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白纸”到“上海万圣”,那些在创伤后继续走上街头的年轻人

作者: 里予                                          2023-11-30

 

 

“哪怕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走,悼念鲜花都被扫走,留一个废墟在那里,就很有力量。这件事不可能被压下去,反而在已经有想法的人们心中打上一层烙印,更想去关注和表达。”

已有多年传统的上海万圣变装活动,为何会在今年火爆出圈?线下年轻人最活跃的集体公共表达,又为何出现在上海?

万圣节过去两周后,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间接找到五位上海万圣节参与者讲述此行经历见闻。随着对话的深入,几乎每个人都搁置了恐惧,谈起去年现场参与“上海白纸运动”的经过(仅有一位因出差“遗憾错过”),其中有两位当场被捕,最长的在派出所留置36小时。虽然心理有所预期,参与“上海白纸”和“上海万圣”的两波年轻人或有重叠,我仍然为我约访的双重参与者的“浓度”感到意外。正如外界对“白纸运动”前线参与群体的分析提及的,ta们不是女权主义者就是性少数。

在“后疫情”的近一年里,对于“白纸运动”,ta们或选择回避和埋藏这份记忆,或坚持言说和公共表达、在小社群中抱团取暖,但相似的是,万圣节成了ta们又一个共同“抓住”的出口——当日常工作无法再为年轻人提供普遍的价值感,参与公共生活的微小的“反抗精神”,彰显个体身份认同,让ta们真正感到生活在上海这座以“小资”和消费文化主导的城市的意义和希望,而这也正是连接“上海万圣”和“上海白纸”的内在延续性的内核。

 

作为“白纸”的万圣节

 

10月29日周日深夜,乌云下班来到上海成都南路一带。看着眼前摩肩接踵的“万圣变装”人潮,与两端路口把守的警察谨慎地保持距离,她仿佛又回到了去年11月27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街头。两地不过相隔几公里。她内心隐约期待,会在人群中看到“白纸”相关的变装表达,却遗憾落空。

直到回家后,她才在网上看到那张照片:一个女孩身穿黑衣,上面贴满了一张张白纸。“她或许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不只是因为勇敢,而是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们才能更热烈、更鲜活地感知到自身的存在。”

手举A4白纸的动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位南京传媒学院的女生,随后被越来越多的人自发沿用,逐渐成为1989年后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的象征。这场被称作“白纸运动”的集体抗议,因纪念“11.24乌鲁木齐火灾”而起,以反对疫情“清零封控”政策为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周末迅速点燃了中国数个一二线城市,又在短短几天内被各地警方的高压逮捕和巡查行动扑灭。

“白纸一方面是空白,象征了我们过去在封锁、口罩、核酸、各种码中流逝、‘清零’的三年时间,也代表了我们想说但不能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乌云说道,“另一方面,因为它的空白,白纸可以被涂抹上任何色彩、写任何文字、被折叠成任何形状……我觉得它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的公共表达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形式。”

某种程度上,今年的上海万圣节正像这样一张“白纸”,邀请人们尽情在上面挥洒创意。“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能够光明正大地上街、在街头自由表达的机会。”

这里有“百变大咖秀”般的名人名角模仿,也有美女和肌肉男的动漫cosplay;有“建筑生”、“医学生”、“文科生”、乃至“乙方”扎堆吐槽就业和职场现状,也有不少讽刺时政的异见,比如:“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鲁迅;抱着“三胎”娃娃的女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前接受路人“Praise be”问候的故事里的“使女”;2070年“光荣退休”的“老人”;更少不了去年上海万圣便已“霸屏”、今年继续“还魂”的各类身着“大白服”的防疫人员、巨型核酸棉签、“套头”行程码等。

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时空里,每个人仿佛都充分拥抱着自由的“假象”,将那根心照不宣的“红线”向前推移。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更多人看到了行走的大号监控探头、挂着“打倒程蝶衣(电影《霸王别姬》经典角色)”牌子游街的京剧名伶,因形似习近平而早已在公共场所“敏感化”的小熊维尼,当然还有“白纸女孩”……很快它们又在“墙内”网络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总理李克强在那个周五突发心脏病逝世,更为这场与死亡相关的节庆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无论是人形大花圈,还是“我在上海很想你死”路牌,都偶然与民间“挺李反习”的悼念情绪暗合。

花圈扮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当事人的花圈在现场被没收,随后被带走问话,但事实上他很早就置办好了这身“盛装”,与去年扮演纸钱相呼应。当天李克强逝世新闻传来,他就发朋友圈吐槽,这身万圣装扮可能不敢穿了,或许是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他还是去了。有网友评论道,“不带走还不会让人往那个方向想,真就苏联笑话了。”

但乌云还是感觉,在欢乐、戏谑的氛围下,有愤怒和讥讽在暗涌和流转,指向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与正发生着的种种荒诞,与无处宣泄的冤屈。这和“白纸”背后的群体情绪同源。有一刻,她清晰而强烈地意识到,“身边奇装异服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正在参加这次万圣节活动的变装‘鬼魂’,而是活生生的、共同经历了混乱、失序、创伤、疼痛的疫情三年的人们”,“大家都很需要疗愈,也都有很多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疫情中的“存在危机”

 

“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包冷从大学生到打工人的身份转换,恰与疫情同步,原本热爱旅游和新奇体验的他,被迫过上了每天上班、通勤的单一生活。去年刚从北京裸辞来到上海,租好房子,他就迎面撞上封城,接连网络面试的压力、男友的不理解和摩擦,让他十分崩溃。两个月后解封,两人和平分手。今年3月,包冷开始出现右眼视力模糊,医生查不出任何原因;6月,骑车意外被撞,身体疼痛一直难以缓解;8月,他看了心理科医生,确认是轻到中度焦虑症引起的躯体反应。

有一天,他的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决定多花15分钟走路上班,走着走着便哭了一路。

服药一周后,包冷便自行断药。对他来说,看演唱会才是更好的“药方”。今年他已经“疯狂”看了15场,台湾流行歌手几乎一个不落,比大学的巅峰期还多。他笑称,9月最低落时,有过“不想活了”的想法,但一转念就是“还有买了票的演唱会没看”。

对包冷来说,万圣节就是又一次“释放”的机会。并且,有机会超越“异性恋消费主义”框架,成为肆意解构主流文化和性别身份的狂欢。

那个周末,临近项目出差,他加了整整两天班,但还是在周一凌晨2点出现在上海万圣街头。抱着“在外面就要有自己的表达”的初衷,包冷紧急定制了一件“打工人”T恤,吐槽节假日调休政策。虽然刚刚收获70多赞就在“小红书”上被“限流”,但他还是很满意能说出自己的心声,“这次的表达,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选择不过无聊的人生。”

和包冷同样经历了“存在危机”的还有吉吉。2021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吉吉gap了四个月,从建筑专业转向艺术摄影领域。那时,上海以其繁华和高级的艺术品味吸引了他,只身来到这座没有一个朋友的陌生城市。。

封城期间,除了爸妈,几乎没有人问候他在上海的情况;很多日子里,他的微信可以一天都没有任何声响。他感觉自己正被世界遗弃,难以回避思考关于世界的意义、自己的人生道路何去何从等“终极问题”。

解封后,他立马去新疆骑行了7天,经历了暴晒和极端天气,没迎来什么“灵魂的洗涤”,回到上海后反而更加低沉。直到去年10月底的万圣节,“算是一个小小的激发,见识到更多‘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里的人,群体只会淹没个体。”吉吉兴奋地回忆,当晚他玩到凌晨近三点,第一次感受到上海真正的魅力,这座城市的“内核”在他的眼前打开了。

“所有没听过的活法、故事、可能性,藏在巨大的财富之下更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东西,才是吸引我的地方。”吉吉当即发誓,2023年一定要参与上海万圣节,成为变装队伍中的一员。

他后来“悟出来”的答案,可以凝练为一句话:“我不在乎”——嬉皮士的人生信条。“当我把‘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放在这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是事情,想通这个以后,我比以往更强大,就像双雪涛的小说《聋哑时代》结尾写的,‘我应该再也不会被打败了’。”

一个“不在乎”的人,拒绝将疫情视作“人生转折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历一些苦难,虚幻的东西才分崩离析,对我而言不是。”吉吉说。

 

一个“幽灵”

 

但吉吉不能“不在乎”公共表达的“雷区”。他本来也想cos巨大的男性性器,但知道去年的扮演者被当场带走,便作罢了;他转念想或许可以cos阴道,但这很可能引来非议。最后他选了一个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象:粪便,与朋友扮演的卷纸组成cp,自认成功在一众粪便coser中“艳压群芳”。点睛之笔是一个写有“世界像粪”字样的布袋,他还特意挂了一个在泰国买的木制小鸡巴口哨。将一切似乎难以启齿的公开化,是他对这个世界“去魅”的方式。

后来他注意到,今年有女生cos男性性器,“网上吵翻天了,女的说她媚男,男的说她低俗,两边都很蠢。”在他看来,如今越来越重视性教育,公开谈论和扮演性器官,是在反抗大众文化中不合理的性禁忌,“没什么不好出现的”。

秋秋带着破除“月经羞耻”的主题参与今年上海万圣节。她提前两周就开始策划着装,有天晚上一直想到失眠。她不想只是单纯打扮成可爱漂亮的“花瓶”,而是希望这是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表达”。“为什么万圣节一定要搞血来装扮呢?月经不也是血?”当这个逻辑链路打开后,她确定要用带血的卫生巾作为装扮的一部分,事后也为这一刻深感庆幸,“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在万圣现场,她不断收获女孩们会心的目光和赞美,也努力向好奇的男生展开科普。

在她的初中记忆里,看到女老师口袋里的鼓包,男同学会下意识猜测是卫生巾而捂嘴偷笑,完全放下了原本对老师的敬畏。等到上了高中和大学,她愈发坚持在日常对话中用学名“月经”而非“姨妈”、“例假”等代称,有意识地影响身边的每位朋友。自2014年关注网上的女权主义博主以来,她越来越多地为女性议题发声。

之前的疫情三年,秋秋也有在上海参与小规模的万圣活动,她明显感到“今年风气和往年不一样”。

乌云说,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她想象自己的万圣cosplay show会是这样的:她是一个被铁链锁住脖颈、手脚的女人,朋友“粗暴”地抓住她,往她身上贴上许多写了红字的白纸。“精障女性被拐卖结婚生了八个孩子”、“被拐卖女性的婚姻被司法承认其合法性”、“荡妇”、“婊子”、“性骚扰都是女的自己不检点”……她被铁链牵着走一段路后停下,将身上的一张张纸扯下来,用力撕掉;然后她试图解开或挣脱铁链的束缚,却发现怎么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现实是,她被繁重的工作和长久的抑郁症抽走了绝大部分精力,她更害怕继“白纸被捕”之后再次遭遇来自警察的暴力。她想起2015年初被短暂关押的“女权五姐妹”。走上街头cosplay,曾是青年女权行动派标志性的抗争行动,留下的经典形象有“被家暴的带血新娘”等,直到去年还有女权主义者在香港做了类似表达。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离的万圣变装秀是在一家上海的俱乐部完成的,并不是在群众包围的街头,即更广为人知的巨鹿路found158下沉广场及其周边马路。在他看来,“158”那里的装扮“没啥内涵”,Club平时举办的活动要更为多元。在这里活跃的酷儿朋友总是被保护得很好,装扮也更出格,足以“秒杀普通人一大截”,“万圣节上所谓的’奇装异服’其实是我们群体的日常,只是落实到每个人的话,政治性表达会少一点。”

今年万圣节,应Club主题的设定,他灵机一动,决定做一个和社交媒体平台内容限制相关的造型,因为这就是游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幽灵”。他没有刻意想到,这是一个“政治化的表达”,“它其实处于中间值,半政治不政治,你不能界定它,又有很大被曲解的空间,这种东西才是好玩的。”

吉吉则把大街上的路段变成了他期待已久的第一次”Drag Queen Runway(T台)。终点正是警察拉起的警戒线前,外面拦着几百号观众。他拖着巨大的粪便外壳,悬浮般走过,摆出ending pose(结束姿势)后来了一句口号“世界像粪”,转身谢幕。

在万圣现场,他夸张地“闻到”90%男性参与者的气息都是gay,“网上有句话说,‘母0’撑起了上海万圣节的半边天。”吉吉并不愿意被归类于群体中,他认为“个体存于群体中往往充当被裹挟的人质”,而他不愿成为任何的人质。但他仍十分享受上海万圣节营造出的这个短暂的“乌托邦”,从中感到一种难得的群体归属感。

“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伙伴在,哪怕不认识,也像是上辈子认识的感觉,每个人都放下戒备,人与人的联结、信任又回来了。”吉吉说,“就是因为这种联结很短暂,很难被带到日常生活,才那么珍贵和让人珍惜。”

将离对今年上海万圣节的观感却是“整体很平淡”,“有种小红书上的网络流行梗像‘平行世界’一样涌入了你的生活。可能平时大家在上海,或者至少我的个人生活,已经是狂欢了,所以万圣节除了人多也没啥特别的。”他笑称,上海万圣节的火爆,只是印证了这句话,“直男们也想有自己的骄傲月”。

 

 

“白纸”时期的“爱情”和“记忆容器”

和乌云一样,将离也因为“白纸被捕”经历了半年以上的创伤,只要看到警车听到鸣笛都会涌起一阵害怕。原本他也没有预料到后挫力有这么久。今年中旬的一天,他在家里听到社区民警敲门,第一反应仍是给朋友们疯狂发微信报告。啼笑皆非的是,对方其实只是来宣传反诈信息。

“我很庆幸我去了(白纸现场),但我也希望我不用再去。”将离说,11月27日凌晨,他和朋友们喝完酒,听说乌鲁木齐中路的消息,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他在现场并未做任何表达,单纯围观,可能是因为站的位置靠前,就被警察突然抓走。他度过了难熬的36数十个小时,吃喝上厕所都不方便,睡觉也睡不好,逐渐感到恐惧和精神崩溃。

“庆幸”是潜意识中的本能印象,他很难具体展开诠释,便用玩笑来化解,“也许是无意之间做出了可以在30年后喝酒时吹牛的事情的’庆幸’?我也不知道这庆幸是哪来的,它让我可能失去的,比带给我的要多,工作、自由、心理健康、肉体感受……”

“我或许之前勇敢过,现在只想心安理得地当个懦夫,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将离说。释放后他几乎不会和人主动谈起“白纸”,现在他也不太情愿回忆当天的现场细节。记忆中零星的画面是,有男生割破手指在电线杆上写字,具体写的什么忘了,而之前已经留下的字迹写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11.27”。

令他感触最深的反而是,路口便利店大叔给大家送来矿泉水喝。在那一刻,他惊讶于上海人竟打破了平时严密的“边界感”,产生某种同道情谊。

乌云形容,在“白纸运动”发生后,乌鲁木齐中路那片区域给她带来的感受,类似台湾“2·28”事件开启的白色恐怖;发生抗议的那两个夜晚,上海街头几乎可以用“刀光剑影”、风声鹤唳来形容。除了当晚和几个女生一起当面举着白纸与警察对峙,她更愿意珍藏和分享的也是那些暖心的记忆:

11月27日深夜,她想把一位警察正抓捕的女生“抢救”下来,结果却一起被带上了小巴车。在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乌云趁看守的警察不注意,把右手贴紧膝盖侧边,隔着过道向那位女孩两次偷偷竖起大拇指。她微微点头示意,和她对视而笑,“那是我和她心照不宣的时刻,无需任何语言,她便明白了一切。”那里有对勇气的赞赏,有“不要害怕”的互相抚慰。

一周后,一位博主记录的“真实爱情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在其举办的读书会上,两个女孩相识,开始经常dating(约会),但尚未表达心意确定关系。而后,她们相约去了乌鲁木齐中路,其中一个女孩因拿出手机记录而被警察抓上大巴,另一个女孩为了保护她,也紧随其后被推搡上车。在一车惊恐无助的年轻人中,她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们在一起吧?”她也看着她,坚定地点点头说:好。随后,她们不顾旁人的注视,忘情地拥吻。

博主写到,警察发现了“这里有一对同性恋”,车子开到一个公园后,所有人被驱逐下车,随意审问几句后,就都被放走了。没有人能证实这个另类“爱情神话”的真实性,尤其是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令人生疑。但许许多多“上海白纸”的参与者和同情者们,都情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爱,理想,希望。

包冷没有这个幸运。当时,他也是和dating对象一起去的乌鲁木齐中路,反而感到“孤单”。他内心想要更勇敢地站在前线,但对方更为保守和“软弱”,呆了半小时左右就觉得不安全,喊他一起退出了人群。他没有为提前离开感到遗憾,“时间长短不重要,be there(曾经在场)就很棒”。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想,“要是后期还有这样的行动,我一定要跟最爱的人一起参加,或者说能参加这样运动的人,才能是我爱的人。”回去后,意识到两人观念不合,包冷慢慢与他疏远了联系。

在现场,他看到许多LGBT“同类”肩并肩手牵手,“真的很受鼓舞,就觉得虽然是政治运动,但把我们不能公开表达的东西也一起表达了,不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你说不存在我们就不存在。”

“能和同立场的人真实站在一起,让上面的人听到,我们要有正常的生活,不管是不是真地产生了社会影响,但至少对我自己很有意义。”包冷说。

三年前,他正在香港读书,目睹了“反送中运动”,虽然也会在街头骚乱中真实地感到害怕,他还是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努力发声,呼吁网友不要只看到“过激”现象,而是要将心比心地理解别人,是否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可惜得到的反馈都是无脑谩骂。

如果不是出差离开上海,秋秋相信“白纸运动”时自己也会去到现场。“哪怕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走,悼念鲜花都被扫走,留一个废墟在那里,就很有力量。这件事不可能被压下去,反而在已经有想法的人们心中打上一层烙印,更想去关注和表达。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简单地拆路牌、撤舆论,不是正确的做法,只会激起更强的反叛的声音和力量。”

在所有受访者中,吉吉在现场呆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凌晨人群基本被驱散,他说,“我要在场,真实记录下来这一刻。某种程度上,我想成为这段历史的‘容器’,让未来的人知道真实发生的样子,不能被轻易篡改,因为每个人都有获取真相的权利。我把它放在记忆的最深处,不会想起,也不会忘记。”

随着“上海白纸”一周年的时点临近,海外各地出现诸多纪念活动通告,但被问及自己会如何纪念,乌云笑笑说,接受采访可能算是唯一的纪念方式。她注意到,连日来上海街头增加了许多警力,她自己也接到警察电话,警告当天不能去乌鲁木齐中路,一旦去了被路上的摄像探头拍到,他们可能会直接上门把她带走。

警察比普通市民更积极地在“纪念白纸”,乌云和朋友们不无讽刺地笑谈。她还听说,去年“上海白纸”的被捕者夏巢川近期再次被上海警察以“寻衅滋事”名义上门带走调查,现正羁押于看守所,律师多次申请会见被拒,至今案件详情不明,尚不清楚是否和上海警方对万圣节游行“秋后算账”有关。这个消息让她震惊和担忧,“不知道她目前处境如何,警方是怎么定性的。”

据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一篇小红书笔记截图显示,一位上海网友自称因转发几张万圣节照片被警察约做笔录,警察称照片中所有当事人基本都被约谈过了。原帖目前无法在小红书上搜索查看。

在将离看来,“上海万圣”和“上海白纸”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万圣节大家自发聚集,目的就是想开心,也没想纪念什么”,直到出现“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警察维稳约谈、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内容的限流或消失……“从官方的角度觉得这是有联系的”。

将离觉得,“我在上海很想你死”这样的标语,其实很符合上海年轻人的心情,“就是有种随便活活的美感,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大家平时已经够累的了,也没有让自己生活状态变好,没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做。”

明年上海万圣游行的传统还能继续吗?许多人心里打上了问号。包冷非常肯定,无论如何,他已经计划好“以后每年都要做一次表达”,“就像去年白纸和今年万圣”。他正在考虑出国读心理学学位,希望帮助更多经济下行的社会中有心理困扰的人,如果明年不在上海,“可能真的得去别的国家参加骄傲游行。”

秋秋对此也抱有期待,她为双性恋者在性少数群体中的污名而遗憾,“大环境本来就在收缩,为什么群体内部还要作分化?”大学时,她做过职业模拟沙盘,结论是她适合成为在性别议题上发声和推动者,虽然毕业后妥协地进入了企业,但她始终相信,在未来的某个人生节点,她还会去做相关的事,“这(次万圣)肯定不是我最后一次表达。”秋秋说。

 

習近平訪美 舉牌抗議:中共計生殺人須認罪賠償

中國婦權報導                                     2023-11-25

 

 

加注:美國國會中國行政委員會(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11月28日發表聲明,譴責本屆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期間,人權活動人士遭到親中共(CCP)人士的騷擾及毆打。聲明強調,受憲法保護的和平抗議權利必須受到尊重,當和平抗議者遭遇暴力時,執法部門必須介入。

 

 

2023年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於當地時間14日下午抵達三藩市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 11月15日至17日在三藩市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多個中國民主黨團體、對話中國智庫、自由雕塑公園、中國社會民主黨、洛杉磯中國民主平台、緬甸民主聯盟(LA2M-Los Angeles Myanmar Movement)、南加州藏人協會(Tibetan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中國婦權 (Women’s Rights in China)、中國人權團結聯盟、加拿大公民會以及其他中國異議人士共同參與了這次抗議活動。 抗議人士的車隊在記者會結束後沿著華人區遊行至丁胖子廣場,隨後直接駛往三藩市。 車上標註有“沒有人權沒有貿易”、 “END CCP(結束中共)” 等標語。CCP

 

中國婦權組織14日在習近平下榻的舊金山的婓蘿莉(Filoli)莊園附近,與其他抗議人士一起舉起了橫幅,表達我們的訴求。

橫幅上的中英文寫著:

勿忘暴力計生殺嬰四億 (Don’t forget the forced abortions and 400 million infanticides)

中共必須公開認罪賠償  (The CCP must admit guilt and make compensation )

 

中國婦權會員在習近平下榻的婓蘿莉(Filoli)莊園外拉起橫幅抗議,要求中共對殺害4億生命認罪及賠償。

 

中國婦權義工張艷(中)在抗議活動中。(WRIC圖片)

中國婦權義工李青在抗議活動中,拉起橫幅表訴求。(WRIC圖片)

一位女士舉牌抗議,要求習近平及中共,還她孩子、還她生於能力。(WRIC圖片)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主席金秀紅女士也帶領一行人,追著習近平的行程一路拉起橫幅抗議。(WRIC圖片)

舉著中國五星紅旗的歡迎習近平人士與舉著中華民國國旗、藏人等抗議人士的隊伍交錯在一起。(WRIC圖片)

(WRIC圖片)

(WRIC圖片)

 

抗議活動的負責人界立建表示, 自11月9日至13日,陸續有人從洛杉磯前往三藩市莫斯康展覽中心(Moscone Center)參加抗議活動,目前已有400多人抵達三藩市,本次抗議活動共有600多人參與。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邁克·加拉格爾眾議員(Mike Gallagher)在1月11日下午1點參加流亡人士魏京生、王丹和王軍濤組織的“國是會議”新聞發佈會。加拉格爾說:“世界迎合像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不僅在道義上是錯誤的,戰略上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可笑。”

 

不過,幾乎在所有抗議地點,支持中共的歡迎人群是抗議者人數的數倍,明顯佔優勢,也因此,多處爆發五星紅旗的粉紅人群圍毆抗議者事件,數人被打傷送醫、被噴辣椒水等。而界立建本人不但被“老粉紅“們圍毆,還被當地警察帶走並被指控包括”二級搶劫、煽動騷亂等六項罪名。當讓,稍後律師保釋已經取消了3項。

 

中國婦權的抗議者姚誠,也被舊金山警方帶去問話,主要圍繞著 “你是否要殺習近平?”等問題來提問,姚誠回答說:想,全中國人民都在想,只是想想而已,沒有具體的方案。約一小時後,警員客氣地送走了姚誠。

 

大約兩個月前,一名據稱是有精神問題的華裔男子,自行駕車撞入中國駐舊金山的領事館,無人受傷,但男子不聽趕到現場的警察指令,被警員擊斃,我們理解警察保護外國使領館及外國來訪領導人的職責,但因此可以不公平的執法,有拉偏架、刻意討好中共,壓制人權活動者及抗議習近平各群體之嫌,

 

 

 

人權律師李昱函關押6年後 被宣告判刑6.5年

中國婦權網報導                                       2023-11-25

 

中國人權律師李昱函於2023年10月25日被判處六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尋釁滋事罪」和「詐欺罪」。 她與其他人權律師同行一樣,被捕被關押及判刑的主要因素,是他(她)們為那些被誣陷為犯法的人進行辯護,這些律師也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說:「李昱函律師已經被任意羈押了6年, 她的案件是中國當局針對維權行動者、法律界倡導者或任何在中國維護自身權益的人士,持續進行無情打壓的典型案例。」

 

中國人權律師李昱函在被拘押了6年之後,中共當局判處她6.5年的刑期。

 

2023年10月25日,中國人權律師李昱函因「尋薦滋事罪」和詐欺罪而被判處6年半有期徒刑。 這是李昱函律師是在已經被任意羈押6年後才被宣布判處她6年半的刑期。 她的案例是中共當局針對人權行動者、法律界倡導者或任何維護自身權益人士的進行無情打壓的縮影。 李昱函已經70多歲了,無論從人道或法理上來說,她都應該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得到家庭的照顧,而不是長期關押在監獄中。 中共當局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她。

 

李昱函是一位70多歲的維權女律師。 她曾代理其他人權律師和人權遭侵犯的受害者等案件。 李昱函在行使律師職責期間,因為幫助涉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敏感案件辯護(如法輪功和基督教「家庭教會」),所以經常面臨中國當局對她本人和她家人的威脅。 在中國當局針對律師和法律界行動者展開「709大抓捕」期間,她也曾擔任中國人權律師王宇的法定代理人。

 

李昱函最早於2017年10月失踪,一個多月後才被正式逮捕。 她的庭審原定於2019年4月開始進行,但卻一再延後。 2022年10月,李昱函向律師吐露,由於膝蓋嚴重受傷,她的行走能力受到嚴重影響。 這迫使她需要使用兩根拐杖才能走路。 她還患有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壓。 她的視力和聽力也嚴重退化。 據進一步披露的資訊指出,拘留所曾故意扣留她的藥物、食物和溫水。 警察還曾在她的食物上撒尿。 在李昱函的律師多次投訴之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2023年10月25日,瀋陽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和「詐欺罪」判處她6年半有期徒刑。 兩年前,也就是2021年10月,她曾經受到一次秘密審判。 此次庭審,兩名律師和李昱函的兄弟獲準旁聽。 此次宣判的刑期包括已服刑時間,因此聲援者預計李昱函將於2024年4月獲釋。 據社群媒體訊息稱,李昱函不服判決,律師打算提起上訴。

 

 

 

星月下的彩虹:性少数群体与阿拉伯世界

作者:Aya Labanie

译者:潘彼得, 文字搬运工、关注社会交叉性议题,同时也是互联网金牌冲浪选手。

转自:chinadigitaltimes.net                                                    2023-11-20

 

 

“阿拉伯历史上就没有酷儿的容身之地吗?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属于这里吗?”

 

Aeon成立于2012年,是一本关于思想和文化的数字杂志。Aeon每周都会发表新文章,其将自己描述提出重大问题,并由科学、哲学、社会和艺术领域的顶尖思想家提供最新鲜、最新颖的答案。Aeon在伦敦、墨尔本和纽约设有办事处。致力于宏大的理念、严肃的探究和人性化的世界观。

 

通过这条短信,我才知道 30 岁的埃及女同性恋活动家赫加兹(Hegazy)已经自杀身亡。我第一次听说她是在 2017 年 10 月,当时她因为在莱伊拉计划( Mashrou’ Leila )的演唱会上悬挂彩虹旗而被埃及政府监禁,莱伊拉计划(Mashrou’ Leila) 是一支前卫的黎巴嫩摇滚乐队,以公开出柜而闻名。在埃及,同性恋在法律上被视为一种放荡行为,在这场演唱会之后,法律明确调整,规定在媒体上宣传同性恋行为将被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被捕后的三个月里,赫加兹一直遭受埃及警方的折磨,警方对她进行电击,并鼓励囚犯对她进行身体和性虐待。虽然她在获释后获得了加拿大的庇护,但创伤的恶魔却如影随形。最终她留下了一封阿拉伯文的信:“致我的兄弟姐妹们——我试图生存,但失败了,请原谅我。致我的朋友们——我的经历是残酷的,我太软弱,无法抗拒,请原谅我。致这个世界——你残忍至极,但我原谅你。”

 

几个月来,我试着不去想赫加兹。这很容易。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敢于公开讴歌她。为了表达适当的悲伤,我不得不求助于社交圈之外的同性恋公众人物:新闻媒体、国际 LBTQ+ 组织、阿拉伯艺术家和演员、Mashrou’ Leila 的主唱哈迈德·辛诺(Hamed Sinno)(他为她写了一首歌以示敬意)等等。但当我没有刻意寻找时,我的 Facebook 动态很快就悄无声息地将她抹去了。有太多的家庭成员潜伏在通讯录中,这意味着无休止的曝光威胁。但我知道许多年轻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信仰的美国朋友都是性少数。我是在灯光昏暗的彩虹俱乐部和表示忏悔的 WhatsApp 讯息中知道这一点的。我从经验中知道,同时身为酷儿、阿拉伯人和美国人就意味着要不断受到围攻:作为少数中的少数,一方面因为是种族化的安全威胁而被西方社会双重边缘化,一方面因为是西方世界“发明”的卑劣、罪恶的异类而被自己的阿拉伯社区边缘化。努力平衡的行为注定失败:你进入的每一个社区都不想要你,或者要求你在门口抛弃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总是这样从缝隙中跌落?阿拉伯历史上就没有酷儿的容身之地吗?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属于这里吗?

 

在柜中生活,就意味着,无论你多大年纪,都不要对着麦克风说话,也不要在不该拍照的地方拍照。在见到家人之前,先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投入到政治活动和社区工作中,而这些工作总是(可疑地)与自己无关,学会躲避重大问题的微妙同性恋因素:躲避家人对朋友提出的问题,躲避朋友对家人提出的问题。正如早期酷儿理论先驱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 1990 年写道的那样,“出柜”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沉默,它是一种高度特定的表演,是你根据自己的身体和背景量身定做的服装秀。只不过,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当你公开进行这种表演时,你也在试图把你的 50 万亲戚和他们的脏衣服塞进柜中。你并不热衷于展示你的家庭对性少数的仇视,就像来自白人基督徒家庭的离家出走者一样,因为你的故事总是可能助长更大的风险:阿拉伯人仇视性少数的有毒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让人深感耻辱,而属于这种刻板印象的文化也同样让人深感耻辱。几十年来,西方媒体一直将阿拉伯社会和政府描绘成狂热的性少数恐惧症——这是一种有用的、人道主义的说法,可以代替称呼他们粗俗、不文明、野蛮。在美国的流行言论中,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因将同性恋男子从楼上扔下而名声大噪,远胜于在中东地区以同样可怕的方式杀害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毕竟,前者反映的是狂热的伊斯兰残暴,而后者则是不那么刻意的附带伤害统计。

 

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是我在大学时代不幸结识的一名同性恋者,也是一名另类右翼分子,他对 2016年的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案(Orlando nightclub shooting)几乎乐此不疲,将 49 人的死亡描绘为左派如何选择伊斯兰教而非性少数的典例,即为了政治正确而允许这种天生的野蛮信仰杀害性少数。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Bill Maher)在与扬诺普洛斯(Yiannopoulos)一起感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一手剥夺了他们的邀请资格,从而给宪法带来了厄运时,加倍强调这一“事实”:“你能在加沙成为同性恋吗?世界上最反对自由原则的地区是穆斯林地区,这不是我的错。有研究表明,我们有这方面的事实。” 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将他的流行人类学运用到全球事务中,他经常表示“伊斯兰教是邪恶思想的源头”,因为他们“让女人和性少数在自己的文化中陷入困境”——这与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大相径庭。

 

诚然,反 LGBTQ群体的大屠杀可能而且确实在阿拉伯世界发生过,但当宽容的西方听到这些事件时,它们就会成为关于改造一个堕落的、不人道的民族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皮尤民意调查(Pew polls)显示中东地区普遍仇视同性恋,而关于少数流亡在外的同性恋兄弟姐妹的纪录片则为这一讨论提供了支持,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中东各国政府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只需看看他们对赫加兹之死的反应:社交媒体上的阿拉伯诽谤运动对她的自杀幸灾乐祸,约旦市政当局迅速涂掉了悼念她的街头壁画,并对那些为她的逝去而悲伤的人们发出死亡威胁。

 

今天,抹杀阿拉伯同性恋者的行为仿佛与一段古老的本土历史息息相关;它就像全球阴霾中的一个固定部分,我周围的进步纽约人就是从这段阴霾中站起来的,而我的家人仍然居住在这段阴霾中。当我在手机上重读这篇文章,穿过哥伦比亚大学走向地铁时,我感到我现在的处境与2007年时任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这所大学发表的演讲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连续性,他在演讲中宣称:“在伊朗,我们没有你们国家那样的同性恋。”

 

然而,有时候,最经典、最具攻击性的“语录”却是最适合循环利用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不知道,当我第一次从柜中逃进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攻读博士学位时也不知道,这句话在后殖民学术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Khaled El-Rouayheb、Joseph Massad 和 Pınar İlkkaracan 等中东学者重新引用了他的这句话,认为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确实是一种外来的、西方的建构。近代以前,在波斯、埃及、北非、海湾或黎凡特,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然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经常有同性恋的欲望和行为,该地区的文学作品证明了同性恋的广泛流行和可接受性。

 

《古兰经》除了讲述罗得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外,对同性恋几乎没有任何表述。伊斯兰教的禁令主要来自先知的圣训,主要针对(男性或女性的)肛交,如果文学记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话,这似乎并没有阻止该地区大量的同性欲望和亲密关系。前现代的阿拉伯社会宽容同性之间的其他性行为(舔阴、爱抚、口交、亲热),阿拉伯诗人经常创作同性爱诗,直到现代。这些诗歌也许得益于伊斯兰传统对身体快感的不排斥。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并不重视独身主义,伊斯兰教的天堂概念完全被欲望享乐所包裹:美食、美酒以及与俊男靓女的性爱——欧洲的东方研究者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特点,他们认为与基督天堂的纯洁、无实体、几何抽象相比,这正是伊斯兰教放荡堕落的标志。

 

阿布·努瓦斯(Abu Nuwas,约公元 756-814 年)是这些诗人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r-Rashid)的阿拔斯王朝宫廷中尽情歌唱他对美酒、女孩和男孩的热爱。他直接引用《古兰经》中的诗句来引诱年轻人与他上床,或描述他醉酒后的风流韵事。阿布·努瓦斯的诗歌中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段落,比如他将一撮撮阴毛比作伊斯兰世界末日的景色,或者将祈祷的地点从真主的居所卡巴(Ka’bah)转移到附近一个性感男人的家中。虽然阿布·努瓦斯受到当时较为保守的伊玛目们(教职称谓,意为“表率”、“率领者”)的指责,但他对《古兰经》的创造性、文学性和性化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无伤大雅的乐趣,而非令人发指的亵渎。没有什么比阿比(al-Abi)的《拉舍尔杜尔》(Nathr al-durr)(公元 1030 年)更能体现这种对艺术和经文散漫态度的例子了,在这本书中,一位朋友送给另一位朋友一套刻有古兰经经文的假阳具:“祝他们平安进入。”他的朋友将这些假阳具送还给他,并附上了最新的铭文——另一句古兰经中的谚语:“于是我们将它/他送还给他的母亲,好让她得到安慰。”这个中世纪的笑话与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的愤怒和大规模抗议大相径庭。

 

阿布·努瓦斯的同性欲望诗歌在中东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并不例外。研究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学者指出,这位诗人只是在他的祖先、同时代人以及受他启发的人中间“拾起了一个‘弥漫在空气中’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鲁米(Rumi)(1207~1273),这位13世纪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经常在Instagram上你朋友的图片中大发光彩,兼备宗教圣徒和同性伴侣的身份。

 

有关女性同性欲望的诗歌档案要少得多,但有些事件值得注意。在紧随阿布·努瓦斯之后的一代人中,Kitab al-Aghani 一书中记录了哈里发马蒙(Ma’mun)和一位名叫巴哈尔(Bathal)的宫廷女歌手之间的友好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与男性发生插入式性关系对女性的快感是大于还是小于女性同性关系(巴哈尔坚持认为是后者)。历史学家萨马尔·哈比卜(Samar Habib)称这种低赌注的戏谑为“一个小空间,在其中我们可以瞥见……立法权威(以马蒙为代表)与作为其偏差主体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远没有我们现在所期望的那么僵硬。这种对待同性恋诗歌和行为的态度一直从阿布·努瓦斯延续到巴哈尔所生活的阿拔斯王朝时代。历史学家 Khaled El-Rouayheb 指出,奥斯曼帝国早期(1519-1798 年)充满了对同性爱情和心碎的随意与同情的描述,基本没有造成丑闻或抗议。

 

转眼到了现代社会,同性之爱的条件急转直下。阿布·努瓦斯的诗歌再一次成为研究 20 世纪发生的戏剧性转变的完美案例:他的诗歌虽然在伊斯兰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广泛引用和颂扬,但到了现代,却反而成为阿拉伯学者评论和心理分析传记的焦点。文化评论家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在所谓的“文明焦虑”中指出,1900 年代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疯狂地试图调和这样一种关系:这位诗人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却同时还参与了(所谓的不文明、不自然、反常的)同性恋活动。更糟糕的是,阿布·努瓦斯在公众目前和当时的上流社会中炫耀他的“颓废罪恶”,这表明公众舆论——上至哈里发及其法官,下至游吟诗人和商人——并不完全反对离经叛道的性行为。阿布·努瓦斯和像他一样的诗人,更不用说与他们一起喝酒唱歌的哈里发们了,怎么会属于所谓的道德和性方面的“偏差”者呢?他们怎么可能属于所谓道德高尚、荣誉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过去呢?

 

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为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得出了珍珠般的、审慎的道德结论,这种结论具有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特征。他们将阿布·努瓦斯的时代及其后的几个世纪视为伊斯兰教“堕落”和“礼崩乐坏”的时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东会落入西方的控制之下。伊斯兰教似乎需要一场改革,一场肃清其道德放纵和神学灵活性的改革。这将恢复其昔日的辉煌,并建立严格的道德规范。但是,这种关于腐朽的观念从何而来?这场“宗教改革”是如何成为一种文化定势的?

 

答案很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前殖民时代的欧洲旅行者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目睹了大众对同性恋的宽容,他们利用新的概念,认为 “非自然”和堕落的东方性行为亟需基督教的改革。相反,19 世纪在欧洲旅行的阿拉伯人注意到,人们普遍不容忍同性恋行为。埃及学者 Rifa’ah al-Tahtawi(1801-1873 )指出,翻译阿拉伯诗歌的欧洲的东方研究者经常将诗歌中描绘的浪漫或挽歌式的同性关系转变为异性关系,将男性爱人的名字换成女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同一时期的欧洲翻译家对现在的女同性恋偶像萨福(Sappho)的处理方式:他们认为是古希腊的同性恋破坏了他们本来至高无上的文化(和西方)启蒙,因此将女同性恋描写了出来。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知识分子和基督教传教士进入阿拉伯世界,对同性性行为的谴责变得更加公开。在史无前例的大量印刷以及将英语、法语和德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时代,社会精英阶层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将这些欧洲种族主义和仇视同性恋的假设内化为他们的“倒退”缘由。最终,从 1830 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到 1882 年征服埃及,再到 20 世纪 10 年代和 20 年代征服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劣根性和衰落,以及阿拉伯原住民无法控制自己或自己的欲望,成为英国和法国对许多阿拉伯国家进行殖民侵略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阿拉伯衰落的解释成真了:欧洲人预测这些伊斯兰国家的道德沦丧和社会放任将导致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全面瘫痪,结果他们自己也发生了这种瘫痪(注:冷战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黑暗预言成为了现实。

 

英国人和法国人热衷于改革,他们以“文明”的名义出台了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于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来说是陌生的。如今,在 70 多个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是前英国殖民地。海湾国家现在被用作石油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大英帝国在 1820 年至 1971 年间在这些国家享有詹姆斯·安利(James Onley)所说的 “非正式的帝国存在”。这也并不局限于中东地区。正如历史学家沙菲卡·艾哈迈迪(Shafiqa Ahmadi)所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和对性的负面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信奉伊斯兰教地区的刑法,这些国家继承了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的刑法。”独立后,印度、马尔代夫、缅甸和尼泊尔等亚洲国家保留了反鸡奸法,这让人想起英国的反鸡奸法。

 

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期的阿拉伯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修饰,它还渗透到文化认同的表层土壤中。西方帝国主义者声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为了抵制他们的存在,人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构建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中东目前的劣势——这个从欧洲学术和统治中全盘照搬的假设——必须通过假定的“外来元素”渗入了阿拉伯和伊斯兰遗产来解释。同性恋成为这些外来因素之一,并被视为罕见的反常现象,是财富和荒唐的结果,或者最常见的说法是外来的波斯寄生虫导致的。这种“同性恋舶来品”的概念发酵于 20 世纪 50 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是为了应对冷战期间“阿拉伯民族性”抵御真正外来干涉的需要,比如当时伊朗国王与以色列的联盟。

 

比波斯人的影响更糟糕的是所谓的欧洲人的影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试图驱逐外国殖民者的同时,也为驱逐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同性恋——提供了理由。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 )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对美国人的性行为进行了 “人类学”评估——这意味着他看了很多好莱坞电影。他对“放荡”的美国女性的原始颓废和西方对变态性少数的宽容感到恐惧,他声称后者对阿拉伯世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当然极具讽刺意味。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美国是同性恋的灾厄之地,新闻媒体对“基佬”的潜在背叛行为敲响了警钟:正如马萨德指出的那样,’美国反共主义的兴起将矛头扩大到同性恋者身上,早在 1947 年,同性恋者就开始被清除出政府工作岗位’。

 

实际上,库特布以及在他之后出现的 20 世纪 80 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能说是利用伊斯兰教法来攻击西方,而是利用制度化的西方的性少数恐惧症来攻击他们自己社会的性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指责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这样的人,他们要求进行“温和改革”或“伊斯兰改革”,将其与新教改革相提并论,以便使阿拉伯人变得更加文明。他们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已经经历了一场改革——一场殖民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再一次,最严厉的谴责落在了阿布·努瓦斯身上,就像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曾在同一片土地上为他大声欢呼一样。就在2001 年,迫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压力,埃及文化部下令烧毁了他的 6000 卷诗集。

 

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对 LGBTQ+ 群体的仇恨——事实上,他们已经到了想要重新文明化中东野蛮人的地步。性少数群体被用来对付他们所来自的弱势和边缘化的有色人种社区;同性恋问题经常与种族和国际正义对立起来。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列举了荷兰公民综合考试的例子。2006 年,荷兰移民被迫参加一项考试,其中包括’强制观看两名男同性恋者接吻的画面,以此来测试他们的’容忍度’,进而测试他们融入荷兰自由主义的能力’。巴特勒问道:“我希望以我的名义(作为一个非异性恋者)并为了我的利益进行这种测试吗?我希望国家捍卫我的性自由,以种族主义为由限制移民吗?”

 

这是我们都需要问的问题。对我们这些“不合群”的人来说,成为骚扰宗教少数群体的新工具,将其他不稳定的人称为“不够荷兰人”(好像一个荷兰白人会因为没有通过这样的宽容测试而被驱逐),或者作为某人被驱逐回他们勉强逃离的反乌托邦的理由,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要以把亲人推进海里为代价,被推上神坛吗?

 

西方现在对 LGBTQ+ 生命的重视本身既是必要的,也是令人不安的:必要是因为这些生命值得拯救;令人不安是因为这些生命被视为比其他在边境乞讨的同样绝望的人更有价值。在1990 年,LGBTQ+ 人士曾被打上了“精神变态者”的标签,因此被禁止进入美国,但现在这条法律已被废除,寻求庇护者如果“证明”自己是性少数,将有资格获得人权。直到本世纪初,要证明自己是同性恋,就必须详细描述适当的同性性经历,并在身体上严格遵守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如果不够同性恋就意味着被拒之门外。

 

在当前的难民危机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见过一些叙利亚男女,他们为了逃离炼狱般的难民营、沉没的木筏和桶装炸弹,压抑或歪曲了自己的某些性行为。当我们想到权利或庇护时,我们不会想到人的生命会因为一个发型或正确的性姿势而岌岌可危,也不应该想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六月份的骄傲月上所看到的那样,彩虹绚烂夺目,但 LGBTQ+ 的品牌却代替不了 LGBTQ+ 的安全。当阿拉伯酷儿看到美国军方赞助的广告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感,因为这些广告宣扬美国军方正在逐步接受所有性取向的人加入无人驾驶飞机的工作。“恭喜你:我们现在可以让酷儿轰炸其他地方的酷儿了”。

 

所有这些考虑因素——令人愉悦的“颓废”过去、不友善的现在、复杂的未来伦理问题——让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裔美国人酷儿群体处于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境遇。我们中的许多人既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受害者,又是这些群体排斥的性少数。如果今天我们最安全的庇护所是西方城市的俱乐部和大学教室,那么了解阿布·努瓦斯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完善我们的指责。虽然右翼学者可能会因为将野蛮行为牢牢固定在中东而感到高兴,但将其固定在西方同样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政治上毫无用处)。并非所有事情都是殖民主义的过错,而且,确定是否是殖民主义的过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帮助。历史也不应成为还原和美化过去的借口。毕竟,这不是一篇怀旧的文章——知道阿拔斯王朝比现代阿拉伯平均水平对同性恋更友好是件好事,但我们都不希望回到哈里发时代(最近有些人尝试了这种做法,尽管品味不佳)。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巴特勒接着荷兰移民的例子,提出了一种紧张共存的方式:尽管某些宗教和性少数群体可能存在对立,但“分离模式”可以与“归属模式”并存。换句话说,她推动我们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不舒服的共处。一群虔诚的逊尼派教徒和彩虹俱乐部成员共处一个城市,时而相互对立,但在真正重要的时候又会联合起来:比如游说当地政府减少交通流量,或者扩建城市公园。从根本上看,这些社区不应该通过种族主义案件和边境治安措施从上到下被分割和隔离开来,而应该被迫彼此打交道,通过近距离的接触结成意想不到的联盟。老实说,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答案,市政政治总是如此,虽然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确定它对试图应对棘手现实的个人有多大帮助。

 

我发现,按照小说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思路来思考历史会更有帮助:历史的最终好处是让我们摆脱沉重的耻辱感。历史不一定有规定性的用途。不了解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句老话并不总是准确的: 我相信很多性少数群体都希望,只要对伊斯兰文化中同性恋的历史保持无知,就能让中东重新开始谱写感伤的同性诗歌。历史所能做的就是缓解一个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尴尬。史密斯讲述了她作为一个英裔牙买加黑人孩子的想法,她在英国教育体系中长大,而英国教育体系对帝国在全球黑人被奴役和地球贫困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轻描淡写。

 

在看到她的同胞物质贫乏时,她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禁忌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同胞’要遭受这种待遇?……为什么会有 600 万奴隶?’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个小孩子羞愧地问:’我的家人怎么了?’ 了解世界为何如此的历史,可以让你摆脱这种耻辱感。历史可以用来对抗凝固在当下的东西:不仅仅是仇视同性恋,还包括仇视同性恋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这类人必须为之道歉的观念。回顾殖民主义历史并不是要将责任归咎于现代西方——而是要让阿拉伯人民不再因并非由他们造成的不宽容而蒙受耻辱。

 

历史本身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乐观,因为一件事情很容易变得更糟,也很容易变得更好。但它却能给我们带来亟需的惊喜。尽管我们普遍认为今天的自己生活在现代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顶峰,但实际上过去并不一定比现在更糟或更好。过去只是与现在不同;无法进行类比,充满了意外。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扩展的可能性,一种摆脱永恒诅咒的可能性,特别是看到像萨拉·赫加兹这样的性少数别无选择,只能死去。这并不是说历史可以拯救她,或者可以拯救任何人。历史并不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现在也不是对她哀悼的好时机。

 

但这却意味着,钟摆也可以摆回我们的方向。历史其实并不是要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阿拉伯人、英国人、伊玛目、帝国还是别的什么。而是要利用从等式中完全剔除耻辱所腾出的空间——将其用于更有成效的事情,比如为我们的未来愿景而奋斗。当你读完历史这本大书后,就会发现这个愿景并不遥远。2021 年 6 月 14 日是赫加兹( Hegazy )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正如埃及曾经能够自由吟唱阿布·努瓦斯(Abu Nuwas)的诗歌一样,让我们今天唱响莱伊拉计划(Mashrou’ Leila)的酷儿朋克摇滚吧。让我们喊出,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呼吁改革——而是在回归本源。

 

作者介绍:Aya Labanie 是一名作家、政治组织者和有抱负的诗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就读博士生,并担任写作指导老师。同时还是《阿拉伯文学期刊》(Arabic Literature)的助理编辑。原文由Sam Dresser编辑。

 

中国人从何而来: 人类迁移路线图出来了

作者:华阳钝刀                                                                  2023-11-18

 

 

我们是由北京猿人进化而来的么? 答案可能是NO.

我们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么?  答案可能还是NO.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2003年4月14日,美国科学家在华盛顿庄严宣布:美、英、日、法、德和中国,6个国家联合,经过13年的努力,共同绘制完成了《人类基因序列图》。由IBM赞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举行的研究“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2005年4月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承担了远东地区及其东南亚地区的DNA的取样和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渐渐浮出水面,一张完整的人类迁移路线图开始显现。我们整理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内容。

 

 

 

 

全世界人口基因来自36个女人

源于“线粒体夏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60多亿人口可能源自一个母亲。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经十几年的DNA研究发现,全世界的人口分别繁衍自36个不同的、被称做“宗族母亲”的原始女人,其中非洲有13个“宗族母亲”,印度、澳大利亚、中亚有7个。而所有这些“宗族母亲”又都是15万年前到20万年前非洲大陆上一个科学家命名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的女人的后代。尽管“夏娃”不是当时惟一活着的女性,然而她却是惟一一个将血脉延续繁衍到今天的原始女人。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该理论是由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赖恩·西基斯(Bryan Sykes)提出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从年代久远的古代骨骼中提取出DNA方法的遗传学者,并建立了“牛津祖先”(Oxford Ancestors)项目。

 

西基斯教授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其实大多数都是远亲:97%的现代欧洲人,其实都起源于10000年前到45000年前冰河时代的7个不同女人,这7个“宗族母亲”被他称做是“夏娃的7个女儿”,7名原始女人通过“线粒体DNA”和现代欧洲人联系到了一起。线粒体DNA是只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DNA,但却无法将它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那么她的线粒体DNA遗传链将因此终止。所以,如果一个女人没生出女儿,那她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西基斯称,“很显然,在漫长的冰河时代,欧洲并非只生存着这7个女人,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的原始女性。然而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下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但这7个原始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了两名女儿,从而开始了线粒体DNA遗传链,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据西基斯教授称,线粒体DNA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平均要过2万年线粒体DNA才会发生微小的变异。他对记者道:“研究发现,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DNA可分为7种类型,就仿佛血型一样。我们相信,每个线粒体DNA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

 

西基斯承认,研究人员也偶尔发现有的人DNA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族母亲。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来自外星人吧。”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宗族母亲”是这36位中的哪一个,180英镑就可以搞定,上网联系“牛津祖先” www.oxfordancestors.com。已有二万人在“牛津祖先”的帮助下认祖归宗。

 

 

 

民族性只是社会概念

其实人类无种族之分

 

我们在广播电视里会听到民族问题,但是也许这个只是一个社会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

 

美国最早宣布破译人类基因密码的塞莱拉公司负责人万特博士说,基因图谱并未显示‘种族’之间有何差异。我们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移和进化而来。人类只有一个种族。

 

大多数科学家开始相信,区别人类种族的那些标准实际上与生物学概念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们说,区别不同种族最常用的特征,如皮肤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宽度等,是由相对而言极少数的基因控制。10万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片刻,在这短暂的人类进化史上,这些基因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例如,赤道地区的人皮肤黝黑,是为了减少紫外线辐射的伤害;而北方地区的人皮肤白皙,是为了在较弱阳光下人体能产生较多的维他命D。

 

纽约曼哈顿北区总医院院长佛理曼说:“如果你一定要问人的外表不同反映出多少基因组的差异,我的回答是:不到0.01%,这只占基因总图谱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亚特兰大艾摩利大学医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华莱士说:“不幸的是,人类特别关注外表细节的差异,夸大所谓‘种族’差别的意义,似乎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建筑在视觉的基础上。”

 

科学家们认为,与极少量基因决定人的肤色和外表相反,人的智力、艺术天赋和社交能力等却由人类8万个基因中数千甚至数万个基因所决定,而且是以复杂而相互关联的方式起作用。科学家们还发现,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某方面基因的差别之大可达90%,而因生活地区不同而产生的基因差别只占10%。有些基因,例如控制免疫系统的基因,在人与人之间差别极大,可是这种差别与种族没有任何关系。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印度裔生物学博士安南德建议,在研究人种时,与其去考虑种族不同,不如从临床的角度去寻找某一种群体易染上何种疾病,例如印度人形成血栓的几率较高,这也许是因为印度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增加了引起心脏疾病的危险。所以,在考虑人种时,应从生物学的角度,全面考虑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而不是强调他属于哪个种族。

 

但也有少数生物学家对此持有异议。犹他大学人口遗传学家罗格斯就认为,种族划分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也许相信种族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表面上,但差异确实存在。种族分类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移过程有很大帮助。”

 

 

 

我们的祖先如何来到中国

 

科学家意想不到的是汉人和藏人本出同源,分子人类学家根据研究DNA得到了这一结论。而且,汉人与藏人的关系比苗人、越人的关系都要更接近。汉人和藏人的分开不过是5000年前的事情。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于1996年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他发现汉人和藏人在M122以及在其分支M134上都有相同的突变。而且宿兵通过对Y染色体主成分进行分析,发现藏族的突变频率与汉人最接近,这意味着在藏缅语系的诸多民族中,藏族和汉族最接近。他们分化的年代约在5000年前。

 

M122突变大约发生在三四万年前,那时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棕色人种早于黄色人种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棕色人不断沿海岸线退缩,或者躲进山区。“当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消融时,一支带着M122突变的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了中国。”李辉说,目前发现关于南亚语先民进入中国后的分化路线有3条,共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在云南,一个是珠江流域。

 

其中一支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他们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到达了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这里应该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汉藏语系的祖先也被后人称之为先羌,他们也就是汉族与藏族人的祖先。

 

这一支南亚人在出发时头颅还很圆,带有大鼻子、厚嘴唇等特征。但在他们行进过程中,人体形态发生变化。而到了高原之后,不再受疟疾影响,加上缺氧,存活下来的人基因变化了,脸都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留在河谷地区的羌人应该是迁移过程中留下的。他们保留了游牧的习性。

 

经过这1万多年的迁徙,这样一直到5000~6000年前,人体内部的DNA又开始不安分了,那时,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在M134的基础上又发生了M117的突变(汉族特有的两个基因突变)。他们带着这个突变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族,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的前身。李辉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分子人类学,他热衷收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分支的DNA样本,足迹遍及中国南部的城镇与村落。“M117是汉人身上很古老的一个遗传突变。”李辉说。

 

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或是战败、或是寻找食物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藏族)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彝、景颇。至今,这些民族的送魂歌中都要把亡灵送回北方。“藏族在形成中吸取了中亚的许多因素。”

 

华夏族扩张很厉害,他们向四面掠夺土地和粮食,羌族这时候不再被他们认做是同类,称其为“西戎”,当然也包括东部的广泛地区,但这一地区已经被“三苗”占领,这是和汉藏同一祖先而更早迁移到此的族类,部族的争斗产生了民族英雄,“黄帝”就是这样的人物。而后,华族和东夷、南蛮在夏商阶段一直在争斗中。“楚人是荆蛮的后代,从荆蛮里面分化出三苗,所以,现在分子遗传学可以看出,很多湖北人DNA和苗人的关系接近,胜过与汉人的关系。”李辉说。

 

第二条路线是珠江流域。百越先于汉藏进入两广地区,穿越南岭的变为北越,也就是后来越国的祖先,南方的越人自秦汉以来一直往广西山区迁移,南宋时候又发生迁移,后来形成侗族。所以,现在浙江一带越人的语言和侗族语言有相同之处。而吴国人则有不同的起源,吴越两国根本不同源,统一使用华语后才接近。历史学的猜测再次失败。

 

吴国人从何而来呢,当初南亚先民从云贵高原西侧进入中国后,一支人群与汉藏民族分开而行,他们沿着长江往下走,这个人群在洞庭一带形成了苗瑶语系。“吴人就是苗瑶人东进和南下的汉人同化后形成的,所以他们遗传结构的变化多而复杂。”

 

在渭河流域华夏族逐渐磨砺出一支骁勇善战的“”秦人“”,他们盘踞在关中,积聚着统一中国的实力,秦汉时期,四分五裂的中国被统一,从语言、文字到货币、计量单位等文化层面上,汉族的整体意识真正形成。加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后汉族就没有再出现分化。而且,各地的汉族基本没有带上外来的成分。他们通过先进生产力而不断地扩张,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历史学家说的汉人扩张中不断融合当地人是不对的,当地人基本被驱逐了,福建人是最好的证明根据分子人类学分析,他们基本上是北方汉人的后代,语言上保留古代汉语尤其多。”李辉说。

 

金力教授的实验室助理钱吉说,其实中国在利用DNA分析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上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

 

 

人类基因图谱

——世界人口基因组分布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卡·坎恩破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的线粒体DNA,发现现代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位妇女,她大约生活在15万年-20万年前的非洲。

 

随后,分子人类学家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遗传密码的Y染色体。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生活的年代也应该在大约15万年前的东部非洲。

 

“DNA中的遗传密码让亚当、夏娃离开了神话世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他们成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祖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李辉说。

 

李辉解释说。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这是人类在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那些棕色人、黄种人就是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扩散。除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具有这个位点的突变。

 

 

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左右,许多海床裸露在地面。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或许是频繁发生类似于现在的卢旺达种族清洗事件,一部分人开始走出非洲。

 

“又过了几千几万年,现代人在Y染色体基因突变M168基础上又出现了2个突变类型,M130和M89.前者发生在8万年前,后者发生在4万5千年前,人类已通过北非进入了欧亚大陆。”李辉说,最早出来的是棕色人。他们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在印度洋岸边走着。公元5万年前,他们已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之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之后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

 

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但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他们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柯越海取样的1万2千个中国人的样本中有11311个样本在M89的位点上发生突变。而这个突变标记在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并且一直在这里做了很长久的活动,之后他们将要进入中国,分化出现在的汉族。

 

我们再来看4个基因:

 

D-YAP矮黑人基因 

 C-M130棕种人基因

K-M9是黄种人基因

P-M45是白种人基因

 

D-YAP矮黑人基因、M130棕种人基因,汉族人无论是南方汉人还是北方汉人,Y染色体中都没有这两种基因。

 

而北方民族蒙古人,突厥人,满族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有D-YAP和M130。

 

其中K-M9是黄种人基因,是中国人的主体类型。P-M45是白种人基因。

 

C—M130是棕种人基因,海洋居民,C—M130走的路线大概就是沿着海岸出发,从阿拉伯半岛—伊朗—印度—中南半岛,此后,这批C—M130的子孙分为两支系,NO.1支系向北进入西伯利亚,并最终进入了北美地区;NO.2支系向南进入澳大利亚,并扩散到整个太平洋诸岛。

 

今天C—M130的后代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北亚东部、日本、北美西部、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在东亚地区,外蒙地区比例非常高,达到58%,还有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比例都在60%以上,这些人群的类型(包括北美地区)都是C3—M217;M130的其他类型还有,日本的阿伊努人90%以上是C1—M8,另外,现代日本人(6.5%)、朝鲜人、满州人、阿穆尔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C1。C2—M38,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屿,C4、C5主要分布在南印度地区,在当地民族中能达到20%。在汉族人中几乎没有C-M130基因的分布。

 

D—YAP又被称为小黑矮人基因,是一支非常古老的基因,它和C—M130几乎同时走出非洲。现在D—YAP类型主要分布在印度安答曼群岛的安达曼人(100%)、藏族(58%)、土家族、彝族、瑶族、日本(34.7%)、朝鲜、满州人、缅甸人、克钦人。在汉族人中,D—YAP在汉族人群中几乎没有发现。Y染色体变异数量多少并不能用人口数量来衡量,很多人口众多的大民族都是由一个小人群由于某种原因迅速壮大而来的,如历史上曾建立了强大帝国(典型的是汉人、阿拉伯人),近代的高技术革命和殖民(如英格兰人、西班牙人),这些人群的同源性强,Y染色体的变异类型并不特别丰富,相反,一些非常古老的小民族,其Y染色体变异类型却十分丰富。

 

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原来的汉族融合而成的理论是错误的,汉族的基因构成恰恰是一个非常单一纯粹的民族,K—M9基因是最重要的一个支系,亚欧大陆上,除了西亚地区和西伯利亚,世界岛上绝大部分民族都由K—M9的子孙构成,今天汉族人中,96%的人都是K—M9类型。(看来我们和日本人和朝鲜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K—M9下面也有很多子类型,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ON—M214,另一个是P—M45。前者(ON—M214)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北亚东部、部分太平洋岛屿(以上都是O—M175子类型)和乌拉尔山两侧、北欧北部、东欧北部和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以上都是N—M231子类型)。中国人主体类型就是O—M175。族人中的4%的P-M45白种人基因,最有可能的来源的是古代中原的高加索人种。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祖先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

 

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金力教授的实验室助理钱吉说,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而各地的猿人差异却很大,属于不同的物种,并没有都进化成为现代人。只有东非的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所以,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在查阅中国现有化石的年代以后,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断层。这个断层从大约10万年前至4万年前,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经推测,生活于东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Homo Sapiens)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由于恶劣的气候而绝灭。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现代人种。

 

但仍有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起源说”。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的吴新智院士细心比较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的骨骼特征,发现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和北京猿人是一致的。所以他依旧觉得北京猿人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他的学生刘武去非洲考察时,却发现有30%的东非人在这3个头骨特征上也和北京猿人相一致。

 

1998年,中国科学家意识到DNA遗传密码的重要性。在那些双螺旋的DNA链条上交织着红、黄、蓝、绿4种颜色的小球,A、T、C、G.它们掌管着整个人类的迁徙和发展史。

 

按科学上的解释,每一个小球就是一个核苷酸单位。所谓基因就是这些小球按照一定秩序连在一起,并具有相应的遗传信息。它有很强的功能性,控制着人类的肤色、形态和健康。比如人类的高血压就有几百个基因在控制。它们的序列不能随便更换。变换了,就要影响身体状况。

 

而还有些小球的序列不具有功能性,性质如同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它们过了几千几百年会自由地发生一次变化,例如原本A的地方出现C.这种变化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不承担自然选择的压力。它们的改变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就是这些遗传突变记载了人类迁徙的历史信息。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褚嘉佑着重研究的是DNA排列中的一种被称为微卫星的特殊排列顺序,这是一种公认的遗传标记。DNA排列中有一种简短的重复,比如TGTGT鄄GTG,其重复的字母和次数都可以遗传,当延续到后代身上时,原先那一个G的位置可能会变成A,或者原先重复9次而到了后代忽然变成重复10次。根据这个原理,褚嘉佑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推算出在中国的现代人起源时间不会早于5万年。

 

有人认为褚嘉佑的取样数量太小,没有说服力。2001年,金力的学生柯越海和他的研究小组对主要以华人为主的东亚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分析。他进入的是Y染色体的世界。它们一代代地由父子相传,而且“性格”稳定,一般在几十代之后才会有一到两个基因位点发生变化。这些遗传突变位点的结构如同一棵树,也正是这棵基因树记录了人类在不同时间向地球不同地点散布的路径。

 

柯越海共分析12127个男性个体,发现那些Y染色体的YAP、M130和M89上都会有其中一个位点发生突变。它们是基因树中的三根树枝。它们汇拢到一根叫M168的树根上。这个M168就是非洲人体内的突变位点。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活在东非的非洲人有关。

 

柯越海说,中国人Y染色体的有效群体本来就不大,所存在的种类不多,这1万2千多个样本几乎囊括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染色体的类型。这可以充分证明,华人占大多数的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

 

她们依旧挣扎: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匹兹堡大学李华芳                                                   2023-10-09

 

 

1,引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那就不仅不平等,而且没有效率。因为经济学是讲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劳动力市场歧视女性,就意味着有部分女性没有被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如果劳动力分配低效,就业市场没有出清,那么整个经济体就会低效,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所以就算从纯粹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也应该缩小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改善女性人才的分配,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她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女性参与就业及其影响的理解,也将性别经济学带入到主流的经济学研究中。Goldin获奖我特别开心,我之前做女性官员代表性的研究时就读过她的书。她的研究更关心宏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我所研究的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的女性代表性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领域(参见:非营利组织里为何女性大过半边天?)。

 

Goldin的研究其实就是把房间里的大象拉出来给大家看,说女性这么重要的力量,怎么就长期被忽视了呢?Goldin获奖的贡献,一方面提供统一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夯实数据质量,将经济理论与史实结合,两手都硬,回应了那些显而易见但又让人困惑的事实:一是都说女性顶半边天,但为什么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明明那么普通但是又那么自信的男性,却有超过80%参与劳动力市场?参与劳动力市场,大白话就是有工作。二是最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居功至伟。之前就算是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率也很低。但近百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女性就业率翻了2番多,说是女性推动经济发展毫不为过。尽管女性提高了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但却没有和男性平起平坐,同工却不同酬。这又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到底对性别平等意味着什么?同样的职位,女性收入更低,晋升慢,当公司领导的就更少了,经济发展真的能帮助女性吗?收入和晋升方面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又该如何打破?回应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至关重要。这篇简单介绍Goldin在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有好几项重要研究,都是Goldin和丈夫Lawrence Katz一起合作的。可能是委员会要特别强调Goldin对工作和家庭的研究,所以只颁给了Goldin一人。

 

 

2,建立统一框架

 

经济学家对女性劳动力研究的态度非常模糊和暧昧。一方面女性就业不容忽视,对经济发展来说举足轻重;但另一方面往往又说没有合适的数据,或者没有合适的研究框架,所以众说纷纭。Goldin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回到基本的供给和需求,重剑无锋,却威力巨大。另一方面仔细记录并修正历史记录,描绘了女性在长时段的就业市场中的准确图景,从而更新了我们对女性就业的理解。我先说第一个方面。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一个女性决定要不要工作,实际上是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的结果,只是整个漫长的父权社会历史,对女性的约束条件极大,导致女性就业决策时,选择受限。这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Goldin对女性在漫长时间里的就业变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在此之前,尽管也有不少对女性就业决定的研究,或者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研究,都是零零散散,并且分散在其他各个学科里,学者们各说各话。Goldin认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女性的就业和工资都是女性劳动力以及她们的技能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随着社会结构(例如女权运动)和技术(例如工业革命和现代服务业的兴起)的变化,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都会随之改变。而劳动力供给决策嵌入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所以女性就业决策还会受到预期的影响。

 

简单来说,如果女性预期受高等教育能改善就业决策,那么就会去上大学而不是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但问题就是社会的成规陋习、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迫使女性需要更多平衡家庭(例如生娃需要照顾)与工作,就限制了女性的就业选择。同样给定一个时间点,就业女性的总量其实是由不同生命周期的女性组成的,她们的教育程度不同,家庭责任不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就不一样。并且女性一生都在适应这种约束的变化。或者更准确一点,不是适应,而是挣扎。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是最基本的,但有时候少有人用最基本的方法去整合看起来复杂的现象。尽管Goldin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的劳动力市场,但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和Gary Becker的《家庭论》是一模一样的。稍后会介绍Goldin如何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女性就业的历史和现状。

 

3,提高数据质量

 

一方面提供统一框架,另一方面Goldin在提高数据质量方面也下足了功夫。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方法复杂主要还是因为数据质量差导致的,如果数据质量高,那么简单的方法就足够得出可靠的结论。但学界追逐方法的多,可能看起来好看,投入产出的效率比较高;而提高数据质量属于笨功夫,耗时长,短期内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看起来像白费功夫。Goldin的研究正好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要从学者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投入产出,提高数据质量的好处尽管短期也许不可见,但在长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除了数据高质量之外,长时段很重要,但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会注意长期的重要性。有些短期内成立的“事实”,拉长了时段来看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

 

例如在Goldin1990的著作之前,大量经济学家发现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是线性重合的,这好像就是一个过分显著的事情,经济发展了,岗位需求多了,所以女性就业就上去了,因而不值得讨论。但Goldin在1990年出版了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一书,推翻了以往的成见。通过新的数据以及修正现有数据中的偏差,Goldin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女性的就业参与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线性向上的,而是呈现一个U型。这个U型里,后半段上升趋势的开始时间也晚于之前的记录。

 

除了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之外,人口普查数据被广泛用于经济研究。在Goldin的工作之前,美国1890年及以后的人口普查数据被用来记录妇女参与率的长期增长。然而,数据的准确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1940年之前,一直受到质疑。因为1940年前人口普查提到已婚妇女时,通常只列出“妻子”,然后就被记为不工作。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在美国人口普查里,亚裔Asian要不要细分,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细分肯定会带来一部分群体受益,而另一部分受损。但极大的可能是同一群体内部的弱势群体受损,例如因为细分导致的公共政策偏爱有权有势群体,出现华裔内部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问题在于1940年代以前,真正不工作的家庭妇女又有多少呢?一个农场里,农场工人的妻子都是和丈夫一起工作的。小业主开个夫妻店,妻子的工作就不算工作么?Goldin和Sokoloff在1982年的文章《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里指出,美国工业革命标志着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男女相对收入演变的关键时刻。他们使用以前未被充分利用的档案资源,并构建新的数据来记录美国工业化早期阶段妇女的工作。他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妇女,特别是年轻和未婚妇女,受雇于制造业,而且这一比例在工业化蔓延的地方上升。

 

例如,在马萨诸塞州,他们记录了1832年10至29岁的女孩和妇女中有27.1%受雇于制造业(包括家庭作坊生产),这一数字在1837年增加到40%以上。由于妇女也受雇于非制造业部门,与1900年单身妇女40%的总体劳动参与率相比,女性总体的劳动参与率应该更高。 在Goldin发表于1986年的论文《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Quantitative Evidence》中,她将商业和城市目录与费城的人口普查记录相结合,收集了1791年至1860年间约12,000个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的数据集,这些家庭大多是未婚成年人或寡妇。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提供了关于工业化期间妇女经济地位的第一个系统数据。通过关注女性为户主的家庭,Goldin记录了女性的工作。这在人口普查中是缺失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没有对已婚女性的工作有相关的记录。

 

Goldin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目录中44%的妇女都应该算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些女性特别选择了可以在家中从事的工作,例如下水道工、零售经销商、旅馆或寄宿公寓管理员以及洗衣工。而且Goldin还发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隐性工作市场”,在城市商业记录中经常提到妻子与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一起工作。Goldin采用创新方法量化了这类工作的规模。具体来说,她通过将1796年费城目录中的女性家庭与早期目录中的女性家庭相匹配,追溯了妻子丈夫去世后的工作轨迹。结果表明1790年代的寡妇很有可能承担已故丈夫的生意和手工艺职位。虽然在商店经营和寄宿公寓中发现的丈夫传给寡妇的比例最高,但许多寡妇从丈夫那里继承了更多的非典型职位, 例如鞋匠、铁匠和修马蹄工,这表明19世纪之交的寡妇对丈夫的职业有相当多的实际知识。 所以Goldin认为之前解释数据的说法不合理,妻子不算是完全不工作。结合收入报告和人口普查数据,

 

时间预算,Goldin表明调整农业部门女性人数缺口之后,1890年代的女性就业率提高了7%。加上调整其他部门(主要是管家和制造业工人)后,女性就业率提高3%。对所有女性而言,校正后189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从之前的19%提高到了26%。也就是说,之前所谓的女性就业与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多半是因为大幅低估了之前的女性就业,也未能涵盖足够长的时间段。如果调整女性就业数据且拉长了时段来看,U型左侧就变得明显了。

 

4,U型曲线

 

修正数据后,为什么女性就业从长期来看是一个U型?Goldin证明U型长期趋势主要是由已婚妇女就业变化推动的。白人已婚妇女在这种增长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在1890 年至 1970 年期间,89% 的新增劳动女性是白人。在1900年,黑人妇女的工作程度已经比白人妇女大得多,因此黑人妇女的参与率增长要低得多。190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21%,而参与率已婚妇女的比例不到6%。八十年后,所有妇女的就业率和已婚妇女的子样本大致相同(约 50%)。尽管在20世纪中,已婚妇女的行为推动了妇女的参与,但实际上,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妇女在结婚后都停止了外出工作。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扩张以及家庭和工作的逐步分离——加上现有的社会规范,降低了将工作与家庭责任相结合的可能性。

 

因此,工业革命也导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地区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下降。Goldin(1990)表明,这两种模式是相容的,因为参与率的增加并不是源于结婚时离开工作的历史模式的改变,而是源于婚后复出再就业率的更高一点。美国自20世纪以来,女性有偿工作大大增加,这主要是白领文员工作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新技术使得女性能参与就业导致的。在白领就业上升期间(1890-1930),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但劳动参与率仅略有变化。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由受教育程度低的未婚女性组成。妇女主要从事轻工业(如鞋类或服装生产或水果和蔬菜罐头)或家政服务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入职资格或晋升机会,通常按件支付。职业前景的缺乏没有动力投资于人力资本。然而,在这几十年里,也播下了变革的种子。首先,技术创新(例如,打字机,收银机和速记)改变了文书工作的性质,因此到20世纪初,它变得常规和机械化。

 

与此同时,企业规模和对支持管理层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增加。从1870年到1930年,文书就业 从就业的1%增长到10%。其次,高中教育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Goldin在1998年的文章《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里,始于1910年的“高中运动”,提高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15至18岁高中入学率从1910年的19%上升到1940年的73%,这就极大提升了人力资本,尤其是女性人力资本。在整个20世纪,美国年轻女性高中毕业率高于男性——这种模式部分原因是学校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没有高中学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前景黯淡;然而,没有高中学历的男性仍然可以获得相对高薪(但体力要求高)的制造业工作。但是与制造业工作相比,更舒适的工作条件和更低的缺勤惩罚吸引了妇女进入文职部门。此外,由于文书部门的收入高于大多数其他部门,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所以办公室的“女性化”是通过女性从制造业和家政服务工作向白领职业的巨大转变,而不是通过大幅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白领工作兴起的初期,男女收入差距缩小。但既然有高薪,为什么男女就业参与比率改变不大呢?主要是社会风气并不欢迎已婚妇女就业,觉得是男人没本事女人才出来干活,这就伤害了所谓男人的自尊。另外所谓婚姻障碍以及育儿负担也严重限制了女性就业。推动女性退出工作场合的社会耻辱和规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式成为明确的法规。所谓的婚姻禁令就明确禁止雇佣已婚妇女。

 

这也是为什么单身女性一开始工作,但结婚之后加上育儿,就到了U型的左边,就业参与迅速下降了。女性往往要等到子女长大,才会重回就业市场,这也是为什么U型右侧会有曲线上升,但开始的时间晚于之前的记录。

 

 

5, 收入差距

 

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史实是性别收入差距一直存在。

 

首先,在美国工业革命(1820- 1850)和白领就业兴起时代(1890-1930)期间,男女收入差距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缩小的两个时期都与妇女的新工作机会有关,且许多发生在同工同酬的社会运动之前。随着文书工作兴起,以及中等教育大规模普及,女性一方面增加了教育获得了相应的技能,另一方面因为文书工作相对传统制造业而言更具吸引力,所以女性就业增加并且可见得缩小了男性的收入差距。

 

其次,尽管20世纪发生了重大的结构和社会变化,包括女性参与率和人力资本的大幅增加,但性别收入差距的总体趋同速度缓慢。在女性相对收入上升的最初时期之后,从1880年到1960年 代,即大约80年,制造业收入差距停滞在55%左右。从1890年到1980年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来看,性别收入差距在1930年之前有所缩小,但直到1980年基本保持稳定。美国自1930年以来,人均GDP大幅增长了2倍,女性就业率也翻了1番,但性别收入差距从1930年到1980年,除了一些随经济周期的波动外,变化微乎其微。1940年代废除了婚姻禁令,年长一点的妇女将子女抚养成人后渴望重返职场,二战期间男性被动员参军给女性留出了职位,所以能看到女性就业增长。但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缩小,为什么?主要也是因为重返职场的已婚妇女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同时因为照顾家庭而没有投资教育,所以平均而言高技能的工作者不多,导致只能从事文书工作或者基层常规性工作,在工作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少,晋升空间也小,所以男女工资差异反而没有显著缩小。

 

第三,收益差异的性质(来源和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19世纪后期,收入差异主要是由美国制造业的性别隔离造成的。妇女被限制在少数几个行业(纺织、服装、靴子和鞋子、 罐头和烟草)以及缺乏进入资格和晋升机会的工作。但Goldin(1990)指出,观察到的“工资歧视” 。即根据性别之间的生产力差异调整的薪酬差距相对较低,因为它可以直接监控制造业工作的生产率。事实上,计件工资很常见——特别是在女性工作的行业——计件工资会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产力差异。也就是说,当劳动力市场被组织为现货市场时,工人主要根据他们的个人生产力获得报酬时,市场并不会给基于群体特征的歧视留什么余地。 但矛盾的是,正是白领工作的扩大为实质性的“工资歧视”打开了大门。到1940年,办公室工作男女收入差异的一半以上无法用观察到的个人生产力指标来解释。换句话说,“工资歧视”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从现货市场转变为基于长期合同的现代劳动力市场时产生的。而隐性的对女性的歧视一直都在。随着文书工作越来越多,女性虽然就业率上去了,但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Goldin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工资制度的建立,从文员获得晋升到经理或者主管的,往往是一直上班职业没有中断的男性。而女性因为婚姻和家庭造成的职业中断,使得她们获得晋升的机会要远远小于男性,这样一来,虽然文员增加了女性就业,但同期男女收入差距却并没有显著缩小。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的演变?当然,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在人力资本或职业方面的差异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教育和职业选择越来越像男性的选择。首先以人力资本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来解释男女工资差异已经非常不合适了。现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已经更高,不仅仅是美国,而且在OECD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这也要继续考虑男女在选择高等教育专业时的不同,例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女学生的数量就要远远低于男学生。而在OECD国家中,获得人文学科高等教育学位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在商业和法律学位方面,性别失衡则不那么系统。Goldin在2014年的文章《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表明,虽然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的这些差异仍然存在,但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大部分收入差距来自职业内的收入差异,而不是职业之间的差异。所以不是入错行,而是行业内部的歧视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在解释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水平和不同职业的差异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职业中的男女差异变得更加重要。虽然在几乎所有职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明显较低,但不同职业和广泛的经济部门在这种 “成分内”存在很大差异,其中“商业”职业的性别薪酬差异最大。Goldin(2014)使用2010年的数据计算了如果每个职业中男女收入平等,与每个职业中男女比例的平等相比,总性别差距将如何变化。结论就是:消除职业内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远比男女在职业之间的平均分配更重要 。

 

6,静悄悄的革命

 

1980年代以后,女性劳动参与又大幅提高,并且也进一步缩小了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Goldin在2006年的《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一文中,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主要有两个因素:女性调整的期望以及口服避孕药的发明。是的,口服避孕药,这个是技术改变制度的一个重要例证。正如一开始所言,Goldin假设一个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受制于生命周期期望。这些期望包括是不是结婚,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小孩,要几个小孩,以及要不要工作,什么时候工作等。而这些期望又影响人在教育上的投资决定,例如要不要上大学,大学读什么学位,是本科毕业就工作还是继续念个研究生,或者要不要读博士(参见:我是怎样在四年内拿到博士的以及要不要读博士)等。在学校碰到一个好老师之前,大部分女孩的教育决定都是仰望父母,尤其是母亲,所以社会规范和期望就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我们经常还能听到中国父母帮孩子填报志愿,甚至在孩子填报了自己的志愿后修改孩子的志愿。这都是属于父母对未来的期望不准确,就做出了很差的教育决策。

 

当然所谓父母皆祸害,那还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上大学找好工作,这种事情在1980年代开始变得常见。这可能是全世界的现象,中国恢复高考后考生的热情也佐证了这一点。年轻女性就以此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大学毕业后的高收入期望,以及准备大学考试相比于其他行当而言成本相对较低,大量女性进入高等教育。而且很快女性大学生的毕业率就超过了男性,并且女性开始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也就是女性受教育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的大学出勤率和毕业率超过了男性,她们在专业课程中的入学率也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大幅缩小性别工资差距。而女性之所以能在大学毕业达到适婚生育后,做出推迟结婚和生育等决定,从而更有策略性的选择教育投资和劳动参与,得益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和普及。Goldin和Katz在2000年的文章《Career a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the Pill》以及2002的文章《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中证明了避孕药的革命性作用。避孕药增加了女性投资教育的动力。为什么避孕药会有革命性的影响?Goldin和Katz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来解释获得避孕药如何降低等待结婚的成本(例如禁欲)并激励女性投资于职业。避孕药的引入提高了妇女控制生育能力的能力,而投资“职业”教育虽然看起来贵,但回报巨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值得的。从他们的框架可以推断避孕药的引入应该提高了第一次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已经增加了职业投资。美国早在1960年批准了口服避孕药,但直到1960年代末,年轻的未婚妇女的入学机会却是受限的。未满(州特定)成年年龄的单身女性需要父母同意才能获得避孕药。在1970年代初期,许多州将成年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并通过法律增加未经父母同意即可获得避孕的机会。因此,年轻单身妇女获得口服避孕药具的机会因州而异。Goldin和Katz随后展示了避孕药如何影响年轻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教育选择。首先,他们发现婚前性行为、 婚年龄和职业投资的时间序列出现了中断,这些时间序列发生在195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身上 (即第一批获得避孕药的未婚女性)。而对专业课程的投资激增始于1970年代初,当时这些女性选择了去上大学。其次,Goldin和Katz(2002)提出了一个更正式的分析,根据各州成年年龄和计划生育改革的不同时间,以确定获得避孕药是否对结婚年龄有因果影响。他们研究了1970年,198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中不同年龄组的职业和婚姻结果。通过观察同一年龄的连续队列,两人调查了不同队列之间婚姻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是否与不同队列之间获得避孕药和堕胎的差异有关。他们令人信服地表明,避孕药具有变革作用:获得可靠的避孕药促使大学女生投资于职业生涯并推迟结婚。

 

 

7,为母则刚

 

如果静悄悄的革命能增加女性就业,缩减男女收入差距,那么为什么性别收入差距到今天依旧存在呢?Bertrand,Goldin和Katz在2010发表的《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一文中研究了性别收入差距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变化。他们研究了美国顶尖商学院 (MBA)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毕业生。拥有MBA学位的个人通常会进入高薪企业工作。与其他专业课程类似,美国MBA入学人数的性别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从1970年的4%女性增加到2006年的43%。Goldin他们将1990年至2006年毕业的班级的回顾性调查(关于工作,收入和家庭变化)与学校的课程表现和入学前特征的记录相匹配。毕业时在就业和工资方面观察到微小的性别差异,但10年后差异很大。到第10年,女性中断职业生涯比男性高出很多。而在队列和年份不变的情况下,毕业时的11个对数点的性别收入差距在5年和10年时分别扩大到31个和60个对数点。是什么解释了差距的演变?MBA课程和表现、MBA 后经验和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可以解释84%的整体性别收入差距。自毕业以来,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时间而变化。中断工作会受到很大的惩罚,这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虽然这些惩罚没有性别区分,但男性中断工作的倾向要低很多。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供应和职业中断方面的性别差异。答案是孩子。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工作概率、经验和工作时间)是由有孩子的妇女造成的。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生孩子的作用,他们进一步研究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几年内就业和收入的个体变化。女性的就业、收入和工作时间在分娩后立即减少,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继续减少。但男性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并没有恶化,事实上,男性收入还会有所增加。为什么当女性成为母亲时,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为什么效果会持续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你肉眼可见:因为母亲承担了抚养子女的大部分责任。

 

Goldin (2014)指出了父母效应的一个重要解释:工作灵活性。Goldin提出了一个补偿差异的框架,在该框架中,母亲往往会因为需要孩子或者上学后老师“随叫随到”,而寻求一份灵活的工作,而这种灵活性的另一面就是低工资。也就是要求灵活性但受到工资处罚。一旦母亲在家庭这方面随叫随到后,父亲这一方会成为工作中成为随叫随到的雇员,即随时可以满足雇主和/或客户的需求,从而获得工资溢价。工资溢价是非线性的,愿意工作时间更长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虽然Goldin及其合作者等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性别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与父母身份有关,但工作灵活性可能只是一个促成因素,根深蒂固的信念或性别刻板印象也可能会导致女性做出有关职业、职业中断和照顾孩子的决定,以避免支付与偏离规定行为相关的声誉成本。也就是说,母亲预期如果她们不好好相夫教子,别人就会对她们指指点点。

 

 

8,她们依旧挣扎

随着社会发展,性别差距的成因并非一成不变。Goldin的工作强调了哪些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最相关,以及性别差距的多个成因如何相互作用。如果社会规范或制度障碍使女性无法进入工作场所,那么旨在提高女性教育程度的政策就无法有效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另外社会规范的变化速度有快有慢。例如阿罗等举例中国裹小脚风气的改变由于新女性教育,但也要靠领军人物才能越过某个点,从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参见:他是诺奖得主,他94岁时写了4篇文章1本书)。有时候,有效设计的政策影响要通过几代人才能显现,年轻人改变教育、婚恋和工作的决策,需要在长期才能看到影响。正因为劳动力供应决策的跨期性质,女性对未来的期望起着关键作用。所以政策要着眼于改变女性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要了解这些期望的形成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特别是在妇女必须与负面的陈规陋习作斗争的情况下,女性榜样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在铁链还能锁住女性的当下,希望Goldin获奖能产生更大的激励。女性不仅要读书受教育,更要站出来打破枷锁。因为只有女性失去锁链,全人类才会有更广阔天地。

 

(Goldin和她家的狗。)最后提一件趣事。Goldin2023年10月份刚刚在NBER上传了一篇工作论文,题目取得好Why Women Won,和自己获奖是个传奇性的巧合。

 

 

参考文献: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1982.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741–774. Goldin, Claudia. 1986.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3): 375–404Goldin, Claudia. 1998.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2): 345–374. Goldin, Claudia. 1990.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0. “Career a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the Pi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 461–465. Goldin Claudia, Lawrence F. Katz. 2002.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4): 730–770. Goldin, Claudia.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21. Bertrand, Marianne,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2010.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 228–255. Goldin, Claudia. 2014. “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4): 1091–1119.

 

 

从“上海白纸”到“上海万圣”,创伤后继续走上街头的年轻人

撰文 里予                                 2023-11-10

 

“哪怕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走,悼念鲜花都被扫走,留一个废墟在那里,就很有力量。这件事不可能被压下去,反而在已经有想法的人们心中打上一层烙印,更想去关注和表达。”

已有多年传统的上海万圣变装活动,为何会在今年火爆出圈?线下年轻人最活跃的集体公共表达,又为何出现在上海?

万圣节过去两周后,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间接找到五位上海万圣节参与者讲述此行经历见闻。随着对话的深入,几乎每个人都搁置了恐惧,谈起去年现场参与“上海白纸运动”的经过(仅有一位因出差“遗憾错过”),其中有两位当场被捕,最长的在派出所留置36小时。虽然心理有所预期,参与“上海白纸”和“上海万圣”的两波年轻人或有重叠,我仍然为我约访的双重参与者的“浓度”感到意外。正如外界对“白纸运动”前线参与群体的分析提及的,ta们不是女权主义者就是性少数。

在“后疫情”的近一年里,对于“白纸运动”,ta们或选择回避和埋藏这份记忆,或坚持言说和公共表达、在小社群中抱团取暖,但相似的是,万圣节成了ta们又一个共同“抓住”的出口——当日常工作无法再为年轻人提供普遍的价值感,参与公共生活的微小的“反抗精神”,彰显个体身份认同,让ta们真正感到生活在上海这座以“小资”和消费文化主导的城市的意义和希望,而这也正是连接“上海万圣”和“上海白纸”的内在延续性的内核。

作为“白纸”的万圣节

10月29日周日深夜,乌云下班来到上海成都南路一带。看着眼前摩肩接踵的“万圣变装”人潮,与两端路口把守的警察谨慎地保持距离,她仿佛又回到了去年11月27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街头。两地不过相隔几公里。她内心隐约期待,会在人群中看到“白纸”相关的变装表达,却遗憾落空。

直到回家后,她才在网上看到那张照片:一个女孩身穿黑衣,上面贴满了一张张白纸。“她或许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不只是因为勇敢,而是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们才能更热烈、更鲜活地感知到自身的存在。”

手举A4白纸的动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位南京传媒学院的女生,随后被越来越多的人自发沿用,逐渐成为1989年后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的象征。这场被称作“白纸运动”的集体抗议,因纪念“11.24乌鲁木齐火灾”而起,以反对疫情“清零封控”政策为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周末迅速点燃了中国数个一二线城市,又在短短几天内被各地警方的高压逮捕和巡查行动扑灭。

“白纸一方面是空白,象征了我们过去在封锁、口罩、核酸、各种码中流逝、‘清零’的三年时间,也代表了我们想说但不能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乌云说道,“另一方面,因为它的空白,白纸可以被涂抹上任何色彩、写任何文字、被折叠成任何形状……我觉得它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的公共表达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形式。”

某种程度上,今年的上海万圣节正像这样一张“白纸”,邀请人们尽情在上面挥洒创意。“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能够光明正大地上街、在街头自由表达的机会。”

这里有“百变大咖秀”般的名人名角模仿,也有美女和肌肉男的动漫cosplay;有“建筑生”、“医学生”、“文科生”、乃至“乙方”扎堆吐槽就业和职场现状,也有不少讽刺时政的异见,比如:“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鲁迅;抱着“三胎”娃娃的女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前接受路人“Praise be”问候的故事里的“使女”;2070年“光荣退休”的“老人”;更少不了去年上海万圣便已“霸屏”、今年继续“还魂”的各类身着“大白服”的防疫人员、巨型核酸棉签、“套头”行程码等。

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时空里,每个人仿佛都充分拥抱着自由的“假象”,将那根心照不宣的“红线”向前推移。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更多人看到了行走的大号监控探头、挂着“打倒程蝶衣(电影《霸王别姬》经典角色)”牌子游街的京剧名伶,因形似习近平而早已在公共场所“敏感化”的小熊维尼,当然还有“白纸女孩”……很快它们又在“墙内”网络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总理李克强在那个周五突发心脏病逝世,更为这场与死亡相关的节庆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无论是人形大花圈,还是“我在上海很想你死”路牌,都偶然与民间“挺李反习”的悼念情绪暗合。

花圈扮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当事人的花圈在现场被没收,随后被带走问话,但事实上他很早就置办好了这身“盛装”,与去年扮演纸钱相呼应。当天李克强逝世新闻传来,他就发朋友圈吐槽,这身万圣装扮可能不敢穿了,或许是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他还是去了。有网友评论道,“不带走还不会让人往那个方向想,真就苏联笑话了。”

但乌云还是感觉,在欢乐、戏谑的氛围下,有愤怒和讥讽在暗涌和流转,指向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与正发生着的种种荒诞,与无处宣泄的冤屈。这和“白纸”背后的群体情绪同源。有一刻,她清晰而强烈地意识到,“身边奇装异服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正在参加这次万圣节活动的变装‘鬼魂’,而是活生生的、共同经历了混乱、失序、创伤、疼痛的疫情三年的人们”,“大家都很需要疗愈,也都有很多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疫情中的“存在危机”

“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包冷从大学生到打工人的身份转换,恰与疫情同步,原本热爱旅游和新奇体验的他,被迫过上了每天上班、通勤的单一生活。去年刚从北京裸辞来到上海,租好房子,他就迎面撞上封城,接连网络面试的压力、男友的不理解和摩擦,让他十分崩溃。两个月后解封,两人和平分手。今年3月,包冷开始出现右眼视力模糊,医生查不出任何原因;6月,骑车意外被撞,身体疼痛一直难以缓解;8月,他看了心理科医生,确认是轻到中度焦虑症引起的躯体反应。

有一天,他的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决定多花15分钟走路上班,走着走着便哭了一路。

服药一周后,包冷便自行断药。对他来说,看演唱会才是更好的“药方”。今年他已经“疯狂”看了15场,台湾流行歌手几乎一个不落,比大学的巅峰期还多。他笑称,9月最低落时,有过“不想活了”的想法,但一转念就是“还有买了票的演唱会没看”。

对包冷来说,万圣节就是又一次“释放”的机会。并且,有机会超越“异性恋消费主义”框架,成为肆意解构主流文化和性别身份的狂欢。

那个周末,临近项目出差,他加了整整两天班,但还是在周一凌晨2点出现在上海万圣街头。抱着“在外面就要有自己的表达”的初衷,包冷紧急定制了一件“打工人”T恤,吐槽节假日调休政策。虽然刚刚收获70多赞就在“小红书”上被“限流”,但他还是很满意能说出自己的心声,“这次的表达,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选择不过无聊的人生。”

和包冷同样经历了“存在危机”的还有吉吉。2021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吉吉gap了四个月,从建筑专业转向艺术摄影领域。那时,上海以其繁华和高级的艺术品味吸引了他,只身来到这座没有一个朋友的陌生城市。。

封城期间,除了爸妈,几乎没有人问候他在上海的情况;很多日子里,他的微信可以一天都没有任何声响。他感觉自己正被世界遗弃,难以回避思考关于世界的意义、自己的人生道路何去何从等“终极问题”。

解封后,他立马去新疆骑行了7天,经历了暴晒和极端天气,没迎来什么“灵魂的洗涤”,回到上海后反而更加低沉。直到去年10月底的万圣节,“算是一个小小的激发,见识到更多‘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里的人,群体只会淹没个体。”吉吉兴奋地回忆,当晚他玩到凌晨近三点,第一次感受到上海真正的魅力,这座城市的“内核”在他的眼前打开了。

“所有没听过的活法、故事、可能性,藏在巨大的财富之下更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东西,才是吸引我的地方。”吉吉当即发誓,2023年一定要参与上海万圣节,成为变装队伍中的一员。

他后来“悟出来”的答案,可以凝练为一句话:“我不在乎”——嬉皮士的人生信条。“当我把‘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放在这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是事情,想通这个以后,我比以往更强大,就像双雪涛的小说《聋哑时代》结尾写的,‘我应该再也不会被打败了’。”

一个“不在乎”的人,拒绝将疫情视作“人生转折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历一些苦难,虚幻的东西才分崩离析,对我而言不是。”吉吉说。

一个“幽灵”

但吉吉不能“不在乎”公共表达的“雷区”。他本来也想cos巨大的男性性器,但知道去年的扮演者被当场带走,便作罢了;他转念想或许可以cos阴道,但这很可能引来非议。最后他选了一个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象:粪便,与朋友扮演的卷纸组成cp,自认成功在一众粪便coser中“艳压群芳”。点睛之笔是一个写有“世界像粪”字样的布袋,他还特意挂了一个在泰国买的木制小鸡巴口哨。将一切似乎难以启齿的公开化,是他对这个世界“去魅”的方式。

后来他注意到,今年有女生cos男性性器,“网上吵翻天了,女的说她媚男,男的说她低俗,两边都很蠢。”在他看来,如今越来越重视性教育,公开谈论和扮演性器官,是在反抗大众文化中不合理的性禁忌,“没什么不好出现的”。

秋秋带着破除“月经羞耻”的主题参与今年上海万圣节。她提前两周就开始策划着装,有天晚上一直想到失眠。她不想只是单纯打扮成可爱漂亮的“花瓶”,而是希望这是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表达”。“为什么万圣节一定要搞血来装扮呢?月经不也是血?”当这个逻辑链路打开后,她确定要用带血的卫生巾作为装扮的一部分,事后也为这一刻深感庆幸,“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在万圣现场,她不断收获女孩们会心的目光和赞美,也努力向好奇的男生展开科普。

在她的初中记忆里,看到女老师口袋里的鼓包,男同学会下意识猜测是卫生巾而捂嘴偷笑,完全放下了原本对老师的敬畏。等到上了高中和大学,她愈发坚持在日常对话中用学名“月经”而非“姨妈”、“例假”等代称,有意识地影响身边的每位朋友。自2014年关注网上的女权主义博主以来,她越来越多地为女性议题发声。

之前的疫情三年,秋秋也有在上海参与小规模的万圣活动,她明显感到“今年风气和往年不一样”。

乌云说,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她想象自己的万圣cosplay show会是这样的:她是一个被铁链锁住脖颈、手脚的女人,朋友“粗暴”地抓住她,往她身上贴上许多写了红字的白纸。“精障女性被拐卖结婚生了八个孩子”、“被拐卖女性的婚姻被司法承认其合法性”、“荡妇”、“婊子”、“性骚扰都是女的自己不检点”……她被铁链牵着走一段路后停下,将身上的一张张纸扯下来,用力撕掉;然后她试图解开或挣脱铁链的束缚,却发现怎么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现实是,她被繁重的工作和长久的抑郁症抽走了绝大部分精力,她更害怕继“白纸被捕”之后再次遭遇来自警察的暴力。她想起2015年初被短暂关押的“女权五姐妹”。走上街头cosplay,曾是青年女权行动派标志性的抗争行动,留下的经典形象有“被家暴的带血新娘”等,直到去年还有女权主义者在香港做了类似表达。

严格意义上来说,将离的万圣变装秀是在一家上海的俱乐部完成的,并不是在群众包围的街头,即更广为人知的巨鹿路found158下沉广场及其周边马路。在他看来,“158”那里的装扮“没啥内涵”,Club平时举办的活动要更为多元。在这里活跃的酷儿朋友总是被保护得很好,装扮也更出格,足以“秒杀普通人一大截”,“万圣节上所谓的’奇装异服’其实是我们群体的日常,只是落实到每个人的话,政治性表达会少一点。”

今年万圣节,应Club主题的设定,他灵机一动,决定做一个和社交媒体平台内容限制相关的造型,因为这就是游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幽灵”。他没有刻意想到,这是一个“政治化的表达”,“它其实处于中间值,半政治不政治,你不能界定它,又有很大被曲解的空间,这种东西才是好玩的。”

吉吉则把大街上的路段变成了他期待已久的第一次”Drag Queen Runway(T台)。终点正是警察拉起的警戒线前,外面拦着几百号观众。他拖着巨大的粪便外壳,悬浮般走过,摆出ending pose(结束姿势)后来了一句口号“世界像粪”,转身谢幕。

在万圣现场,他夸张地“闻到”90%男性参与者的气息都是gay,“网上有句话说,‘母0’撑起了上海万圣节的半边天。”吉吉并不愿意被归类于群体中,他认为“个体存于群体中往往充当被裹挟的人质”,而他不愿成为任何的人质。但他仍十分享受上海万圣节营造出的这个短暂的“乌托邦”,从中感到一种难得的群体归属感。

“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伙伴在,哪怕不认识,也像是上辈子认识的感觉,每个人都放下戒备,人与人的联结、信任又回来了。”吉吉说,“就是因为这种联结很短暂,很难被带到日常生活,才那么珍贵和让人珍惜。”

将离对今年上海万圣节的观感却是“整体很平淡”,“有种小红书上的网络流行梗像‘平行世界’一样涌入了你的生活。可能平时大家在上海,或者至少我的个人生活,已经是狂欢了,所以万圣节除了人多也没啥特别的。”他笑称,上海万圣节的火爆,只是印证了这句话,“直男们也想有自己的骄傲月”。

“白纸”时期的“爱情”和“记忆容器”

和乌云一样,将离也因为“白纸被捕”经历了半年以上的创伤,只要看到警车听到鸣笛都会涌起一阵害怕。原本他也没有预料到后挫力有这么久。今年中旬的一天,他在家里听到社区民警敲门,第一反应仍是给朋友们疯狂发微信报告。啼笑皆非的是,对方其实只是来宣传反诈信息。

“我很庆幸我去了(白纸现场),但我也希望我不用再去。”将离说,11月27日凌晨,他和朋友们喝完酒,听说乌鲁木齐中路的消息,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他在现场并未做任何表达,单纯围观,可能是因为站的位置靠前,就被警察突然抓走。他度过了难熬的36数十个小时,吃喝上厕所都不方便,睡觉也睡不好,逐渐感到恐惧和精神崩溃。

“庆幸”是潜意识中的本能印象,他很难具体展开诠释,便用玩笑来化解,“也许是无意之间做出了可以在30年后喝酒时吹牛的事情的’庆幸’?我也不知道这庆幸是哪来的,它让我可能失去的,比带给我的要多,工作、自由、心理健康、肉体感受……”

“我或许之前勇敢过,现在只想心安理得地当个懦夫,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将离说。释放后他几乎不会和人主动谈起“白纸”,现在他也不太情愿回忆当天的现场细节。记忆中零星的画面是,有男生割破手指在电线杆上写字,具体写的什么忘了,而之前已经留下的字迹写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11.27”。

令他感触最深的反而是,路口便利店大叔给大家送来矿泉水喝。在那一刻,他惊讶于上海人竟打破了平时严密的“边界感”,产生某种同道情谊。

乌云形容,在“白纸运动”发生后,乌鲁木齐中路那片区域给她带来的感受,类似台湾“2·28”事件开启的白色恐怖;发生抗议的那两个夜晚,上海街头几乎可以用“刀光剑影”、风声鹤唳来形容。除了当晚和几个女生一起当面举着白纸与警察对峙,她更愿意珍藏和分享的也是那些暖心的记忆:

11月27日深夜,她想把一位警察正抓捕的女生“抢救”下来,结果却一起被带上了小巴车。在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乌云趁看守的警察不注意,把右手贴紧膝盖侧边,隔着过道向那位女孩两次偷偷竖起大拇指。她微微点头示意,和她对视而笑,“那是我和她心照不宣的时刻,无需任何语言,她便明白了一切。”那里有对勇气的赞赏,有“不要害怕”的互相抚慰。

一周后,一位博主记录的“真实爱情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在其举办的读书会上,两个女孩相识,开始经常dating(约会),但尚未表达心意确定关系。而后,她们相约去了乌鲁木齐中路,其中一个女孩因拿出手机记录而被警察抓上大巴,另一个女孩为了保护她,也紧随其后被推搡上车。在一车惊恐无助的年轻人中,她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们在一起吧?”她也看着她,坚定地点点头说:好。随后,她们不顾旁人的注视,忘情地拥吻。

博主写到,警察发现了“这里有一对同性恋”,车子开到一个公园后,所有人被驱逐下车,随意审问几句后,就都被放走了。没有人能证实这个另类“爱情神话”的真实性,尤其是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令人生疑。但许许多多“上海白纸”的参与者和同情者们,都情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爱,理想,希望。

包冷没有这个幸运。当时,他也是和dating对象一起去的乌鲁木齐中路,反而感到“孤单”。他内心想要更勇敢地站在前线,但对方更为保守和“软弱”,呆了半小时左右就觉得不安全,喊他一起退出了人群。他没有为提前离开感到遗憾,“时间长短不重要,be there(曾经在场)就很棒”。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想,“要是后期还有这样的行动,我一定要跟最爱的人一起参加,或者说能参加这样运动的人,才能是我爱的人。”回去后,意识到两人观念不合,包冷慢慢与他疏远了联系。

在现场,他看到许多LGBT“同类”肩并肩手牵手,“真的很受鼓舞,就觉得虽然是政治运动,但把我们不能公开表达的东西也一起表达了,不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你说不存在我们就不存在。”

“能和同立场的人真实站在一起,让上面的人听到,我们要有正常的生活,不管是不是真地产生了社会影响,但至少对我自己很有意义。”包冷说。

三年前,他正在香港读书,目睹了“反送中运动”,虽然也会在街头骚乱中真实地感到害怕,他还是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努力发声,呼吁网友不要只看到“过激”现象,而是要将心比心地理解别人,是否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可惜得到的反馈都是无脑谩骂。

如果不是出差离开上海,秋秋相信“白纸运动”时自己也会去到现场。“哪怕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走,悼念鲜花都被扫走,留一个废墟在那里,就很有力量。这件事不可能被压下去,反而在已经有想法的人们心中打上一层烙印,更想去关注和表达。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简单地拆路牌、撤舆论,不是正确的做法,只会激起更强的反叛的声音和力量。”

在所有受访者中,吉吉在现场呆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凌晨人群基本被驱散,他说,“我要在场,真实记录下来这一刻。某种程度上,我想成为这段历史的‘容器’,让未来的人知道真实发生的样子,不能被轻易篡改,因为每个人都有获取真相的权利。我把它放在记忆的最深处,不会想起,也不会忘记。”

随着“上海白纸”一周年的时点临近,海外各地出现诸多纪念活动通告,但被问及自己会如何纪念,乌云笑笑说,接受采访可能算是唯一的纪念方式。她注意到,连日来上海街头增加了许多警力,她自己也接到警察电话,警告当天不能去乌鲁木齐中路,一旦去了被路上的摄像探头拍到,他们可能会直接上门把她带走。

警察比普通市民更积极地在“纪念白纸”,乌云和朋友们不无讽刺地笑谈。她还听说,去年“上海白纸”的被捕者夏巢川近期再次被上海警察以“寻衅滋事”名义上门带走调查,现正羁押于看守所,律师多次申请会见被拒,至今案件详情不明,尚不清楚是否和上海警方对万圣节游行“秋后算账”有关。这个消息让她震惊和担忧,“不知道她目前处境如何,警方是怎么定性的。”

据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一篇小红书笔记截图显示,一位上海网友自称因转发几张万圣节照片被警察约做笔录,警察称照片中所有当事人基本都被约谈过了。原帖目前无法在小红书上搜索查看。

在将离看来,“上海万圣”和“上海白纸”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万圣节大家自发聚集,目的就是想开心,也没想纪念什么”,直到出现“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警察维稳约谈、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内容的限流或消失……“从官方的角度觉得这是有联系的”。

将离觉得,“我在上海很想你死”这样的标语,其实很符合上海年轻人的心情,“就是有种随便活活的美感,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大家平时已经够累的了,也没有让自己生活状态变好,没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做。”

明年上海万圣游行的传统还能继续吗?许多人心里打上了问号。包冷非常肯定,无论如何,他已经计划好“以后每年都要做一次表达”,“就像去年白纸和今年万圣”。他正在考虑出国读心理学学位,希望帮助更多经济下行的社会中有心理困扰的人,如果明年不在上海,“可能真的得去别的国家参加骄傲游行。”

秋秋对此也抱有期待,她为双性恋者在性少数群体中的污名而遗憾,“大环境本来就在收缩,为什么群体内部还要作分化?”大学时,她做过职业模拟沙盘,结论是她适合成为在性别议题上发声和推动者,虽然毕业后妥协地进入了企业,但她始终相信,在未来的某个人生节点,她还会去做相关的事,“这(次万圣)肯定不是我最后一次表达。”秋秋说。

 

打拐人揭發湖北省襄陽健橋醫院販嬰、賣出生證大案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2023-11-7

 

中國致力於打拐人士上官正義(上官正义)11月6日發表暗訪紀錄片指出,經過一年多的暗訪發現,葉有芝(叶有芝)以健橋醫院院長身份販賣出生證明及疫苗本,過程中並有網絡中介參與,並指此 舉幫助「領養」來的孩子解決報戶口問題。

上官正義。

 

上官正義的暗訪發現,湖北省襄陽市健橋醫院院長葉有芝涉嫌勾結人口販子,以每張人民幣9.6萬元(約1.3萬 美元)販賣出生及疫苗證明,供被賣嬰兒取得身分,並已在北京等4地報戶口。 葉有芝昨晚被警方帶走。

 

儘管上官正義的真實姓名和身分不被大眾所了解,葉被人質疑是公安的一個團隊在他背後運作,但上官正義上曾是2010年感動中國候選人,15年來一直是打拐志願者。

 

买卖嬰兒及出生證的仲介聲稱,買證者只要提供身分資訊,並給付人民幣9.6萬元,醫院方面就會依「正常生產流程,在醫院辦理建檔、產檢、住院、分娩、出院等『全套真實資訊』,客戶 就可帶著『買來的孩子』前往醫院採集足底血,即可辦理出生證明,全部過程最多7天就可完成」。

 

同時,院方並提供全國版本的疫苗接種本,並比照新生兒真正出生的流程,登記B型肝炎及卡介苗等疫苗的注射紀錄、日期、疫苗生產廠商及疫苗批號。

 

此後,經過仲介及人口販子介紹,上官正義和電視台記者前往健橋醫院會見葉有芝。 葉有芝當即表示,即便產婦不入院也能辦理住院記錄,且能在出生證明網、防疫網、分娩網上顯示;院方還能給出一個虛擬的但合法有效的出生證明。

 

接著在醫院工作人員帶領下,上官正義前往院內的出生醫學證明辦公室,辦公室人員用電腦印出了出生證明,並示意「一手付錢,一手交證」。 而人口販子事前也報價9.6萬元,並指其中的6萬元由醫院分得,3.6萬元則給予嬰兒的生母。

 

根據報導,在取證完畢後,上官正義多次建議葉有芝和人口販子投案自首。 葉有芝強烈要求與上官正義「見面坐下來談談」。 人口販子則要求「原諒這次」。

 

上官正義指出,據他所掌握,經由這一管道到販賣出去的出生證明涉及北京、山東、四川、甘肅等地,且都已成功落戶(報戶口)。

 

報導指出,這部暗訪紀錄片發布上網後,襄陽市官方遂介入調查。 襄陽市衛健委黨組書記趙旭說,衛健執法人員6日在警方之前趕到醫院,封存了涉事科室門口的監視影像,並調閱相關電腦儲存的記錄。 隨後警方趕到一同調查,葉有芝並在當晚被警方帶走。

 

工商登記資訊顯示,健橋醫院屬於民營醫院,註冊經費875萬元,葉有芝是持股80%的大股東。 醫院2018至2020年有多達7項行政處罰紀錄,包括違反消毒管理法、未取得醫檢資格者從事檢驗工作、未依規定填寫手術知情同意書、術前討論紀錄等,以及擅自在登記執業 地點以外進行診療活動。

 

襄陽多名醫療系統人士並表示,葉有芝在襄陽醫療系統「口碑不好,破壞了醫療秩序」,多家醫院工作人員曾聯合向主管部門反映健橋醫院的問題。 趙旭對此則說,從健橋醫院成立至今,襄陽市衛健委已罰了1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