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方刚所著《換偶（共偶）者：亲密关系研究》第九章第1节，全书30多万字，该书出版事宜商谈：fanggang@vip.sohu.com ）

一，“被动”，但并非“被迫”

本研究也显示，虽然女性更多是被男性伴侣“说服”参与共偶，但是，她们只能算是“被动”，而非“被迫”。二者的差别非常大。如果女性是“被迫”参与共偶 的，则是对女性的人身侵犯。但“被动”则不等于“被迫”。在父权体制的社会中，主流社会针对男女有着不同的性价值观塑造，这种双重标准使得男女对于性的欲 求是不同的，对于自我欲求的认知与追求也是不同的。男人被鼓励在性上积极、主动、进取，不断猎艳，而女人被鼓励消极、被动、“守贞”、纯洁、“不好色”， 等等。所以，女性的欲求被压抑了，女性很少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对性的多元方式的向往，即使在有幻想之后，也羞于去主动追求，更不敢轻易对自己的伴侣说出 来。而男性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因此，“被动”不等于说女性不情愿，而可能是女性被“启发”的过程。

作为单男的小台，参与到“王哥”、“王嫂”的共偶活动中，同这对夫妻交往非常深入，对他们夫妻走向共偶的心路历程也便有些了解，他说：“是王哥主导的，王 哥能力强，做事干脆利落。王姐就是被王哥灌输的，他经常给她看看那种网站。凭王姐，她自己不会去找那些的，她上网都不会。”小台也是王哥在网上聊到后，直 接开房带进宾馆，然后王哥又去把太太接来，借口说有个朋友在那里开房，去洗澡方便，把王姐“骗”来了。但不能因此便简单认定王姐是“被迫”的，因为王姐又 说：“傻子都明白是你们布的局。”也就是说，在事先准备后，半推半就中，开始了第一次。

王姐的这种半推半就的“装傻”行为，我们认为充其量表现的是“不主动”而已，而非“被迫”。在性行为的表达中，作为一种典型的性别模式，就是男性主动采取 行为而女性被动进行反应。男性主动、女性回应的社会角色在异性恋的性活动或潜在的性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由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是要主动、占主导地位、要表 现得强有力，所以当他们展示这些特点的时候要比不展示这些特点的时候更有吸引能力。在男性占据主导、女性受他人“主宰”的时候，一些人会因此更加舒服自 在。

本研究中，接受访谈的女性对自己加入“共偶游戏”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虽然一开始可能未必是由女性主动发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都仅仅是“加入”的解释而已，而通过女性对“理由”的赋予这一行为本身，也许我们能看到女性在共偶中“被动”的根源。

受访者小雯被一个男人拉着玩双飞时，先说不想做，但是因为男人对她有一件事很关心，她有些感动，就说：“做。帮你圆一个梦想。”小雯承认，内心可能并非完全不想，只是在犹豫，需要理由和勇气，答谢男人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和勇气。

小京也是，她曾说可以接受和两个男人一起玩，因为“两女一男是陪别人玩，两男一女是自己玩。”但是，当她的情人真找来一个男人要玩时，小京看着那个男 人又觉得没感觉了，不愿意了。后来一次，情人又约她和小雯一起玩，小京也说没有兴趣，但转天遇到了几个女同性恋，她们和小京说：“你应该去和女人试试，不 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女人。”小京心血来潮，就同意和小雯一起玩了。这个转变的理由，也很突然。

在笔者看来，小雯和小京都没有性的守贞观念，也都并不认为多人性行为是坏事，但是，她们毕竟都受着社会整体性观念的影响，无法做真实的自己。当将性看作一 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这许多的迟疑与反复。而如果是普通的一次朋友帮忙，无性的，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想法。因此，实际上，女性被动本身是由于主 流性规范对性行为多元选择的禁忌与污名造成的。而女性参与共偶行为中意愿的被动性，远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强烈，其中的阻碍，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可能 被突破，而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理由就是“我愿意”。

当社会文化要求女性在性方面需要保持矜持、克制、被动状态的时候，我们很难要求女性在“共偶”这样的禁忌性行为中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真实的现象是，女 性在伴侣的带领下，尝试着、摸索着的参与“共偶”，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突破内心的禁忌，由被动到自发到自觉，去实现自己在“共偶”中获得快乐的权利。这难道 不是女性走向解放的另一条道路么？

单男青山关于自己经历的描述中，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女人由“被动”到“自觉”的过程。

在接受我访问时，青山已经以单男身份和五对夫妻或情侣有过3P。他总结说，第一次玩的夫妻，妻子比较紧张；而如果玩的次数多了，女性的反应就不一样了。

青山举例说，第4次3P时，活动中的女性还是第一次玩共偶。对方是一对情人，男人50多岁，女人20多岁。青山称那个男人为“老头”，我们也不妨照搬。房间内，女人很窘迫，不说话。老头指导青山：“摸她，给她脱鞋……”女人不让，自己脱了鞋。

青山觉得自己比以往每次都尴尬，因为是第一次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做。

青山让女孩子坐自己身边，隔着浴巾摸她。女孩子站起来，浴巾掉了。老人说：“这就对了。”又问青山：“怎么样，比你以前玩过的都好多了吧？”

青山说：“确实，胸部一点儿都没有下坠。”

青山很快泄了。老头说：“你还不如我呢。我让你看看，不是我老马不行。”

老头问青山：“怎么样，下面是不是很紧。”

青山说：“对，正因为紧才射的快呢。”

老头说：“不要太紧张，尝试一下抱她是什么感觉。”

……

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女性一直在被被动地摆弄，而且，身体隐秘部分被公然地谈论、品评，仿佛是一个物体，而不是独立的人。但是，女人并不因此而反感，甚至享受这一过程。

青山第5次3P时也差不多，对方的男人动手动脚，把女人衣服脱了，示意青山过去，青山舔她乳头，冲凉。青山说：“摸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让女的兴奋起来。”

但是，青山接触到的第3对夫妻，则完全不同。“这对夫妻玩这个很久了，妻子已经很主动了。”

共偶次数多了，经验丰富了，女性就不再是被动地被摆弄了，这可以理解为女性已经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去掉了文化加在她们心理和行为上的羞涩的面纱，可以放松身心，像男人一样自由地享受这个性爱游戏的过程了。

赵姐有过两次3P体验。但她自己也不确定这是否可以算3P。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有一个情人，这二人一直想把赵姐带进来玩3P。但是，赵姐对女人没有感觉，对那个男人更没有感觉。那二人有几次特意在赵姐面前做爱，赵姐也只是当平常景看，毫无兴奋感。

但有一次，三人在室内时，赵姐和那女朋友忽然有了拍裸体照片的冲突，那男子便为她们拍。拍了很长时间，拍完后，男子开始摸赵姐。赵姐本心仍然没有做爱的欲望，但是，她说：“可是，有时事情不由得自己。老Z开始用手抚摸我，我没有拒绝。因为他为我们拍照有功吧。拍完裸照做爱也顺理成章。而且C女跟我说过几次，老Z对我很感兴趣。我一笑而已，因为我对他不感兴趣。可是今天不同，要顺时嘛。老Z把他的不大不小的阴茎插入我体内的时候，我也不兴奋，因为没有做爱的氛围。老Z是很负责任的男人，面面俱到。而我心思不怎么集中。终于在他的不断努力下我有了些快感，并且‘啊’地大叫了一声，他很兴奋地泄了。”赵姐评论此事件：“这就像游戏，不像做爱。”

从中，我们依旧看到了女性的被动顺从。但同样的“被动”，在赵姐的理解中，就消解了更多的负面意义。赵姐“这就像游戏，不像做爱”的评价，让我们看到，在 赵姐看来，单纯的插入性交和她认为的“做爱”是不同的，赵姐对做爱赋予了和性游戏完全不同的概念。性游戏中，自己的情绪可以完全出于抽离的状态，“要顺 时”，表达了赵姐对性游戏并非保守的态度。但在这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没有必要遮掩，自己“不兴奋”、“心思不集中”，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 看到，在赵姐看似“被动”的状态中，却丝毫没有任何“被强迫”的委屈，而我们恰恰看到了她对于“性”的自主态度——游戏而已，何必认真。

库克夫妻曾与8对夫妻共偶，他说：“似乎我们经历过的8对夫妻朋友们都是一个模子，我自己家也是作为丈夫的我先提出，好象没有女士先提出的，至少我没碰到过。这可能跟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思维的束缚有关。”

库克接触过的八对夫妻中，他编号六号家庭的，妻子年龄大丈夫一岁，共偶由丈夫提出，妻子在婚姻中也一直扮演姐姐和母亲的角色，对丈夫比较“溺爱”，所以拗 不过老公的要求，而被动参与游戏，对游戏不喜欢也不反感。库克说：“被动参与不同于被强迫，只是我觉得这位妻子的参与不是因为本身渴望此类游戏，而是希望 满足丈夫而勉强接受。她的心理层面与共偶者有很大不同。”

我们可以将库克提供的6号 家庭的妻子理解为在共偶关系中的被动一方，她完全出于丈夫的需求而勉强接受，我们也看到，这种勉强接受是由于其在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一方的地位决定的，这种 地位要求她去主动理解丈夫，而更少关心自己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她在共偶过程中是“被迫”的，但我们需要正视这对夫妻间存在的权力关系。

异性恋关系中的权力观点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谁去理解谁。男性在异性恋的关系中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在共偶的关系中，女性便经常需要去理 解男性的欲求。默斯坦认为，要使关系成功地发展下去，弱者需要去理解强者。由于强有力的一方处于要求更多回报的位置，较弱的一方就不得不去理解伴侣，以期 待找到取悦伴侣的方式。如米勒所表述的那样，“服从者对控制更了解，远远超出控制者对服从者的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种模式不受性别限制：拥有较小 权力的一方需要去理解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但是，由于男性的权力总是大于女性，通常是女性对男性伴侣的理解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男性对女性伴侣 的理解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莎伦·布雷姆等，2005：158－160）

亲密关系的理论认为，对亲密伴侣幸福的依赖可以引起投入，体现了继续维持关系的意图。而在本研究中，“投入”可以被理解为接受伴侣提出的共偶要求。投入的 人会表现出更大的牺牲的意愿，为了有助于关系而牺牲自我利益。他们做那些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时候不会去做的事，或者不会去做他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是为了有 益于伴侣或者促进关系的发展。

投入改变了人们对关系的认识。投入的人们表现出一种觉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的关系比别人的关系更好。尤其是，他们认为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回报、而付出更少的成本。

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以最低的成本寻求最大的回报，而对伴侣的依赖使他们以一种考虑伴侣幸福的方式行事，于是，投入的人常常作出牺牲、宽容伴侣，做一些对眼前利益没有好处的事情，从而促进关系。（莎伦·布雷姆等，2005：166－167）

上面这些论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读女性的“被动”根源。但是，一篇博客文章[1]也 写到：“夫妻交友中，老公的性心理取向很关键。……女士虽然多数是因喜欢老公而相对被动的参与，但在心理上也必须能承受这种游戏带来的复杂情感。也就是 说，夫妻俩人必须首先从心理上接受这种游戏。”即，虽然女性可能是“被动”参与的，但如果不是内心真正接受，仅是“被迫”是无法成功实践共偶的。

在考察女性的“被动”参与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性别权力关系的影响。我们承认在异性交往中，男性通常更具有性别权力。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之中，女性 同样是有自主权的。性别权力的存在并不等于所有女性都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在“被动”参与过程之前与之中，女性都可以维持并争取自己的自主权，而这个过程也 可以理解为女性“赋权”的过程。

（此书为方刚著《換偶者：亲密关系研究》中的一节，少量内部交流本，媒体、司法、学术研究及相关人士欲读，可联系作者：fanggang@vip.sohu.com ）（此文为方刚所著《換偶（共偶）者：亲密关系研究》第九章第1节，全书30多万字，该书出版事宜商谈：fanggang@vip.sohu.com ）

一，“被动”，但并非“被迫”

本研究也显示，虽然女性更多是被男性伴侣“说服”参与共偶，但是，她们只能算是“被动”，而非“被迫”。二者的差别非常大。如果女性是“被迫”参与共偶 的，则是对女性的人身侵犯。但“被动”则不等于“被迫”。在父权体制的社会中，主流社会针对男女有着不同的性价值观塑造，这种双重标准使得男女对于性的欲 求是不同的，对于自我欲求的认知与追求也是不同的。男人被鼓励在性上积极、主动、进取，不断猎艳，而女人被鼓励消极、被动、“守贞”、纯洁、“不好色”， 等等。所以，女性的欲求被压抑了，女性很少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对性的多元方式的向往，即使在有幻想之后，也羞于去主动追求，更不敢轻易对自己的伴侣说出 来。而男性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因此，“被动”不等于说女性不情愿，而可能是女性被“启发”的过程。

作为单男的小台，参与到“王哥”、“王嫂”的共偶活动中，同这对夫妻交往非常深入，对他们夫妻走向共偶的心路历程也便有些了解，他说：“是王哥主导的，王 哥能力强，做事干脆利落。王姐就是被王哥灌输的，他经常给她看看那种网站。凭王姐，她自己不会去找那些的，她上网都不会。”小台也是王哥在网上聊到后，直 接开房带进宾馆，然后王哥又去把太太接来，借口说有个朋友在那里开房，去洗澡方便，把王姐“骗”来了。但不能因此便简单认定王姐是“被迫”的，因为王姐又 说：“傻子都明白是你们布的局。”也就是说，在事先准备后，半推半就中，开始了第一次。

王姐的这种半推半就的“装傻”行为，我们认为充其量表现的是“不主动”而已，而非“被迫”。在性行为的表达中，作为一种典型的性别模式，就是男性主动采取 行为而女性被动进行反应。男性主动、女性回应的社会角色在异性恋的性活动或潜在的性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由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是要主动、占主导地位、要表 现得强有力，所以当他们展示这些特点的时候要比不展示这些特点的时候更有吸引能力。在男性占据主导、女性受他人“主宰”的时候，一些人会因此更加舒服自 在。

本研究中，接受访谈的女性对自己加入“共偶游戏”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虽然一开始可能未必是由女性主动发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都仅仅是“加入”的解释而已，而通过女性对“理由”的赋予这一行为本身，也许我们能看到女性在共偶中“被动”的根源。

受访者小雯被一个男人拉着玩双飞时，先说不想做，但是因为男人对她有一件事很关心，她有些感动，就说：“做。帮你圆一个梦想。”小雯承认，内心可能并非完全不想，只是在犹豫，需要理由和勇气，答谢男人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和勇气。

小京也是，她曾说可以接受和两个男人一起玩，因为“两女一男是陪别人玩，两男一女是自己玩。”但是，当她的情人真找来一个男人要玩时，小京看着那个男 人又觉得没感觉了，不愿意了。后来一次，情人又约她和小雯一起玩，小京也说没有兴趣，但转天遇到了几个女同性恋，她们和小京说：“你应该去和女人试试，不 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女人。”小京心血来潮，就同意和小雯一起玩了。这个转变的理由，也很突然。

在笔者看来，小雯和小京都没有性的守贞观念，也都并不认为多人性行为是坏事，但是，她们毕竟都受着社会整体性观念的影响，无法做真实的自己。当将性看作一 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这许多的迟疑与反复。而如果是普通的一次朋友帮忙，无性的，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想法。因此，实际上，女性被动本身是由于主 流性规范对性行为多元选择的禁忌与污名造成的。而女性参与共偶行为中意愿的被动性，远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强烈，其中的阻碍，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可能 被突破，而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理由就是“我愿意”。

当社会文化要求女性在性方面需要保持矜持、克制、被动状态的时候，我们很难要求女性在“共偶”这样的禁忌性行为中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真实的现象是，女 性在伴侣的带领下，尝试着、摸索着的参与“共偶”，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突破内心的禁忌，由被动到自发到自觉，去实现自己在“共偶”中获得快乐的权利。这难道 不是女性走向解放的另一条道路么？

单男青山关于自己经历的描述中，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女人由“被动”到“自觉”的过程。

在接受我访问时，青山已经以单男身份和五对夫妻或情侣有过3P。他总结说，第一次玩的夫妻，妻子比较紧张；而如果玩的次数多了，女性的反应就不一样了。

青山举例说，第4次3P时，活动中的女性还是第一次玩共偶。对方是一对情人，男人50多岁，女人20多岁。青山称那个男人为“老头”，我们也不妨照搬。房间内，女人很窘迫，不说话。老头指导青山：“摸她，给她脱鞋……”女人不让，自己脱了鞋。

青山觉得自己比以往每次都尴尬，因为是第一次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做。

青山让女孩子坐自己身边，隔着浴巾摸她。女孩子站起来，浴巾掉了。老人说：“这就对了。”又问青山：“怎么样，比你以前玩过的都好多了吧？”

青山说：“确实，胸部一点儿都没有下坠。”

青山很快泄了。老头说：“你还不如我呢。我让你看看，不是我老马不行。”

老头问青山：“怎么样，下面是不是很紧。”

青山说：“对，正因为紧才射的快呢。”

老头说：“不要太紧张，尝试一下抱她是什么感觉。”

……

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女性一直在被被动地摆弄，而且，身体隐秘部分被公然地谈论、品评，仿佛是一个物体，而不是独立的人。但是，女人并不因此而反感，甚至享受这一过程。

青山第5次3P时也差不多，对方的男人动手动脚，把女人衣服脱了，示意青山过去，青山舔她乳头，冲凉。青山说：“摸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让女的兴奋起来。”

但是，青山接触到的第3对夫妻，则完全不同。“这对夫妻玩这个很久了，妻子已经很主动了。”

共偶次数多了，经验丰富了，女性就不再是被动地被摆弄了，这可以理解为女性已经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去掉了文化加在她们心理和行为上的羞涩的面纱，可以放松身心，像男人一样自由地享受这个性爱游戏的过程了。

赵姐有过两次3P体验。但她自己也不确定这是否可以算3P。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有一个情人，这二人一直想把赵姐带进来玩3P。但是，赵姐对女人没有感觉，对那个男人更没有感觉。那二人有几次特意在赵姐面前做爱，赵姐也只是当平常景看，毫无兴奋感。

但有一次，三人在室内时，赵姐和那女朋友忽然有了拍裸体照片的冲突，那男子便为她们拍。拍了很长时间，拍完后，男子开始摸赵姐。赵姐本心仍然没有做爱的欲望，但是，她说：“可是，有时事情不由得自己。老Z开始用手抚摸我，我没有拒绝。因为他为我们拍照有功吧。拍完裸照做爱也顺理成章。而且C女跟我说过几次，老Z对我很感兴趣。我一笑而已，因为我对他不感兴趣。可是今天不同，要顺时嘛。老Z把他的不大不小的阴茎插入我体内的时候，我也不兴奋，因为没有做爱的氛围。老Z是很负责任的男人，面面俱到。而我心思不怎么集中。终于在他的不断努力下我有了些快感，并且‘啊’地大叫了一声，他很兴奋地泄了。”赵姐评论此事件：“这就像游戏，不像做爱。”

从中，我们依旧看到了女性的被动顺从。但同样的“被动”，在赵姐的理解中，就消解了更多的负面意义。赵姐“这就像游戏，不像做爱”的评价，让我们看到，在 赵姐看来，单纯的插入性交和她认为的“做爱”是不同的，赵姐对做爱赋予了和性游戏完全不同的概念。性游戏中，自己的情绪可以完全出于抽离的状态，“要顺 时”，表达了赵姐对性游戏并非保守的态度。但在这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没有必要遮掩，自己“不兴奋”、“心思不集中”，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 看到，在赵姐看似“被动”的状态中，却丝毫没有任何“被强迫”的委屈，而我们恰恰看到了她对于“性”的自主态度——游戏而已，何必认真。

库克夫妻曾与8对夫妻共偶，他说：“似乎我们经历过的8对夫妻朋友们都是一个模子，我自己家也是作为丈夫的我先提出，好象没有女士先提出的，至少我没碰到过。这可能跟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思维的束缚有关。”

库克接触过的八对夫妻中，他编号六号家庭的，妻子年龄大丈夫一岁，共偶由丈夫提出，妻子在婚姻中也一直扮演姐姐和母亲的角色，对丈夫比较“溺爱”，所以拗 不过老公的要求，而被动参与游戏，对游戏不喜欢也不反感。库克说：“被动参与不同于被强迫，只是我觉得这位妻子的参与不是因为本身渴望此类游戏，而是希望 满足丈夫而勉强接受。她的心理层面与共偶者有很大不同。”

我们可以将库克提供的6号 家庭的妻子理解为在共偶关系中的被动一方，她完全出于丈夫的需求而勉强接受，我们也看到，这种勉强接受是由于其在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一方的地位决定的，这种 地位要求她去主动理解丈夫，而更少关心自己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她在共偶过程中是“被迫”的，但我们需要正视这对夫妻间存在的权力关系。

异性恋关系中的权力观点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谁去理解谁。男性在异性恋的关系中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在共偶的关系中，女性便经常需要去理 解男性的欲求。默斯坦认为，要使关系成功地发展下去，弱者需要去理解强者。由于强有力的一方处于要求更多回报的位置，较弱的一方就不得不去理解伴侣，以期 待找到取悦伴侣的方式。如米勒所表述的那样，“服从者对控制更了解，远远超出控制者对服从者的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种模式不受性别限制：拥有较小 权力的一方需要去理解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但是，由于男性的权力总是大于女性，通常是女性对男性伴侣的理解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男性对女性伴侣 的理解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莎伦·布雷姆等，2005：158－160）

亲密关系的理论认为，对亲密伴侣幸福的依赖可以引起投入，体现了继续维持关系的意图。而在本研究中，“投入”可以被理解为接受伴侣提出的共偶要求。投入的 人会表现出更大的牺牲的意愿，为了有助于关系而牺牲自我利益。他们做那些如果是独自一人的时候不会去做的事，或者不会去做他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是为了有 益于伴侣或者促进关系的发展。

投入改变了人们对关系的认识。投入的人们表现出一种觉知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的关系比别人的关系更好。尤其是，他们认为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回报、而付出更少的成本。

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以最低的成本寻求最大的回报，而对伴侣的依赖使他们以一种考虑伴侣幸福的方式行事，于是，投入的人常常作出牺牲、宽容伴侣，做一些对眼前利益没有好处的事情，从而促进关系。（莎伦·布雷姆等，2005：166－167）

上面这些论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读女性的“被动”根源。但是，一篇博客文章[1]也 写到：“夫妻交友中，老公的性心理取向很关键。……女士虽然多数是因喜欢老公而相对被动的参与，但在心理上也必须能承受这种游戏带来的复杂情感。也就是 说，夫妻俩人必须首先从心理上接受这种游戏。”即，虽然女性可能是“被动”参与的，但如果不是内心真正接受，仅是“被迫”是无法成功实践共偶的。

在考察女性的“被动”参与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性别权力关系的影响。我们承认在异性交往中，男性通常更具有性别权力。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之中，女性 同样是有自主权的。性别权力的存在并不等于所有女性都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在“被动”参与过程之前与之中，女性都可以维持并争取自己的自主权，而这个过程也 可以理解为女性“赋权”的过程。

（此书为方刚著《換偶者：亲密关系研究》中的一节，少量内部交流本，媒体、司法、学术研究及相关人士欲读，可联系作者：fanggang@vip.sohu.com ）

她们拥有完整的家庭，却常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她们收起女性的柔弱和矜持，餐风沐雨干着本该是男人干的重活。从“半边天”到家里的“顶梁柱”，中国近5000万因为丈夫长期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在第101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品味着艰辛、充满着期盼。

春寒料峭，淮河岸边小麦主产区的农妇丁敏连续数日泡在田间地头，刚刚完成了自家15亩小麦地的春耕施肥，紧接又开始了2亩瓜地大棚育秧的日夜看护。

这已是45岁的丁敏第八个独自耕种的年头。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头卜镇花园村，丈夫宋宏飞在浙江温州务工7年多，丁敏一个人包下了家里17亩承包地的农活，腰、颈都有伤痛。特别是一到收割季节，她常常双手磨起水泡、肩膀磨破了皮。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开土地涌入城市，通过务工换取比种田更丰厚的报酬。然而，随之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留守”——大量妇女留在老家，独自承担耕种、赡养老人、照顾孩子等多重重担。

丁敏75岁的婆婆腿脚已经不太灵活，二女儿还在读中学。照顾老人、孩子、操持家庭所需，这一切也都由丁敏一人支撑着。

“当家的在外打工也不容易，再说回来一趟没有假期、费用也贵，俺不想让他太操心。”丁敏说，因为丢不下家里的地和老人、孩子，她暂时还不想和丈夫一起进城。眼下最期望有一些适合留守妇女的农技培训和服务支持，适当减轻传统耕种的辛劳。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54.2%。而来自全国妇联的统计则显示，妇女已占中国农村劳动力的60%以上，她们挑起了农业生产、抚育小孩、照顾老人的担子，还成为参与农村管理、建设的主力军。

长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留守妇女除了长期承担繁重体力劳动而健康堪忧外，还普遍存在精神负担重，安全感低；培训学习少，发展能力弱；文化素质低，教育子女困难；夫妻交流少，婚姻关系脆化等特点。这一弱势群体如果不得到充分的关爱，极易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

花园村另一位农妇杨红梅最担心一年见一次的老公会不会有外遇。“长年守在家里，与他的差距越来越大。好不容易盼着他回来一次，突然发现没了话语。”她说。

杨红梅渴望把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别人耕种，自己跟随丈夫一起出去打工，两个人在一起。“但是眼下在城里安个家太难了，住房、孩子入学都是问题。”她说。

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五年城镇化率将由47.5%提高到51.5%，同时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和住房保障等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带着家庭真正在城市落户。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中国今后城镇化进程要特别着力中小城市，特别是中心镇、县城这些小城镇的发展，它们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不仅减轻大城市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农村的家庭和谐。

一些社会学家还呼吁公、检、法、司等部门对留守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健康辅导、法律讲座、法律援助等服务，形成强大的法律保护屏障，为留守妇女生存发展提供平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

王开玉建议，有针对性地依法制定农民工农忙假、探亲假、休假等制度，以增加农民工夫妇团聚和交流的时间。

37岁的河南睢县匡城乡夏庄村留守农妇朱冬梅因为创作民谣《新娘歌》、《新农村》分别获得“2010年十大网络新民谣”和“2010年优秀网络新民谣”称号，获得奖金万余元而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当初为了与丈夫加强联系而学会上网的农妇，常年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多次获得网络征文比赛大奖。她期望能利用自己喜欢写作和网络的长处，做一个本地的网站，推广家乡的特产。

“现在大家都在说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在生活中一点点努力、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她说。 她们拥有完整的家庭，却常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她们收起女性的柔弱和矜持，餐风沐雨干着本该是男人干的重活。从“半边天”到家里的“顶梁柱”，中国近5000万因为丈夫长期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在第101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品味着艰辛、充满着期盼。

　　春寒料峭，淮河岸边小麦主产区的农妇丁敏连续数日泡在田间地头，刚刚完成了自家15亩小麦地的春耕施肥，紧接又开始了2亩瓜地大棚育秧的日夜看护。

　　这已是45岁的丁敏第八个独自耕种的年头。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头卜镇花园村，丈夫宋宏飞在浙江温州务工7年多，丁敏一个人包下了家里17亩承包地的农活，腰、颈都有伤痛。特别是一到收割季节，她常常双手磨起水泡、肩膀磨破了皮。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开土地涌入城市，通过务工换取比种田更丰厚的报酬。然而，随之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留守”——大量妇女留在老家，独自承担耕种、赡养老人、照顾孩子等多重重担。

　　丁敏75岁的婆婆腿脚已经不太灵活，二女儿还在读中学。照顾老人、孩子、操持家庭所需，这一切也都由丁敏一人支撑着。

　　“当家的在外打工也不容易，再说回来一趟没有假期、费用也贵，俺不想让他太操心。”丁敏说，因为丢不下家里的地和老人、孩子，她暂时还不想和丈夫一起进城。眼下最期望有一些适合留守妇女的农技培训和服务支持，适当减轻传统耕种的辛劳。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54.2%。而来自全国妇联的统计则显示，妇女已占中国农村劳动力的60%以上，她们挑起了农业生产、抚育小孩、照顾老人的担子，还成为参与农村管理、建设的主力军。

　　长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留守妇女除了长期承担繁重体力劳动而健康堪忧外，还普遍存在精神负担重，安全感低；培训学习少，发展能力弱；文化素质低，教育子女困难；夫妻交流少，婚姻关系脆化等特点。这一弱势群体如果不得到充分的关爱，极易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

　　花园村另一位农妇杨红梅最担心一年见一次的老公会不会有外遇。“长年守在家里，与他的差距越来越大。好不容易盼着他回来一次，突然发现没了话语。”她说。

　　杨红梅渴望把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别人耕种，自己跟随丈夫一起出去打工，两个人在一起。“但是眼下在城里安个家太难了，住房、孩子入学都是问题。”她说。

　　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五年城镇化率将由47.5%提高到51.5%，同时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和住房保障等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带着家庭真正在城市落户。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中国今后城镇化进程要特别着力中小城市，特别是中心镇、县城这些小城镇的发展，它们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不仅减轻大城市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农村的家庭和谐。

　　一些社会学家还呼吁公、检、法、司等部门对留守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健康辅导、法律讲座、法律援助等服务，形成强大的法律保护屏障，为留守妇女生存发展提供平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

　　王开玉建议，有针对性地依法制定农民工农忙假、探亲假、休假等制度，以增加农民工夫妇团聚和交流的时间。

　　37岁的河南睢县匡城乡夏庄村留守农妇朱冬梅因为创作民谣《新娘歌》、《新农村》分别获得“2010年十大网络新民谣”和“2010年优秀网络新民谣”称号，获得奖金万余元而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当初为了与丈夫加强联系而学会上网的农妇，常年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并多次获得网络征文比赛大奖。她期望能利用自己喜欢写作和网络的长处，做一个本地的网站，推广家乡的特产。

“现在大家都在说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在生活中一点点努力、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她说。

鹭江村南方门诊的吴医生号称性别鉴定需要特殊的高科技仪器，只有她能联系专家做。项仙君 摄

随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118.06，严重超出警戒线。8月1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整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行为。

近日，记者进行调查发现，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农村贫穷男子娶妻难，服装工厂“女工荒”。而在城中村，小诊所的“两非”活动照常运营，无疑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调这一趋势。

“剩男多”引发“婚姻梯度挤压”

日前，记者登录“世纪佳缘”网，搜索年龄为20—35岁的广州男会员，得出的数据为109467人，而同龄的广州女会员76703人，其中就有32764人的缺口。1986年出生的小泽向记者表示，身边10个男性朋友就有7个没有女朋友。小泽笑着说：“不过也不急，现在找不到，事业成功后再找，同龄的找不到就找90后，再不行就去农村找或者出国找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性别比例失衡的直接影响将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老夫少妻”增多；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今后，“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又无子嗣的男性剧增，可能会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危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在广州求学的小刘，老家在湖南新邵县浒溪村，今年暑期回家后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宿舍和朋友谈论的广州“剩女”现象在老家根本就不存在。小刘家属于村里的第三生产组，全组有三四十户人家，大约有100多人口，而除了几个求学在外的女大学生和女硕士现在还“剩”着，村里适婚的女性基本全嫁出去了。

而邻居的刘大叔今年43了，一直找不着对象。据小刘介绍，像刘大叔这样健康的男光棍，组里至少有4个。据小刘介绍，这样的现象不止在他们组，临近几个村都是一样的，“剩男”危机使村里的贫穷小伙子拼了命在大都市打工赚钱。

“民工荒”演变为“女工荒”

女工已成为“抢手货”，“民工荒”正演变为“女工荒”，这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突出现象。

在天河区石牌街，记者几乎在每家酒家宾馆的门口都能看到招聘“服务员、收银员”的告示，而近九成的告示上都注明“要求性别：女”。记者登陆“58同城”的“广州招聘”网页，对有性别要求的岗位进行统计，招男工的职位有128个，招女工的有685个，女工需求是男工需求的5.4倍。

就招聘女工的问题，记者走访了潮州一家主营晚装和婚纱的服装厂，老板蔡先生向记者表示：“厂里天天在招女工，但是一直缺！”据他介绍，工厂现有员工50人，男女比例约8∶2。

对于为何女工短缺，蔡先生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行业工种的属性，服装制造业的女工需求本来就比较大，相对其他行业更容易出现“女工荒”；二是适龄女工资源少。工厂目前最急缺的是大量年轻的女工，本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女工应是工厂生产的主力，但目前这个年龄段的女工在工厂所占的比例最少。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我国1982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为108.47，开始超过国际警戒值107。1982年以前出生，也即30岁以上的女工在蔡先生的厂里并不缺，而1982年之后的年轻女工却一直招不到，这是一种巧合？还是男女比例失衡在服装工厂敲响的一记警钟？据资料显示，1990年、2000年、2010年的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11.3、116.9、118.08，有持续升高迹象。

记者暗访 城中村小诊所是“两非”重灾区

在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背后是“两非”的黑市。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中村里的小诊所是“两非”的重灾区。本报实习记者近日装成怀孕两个月的孕妇，走访了石牌村、员村、棠下、鹭江村和瑶台村的多个小诊所了解“两非”市场。

在走访过程中，越秀区的瑶台村近十家诊所，不管大小，都回绝了记者做胎儿性别鉴定的要求。而在其他四个村，记者发现不少门诊医生愿意做胎儿性别鉴定和引产，胎儿性别鉴定价格基本都在200-300元，胎儿引产价格1000-2000多不等。

在不同村，不同诊所，“两非”市场以不同形式正常运营：

一、自营自做不躲藏。在石牌村继方门诊部，坐诊的医生告诉记者，在门诊内便可做B超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是女孩要堕胎的话，也可以在门诊做，并由她亲自做。棠下瑞康门诊的医生向记者表示，普通B超检查一次40元，告知性别一次100元。

二、外请专家秘密做。鹭江村的南方门诊和康乐门诊的医生都声称可以联系大医院的专家到秘密的地方给记者做胎儿性别鉴定，并承诺能引产。

三、中西结合新疗法。在员村北社石东街一条小巷内，一家挂牌“中西诊疗”的小诊所内一名男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记者试探性地询问看不看妇科，男医生的老婆邓姐立刻很热情地迎上来。据邓姐介绍，现在想要男孩有三种办法。一是怀孕四个月后来这边做B超检查，由于诊所没有仪器，提前预约后邓姐会找医院里的朋友带仪器过来检查，如果是女孩则引产。二是在怀孕一个月后用性别测试纸预测男女。最后，邓姐还跟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独家秘方。男医生拿出一盒已拆封的“枸橼酸钙”，声称在准备怀孕前让丈夫连服三个月就能生男孩。最后，店员给了记者一张名片，名片后的“主治范围”栏内便有：“大月份引产、B超预约”等。而邓姐的“中西诊疗”正是村内出名的“两非”聚集地。（记者 项仙君　实习生 丁少钿） 鹭江村南方门诊的吴医生号称性别鉴定需要特殊的高科技仪器，只有她能联系专家做。项仙君 摄

　　随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118.06，严重超出警戒线。8月1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整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行为。

　　近日，记者进行调查发现，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农村贫穷男子娶妻难，服装工厂“女工荒”。而在城中村，小诊所的“两非”活动照常运营，无疑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调这一趋势。

　　“剩男多”引发“婚姻梯度挤压”

　　日前，记者登录“世纪佳缘”网，搜索年龄为20—35岁的广州男会员，得出的数据为109467人，而同龄的广州女会员76703人，其中就有32764人的缺口。1986年出生的小泽向记者表示，身边10个男性朋友就有7个没有女朋友。小泽笑着说：“不过也不急，现在找不到，事业成功后再找，同龄的找不到就找90后，再不行就去农村找或者出国找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性别比例失衡的直接影响将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老夫少妻”增多；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今后，“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又无子嗣的男性剧增，可能会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危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在广州求学的小刘，老家在湖南新邵县浒溪村，今年暑期回家后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宿舍和朋友谈论的广州“剩女”现象在老家根本就不存在。小刘家属于村里的第三生产组，全组有三四十户人家，大约有100多人口，而除了几个求学在外的女大学生和女硕士现在还“剩”着，村里适婚的女性基本全嫁出去了。

　　而邻居的刘大叔今年43了，一直找不着对象。据小刘介绍，像刘大叔这样健康的男光棍，组里至少有4个。据小刘介绍，这样的现象不止在他们组，临近几个村都是一样的，“剩男”危机使村里的贫穷小伙子拼了命在大都市打工赚钱。

　　“民工荒”演变为“女工荒”

　　女工已成为“抢手货”，“民工荒”正演变为“女工荒”，这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突出现象。

　　在天河区石牌街，记者几乎在每家酒家宾馆的门口都能看到招聘“服务员、收银员”的告示，而近九成的告示上都注明“要求性别：女”。记者登陆“58同城”的“广州招聘”网页，对有性别要求的岗位进行统计，招男工的职位有128个，招女工的有685个，女工需求是男工需求的5.4倍。

　　就招聘女工的问题，记者走访了潮州一家主营晚装和婚纱的服装厂，老板蔡先生向记者表示：“厂里天天在招女工，但是一直缺！”据他介绍，工厂现有员工50人，男女比例约8∶2。

　　对于为何女工短缺，蔡先生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行业工种的属性，服装制造业的女工需求本来就比较大，相对其他行业更容易出现“女工荒”；二是适龄女工资源少。工厂目前最急缺的是大量年轻的女工，本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女工应是工厂生产的主力，但目前这个年龄段的女工在工厂所占的比例最少。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我国1982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为108.47，开始超过国际警戒值107。1982年以前出生，也即30岁以上的女工在蔡先生的厂里并不缺，而1982年之后的年轻女工却一直招不到，这是一种巧合？还是男女比例失衡在服装工厂敲响的一记警钟？据资料显示，1990年、2000年、2010年的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11.3、116.9、118.08，有持续升高迹象。

　记者暗访 城中村小诊所是“两非”重灾区

　　在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背后是“两非”的黑市。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中村里的小诊所是“两非”的重灾区。本报实习记者近日装成怀孕两个月的孕妇，走访了石牌村、员村、棠下、鹭江村和瑶台村的多个小诊所了解“两非”市场。

　　在走访过程中，越秀区的瑶台村近十家诊所，不管大小，都回绝了记者做胎儿性别鉴定的要求。而在其他四个村，记者发现不少门诊医生愿意做胎儿性别鉴定和引产，胎儿性别鉴定价格基本都在200-300元，胎儿引产价格1000-2000多不等。

　　在不同村，不同诊所，“两非”市场以不同形式正常运营：

　　一、自营自做不躲藏。在石牌村继方门诊部，坐诊的医生告诉记者，在门诊内便可做B超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是女孩要堕胎的话，也可以在门诊做，并由她亲自做。棠下瑞康门诊的医生向记者表示，普通B超检查一次40元，告知性别一次100元。

　　二、外请专家秘密做。鹭江村的南方门诊和康乐门诊的医生都声称可以联系大医院的专家到秘密的地方给记者做胎儿性别鉴定，并承诺能引产。

　　三、中西结合新疗法。在员村北社石东街一条小巷内，一家挂牌“中西诊疗”的小诊所内一名男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记者试探性地询问看不看妇科，男医生的老婆邓姐立刻很热情地迎上来。据邓姐介绍，现在想要男孩有三种办法。一是怀孕四个月后来这边做B超检查，由于诊所没有仪器，提前预约后邓姐会找医院里的朋友带仪器过来检查，如果是女孩则引产。二是在怀孕一个月后用性别测试纸预测男女。最后，邓姐还跟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独家秘方。男医生拿出一盒已拆封的“枸橼酸钙”，声称在准备怀孕前让丈夫连服三个月就能生男孩。最后，店员给了记者一张名片，名片后的“主治范围”栏内便有：“大月份引产、B超预约”等。而邓姐的“中西诊疗”正是村内出名的“两非”聚集地。（记者 项仙君　实习生 丁少钿）

據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新聞1+1》節目中透露：我國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19000億。王錫鋅提供的數位，讓主持人柴靜似乎很吃驚的樣子，重複地問：“您再說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說：“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也就是‘三公’，一年19000億。占這個行政開支的60%。”

年輕時，政治課教師向我們數落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其中一條就是民主制度幾年一次大選，鬧哄哄的，花錢無數，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我們似懂非懂，點點頭，無疑這也是有說服力的。

但是，不搞民主的代價又有多大呢？

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等現代民主制度國家，由於對各級財政支出有充分的民主監督程式，‘三公消費’支出幾乎是不存在的。公款消費大概只限於國宴和其他特別隆重的外事場合、而且數量相當有限。一般的政府人員多半沒有請客一說，如果有，自己掏腰包，哪裡像國內，上到中央部委，下到省、市、區、縣、鄉，乃至村委會，只要挨著公款，無不找各種藉口大吃大喝，甚者則按摩“休閒”也開票報銷；再看公車消費，前些日看過一則報導，說日本東京都只有知事一人有權享受公車，其餘公務人員上下班自己解決。估計歐美情況也不會相差太大。反觀神州，失語；至於公費出國，西方更是只有國事和重要外事活動才發生支出，而我們的中央地方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員以各種各樣的藉口出國考察、調查、招商、招聘，走遍了世界各地。去年我在國外聽到一則真實的笑話，說一家牧場老闆人好商量，同意讓他的牧場成為中國考察官員的考察物件，沒料到各種“考察目的”的中國官員（考察農業、牧業、設備、環保、現代化、管理、行政、稅收、規劃、科技、甚至教育，等等）絡繹不絕地來到她的牧場(當然,晃幾下就走)，以至於這位醇厚的牧場主自嘲說：連他的奶牛都認得來自中國的官員了。

不搞民主代價是多少？按王錫鋅提供的數位，僅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就要19000億！

再看看美國大選需要花多少錢。美國最近一次大選是在2008年。根據2008年1月16日來源於解放網—新聞晚報題為《最貴選舉再創歷史新高 2008大選燒錢30億美元？》的消息稱：“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人選尚且懸而未決，但有一件事已經毫無疑問，那就是此次選舉將會成為歷史上費用最高的一次大選。人們普遍估計，今年選舉耗資將達10億美元，而《財富》雜誌最近更是將這一數字拔高到了30億美元”。當年究竟多少暫未查到資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美國大選過去從來沒有到過這個數，換言之，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肯定不到30億美元。

即使按30億算，19000億人民幣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由於美國總統每四年才選一次，所以，中國一年的‘三公’支出相當於390年的美國大選費用！

要知道，19000億的“三公”支出僅僅只是政府部門一年的浪費，還沒有包括各級政府人員國內考察、會務、“紅色旅遊”的費用，還沒有包括政府人員從企業占取的吃喝和海內外“考察”旅遊的費用，還沒有包括潛逃海外的大量貪官攜帶走的億萬錢財，還沒有包括許邁永、許宗衡家裡搜出來的千萬、億萬，也沒有包括王邁永、李宗衡家裡“還沒有搜出來”的多少個“千萬、億萬”，更沒有包括王邁永、李宗衡因為要拿這“千萬、億萬”而用權力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讓渡出去給不法商人的更多的“千萬、億萬”（否則誰會行賄給他錢）。

我們摒棄了“鬧哄哄”的現代民主制度，省掉了四年一次的大選，是的，我們確實可以（每四年）省下30億美元，但是，就算看看上面的金錢數字，天曉得，我們的代價是多少？

據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新聞1+1》節目中透露：我國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19000億。王錫鋅提供的數位，讓主持人柴靜似乎很吃驚的樣子，重複地問：“您再說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說：“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也就是‘三公’，一年19000億。占這個行政開支的60%。”

年輕時，政治課教師向我們數落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其中一條就是民主制度幾年一次大選，鬧哄哄的，花錢無數，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我們似懂非懂，點點頭，無疑這也是有說服力的。

但是，不搞民主的代價又有多大呢？

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等現代民主制度國家，由於對各級財政支出有充分的民主監督程式，‘三公消費’支出幾乎是不存在的。公款消費大概只限於國宴和其他特別隆重的外事場合、而且數量相當有限。一般的政府人員多半沒有請客一說，如果有，自己掏腰包，哪裡像國內，上到中央部委，下到省、市、區、縣、鄉，乃至村委會，只要挨著公款，無不找各種藉口大吃大喝，甚者則按摩“休閒”也開票報銷；再看公車消費，前些日看過一則報導，說日本東京都只有知事一人有權享受公車，其餘公務人員上下班自己解決。估計歐美情況也不會相差太大。反觀神州，失語；至於公費出國，西方更是只有國事和重要外事活動才發生支出，而我們的中央地方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員以各種各樣的藉口出國考察、調查、招商、招聘，走遍了世界各地。去年我在國外聽到一則真實的笑話，說一家牧場老闆人好商量，同意讓他的牧場成為中國考察官員的考察物件，沒料到各種“考察目的”的中國官員（考察農業、牧業、設備、環保、現代化、管理、行政、稅收、規劃、科技、甚至教育，等等）絡繹不絕地來到她的牧場(當然,晃幾下就走)，以至於這位醇厚的牧場主自嘲說：連他的奶牛都認得來自中國的官員了。

不搞民主代價是多少？按王錫鋅提供的數位，僅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一年就要19000億！

再看看美國大選需要花多少錢。美國最近一次大選是在2008年。根據2008年1月16日來源於解放網—新聞晚報題為《最貴選舉再創歷史新高 2008大選燒錢30億美元？》的消息稱：“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人選尚且懸而未決，但有一件事已經毫無疑問，那就是此次選舉將會成為歷史上費用最高的一次大選。人們普遍估計，今年選舉耗資將達10億美元，而《財富》雜誌最近更是將這一數字拔高到了30億美元”。當年究竟多少暫未查到資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美國大選過去從來沒有到過這個數，換言之，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肯定不到30億美元。

即使按30億算，19000億人民幣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由於美國總統每四年才選一次，所以，中國一年的‘三公’支出相當於390年的美國大選費用！

要知道，19000億的“三公”支出僅僅只是政府部門一年的浪費，還沒有包括各級政府人員國內考察、會務、“紅色旅遊”的費用，還沒有包括政府人員從企業占取的吃喝和海內外“考察”旅遊的費用，還沒有包括潛逃海外的大量貪官攜帶走的億萬錢財，還沒有包括許邁永、許宗衡家裡搜出來的千萬、億萬，也沒有包括王邁永、李宗衡家裡“還沒有搜出來”的多少個“千萬、億萬”，更沒有包括王邁永、李宗衡因為要拿這“千萬、億萬”而用權力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讓渡出去給不法商人的更多的“千萬、億萬”（否則誰會行賄給他錢）。

我們摒棄了“鬧哄哄”的現代民主制度，省掉了四年一次的大選，是的，我們確實可以（每四年）省下30億美元，但是，就算看看上面的金錢數字，天曉得，我們的代價是多少？

刘霞流泪接受美聯社記者采访。

今天是刘晓波被捕四周年。而再过两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权日，也是刘晓波被授予和平奖两周年。2012年12月7日，美联社記者突破封锁采访刘霞落泪的视频和照片，让我中国网友、维权人士、民主人士不禁跟着落泪。

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妻子曾金燕表示：”刚看完刘福堂老师被判缓刑和罚款的消息，猛地看到刘霞的照片，所有的软禁往事涌上来，大哭。“著名藏人作家唯色说：”看视频和照片看得落泪了。“网友”hexiefarm“也说:“看刘霞的视频会流泪“。

独立中文笔会潘嘉伟说：“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野渡對本報說，知道劉霞受到非人生活的折磨，他也不禁流淚。獨立中文筆會發出公開信，要求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啟動政改，釋放政治犯。”

下面网友对刘霞流泪接受采访的留言：

@wenyunchao 从刘霞的遭遇看，黄金十年，在世人面前就是一个笑话，狗屎十年。

@wuzuolai 如果没有强大的宗教精神支持,在一些专权国家,良心犯与家人迟早会崩溃的.

@wentommy: 这个家庭，替这个国家已经承受了太多。真希望双刘伉俪接受保外，去任何能见到阳光的地方。玉渊潭的樱花静静地，等待你们归来开放。

@hexiefarm:看刘霞的视频会流泪。#我适合画漫画么？

@degewa:看视频和照片看得落泪了。。RT @WLYeung 刘霞接受美联社独家访问，谈被软禁情况

@aiww操。。亮了 RT @mozhixu: 今天心情本因一绝好消息而开朗，却因霞姐的泪水又降至冰点，这是怎样的日子啊，操。。。

@ZhangDajun: 美联社勇闯门禁，录下刘霞悲苦的生存境况，有没有人从中看出中共要政改的蛛丝马迹？

@Lujinghua: 刘霞二年后，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在你那微弱的声音里，我们被强烈震撼了一把。不想让你发声的人，有多么愚蠢，多么荒唐。

@yanghengjun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12-06/59005149.html … 狗日的，你们把刘霞关这么久？下地狱吧！

@patrickpoon:看了真的很傷心

@王小山: 在另一个诺奖得同胞身系囹圄妻子被软禁两年的情况下，很想知道几天后@莫言 先生在斯德哥尔摩说些什么。

@HKfighter 莫言在妻女和一大班隨從的陪伴下（還有一個中共官員）喜氣洋洋飛往瑞典時，劉霞在家淒涼的痛哭。這是一個多麼鮮明的對比！

@wangzhongxia:刘霞在被软禁26个月后被采访、是光诚逃离东尸骨之后的又一奇迹。

@ye_du:刘霞的眼泪把这政权的“丰功伟绩”全部公诸于世。

@zengjinyan:刚看完刘福堂老师被判缓刑和罚款的消息，猛地看到刘霞的照片，所有的软禁往事涌上来，大哭.

@wuzuolai:晓波夫人刘霞的门外加强了戒备，但这只能圈住一个柔弱的女性，却圈不住全世界的目光，这样下去，这个地点势必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焦点，成为一个国家侵犯公民权的证据，也可能成为旅游景点。曼德拉的牢房后来成为旅游景点，但刘霞的住处，明天可能成为旅游景点，刘霞事件正考验习李新政。

@wuzuolai:在一个国家，一个人因为良心而获得诺奖，另一个人因为没有良心而获得诺奖。一个人因为良心被不自由，另一个人因为没有良心而被自由。

@ZhangDajun:134位联名呼吁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构成：医药奖36名，物理奖34名，化学奖29名，经济学奖16名，和平奖12名，文学奖7名。由此可看出：左翼文学人士与和平奖得主最不关注，右翼经济学家们参与度也不高，只有中立的科学家最热心！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gaoyu200812:上月27日发推，提出习李最紧急的要务是改善人权，排在最前边为藏人自焚、诺奖得主刘晓波被囚、六四、法轮功。没想到等来的是给藏人自焚定罪。这种做法说难听点是火上浇油，说好听点是扬汤止沸，死都不怕怕治罪吗？中共从胡赵到习仲勋都有解决民族问题的正资产，习李不破阻挠开不了局。

‏@ye_du:忍看朋辈成楚囚，怒向刀丛觅小诗。正为刘霞撰一小文 RT @zouxingtong 小野別哭 RT @patrickpoon 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野渡對本報說，知道劉霞受到非人生活的折磨，他也不禁流淚。獨立中文筆會發出公開信，要求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啟動政改，釋放政治犯。

@hu_jia: 刘霞家北面楼后小树林，是开人权新闻发布会的好地方。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国保支队雇佣的保安们用暴力手段对付记者，但如果有外交部新闻吹风会中数量一半的媒体到那里，那的看守绝不敢对记者施暴。即使保安人数比记者人多，记者只要十个人以上，就是旗鼓相当。

@wenyunchao: 京城草泥马不妨考虑明天周六下午两点齐聚刘霞楼下喊放人，纪念零八宪章四周年刘晓波得奖两周年世界人权日。

@wenyunchao:如能参照自由光诚探访活动，刘霞处境应可改善。

@hu_jia: 这一周之内，我因为陈克贵开庭而被软禁，因为组织艾滋病患请愿游行而被软禁，因为刘霞发声而被软禁……专制一天不倒，我就会一直是自由城的囚徒。这身司法部统一制式囚犯制服穿在我身上，而无形的中共暴政囚服穿在每个公民身上。

@hu_jia: 上午遭到门口便衣们拦截。当我质问看守们为什么要做奴才，他们的回应居然是“当奴才比当汉奸强。”…我问他们今天是否因为刘霞。他们露出得意之情。刘霞发声我被软禁，荒诞吗。

@duyanpili: 一个普通的公民，主妇，刘霞，只因为丈夫获了一个奖，被非法单独限制在家中已经2年，是时代、国家的罪恶。

2012年11月份的第二周美中两大国都有最高领导人换届。奥巴马11月6日击败罗姆尼赢得竞选连任，中国的下一任主席人选早已浮出水面，未来4年美中两国关系将会走向何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又会有哪些调整十分惹人关注。

最近美国现任主管东亚和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三位前助理国务卿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探讨这一议题。

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上，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不能只把关注点放在中国身上，要多和亚洲其它国家合作，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他说：“好的中国政策并不意味着只是指向北京，我们要和中国的邻国合作，确保我们和其他国家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展开对话和讨论。”

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未来美国应该如何处理这一日趋敏感的双边关系，坎贝尔表示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方面挑战巨大。他说：“这将是我们从未面对过的外交政策挑战，因其复杂性，未来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困难。” 不过，里根总统任内驻中国大使，也曾出任克林顿任内助理国务卿的洛德说出了很多美国中间派对中国的态度。他认为美中关系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不用过度乐观或者悲观。

*中国国内问题严重不可忽视*

三位前助理国务卿都在中国工作过，话语间可见他们对中国议题的历史和现状非常了解。在谈到美中关系时他们都表示中国国内自身问题严重不可忽视。

曾在布什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以及六方会谈美方首席代表的特里表示中国现在被国内问题所牵制，不仅仅是人权问题，还有紧张的社会气氛。他说：“我认为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来自国内，并不是美国。”

前美驻中国大使洛德更指出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他说：“如果他们（中国）不在下一个十年改变经济和政治体制，我想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不稳定，这有可能转化为更严重的民族主义和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在老布什任内出任助理国务卿的索罗门也对中国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他表示中国的新领导集体面临着内部及外部双重挑战。内部的挑战来自在移动互联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对政府及权威的不信任以及中国迫在眉睫的政治改革。外部则面临着如何处理南海问题和敏感的中日关系。他说：“移动互联时代的年轻人知道在发生什么，他们知道在他们的国家和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曾与他交谈过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了很多公众压力。

在谈到各自任内的最大挑战，他们不约而同的谈到了如何在美国国务院内部争取更多的对亚洲地区事务的关注和资源投入。坎贝尔提到目前中东仍然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而且美国民众对收紧美国海外军事部署、回撤国内的呼声越来越高，这都会导致分散对亚洲重要性的关注度。另外，坎贝尔也谈到了党派合作对外交事务的重要性。他说：“两党合作不仅仅在选举期间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始终如一。”

由于坎贝尔仍在任上，又值大选的关键点，有些问题他自然无法直抒胸臆，而相当个人化的答案则成了最好的挡箭牌。当被问到最大的挑战，坎贝尔说，他个人的挑战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其妻子布莱纳德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新老四代助理国务卿齐集的场面并不多见，这次的活动是由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和韩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星期三在家乡芝加哥庆祝竞选连任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星期三晚上离开芝加哥回到华盛顿。

最新的预测结果显示民主党人奥巴马在星期二的大选中赢得303张选举人票， 罗姆尼获得206张选举人票。关键州佛罗里达州目前仍难分胜负。

星期三一早，奥巴马总统在在芝加哥竞选总部发表讲演时感谢支持者说：“最好的还在后头”。奥巴马说他期待着和罗姆尼就他们两个能够一起合作的问题进行讨论。

奥巴马承认美国存在很深的政治分歧，但是他说，美国人民对这个国家共同拥有一些希望和梦想。奥巴马说，美国人民将作为同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同甘共苦。

奥巴马对共和党挑战者罗姆尼和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所进行的艰苦竞选表示感谢。 奥巴马说，他和罗姆尼先生在一些问题上很有分歧，但是他们都深爱美国。

罗姆尼在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向一群失望的支持者发表讲话， 承认败选。 罗姆尼曾任麻萨诸塞州州长。奥巴马星期二赢得了麻萨诸塞州。

歐巴馬總統(前右三)31日抵達新州，與共和黨籍州長克利斯蒂(前右一)共同勘災並慰問災民。(美聯社)

被称为美国东北部有史以来最强的超强飓风——桑迪（Sandy），周一夜间在新泽西州登陆后吹袭东北部多个地区，大停电影响到600万人，至昨日（11月1日）截止导致全美59人死亡，其中至少有41人在纽约市遇难。飓风珊迪侵袭美国东岸造成的经济损失，初步估计介于3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低于2005年卡崔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的1200亿美元灾损，为美国史上灾损第二高的风灾，但国土安全部长Janet Napolitano表示，桑迪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造成最大损害的一场风暴。

美国总统欧巴马31号乘直升机巡视了重灾区之一的新泽西州，并且跟共和党籍的州长克里斯提，有相当好的互动。一个是寻求连任的民主党总统，一个是力挺对手的共和党州长，纽约时报第二天的标题是：一组难以想像的政治搭档，因为救灾而团结一致。

纽约州长宣布纽约时间周四早上6时起(11月1日)，私家车要载满4人才能过桥；而局部恢复服务的巴士、火车、地铁则免费载客两天。

纽约市地铁系统遭受了108年以来最大的破坏，目前已关闭。纽约市因遭受飓风桑迪重创而陷入困境，面临压力的纽约市长决定取消星期天的马拉松比赛。

纽约市长彭博说，公共交通系统和近两百万户居民电力供应的恢复，都可能需要数天时间。

纽约市所有的主要机场都已关闭，因为飞机跑道已被水淹。据了解，至少有18,000个航班被取消。地铁隧道被洪水淹没，在地铁系统恢复之前，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必须先进行清洗作业。

纽约州及新泽西州部分地区已发出紧急食水指引，建议居民将食水煮沸1分钟方饮用。

水利专家估计，纽约市数千吨计污水，未经处理就流入哈德逊河造成污染。壳牌石油公司昨日证实，风灾期间至少两个汽油库受损，未知有多少汽油漏出。据CNN报道，约30万加仑（约半个标准泳池）的汽油已经流入大海，海岸防卫队正监督清理。

穿紅色比基尼泳裝的辣妹—中国當紅女星章子怡，與前未婚夫、美國富商Vivi Nevo在海邊戲水，被偷拍到激情養眼画面。（网路照片 更多：http://blog.xuite.net/osaki99/blog/21708127）

摘要: 章子怡提出了六条控诉： 诽谤，具有误导性质的对私隐权之侵害，有意施加悲痛情绪，有意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疏忽，违法商业经营行为等，备受关注的章子怡起诉海外某中文网站的诽谤名誉案，如果没有延期，将于2012年10月17日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在美国首次举行审前会议。但一些中國大陸網站卻誤以為是10月開庭。

“诽谤”、“具有误导性质的对私隐权之侵害”、“有意施加悲痛情绪”、“有意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疏忽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违法商业经营行为”。

据了解，被章子怡起诉的海外某中文网站，几天前，已收到了法院的正式开庭的通知文书。

矛盾缘起 网站消息黑了章子怡

昨日下午，杨律师以此案知情人身份称：章子怡起诉海外某中文网站诽谤，稱美国当地法院将于10月5日开庭。

据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今年5月下旬，海外某中文网站，未向章子怡本人核实，利用网络发布了一篇章子怡遭禁止出境的消息，被多家媒体转载传播。

今年5月29日，香港《苹果日报》未向章子怡本人核实，也转载了这家中文网站的消息。此消息引发公众热议。

正在广州拍夜场戏的章子怡得知此事，立即在微博上否认：“广东此季多雨。每至午后便雷鸣电闪暴雨倾盆，一入夜却又净空万里星星点灯。谁料这些天全是天黑开工，却要通宵拍雨景，着实愁煞制景大哥。只得出此奇招——手动降雨。众人开玩笑说，这造假都造上天了。同事听罢却不以为然：造假算啥？！最高境界叫作听风便是雨，连假都不用造，单靠想象！说白了，YY！”

章子怡团队还将该报道形容为“荒诞至极”，称其是“居心莫测的诽谤”。并表示：“对于某香港媒体及有关媒体的不实报道，我们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事件升级 对方：“不道歉不赔偿”

就在章子怡团队发表了公开信，指责该网站造谣，并要求公开道歉后，该网站却于6月12日委托律师发表了“不道歉不赔偿”等言论。

章子怡一怒之下，除在香港维权外，又立即通过美国律师，正式起诉传播源头——海外某“中文网站”。诉状寄出后，美国法院很快受理。

章子怡方面也表示，将继续通过法律手段追查谣言来源。

据了解，章子怡在美国聘请的律师，是名叫梅森的美国资深律师。他对此次代理章子怡的官司，充满了胜诉的信心。他们目前正在为章子怡的官司开庭，加紧做法律证据准备工作。

正式起诉 跨国控诉“六宗罪”

在起诉书中，章子怡针对此网站就六个违法事项提出了六条控诉。“六宗罪”包括“诽谤”、“具有误导性质的对私隐权之侵害”、“有意施加悲痛情绪”、“有意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疏忽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违法商业经营行为”。

梅森日前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海外某网站，在首发消息前，没有向章子怡本人核实，也未公布撰写消息的来源者的名字，是肆意、残酷和恶意的诽谤，已对章子怡和她的全球名声造成严重损害。

最新情况 国际章对胜诉有信心

近段时间，章子怡与央视主播撒贝宁的恋情，受到了很大关注。

昨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多次连线章子怡及经纪人纪灵灵方面。章子怡正忙于新片《危险关系》的宣传。其宣传团队表示：有关状告海外某网站诽谤的名誉官司，已经交给律师代理处理。章子怡目前不回应。

昨晚6时，华西都市报记者又连线向章子怡委托的香港“合敦麦至理鲍富律师行（Haldanes）”吕君博律师求证，他的助理刘佳凝律师，接听了电话。他证实说：我们吕君博律师确实接受了章子怡小姐的委托。但目前，有关章小姐起诉《苹果日报》、《壹周刊》及相关媒体，我们还没有接到开庭通知。目前，整个起诉，还在正常进行中，有了消息，我们会通知媒体。但有一点需说明，章子怡小姐对不实诽谤之词，将用法律追究到底，对官司胜诉充满了信心。华西都市报记者 杜恩湖

章子怡的公开信

章子怡的公开信

5月29日当晚，章子怡团队发表了公开信：

今天，我们看到了某香港媒体上刊登的一则荒诞至极的虚假报道。我们再次感受到彻骨的寒意和深深的悲哀。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章子怡一直在《一代宗师》剧组不分昼夜地工作。对于这样一名正在全心投入创作的负责任的演员，为何要承受这等谣言的诽谤和诬蔑？

周围的朋友劝我们，发个简短声明就好，不要“较真”，因为针对章子怡的居心叵测的诽谤已非第一次，更何况这样的话题，内地媒体报道上多有不便，有能力帮你证明清白的人也不便发声。越争辩，泼脏水的人会越得意。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让时间淡化谎言，清者自清。

但我们要向善意的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因为这一次，我们不打算再沉默。如果任由谎言继续，假的也会变成半真半假，白的也会变成半黑半白。章子怡团队在这里正告那些心底阴暗而丑陋的造谣传谣者，这一次，我们要回应；我们要自证；我们更要寻求法律的公正；我们会从阴暗的角落里找出你，追究到底。

章子怡的公开信

5月29日当晚，章子怡团队发表了公开信：

今天，我们看到了某香港媒体上刊登的一则荒诞至极的虚假报道。我们再次感受到彻骨的寒意和深深的悲哀。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章子怡一直在《一代宗师》剧组不分昼夜地工作。对于这样一名正在全心投入创作的负责任的演员，为何要承受这等谣言的诽谤和诬蔑？

周围的朋友劝我们，发个简短声明就好，不要“较真”，因为针对章子怡的居心叵测的诽谤已非第一次，更何况这样的话题，内地媒体报道上多有不便，有能力帮你证明清白的人也不便发声。越争辩，泼脏水的人会越得意。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让时间淡化谎言，清者自清。

但我们要向善意的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因为这一次，我们不打算再沉默。如果任由谎言继续，假的也会变成半真半假，白的也会变成半黑半白。章子怡团队在这里正告那些心底阴暗而丑陋的造谣传谣者，这一次，我们要回应；我们要自证；我们更要寻求法律的公正；我们会从阴暗的角落里找出你，追究到底。

24岁的年轻妇女梁孔莲被迫在湖南耒阳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做结扎手术后，2012年7月31号宣布死亡。她是被中国强制计生政策夺取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个妇女中的一个。图为梁孔莲生前和孩子的照片(中国妇权)

2012 年09月12-13日，旨在反对并终止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美国民间机构“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发出英文版的新闻和代祷信，声称中国政府开始禁止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该消息经过一些媒体转发和报道，引起多方的反响，但多为质疑的声 音。一些机构和专家已经进行了针对性的反驳，对华援助协会也在私下与该机构进行了深度沟通，明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女童之声及其创办人和负责人柴玲 女士进行了辩解，坚持其新闻和调研的真实准确性。（参看本社论所附的部分相关新闻链接）

对华援助协会认为，尽管我们都盼望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的邪恶政策早日终结，也尊敬和赞赏“女童之声”和柴玲女士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工作和贡献，但是，“女童之声”（AGA）这则新闻的 论调及其结论，缺乏必要和足够的证据，过于天真，言之过早，属于报道失误，因此，严重误导和混淆了国际视听。同时，也在无意中配合了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美化了计生委及其官员的形象，从而会伤害不计其数强制计生政策受害者的感情，并挫折他们追求公义和捍卫生命尊严的勇气。

“女童之声”所列举的证据主要有两个：

一、今年7月12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201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会议，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女士在报告中要求“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
（参看王侠的讲话：http://www.chinapop.gov.cn/xwzx/zwyw/2012/201207/t20120719_391788.html）

二、”女童之声”给中国重庆市的计生官员打电话进行确认，得到肯定的答复说：中国政府已经给所有的计生委员会下发文件，禁止强制堕胎和结扎，必须由父母自愿决定。

因此，女童之声分析说，可见，国家计生委领导王侠在7月份的讲话并非虚言。重庆官员说：“再也不会有强制堕胎了。”

对 华援助协会认为，上述两个所谓的证据，不过是口头和打印在纸上的说法而已（甚至连文件还没有看到，只是听说），还没有任何实践和行动的证明。换而言之，这 仍属于中国政府的宣传而已。因此，是不应当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禁止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原因如下：

一、不要轻信中国政府的宣传。中 国共产党政府从1944年至今的宣传，是以谎言为核心的，多用欺骗、误导、威逼利诱和洗脑的方式。根据1944年6月13日的《解放日报》报道，毛泽东在 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说得实在动听。而作为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 袖柴玲女士，经历了那场大屠杀，应该比许多人更清楚这一点，也当更刻骨铭心。当时中央政府不是也说过“政府绝不秋后算账，政府不会对参与六四的学生搞政治 迫害”，云云。但事实呢？此外，今年发生在重庆市的中国特色的爆炸性政治新闻，至少说明了一点——谁还敢相信重庆官员的话呢？还有，中国政府常年宣传，说 中国公民享受充分的人权、言论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等。然而，对华援助协会每年的基督教会遭受政府逼迫的年度报告中的大量事实数据，岂不是让这些谎言都 大诏于天下了吗？

二、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在讲话中强调，要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之国策。王侠的讲话的主要中心思想和基调是，30多年来的强制计生工作从来就是正确的。因此，“要认真总结人口计生工作成绩，进一步坚定信心和决心。”，并且，这是党国政府始终坚持的 路线，即“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人口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坚定不移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所以，“我国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注意，这里的4亿实在是血淋淋的数据。

三、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近日中国大陆传来的消息，强制计生和强制堕胎仍在进行。自 从1979年开始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了无数胎儿被强制流产，无数妇女被强制结扎，无数家庭因高额罚款和牵牛拆屋而流失失所，无数干部因所辖范围 出现超生而被免职或降职，也有无数干部因血腥残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得到提升（例如，被视为迫害陈光诚的第一黑手、原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现任青岛市委书 记）。但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法和地方的计生条例中，从未提到允许强制堕胎和结扎的手段，但事实上，政府行为却一直毫不犹豫地从事强制堕胎和结扎。胡锦涛 2011年01月访问美国时，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的议员伊莱亚娜·莱赫蒂宁 （Ileana Ros-Lehtinen）女士提出有关中国强制计划生育的问题，胡锦涛主席当场撒谎说：“中国不存在强制堕胎！“

四、和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一样，“计划生育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时代重要的政治正确的指标。因 此，否定了“六四镇压”和“强制计生政策”，就等于承认了197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等于否定了邓小平。如果中国政府禁止了强制堕胎和强 制结扎，靠父母自愿选择，那么计划生育的政策就会立刻破产。而这一天的到来，一定是中国政治出现重大变革，邓小平的政治时代遭到否定，正如邓小平时代的中 共政府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在召开日期还未定下来的今年中共18大之前，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乐观地认为。

综 合上述四个方面，我们认为，”女童之声”没有确凿的理由相信王侠在长篇大论中的那一句话会付诸实践，更没有根据认为重庆市官员的话就可以证明中国政府要禁 止强制堕胎和结扎，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宣传和说法确实已经发生，为的是应付国际上强大的压力和国内强烈的不满。这种措辞的变化当然是需要注意到并受到 鼓舞的，因为这说明国际压力和国内的计划生育维权活动已经产生效果。

众所周知，今年有几例关于强制计划生育丑闻的爆炸 性新闻，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和声讨。包括山东省临沂地区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出走美国事件、陕西省安康市冯建梅的7月胎儿被政府强制流产、 福建省仙游县的8个月胎儿被政府强制流产、湖北省监利县胡霞近8个月的胎儿被政府强制流产，等等。还有湖南省长沙市怀孕5个月的曹如意女士被政府干部绑架 到医院欲实施强制流产，幸亏对华援助协会、中国家庭教会和国际社会的努力，特别是美国新泽西州的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先生致信长沙政府抗议交涉，才得以幸免。

所以，中国政府舆论宣传的一部分变化，并不能代表会有实际的 变化。人们需要看到实际的行动，以及政策的事实性变化。然而，从王侠的讲话中，看不到有任何要禁止强制堕胎和结扎的动向，因为她还说：“一是始终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这个根本不动摇，切实把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坚持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首要任务，……”这里强调了稳定 生育水平是首要任务，即这项“不动摇”之基本国策的首要任务。但如何才能“坚持和落实”完成这项首要任务呢？靠着中国父母的自愿决定不生第二个孩子？没有人会相信，王侠也不例外。

下面，让我们引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喉舌——新华社，在1946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言论：

“二 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 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 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 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 共产党自1949年建国成立政府，到下个月就63年了，是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呢？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现诺言已经20多年了。同理，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 在今年7月份的会议中指示，要“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何时才能实现这一点。

谎言不可怕，但轻易相信撒谎者并天真地传言，却是令人忧虑的。

鉴此，对华援助协会深表遗憾和不安，并强烈呼吁“女童之声”做出补充更正声明，以清视听。让我们团结起来，继续揭露强制计生政策的暴行，安慰并支持受害者勇敢地通过法律维护人类最基本的生育权，同时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帮助，早日终结这项祸国殃民的愚昧而邪恶的国策。

附：相关的部分英文新闻的链接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ChinaEndsLatetermForcedAbortions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chinese-govt-calls-for-end-to-forced-abortions-after-intl-outcry-81606/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china-has-not-banned-forced-abortion-groups-insist-81829/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Banned Forced Abortions, Despite Reports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update-chinese-government%E2%80%99s-document-banning-late-term-forced-abortion

http://blog.christianitytoday.com/ctliveblog/archives/2012/09/advocacy-groups-disagree-china-ban-one-child-policy-forced-abortions.html

http://www.opposingviews.com/i/religion/forced-abortions-continue-china-china-expert-steven-mosher-says

合肥儿童福利院购置的奔驰车。 （网路图片）

近日，有网帖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利用社会捐款买豪华奔驰商务车，并一直闲置。对此，合肥儿童福利院表示，奔驰车是上级财政拨款39万元购买的，主要用于外国客人来儿童福利院认养儿童时使用，平时很少用，「偶尔我们也用」。事件引发网民怒火，成都网民「芙小小仙子」忿忿不平地说：「在我能自主、不被强捐的情形下，再捐一分钱就是猪！」

东方早报报导，一条「合肥福利院购豪华奔驰旅行车究竟为谁服务？」的网帖被传得沸沸扬扬。发帖人称，合肥市儿童福利院去年花费近50万元社会捐款购买了一辆奔驰车，入户上牌近一年，始终闲置在车库中。 「皖A0D062豪华车偶尔也用两次：不是厅机关就是局领导使用。」据了解，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是目前安徽规模最大的一所福利收养机构。

网帖发出后，引起网民广泛关注，许多网民质疑合肥市儿童福利院不该挥霍纳税人的钱购买豪华奔驰车享用。网民「司马小兰」发帖称，「儿童福利院是慈善机构，是吃『皇粮』的单位，如此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真不知道院领导是怎么想的？」「司马小兰」并称，豪华奔驰商务车一直闲置至今，「除了（儿童福利院）院长，小车司机私事用外，院职工、收养人员别说用了，就连见都很少见到。俨然成了他们拉关系走后门、溜须拍马的工具……」

福利院院长尹学萍昨日否认公车私用问题，「根本不存在厅机关领导和局领导使用的事情，这辆车还在我们院车库内」。

报导指出，对于尹学萍「是上级财政拨款」的回应，安徽省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表示，儿童福利院作为慈善机构，购买豪车实在不应该。对于尹学萍「该车主要用于外国客人来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认养儿童时使用」的回应，王开玉则说，「这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一种理由，这与慈善事业的理念完全相悖。」

确认新死亡人数　北京暴雨77罹难

北京水灾重灾区房山，民间指至少死亡逾300人，但官方未予证实亦无否认。图为灾区一具被浸泡的尸体。

在舆论重压下，2012年7月27日北京市官方周四晚终于更新了“7.21”暴雨灾害的死亡人数；这场暴雨已造成77人死亡，其中66人身份已被确认，11人身份仍在确认之中。

之前 一直咬定37人死

7月21日，一场特大暴雨给北京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在周四晚更新数字之前，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一直是37人。几天来，各路舆论纷纷指责北京市官方对雨灾预警和救援不力，甚至官方媒体也对北京市迟迟没有更新因灾死亡人数表示不满。

《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说，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道课题。

周四晚8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公布，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已经确认身份的66名遇难者中，5人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另61名遇难者中，男性36人，女性25人。其致亡原因为：溺水46人，触电5人，房屋倒塌3人，泥石流2人，创伤性休克2人，高空坠物2人，雷击1人。

这61名遇难者遗体发现的地区分布为：五环路以内，6人，其中核心城区1人，其余都在远郊乡镇，特别是山区。重灾区房山区有38人遇难。

在回答为什么周四晚才公布遇难者人数时，这名发言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到周四晚为止，受灾现场的搜寻工作已基本完成，遇难者统计人数不会再有大的增加，北京市也没有接到新的失踪人员报告。

新华社报道，周五上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等北京市领导在房山区检查指导救灾善后工作时，向“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者致哀数分钟。

网民对北京水灾几点总结:

1、北京的水很深。

2、在北京有房有车不算什么，还得有船。

还有“几点提示”：

1、北京所有地铁站已统一站名：积水潭；

2、有车族们终于理解政府要求私家车交纳“车船税”的良苦用心；

3、“南水北调”工程已见成效；

4、“北漂一族”终于有了正确的注解；

5、“汪洋”要进京就职；

6、北京正式更名“中南海”。

更有对曰：

上联：京城降雨全市变成中南海；

下联：市民疏散到处均为钓鱼台；

横批：汪洋入京。

由于健康和情绪等多种原因，我跟许多受害者和媒体说：我得闭门修行了。但有一个人却让我一直放心不下，那就是我所敬重的林兰英大姐。如果大家以为林大姐充其量不过是个访民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林大姐今年已经年过六旬，是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黄山村的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两起交通肇事案，造成其一对儿女一死一伤，至今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处理。

究竟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认识林大姐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却让我对林大姐的沉着与机智永生难忘，也使我从此与其成为莫逆之交。

这事发生在2001年福建省两会期间，那时候，我自己家的官司早已结束，我是专门到省政府信访局这个“全省受害者集散地”去观察访民状况。

开会的第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的访民比往常要多好几十倍！将数百平米的信访大厅挤得满满当当！为了避免官方的骚扰，我选在一个很不起眼角落坐下。在短短的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凡是我认识的访民都会不由自主的走到我跟前，七嘴八舌地讲述他们的伸冤状况，不到一会儿，我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圈的访民，也收集了一大摞告状材料。这种现象，使在现场的官员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

不一会儿，一批年轻的身穿迷彩服的武警战士突然出现在我跟前，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将我一把拎起，我猛然感觉到双脚悬空起来，我本能地死死拽住正拎着我的武警衣服挣扎着，耳边听到老访民付家齐的一声呐喊（喊什么，我和付家齐都记不得了），霎时间，原本井然有序的信访大厅乱成一团……

当数百访民击退十几名武警时我还发现：信访窗口已经关门大吉！甚至连信访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只有访民们在不断地自说自话……

就在我稍稍冷静下来时还发现：自己的手里居然还紧紧地握着一颗大概是从武警身上拽下来的衣扣。由此可见，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混乱不堪！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的惊心动魄！

也就是在这天，我看出了一直在跟前护卫着我的林大姐的机智与沉着。随后，在众多访民的护卫下，我从众多虎视眈眈的警察和武警身边撤离出信访局，并跟随林大姐到其家中休息。

这天，我在林大姐家中与其谈了很久很久……我从中发现，林大姐不仅勇敢机智，而且，她还热衷于关心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的不公现象！从此，我凡到福州，不管有事没事，总喜欢去她那里呆上一天半天。

不久后，我应访民的要求，筹备成立“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但在《申请书》递交的第五天的中午时分，我在南平家中被捕。得知这一信息后，访民魏英与林大姐立刻转移了我落在他们家中的一部分详细资料，这保护了许多访民，也使当天半夜前去查抄的警察一无所获！

一天，我从南平到福州调查几个访民的案件，林大姐便要求我去慰问一下因“发起万人联名罢免动议而被判5年半的村民维权领袖林正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我连忙与身边的几位访民前往。

当林正栩的老母亲一听说“我们是专门来看望她老人家”的时候，步履蹒跚而又白发苍苍的林老妈妈就一个劲的泪流满面，看得我当天晚上一整夜都无法入眠……

作为老访民的林大姐深知：在维权道上，男性在这方面的弱势，为此，她常常挺身而出，护卫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男性访民，较为典型性的一个案例就是林祥官。

林祥官因宅基地纠纷，胞兄被邻居活活打死，林祥官为兄伸冤十几年，凶手至今没有缉拿归案，有关方面用“掉包计”来不了了之。这使林祥官百口莫辩，也万般无奈。在艰难的告状生涯中，林祥官得到林大姐数不胜数的关心与护卫，从而免遭了许多迫害，这也使他们之间的友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福清访民魏香平今年46岁，在我所关注的访民当中，她上访时年龄最小，但访龄却最长！她从28岁那年开始上访，先后被抓捕、关押多达70余次！官方为了彻底遏制她上访，将她判刑2年。我先后为她出庭代理过不下三次的“行政诉讼”，状告公安不作为。无论在福清法院开庭，还是福州法院开庭，林大姐没有一场落下，仗义之心无以言表！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拯救维权村民土地的领军人林应强――

在得知林应强被捕的第一时间，林大姐从福州打电话到南平来告诉我详细情况。我从电话当中听出林大姐的焦虑与担忧！这是她善良而又侠义的本能反应。由于电话沟通不方便，林大姐也不敢多说。但我没曾想到的是：林大姐会在放下电话后，就匆忙到福州火车站买张车票赶来南平与我商量拯救林应强的方案！

天知道，这是许多亲兄弟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她却做到了！这也是我从事维权以来，第一次遇到为拯救别人而心急火燎地专门赶来求援的！此后，林应强每次开庭，她每次必来声援，并拿出她所有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呼吁。当然，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国度里，林大姐等的努力最终并没能扭转林应强的命运――他被“莫须有”罪判了四年徒刑。随后，在林大姐和我的号召下，大家捐款帮助林应强家人渡过难关：我和她以及吴华英等都各捐200元，游精佑捐300元。

要知道，“访民帮访民”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林大姐！她全家失地后，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只能吃低保，这其中还有一个儿子因车祸而残疾。这方面的支出，只能够从生活费里挤出！

不久后的一天，纪斯尊因为相信共产党发布的允许在奥运会期间举行“游行示威”被抓。林大姐连忙将纪斯尊堆放在其家中的许多访民的举报和告状材料藏起来，致使警察上门抄家时免遭劫难！并在日后为纪斯尊聘请律师的事务当中，林大姐始终和我与吴华英等与官方展开不屈不饶的交涉！这一切，来来去去的被官方折腾的费用，都是林大姐和大家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来，无私无畏地帮助纪斯尊。

2009年4月的一天，被关押了5年多的村民维权领袖林正栩出狱，林大姐在第一时间赶来告知，我随即赶到林正栩家中采访，并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了这位为推动民主进程而付出极大代价的村民代表消息，还为其及时联系到他需要找的人。

尽管林大姐的家并不宽裕，家里也料理的不太干净，而且离城区较远，交通很不方便，但我几乎每一次来福州，都喜欢去她那里逗留。在长期交往过程当中，林大姐知道我的饮食习惯，她会经常带我去那家她以为是最好的小吃店，请我吃我最喜欢吃的锅边糊、炸油条等小吃。如果我早上起不来，她就将这些小吃买来，悄悄地放在我的床边；如果是夏天，她还会特意为我准备好消暑的绿豆汤，常常盘着腿坐在我的身边，带着似有若无的微笑，看着我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林大姐就像个慈祥的母亲。为此，有些不明就里的邻居也误以为我是她的儿媳。

2009年6月中旬的一天，一直想请我吃餐饭的林正栩，知道我来福州调查案件，便邀请我去他家里吃牛肉。林大姐等我一吃完，就把我接到家里休息。说来也怪，就在这天晚上，林大姐一边在床边为我张罗蚊帐，一边自言自语的用福州话对我说：“小范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你若有事，我就会灵魂都没有了！”

没曾想，三天后我因撰写严晓玲案被捕，紧接着吴华英、游精佑被抓……这就是著名的福建闽清”严晓玲案”衍生出的“三网民诽谤案”。

这起诽谤案，五次开庭，林大姐和她所认识的访民五次都出来声援！不仅如此，吴华英和游精佑陆续出狱，林大姐一个接着一个地迎接，没有落下一个！

我曾在狱中做过这样的“出狱假想”：看到我这副惨状（除自己女儿之外），林秀英一定会难过的泪流满面。可是，我出狱这天，林秀英并没有出现，而这一假想却发生在林大姐身上――当囚车缓缓地驶出看守所那扇大铁门时，我一眼就看到了从福清专程赶来的人高马大的吴华英和几位访民的身影，就在我的目光触及到林大姐的一刹那，两道泪泉从她的脸庞滚滚而下……

由于没有机会说话，我只能望着已经开始老态的林大姐紧跟着囚车一个劲地跑着，跑着，跑着……这一情形，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并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底里！

我出狱至今，林大姐先后至少六次从福州来南平看望，捐给我的款，林林总总相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块。我知道，这也是林大姐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绝不是宽裕出来的！为此，我再难，也不能用！也不忍心用！可是，我拿了，心里难过；而我不拿，她心里难过，怎么办呢，那就帮她保存起来吧，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机会亲手奉还，但这份深深的情、深深的爱，会永驻心中！

林大姐因不断帮助他人、不断声援他人，遭遇当地政府官员的多次警告，恐吓。更由于精神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早就患上了高血压症，随着病情的发展，现如今患上了糖尿病等多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追求真理。

今年全国两会，林大姐与其他几位访民冲破重重阻扰，赴京上访。两会结束后，由于没有得到她回家的消息，我感到有些担忧，随即挂电话打听，并告诉其家人：我现在疾病缠身，闭门修行，不再接案，但林大姐的事情，我是一定要管的！因为林大姐是个真正有大爱的人，她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出不懈努力，为此，林大姐不仅是其家族里的大姐，也是我的大姐，更是许许多多受害者的大姐！

2012年3月17日于南平家中

赛后“刺头”娜姐又有惊人言论

昨晨，在WTA皇冠级赛事巴黎银行公开赛第三轮中，被列为赛会8号种子的李娜以6∶1、6∶3的比分轻松击败郑洁，挺进16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李娜职业生涯第一次战胜郑洁。从前有着“刺头”之称的李娜在采访中又有惊人言论，表示自己打球并不是为了祖国，而她也深知自己这番话一出必然又会引来众怒。

李娜表示，虽然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事业中的标杆性人物，但是其本人对这种角色加身并不很喜欢，而在过去很多次采访中她没有透露出相关情绪和信息，也都是在撒谎。

“我只是一名网球运动员，我来到这里比赛并不是为了我的国家，”在印第安维尔斯的赛后发布会上李娜说道，“我仅仅是在打自己的网球，我努力做到最好那是我的工作，如果之前有时候我说谎了，我想说其实我那么干自己也感觉不舒服，而且我知道如果你撒了一次谎，那么你以后就要再撒几十次谎去圆之前那第一个谎，而我真不想那么做了，我也知道我说了真话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恨我讨厌我，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终于放松快乐了。”

值得一提的是，李娜在2011年法网石破天惊夺冠后也曾经因为在夺冠感言上没有“感谢祖国”而引发广泛讨论，当时李娜在发言中在“谢谢赞助商，谢谢组织者和球童，非常感谢自己的团队”之后强调“谢谢所有的人”，但是唯独没有出现人们熟悉的“感谢国家”。当时网友的反应也是泾渭分明地分为了两大派，一边自然是认为虽然李娜走的是“单飞”，但是仍然少不了国家的支持，另一边则大赞李娜为人真实、不矫揉造作。不出意外的话，李娜这次在印第安维尔斯的一番言论又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或许，一名球员的真实以及引发的争议也算是竞技体育魅力的一部分吧。长晨

谁都有一个亲爱的妈妈。妈妈这个神圣而熟悉，伟大的称呼，蕴含了每个子女对母亲的尊敬。每个人在幼儿期，叫出的第一声大多是妈妈这个词语。我的妈妈是一位善良，勤劳朴实的中年妇女。当我悄悄来到着世上时，妈妈便担了抚养我的义务。十二年来给我多少爱，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哪！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我准备了一番，想让妈妈过一个快乐的“三八”妇女节。

前一天，我做了一张贺卡，把它放进妈妈的包里。下午，妈妈会来，一进门就给我来了个拥抱，妈妈显得十分的激动，不时的拍拍我的小脑袋，我急忙祝妈妈永远快乐，年轻，有活力。妈妈听了很高兴。妈妈还谢谢我祝福她。这时，我莞尔一笑，说：“妈妈，我还有个精彩的节目呢！”说完，我拿出了早以准备好的小诗《妈妈》：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为了儿子的健康的成长，

让入射般的皱纹，

悄悄地爬上您的脸颊。

妈妈，您不辞辛劳，任劳任怨。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考上理想的学校！

当我读完这首小诗，看看妈妈，她的脸颊上霎时间多了几颗闪闪发光的泪珠，我明白：这晶莹的泪珠饱含着妈妈对我的一片深情呀！

在全世界共同庆祝三八妇女节100周年的日子里，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我不想慷慨激昂地发表议论，也不想柔肠万转地抒发情怀，我想讲一个从我爸爸那儿听来的小故事。

爸爸当年在益阳县四中教书时，晚饭后，喜欢在附近的渠道上散步，渠道两边是整齐的农家小楼房，绿荫绕檐、清洁明朗，一派祥和。但在这中间有一座一间一偏舍小平房像一首美丽的歌曲中夹着的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它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没有树，肮脏不堪。爸爸很好奇，特意进去看了看，发现有一张床，床上被子是有的，但没有叠，像一个大牛肚子在床上堆着，厨房里锅是有的、碗是有的，但都没有洗。原来，这里住着的是一位26岁的单身汉！

过了两年后的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在散步时，爸爸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奇地发现那一间一偏舍的小屋变了：屋旁的土里长出了郁郁葱葱的甘蔗苗，土沟收拾得很齐整，房前屋后没有了杂草，新栽的一排排小树正吐着绿叶，台阶砌得整整齐齐，抹上了水泥，房子里粉刷一新，房间里并不奢华，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几样家具摆放整齐有序。原来，这单身汉结婚了！

爸爸很感慨，他说，难怪古人造“安”字时，要用“门”和“女”字组成，“门”是什么？“门”代指一个房子，代指一个家，在家里有女人，就“安”了。这“安”是“安定”、“安稳”、“安全”、“安详”。由此说来，女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基于这一点，女同胞们，我们能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有人说，一个家里的女人如何，这个家就如何，一个国家的女人怎样，这个国家就会怎样。女人勤劳，则家国勤劳；女人自立，则家国自立；女人进步，则家国进步；女人智慧，则家国智慧；女人和谐，则家国和谐；女人有尊严，则家国有尊严。是的，这话一点不假。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天然是一种本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挺直是一种坚强；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返，这无心是一种纯静；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无欲是一种清廉。真正的好诗，不靠苦吟；真正的好歌，不靠作势；真正的好女人，不靠胭脂，不靠别人。让我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纯洁、坚韧，撑住美丽的家园，创造和美温馨，演绎五彩缤纷的生活吧！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合并。前苏联帝国出现崩溃前兆。而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二十多万解放军合围并血洗天安门，射杀和平请愿的平民近三千人。这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每个中国人，都记得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而我，一个先锋诗人，在枪声中，在一遍遍重复的戒严令中，写作并朗诵了长诗《大屠杀》：让我们死在愿望里！让我们死在自由丶平等丶博爱这些缥缈的愿望里！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接着我被捕入狱。传播过《大屠杀》的许多诗人也被捕入狱。当时的中国是一座超级兵营，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车站丶码头丶街道丶民居，四处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麽已经入狱，要麽正在逃亡。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两次大逃亡，一九四九，国共内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战争难民，约二百万；一九八九，六四屠城，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难民，有好几十万——令「六四难民」或「六四绿卡」成为欧美移民史上永远抹不去的关键词。

国难当头，屠刀当顶，大夥儿吓坏了。曾几何时，几十座城市丶几千万人参与的几百次爱国游行示威，转眼作鸟兽散。知识分子除了坐牢和逃亡，唯一的选择就是闭嘴，然後沉默和遗忘。

但是，偌大的东方帝国，不能因为一场血洗，而永远死气沉沉。於是一九九三年春天，大独裁者邓小平，擦掉满脸血污，强撑快散架的身子骨，模仿乾隆皇帝下江南，从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大家别纠缠国家大事了，一心挣钱去吧。

有人不愿意挣钱，有人要纠缠国家大事，为六四死难者讨个说法，如丁子霖和刘晓波，於是就年复一年，被软禁和监禁。我虽然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也算有全国知名度的诗人，可坐牢四年出狱之际，也遭遇物是人非，被大家抛在脑後。

我没有朋友，那些几年前一道写诗写小说的朋友，都远远躲开我，就如躲开六四凌晨的子弹。持久的孤寂中，定期登门拜访的警察和线人演变为我的世俗朋友，与赫塔．米勒女士对罗马尼亚的痛苦回忆相似，有时我搞不清谁是线人谁是朋友。比如有一次，警察建议我去倒卖服装，还自告奋勇，要带我逛地下跳蚤市场，进假冒伪劣的「名牌货」。据说十块钱一条的裤子，一转手，就卖一百块钱——真是太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了——可是，我不想卖裤子啊，无论是内裤丶三角裤还是外裤，我都不想卖啊。所以，十块变不成一百块，也就产生不了吸引西方政界和商界的「经济奇迹」。

我沦落到社会底层，吹箫卖艺，夜晚挣钱，白天就统统花掉。我甚至成为流浪汉丶酒鬼丶农民工丶妓女和嫖客的嘲笑对像，因为我离过婚丶坐过牢，而且还被警察呼来唤去，日子过得不如他们。我是一只四处打洞的耗子，当然，在独裁统治下，谁又不是四处打洞的耗子？然而我和其它人形耗子相比，眼睛要更近视一些。因为我还在坚持写作。

毫无希望的写作。仅仅因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的坐牢，仅仅因为坐牢扑灭了我的诗意，在祖国母亲的变态关怀下，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见证者。如果我放弃回忆，牢就白坐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折磨，那些令人落泪的死刑犯，那些极端残酷中的极端温情，真的就白白流逝了。

与其做个遗忘而胆怯的文人，还不如一开始就接受警察的「美意」，去倒卖服装。接着投资假冒伪劣的「名牌连锁店」，接着招大量廉价工人，接海外的订单，挣美元或欧元，最终也能摆脱独裁统治，人模狗样地投资移民。

我周围的聪明人都这麽干。比如在电影里演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演员们，国籍早就换成英国丶美国丶加拿大或法国，观众醒悟过来，就议论说，原来是一帮「老外」在中国闹革命啊。近期的中国，更是流行「裸官」和「裸商」，意思是这些官和商，全家都移民了，或全家的资产都转移到西方了，就剩下赤裸裸的一个人在国内当官或捞钱。

在这麽烂的国家，为什麽还要写？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里，为什麽还要回忆和见证？为什麽过去了二十多年，还要以《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把大家拖回一九八九，以及一九八九所引起的监狱黑幕？

因为六四枪响毁掉了所有中国人的和平演变梦想。在德国，柏林墙倒塌，是新的上升的起点；而在中国，是旧的下堕的起点，是集体无耻和集体劫难的起点。

我们这代「记忆工作者」，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写作并保存一份「罪恶记录」，我们曾丧失尊严，我们曾像狗一样活着；一个手握刀枪的刽子手，曾让我们一百个人感到害怕；我们曾求饶，我们曾寻求和解或妥协，我们曾在无可奈何中疯狂，我们曾虐待比我们更可怜的弱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一切。我们已经失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活在经济腾飞的荒唐和荒凉中，我们已经看不见乾净的天空丶河流和人心，那麽，我们不能够再失去接近真实的历史。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没有在地球上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记忆中的罪恶得不到清理和清算（至少是文学上的清理和清算），那地球上就没有公理。没有信仰。没有上帝。一代代独裁下的死难者也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纪念。

所以我要写我的黑暗自传。我要写和我一样生不如死的大量无名者。尽管我的手写原稿被警察抄走两次，尽管第三稿也被埋藏了多年，尽管我不停地改动，尽管新的回忆新的细节不断涌入脑海，但许多人和事依旧遗忘了，或暂时抹去了。

更糟的是，《我的证词》没人听见。因为长期找不到出版机会，更没有西方汉学家愿意翻译。始终如一的读者是警察，其次才是为数不多的朋友，如刘晓波丶苏晓康丶康正果丶胡平丶一平丶王力雄丶廖天琪丶汪健辉丶李必丰等。他们也是我写下去的原始动力。

二○一一年七月二日，我历经艰辛，自己凭借在底层厮混多年的经验，合法地走出中国边地，辗转从越南来到德国。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的证词》，同时在台湾和德国出版。

记得开始写这本证词时，我刚出狱，不满三十六岁；而今，我已经五十三岁。曾十六次被阻止出境。

此次出境的前夜，我拿出远古的《周易》，将三枚铜钱抛往半空，连续六次，得到的卦像是「复」。也就是反复地追求，反复地见证，是符合天道的。

接着我记起九年前，一个流落到云南丽江的以色列老头，随口唱出的一首犹太古歌。据说在纳粹时期，面对焚尸炉，犹太人排着长队，唱着这首古歌，缓慢而平静地走向永恒：

这个世界是座窄窄的桥／不要害怕／会过去。

我学习了一个下午，终於能用希伯来语唱这首歌。但是我走过了那座窄窄的桥，暂时没有永恒，也没有发疯，也不用害怕。我得到了自由。我的书得到了自由。

2011年6月19日，刘晓原所在的旗鉴律师事务所年审材料被审查通过了，刘晓原按要求向市律协缴纳巨额会员费（其实就是“年检”费），每个律师2千元，律师事务所一万元。拿到缴费发票后，刘晓原按程序找到朝阳区律师协会盖“年审考核合格”章。如果司法局在执业证上盖了章，旗鉴律师事务所的年审也就算是过了关。

但朝阳区司法局牛旭科长说：旗鉴律师事务所已通过的年审材料作废，必须要经过实地检查，才能重新报年审材料。于是，刘晓原找到牛旭科长，刘晓原向牛旭科长提出要到律师所去实地检查。

此后，旗鉴律师事务所的人员一直联系不上牛旭科长。无奈，在等到六月底时，旗鉴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找到了牛旭，他说是办公场地有问题。七月二日，旗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只好去市局律管处找柴副处长，为年审之事，双方还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既然牛旭科长说鉴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地有问题。鉴律师事务所只好去重租办公场所。七月初，旗鉴律师所与中国皮革与制鞋工业研究院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该院办公大厦的写字间作为办公室。

合同签订后，鉴律师事务所按照市司法局文件规定，先办理律师事务所场地迁移备案手续，并将租赁合同、租赁费发票、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报给朝阳区司法局备案，但是，却遭到牛旭科长拒收。

牛旭科长声称，他要先到场地作检查。此后，鉴律师事务所多次与牛旭科长联系，一直等到八月三十日，牛旭才与一工作人员带着相机到旗鉴所的新办公地检查。他在办公室看了一下，工作人员拍了多张照片，牛旭科长只是说条件简陋了些，连空调也没有安装。检查完后，他让鉴律师事务所等消息。等了好多天，见他没反映，鉴律师事务所的刘晓原叫本所律师带着材料去找牛旭科长。

过了一段时间，牛旭科长说要鉴律师事务所提供出租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晓原告诉他，出租方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是事业单位没有营业执照。牛旭科长说又说，哪就提供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刘晓原只好去找中国皮革与制鞋工业研究院物业管理处，但人家说，双方签了合同，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大厦里有很多的公司，人家都是不需要。

至此，对鉴律师事务所的打压已经是浮出了水面。原来，某些部门已给研究院打招呼，不能把组织机构代码证提供给鉴律师事务所。按照北京市司法局的文件规定：律师事务所转移办公场所，只需提供租赁合同就可以，并不需要提供出租方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于是，鉴律师事务所向牛旭科长反映这个实际的情况，但牛旭科长还是强调需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

逼于无奈，鉴律师事务所只好向市司法局申请政府的信息公开。但北京市司法局却打电话给鉴律师事务所，说相关规定已在司法局网站公开，就不作书面回复了。其间，鉴律师事务所无数次打电话和上门找市司法局律管处朱玉柱科长，此人是市局具体负责全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年审考核工作人员。但律管处的朱玉柱科长表示，鉴律师事务所的年审还是要找朝阳区司法局的公律科牛旭科长。后朱玉柱科长叫找牛旭科长，牛旭则让他们找朱科长，就是这样，他们之间互相推来推去。

为此，鉴律师事务所委托朝阳区律师协会某理事帮助打听真实原因。该理事说，要组织机构代码证只是借口而已，实际上是鉴律师事务所因为办理了“敏感”的案件才办理不了年审。于是，鉴律师事务所强烈要求市司法局解释作出解释，什么是“敏感”的案件？

什么是“敏感”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认定指出：一切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叫作“敏感”案件。

也就是说，事关民生和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集团诉讼案件、破产案件；民间债务、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纠纷案件；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信访案件统统可示为“敏感”案件。

作为共和国体制下的执业律师，为当事人维护他应有的权利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但当局以“敏感”为名，侵犯律师的辩护权利，在国内有愈演愈烈之势。本人不知现政府依的是什么法？治的是什么国？到底什么样的案件是“敏感”？ 政府本身对“敏感”含混不清，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完全看他们的心情好坏而定。

有正义感的律师在恶吏的钳制之下，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事先没有通知，事后没有法定解释，连一个讲理的地方也没有，无一个确定的法定程序，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空洞地说一句，到底有哪一件是“敏感”案件？令人一头雾水。所有心存良知的律师不禁要问： 哪来这么多的”敏感”案件?

实际上，讫今为止，政府官员以“敏感”为说词，漠视宪法和人权，大行恶道之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又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所有追求宪政的国家都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宪法理应成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的共同行为准则。民众运用宪法权利，通过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力量，监督与督促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为民谋福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职责。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要的就是公民依据宪法来“治官”，运用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促成政府依法行政。

当执政者超出平常的“敏感”，那么意味着这个管理体系的生理和心理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执政者设定如此多的“敏感”事物，而且还用这种“敏感”作为施政的管治时，那这个社会就病入肓膏了。一个社会那么多的“敏感”，这是执政当局撕下了“和谐社会”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那么说，人类文明底线又一次遭到了无情嘲弄。

2011年9月至12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爆发了大规模的维权行动。9月开始，乌坎村开始集体维权，赶走了中共村总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拉开了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村民自治。10月中旬，乌坎村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代替原中共妇女联合会，支援维权斗争。乌坎村成立“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开创了中共建政62年来中国妇女自治新纪元。

乌坎村维权事情起因是由于祖籍乌坎的香港商人陈文清与乌坎村委会勾结，倒卖土地给发展商碧桂园，从中私吞碧桂园支付的7亿元补偿。陈文清在内地及香港有多项公职和公司。9月份碧桂园已开始在当地动工，引起大量村民不满。随后乌坎村民已经觉醒，发起了到陆丰市政府的大规模集体抗议行动，并获市政府承诺，调查此事。受到村民们质疑当了41年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村委会领导当即逃离村庄，办公室人去楼空。为了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加强组织纪律，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管理乌坎村一万二千多名村民。10月中旬，村民们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妇女主任，支援维权斗争。新成立的“妇女代表联合会”与原行的妇联在属性和选举方式完全不同。

乌坎村自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由村民自发成立了自治组织，特别是“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更是代表中国妇女的觉醒。12月，陆丰公安部门把“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经过乌坎村坚持集体抗争，广东省公开承认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合法性。

“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成立并得到合法承认，表明中国妇女的觉醒，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象征。“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一个妇女自治组织，并得到中共当局的合法承认。我们呼吁中国妇女全体觉醒起来，在全国各地成立自治组织“妇女代表联合会”，取代中共所谓的“妇联”，让全中国的妇女走向自治，结束中共在妇女界的统治地位，我们一定能成功。2011年9月至12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爆发了大规模的维权行动。今年9月开始，乌坎村开始集体维权，赶走了中共村总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拉开了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村民自治。10月中旬，乌坎村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代替原中共妇女联合会，支援维权斗争。乌坎村成立“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开创了中共建政62年来中国妇女自治新纪元。

乌坎村维权事情起因是由于祖籍乌坎的香港商人陈文清与乌坎村委会勾结，倒卖土地给发展商碧桂园，从中私吞碧桂园支付的7亿元补偿。陈文清在内地及香港有多项公职和公司。9月份碧桂园已开始在当地动工，引起大量村民不满。随后乌坎村民已经觉醒，发起了到陆丰市政府的大规模集体抗议行动，并获市政府承诺，调查此事。受到村民们质疑当了41年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村委会领导当即逃离村庄，办公室人去楼空。为了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加强组织纪律，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管理乌坎村一万二千多名村民。10月中旬，村民们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妇女主任，支援维权斗争。新成立的“妇女代表联合会”与原行的妇联在属性和选举方式完全不同。

乌坎村自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由村民自发成立了自治组织，特别是“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更是代表中国妇女的觉醒。12月，陆丰公安部门把“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经过乌坎村坚持集体抗争，广东省公开承认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合法性。

“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成立并得到合法承认，表明中国妇女的觉醒，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象征。“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一个妇女自治组织，并得到中共当局的合法承认。我们呼吁中国妇女全体觉醒起来，在全国各地成立自治组织“妇女代表联合会”，取代中共所谓的“妇联”，让全中国的妇女走向自治，结束中共在妇女界的统治地位，我们一定能成功。

2004年山东省临沂市委市政府印发文件，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控制，这是山东临沂暴力计划生育的发端和法规。从2004年开始，临沂地方政府计生部门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最终在2005年被临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律師和其它人士向媒体和全世界披露，并引发山东省当地政府对陈光诚和当地村民进行打压的事件。

2005年，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开始对临沂强行计生行为进行调查，并通过国内外媒体采访报道临沂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强大的压力下，国家人口计生官员表示要对临沂计生事件进行调查。但是，中共山东当局反而失去人性，对陈光诚夫妇监视居住，并于2006年6月被刑事拘留。8月24日，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出狱，被警车接送回家，此后即被软禁在家。全世界媒体大量关注陈光诚事件，全国各地维权人士去山东临沂探访陈光诚，全部被中共临沂地方政府阻止。2011年10月，中国妇权派五名残疾人义工组成探访团去山东探访陈光诚，被中共当地官方追逼百里。同年11月11日，中国妇权在合肥举行陈光诚生日祝贺活动受到当地警方阻挠。

陈光诚因参与计划生育维权受审判，刑满释放后长期软禁在家；没有人性的中共政府，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导致妇女不能生育；对生二胎的妇女强行堕胎、引产，导致大量婴儿死亡；中共山东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执行中的野蛮和严重违法和侵犯妇女人权行为，象动物一样对待中国普通女性公民，表明中共政府对人权迫害的升级。中共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和行为，必然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意识到，只有改变中共计划生育这种罪恶的政策和法律，才能改善和保障中国广大女性公民的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存权。

　　最近“实名制”忽然大热，似乎成了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法宝。从菜刀到微博，现在发展到了紧急避孕药。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全市药店在销售紧急避孕药时要检查登记购药者的身份证。福州药监局市场处的陈姓工作人员说，该新规主要是为防止紧急避孕药销售给某些人用来进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进而防止男女比例失调，是贯彻落实国家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两非”指“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

　　《三国演义》里有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现在对福州等地的老百姓来说，可谓“房事不决问药店”。打击“两非”是计生等部门职责所在，但却要全体人民跟着吃挂落儿，这实在说不通。对很多女性来说，紧急避孕药是保护自己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实名制之后，根据购买记录外人很容易按图索骥掌握购买者的隐私。况且，当局明确表示，保护隐私要靠药店员工的自律。在隐私被公开贩卖的当下，这不是变相逼人去流产吗？当然，这种流产很可能恰在“两非”范畴之内，属于需要被整治的对象。接下来，当然就是整治成果丰硕，有关部门受到表彰的戏码了。要是大家都提前做好避孕措施或者事后紧急处理了，打“两非”的政绩是不是得少一大截？

　　计划生育是国策，我国的法律并不禁止人们事后紧急避孕。正规药房在售的紧急避孕药也都是有批号的非处方药，购买、使用不仅不犯法，更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这件事上推出实名制，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先把所有人都当成涉嫌“两非”的不法之徒。谁给了福州等地的药监局做出如此广泛的“有罪推定”的权力？假若此番实名制依然收效不大的话，是不是以后当地老百姓的“敦伦之事”也要向有司报备才行？

经济观察网报道，2011年8月17日，包括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在内的21家公益组织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农业部帮助渤海湾渔民在污染事故中进行维权。

自2011年6月4日蓬莱19-3油田B、C平台发生漏油以来，截止到目前，该漏油事故不但未得到彻底控制，反而又新增了多处漏油点。

上述21家公益组织表示，这起严重的持续性漏油事故已经蔓延至河北、辽宁海域，严重影响了河北当地渔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给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水养殖 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其中，河北乐亭县、昌黎县浅海和滩涂受到此次漏油污染最为严重，扇贝等养殖物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而且扇贝死亡时间与蓬莱 19-3油田发生漏油时间同步。渤海湾的养殖户们遭受的经济损失有可能超过十亿元。

然而，这封公开信中也提及，“受害渔民缺乏维权的足够资源，经乐亭渔民告知，农业部仅仅安排检疫与病害防治部门前去乐亭调查，渔业环保部门被屏蔽于程序外，原油污染损害的因素被忽视，损失更为惨重的昌黎县被遗漏。”

由此，21家公益组织向农业部发出呼吁，迅速委派具有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的机构，深入调查河北沿海渔民养殖生物死亡的真实原因，科学鉴定 溢油污染与养殖物死亡的因果关系，全面评估渔业污染损失金额，并出具调查鉴定报告和损失评估报告，支持污染受害者依法索赔。同时，责成河北省、辽宁省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学习广东、山东等地的成熟经验，立即启动蓬莱19-3油田溢油所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