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遇难学生父母泪别女教练,“孩子交给你了”

轉載自搜狐                                         2023-07-26

 

 

中國婦權網編者按:2023年7月23日中午1点多,十个女孩和一位教练永远定格在了她们熟悉的体育馆。她们还在为下个月的排球比赛训练,体育馆顶棚突然坍塌,這支女排队消失在了废墟里。上周,这些女孩刚在黑龙江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上拿了亚军,开心地分享喜悦,跟对手约定下一场再见。26日第三十四中学门口堆满鲜花,遇难女孩的母亲跪在校门口祭奠时放声大哭,妈妈错了,妈妈错了。我害了你,跟妈妈回家吧!

 

学校大门外,死难学生父母哭喊“孩子回来”,催人泪下;警察也在一边大喊“把手机关掉”,不准拍照、录视频。 (视频截图)

 

齐齐哈尔三十四中体育馆事故现场。图源东方IC

 

一、

一年前的7月,郭晨晨经过选拔,成为齐齐哈尔市三十四中女排队的二传。“她被选上很开心。”好友钟心回忆,“她说喜欢一个团队为一个目标奋斗的感觉。”

 

从那时起,这个14岁的女孩,电脑、手机,甚至平板的屏保都是排球。因为训练,她大概瘦了15斤,性格也变得开朗了,同学称她“搞笑女,每天有用不完的梗”。

 

郭晨晨小时候练钢琴,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在钟心印象中,那时的郭晨晨“说话比较直”,真心的朋友不多。后来钟心搬到外地,有次再问起郭晨晨钢琴考了多少级,她才说,“现在就瞎弹了,都在搞排球了。”钟心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开始喜欢排球,但听她说过,在排球队里,“找到了大家庭的感觉”。

 

在这个家庭里,她们一起做游戏,一起挨罚,渴的时候喝同一瓶水,饿的时候吃同一顿饭。郭晨晨爱吃糖,她们会一起分享糖果,分享面包,喝奶茶……在一位队员的眼中,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人。

 

三十四中女排成立于2001年,在东北是一只小有名气的队伍,曾培养出国手。去年7月,主教练高嵩带领女孩们参加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这是过去疫情三年里,女排队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她们陆续击败来自长沙、郑州等学校的排球队,最后拿到全国第六名的成绩。就在上个星期,她们在牡丹江参加黑龙江省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夺得亚军。

 

在这个家庭里,最年长的是主教练高嵩,他今年50岁,在三十四中任教多年。高嵩的社交账号里几乎都是女孩们日常训练的视频。她们在墙壁斑驳起皮的体育馆里折返跑,锻炼拦网技巧,练习接球,高嵩还打趣她们,“接球要像抢冰棍儿这么积极该多好啊。”

 

队里另一位教练丁琳娜去年刚刚加入。40岁的她原本和丈夫在哈尔滨做家具生意,受疫情影响,生意赔了不少钱,去年他们关闭店铺,一家人从哈尔滨搬回老家齐齐哈尔。就是在这时她接到了三十四中女排教练高嵩的邀请,“要不你上我这给我带队来?”

 

退役前,丁琳娜是四川女排的二传手,朋友评价她“冷静,球打得聪明”。现在的她身材胖乎乎的,有段时间把耳侧的头发推平,顶着一个帅气的武士头。她性格里有东北人典型的一面:直爽,大大咧咧,笑起来尤其夸张,“前仰后合的”。

 

她几乎从不请假,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带着全家上训练场,7岁和5岁的儿子是球场的常客。女孩们都叫她“娜姐”,出事后,一位队员在文章中回忆,“你总是骂我们批评我们罚我们,可你真的跟我们处成了好朋友。”

 

7月中旬,丁琳娜刚带队参加完牡丹江的省内比赛,8月底的全国比赛又在等待她们。7月23日是个周日,丁琳娜没打算休息,准备出门时,妈妈都忍不住劝她:“下这么大雨你还去?这俩孩子在家(要妈妈)”。丁琳娜安慰她,“没事,我5点多就回来了”。

 

雨还在下。那一天有两位教练和17个女孩参加训练。在三十四中,这些排球队员是出了名的刻苦努力,每天中午开始训练,要一直练到晚上六点半。7月19日学校就放暑假了,但她们寒暑假也要加练。当地另一所学校的体育生说,“她们练得比有的男队都累”。

 

下午2时许,训练中途,体育馆棚顶毫无征兆地倒塌下来,事发突然,只有4人顺利逃脱,15人被埋在下面。据丁琳娜好友说,顺利逃生的女孩中,有人正在门口喝水,有人正好去了厕所。

 

丁琳娜在体育馆北侧的废墟中被发现,消息传到好友处已经是7月24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现场传来消息,说探测仪检测到了微弱的生命迹象,但她在送医半小时后就被宣布离世。

 

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救援人员后来在废墟的同一位置找到了另一个女孩,是队里的二传,朋友们结合丁琳娜生前的习惯推测,出事的前一刻,“她是不是带着孩子在那练二传呢?”

 

二、

 

张心雨从废墟中爬出来时,大声喊着队友的名字,在她的回忆里,只有高教练还在回复她,当时高嵩满脸是血,下半身被压着。

 

出事时张心雨被坍塌的楼顶扣在下面,幸运的是身体被没压住,很快就从墙块的缝隙中爬了出来。她跑到附近综合楼工地上,找工人拿电话报警。那时,附近的工人还不知道,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的体育馆,馆顶几乎全部坍塌。

 

打完电话,张心雨又返回现场,帮助救援人员画体育馆布局。后来的搜救过程中,她看到,每个曾经的队友,都被浑身是血地抬出来。

 

好友于若菲还在下面,出事后她第一个喊的就是对方的名字,没有回应。

 

事发当天同学们朋友圈流传的图片,小晴提供。

 

14岁的于若菲也是队里的二传,身高180,朋友们说她是一个黑瘦的女孩,都管她叫“黑黑”。同班同学小蝶印象中,于若菲是个温温柔柔的人,打排球也没有耽误学业,语文小检测时她的文言文背得很熟。平时的日子里,于若菲喜欢玩《光·遇》,一款社交冒险类游戏。只有训练太累时,她才会和朋友抱怨几句。

 

据小蝶介绍,三十四中的女排实力在当地很强,学校会从区县小学挖人。她的小学同学小冷,就是其一。“她被三十四中挖了两次才过来,一开始觉得住得太远了,后来三十四中提供了住所,她才同意。”小冷也在此次倒塌事故中受伤,脱险后一度回到现场救人,目前转去了哈尔滨的医院治疗。

 

郭晨晨的好友西柚也再没有收到她的回音。西柚是在朋友圈看到的消息,同学们在说,学校体育馆塌了,下面压人了。西柚午觉刚睡醒,脑袋懵懵的,反应过来后马上给郭晨晨发了微信,问她在哪,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她一边祈祷朋友已经逃了出来,一边往学校赶。

 

西柚和郭晨晨认识4年,2019年假期,她们在课外英语补习班上第一次有了交集。两人来自同一所小学,性格又合拍,逐渐成为可以一起聊八卦、互相斗嘴的“损友”。因为姓氏,她给晨晨起了很可爱的外号,“锅包肉”。

 

西柚记得,刚认识那会儿晨晨才四年级,个头就已经蹿到了1米6,在一群小学生里显得又高又瘦,自己当时只比她矮3厘米。但之后几年,这个差距“令人心碎”地逐渐拉大,锅包肉长到了1米7多,自己还是1米6出头,“平时在一起要仰头瞅她”。

 

她们经常去街上闲逛,买奶茶喝,或者去商场抓娃娃,虽然两个人技术都不怎么样。西柚印象里,上次和晨晨一起玩游戏,是在打《蛋仔派对》。后来因为集训时间长,两个人出去玩的次数变少了。她记得晨晨说过,排球训练很苦,但自己从没想过放弃这条路。

 

 

事发当天同学们朋友圈流传的图片,小晴提供。

 

出事那天西柚赶到三十四中门口时,已经围满了人群。她站在侧面,什么都看不到,连朋友离世的确切消息,也是在网络上知道的。

 

那天,三十四中的学生都在放暑假,很多学生是路过学校才知道出了事。即便和女排姑娘不同班,不少人也跟她们有过交集。上个学期,三十四中要求身体没有特殊情况的学生,都要在足球、篮球和排球三个协会中选择一个,提前为之后的体育中考做准备。排球报名的学生很多,老师不够,学校就安排了女排队员来上课,她们被学生们称为“姐姐”。

 

每位姐姐的训练风格都不同。比如赵欣,她的风格较为随性,训练间隙会带学生们玩真心话大冒险。梁书婷很细心,半个月一次的排球课上,梁书婷从基础的姿势教起,到期末前的最后一堂课,已经教完了垫球。她会一个个盯着动作,有人不标准了她就上去纠正。学妹小晴说,垫球时,有学生把哪只手在上弄混了,梁书婷一眼就能看出来。梁书婷也怕她们觉得训练枯燥无聊,会跟她们唠嗑,每次上完课还会给她们一个拥抱。

 

体育馆倒塌时,赵欣去上厕所,躲过了这场遭难,梁书婷则遇难了。

 

在朋友和同学的记忆中,梁书婷长得白净,笑的时候会露出可爱的小虎牙,头发带着天生的羊毛卷。最亲近的朋友们都管她叫“阿梁”。阿梁之前因为腿伤休学过一年,年龄比其他队员大一些。同学想象倒塌的体育馆顶落在人身上的重量,“这么一砸她的腿肯定会更痛的”。

 

她本来已经被实验中学录取了,那是齐齐哈尔市最好的高中。九月开学进入高中后,她就会转入新的排球队,却在这个夏天一次普通的训练里遇到了意外。

 

“我们学校的女排队基本上全军覆没了。”小晴说。这次事故中,共有11名女排队成员遇难。她不知道新学期开学后,大家的排球课要怎么继续下去。

 

教练高嵩在这场事故中获救,网上流传的现场救援视频中,他下半身埋在废墟中,口中呼喊着队员。高教练后来被送往哈尔滨的医院,一位朋友从其妻子处得知,获救后的他一会儿哭,一会儿喊队员的名字。

 

很多队员从小到大都被家里捧在手心里。据北京青年报此前报道, 一位队员的母亲,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女儿训练和比赛的瞬间。有的家长,一有空就会专门陪孩子到体育馆训练。

 

部分遇难者的遗体事后被送往火葬场,7月24日,两个离世孩子的家长和孩子告别后,特地来到停放在三楼的丁薇娜遗体前,父母们流泪鞠躬:丁教练,孩子就交给你了。

 

三、

 

他们在寻找林子星、于若菲、郭晨晨……一个喜欢打排球的齐齐哈尔三十四中的女孩。

 

后面那个戴眼镜的妹妹还在吗?

 

照片里的两个孩子都还好吗?

 

幸存者的社交媒体下面,很多人在打听她们的消息,地址来自全国,其中一些是遇难女孩的朋友,以及曾经的场上对手。

 

出事第二天早上,郑州外国语学校的女排队员晓舟给林子星发了两条消息,“你有事吗?你们都怎么样?”

 

没有任何回音。

 

作为副攻,晓舟和林子星交过一次手。去年夏天,他们学校和齐齐哈尔三十四中争夺全国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的第五、六名。短暂的交锋里,她感受到对手们松快的氛围。

 

“我刚走到前排,她们的人就隔着网开始跟我聊天。”其中就有林子星。她穿着2号球衣,个子将近1米75,是负责拦网的三个人之一。晓舟对她印象很深,“短发、酷酷的”,但说起话来又有点反差,“很温柔幽默”。

 

比赛中,晓舟吊了一个角度比较刁钻的球,林子星和队友没能防住,直接开起玩笑,“你这球吊得怪有深度。”赛后,一堆人加好友,高教练在一旁乐,“人家打得这么好,你们还好意思去加。”

 

在黑龙江学生女子排球队里,齐齐哈尔三十四中实力不算最强,但是一支让人尊敬的队伍。黑龙江伊春铁力一中的女排队员小帆称她们,“正直友善,队员间的感情特别好,充满青春活力”。在竞技场上,为了营造对抗氛围,有些运动员会喊出“一传接飞”这样不利对手的话,但三十四中的女排队员从来不会。小帆对她们的女教练印象也很好,“为人正直友善,我们都很喜欢她。”

 

今年7月刚结束的黑龙江学生运动会里,小帆和她们成为了对手。面对全国冠军铁力一中队,三十四中的发挥不算稳定,“只要我们发球有点进攻力,(她们)球就会接飞”,小帆回忆。但她们“不怕输”,小帆尤其记得一个短头发的4号主攻,人称“大林子”,“拦网的时候总是打直线拐我手”。

 

这场比赛,三十四中以0:3的成绩输了,拿到全省的亚军。7月20日那天,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寝室楼下,绥化十中的一名田径手迎面撞见了这十几个女排姑娘。当中一个捧着亚军的大奖杯,其他人推着行李箱,大笑着讨论,回去要怎么庆祝,下一场比赛怎么打。这个田径运动员对她们印象深刻,“大长腿、脸上的笑、还有手里的奖杯,很让人羡慕。”

 

不论输赢,这群十几岁的姑娘们习惯向前看,会跟对手约定,明年再战。比如自由人魏羽馨,就跟鹤岗队打接应的辣椒约好明年6月见。遗憾的是,辣椒再也等不到这位对手了。

 

女孩们遇难的消息很快在朋友圈传开,班里的许多同学都去校门口送了鲜花与纸条。小鱼刚从外地回来,7月25日早上才在父母的陪伴下,去为朋友郭晨晨放了束花。“你爱吃糖你回来我买给你吃好不好,我把作业给你抄,班里的同学都等着你回去呢。”

 

许多前去悼念的当地人都带了黄桃罐头和AD钙奶。郭晨晨的一位朋友说,在东北,大家觉得发烧感冒吃一个黄桃罐头就好了,“桃子嘛,逃过一劫”,他说,尤其是走出家乡的东北人,会说有了黄桃罐头,神会保佑每个东北孩子。

 

丁琳娜的两个孩子还小,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只听说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丁琳娜的母亲两夜都没能睡个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她就会看见女儿,“娜娜回来了,她站门口敲门(让我)给开门”。之前她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疫情时丈夫创业不顺,父母身体状况不断,她包揽家里大小事务。只有今年春节,跟发小吃饭时,她喝了不少酒,才借着酒劲抱着发小哭了好久。

近日,齐齐哈尔三十四中校门前,无数人手捧鲜花等来到校门前,悼念遇难的女排孩子和教练。图源东方IC

 

悼念的人中还有陪练褚佳良,他带来了自己排球俱乐部的队服和奖杯,“孩子们以后还有很多荣誉没得到呢,我把我得过的荣誉给孩子们带走,让孩子们知道我跟她们一直在一起”。

 

齐齐哈尔的排球圈不大,很多次重要比赛前,丁琳娜会打电话给排球圈的朋友们,“孩子们要去比赛了,帮忙来看一看”。三十四中的体育馆里,算得上是女孩们叔叔阿姨年纪的业余爱好者们组成一支队伍,跟女孩们打对抗赛。丁薇娜借着这样的机会给孩子们纠正动作:“你看,人家这个球处理的就很好,这就是多打比赛,多看比赛积累的经验。”

 

7月23日那天,褚佳良如果不是去哈尔滨打业余赛的话,大概率也会在体育馆打球,顺便给女孩们指导动作,前几天他们还在一起吃西瓜。和灾难擦肩而过,褚佳良已经两夜没睡。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多希望一觉醒来收到老高微信,约我去陪孩子打球,打完烤肉喝酒!一切就是一场梦。”那天,他跪在重重叠叠的花束前,“下辈子还给你们当陪练,孩子。”

 

确认林子星出事以后,郑州外国语学校的晓舟产生了恍惚感,“我不敢相信,觉得她离我特别远又特别近”。

 

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两人的合影,那是去年赛后的晚上,林子星邀请她到自己宿舍玩时,两人拍的合影。晓舟嫌林子星一下把手机举得太高,又突然降低,照片出来时,两人都嫌弃。

 

“当时我们俩都说这张也太丑了吧,我们等下一个全国比赛再拍一张吧。今年的全国比赛就要来了,但你不在了,记忆就定格在那个晚上……只愿你在上面开开心心,希望我们来世还能做场上的对手场下的朋友。”

 

 

 

 

紐約時報: 為什麼芭比到今天依然重要?

Barbie Has Never Been a Great Symbol, but She’s an Excellent Mirror

 

紐約時報中英雙語          2023-7-24

 

 

The “Barbie” movie arrives today as the culmination of a nearly 15-year process that started when Universal Pictures acquired the rights to the character — which isn’t an unusually long time in Hollywood, where scripts regularly languish in turnaround until a combination of big names and deep pockets brings them to life. But Barbie’s film debut also comes in the context of a much longer and more tortuous journey with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at its core: After all these years, does Barbie still matter? And if she does, then … why?

環球影業獲得芭比版權15年後,《芭比》終於上映了,這個時間對好萊塢來說不算特別久,畢竟劇本常常陷入不斷修改的苦境,直到有一天大人物和雄厚資金聯手將它搬上熒幕。但《芭比》走向銀幕的過程有著一個格外漫長而痛苦的背景,決定它生死的核心問題是:這麼多年過去了,芭比還重要嗎?如果重要的話,是為什麼?

 

From the moment Barbara Millicent Roberts — Barbie — came on the scene in 1959, the doll was controversial. Male toy executives, conditioned to believe that little girls wanted to play with babies, were flummoxed by this representation of a fully grown woman. But little girls, as they do, understood. Barbie became a sensation. And then a lightning rod. Then a concern. For the past 64 years, Barbie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ountless debates about who women are, who they should be, how they look and what they want.

 

自1959年芭芭拉·米利森特·羅伯茨——芭比——問世以來,這個娃娃一直是個爭議。玩具製造商的男性高管慣常地認為小女孩喜歡玩嬰兒娃娃,這樣的成年女性娃娃形象讓他們感到困惑。但小女孩們不困惑,她們懂。芭比紅極一時。然後招來批評。然後變成了令人擔憂的問題。在過去的64年裡,芭比娃娃一直處於無數爭論的中心:何為女性,她們應該是什麼人,她們應該是什麼樣子,以及她們想要什麼。

 

Barbie looms as simultaneously an unrealistically proportioned airhead and a striving Everywoman. Most of the time she can’t utter a word, yet she’s believed to speak for a critical mass of us. Perhaps that’s why the “Barbie” movie that finally exists is the only one that could exist: one that acknowledges and embraces that weirdness under the vigilant gaze of a corporate chaperone. The trailer’s tagline (“If you love Barbie, this movie is for you. If you hate Barbie, this movie is for you.”) is confirmation that Barbie is, in the most literal way, everyone’s business.

芭比既以一個身材比例不切實際、頭腦簡單的女人形象出現,又代表了努力奮鬥的普通女人。她大多數時候不會說話,但被認為代表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最終面世的《芭比》電影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芭比電影:一部在企業監護人警惕的目光下承認並擁抱這種怪異的電影。預告片的口號(「如果你喜歡芭比,你應該看這部電影。如果你討厭芭比,你應該看這部電影。」)以最直白的方式表明,芭比和每個人都相關。

 

I get it. At 6 years old, I was offered a choice between two dolls for my birthday: the Bionic Woman or Barbie. I didn’t, in contemporary toy-representation parlance, see myself in Barbie; the Bionic Woman’s brown hair and jumpsuit much more accurately mirrored my ponytail and hand-me-down corduroy overalls. Barbie, with her white-blond cascade of flosslike hair and a plunge-necked pink dress, was nothing like any woman I’d ever seen. Wasn’t that the point?

我能理解。6歲生日的時候,有兩個娃娃供我選擇:「無敵女金剛」或芭比。用當下談論玩偶代表性的慣用語來講,我沒有在芭比身上「看到我自己」;而無敵女金剛的棕色頭髮和連體衣更像是我的鏡像——一個梳著馬尾辮,穿著別人穿剩下的燈芯絨連體衣的女孩。芭比的層層金髮如絲綢一般,穿著深V粉色連衣裙,完全不像任何我見過的女性。可是,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I chose Barbie.

我選擇了芭比。

 

In my childhood, the doll was always there — perched on my dresser, toted along on car trips, surfing the waves of my bathtub on a tortoiseshell comb. She was more distant in my adulthood, as Barbie had become a subject of feminist concern. I followed many authors, artists, musicians and assorted culture jammers who were publicly working out their own Barbie issues in fascinating ways. Along the way, I realized this: Barbie is that childish thing none of us can put away, because as long as she’s existed, she’s never been a child. Rather, she’s been an emblem, a scapegoat, a lightning rod, a target and, most of all, a mirror. However we feel about Barbie at a given moment says a lot more about us than it does about Barbie.

在我的童年裡,這個娃娃一直在那裡——坐在我的梳妝台上,在汽車旅行中陪伴我,在我的浴缸裡,站在我的玳瑁梳上衝浪。成年後,我和她疏遠了,因為芭比成了女性主義者關注的話題。我關注了許多作家、藝術家、音樂家以及各種文化反堵人士,他們用及其有趣的方式公開解決自己的芭比困境。一路走來,我意識到:芭比是我們誰都無法擺脫的孩童玩物,因為自問世以來,她從來不是孩子。相反,她是一個象徵、一個替罪羊、一個眾矢之的、一個被針對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她是一面鏡子。然而,我們在某個特定時刻對芭比的感覺更多地反映了我們自己,而不是芭比本身。

 

When the 1980s backlash against women’s liberation bled into the ’90s, psychologists started raising the alarm over a crisis in girls’ confidence in best-selling books like “Reviving Ophelia.” Anita Hill was explaining sexual harassment to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and women on college campuses were reporting an alarming incidence of sexual assaults. A new wave of feminism was cresting, and it was dragging Barbie under. There was the matter of her unnatural proportions, like a waist-to-hip ratio that could not exist in real life without sacrificing key internal organs. Later, it was her inescapable blondness and whiteness. Despite introductions of Black and Latina Barbies in 1980, along with special collections like the 1980s’ Barbies of the World, everyone knew the real Barbie — the icon, the ur-Barbie, the one true Barbie — was a testament to the same Western beauty ideal inscribed into America’s other institutions of ornamental femininity, from Hollywood to Miss America to Playboy.

當上世紀80年代的反婦女解放思潮蔓延到90年代,心理學家開始通過《拯救奧利菲婭》(Reviving Ophelia)等暢銷書對女孩的自信心危機發出警報。安妮塔·希爾在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闡釋何為性騷擾,大學校園裡女性報告的性侵事件多到驚人。新的女權主義浪潮正在興起,芭比也被捲入其中。她不自然的身材比例是個問題,現實中不可能有那種連重要臟器都無處安放的腰臀比。後來,她那無法無視的金髮和白皮膚也成了問題。儘管黑人和拉丁裔芭比在1980年就已問世,還有上世紀80年代的「世界芭比」等特別收藏系列,但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芭比——那個符號,原形芭比,唯一正宗的芭比——代表的是西方的理想審美,從好萊塢到「美國小姐」再到《花花公子》,這種審美已被刻入美國裝飾性女性氣質的習俗之中。

 

As with every iteration of feminism, those of us in the third wave that rose in the ’90s had to grapple with the missteps, misgivings and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Barbie certainly wasn’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but she was, after all, right there, nakedly and even proudly what we would come to term problematic. So we donned our hot-pink hair shirts.

正如每一次女權主義浪潮一樣,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第三波女權浪潮的我們不得不去面對前人的行差踏錯、憂慮困擾和未竟事業。芭比當然不是最重要的議題,但她畢竟就在那裡,毫無遮掩甚至是自豪地成為我們稱為「存在問題」的物品。於是我們穿起粉色的剛毛衫折磨自己。

 

Barbie’s overlords were also being humbled. In 1992, Mattel introduced Teen Talk Barbie, which uttered, among other phrases, a chirpy “Math class is tough!” confirming that the historically trend-savvy brand was falling behind the times — and prompting criticism from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Mattel’s litigious responses to things like the 1998 intersectional feminist body-image essay collection “Adios, Barbie” and Aqua’s gratingly ubiquitous earworm “Barbie Girl” didn’t help its P.R. Mattel celebrated Barbie’s 40th birthday in 1999 with a brand overhaul that shifted focus from dolls to actual girls, debuting an ad campaign that exhorted its young audience to “become your own hero.”

芭比的主宰者也已經不能再肆無忌憚。1992年美泰推出了「會說話的少年芭比」,她的發言包括一句俏皮的「數學課真難!」,證明了這個歷來緊跟潮流的品牌已經落後於時代,並招致美國大學女性協會的批評。美泰對1998年出版的多元交織性女權主義身體意象文集《再見,芭比》(Adios, Barbie)以及水叮噹(Aqua)的洗腦神曲《芭比女孩》(Barbie Girl)做出的訴訟回應對公司的公關處境也沒什麼好處。1999年,為慶祝芭比誕生40週年,美泰對品牌進行了重塑,將焦點從玩偶轉移到真實的女孩身上,推出了一系列廣告宣傳片,鼓勵年輕觀眾「做自己的英雄」。

 

The “Barbie” movie is also about becoming your own hero or at least taking a hero’s journey — one that leads Barbie into a real world that, for the most part, finds her either dangerous or irrelevant. It’s a fitting approach, since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Barbie has always been our reactions to her. Some reviews have said the film suffers from an attempt by the director, Greta Gerwig, to incorporate the breadth of the Barbie discourse, causing a narrative overload. But how could it not, given just how much discourse Barbie has inspired over 64 years?

電影《芭比》也是關於如何做自己的英雄,或者至少踏上英雄之旅的故事,片中的芭比被帶入現實世界,她發現自己在其中要麼身陷危險,要麼無關緊要。這種情節編排恰如其分,因為芭比最有意思的一點從來都是我們對她的態度。有評論表示,由於導演格蕾塔·葛韋格試圖將芭比的寬泛話題融入到影片之中,導致敘事過載。但考慮到芭比在過去64年裡引發了多少討論,敘事怎可能不多?

 

There’s a different film — the 2018 documentary “Tiny Shoulders: Rethinking Barbie” — that, for me, helps put that discourse in context. “Tiny Shoulders” chronicled Mattel as a company in crisis: Faced with shrinking revenues and declining audience interest, the company was poised in 2016 to introduce a collection of dolls whose skin tones and body types tick a few diversity boxes.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e film, alongside the Barbie historians M.G. Lord and Amanda Foreman and the feminist authors Roxane Gay (a contributing Opinion writer) and Gloria Steinem, with each of us offering context and commentary on Barbie’s place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women’s lives.

在我看來,另一部影片——2018年的紀錄片《迷你肩膀:再造芭比》(Tiny Shoulders: Rethinking Barbie)——有助於為這些話語提供語境。片中的美泰是一家危機重重的公司:面對營收縮水和顧客興趣的喪失,公司準備在2016年推出一個膚色和體型都符合一些多樣性標準的玩偶系列。我與研究芭比發展史的M·G·羅德和阿曼達·福爾曼、女權作家羅克珊·蓋伊(時報觀點作家)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都在片中接受了採訪,對芭比在女性生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提供了背景和評論。

 

I didn’t realize the film’s narrative would essentially serve as a Mattel redemption arc. When I saw the finished film, I realiz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I had gone from a guileless Barbie consumer to an enlightened Barbie renouncer to an unwitting Barbie P.R. booster.

沒想到那部影片的敘事最終會變成美泰的洗白。看完全片後,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就是從一個天真質樸的芭比消費者成為覺醒的芭比厭棄者,再變成了一個不明真相的芭比公關推動者。

 

Yet for all the ways Barbie has evolved, so have our expectations for her. As Michelle Chidoni, Mattel’s P.R. chief (or, as she describes herself, “Barbie’s publicist”), said, inspiring the documentary’s title, Barbie holds the weigh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worth of beauty standards and feminist analysis on her tiny shoulders. Those shoulders might get the occasional refashioning — to make them more athletic or fleshier or more diverse in hue or, in the case of this new film, more self-aware of the weight they’ve been tasked with carrying — but tha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we keep adding standards for her to live up to. As a symbol, Barbie is so complicated as to be useless. But as a vessel, she’s proved remarkably durable.

雖然芭比早已面目全非,但我們對她的期待也是一變再變。正如美泰公關負責人米歇爾·奇多尼(她自稱「芭比公關」)所說,這部紀錄片片名的意思就是,芭比小小的肩膀承載了幾代人的審美標準和女權解構的重量。這些肩膀可能時不時被重塑——變得更健壯、更豐滿、有更多樣的膚色,或是像這部新電影一樣,更能自主意識到它們負擔的重任——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我們一直在為她增添需要達到的標準。作為一個象徵符號的芭比是如此複雜,以至於失去了實際用途。但作為一種載體,她被證明是經久不衰的。

 

I’m willing to acknowledge — even mock — my once-reflexive feminist rejection of everything Barbie: She never had to be a zero-sum figure, a thing you were either with or against. Many of us definitely saw her that way. That we did speaks only to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a world that, even now, isn’t sure whether women can be free of stereotypes or expectations and be allowed to simply exist.

 

我願意承認——甚至是嘲諷——我的女權主義立場曾令我不假思索地拒絕關於芭比的一切:她從來都不是個非黑即白的人物,不支持就得反對。我們中的許多人肯定是這樣看待她的。這種現狀只能說明困難依舊存在,即使到了現在,這個世界還是不確定女性能否擺脫刻板印象或期望,能否就那麼簡簡單單地存在著。

 

Andi Zeisler是《We Were Feminists Once: From Riot Grrrl to CoverGirl,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 Political Movement》一書的作者。

 

翻譯:明齋、Harry Wong

 

紐約時報: 為什麼芭比到今天依然重要?

紐約時報中英雙語                                             2023-7-24

Barbie Has Never Been a Great Symbol, but She’s an Excellent Mirror

 

The “Barbie” movie arrives today as the culmination of a nearly 15-year process that started when Universal Pictures acquired the rights to the character — which isn’t an unusually long time in Hollywood, where scripts regularly languish in turnaround until a combination of big names and deep pockets brings them to life. But Barbie’s film debut also comes in the context of a much longer and more tortuous journey with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at its core: After all these years, does Barbie still matter? And if she does, then … why?

環球影業獲得芭比版權15年後,《芭比》終於上映了,這個時間對好萊塢來說不算特別久,畢竟劇本常常陷入不斷修改的苦境,直到有一天大人物和雄厚資金聯手將它搬上熒幕。但《芭比》走向銀幕的過程有著一個格外漫長而痛苦的背景,決定它生死的核心問題是:這麼多年過去了,芭比還重要嗎?如果重要的話,是為什麼?

 

From the moment Barbara Millicent Roberts — Barbie — came on the scene in 1959, the doll was controversial. Male toy executives, conditioned to believe that little girls wanted to play with babies, were flummoxed by this representation of a fully grown woman. But little girls, as they do, understood. Barbie became a sensation. And then a lightning rod. Then a concern. For the past 64 years, Barbie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ountless debates about who women are, who they should be, how they look and what they want.

自1959年芭芭拉·米利森特·羅伯茨——芭比——問世以來,這個娃娃一直是個爭議。玩具製造商的男性高管慣常地認為小女孩喜歡玩嬰兒娃娃,這樣的成年女性娃娃形象讓他們感到困惑。但小女孩們不困惑,她們懂。芭比紅極一時。然後招來批評。然後變成了令人擔憂的問題。在過去的64年裡,芭比娃娃一直處於無數爭論的中心:何為女性,她們應該是什麼人,她們應該是什麼樣子,以及她們想要什麼。

 

Barbie looms as simultaneously an unrealistically proportioned airhead and a striving Everywoman. Most of the time she can’t utter a word, yet she’s believed to speak for a critical mass of us. Perhaps that’s why the “Barbie” movie that finally exists is the only one that could exist: one that acknowledges and embraces that weirdness under the vigilant gaze of a corporate chaperone. The trailer’s tagline (“If you love Barbie, this movie is for you. If you hate Barbie, this movie is for you.”) is confirmation that Barbie is, in the most literal way, everyone’s business.

芭比既以一個身材比例不切實際、頭腦簡單的女人形象出現,又代表了努力奮鬥的普通女人。她大多數時候不會說話,但被認為代表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最終面世的《芭比》電影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芭比電影:一部在企業監護人警惕的目光下承認並擁抱這種怪異的電影。預告片的口號(「如果你喜歡芭比,你應該看這部電影。如果你討厭芭比,你應該看這部電影。」)以最直白的方式表明,芭比和每個人都相關。

 

I get it. At 6 years old, I was offered a choice between two dolls for my birthday: the Bionic Woman or Barbie. I didn’t, in contemporary toy-representation parlance, see myself in Barbie; the Bionic Woman’s brown hair and jumpsuit much more accurately mirrored my ponytail and hand-me-down corduroy overalls. Barbie, with her white-blond cascade of flosslike hair and a plunge-necked pink dress, was nothing like any woman I’d ever seen. Wasn’t that the point?

我能理解。6歲生日的時候,有兩個娃娃供我選擇:「無敵女金剛」或芭比。用當下談論玩偶代表性的慣用語來講,我沒有在芭比身上「看到我自己」;而無敵女金剛的棕色頭髮和連體衣更像是我的鏡像——一個梳著馬尾辮,穿著別人穿剩下的燈芯絨連體衣的女孩。芭比的層層金髮如絲綢一般,穿著深V粉色連衣裙,完全不像任何我見過的女性。可是,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I chose Barbie.

我選擇了芭比。

 

In my childhood, the doll was always there — perched on my dresser, toted along on car trips, surfing the waves of my bathtub on a tortoiseshell comb. She was more distant in my adulthood, as Barbie had become a subject of feminist concern. I followed many authors, artists, musicians and assorted culture jammers who were publicly working out their own Barbie issues in fascinating ways. Along the way, I realized this: Barbie is that childish thing none of us can put away, because as long as she’s existed, she’s never been a child. Rather, she’s been an emblem, a scapegoat, a lightning rod, a target and, most of all, a mirror. However we feel about Barbie at a given moment says a lot more about us than it does about Barbie.

在我的童年裡,這個娃娃一直在那裡——坐在我的梳妝台上,在汽車旅行中陪伴我,在我的浴缸裡,站在我的玳瑁梳上衝浪。成年後,我和她疏遠了,因為芭比成了女性主義者關注的話題。我關注了許多作家、藝術家、音樂家以及各種文化反堵人士,他們用及其有趣的方式公開解決自己的芭比困境。一路走來,我意識到:芭比是我們誰都無法擺脫的孩童玩物,因為自問世以來,她從來不是孩子。相反,她是一個象徵、一個替罪羊、一個眾矢之的、一個被針對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她是一面鏡子。然而,我們在某個特定時刻對芭比的感覺更多地反映了我們自己,而不是芭比本身。

 

When the 1980s backlash against women’s liberation bled into the ’90s, psychologists started raising the alarm over a crisis in girls’ confidence in best-selling books like “Reviving Ophelia.” Anita Hill was explaining sexual harassment to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and women on college campuses were reporting an alarming incidence of sexual assaults. A new wave of feminism was cresting, and it was dragging Barbie under. There was the matter of her unnatural proportions, like a waist-to-hip ratio that could not exist in real life without sacrificing key internal organs. Later, it was her inescapable blondness and whiteness. Despite introductions of Black and Latina Barbies in 1980, along with special collections like the 1980s’ Barbies of the World, everyone knew the real Barbie — the icon, the ur-Barbie, the one true Barbie — was a testament to the same Western beauty ideal inscribed into America’s other institutions of ornamental femininity, from Hollywood to Miss America to Playboy.

當上世紀80年代的反婦女解放思潮蔓延到90年代,心理學家開始通過《拯救奧利菲婭》(Reviving Ophelia)等暢銷書對女孩的自信心危機發出警報。安妮塔·希爾在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闡釋何為性騷擾,大學校園裡女性報告的性侵事件多到驚人。新的女權主義浪潮正在興起,芭比也被捲入其中。她不自然的身材比例是個問題,現實中不可能有那種連重要臟器都無處安放的腰臀比。後來,她那無法無視的金髮和白皮膚也成了問題。儘管黑人和拉丁裔芭比在1980年就已問世,還有上世紀80年代的「世界芭比」等特別收藏系列,但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芭比——那個符號,原形芭比,唯一正宗的芭比——代表的是西方的理想審美,從好萊塢到「美國小姐」再到《花花公子》,這種審美已被刻入美國裝飾性女性氣質的習俗之中。

 

As with every iteration of feminism, those of us in the third wave that rose in the ’90s had to grapple with the missteps, misgivings and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Barbie certainly wasn’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but she was, after all, right there, nakedly and even proudly what we would come to term problematic. So we donned our hot-pink hair shirts.

正如每一次女權主義浪潮一樣,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第三波女權浪潮的我們不得不去面對前人的行差踏錯、憂慮困擾和未竟事業。芭比當然不是最重要的議題,但她畢竟就在那裡,毫無遮掩甚至是自豪地成為我們稱為「存在問題」的物品。於是我們穿起粉色的剛毛衫折磨自己。

 

Barbie’s overlords were also being humbled. In 1992, Mattel introduced Teen Talk Barbie, which uttered, among other phrases, a chirpy “Math class is tough!” confirming that the historically trend-savvy brand was falling behind the times — and prompting criticism from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Mattel’s litigious responses to things like the 1998 intersectional feminist body-image essay collection “Adios, Barbie” and Aqua’s gratingly ubiquitous earworm “Barbie Girl” didn’t help its P.R. Mattel celebrated Barbie’s 40th birthday in 1999 with a brand overhaul that shifted focus from dolls to actual girls, debuting an ad campaign that exhorted its young audience to “become your own hero.”

芭比的主宰者也已經不能再肆無忌憚。1992年美泰推出了「會說話的少年芭比」,她的發言包括一句俏皮的「數學課真難!」,證明了這個歷來緊跟潮流的品牌已經落後於時代,並招致美國大學女性協會的批評。美泰對1998年出版的多元交織性女權主義身體意象文集《再見,芭比》(Adios, Barbie)以及水叮噹(Aqua)的洗腦神曲《芭比女孩》(Barbie Girl)做出的訴訟回應對公司的公關處境也沒什麼好處。1999年,為慶祝芭比誕生40週年,美泰對品牌進行了重塑,將焦點從玩偶轉移到真實的女孩身上,推出了一系列廣告宣傳片,鼓勵年輕觀眾「做自己的英雄」。

 

The “Barbie” movie is also about becoming your own hero or at least taking a hero’s journey — one that leads Barbie into a real world that, for the most part, finds her either dangerous or irrelevant. It’s a fitting approach, since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Barbie has always been our reactions to her. Some reviews have said the film suffers from an attempt by the director, Greta Gerwig, to incorporate the breadth of the Barbie discourse, causing a narrative overload. But how could it not, given just how much discourse Barbie has inspired over 64 years?

電影《芭比》也是關於如何做自己的英雄,或者至少踏上英雄之旅的故事,片中的芭比被帶入現實世界,她發現自己在其中要麼身陷危險,要麼無關緊要。這種情節編排恰如其分,因為芭比最有意思的一點從來都是我們對她的態度。有評論表示,由於導演格蕾塔·葛韋格試圖將芭比的寬泛話題融入到影片之中,導致敘事過載。但考慮到芭比在過去64年裡引發了多少討論,敘事怎可能不多?

 

There’s a different film — the 2018 documentary “Tiny Shoulders: Rethinking Barbie” — that, for me, helps put that discourse in context. “Tiny Shoulders” chronicled Mattel as a company in crisis: Faced with shrinking revenues and declining audience interest, the company was poised in 2016 to introduce a collection of dolls whose skin tones and body types tick a few diversity boxes.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e film, alongside the Barbie historians M.G. Lord and Amanda Foreman and the feminist authors Roxane Gay (a contributing Opinion writer) and Gloria Steinem, with each of us offering context and commentary on Barbie’s place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women’s lives.

在我看來,另一部影片——2018年的紀錄片《迷你肩膀:再造芭比》(Tiny Shoulders: Rethinking Barbie)——有助於為這些話語提供語境。片中的美泰是一家危機重重的公司:面對營收縮水和顧客興趣的喪失,公司準備在2016年推出一個膚色和體型都符合一些多樣性標準的玩偶系列。我與研究芭比發展史的M·G·羅德和阿曼達·福爾曼、女權作家羅克珊·蓋伊(時報觀點作家)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都在片中接受了採訪,對芭比在女性生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提供了背景和評論。

 

I didn’t realize the film’s narrative would essentially serve as a Mattel redemption arc. When I saw the finished film, I realiz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I had gone from a guileless Barbie consumer to an enlightened Barbie renouncer to an unwitting Barbie P.R. booster.

沒想到那部影片的敘事最終會變成美泰的洗白。看完全片後,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就是從一個天真質樸的芭比消費者成為覺醒的芭比厭棄者,再變成了一個不明真相的芭比公關推動者。

 

Yet for all the ways Barbie has evolved, so have our expectations for her. As Michelle Chidoni, Mattel’s P.R. chief (or, as she describes herself, “Barbie’s publicist”), said, inspiring the documentary’s title, Barbie holds the weigh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worth of beauty standards and feminist analysis on her tiny shoulders. Those shoulders might get the occasional refashioning — to make them more athletic or fleshier or more diverse in hue or, in the case of this new film, more self-aware of the weight they’ve been tasked with carrying — but tha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we keep adding standards for her to live up to. As a symbol, Barbie is so complicated as to be useless. But as a vessel, she’s proved remarkably durable.

雖然芭比早已面目全非,但我們對她的期待也是一變再變。正如美泰公關負責人米歇爾·奇多尼(她自稱「芭比公關」)所說,這部紀錄片片名的意思就是,芭比小小的肩膀承載了幾代人的審美標準和女權解構的重量。這些肩膀可能時不時被重塑——變得更健壯、更豐滿、有更多樣的膚色,或是像這部新電影一樣,更能自主意識到它們負擔的重任——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我們一直在為她增添需要達到的標準。作為一個象徵符號的芭比是如此複雜,以至於失去了實際用途。但作為一種載體,她被證明是經久不衰的。

 

I’m willing to acknowledge — even mock — my once-reflexive feminist rejection of everything Barbie: She never had to be a zero-sum figure, a thing you were either with or against. Many of us definitely saw her that way. That we did speaks only to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a world that, even now, isn’t sure whether women can be free of stereotypes or expectations and be allowed to simply exist.

 

我願意承認——甚至是嘲諷——我的女權主義立場曾令我不假思索地拒絕關於芭比的一切:她從來都不是個非黑即白的人物,不支持就得反對。我們中的許多人肯定是這樣看待她的。這種現狀只能說明困難依舊存在,即使到了現在,這個世界還是不確定女性能否擺脫刻板印象或期望,能否就那麼簡簡單單地存在著。

 

Andi Zeisler是《We Were Feminists Once: From Riot Grrrl to CoverGirl,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 Political Movement》一書的作者。

 

翻譯:明齋、Harry Wong

 

 

六四反革命遺孀攜女「走線」背後的故事

 

中國婦權張菁採訪報導                 2023-07-1

 

張艷,一個衣著樸實的中國婦女,個子不高,不施脂粉,除一雙閃爍著堅毅眼神的眼睛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這樣一位普普通通的母親,竟然帶著11歲和13歲的兩個未成年女兒,湧入了浩浩蕩盪的華人「走線」大軍。她們穿越中南美洲八國,其中7個國家是偷渡,一路披荊斬棘,最終成功抵達美國。一個堅強的母親、兩個勇敢的女兒,為自由義無反顧,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自由魂之歌。

 

2023年6月27日張艷和兩女兒在紐約皇后區一公園與朋友野餐。(圖片:張菁)

 

 

是什麼力量讓這位母親捨棄家園故土,毅然而然攜2女挺而走險?

 

 

原來「走線母女」背後的故事驚心動魄,更催人淚下。它和1989年6.4熱血青年、反革命集團、牢獄、恐嚇、監控、再拘留、直到被死亡,連成一條血淚斑斑的時空鎖鏈。「走線母女」的一家之主李金鴻,正是這條鎖鏈上歷盡煎熬的中國湖南異見人士,他的遭遇是默默無聞的先行者的典型範例之一。

 

李金鴻為何窮一生只為理想中的民主自由?

 

 

六四反黨分子 出獄後仍遭管控

 

李金鴻1963年出生在湖南株洲,受過高等教育,曾是湖南資興工商銀行幹部。1989年6.4時期投身民主運動,他和朋友們一起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反對政府鎮壓學生,並組建了旨在要「政治上民主,經濟上開放,高度文明國家」 的政治組織。 1989年11月共同創辦組織成員同時被抓捕,分別關押三個月後五人以「反革命組織罪」被起訴,並判刑8~1年不等刑期。李金鴻4年刑滿後仍繼續受到迫害、監控及騷擾。他回不去原單位,靠打零工生活。1999年及2006年先後被拘留及秘密關押。 2007年經民運友人余志堅介紹,與志同道合的張艷在當地一間基督教堂舉行了婚禮。那時李金鴻一貧如洗,但張豔沒有嫌棄他,他們相親相愛,後來還有了兩個可愛的女兒。

 

1990年湖南宣判的反革命集團判決書第一頁。
第四頁五人案判決書。

 

第五頁包括李金鴻在內的五人被判刑1年~8年不等。

 

張艷說:李金鴻一直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儘管他大學畢業,多才多藝,還會篆刻,寫一手漂亮的書法。而遭抄家、威脅、警告、騷擾、脅迫、刁難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在過年過節、六四前後、或西方國家領導人來訪的敏感日子。

 

張艷回憶說:「2009年快過年,我第一次跟國安打交道時,我當時懷孕了,公安到家裡來抄家,沒有搜查令也沒有穿制服,我說:你們這是非法闖入民宅。這時,公安直接對著李金鴻威脅說:‘李金鴻,你要管好你的‘堂客’(湖南話是老婆的意思),要不然,你的‘堂客’怎麼死你都不知道。」

 

「因為李金鴻一直受到國安的威脅,他知道他們什麼事情都乾得出來的,所以他後來有些事情就不告訴我了。他說過:你不知道那你就是最安全的,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不安全了。」張艷說。自此李金鴻就不告訴張艷關於他遭受打壓的相關事情。

 

2011年,李金鴻大女兒患病無足夠錢醫治,海外民運人士得知後,通過澳洲的孫立勇捐助了一千美金(約6836元人民幣),作為孩子的醫療補助,但湖南省株洲市國家安全局竟然將此一醫療捐款以李金鴻「有串供嫌疑」而當作保釋金沒收了。他們甚至直接就先從與西聯匯款合作的當地銀行提取這筆匯款,不需要經李金鴻知道或同意。國安沒收的捐款+李金鴻一家的存款總額,一共是8883元人民幣(見下面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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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日,與李金鴻一起創建組織而被判刑的同案好友陳學金病逝,陳學金也長期遭監控,抑鬱寡歡,後來索性出家,但生活貧困,有病也無錢醫治。張艷回憶說:「李金鴻得知李金鴻病逝的消息後,立即準備動身奔喪,但是湖南株洲國保卻阻止他參加葬禮,並以李金鴻孩子的安全來威脅他,國保說,李金鴻,你的兩個崽崽(意指2女兒)在株洲的XX小學讀書,你的崽崽還很小叻!李金鴻聽到這句話後哭了,他知道國保拿他的孩子來威脅他。 他也知道,他們真的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李金鴻出獄後曾多次被拘押。圖為2011年李金鴻的取保候審書。

 

李金鴻對張艷說:「我們已經有兩個小孩了,我隨時會失踪的,但至少要保證你是安全的,如果你不安全,孩子們就沒有人管了。」

 

張艷回憶說:後來李金鴻找到了一份在醫院做醫療清潔的工作,每天處理醫院用過的醫療垃圾。,020年我丈夫車禍身亡前不久,也就是武漢疫情爆發大封城,李文亮醫生去世了,丈夫曾對我說過:可能要出大事……。也許我要死了。我們必須有一個人要活下來照顧孩子們……。不久,車禍真的離奇的發生了。

 

 

張艷懷疑丈夫車禍不同尋常

 

李金鴻離奇車禍身亡疑點重重,如警方始終沒有對方肇事時的行車時速紀錄、事發地點小區附近的四個監控攝像頭壞了三個:包括街道上一個360度的大監控攝像頭都壞了,小區門口唯一一個沒有壞的攝像頭卻被幾輛巴士擋住,看不見車禍發生的經過,只看見車禍發生後,有人走過來拖起被撞倒在地上的李金鴻,試圖背起他,不行又放他在地上。本身是護士並有醫生資格證的張艷,要求做屍體檢查,以查明丈夫的真正死亡原因,但全城的相關屍檢單位沒有一個願意接受張豔的請求。

 

張艷和一個8歲、一個10歲的兩個女兒,剎那間失去了丈夫和爸爸,她們所承受的打擊可想而知。在李金鴻找到這份工作之前的日子,張豔外出工作,兩個女兒都是他尿布、餵食、清潔、送學校……。大女兒在醫院停屍間見到一動不動的爸爸,哭著喊著捶打著爸爸的腳:你不是我們的好朋友嗎?好朋友怎麼就離開我們了?你怎麼說話不算話呀!說好的和我們永遠在一起,你為什麼一個人走了不管我們了?

 

與同案好友陳學金一樣,李金鴻的葬禮也不准其他好友參加,同為坐牢的「反革命同案」同案好友蔣復興,要前來看李金鴻最後一眼,但被公安及國保強力阻攔,他被控制在家中不能出門。張豔的哥哥張永紅全力幫助妹妹處理大大小小的事務。葬禮那天,張永紅的手機被國保人員搶走,他錄下的葬禮視頻被強行刪除。張永紅奮起與國保理論,當場還被辱罵及腳踢。

 

接下來,政府多部門介入,要求張艷盡快與肇事方達成協議,以便盡快火化遺體。張艷一心想要做屍體檢驗報告,釐清丈夫死亡的真正原因。但是,國保、公安及政法辦多方阻擾,利用李金鴻母親以死向張艷施壓,要求她盡快火化李金鴻;還以張艷已經通過了律師考試的侄子能否拿到律師資格來脅迫。張艷身心疲憊,最後同意火化李金鴻,後來也達成了賠償協議。肇事方賠償醫療費,其工作單位也因李金鴻在上班的路上車禍,也做出了工傷意外賠償。一共約170萬人民幣(約24萬美金),除去醫療、安葬、律師費等等費用,所剩並不多。

 

李金鴻的死亡,政府認定的又一個「不安定因素」消失了,國保們可以鬆一口氣。

 

六四遺孀 攜女挺而「走線」

 

2023年初,看到抖音、微信大量視頻圖片,張艷為孩子前途著想,萌生了遠走他鄉異國的念頭,她想,這也能一圓先夫李金鴻的自由夢。張艷與女兒們商量,結果一致認為很好,兩女兒願勇敢去一試。張艷在哥哥的幫助支持下,決定就用孩子爸爸的死亡賠償金,為孩子們鋪墊一條通往自由國度的路,無論前路多麼曲折坎坷,也比孩子們在中國無限傷感、受欺負好。於是,張艷將所有的文件及丈夫的照片都整理收進了自己的手機裡。 2023年4月初的一天,兩女兒在媽媽和舅舅陪同下,一起登上香港飛往中南美洲危地馬拉的飛機,開啟了他們正式挺而「走線」的行程。

 

2023年4月初的一天,張艷和哥哥帶著兩個女兒終於先搭高鐵進入香港,再搭飛機離開了中國。他們飛向西方轉機土耳其,再飛過大西洋,落地中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基多。第二天他們馬不停蹄地一路北上,搭巴士、坐小船、走過悶熱的亞馬遜叢林、翻過陡峭的山崖和荒蕪人煙的野地,一連穿越了8個國家,從橫跨南美洲西海岸赤道國家的厄瓜多爾開始,經過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墨西哥,整整一個月,最終進入了美墨接壤的德克薩斯州境內。

 

地圖取自Google.

視頻來自張艷。

 

張豔大女兒一腳趾甲發炎,她只能忍著疼痛翻山越嶺。(視頻來自張艷)

 

視頻來自張艷。

 

在美國境內,再經歷德州移民拘留所兩次轉移,大約兩週後的五月下旬,張艷及2個女兒來到紐約投靠了曾到湖南傳教的牧師友人,數日後,張豔哥哥張永紅也到了紐約,一家人團聚了。
…

 

採訪張艷娘母的張菁問11歲的小女兒:走線的路上累不累?
女孩想都不想就回說:不累!
又問:翻山越嶺、坐船、趕夜路你怕不怕?
小姑娘堅定的說:不怕。
喜不喜歡美國?喜歡。

 

多堅強的孩子!遺傳了爸爸的執著和媽媽的堅韌,還有基督徒父母的感恩之心。「走線」太艱難、語言溝通太麻煩,沒有動搖她們的熱情,跟著媽媽去參加大人們的活動也不嫌煩,這對小姐妹認定的就是「喜歡」美國。

 

同走線來的另一家人,還有一個更小的兒子,與張艷女兒一起玩耍。(圖片來自張艷)

 

搭上大巴士,是走線途中最舒服的行程。(圖片來自張艷)

 

張艷和哥哥以及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終於成功來到了嚮往已久的紐約,租住在華人聚居地的法拉盛,算是初步安定下來。但新的國度展開新的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成功走線,接踵而來還有待徹底解決的身份問題、孩子上學以及工作、生活等等問題,一個全新而陌生的生活,張艷面臨的是另一個千頭萬緒。但是她感到欣慰,這不是先夫李金鴻窮一生要追尋的民主自由生活嗎?她帶著兩個女兒來到了這自由之都,她幫他做到了!更值得欣慰的是她幫兩個可愛的女兒搭建了一座通往自由的橋樑,她們前途似錦,她們從此擺脫公安、國保的威脅、騷擾,她們從此可以在自由自在的環境裡,有尊嚴的生活、學習和工作。

 

是的,很快,她們一家已經有了免費的醫療保險,孩子也已經安排好了學校,整個暑假都在學校上免費的英語補習課,以提高她們9月份開學後的英語溝通能力。當然,上學和午餐都是免費,這可減輕張艷很大一部份經濟壓力。

 

張艷平時在家做飯做家務,民運人權團體有活動她都積極參加。今年六四她第一次大聲的喊出「打到中國共產黨」時,激動得淚流滿面,她終於替冤死的丈夫喊出了他憋在心裡多年話。帶著孩子到紐約中央去為劉曉波和李文亮的長椅紀念牌獻花時,張豔感概萬千。

 

張艷帶兩女兒參加紐約中央公園劉曉波和李文亮紀念長椅獻花活動。

 

 

7月陽光燦爛,在紐約中央公園活動後回家的路上,張菁和張艷三娘母在一家速食店Wendy’s進餐。說到餐食口味,兩女兒異口同聲地說:爸爸做的飯最好吃。大女兒說,爸爸什麼都會做。兩女孩說到爸爸時,臉上一陣歡快純真的笑容,但很快又顯示出嚴肅的表情,不難看出,孩子心裡對爸爸的思念都顯現在臉上,畢竟媽媽上班,爸爸長期在家照顧她們,陪她們長大。如今好日子到來,卻沒了爸爸的身影,月圓的時候,人缺,孩子們心裡的苦楚怎易揮之得去!

 

美國是孩子的希望,孩子是父母的希望。張艷和女兒們能夠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就是其為人夫為人父的李金鴻自1989年起追求的理想中的生活,相信他在天之靈將守護在這孤兒寡母身邊,欣慰地看著孩子們健康成長。張艷對新的生活充滿信心,她說:美國真的很好,太人道了,我們來到這裡沒有為美國出過一分錢的力,沒有做過任何工作,就得到了很多免費的服務和福利。真的,太感謝美國了。

 

懂感恩,是人性中良善的重要品質。願張艷和兩女兒的平安喜樂、前程似錦。

 

在文學中為流亡藏人建立家園

轉自紐約時報:TENZIN TSAGONG                 2023-7-12

 

 

布瓊索南開始靠讀書和寫作來應對流亡帶來的「無窮無盡的障礙」。 PORAS CHAUDHA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82年冬天,布瓊索南(Bhuchung Sonam)離開了在西藏中部的家,和父親一起長途跋涉了五天,穿越喜馬拉雅山來到尼泊爾邊境。當時他只有11歲左右,幾乎不知道他們出逃的原因——中國對他的家鄉長達數十年的殖民統治——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從此永離故土,與母親和六個兄弟姐妹天各一方。

 

抵達尼泊爾後,布瓊索南和父親去了鄰國印度的一個佛教聖地朝聖,那裡是達賴喇嘛和許多流亡藏人的駐地。父親沒有太多解釋就返回了西藏,把布瓊索南留下來,由他家的一個朋友照顧。

 

布瓊索南從此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因為在他上高二那年,父親去世了。他最後一次與母親通話是九年前。在那次短暫通話中,母親承諾:「我們還會再見面。」但布瓊索南那時已經知道,西藏的政治現狀讓見面幾乎不可能。

 

他說,在沒有親人的異國他鄉生活,一切都新鮮:香蕉、豆泥糊、出了名的印度季風。寫作和文學成了幫助他在失去故土和家人後繼續生存的靈丹妙方。「寫作封蓋了痛苦,」他說。「那是一個與流亡帶來的極為嚴酷且無休止的障礙和挑戰進行談判的過程。」

 

他成了一名作家和編輯,發表了九本詩集和選集。但可以說,他對文學更重要的貢獻是擔任TibetWrites的編輯和出版商,那是一個發表藏人寫作的出版社和在線平台。如今,20年前成立的TibetWrites及其出版分支Blackneck已出版了50多本書,成為藏人文學生態系統一個規模雖小但仍在增長的推動力。

 

隨著中國政府繼續壓制西藏、拘留西藏作家和知識分子,許多藏人說,布瓊索南的出版社為一個應對流亡生活的無國籍群體提供了一種家的感覺,讓文學成了民族國家的替代物。

 

「我不可能在西藏土地上生活,」作家、編輯丹增·迪基(Tenzin Dickie)說,「但我能在藏文學中生活。」

 

創辦TibetWrites的想法始於2003年。在德里一家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布瓊索南回到了印度達蘭薩拉,與作家、活動人士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建立了聯繫。丹增尊珠與布瓊索南一樣,也對藏人作家有限的出版途徑感到擔憂,尤其是缺乏用英文發表藏人世俗文學的途徑。當時,布瓊索南正在編輯《流亡的繆斯》(Old Demons, New Deities),他相信這是第一本用英文發表的藏人詩選。但那只是一本選集。他想為培養藏文學傳統做更多的事情。

 

一千多年來,藏文學一直把佛教對開悟的追求當作中心,迪基認為這與小說截然相反。迪基在她編輯的一本故事選集《舊魔新神》的序言中寫道,「佛教的理想一直是消除慾望」,而「小說當然是從慾望開始的」。

 

在西藏從事寫作的人需要繞過審查制度的限制,而藏人在印度經營的出版物把重點主要放在佛教、歷史和政治上。布瓊索南覺得,生活在西方的藏人作家需要努力處理以精神世界為焦點的敘事將藏人的經歷扁平化的問題。他相信,藏人編輯能為藏人作家塑造自己的聲音和情感提供最好的幫助。

 

除了20世紀70年代末由德里大學的藏人學生創辦的一本短命文學雜誌外,藏人作家幾乎沒有途徑發表以普通民眾的生活經歷為題材的作品,尤其是流亡藏人的經歷。

 

布瓊索南、丹增尊珠,以及另一名創始人決定為來自西藏和僑居海外的作家創建一個在線平台。經過慎重考慮後,他們仨給公司起名「TibetWrites」。布瓊索南說,這個宣言性的名字要求世界「首先將藏人作為人」看待。

 

布瓊索南與丹增尊珠的合作茁壯成長。沒過幾年,他們就開始以Blackneck這個品牌出版自己的書籍。布瓊索南是兩人中性格比較安靜、說話比較溫和的一個,他負責編輯工作。丹增尊珠更加直言不諱,他負責營銷工作。頭上戴著一條紅色圍巾的丹增尊珠發誓,在西藏擺脫中國統治之前不會把圍巾摘掉。

 

他們出版的書籍包括第三代流亡藏人凱桑(Kaysang)的女權主義詩集《破碎的肖像》(Broken Portraits),以及講述藏人流亡政府官員1980年訪問西藏經歷的《旺都日記》(Wangdu’s Diary)。

 

布瓊索南和丹增尊珠都是在家上班,而且都是無償工作。直到幾年前,由於TibetWrites極少的預算,印刷書籍的費用一直由作家承擔。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出版平台和廣告宣傳。

 

 

「我們不得不將西藏作為一種理念保持下去並予以加強,」布瓊索南說,「而而藝術做的就是這個。」 PORAS CHAUDHA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除了出版藏人作家用英文寫作的的原創作品外,布瓊索南也把藏文作品翻譯成英文。去年,他的譯作在義大利獲得了奧斯塔納獎,該獎旨在表彰那些幫助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作家。

 

布瓊索南在出版西藏作家作品的譯作時,不尋求版權許可,這是一個存在巨大法律風險的不尋常做法。他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讓作家面臨危險,他說:如果中國政府拿到西藏作家與流亡者或(用中國政府的話說)「分裂分子」勾結的證據的話,他們可能會面臨牢獄之災。

 

學者雪莉·博伊爾是《抵抗混合:流亡藏人的新敘事》(Resistant Hybridities: New Narratives of Exile Tibet)一書的編輯,她讚揚布瓊索南的出版社幫助改變了外界對西藏和藏人作家的看法。「他讓世界看到藏人是他們自己故事的寫作者,」她說。

 

博伊爾說,通過用英文出版來自西藏的文學,使其在旅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其中許多人不認識藏文)中廣泛傳播,布瓊索南也「讓手足之情延伸到所有藏人中,跨越了國界,跨越了喜馬拉雅山」。

 

學術界也在關注TibetWrites。博伊爾已注意到,在傳統上主要關注佛教和歷史研究的領域,人們對藏文學的興趣已有所增加。布瓊索南經常收到學者和其他對藏文學感興趣的人的詢問。

 

布瓊索南在他編輯的短篇小說和詩集《藍天下》(Under the Blue Skies)中收錄了旅居紐約的年輕藏族作家拉魯古瑪旺傑(Luguma Wangje)寫的故事後,一家大學出版社與後者進行聯繫,希望在一個選集中使用她的作品。

 

雖然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布瓊索南鼓勵旺傑,敦促她繼續寫作。「他是激勵我寫作的導師,」旺傑說。

 

TibetWrites是否會讓作家在藏文學領域外取得成功還有待判斷。但旅居加拿大的藏人作家、TibetWrites的合作者次仁央宗拉馬 (Tsering Yangzom Lama)在電子郵件中寫道,她的小說《我們用身體丈量地球》(We Measure the Earth With Our Bodies)的成功表明,「讀者渴望看到藏人的故事」,這部小說已在去年由布魯姆斯伯裡出版社出版。迪基也對TibetWrites很快將為作家開啟職業生涯充滿希望:「如果還沒有的話,它一定會。」

 

布瓊索南和丹真宗智也在試圖糾正藏文與西方語言間翻譯的不平衡。西方已經翻譯了許多藏文作品,主要是佛教文獻,布瓊索南說:「我們擁有的東西,我們都提供給了世界。」

 

但被翻譯成藏文的西方作品卻很少。他正在努力補償,已開始翻譯約翰·斯坦貝克的《珍珠》和查爾斯·狄更斯的《遠大前程》等書。

 

出乎意料的是,隨著TibetWrites及其讀者群的增加,布瓊索南開始收到來自非藏人作家的投稿,其中包括印度和西方作家。但他仍堅持認為,他的出版社是專門出版藏人作品的,因為藏人幾乎沒有進入更主流出版的途徑。

 

西藏境內的藏人也在注意他的出版社。布瓊索南說,那裡的一名朋友告訴他,作家們正在詢問流亡作家的情況,包括布瓊索南本人的情況。知道自己的工作正在西藏得到承認,堅定了他致力於文學的內在價值、讓文學為西藏自決運動服務的決心。

 

「在我們找到政治解決方案之前,我們不得不將西藏作為一種理念保持下去並予以加強,無論你稱它為家園還是理念,」他說,「而藝術做的就是這個。」

 

 

 

维权者梁颂基一家困泰国 呼吁紧急救援

暴政被害人梁颂基                  2023-7-13

 

 

本网编者按:梁颂基是广州市荔湾区异见人士,街头民主践行者,中国曾押政治犯。2014年8月20日,梁颂基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判刑10个月; 2018年10月梁颂基又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20年获释。

 

梁颂基及妻女一家三口被困泰国。

 

 

我是中共暴政被害人,抗争者~广州荔湾梁颂基。今天是2023年7月13日。本人于日前与妻黄燕雯,女儿黄梓翘分别逃离东亚大陆沦陷区,于泰国会合。

 

我连家和房子都不要了,我连血债,钱债也暂时不计较不追究了,带上借来的数万元,净身出境了,正欲携同妻女乘机远赴厄瓜多尔,只想逃离中共的魔爪。

 

日前,在支付宝的携程里购买了卡塔尔航空,于2023年07月13日. 08:45起飞的机票。当我check in的时候,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只刷了护照,连任何材料都不看就直接告知我,他们刚收到厄瓜政府外交部的通知:禁止我一家入境。目前,我正在万素机场抗争。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情况,我的身份是真实的,护照也是合法的,此外,还准备好了离境机票,酒店订单,中厄两国外交部发表的互免签声明,关于covid19的健康申报,还有传说中的免面试续签的expired美国个人签证,等全部文件。

 

我很清楚,我哪怕是我激活了美签,我女儿和女人也难以顺利获得美签。因此,我为幸存下去,要奔赴自由,只能选择最劣等的方案~一家人齐齐整整飞往厄国,有多远离中共!

 

但现实是,航空公司无情与拒绝,和快速反应使我明白了根本原因:我依然没有摆脱中共的魔爪。我已经走投无路,我已经被中共及其獠牙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开女散,倾家荡产,前途尽毁了。

 

直到今天,雯毅然决定离职,抛弃中共教育,带女儿回到我身边。她们也回不了头了。哪怕回去东亚大陆的话,也面临失业与失学。我得让我的家人获得自由,不再受迫害,我只有往前勇闯一条路了。

 

特此,大声向我曾经的队友呐喊,再次站起来,举牌的时间到了!

 

更呼吁,各界媒体,自由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你们有知情的必要。

 

广州荔湾中共暴政被害人,抗争者:广州荔湾梁颂基。

Tel:+66813240532

 

 

劉曉波逝世6週年 紐約連場活動紀念

中國婦權張菁圖文報導                               2023-07-14

 

 

7月13日是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六週年紀念日。下午3時,「紐約六四紀念館」舉行劉曉波逝世六週年紀念會,首映紀錄片《劉曉波在福爾摩沙》。當天晚8點「美國筆會」等組織在紐約中央公園舉辦「為劉曉波守夜」的文學藝術活動。

 

與會者觀看紀錄片《劉曉波在福爾摩挲》。              (Photo by WRIC)

 

1989年六.四參與者劉曉波先生在2008年因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2009年遭到北京當局指控觸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 2010年劉曉波在監獄服刑期間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這位當代中國人權鬥士卻不被允許出席頒獎禮,結果主辦單位在頒獎台上放置了一張空座椅,引起全世界人們對劉曉波的關注。

 

2017年7月13,劉曉波「被肝癌」死於被嚴密監控、形同獄中的北京一家醫院,引發全球對中共專制的譴責。

 

「紐約六四紀念館」理事長王丹人在台灣,他在視頻發言中說,紀念劉曉波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他留下的大量文字,繼續他未竟的事業。在于大海的主持下,胡平等十多位背景與六四相關或劉曉波的生前友人,在現場或以視頻表達了對劉曉波的思念和敬仰,並譴責中共專制政權殘酷的政治迫害。

 

追思紀念會上放映了旅居德國的作家廖亦武參與演出和製作的紀錄片《劉曉波在福爾摩挲》。

 

人在台灣的王丹以視頻發言。

 

胡平發言。

 

于大海為劉曉波的家庭友人發言做翻譯。

 

周峰鎖發言。

 

呂京花發言。

 

劉念春發言。

 

廖亦武發言。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向「六四紀念館」贈送絕版的劉曉波著作《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注:該書由前勞改基金會創辦人吳弘達先生於生前出版。2018年12月10日張菁等人在華盛頓DC的勞改基金會旗下的勞改紀念館門前的街邊的大回收垃圾桶裡拾起,同時捨得的還有其他各種精裝書籍和資料。所有垃圾桶裡的這些書籍正等待DC環衛工人的回收垃圾車運走。)

 

當晚八點,「美國筆會」、「中國人權」及「獨立中文筆會」主辦的紀念劉曉波逝世6週年的守夜活動,在紐約中央公園一張鑲有劉曉波名牌的長椅旁舉行。由筆會亞洲區代表Manojna Yeluri,主持,周峰鎖、呂京花、楊子立等多人致辭悼念。曹雅學現場為英語發言者翻譯。

 

最後,數十與會者舉起蠟燭,紀念活動在「中國婦權」李青帶領大家唱《歷史的傷口》的歌聲中結束。

 

廖亦武在劉曉波長椅子上吹起哀凄婉轉的思念之曲。

 

Manojna Yeluri 為詩人黃翔朗讀他的英文詩。

 

美國筆會作家朗誦她的詩句。

 

曹雅學臨時為Manojna Yeluri 做口譯。

 

王清營(右)與同來紀念劉曉波的藏人朋友。

 

楊子立代表獨立中文筆會發言。

 

李青帶領大家唱1989年的六四之歌《歷史的傷口》。

 

 

 

中国十万弃婴在美国长大了

转自:陌上美国                                  2023-07-06

 

 

自从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截止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

 

根据美国政府相关收养管理机构统计数据,美国是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收养的中国孤儿当中约88%为女童,患有先天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却占约80%,到2021年,即近十万名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弃婴与孤儿被美国的家庭收养了。美国人需要收养中国孤儿,一般会寻找类似于CCAI(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这样的中介机构,由他们代理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与中国政府接洽等等一切繁琐的事宜。美国收养家庭需要为之平均支出3-4万美金,包含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孩子,等待收养的时间平均为两年。不是每个家庭都适合领养孩子,中国的领养机构通过审查申请人的财务、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确保为这些孤儿们找到好的养父母,目前尚未听到有美国家庭后悔当初领养孩子。

 

美国政府虽然有残疾人的保护法,但没有提供对于这类特殊收养家庭的特殊补助,收养一名残障孩子就意味着母亲必须放弃工作全职照看,需要付出的身心精力时间经济都是非常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的疾病都需要治疗,护理费用。难能宝贵的是,美国家庭教会了这些孩子什么是爱,当这些美国的爸爸妈妈给已经懂事的孩子解释什么是“收养”时,会告诉他们:“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只是当时他们无法给你足够的爱,而恰好我们能够。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来爱你。” 2019年7月世界游泳锦标赛中,一位刚刚19岁的蝶式游泳项目选手玛姬•麦克尼尔(Maggie MacNeil),以55.83秒打破女子百米蝶式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她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大一学生,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小女孩和妹妹都曾是在中国的弃婴,很小的时候就被养父母收养,今天的成就与收养的父母的爱心与投入分不开。

 

蝶式游泳项目大学生选手玛姬•麦克尼尔(Maggie MacNeil),以55.83秒打破女子百米蝶式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像玛姬•麦克尼尔能有今天的成就,无疑是幸运的,被收养的健康弃婴的命运是美好的,你也许能正常理解,那么对那些残障的孩子,特别是很严重残障的孩子,被美国的家庭收养后命运完全翻转,你会怎么想呢?如果你有一个残疾残障的孩子,你会愿意全身心去抚养他们吗?你会去收养一个弃婴与孤儿吗?你会去收养一个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弃婴与孤儿吗?当你持否定的答案时,带着这样问题与疑惑,思想一下是什么原因让这九万个残疾残障的弃婴与孤儿,能够漂洋过海来到美的国,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残障孩子的一些故事吧。

 

今年15岁的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出生时没有右前臂和右手,被父母遗弃在孤儿福利院,被来自美国的凯西(Kathy)收养。如今他已经成为美国波士顿剑桥林奇拉丁高中校队首发后卫,在一次比赛中他单场命中8个三分球,全场得到32分。

 

 

本·皮姆洛特的母亲一共收养了三个来自中国的孩子,皮姆洛特是家中最小的,还有两个姐姐。

 

这位身高5英尺7英寸的后卫在没有右前臂和右手的情况下,5岁开始踢足球,在健身房里每天度过了无数个小时,提高他的接球和射球能力,从未因他残疾造成的固有困难而望而却步。之后,他很快就和18岁的姐姐Maggie一起去剑桥周围的众多篮球场。开始练习打篮球,“我家里从来没有很多事可做,”皮姆洛特说,“我们没有电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因为篮球场到处都是,而剑桥是以篮球为基础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玩篮球。”皮姆洛特刻苦的练习以左臂为导向,用缩短的右臂稳定球并跟随他的左手,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投射手。 “他的适应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凯西谈到她的儿子。皮姆洛特说:“我想激励人们,一切皆有可能。有一只手臂让我意识到,人们能够看到、听到甚至行走是多么幸运。”

 

与此同时,皮姆洛特却要求比赛永远不要给他任何残疾的偏袒。美国夫妇Kristy和丈夫来中国领养弃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佳佳,在第一眼就被Kristy和她的丈夫爱上了,佳佳出生时患有唇腭裂就遭父母遗弃。Kristy和丈夫把佳佳很快接到美国,花了2.5万美元做了唇腭裂修复手术。

 

当佳佳快三岁时,即2018年2月,养母Kristy就开始为自己中国女儿佳佳寻找亲生父母。Kristy说:“我们一直叫她佳佳,没给她取英文名字,就是为了让她的亲生父母更容易找到她。”“她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2011年6月9日,在常州市武进区焦溪影剧院广场上被人发现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弃婴,由派出所民警将孩子送到了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在她两岁半的时候被美国妈妈米歇尔收养,取名为甜甜。

 

 

今年已经8岁的甜甜需要接受一次更换心脏瓣膜的手术。为了给甜甜治病,需要亲人的配合,了解甜甜相关的家族史,米歇尔曾两次带着甜甜来到中国,到江苏省寻找孩子的父母。

 

“我的亲生父母一定非常爱我,所以他们把我放在了这里(广场)”快乐活泼的甜甜举着一个写着这样字的牌子,录制了视频,放在网路上,期望找到亲生父母。遗憾的是,到目前仍然未能找到任何线索。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甜甜享受着养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幸福而快乐地成长着。

 

现住在佛罗里达北边的牧师Rob Braniff与太太前后共领养了三位有残疾的中国孩子,视为掌上明珠,他们的爱心故事非常感人。2017年8月4日,Rob牧师曾在南佛州迈阿密的一间教会与许多华人分享他们的故事与美好的见证。

 

 

住在美国的犹他州,现年9岁的SophiGreen,她天生残疾无双臂,虽然有双腿,右脚却无腓骨,所以比左腿短一截,一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成了孤儿。

 

 

2010年,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Christina和Jeremy来到了她所在的河南孤儿院。当时他们准备收养她双目失明的姐姐Lexi,但当他们见到了Sophi,深深地被Sophi可怜的模样打动了。他们决定同时收养这可怜的姐妹俩,把他们带到了美国。

 

Christina和Jeremy很快的发现,Sophi是一个非常坚强有韧性的孩子,虽然没有手,但是她非常努力的用脚来生活。加上Sophi,她的养父母一共收养了7个孤儿,而这七个人都是身体患有残疾的孩子。他们有些有严重的心脏病,有些需要坐轮椅,其中还有三个孩子眼睛看不见。

 

让人开心的是,在这特殊的家庭里从来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Sophi虽然没有手,在学校用脚写字,学习很努力,与同学相处很好。Sophi的哥哥眼睛虽然失明了,在家里为她的舞蹈弹琴伴奏,互相的搭配陪伴,家庭充满爱与欢乐。

 

 

道格拉斯和他的妻子阿曼达是美国密苏里州人,他们是一对很有爱心的夫妇,他们育有3个女儿,但是这个家庭却有7个孩子。阿曼达是电台主持人,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一些收养了残疾孤儿的朋友,于是她也决定收养一些无家可归的残疾孤儿,夫妇俩先后共收养了湖北的四个残疾孤儿。

 

 

2008年,Yihan是被遗弃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福利院的孤儿,全身超过80%烧伤,Calabia收养了她。在马里兰州,Yihan参加空手道班课程,她与妈妈Calabia在空手道课前车里聊天。

 

 

Celese和丈夫在美国都是医生,他们在中国先后领养了四个身体有疾病的孤儿,自己没有生孩子。大女儿May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二女儿Aaron是先天性脊柱裂,生下来的时候脊柱就是敞开。三儿子Noah患有脊膜膨出,小女儿Tilley则是一穴肛。

 

 

在威斯康星州,贺尔夫妇(Hierl)共收养两名患有心脏病的中国儿童。2012年,贺尔夫妇来到上海残疾儿童,收养了六岁的布鲁克林(Brooklyn)。

 

 

今年2月,贺尔太太(Ellen)单独去中国福建石狮收养了第二个女儿,五岁的茉莉(Molly)。当贺尔夫妇养了第一个女儿三个月后,贺尔被诊断患上脑瘤,贺尔曾经是美国家庭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的项目经理,两年多后,贺尔去世。布鲁克林非常爱她的养父。布鲁克林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现在妈妈与两个女儿欢乐喜悦得生活在一起。

 

 

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满脸的泪水,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与感慨,他们哪里拥有这伟大的爱,力量,能力与喜乐?

 

这些收养中国残障弃婴与孩子的美国人,都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敬畏生命,因着敬畏生命而不愿放弃每一个生命!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与所有其他的孩子都一样拥有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力!都是人类的宝贝,不管出生在哪里。

 

 

 

 

又是幼兒園遭血洗 廣東廉江男子濫殺6死1傷

中國廣東廉江市今(10)日晨早發生一起故意砍人事件,一名25歲的吳姓嫌犯,持刀在某幼兒園行兇,造成6死1傷的慘劇。

 

據廉江市公安局通報,7月10日上午7點40分左右,廉江市橫山鎮發生一起故意砍人案,警方到場時,已經有6人死亡,1人受傷。警方在上午8點多,逮捕行兇的25歲吳姓嫌犯。

 

廣東省廉江縣某幼兒園發生歹徒持刀砍人案,造成6死1傷,歹徒隨後遭警方逮捕。(網絡圖片)

 

有目擊者指出,這名吳姓男子,持刀在幼兒園內行兇,幼兒園門外有一名小孩和兩名成年人受傷倒地。網傳有多名師生及家長被砍。廉江市教育局人員表示已經立即處理。

 

去年8月,江西省就有一名兇嫌持刀闖入一間幼稚園行兇,造成3死6傷。2021年4月,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市也有一間幼兒園遭因男子持刀砍了18名師生,其中兩名孩童不幸身亡。2020年6月,廣西壯族自治區蒼梧縣一間小學發生保全持刀傷人案,造成39人受傷。2018年10月,重慶也有一間幼兒園發生持刀傷人案,傷及14名孩童。

 

體操冠軍他也下手囚百餘年 美「狼醫」獄中被刺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2023-07-10

 

遭控長期對選手性侵害及性虐待而被定罪的美國奧運體操代表隊前任隊醫納瑟(Larry Nassar),9日在佛羅裡達州聯邦監獄裡與另一名受刑人發生肢體衝突,被刺數刀。美聯社報導指出,兩名知情人士透露,事件發生於佛州的柯爾曼美國聯邦監獄(United States Penitentiary Coleman),納瑟胸部、背部被刀刺傷。 59歲的納瑟10日狀態穩定。

 

狼醫納瑟被刺後,網友評論一邊倒叫好,有人拍手稱讚這是「替天行道」。美國各州監獄裡凡是強姦尤其是強姦幼女幼兒的人,一般都會遭到其他服刑人霸凌,難在監獄交到朋友,這是監獄一條無論是管教人員還是服刑人都心照不宣的規矩。

 

受害者權益倡導者莎拉·克萊因(Sarah Klein)律師說:「我希望他因倖存者的聲音而面臨嚴厲的監禁」。她是第一位被納薩爾虐待的已知女性。 「我絕對不支持暴力,因為這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對納瑟來說死亡太便宜了他。」

 

納瑟最初被送往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一所監獄,遭到襲擊後,當局將納薩爾轉移到目前最高安全級別的聯邦監獄,距離坦帕約 90 分鐘車程。

 

Form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USA Gymnastics doctor Larry Nassar appears at Ingham County Circuit Court on November 22, 2017 in Lansing, Michigan.
Former USA Gymnastics team doctor Lawrence (Larry) Nassar, accused of molesting dozens of female athletes over several decades, on Wednesday pleaded guilty to multiple counts of criminal sexual conduct. Nassar — who was involved with USA Gymnastics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and worked with the country’s gymnasts at four separate Olympic Games — could face at least 25 years in prison on the charges brought in Michigan.
/ AFP PHOTO / JEFF KOWALSKYJEFF KOWALSKY/AFP/Getty Images

前密歇根州立大學和美國體操隊醫生拉里·納瑟 (Larry Nassar) 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在密歇根州蘭辛的英厄姆縣巡迴法院出庭。 Jeff Kowalsky / 法新社

 

納瑟於 2017 年因兒童色情罪名被判處 60 年監禁。 2018年,他因性侵體操運動員(包括奧運會獎牌獲得者)而被追加判處40至175年監禁。 2018 年 2 月,他在密歇根州伊頓縣承認另外三項性侵犯罪,並在密歇根州監獄被追加 40 至 125 年徒刑。

 

2015 年,FBI開始調查包括奧運會金牌得主西蒙·拜爾斯 (Simone Biles) 在內的 100 多名女性,但已經造成延誤,FBI 被指「對受害者的視而不見,是縱容性侵狼醫的幫兇。」一年多後,受害者集體向聯邦政府索賠超過 10 億美元。而納薩爾於 2016 年被密歇根州立大學警方逮捕 。

 

被指控錯失阻止納薩爾的機會的密歇根州立大學同意向遭受納薩爾性侵犯的 300 多名婦女和女孩支付 5 億美元。美國體操協會和美國奧林匹克和殘奧委員會達成了 3.8 億美元的和解協議。

抑鬱症又奪李玟命 尾數逢3年份港星殞落

綜合報導                                   2023-07-07

 

香港樂壇天后李玟(CoCo)離世終年48歲,消息震撼眾多樂迷,網民大感惋惜及不捨。也有網民熱議,今年剛好是2023年,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幾乎每次年份為數字3結尾,都總有香港娛樂圈巨星逝世,由武打巨星李小龍到傅聲,樂壇的Beyond成員黃家駒與陳百強,再到張國榮與梅艷芳,個個巨星早逝,令人唏噓不已。

 

Youtube截圖.

港星張國榮(右)與梅艷芳在2003年先後離世,圖為兩人在「胭脂扣」的搭檔,膾炙人口。(取材自IMDb)港星張國榮(右)與梅艷芳在2003年先後離世,圖為兩人在「胭脂扣」的搭檔,膾炙人口。(取材自IMDb)

 

 

Beyond主唱黃家駒在日本發生意外。(取材自臉書)
Beyond主唱黃家駒在日本發生意外。(取材自臉書)

 

香港01報導,李玟離世引起網民關注,不少網民直呼「好邪」,有人稱昨晚一聽到李玟死訊,都即時聯想到,好像只要是「3字尾」的年份,香港娛樂圈都會傳來巨星殞落噩耗。

回顧過去半世紀,香港娛樂圈的確幾乎每隔10年都有星光殞落,早於1973年,年僅32歲的李小龍逝世猝死家中,到1983年香港邵氏功夫男星傅聲車禍身亡,至1993年的黃家駒與陳百強分別因日本拍攝意外及生病離世,再到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的2003年,那年大家先後失去了張國榮與梅艷芳。

 

有人質疑2013年似乎打破了魔咒,但有網民提醒,當年樂壇也失去了創作女歌手陳僖儀這個新星,她當年因車禍不幸身亡,去世時年僅26歲,令人惋惜。

 

逢3字尾娛圈必傳死訊的疑雲令部分網民大呼「恐怖」,亦有理性網民指其實每年都有不少娛樂圈中人離世,無謂太過杞人憂天,反認為與其待有人離世後才說可惜,不如趁還可以時多珍惜,平日網上留言留一線,多欣賞本地娛樂圈中人作品。

 

此外,今年也是張國榮逝世20周年,20年前的香港瑪麗醫院送走他,如今也送走天后CoCo。和李玟一樣,因憂鬱症自殺的香港明星,還有張國榮、翁美玲、陳百強。

 

2003年4月1日,張國榮在中環文華東方酒店24樓墜樓死亡,年僅46歲。墜樓現場留有張國榮遺書,稱自己長時間受情緒困擾。

 

1983年版翁美玲飾演「黃蓉」,靈動活潑。(取材自微博)
1983年版翁美玲飾演「黃蓉」,靈動活潑。(取材自微博)

翁美玲在1983版經典「射鵰英雄傳」中扮演黃蓉。1985年5月14日,她致電友人稱「透露做人很辛苦、活著沒意思」,喝了半瓶白蘭地並在家打開煤氣,了結生命,年僅26歲。

 

歌手陳百強(左)和張國榮的早逝,都讓粉絲感到惋惜。(取材自微博)
歌手陳百強(左)和張國榮的早逝,都讓粉絲感到惋惜。(取材自微博)

風度翩翩的歌手陳百強,曾多次提到自己性格憂鬱、長期失眠及易情緒低落。1992年1月18日,他以酒吞服安眠藥後深度昏迷,17個月後,1993年10月因腦衰竭而去世,終年35歲。

 

 

中越邊境重開 走私「越南新娘」死灰復燃

綜合報導                                   2023-07-07

 

據越南公安部的通報,今年2月,位於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薄寮省警方摧毀了一個走私16歲以下少女的犯罪團伙。這些少女受騙之後被賣到中國,雖然都未成年,卻被賣去給中國的光棍漢當新娘。這則新聞引起了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

 

歷時三年的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中國政府為了阻止越南人進入中國,沿著中越邊界建立了一道12英尺的高牆。這雖然增加了人口走私的難度和成本,但犯罪團伙仍然有辦法繞道將婦女和少女走私販賣進中國。雖然販賣越南新娘的非法活動直線下降,一度幾乎為零。但是,隨著中國在疫情結束後重新全面開放邊界,走私和販運越南新娘的惡行又死灰復燃。

 

2023年5月在中國與越南接壤的廣西靖西市靠近中越邊境處,一輛七人座越野車意外墜崖,車內塞進的14人中,有11人不幸喪生。當地媒體報導說,死者中包括九名越南人,但是越南媒體則說,死者都是越南人。

 

《華爾街日報》6月30日專門就中國走私和販運越南新娘的現狀做了一篇特別報導。《華爾街日報》引述當地人權團體的話說,這些罹難的越南人很可能是被走私販賣到中國去的越南女子,而廣西靖西當地官員則表示,他們正在對這起人口走私案進行調查。

 

中國婦權組織的創辦人張菁在2021年3月的「聯合國婦女論壇」上,發表演了關於《中國真實的婦女社會地位》報告,其中一節提到人口走私的「越南新娘」,她指出:2002年之後,陸續出現介紹越南女孩的職業婚介,越南新娘來華網絡先從廣西、福建開始,隨後,迅速傳入廣東粵北地區,再進入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直至東三省。2010年,社交媒體上的「越南新娘」被貼上了更多標籤:越南出口的特產,光棍節網購的爆款,集體逃跑的常客,人口販子的獵物,電線桿上廣告的主角,甚至是色情場所裡招攬生意的招牌。 2011年以來,「越南新娘」購買價從平均每人4.26萬元飆升至7.6萬元,中間人也可獲得1萬元介紹費。到了2019年,若新娘跑掉後,中間人包換另一個新娘的價格高達16萬人民幣。

 

這是中國婦權截圖自2017年《今日頭條》。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張菁舉例說:2014年5月13日下午,無錫錫山公安分局厚橋派出所接110報稱:厚橋大誠苑小區307號101室有個小姑娘跑出來大聲喊「救命」。小姑娘自稱名叫黃氏湖,17歲,是越南老街市人,是被人拐賣來的。人販子聯手戶籍民警搞到一個戶籍,該越南女子搖身一變成了“中國人”,她被再次以4.26萬~7.6萬元不等的價格出售。中間介紹人,每次拿到介紹費9000~10000元不等。

 

張菁報告中還指出,當然,這是案發後才被允許報導出來的故事,大多數越南乃至東南亞其它國家和從朝鮮被拐賣來的女孩,不懂中文,求助無門,她們根本沒有辦法逃出魔掌。據《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報導:在中國,據不完全統計,越南新娘已超過10萬,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數,她們大多身處農村,貧窮,且沒有戶籍。在此之後,人販子們避過高喊嚴打」口號的那一陣子後,照樣幹著走私人口及買賣新娘的勾當。

 

人權團體認為,隨著疫情的解除和邊界的開放,向中國走私和販運越南婦女和少女的案子日益增加。由於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中國婚齡內男子比女子多出大約4000萬人,加上彩禮費用持續飆漲,很多中國男子,特別是邊遠地區的男子根本無法通過正常的方式獲得婚姻,其中有少數人無奈之下被迫花錢購買一個東南亞等國家的外籍新娘。

 

《華爾街日報》指出,越南近年來青年人失業率非常高。很多越南婦女和少女誤以為中國經濟比越南好,中國人也比越南人有錢,所以願意冒險前往中國淘金。人口販運者沒有告訴她們的是,中國疫後經濟復甦緩慢,而且年輕人的失業率也非常高。

 

“我們看到的是(走私婦女)現象又在慢慢恢復,部分原因是需求並未消失,」辦公室位於泰國的《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費爾·羅伯森(Phil Robertson)對《華爾街日報》說。 「中國的性別失衡仍然存在,而走私婦女和少女仍然可以賺大錢」。

 

羅伯森表示,走私者有時會以高薪工作引誘越南婦女上鉤,也有人假裝與越南少女談朋友而勾引她們前往中國。

 

這是2015年的明碼標價:每個越南新娘4萬人民幣。(中國婦權截圖自《今日頭條》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走私和販賣婦女和少女的活動除了在中越邊境相當猖獗外,在中國與朝鮮接壤的地方也很嚴重。有國際救援團體向《華爾街日報》表示,很多逃離朝鮮進入中國的婦女因生活所迫,或者被人拉去賣淫,或者賣給出不起天價彩禮錢的中國光棍漢。

 

但是一旦這些人被中國當局發現和抓獲,她們又會因為非法入境而遭到拘留。人權團體估計,目前有將近2000名朝鮮人被關押在中國與朝鮮接壤處的拘留中心內。一旦平壤重開因為新冠疫情而關閉的邊界,中國政府就可能開始向朝鮮遣返這些非法越境進入中國的朝鮮婦女。

 

《華爾街日報》引述人權團體的話說,被賣到中國與中國男子結婚的朝鮮婦女一旦遭到遣返,有可能被當局送往勞改營,甚至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