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紫娟                                                      2021.10.30

自我介绍——我和常玮平都是1984年出生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高中三年都在一个 班，所以彼此非常熟悉。孩子现在8岁。我是一名微生物学博士，现在在深圳工作。

我们一起就读于陕⻄省凤翔中学，算是本县最好的高中。当时整个宝鸡市只有四所省 级重点高中，其中有三个在宝鸡市区，我们是县区唯一一个省重点中学。我们高中组建了 一个重点班，招收的都是初中阶段竞赛获奖的学生，也算是笼络了本县及临县的大部分尖 子生。他拿了化学竞赛全国一等奖，我拿了英语竞赛市级三等奖，差远了。后来他说他从 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第一名，有一次考试，全部九⻔课程，他拿了九个单科第一，导致校 ⻓发奖的时候，他跑上去九次，还挺不好意思。他不仅被我们学校提前录取，他还被当时 ⻄安最好的高中 ⻄安中学 提前录取，但是他和他爸去⻄安转了一趟之后还是选择了我们 学校，⻓安米贵，久居不易。

在2003年高考难度骤然增加又是估分报志愿的情况下，他还是考取了重庆大学。学的 是化学专业，但是他经常给我讲的是时政、经济和股票，看着更像个文科生。当时《经济 观察报》和《南方周末》是他每周必买的报纸。

常玮平的律师。

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去海南海⻢汽⻋工作，后来又去了北京。凭着他自学的金融知 识，考过了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在招商证券工作，其实他还考过了香港的证券从业资格考 试。因为不是金融科班出身，他只能做营销性的工作，凭借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演讲能 力，他还成了招商证券的金牌培训师。但是法律才是他兴趣所在。当时凡是在清华北大举 行的法学名家的讲座，他大体都不会缺席，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他的法学精神世界。 2011年他去参加司法考试我以为就是去检验一下他的法学学习成果，完全没有在意，没想 到他竟然通过了考试。还记得发布司法考试成绩那天是北京十一月的冬天，他带我去北京 师范大学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中间他问我:你觉得今年最重要的五件事情是什么?我就 列了五件我认为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又说:算了，那你认为今年最重要的十件事情是什 么?我绞尽脑汁又想了五件事，其中包括了帮某位师姐搬家。然后他无奈的摇摇头，公布 答案:是他考过了司法考试。后来他就真的开始做律师了。

一开始做律师没有案源也很苦恼，我清楚的记得他的第一个案子在陕⻄洋县，律师费 才两千块钱，他总共跑了三四次，当时我们住在⻄安，这个钱也就刚刚够⻋费，但他还是 很兴奋。第二个案子在厦⻔，律师费一万元，他也跑了三四次，大体也就够⻋费。但后来他的当事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被释放了的时候，他很开心。

他对公益案件也一直很感兴趣，他起诉过金⻰⻥，因为它标示的:“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起诉过陕⻄咸阳机场公安，因为对方开具一个临时身份证 明收费40元，他认为那张纸不值40元，并且，火⻋站也开临时身份证明，但不要钱，难道 机场要比火⻋站高贵一些吗?后来经他起诉后，这个收费取消了。他还起诉过滴滴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诸如此类事做了很多，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成了一些人眼里的另类。

后来，他还代理了一些反性别歧视及LGBT群体的案子，他是一个包容的人。他认为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闪光点，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友爱的。就如同有一年过年，他拿着单反 相机，去给村子里的每一位老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还给每人一张冲洗了出来，送给他们。 他不会嫌弃他们衣衫不够体面，面容不够干净，他觉得村子里的老人也需要关心，因为现 在出去打工的人多，他们的儿女过年可能就没有回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是可以让他们感 到被人关心尊重的礼物。

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政治观点也很温和，虽然在办案过程中遇到过种 种问题，但是他还是肯定现行体制有其优越之处，比如，因为土地公有，所以征地的阻力 就会小很多，才可以如此快速的建立全国的高铁网络。

因为代理过一些信仰、拆迁等敏感案件，他一直有被国保定期叫去喝茶的烦恼。其实 我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江⻘都有律师辩护，这些案件也需要律师的介入。并且在办案过 程他没有因为哪起案件违规办理被司法机关训诫等。但是2018年11月，陕⻄省宝鸡市司法 局以他未将律师费打到所在律师事务所账户上处罚了他。事实是当时他所在的陕⻄立刚律 师事务所开不出来发票，他无法正常收费，而且，立刚所在注销前还欠着他几万块的律师 费不给，直到现在这笔账也没人管。他本不服气，但找他喝茶的宝鸡市律协一位冯姓领导 希望他能接受这个处罚，不然事情不好办。他也就忍气吞声妥协了。谁知，这才只是噩梦 的开始，陕⻄省司法厅一位叫党健的领导公然声称和常玮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必须分出 你死我活，声称是他亲自坐镇注销了立刚所，砸了常玮平的饭碗。其后，常玮平在全国上 下找了十几家律所，但是每到签约的时候，该所主任就会被谈话。甚至有一次，党健给他 要转入的陕⻄耿明律师事务所打电话说这些威胁的话的时候，常玮平就在耿律师旁边。后 来，在他第一次被抓的第二天，他的律师证就被注销了。

2020年1月12日，宝鸡警方对他进行了抓捕。1月14日打电话通知我说常玮平涉嫌颠 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询问了我的地址要给我寄相关法律文书。过了两天我 再问的时候答复就是不寄了，领导说口头通知即可。目前为止，对于这次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家属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后来常玮平说，宝鸡警方还搜了他在⻄安的住所，带走了他6000多美金及其其他国家旅游纪念币等。对于这次搜查警方亦未向家属出示过搜查 证和扣押物品清单，至今这些财物去向不明。

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遭受了严重的酷刑，连续十天固定坐 姿坐审讯椅，手被拷的生疼，神经受损，到现在，他右手的拇指、⻝指和无名指还没有知 觉。

直到2020年1月23日取保后，宝鸡警方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涉嫌颠覆国家政 权，莫名其妙的抓人，又莫名奇妙的取保候审了。至今也没给家属任何他取保候审的法律 文书。1月23日晚，他被取保候审的时候，宝鸡警方的领导还跟他说让他积极配合，他的律师证的事情他们去和陕⻄省司法厅交涉，让他放心。所以常玮平当晚还很兴奋的跟我 说，他的律师证有希望了。现在看来，这只是宝鸡警方安抚他不要讲出他遭遇酷刑的谎 言。过完春节，警方即通知他，他不得离开宝鸡，在此期间，他需要每日向警方汇报行 踪，每周与警方⻅面。虽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他还是积极配合了，希望取保期满 后获得自由。

可是2020年10月22日，宝鸡警方又一次将他带走，这一次是一位张姓警察电 话通知我:“常玮平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追问具体罪名，即挂断电话， 再也打不通了，后来在律师交涉了三天之后，2020年10月28日晚六点半，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自称宝鸡高新分局警员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因为他们之前不知道我的地址，现在地址 查清楚了，他们将向我寄常玮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文书。这个理由是非常蹩脚的， 因为早在2020年10月22日下午，宝鸡市公安局的警察庞定明及其另外两位高新分局的警察 已经准确的找到了我在深圳的住所并对我和常玮平的父母进行了正式问话。

在未通知任何家属的情况下，宝鸡警方搜查了常玮平在凤翔县老家的住所。至今，家 属未⻅到过这次搜查的搜查证和扣押物品清单。

从2020年10月22日至今，宝鸡警方先后9次到深圳我的家里或者我的工作单位找我、 或我的领导，威胁我不要发声，我如果发声，将让我的工作单位处罚我。具体情况如下:

(1) 2020年10月22日晚六点左右，我接到常玮平父亲电话，称宝鸡警方到深圳的家里 来了，要⻅我，让我回家。晚八点我回家时，⻅到了宝鸡市公安局庞定明、高新分局宋 子新及不愿出示工作证的中年秃顶男子，还有两名穿警服的深圳警察坐在我家⻔口。后 宝鸡来的三名警察对我录像、做笔录，让我承诺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否 则，对常玮平没有好处。

(2) 2020年10月24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宋子新及不愿出示工作证的中年秃顶男子，到 我深圳家中，对我做笔录，继续让我承诺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此次谈话 中，中年男子警员询问我是否聘请律师及律师的名字，以方便律师去了他们接待，我告知他们后，下午张庭源律师即收到重庆市司法局约谈电话。

(3) 2020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向贤宏、宝鸡市

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杨永科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口，叫我出办公室后，在我办公 室的走廊上，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向贤宏说常玮平是意识形态犯罪。杨永科说要 告知我的工作单位，用单位纪律处分我，让我失去工作。

(4) 2020年11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向贤宏、杨永科到我办公室⻔口来找我，继续 威胁我不得为常玮平发声。

(5) 2020年11月23日中午1点左右，我突然接到我单位警务室电话，说陕⻄警方找我。 去了之后，是向贤宏和付勇强找我，要求我删除微博。事后证实，他们当天在找我之前 还找了我工作单位的领导。

(6) 2020年11月24日下午1点左右，接到我科室秘书电话，说陕⻄警方找我，让我去警 务室。去了之后是向贤宏、付勇强继续要求我删除微博。

(7) 2020年12月15日上午，宝鸡市高新分局给我工作单位领导打电话，称我要去北京 上访，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

(8) 2020年12月23日下午16:30左右，接到我单位保卫科电话，说陕⻄警方找我，去了 之后，⻅到四位陕⻄“警察”:自称陕⻄省公安厅工作人员的、不愿向我展示完整工作证 的、只露出“公安厅”三个字的一位老年男子、自称宝鸡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的不愿出示工 作证的老年男子(后证实为宝鸡市公安局副局⻓郭掌伟)、向贤宏、付勇强，和两位深 圳警察。陕⻄警方主要说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我的工作很好，一般人找不到，希望我 要珍惜;第二，我不了解常玮平，说他经常住在别人家里，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企图让 我不要为常玮平发声;第三声称常玮平加入了一个反华组织，如果夺取政权成功，常玮 平将成为中国某个部⻓或陕⻄省省委书记，我将成为部⻓夫人或省委书记夫人。又同时 声称常玮平裹挟不深。

(9) 2020年12月25日，陕⻄警方到我工作单位，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拷⻉了我 的工作电脑硬盘。

除此以外，陕⻄警方⻓期实时监控我的行踪，只要发现我买了去北京的机票，就会给 我工作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说我要去北京上访，要求我的工作单位维稳我。最近的一次是 2021年9月23日，给我的直属领导打电话，询问我去北京是否请假，并要求我的直属领导 向更高层领导汇报我的行踪。

二 遭受的酷刑

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他被关在陕⻄省宝鸡市宝钛宾馆的地下室一个房间(当时我是不知道他在哪里的，他被取保候审后才告诉我的)，连续10天警察把他铐在老⻁凳上，除了上厕所，都在老⻁凳上坐着，导致右手拇指、⻝指至今麻木无知觉。他的双腿肿了，疼的他哭，他要求就 医，但是警察跟他说，他们有经验，像他这种情况，还不需要就医，死不了，被他们铐了一个月的人都没死。每天只是中午给他吃一碗面条汤，晚上给他吃一块鸡蛋大小的夹着辣椒油的冰凉的馒头，每天饿得他头晕眼花肚子疼。警察和公安局从外面花钱雇来看守他的人则故意坐在他身边吃饭喝水吃零⻝，常玮平被馋的要发疯。

每天晚上，那些雇来的看守他的人就在看管他的宾馆的房间里面打牌、吃饭、喝酒、 抽 烟，故意大声喧哗，吵得他没法睡觉。实在困极了趴在桌板上，就立刻被叫醒坐好。

他坐了几天就便秘了，痛苦不堪。警察对他实施疲劳审讯，10天里做笔录16份。 2020 年1月23日晚取保候审时，他父亲说他看起来面容疲惫，脸颊深陷，眼睛布满红血 丝，瘦了 很多。

虽然第一次指居只有11天，遭受到了酷刑。但是真正的恐惧不是来自于这次酷刑，而 是被取保后第三天开始，宝鸡警方要求他不得离开取保地宝鸡，要求他每天电话汇报行踪 (有专⻔的警察每天早上九点会给他打电话，询问他一天的计划)，每周写思想汇报。每 周会有警察来家里和他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对他进行各种威胁，让他指控别人，换取 所谓的立功。有一次，宝鸡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队⻓跟他说:他若没有立功，就不会有新 生活。经受这种反复威胁，到取保后期，常玮平的压力非常大，他开始失眠，头痛。取保 期间，国保不允许他和之前的律师朋友联系，开了一个抖音账号，讲每天百度上的热搜前 十名事件中的法律问题，讲了不到十期，某天直播中突然炸号了。用常玮平的话来说，国 保只让他活着就行。由于不能出去工作，他又多年不在农村生活，他甚至害怕黑夜，有时 候晚上开⻋到宝鸡市去，就只是为了看一眼城市的灯火。他怕我担心，他的这些恐惧和症 状都没有告诉我，这些都是他第二次被抓后一个朋友说常玮平告诉他的。酷刑和日常的威 胁给他留下了深深的恐惧。到后来这种恐惧令他崩溃，令他想要突破，反抗。取保期间， 他曾录了一段视频，是在打雷闪电的一天，他站在户外，大喊让暴⻛雨来的更猛烈一些 吧。这可能也是他2020年10月16日将他被宝鸡警方酷刑的经历公开到网络上的原因。

常玮平从第一次被抓到第二次被抓，中间经历了10个月的取保候审阶段，这个10个月 我一直在深圳工作，没有去宝鸡看他，是因为我被吓到了。2020年3月的时候，深圳的小 学开学了，玮平父母要带小孩来深圳上学的前一天，宝鸡国宝跑到家里来质问他，他父母 去深圳为什么没有向他们报备，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他父母不得离开宝鸡。后来他和国 保吵了一架，说:“我取保了，难道我父母，我孩子也取保候审了吗?”，最终他父母和孩子才得以离开宝鸡，但是他不能送到机场，只好请别人去送。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恐 惧，让我觉得宝鸡国保不仅限制当事人的自由，他们还会非法限制家属的自由，我怕我回 到宝鸡，他们也不让我离开宝鸡，而我的工作在深圳。所以，玮平取保的十个月里，我没 敢回陕⻄。现在想来非常后悔。从2019年11月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过他，⻢上两年了。

第二次被失踪就发生在他在网络上公开他被酷刑的经历6天后。2020年10月22日下午 六点多，我接到常玮平父亲的电话，说宝鸡国保到深圳的家里来了，要⻅我。晚上八点 多，我回到家，三个宝鸡的国保坐在我家⻔口，两个深圳本地的警察陪同。他们跟我的谈 话内容主要是问:常玮平取保期间有没有律师朋友到我深圳的家里来?以及让我同意不在 网络发声。我当时明确拒绝他们的这些要求，我告诉他们法无授权即禁止，他们没有任何 法律依据来限制我为常玮平发声。后来我才知道2021年10月22日上午，宝鸡警方到常玮平 在凤翔县的老家把他带走了。下午另一队警察到深圳来对我进行维稳。再后来，宝鸡市公 安局甚至陕⻄省公安厅就多次派人到深圳来我的工作单位威胁我了，多次找我工作单位的 领导，威胁我继续发声将让我单位处分我，让我失去工作。

自从他2020年10月22日被带走后，期间于2020年11月16日，被安排和他的父亲⻅面 10分钟，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人⻅过他，所有的律师会⻅都被拒绝。当时也不知道他被关在 哪里，非常的担心。从2020年10月22日被抓，到2021年9月14日，律师第一次会⻅到他， 这期间快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任何他的消息，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多次向宝鸡市公 安局、宝鸡市人⺠检察院、宝鸡市人大、宝鸡市纪委、陕⻄省人⺠检察院、陕⻄省公安厅 控告酷刑，但是都没有用。这些部⻔要么不做任何回复、要么回复不归他们管。整个控告 过程就是感觉被提皮球，没有电视剧中演的人命关天各级重视的情况，有的只是白眼和傲 慢，很羞辱的一个过程。

直到2021年9月14日，第二次被抓将近十一个月的时候，他终于⻅到了律师，我也终 于确定他又受到酷刑，这次还是在宝钛宾馆，只是不在地下室，而是在一楼的一个房间。 即是我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他第二次会被酷刑，但听到那些酷刑细节，我还是很愤怒。特别 是他告诉律师，他一度得了被害妄想症，认为生活中所有人都是被事先安排好来害他的， 包括他的父母和我。当时我真的崩溃了。我打电话给向贤宏，质问他为什么要酷刑常玮 平，他说:“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事?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就挂断了我的电话。流氓 的嘴脸尽显无疑。酷刑常玮平的一部分人就是来深圳威胁我、骚扰我工作单位的人，如果

我再次⻅到他们，我一定会向他们竖中指，吐口水。他们在公众面前身穿警服、口吐莲 花、义正言辞，表演人的一面，但转眼到了宝钛宾馆，他们肮脏丑陋，心理变态，展现它 们兽的一面。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人渣。我非常欢迎他们再次来深圳，给我、我的领导 来展示他们无耻演技之外的另一个技能——酷刑!

他被抓的这一年我非常的忙，甚至可以说忙到没时间悲伤，我要工作、照顾孩子、还 要为他呼吁，去各个部⻔控告，还要应付陕⻄警方不断威胁我、骚扰我工作单位领导带来 的麻烦。但我还是会坚持，我不是蚂蚁，我是人，要捏死我，我会发出声!

立場新聞報道                                                               2021/12/10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今日（10 日）以視像形式，在美國的「全球民主峰會」致辭，呼籲全球民主國家制衡中國（見另稿）。羅冠聰在香港時間晚上約 8 時 45 分發言，約兩小時後，約 10 時 55 分，特區政府即發稿回應，斥責其言論失實，又指他沒有如自己所指，受到「迫害」，「而是一名逃犯」。政府亦表示，羅冠聰的發言「完全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無恥地跟隨部分西方政客慣用的劇本，對我國作出無稽的指控」；外交部駐港公署亦表示強烈譴責。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港府表示，所謂「民主峰會」邀請羅冠聰發言，更突顯其荒謬及毫無公信力。港府又指，羅冠聰並沒有如他所指般受到「迫害」，而是一名逃犯，在香港涉嫌干犯刑事罪行後公然棄保潛逃，毫無誠信可言；他亦多次發表煽動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港府又指，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每個地方須視乎其具體情況，或政治發展階段決定其民主進程。反過來說，沒有把人民福祉放在其管治理念的政權，亦難以符合「民主是為人民服務」的標準。港府稱，《香港國安法》明確尊重和保障人權，「不容有人大放厥詞」。港府表示，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由亂轉治，「正邁向更美好的發展，任何惡意中傷或抹黑的言論，都會不攻自破」。

外交部駐港公署：強烈譴責　政治鬧劇注定失敗收場

另外，外交部駐港公署回應指，美國邀請「反中亂港分子」羅冠聰參加「領導人民主峰會」，為其兜售歪理邪說提供平台，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指美方行徑再次暴露其操縱「民主」、服務一己私利的虛偽面目，「坐實其與反中亂港分子沆瀣一氣、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干涉中國內政的險惡用心。這種卑鄙的『政治鬧劇』注定失敗收場」。

發言人指，羅冠聰被香港警方通緝，乃臭名昭著的「港獨」分子，與「民主」毫不相干。 發言人指，羅長期散布「港獨」言論，乞求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破壞香港法治，踐踏「一國兩制」底線，他在美國一些人授意下「大放厥詞」，是對民主價值觀最大的諷刺。

發言人強調，美國支持香港是假，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才是真，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我們敦促美方認清形勢、懸崖勒馬，立即停止以任何藉口與反中亂港分子狼狽為奸，停止阻撓特區依法施政，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作者：刘燕舞，湖南平江人，社会学博士            2021-11-29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

“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图为中国妇权义工2013年在贵州乡下探访喂养孙辈的老人。（图片来自中国妇权）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

“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

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

“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

“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

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

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

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

“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

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

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

“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

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

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

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

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

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

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

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

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

“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

“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

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备注：文中林木文等自杀老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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