即使有部分內容挑戰政治秩序,「在一個民主社會,應給予機會表達,以和平方式挑戰現行政治秩序的政治理念」。

 

入稟狀:懲教署扣起 4 書  指內容偏頗、可能引起對抗

 

司法覆核申請人鄒幸彤自 2021 年 9 月因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案還押,她由大律師譚俊傑、吳宗鑾代表;建議答辯人為懲教署長。

入稟狀指,鄒幸彤的母親在 2024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1 日,先後向懲教署申請送入《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弟弟》、《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敲鐘者言:朱耀明牧師回憶錄》共 4 本書。

3 月 5 日,懲教署向鄒發出兩份「扣起刊物確認書」,懲教人員另口頭通知鄒,指《人民不會忘記》及《弟弟》對社會事件「存在偏頗描述」,可能「引起對抗管治嘅意識」,以及「對院所保安、秩序構成威脅,不利更生」,須扣起兩本書。

3 月 9 日,懲教署再發出兩份確認書,以類同原因扣起《大江東去》和《敲鐘者言》。

 

 

 

入稟狀:懲教署指內容偏頗、詆譭警方

 

3 月 31 日,鄒幸彤向懲教署提出上訴並呈交書面陳詞。懲教署時任新界區域指揮官簡文傑 4 月 30 日發出「上訴結果通知書」,駁回上訴,理由包括書籍含有偏頗陳述,扭曲政府、詆譭警方,鼓吹「反政府、不守法思維」。

 

 

入稟狀:法例沒列明署方權限、欠法律基礎 在囚者不受任何保障

 

申請方質疑懲教署拒絕送入書籍的決定不合憲,指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並不限於通訊自由,亦包括接收及傳遞資訊的自由,即使鄒幸彤現正在囚,人權法列明在囚者的基本權利仍受保障。

入稟狀續指,署方處理上訴程序欠缺透明度,《監禁規則》第 56 條雖然賦權署方扣起或處置書籍,但沒有法例列明在囚人士上訴的程序,亦沒有訂出署方的權限、在囚者的權利等,因此署方的上訴程序缺乏法律基礎,「猶如在帽內變出兔子」。

唯一列出上訴程序的文件,是署方要求鄒幸彤簽署的「扣起刊物確認書」,指在囚者有權在 28 天內,向院所的區域指揮官提出上訴。

申請方質疑文件僅知會在囚者提出上訴的時限、後果等,沒有解釋署方將如何執行有關權力,以至申請人難以掌握上訴程序,變相令區域指揮官可按個人意願,而非法律基礎去行使酌情權,申請人的權利完全不受保障。

申請方強調,本案牽涉申請人及全部在人士接收外界書籍和刊物的權利和表達自由,因此必須採納較高的準則評估上訴程序,由於署方的上訴程序有違申請方訴諸法律的權利及對法律程序的可預見性(accessibility and foreseeability),上訴程序必然不合法、不合憲。

 

入稟狀:民主社會應能自由表達政治理念

 

司法覆核另一理據,是署方誤解《監獄規則》第 56 條賦予的權力。申請方重申不爭議署方有權扣起影響院所紀律的外來書籍,惟鄒幸彤被扣起的書籍,僅描述當代政治事件、歷史等,即使有部分內容挑戰現行政治秩序,「在一個民主社會,以和平方式挑戰現行政治秩序的政治理念,應予機會表達」,不同的政治行動,包括質疑政府的行動,都應該可以提出和辯論。

法例保障在囚者權利 署方不能濫權

 

《監獄規則》在 1997 年修訂時,加入保障人權的條文。申請方質疑,即使涉案書籍的內容挑戰原有政治秩序,都不足以支持署方可一刀切禁止,強調《規則》賦予署方的權力,不能恣意、不合理地運用,不符比例地侵害申請人的表達自由。

申請方又認為,署方沒有基礎指相關書籍會破壞懲教院所的保安、秩序和紀律,署方須避免侵害在囚者的表達自由,惟署方的上訴程序缺乏法律基礎,必然引致他們作出恣意的決定。

 

相關書籍非「禁書」無證據指帶來即時危險

 

入稟狀續套用「相稱性原則」評估署方的決定,申請方接受署方審視外來書籍有合法目的,但對申請人表達自由的限制不符比例。

申請方指出,相關 4 本書並非在香港的「禁書」,仍能在書店、大學及部分中學圖書館取得,申請人本應能在香港自由取得和閱讀該些書,而展述政治理念的書籍,一般不會被視為對秩序和紀律的威脅,若該些書在香港沒有被禁,亦毋須禁止申請人閱讀。

申請方認為,署方指書籍載有偏頗、扭曲的陳述,欠缺說服力,署方未能指出書中有虛構的事實或有何缺欠,八九民運是公眾熟知的史實,有大量紀錄,無證據指作者並非真誠相信他們提出的觀點。

入稟狀亦質疑相關書籍是否如署方所述,危害懲教院所的保安甚至國家安全,署方未能指出書籍帶來任何即時危險,例如在囚者看過內地和香港的歷史後,會發起暴亂。

 

書籍為歷史紀錄、小說、回憶錄 內容無不妥

 

申請方認為,《人民不會忘記》僅八九民運的第一手史料;《弟弟》是一本小說,社會事件只是小說的背景,帶出的非政治訊息是提醒讀者關愛他人;《大江東去》含有不少有關作者親朋的故事,與政治理念無關,他的政治理念亦包括愛國思想,例如描述保釣行動等;《敲鐘者言》描述作者實踐信仰和推動社會公義的過程,不見有不恰當內容。

 

入稟狀:僅因內容敏感令鄒與外界隔絕

 

入稟狀又指,懲教署沒考慮其他較溫和的措施,例如要求撕去部分有冒犯性的內容、附上警告等,不符比例地侵害申請人的表達自由,僅因當局認為部分社會政治議題較「敏感」,便令她蒙受與外界資訊「完全隔絕」的風險。

而在獄中禁制相關書籍亦會帶來寒蟬效應,令公眾懷疑書籍可能違法,擔心管有書本亦要負刑責,或不敢買書;申請送入書籍的探訪者,亦可能避免送入社會政治類別的書籍,不利在囚者接受教育和更生,因此署方的決定並不合理,法庭應予推翻。

 

 

程翔:认识中共对香港和西方的渗透

作者:程翔                                                            08-2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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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深新闻媒体人及评论人程翔指出,中共党员执行”白蚁政策”已经渗透西方各国。 图片来自多位著名的香港媒体人创建的  www.photonmediahk.com(香港光傳媒)。

 

(简体字版本)

 

从“白蚁精神”说起

 

 1、什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 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 。 。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吴荻周51讲话影印本。(资料来源: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在1966年接见港澳工人观礼团时之谈话记录。 [摘自消失的档案网站 bit.ly/2KS8YuK])[/caption

 

 

 

2、 “白蚁”有什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什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2.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2.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2.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2.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 “闲棋冷子” 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 ,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3、“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提到反间谍工作  “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4、“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4.1 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暴露了,迫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4.1.2  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4.1.3  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下略。 (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暴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荷里活、硅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按:翟东升讲话全文见附录)。

 

4.2公开的各类社团、学术团体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4.2.1  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4.2.2  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4.2.3  中共对社团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作为中共的“外围”斗争力量,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样化的:

 

在平常状态时,他们以“蛇斋饼棕”的形式,与反对派“争夺群众”;

 

在表决政策时,他们会根据中共对某一政策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否决政府的政策;

 

在地区选举时,他们会动员力量支持中共属意的候选人;

 

在政治动荡时,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共的观点和立场; 在斗争激烈时,他们会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吓或直接殴打反对派

 

香港的这些经验,在美国也是似曾相识。社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战斗意识强这三个特点,美国的华人圈子都能够感受得到。白蚁在这些社团里栖身,既得到掩护,也能够发挥腐蚀主流社会的作用。

 

说到白蚁渗透术,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党组织。 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一个是半公开的“中共香港工委”(披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个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 (完全保密)。 “工委”作为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统领中共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兼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动”(主要是与港英政府以及各国驻香港领事的关系),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准备(虽然早在1949年时中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为了应付万一,它还是在默默地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于后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笔者也是在解读吴荻舟的笔记时才知道有后者(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0 首次提“工、城两委”,详细分析见该书第四章《六七暴动的指挥和组织机制》,页65-94)。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从这点可以证实,“城工委”的存在应该是持续到1997年为止。至于1997年回归之后还是否存在则笔者无从了解。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按照中共党员总数量(接近一亿)与全国人口(14亿)相比,党员占全国人口7%。中共在美国有30万留学生,假设留学生中党员比例同党员/全国人口比例一样(7%),则30万留学生中应该有2. 1万个中共党员。按照中共党章规定,每3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则理论上2. 1万个党员可以生成7000个党小组。假设比较正常的党小组规模是10人左右, 则这2.1万个党员可以形成2000个党小组。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合理估算出来的中共在美国的党组织数目,而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校园,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无法估算的,例如各类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都会组建自己的党组织而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都构成白蚁的蚁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对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渗透,就要慎防无处不在的白蚁。

 

————————————————— 完 ————————————————

 

 

 

一个北京名校毕业的女孩,饿死在我出租的公寓

作者:十二橡树                                    2024-08-17

 

中国妇权编者按:网上流传着这篇文章,一位房东在年轻女房客独自死在他的出租屋里多日后,写下来他的感受,引发热议。这个案例,对中国年轻人自杀案频传的今天,只是冰山一角。女子的死亡是对经济衰退、高失业率、人情冷漠的当下中国社会的控诉。

 

 

 

这件事,一直想记录下来,但只要提笔就觉得沉重,不知从何写起。6月下旬平平无奇的某天,一通电话将我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绪黑洞。

 

我的租客,死在了我的房子里,时间久到尸体已经高腐,面目难辨。

 

慌乱的一上午,因为我人不在西安,于是,物业、中介、开锁公司在我的授权下,打开了房门,物业全程给我拍摄视频,房门打开前的每一秒,我都祈盼是虚惊一场,但直到开锁师傅彻底将门打开,指着屋内的地板,很小声的回过头说:“人死咧”。声音轻到我要把手机声音键开到最大才能听清楚这三个字。视频也到此戛然而止。

 

房门再次掩住,开锁师傅离开,摆了摆手,开锁费,算了。物业报了警,一切要等警察来。警察出警不算慢,可远在新疆的我却觉得无比漫长……自杀?谋杀?突发疾病?入室杀人?又或者死者是谁,是我的租客吗?无数的疑问在我的脑海盘旋。

 

警察来了,法医也来了,尸体被抬走,30楼一上午的喧嚣戛然而止。

 

今年4月初,我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中介电话,我在2月底委托她帮我出租的房子,有人要租,这个房子是个只有50平的单身公寓,但因为地段和装修都算好,租金不算便宜,挂出去后询问的人很多,但基本都嫌贵而一直未租出。

 

直到4月,我都快忘了出租这件事,却突然接到中介电话。租客很干脆,从看房到签合同,没有超过两天。当然,租客选房,我也选租客,我询问中介,租客的具体情况,信息很少但足够我放心,91年的单身女孩,从宁夏来,职业是会计,目前正在西安找工作。

 

看房、验房、网签合同等流程都很顺利,只是交租金时,一波三折。一开始租客问我要了支付宝账户,但没有转来,后又加了微信,也没有转来,辗转多次,我也没催,直到下午她转给我,中介说,因为输错密码导致锁卡,专门去银行办理了解锁才将钱转出。

 

这个细节,我当时并未在意。

 

粗心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但她的死亡,从她交租金时其实就已经埋下伏笔。半年的房租,后来我才了解到都是她的母亲找村里亲友借的。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劝她别花这钱,回老家。可当时,她甚至对我屏蔽了朋友圈,我对她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大好年华本该是奋斗的年纪,但究竟什么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时至今日,事情早已了结,警方也已结案,可她的生理死因,依然是个谜。就和她的骨灰、遗物最终被父亲像丢垃圾一样丢弃掉再无踪迹,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整理这些记忆,依然觉得内心烦乱,过程中有太多颠覆认知的地方,太多中国社会、中国农村难以触及、根深蒂固的痛点。

 

我该如何叙述,一个西部贫困山村女孩,经过怎样的努力,考入北京某211名校,毕业后的几年,一心考公,多次取得家乡省份事业单位笔试第一的成绩,却连连因面试环节落榜,最终又怀着怎样的失望远走他乡,依然没有找到与内心孤傲、与名校出身、与家人期望相匹配的工作,最后又是在怎样的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33岁的生命?

 

我也曾气愤过,气愤人要寻死,方法千千万,却为何死在租住的房子里,让我蒙受巨大损失;气愤她莫名奇妙、不留只言片语的离开,让我也背负过嫌疑。但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我却又恨不起来,我为死者年轻生命的消逝而惋惜,也心疼死者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却依然一贫如洗的双亲,也因西北贫困落后地区的风俗习惯而落泪,但很多时候谈起来,只有一声叹息……

 

尸体被法医拉走后,警方很快就联系到了她的父母。

 

原来她的家人,在一周前也将女儿按失踪人口报了案,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到女儿,是4月20日,女儿微信问母亲要生活费,母亲表示家里确实没有钱了,要等她去借。此前的4月9日,母亲才问亲人借款1万多元转给女儿支付房租,4月21日,母亲再次找人借到1000元,转给女儿,从后续警方调查来看,这1000元还是死者母亲分两次各借500元凑的,女儿没有收,随即拉黑了所有亲人。

 

至此一直到她死去,都再也没有联系过任何亲人。

 

为什么没有收这救命的钱,反而拉黑了所有人?

 

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只是从警方掌握的细枝末节里推测,女孩心高气傲,从小学习成绩好,村里无论谁提到她都是竖起大拇指,作为家里甚至村里的骄傲,她一是愧疚父母又因她而借钱,毕竟自己已经33岁了,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二是1000元杯水车薪,不是她的预期。反观她的父母,作为宁夏西海固地区、六盘山深处的农民,能把一个非独生的女孩子供到北京去读书,毕业近十年一直负担没有工作的女儿的生活开销,实在堪称伟大。

 

要知道,死者家乡这个县直到2019年才脱贫摘帽,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农村曾经也是重男轻女较为突出的地方,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孩能坚持读书的不会太多,往往是很早就嫁作人妇。但在我后面与死者父亲面对面的交流中,老人透露出了对女儿厚重的期望,“她把书读下了,是我们全家的希望,甚至是村里的希望,家里就指望她了”,这里我似乎理解了女孩对考公的执着,也能感受到她巨大的压力。

 

直到6月初,女孩家人一直联系不到女孩,报了案。我远在新疆,一直和办案民警保持联系,对方表示我不必着急回去,目前回去了也没用,第一步要等死者父母从宁夏赶到西安后进行DNA鉴定,确定死者就是我的租客。

 

我不断询问死者死因,警方谨慎,只告诉我死亡时间大约两周至20天,尸体高腐是因为那些天西安持续高温。而从房屋内情况初步来看,屋内整洁,门窗完好,基本可排除他杀,但还需要再次的现场勘验,并通过调取死者的电话记录、楼宇监控甚至购物记录等大量的外围调查去验证。等案件清晰明了后我再回去也不迟。

 

死者父母当晚就从宁夏赶到了,民警告诉我DNA已经提取,2-3个工作日出结果,等结果出来,我就可以从新疆动身。死者父母目前情绪激动,无法接受。“就莫法提么”民警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6月的最后一天,我向单位请了长假,飞往西安。

 

飞机上,我的手机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办案民警,到家已经凌晨,我给民警发去短信,我已回来,全力配合调查。

 

人生中第一次做笔录,是正儿八经在询问室里。其实在我回来之前,民警的外围调查就已经基本结束,我的笔录除了要使案卷更具完整性,更重要的是,死者父母坚决不同意解剖尸体查验死因,理由是家乡风俗不允许人死后无全尸。

 

因为不同意解剖查验死因,这起自杀事件要结案就变得异常麻烦,民警需要做大量外围调查来证明这不是一起刑事案件,办案民警也很头大,只是楼宇监控就好几个t的视频。

 

私下我也表示不解:尸体既已腐烂,解不解剖又有什么区别呢?除非女儿为何死去,父母其实心里是知道原因的。民警表示认同,并说出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死者家人从宁夏来到这里住在旅店,每天开销很大,而解剖验尸需要一定时间,他们不想等,也等不起,只想尽快了结。

 

也正是在民警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这个女孩最后两个多月的生活轨迹逐渐清晰呈现,那是任谁看了都会心痛的非正常生活。

 

我,是死者生前微信上的唯一联系人。尽管我还是被她屏蔽了朋友圈的,但也是唯一可以与她微信互发信息的人,其他仅有的几个联系人都被她拉黑。警方让我提供每次与女孩微信联系的时间和内容,因为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所有记录得以保存。

 

4月9日,中介让她加我微信并将半年房租转给我。我收钱后告诉她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同时交代她去物业进行租住人员登记并办理门禁。

 

4月10日,她询问我阳台的电动晾衣机使用方法,同时将我在房间装饰摆放的所有玩偶集中到酒柜里,还给我拍了照片,说她不需要这些。我说如果要使用酒柜,可自行将这些玩偶处理掉,她也表示不用酒柜。

 

4月17日,她给我发视频,又发语音电话,因为我正在开会就拒绝了,让她打字说,她很慌乱,说家里来了一个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屋内天然气管道不合规为由,要求买保险并同时更换气管,并让我接听该工作人员的电话。我询问她有无检查对方工作证件,是否确认为天然气公司工作人员,她向对方提出此要求时,对方没有多说而是离开了。我随即联系物业,询问当日有无天然气公司人员来小区入户排查,得到否定答案。当时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女孩怎么会如此没有生活经验,感觉会很容易受骗。

 

联想到她身份证上的地址,那个偏远的宁夏农村,我忍不住和她说,这边不比她的老家,一个人居住凡事要多留个心眼,不害人也别被人骗,为了给她壮胆,我还告诉她,我和我爱人都是公安,如果遇到任何事,都可以咨询我。

 

6月3日,我收到国网陕西电力的短信,提示我电费已欠费23.17元,如果还不缴费,房屋将于6月4日13点断电。我主动联系她提醒她缴电费,如果断电了冰箱里的东西会腐烂,我是上午发信息给她,她直到下午17点才回复我:知道了姐,冰箱里没东西。

 

6月13日,我再次收到国网陕西电力的短信,提示我家中已欠电费24.17元,请尽快缴费。对比10天前欠费金额,只多欠了1元,我意识到房子里确实于6月4日13点前断电了,于是再次联系她,这一次,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最后一次联系她,是6月25日,当日小区物业联系我,我们这栋楼30层有很大的臭味,经过排查,确定味道的源头就是我的房子,物业联系了房客,电话是关机状态,又联系到我,希望我能打开房门,我联想到此前她没有回复我的信息,心里隐约担忧,给她打了多个语音电话均无人接听,打手机,关机。

 

最终我联系了当时的中介,并委托中介、物业和开锁公司三方共同撬开门锁,结局便是开头所述,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做完笔录,逐字核对,最后摁上手印,需要我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算是完成了。民警提醒我,现在想删掉对方微信就可以删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还有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就是与死者家属的见面。

 

因为家属希望得到一些补偿,或者说人道主义的抚恤,需要和我面谈。其实那两日在派出所,我多次与死者父亲擦肩,但当时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谁,民警也认为从法律上讲,我可以不直接与对方家属接触,也没有赔偿的义务。民警可以代替我带死者父母去我的房子收拾死者遗物。

 

但民警也多次告诉我,对方家里确确实实很贫困,从死者的生前的消费记录来看,她无论吃饭还是买任何东西,都几乎没有超过五块钱,都是买很差很差的东西凑合吃凑合用,最后一次楼宇门禁识别人脸进入是5月20几号,此后无论是监控视频还是单元门禁都没有显示她有过外出,这期间也没有点过外卖,家里也没有做饭的痕迹,电话记录也显示她没有与任何人通过话,她几乎是在极度的孤独中死去的……

 

联想到法医推测她的死亡时间是6月15号左右,我震惊了,民警是没有把话说透,20多天时间,独自在房间里,没有外卖没有做饭,她极大可能是把自己饿死在房间内的……我曾要求看死者父亲的笔录,被拒绝,但民警还是读了一段他借钱给女儿开销的过程,我在民警办公室就没忍住落下泪来。民警说,如果可以,给对方一点经济补偿吧。

 

最终,我们还是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见面了。民警回避,只有我们双方到场。

 

对方来的是死者的父亲,以及两个远房表哥,外表都是朴实的西北男人面貌,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死者本人的经历,关于他们的家庭状况。

 

女孩心气高,主意正,总想着要争口气,做事情决心大,就如她高考取得优异成绩也如她考公多次笔试第一,他的家人至今仍旧认为是考试不公,第一名都不被录取,一定是因为他们农村家庭没有背景,名额被有背景的人顶了去,字里行间对当今社会有很大怨气。

 

我说既然是这样果决的性格,愿望没有达成,她会不会就是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在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去送快递送外卖,也是能养活自己的营生,但为什么没有去做,反而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并且离开的如此决绝,连封遗书都没有留下。

 

她的父亲认为女儿的性格做得出这样的事,但他很快回到正题,既然人已经走了,死者为大,希望我作为房东能够给予一定补偿,他的老伴已经在旅店里病倒了,也急于回宁夏,事情了结后,会尽快将女儿尸体火化,然后找个地方把骨灰扔了,“就当她没来过吧。

”

轻轻几个字,我感觉我的头皮都炸开了,我问他为什么扔掉骨灰?怎么舍得?以后不祭奠了吗?他轻轻哼了一声,没啥祭奠了,他们那里的风俗,女孩没嫁人就死了的,不允许进自家祖坟,即使嫁人了,没生娃就死了的,也入不了夫家祖坟,最后都是尸骨难寻。

 

我一时间感觉很气愤,说这些都是落后的风俗,况且风俗算什么,这是你女儿,你管他风俗不风俗,你就非埋进自己祖坟又怎样?以后也有个烧纸钱的地方。女孩的表哥说,这不是一家的事,人这样死了,村里人也不允许带回去的……

 

我同意了给予一定的补偿,只想尽快结束,不想再将自己缠绕在如此离奇复杂的事件中。最后一件事就是带他们去房屋内拿取女孩遗物,谈妥后我去找民警要房屋钥匙(案件结束前房屋贴了封条钥匙也由警方保管),准备带他们去拿遗物,死者其中一个表哥表示必须在出派出所前把赔偿给他们的钱转给死者父亲,他可能怕我走出去就赖账。

 

面对这样的不信任,我稍稍为之前的恻隐之心感到懊悔。女孩父亲打开收款码,我将钱转给他。

 

派出所离房子并不远,不到两站路,我提议走路前往,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都没有撑伞,各怀心事很快就走到了楼下,我把钥匙交给他们,并把房号告诉他们,委托他们离开时把所有窗户打开,我就不上去了,在楼下等他们。

 

他们走后,我坐在楼下的长椅上,仰头看着30层,心里难以诉说的难过,楼下是闹市区,人群熙攘,车水马空,人们都奔赴在各自的生活中,欣欣向荣,可是这些热闹再也与短暂住在30楼的那个女孩无关了。

 

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人知道30楼逝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吗?有人在乎吗?也许我会一直记住她,原因仅仅是她住过的房子未来几年都只能闲置,我也不会踏入,她带给我的直接经济损失会使我记住她吧。

 

可是,她来到人世一场,从西北山村考入首都北京,有过人生的高光时刻,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是谁之过?是社会、家庭还是自身性格呢?什么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仍然没有答案。

 

想到等会就将与死者的家人再无往来,想到他们还要长途跋涉赶回宁夏,我去附近的便利店去买了一些水和面包,想让他们带在路上,刚出便利店就远远看到他们已经拖着一个并不大的行李箱下了楼,女孩的遗物真的少得可怜。

 

可下一刻,我就目睹了女孩的父亲,将那个行李箱毫不犹豫的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没有丝毫不舍,没有丝毫留恋,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就这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是父母消失的女儿,是村里消失的骄傲,是我素未谋面的消失的房客……

 

我还是迎上去,将手中买的东西递给女孩的父亲,交接塑料袋提手的一霎那,我短暂的碰触到了女孩父亲的手,又像触电般收了回来。因为想到他刚刚在房间是收拾了遗物,那个房间,此前才搬运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我突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反胃。

 

抬头才发现,女孩的父亲满脸涨的通红,像刚喝过酒似的,双眼明显哭过,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连谢谢两个字都说的结结巴巴,仿佛再多说一个字,情绪就要喷涌出来。他养了30多年的女儿,他能不难过吗?可是所谓风俗甚至是迷信思想割裂了最后的亲情,他真的能放下吗,我是不信的。

 

道别时我想我们此生都不会再有交集了,我嘱咐他们一路平安,保重身体,在我心里,这是替他们死去的女儿向她的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一想到我是死去女孩唯一的联系人,我没有删掉她的微信。

 

 

中国妇权每周六街头图文展 实录中共历年滥杀平民暴行

中國婦權網報導                                                         2024-08-07

 

在與紐約基督教公義聯盟合作舉辦街頭教育圖片展一年多後,紐約NGO組織「中國婦權」自2024年5月起,獨立設置了新一輪街頭長期活動項目,即在紐約華人聚居地的法拉盛(Flushing)鬧市區,展出數十塊圖文展板——–「中共歷年來濫殺平民暴行實錄」(Record of The CCP’s Atrocities of Massacring Civilians Throughout the Years) , 以及聲援遭受政治迫害的獄中婦女的展板。

「暴行實錄」圖文展板樹立在法拉盛圖書館大樓側面的主街(Main St,)人行道上兄弟,由21塊高6呎、寬4呎的展板組成。從中共建制後1949年的「土改運動」開始,一直到2019年的鎮壓香港「反修例」運動,包括了不同時期共21次主要的政治運動的名稱、時間、地點、受害及死亡人數,都配以歷史圖片,真實的呈現了中共歷年來對中國人民的殘酷迫害。另外,還展出15塊正在獄中或剛剛刑滿出獄的婦女維權人士及政治異見者,如2018年因毒疫苗導致二女兒致殘維權但夫婦都被投入監獄判刑的何方美夫婦,其三名幼兒被長期關入精神病院(詳見: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archives/16815);還有2019年被控多項危害國家政權罪的前香港支聯會主席鄒幸彤(詳見: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archives/15012),也包括中國女權捍衛者黃學琴 (詳見: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archives/16878)

歡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們,一同為中國婦女兒童權益而努力抗爭!

每週六 上午9點~下午五點  紐約法拉盛Main Street & Kissena Blvd 圖書館旁

除下雨天外,不見不散。

 

 

 

徐唯辛每天画🇺🇦第885幅 茉莉配詩

作畫:徐唯辛; 茉莉配詩   2024-07-31

徐唯辛每天画乌克兰🇺🇦第885幅:

当俄罗斯法西斯轰炸她的家乡基辅,她的父亲参军保卫祖国在前线作战时,烽火连天中,乌克兰体操运动员维多利亚.奥诺普丽延科(Viktoriia Onopriienko)坚持不懈,实现了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梦想。 

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她的历程

@igorsushko @UKRinOSCE

茉莉以诗配画第317:

 

父亲去了前线,只见如山的背影。

女儿走进训练房,小鹿脚尖轻盈。

基辅的炮声警报声刺耳地呼啸,

她在瓦砾间起舞,燕子迎接清晨。

无法入眠之夜,她担心亲人安危。

汗水与泪水,铸就了体操的灵魂。

维多利亚,终于走向奥林匹克,

在她的旋转中,乌克兰举国欢欣。

 

 

周勍舊文重提:和恐惧赛跑

       

作者:周勍

 

恐惧是自由的昏厥。从心理学上讲,陷入罪孽始终发生在昏厥状态中……恐惧是控制个人的外部异力。人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因为害怕……——(丹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 

尊敬的大会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意大利笔会,在我因1989年“六四大屠杀”被关押过的“劣迹”,而被中共当局用国家强权生硬的烙上永久的“危险分子”标签17年后的今天,第一次用作家的名分来邀请我到美丽的米兰来出席这次盛会。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作家”的身份,并不单纯是因为这次机会是对我的身心在监狱的那两年另八个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坚固正常的的六颗牙齿、双手关节也因长期戴手铐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现在若犯病痛的连笔都拿不住的现状的安慰和补偿,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的个体生命就被定义为人见人怕的“恐惧的带菌体”!尽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龄还不到20岁时写的文章就获过奖、同时在哪个出本书极不容易的时期,还因为出版过书而被当时权威的《中国青年报》专题称道。就是在出狱后,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写作且作品也曾入围国际上重要文学奖的提名。

但从出狱后我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能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第一次出现还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开为“京力”两字方在媒体上面世的。而据我所知,198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一部她自己翻译的相关二战的书时,不得不用了一个叫“尚蔚”的假名字,但中国的传统士大夫们一直奉行的则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更为严重的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至今名字还被当局像防瘟疫一样完全屏闭着,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因发表不同意见的独立笔会的作家还被判重刑关在监狱里。而作为一位作家,是通过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才换得身份认证和名分确定的,读者的反响又是其继续创作的动力和被认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从此和读者再也毫无应对的可能,这种屈辱和绝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精神蹂躏和惩罚。

在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国家里,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要对这个腐烂透顶的制度表示哪怕是应付式的顺从,这个有着“养猫养狗养作家”传统的腐败机制,就会给你一个常人难以想见的物质享乐和精神饕餮——在前苏联时期,那些御用作家既有超过100万卢布(那时卢布非常坚挺)的身价,又有花园别墅,时不时还有美貌演员相伴的豪华宴会;就是在全民奔小康的现在中国,据我所知一个党所承认的党员女作家,一篇几万字的小说,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谓的书,其稿费就是六万多人民币,然后再卖电视版权多少万,而且平时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专业作家工资、劳保和一套分配的房子,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的作家对这个制度还能说什么?!更何况中国大陆的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些“自己人”的作品大力像国内国外推荐也是不遗余力的,无怪乎像余华、莫言等名流们一边在大陆写着什么“反腐”之类颂歌式的文章或电视剧本,一边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着,而其头衔前面的一个重要的前缀词“党员”或“委员”什么的往往都被西方社会忽视了,使得他们把大陆政协或人大什么的官宴和西方的各种文化西式大餐都能通吃,更可气的是哪个余华,在意大利面对媒体还奢谈:中国的出版很自由,我的作品出版时就没受到什么审查(大意)!这就是西方主流社会追捧的名流,这也太令啼人笑皆非了。籍此,我对于意大利笔会在“中国——意大利文化年”的年份里,把这样一个机会给了中文独立笔会,再次表示敬意!相信这是一个真诚而良好的开端。

我在写这篇演讲稿的时候,对自己这次能否成行出席这次会议或者成行后能否正常回国仍心存忐忑——因为众所周知,像我们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先生等作家同仁,当局不但不许可他们出国参与文学活动,就是正常的出国旅游也不被许可。而我个人在1999年底从俄罗斯回国时,在新疆海关也被扣押了10多天,其原由只有一个——就是奉劝我不要再回中国。

恐惧和谎言是一切极权专制国家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连续性的最重要的手段,那些独裁者们,利用手中掌控的几乎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优势,不计成本的强行侵占、蹂躏并威胁几乎整个社会和公民的私人空间,而那些掌权者就是利用公众的普遍恐惧心理保障着他们既得的腐败利益和维护着其源源不断的腐败利益源头。而谎言则是其不断篡改历史和现实的最佳工具。也正是这种弥漫在中国上空的恐怖和谎言,严重地污染和毒化着整个中国社会与各个不同的阶层。故而,我将这种形态定义为“国家恐怖”。

而也正是因为在“六四大屠杀”后的整整17年中,这种“国家恐怖”愈演愈烈,使得中国人的整体堕落达到了颠峰,而这种国家恐怖就像一个带菌者一样,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无限蔓延,吞噬人们的生活细节、吞噬言论自由、吞噬人们的未来和精神成长、最终吞噬一切!这决非危言耸听,下面请允许我用自己在狱内狱外17年感同身受的无孔不入的恐惧骚扰的个案,来作为一个解析现实中国的活的政治标本,尽管此前我一直不愿公开承认这种国家恐怖不断肢解着我的正常生活:梦魇般持续不断的威胁、毫无隐私可言的个人私密生活、灵魂和肉体同时被恐怖追逐的栖无定所的狼狈与焦虑……

 

在中国宣判一个罪犯时,第一句往往是“捕前系······”,而我被捕以前则是一个充满无望之欲、却在一所大学的作家班里混着日子。胡耀帮一死,平庸而庸懒的日子骤然间变得激越而饱满了:站在不被官方承认的“民主论坛”上演讲的并在掌声中飘飘然,当“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大学的保卫干部昼夜撕毁校园里铺天盖地的鼓动文章时,我公开贴出了自己写的一张颇具黑色幽默的打狗队告示,而也正是这段文字,成了当局的那些打手们最恨我、且在后来狠狠地整我的祸根。当然“‘四·二二赴京请愿团’的幕后黑手、指使做了个真棺材抬上大街游行、书写并广泛散发一份“恶毒”的《告工人同胞书》和强行起草空校宣言,让十多万大学生提前离校”都是罪行的分类,而我的判决书的第一条则是“在动乱中出版非法刊物《民主与自由》并任主编,油印1000份,起草多份“告同学书”煽动罢课到底,反动气焰嚣张。”,这都是因言获罪的标本。

而在期间最让我感动则是:六四大屠杀开枪后在逃亡时我已身无分文,一位外语系的学生说:“这些钱是我募捐时偷偷留下来的,我错了,你带着走吧”。而能让我一直对这个国家满怀信心的则是在哪个人人自危的逃亡路上,偶遇的一对几乎一个字不识的农民夫妇的一句令我终生不忘的“看你就像学生,先躲在我家,若公安来了,我就放狗咬,你从后门往山上跑!”。在漫无目的的逃亡路上,我怎么也放心不下西安交通大学那个心爱的女孩儿,最后决定:回去看上她一眼,哪怕天塌地陷。

但我在她所在的学校门口被一群公安乱拳打倒了,当我再次抬头看到的却是满眼不同制式、黑洞洞的枪口时,我才知道这不是在拍电影。“狗日的这点倒像甫志高,多情的不得了,竟敢动手打公安,六·四这伙反革命中还没有过,把拇指拷给砸上。”人与人渣仅一字之差。看见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我,我当时的女友无助地高喊:“抓学生了,打学生了”,可操场上踢球的大学生们却无动于衷;“又没犯啥罪,给,把这瓶啤酒喝了”,一个开商店的个体户倒不怕二十多名凶神般的公安。

我所关押的“西安市公安五处看守所”是中国的所有监狱中都有名的“监狱博士后流动站”,我刚一进号子,就看见一排光秃秃的头顶,全都带着手铐和脚镣的犯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全都是等待处决的杀人犯,在此我陪伴过的死刑犯就有近30人之多。这其中“鸽子”是个假女人,首次犯案后竟被放进了女监舍而在黑道中声名大振,也就是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同性混乱媾和的丑陋。

“我要让你们变成三改对象—-老婆改嫁,儿子改姓,你狗日的改造”,绰号“王老虎”的看守所所长经常在监舍的广播上喊着。

“听说写稿子能减刑,你教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让你‘撬豆包(同性肛交),受活的很’”,晚上熄灯后“鸽子”直往我的被窝里钻。

西军电因“六四大屠杀”被关押的男大学生放风时抓起一把粪便就往自己嘴里塞,因为他想通过装疯来见到同被关在这所监狱里的女友。最后到是他不断写在“鬼票”(监狱里特制的饭票,因用的人大都是死刑犯而得名)上的情书,奇迹般的起到了联络作用。

“赵毅,等不到三个月后枪毙你了,现在咱俩就来个了断,今天我打死你,再枪毙我;你要先打死我,就得提前枪毙你”,我手中的木板让他头上血花飞溅,这个总用他即将被枪毙来欺负被关押的学生的恶棍被我打的头破血流。我因此被戴上了“背铐”:把两个手背在身后再把两个手腕死死的叠在一起,然后用土铐子铐死,吃喝拉撒都得靠同号子关押的学生帮忙,晚上趴着睡真难熬,六天后卸下铐子双手都从背后收不回来,老犯人告诉我:生铁铸的土铐子吸血哩。下面是一些持续一年里和我在一个锅里搅勺把的活死人们:

张启祥:省军区司令员家里就是我抢的,在他家里我一枪要了两条命,他儿媳妇的命真硬让我捅了二十多刀还没死,你们知道不知道?活人心肝炒着吃嫩得很。

涂新海:你们西安的审判长真坏,读宣判书时拖个长调调声,念完“死刑”时我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半天后又接着念“缓期”两年执行,真他妈的。多亏老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了个二等功。我把那个敢偷偷和我老婆睡觉的大学生杀了还不解恨,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就应该慢慢地折磨那杂种。

芦西言:我在公安局已当上副处长了,都是让大烟害的,竟然用配枪换大烟“冒泡”了,谁知那支枪到了魏振海那杀人魔王的手里就染上了5条人命。

韩新建:打不了我的头(枪毙),轮奸时我不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听说在轮奸案中的这两个人都要枪毙,至于其他……

吴西贵:我这个死刑判得冤,偷了二十多辆摩托车,可自己长这么大连几块钱一碗的羊肉泡都没吃过,谁让我妈我爸生下一窝窝的弟妹,他们自己又没本事呢。

下面则是一个在常态社会里生活的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些监狱内的“私刑”——

 “种牛豆”:夏天将号子里的“砍头子”(较老实的犯人)身上或胳膊刺破,再将跳蚤,臭虫和虱子放进去,几天后,“砍头子”胳膊上就真正变成“艳若桃梨”了:一个西红柿般大的透明的包,里面成十上百的小生物在蠕动,其滋味真的是刮骨钻髓。

大毬比赛:不足18平米的监舍,塞着40多名人犯,除“头块板”(牢头狱霸)外全部犯人都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每人都开始自己手淫,将生殖器弄大,“头块板”手拿毛笔,给生殖器最大的犯人肚子上打个勾,生殖器小的划上叉。

皮管王:用抽水的硬塑料管打人犯屁股,此刑据说是由收审所王管教“发明”。我就亲眼目睹了临近监舍的一个人犯因偷偷抽烟,被发现后打了三十多管子,屁股肿得像两枚透明的火底柿子,不小心撞破后血水直流,两大磁缸子卫生棉球放进屁股后的血洞里仍填不满,后来此人因感染死亡,家属到监狱看尸体前,收审所所长在监舍的广播里公然讲道:某某是病死的,待会儿家属来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要是不老实睁眼说瞎话,他就是娃样子。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我在一百多个因“6·4”事件关押的教师和学生中第一个当上了“头块板”,在我“掌权”期间,曾经历了“失败的狱中民主与物极必反的狱中暴政” — 其实我也有令人吃惊的恶的一面:打,往残里打,斗,往死里斗,克扣,让你们饿得学虱子叫……至此,我才明白——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1990年9月26日,作为陕西省因“6·4”事件关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后一个被押送到陕西西部的以盛产西凤酒而闻名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动教养的。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6·4”事件劳教中队已关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抢分子、“6·4”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乞丐。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6·4’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云云。其不知仅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就关押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师!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极端心理反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逆来顺受,我要开一个先例——越狱成功后在偷越国境,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人一旦陷入某种情绪之中,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往往会在偏激的同时更加固执。于是我便开始寻找想越狱的同路人,很快深得劳教所副所长刘某喜爱、幷且担任中队小组长的贺国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狱的理由:他自己是单位开车的工人,找了个女大学生做女朋友,虽然对方常来看他,但也怕天长日久变卦,想找人一块越狱,然后带着女朋友逃往国外。开始我幷不置可否,后来见其言辞恳切,加之他担任小组长,容易同外役号接触上,能方便搞来越狱用的钢锯条等,故答应与他合伙越狱。此间,艾东也同我接触上了,他的越狱理由简单易信:1990年他才被公安局从海南抓回来,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后的刑期太长,将来所有政治犯都刑满释放了,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太难熬了。

在一次破绽百出的越狱计划失败后,我们立即又实施下一次越狱计划:用贺安国通过外役号藏在香肠里的半截钢锯条,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监狱库房的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后又用稀泥在断处糊上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趁晚上和艾东一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拧成一条8米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过几天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后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它两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墙越狱。当时定好某天晚上12点整越狱。

可不到当晚8点,我们监舍里冲进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狱警,不用费劲就从库房搜出了那条绳子,搬开了窗上锯断了的钢棍,我立即被押到严管队禁闭室关押,中队里一片混乱,他们“民主中国阵线西北部”的核心成员临时应急开会后又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马上销毁所有文字性的东西,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头上推。原因是我先关禁闭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组织,牺牲局外人士!前一条尚系果断(哪怕原因荒诞),而后一条既愚蠢,(因他们所有活动都背着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与道德!继我被关禁闭之后,刘从书,艾东,付喻等20人被分别隔离在一栋空楼里,一时风声鹤唳,那位“文革”中“三种人”出身的刘副所长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省以及中央有关当局报功,据说司法部非常重视,派来的项目大员曾说,此乃建国以来首次政治犯狱中组党,是一条大鱼。

当我单独被关进禁闭室后,方有机会冷静地从头至尾细想整个过程,一旦冷静下来立即明白这是一个圈套,是刘副所长为立功在发现刘从书他们经常聚会时为放长线钓大鱼而布下的一个陷阱,而我们三人的越狱行动,只不过是在他们认为必要逼从刘从书时给其造成心理落差的一个诱饵!等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在初冬阴冷的禁闭室里,我仍是冷汗淋漓!

此处只能再引用我的加刑材料第五条 :“周在禁闭室态度十分顽劣,拒不交待罪错,在禁闭室里放声高唱,大喊大叫,干扰审查(我若不这样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非发疯不可!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经典的描述。)更为恶毒的是,在禁闭室唆使同案刘从书、安保军、孔辉等建立攻守同盟,让这三人一口咬定是劳教所领导为了立功教唆怂恿他们犯罪,其用心极为险恶”。而给我加刑5个月的另一个“罪证”则是(原加刑书):周入狱后从不认罪伏法,经常利用作家的身份在不同场合散布为“六四”辩解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偷偷收集了一份本监狱在押的“两乱”人员名单让提前释放的学生佟某私下带出监狱转交海外的报纸,妄图借反华势力给中国政府施压。

结局与后果:中队其它没有参加组党而知识层次较低的“6·4”同案人员大骂“什么知识分子,干脆改为吃屎分子,啥还没有呢就为了个破总书记争得头破血流,可刚一关起来比谁都推得干净,简直跟贼一样,偷的时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时只怕判得多”!总书记刘从书加刑六个月,副总书记付喻加刑2个月,同时参与越狱和组党的艾东加刑3个月,而我这个“党外人士”,关禁闭室的时间最长且禁闭期间只提审过一次的人却被加了5个月刑!贺国安在此后被艾东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医了。事后,我心境极糟,在监狱里就用刀片将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怪物。

真可谓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我出了监狱后,经常会听到:你这几天不能出家门一步,因为克林顿来了。忍无可忍,我一时性起,也就以硬碰硬了:“既然克林顿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将以命相搏,你们再要跟踪我,我就要用汽油烧克林顿或者当着他的面自焚”,正当我自以为挟制住对方时,一位因经济问题被公安局开除公职的邻居道破“天机”:其实你真傻,这几天咱们大院门口停的车、无端多出来的那些修鞋的、卖菜的和那些穿便衣晃来晃去的全是政保处的人。”

而每每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由多名公安“保镖”着离家出游则是家常便饭,期间的焦虑和忧愤常人难以想见。而面对“只要你今晚和我们在一起,你就是想嫖,我们都给你守着门”这些公安局专职监视我的人的此番话,你是恐惧还是无所谓?最让我惊讶的是哪次在湖南张家界市的那一次:为了安静,我出行前没告诉过任何人,可就在我到了当地的第三天的早上,就在大街上我“巧遇”了西安市一直管着我的两个公安!须知这是一个加上旅游的人口超过300多万人的城市。他们告诉我:其实很简单,让一批批的公安拿上你的照片开车上街转游,只要你一露面就会碰上。我们有的是人和车!就是在去年,因为我帮一位美国的朋友出版一套基督教图书。公安当局几乎传讯了我周围的所有与这事有关的朋友,甚至帮我开车的司机朋友!

当1990年代中期,我把一份《历史故事报》办的发行量大增的时候,公安局专职监视我的哪个人又讲:“你办的报纸,就是整版上都印上共产党万岁,我们头也觉得你是在讽刺党呢,要麽你退出要麽我们就把这份报关闭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本应是一个常态的生活,而我自己却总处在没有明天的恐惧和动荡之中。这无处不在的颤栗和不安,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漫长的17年中,给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堆积起来了由于自己无法掌控而带来的情感债务——使得他们为与我的接触、甚或认识而受到盘问、传讯、甚或威胁。而这些罪孽从何而来?与罪孽相关联的恐惧生活又是从何处来的?我们将如何面对?

我之所以说出这些经历,并非其他,只是偶然发现了一个骇人的规律:我这么多年所经历的磨难,几乎每次都与“文字”相关联!至此,我方明白——一个国家只要把文字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当成恐怖对象,其国家基础必定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胚胎。此点从希特勒的德国到斯大林的苏联,从毛泽东的红色恐怖再到萨达姆,乃至今日的古巴、北韩和我的专制的祖国,都概莫能外。

我以为,在一个由国家机器控制着几乎是整个社会生活全部的极权国家里,软化其僵硬的社会组织细胞、恢复并修复被恐惧与谎言这两具专制的磨盘碾压蹂躏的人的基本属性,远比以暴抗暴重要的多——还是以“六四大屠杀”为例,我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在“六四事件”中共产党的悍然开枪,我事先和事后都有一种预料、甚至这并不是我在这一过程中最仇恨的,因为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开枪和噬血才是其常态——战争时期为一个山头不惜多死几千人,为了所谓的卫星上天,不怕饿死几天万人,那么“六四事件”的开枪只是其血腥史中的小巫而已。最让我不能原谅的则是,通过这一过程,让我如此清晰透彻的明白了共产党50多年的统治,把人只所以是人的基本属性破坏殆尽!使人丧失了最起码的组织能力和交流能力——试回想一下,在1989年4月15号到6月底的那“惊心动魄”的两个多月中,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道德自觉——在没有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公共部门有意“瘫痪”的情况下,在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度里,竟然没有发生一起人为的恶性治安案件!我自己就亲眼看到了一张贴在西安市中心的中楼上的一张“小偷罢偷宣言”。这足以看出中国民众为了自由民主的实现不惜一切的付出与决绝。因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民主基础几百年的美国落杉机,仅1980年代的一次骚乱,就死了上百人。

而中国的悲哀恰恰在“六四事件”之后,那么一场高度道德自律的几乎是全民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开枪后的一瞬间,立即演化为一场人人过关的审查运动!这种结果正是共产党一直想要把人驯服成为“工具和螺丝钉”的成功所在!因为专制者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他的奴隶。所以说:极权制度是文明社会的毒瘤和天敌,其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有着及其大的威胁和影响。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建立公民自治组织与行业协会,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与能力,近而和国际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就是一场理性与恐惧的赛跑,只有前者在这一过程中占了上风,我们就不再恐惧了!而我们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中国大陆被羁押的会员、记者和知识分子的个案,便是一个有力佐证。

我深信: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是大家人人都有份的时空,而在这一空间中,良性与恶性的力量对比只能是此消彼长的竟争态势。而对一个作家而言,我坚信一切自由都源自表达自由。而真诚且自由的写作是对极权专制下浮媚禁锢生存境遇的解构与结构,为了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我们都应该屡败屡战!

诚挚的感谢诸位!

 

 

湖南现四通桥标语 方艺融发视频不怕!

中國婦權網           2024-8-01

 

  • 202年7月30日,湖南娄底新化县
    有人在天桥上挂起四通桥标语,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湖南娄底新化县天桥悬挂四通桥标语横幅的人出面說明緣由,他是22岁湖南本地青年方艺融。

方艺融在视频中说,暴政必然可怕,但权威压不跨人心,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也阻止不了民主思想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

长江之水不会倒流,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专制,过上更好的生活。

2024年7月30日,湖南娄底新化县
有人在天桥上挂起四通桥标语,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这是方艺融勇敢的宣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