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视公益人士郭彬、杨占青突被抓捕,均曾在益仁平工作

北京益仁平中心                               2015年6月14日

 

各位同事、志愿者、各合作伙伴、各位师友:

知名反歧视公益人士郭彬、杨占青于2015年6月12日(周五)深夜突被来自北京和郑州的警察刑事拘留,理由均为是“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两位均曾在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郑州办公室工作。

 

一、经过及现况

据了解,杨占青是从广东惠州的家中被带走的,经医院体检后据说被关押在惠州市惠阳区看守所。郭彬于6月12日晚间被从两岁儿子病床前带走,带走时他正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郭彬的儿子几天前刚做完做手术,郭彬一直在病床前照料儿子,已经几乎一周没有合眼休息。郭彬现疑被关押在深圳福田看守所。两人涉嫌罪名都是“非法经营”。据亲友们了解,他们两人或许在下周一将会被带​往​郑州第二看守所。

 

二、郭彬、杨占青其人

郭彬照片郭彬

 

郭彬,现为反歧视公益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学生时代就积极参与“三农”相关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毕业不久就选择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职业。2007年秋,他加入了我国第一条乙肝公益热线“爱肝连线”,其后曾担任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郑州办公室主任,主要工作是普及我国反歧视法律、协助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依法维权。当前,郭彬主要从事的是消除制度性就业歧视现象,重点是反对残障歧视、促进残障人士平等就业。几个月前,郭彬分别向有关部门依法举报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温州市募委办以及上海市近两千个事业单位岗位人员招聘中存在户籍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及“萝卜招聘”等行为,并提起了行政复议,媒体广为报道。

杨占青

杨占青,曾是全国最大的乙肝携带者公益网站“肝胆相照”论坛法律版版主。后也曾担任北京益仁平中心郑州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独立注册成为郑州亿人平机构后,杨占青曾任执行主任。主要工作是协助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残障人士依法维权。2015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一女生患乙肝遭歧视,在宿舍烧炭自杀。4月30日,杨占青向天津市教委举报天津师范大学歧视、隔离乙肝携带者,要求给予通报批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分。当前,杨占青主要关注消费者权益和食品药品安全,免费解答网友咨询并关注消费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的政策法规完善。本月初,经过杨占青的努力,儿童用药安全问题在“儿童节”后得到了媒体大幅报道。

 

三、郭、杨完全不涉“非法经营罪”,拘捕于法无据

非法经营罪,衍生于已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根据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要有非法经营食盐、非法经营烟草制品、非法经营电信业务、非法经营出版物。

郭彬、杨占青在郑州及其他城市开展的反歧视公益工作,没有任何收费行为,完全是非营利性质,不属“经营”行为,也不可能扰乱市场秩序,显然与“非法经营罪”毫不相干。

不仅如此,郭彬、杨占青多年来的公益工作,帮助了大量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人群,也促进了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进步,2013年11月份举行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就是包括郭彬、杨占青在内的反歧视人士和机构多年来共同倡导的结果。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公益人士,国家和政府理应嘉奖,而不是罗织罪名予以构陷。

四、应杜绝反法治的“株连”现象

201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北京警方抓捕了计划在公交车上开展反色狼活动的“女权五姐妹”,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此举引发国内外女权界强烈抗议。4月13日,警方对五位女权人士的逮捕申请被检察院全部驳回,被迫全部释放了五姐妹。然而,次日,在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被记者问到该案时,却无端称与五姐妹有关联的北京益仁平中心“涉嫌违法、将受到处罚”,但拒绝回答益仁平涉嫌违反了哪部法律、将受到何种处罚。

此后,益仁平多位前同事或合作伙伴发现,自己因私国际旅行、或因公国际旅行在海关被边境警察阻止,甚至益仁平两位成员的父母老家也遭遇“查户口”、“送快递”。

如果因为要进行外交部发言人所称的“处罚”,而株连到曾经在益仁平工作过的公益人士、甚至是父母,无疑是反法治的行为。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2014年5月底,郑州发生“十君子”案,警方抓捕了多位参与“六. 四公祭”的人士,常伯阳律师因代理其中的几位人士也遭到株连拘捕,警方对常伯阳的指控几经变换,最终被控“非法经营罪”;其后,常伯阳任法定代表人的郑州亿人平机构办公室遭到株连搜查。而本次郭彬、杨占青被从广东拘往郑州,被控的罪名也是“非法经营罪”。如果因为要把当初错误的抓捕案办出功劳,而用毫不相干的“非法经营罪”来抓捕已经离任多年的人,无疑也是反法治的“株连”行为。

五、应避免对民间公益事业的“运动”式打压

自2014年6月以来,民间公益事业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密集打压,明显违背了2011年以来中央政府多次作出的“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表态。

2014年6月17日,在我国反乙肝歧视和反残障歧视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益机构郑州亿人平遭到警方搜查;

2014年9月18日,因受当局打压,著名的民间公益机构“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宣布停止运营。

2014年10月9日、10日,知名民间智库机构“北京传知行”的创办人、负责人及多名工作人员被拘捕,办公室被查抄;

2015年1月,一位与国际非营利组织有关的英国人士因警察提出的签证问题被迫离开中国;据2015年3月的媒体报道,另一位与我国民间机构有关的法国人士因类似原因被拘留了十天,其后也被迫离开中国;

2015年3月6日、7日,“女权五姐妹”被抓捕,这五人全都是民间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

2015年3月7日,女权公益机构“杭州蔚之鸣”构办公室遭到警察搜查;

2015年3月24日,北京益仁平中心办公室遭警察搜查;

2015年6月12日,反歧视公益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和公益人士杨占青被警察拘捕。

另外,《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草案也于2014年12月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草案对境外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我国的合作设置了严苛的注册和审批机制,全文共出现24次“不得”。

从上述不完全列举可以看出,益仁平的遭遇、郭彬和杨占青的遭遇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希望看到有关部门对民间公益事业以传统的“运动式打压”的方式来对待。在过去十多年里,每一次针对民间公益事业的打压运动都无法阻挡其发展趋势,而在过去六十多年里所发生的历次“运动”也多被证明是错误的、运动的对象也多得到平反。“运动式打压”应予以避免。

 

 

慈故能勇——高瑜最珍贵的品质

(瑞典)茉莉
20150523100431_25635不止一次有朋友转告我,说高瑜曾笑着问他们:“大家都说我和茉莉相像,是吗?”虽然高瑜和我同是“八九”入狱的女人,但我们却至今仍无缘相见相识。从认识我们两个的朋友那里获知,高瑜和我确实有相似之处,都长着大脸庞,性格都有一点傻大姐。
流亡在自由而安全的北欧,我对留在国内顽强抗争的高瑜,对她一而再、再而三陷狱的命运,充满了一种姐妹般的忧心与关注。我钦佩她那无与伦比的勇气,自愧远不如她,因此总是要追问:高瑜的这种勇气来自何处?在众人退缩的时候,为什她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平静地接受命运?对这样一个始终站立着、大写而高贵的人,一个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难道连绵不断的厄运就是对她的报答?

◎ 如天外来人勇敢守护公民知情权

身为中国人,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位西方传教士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然而,高瑜却仿佛是天外来人,她身上奇异地存在着中国人最稀缺的品质:勇敢而正直,她就以这种罕见的品性,为中国公众守护真实和知情权。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高瑜已是三次入狱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早上,在大屠杀的前一天,积极活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的高瑜,在上班路上被秘密绑架。第二次是1993年10月2日,她被当局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第三次就是最近,4月17日,高瑜被北京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7年。

每一次被判刑,高瑜的罪名都和“泄密”有关。但每一次律师发表辩护词,都义正辞严地指出:判决不公,高瑜所涉及的文件不属国家机密,完全没有社会危害性。但无论律师的辩护如何有理有据,无论泄密的指控如何荒谬,高瑜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那个野蛮践踏新闻自由与人权的政权监禁了。

其实高瑜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个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坚持报道真实。1993年,她只是摘抄了江泽民等人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了文章在境外发表。最近这一次她被控为境外中文网站提供中共内部文件,那个“七不讲”文件的内容是: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这些文件只是涉及中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做法,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且是属于公民有权知道的信息。知情权(Right to know)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按照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新变化,都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

◎ 东西方哲学解释高瑜勇气来源

勇敢,是人面对痛苦、风险、不确定和威胁的能力。尽管伦理学一般都把“勇气”视为德行,但中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谈勇气的来源时,说出了另一番见解:“只要是利益所在,人们就浑然忘却自己的嫌恶,害怕,而勇往直前。”

能为韩非子的观点做例证的,眼前就有一个典型。就在高瑜被判刑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于4月3日被当局正式起诉。周被指控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罪名。

像这样在利益面前充满巧取豪夺巨大“勇气”的政府官员,在当今中国如过江之鲫。盛传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在中国贪官污吏涉足腐败的惊人规模面前,西方资本家的冒险精神简直不值一提。

而高瑜的勇气却完全与利益无关,它来自另一个价值系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论述的“善意志”,即好的动机。康德认为勇气属于人的自然禀赋,但也是人趋善避恶的自由选择。因为人确信能够达到至善,勇气才被极大地激励出来。

能给高瑜非凡的勇气提供来源说明的,还有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论断:“慈故能勇” (《道德经》)。东方西方都有共同的智慧,老子认为勇气源于仁慈,他的观点与康德的善意志基本相似。

为什么说高瑜的勇敢来自她的仁慈,体现了善意志呢?我们可以从高瑜在六四以后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所做出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来看。按照康德的理论,一个具有善意志的人会选择为义务而行动。高瑜相信报道中国的真相是她的道德义务,选择这个行动是对中国公众有益的,她因此毫不犹豫地去做公正诚实的报道。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她只是为了道德义务顶着危险前行。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时代,高瑜跻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她获得的奖项还有“自由金笔奖”和无国界记者新闻奖。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人类不屈服于强权的尊严。

◎ 命运会偏爱那些勇敢者吗?

“专制政体病菌”毒害了整个中国社会,一批批的勇者、义者被赶尽杀绝,人们普遍变得冷漠被动、恐惧无助只求自保,对权势者唯命是从。像高瑜这样勇敢的人,在中国已经是快要绝迹的珍稀动物。

然而,命运是如何对待如此优秀的人呢?我们知道的是,高瑜长期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近年来她的丈夫病逝,儿子失业,自己到了古稀之年,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还再次陷入囹圄遭受磨难。连绵不断的厄运追着高瑜,她似乎就像古希腊悲剧所描写的:“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这令我感到困惑和绝望:为什么最勇敢者往往成为最不幸者?

就在高瑜被判刑这个四月,著名六四学生领袖熊焱的母亲处于弥留之际,为回国探母熊焱在香港被拒入境,只能在海外大声疾呼。而我这个同样有国有家不能归的流亡者,也在遥远的北欧点燃蜡烛,追忆悼念刚在家乡湖南逝世的老父亲。正是父亲的去世,让我意识到,是我们这一代面对死神的时候了。

意识到自己也要面对死神,我对高瑜的命运就容易理解多了。正如契诃夫所说:“我们只有生活一回的机会。人需要勇敢地过他的生活,过得清醒,过得美。人要做强有力的、独立的、高尚的人。”一句话,向死而生。

难道命运没有偏爱和报答高瑜这样的人吗?比起那些营营苟苟只知谋私利的人,高瑜活得多么自由而生动,多么坦荡与磊落!她从容而平静地接受命运,当局只能关押她,却不能让她屈服。难道命运没有给高瑜幸福吗?她得到的不是凡俗平庸的幸福,而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界定的幸福:一种与美德相一致的行动。美德的报偿就是美德本身!

不信神灵的作恶者逃不掉历史的审判。那些迫害高瑜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他们残酷的恶行会留在史册上,被今人和后人痛恨唾骂。而高瑜,人们会永远铭记她闪闪发光的品质—真诚、勇敢、忠实,仁慈,以及她热爱人类的能力。

 

 

 

毕节兄妹服农药4亡 留守儿童悲劇何時休!

中国妇权综合报道

2015年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称,4名儿童系服农药中毒死亡。村民称他们是自杀,4个孩子父亲的电话到现在还没打通。

       还是留守儿童,又是贵州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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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大方县的留守儿童留着鼻涕玩爬树,两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城里打工,丢下孩子由祖辈老人抚养。(中国妇权義工摄影 )

        3年前的冬天,也是在七星关区,5个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这9个孩子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留守儿童。

  中国有多少留守儿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中,留守儿童的童年在何处安放?

留守儿童的非正常死亡

 

近年来,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案例数不胜数。

  2014年1月20日,据新京报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少年小闯在屋外厕所房梁上自缢,只因为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2013年,据金陵晚报报道,跟着爷爷奶奶在苏北农村长到13岁的留守儿童小宇约了自己的好友,另一名留守儿童小丽(化名)一起喝安眠药自杀,所幸获救。 原来,自一岁起,每年至多见到父母两次的小宇在一次吵架中害怕父母离婚,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2013年6月26日,江西省南昌市生米镇发生了三兄妹溺水身亡的悲剧,三个分别为10岁、9岁和5岁的亲姐弟在池塘戏水时不幸溺亡,而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记者了解到,5个孩子中有4个为留守儿童。公安的介入调查也没能查出孩子们的自杀动机。

  2011年6月,在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10岁留守儿童小阳告诉哥哥小东“我喝药了,不用去上学了”。半个小时后,半斤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

  家人认为,作业负担重、老师体罚是导致孩子自杀的原因之一,而校方反映家长想讹钱,自杀另有原因。但真正的死因至今无解。但是父母在小阳死后,把仅剩的儿子小东带到新疆,跟着自己打工生活。

  除了自杀,任何意外在远离父母照料的留守儿童中发生,代价都十分巨大。

  除了在垃圾箱取暖中毒的5个孩子,2007年,据贵州都市报报道,两名毕节儿童在家误吃了涂有老鼠药的食物后,不幸中毒死亡。

  2010年,据华商报报道,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运的是,2名学生经抢救后脱险,其他3人无恙。

  性侵猥亵留守儿童案多发

除了自杀和意外伤害,留守儿童被性侵、猥亵的案例也十分常见。 贵州毕节,在2014年4月和2015年5月分别发生小学老师和学前班老师强奸、猥亵12名和7名女童的案件,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6岁。

2007年,贵州大方县一村民家的三个女孩多次遭到他人性侵,其中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5岁。 据贵州都市报报道,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从2011年开始的一年多里,甘肃省陇西县乡村教师刘军红先后多次强奸、猥亵小学生数量多达8名,受害女生多为留守儿童。

2007——2008年期间,新世纪周刊报道,在河南省平顶山鲁山县下汤镇太阳岭小学,教师张祖绍强奸、猥亵6名小学女生,其中4人是留守儿童。

2014年1月京华时报报道,广西一名13岁留守女童从11岁开始,至少遭到16人摧残,被性侵至少50次,查明身份的犯罪嫌疑人中有14人为中老年人,年龄最大的70多岁。

 

      留守儿童从弱者变恶魔

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照顾,这些弱小的、被侵害的孩子一样会成为杀人恶魔。 据红网报道,2011年6月凌晨,14岁的留守少年邓某想溜进网吧吧台偷钱,62岁的网管刘平生发现后上前阻拦,邓某拿出弹簧刀朝其腹部刺了4刀、咽喉割了3刀。 在警察勘察现场时,邓某还专程跑来和其他人员一起,“淡定“围观警察办案。

2012年4月13日,12岁衡阳少年肖豪先后刺死自己9岁的表妹、4岁的表弟和30多岁的姑姑。 据南方周末报道,自幼父母离异后外出打工的肖豪在激素中学念书,12天回一次姑姑家。姑姑对肖豪疼爱有加,但是管束严厉。为了怕表弟表妹跟姑姑告状自己玩电脑游戏,连杀3个最亲的人,没有人理解肖豪的血腥冲动。 2014年8月,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安溪镇毛桥社区,13岁的小敏撞倒3岁的玩伴儿,竟然抱起她扔进粪坑,还搬来石头堵住坑口。 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小敏的父母10年前离家打工,她随酗酒的祖父和多病的祖母长大。成长路上家庭教育和对危机、困难处理能力的欠缺,让撞倒小朋友的小敏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掩盖错误。

超3成农村儿童留守,向谁问责?

          人民网在2015年3月报道,权威数据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其中79.7%由祖辈亲属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2015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也显示,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已经成为常态家庭模式。

  留守儿童数量庞大、问题众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

  早在2012年毕节5男童垃圾箱中毒死亡之后,当地民政部、教育厅、财政部和妇联组织都曾推出过保护关爱留守儿童的一系列看似完备的举措。

  据贵州毕节政府网站显示,在5男童死亡不到20天,毕节市民政局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2014年4月贵州省教育厅、省妇女联合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现实证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努力仍然挽救不了留守孩子贫穷、孤单的童年。

  在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表示,长期以来,对于留守儿童解决办法更多的是从社会环境、政府责任、学校教育的角度提出。其实,造成留守儿童的根本原因是父母外出务工。

  说到底,对孩子细致周到的呵护只能来自于父母。留守儿童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现象造成的社会问题。

  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催生了6000多万“制度性孤儿”。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又因为经济能力、户籍门槛、入学障碍不能拖儿带女,又不能常常回老家看望子女,骨肉分离就成了一出出悲剧产生的现实土壤。

  当城镇化率的数字不用在发展的框架下,这个数字所透露出的是冰冷,是城市对农民工的剥削和拒绝,城市在榨取乡村的最后一滴血,却把一切问题抛回了乡村,6000万留守儿童,每一个都是带血的城市化下的悲剧。

中國婦權獲頒三獎 張菁答謝

05/30/2015      

編者按:美國視覺藝術家協會(Visual Artists Guild, VAG)2015年5月30日在洛杉磯頒發多個獎項給包括香港雨傘運動在內的中國、古巴人權組織和個人,國會議員Ted W Lieu也頒獎表彰了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和古巴白衣女士組織負責人贝尔塔·索莱尔。中國婦權獲VAG頒發的是天安門精神獎、其義工蘇昌蘭獲言論自由獎,國會議員同時頒獎表彰張菁對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貢獻。此次表彰大會共200多人參與。當主持人分別介紹張菁和贝尔塔·索莱尔時,全體與會者起立向兩位女士長時間鼓掌致敬,場面感人。

 

IMG_1598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致答謝辭。( 中國婦權網 2015年5月31日)

 

今天,我代表中國婦權接受美國視覺藝術家協會頒獎表彰,此時此刻兩種不同的情感在我心裡糾結,一方面因獲獎受到鼓勵而高興;另一方面,原本應該與我一同分享這份榮譽的戰友們正身陷囹圄,讓我感到悲憤!高瑜、蘇昌蘭、姚誠、陳啟棠,他們為中國婦女兒童吶喊付出了自由的代價,這份榮譽永遠屬於他們和所有工作在中國第一線的義工們! 中國婦權自2007年在紐約成立以來,秉承了為中國婦女兒童發聲的宗旨,堅持以中國大陸為工作基地,並設立了2個網站(wrchina.org / crchina.org),在中國大陸先後開展了的五個項目,即反拐賣、助童養媳尋親、扶助孤兒、反強制流產以及農村女嬰輔助計劃,我們成果累累,為被拐賣了20多年的童養媳找到了親生父母,挽救了多個女嬰的生命,扶助數十名女孤兒更好接受文化教育,幫助逾千婦女和女孩有尊嚴的活著,以及免於強制流產。我們知道,所做的這些遠遠不夠,但是我們盡力了,9年來我們兌現了當初的承諾。 面對強大的中國獨裁政府,我們的組織遭遇過種種打擊,包括我們的2個網站多次被摧毀、因堅守組織的宗旨和原則而突然被斷掉基金援助、多名中國義工先後被投入監獄,我們傷痕累累。但是,無論經歷多少挫折,我們依然義無反顧,從未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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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二為視覺藝術家協會主持人和主席劉雅雅女士。Sandra Lam(右一)為張菁做口頭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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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家協會理事Shirley介紹張菁個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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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Ted W Lieu助理(右)向張菁頒發獎狀,並解說獎狀內容。

 

中国妇权组织发起人之一的张菁(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在5月30日记者会上介绍由她们组织翻译出版的《邵氏孤儿》一书,呼吁美国收养家庭谨慎收养中国孩子,避免刺激拐卖儿童犯罪市场,以及中介者或组织的贪欲。(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2014年,我們在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翻譯出版了一部真實的調查記錄書籍《邵氏孤兒》(The Orphans of Shao  http://crchina.org/?page_id=6858),這是一本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都被禁止出版的書籍,讓各國收養家庭了解,他們所收養的中國孩子中,除了有的是被偷拐後賣給屬於中國政府的兒童福利院(孤兒院)外,還有的孩子是因為“超生”被當作罰款抵押品,低價賣給兒童福利院,她們被製造成“孤兒”後,高價賣給西方各國收養。在此,我們呼籲各國收養家庭,為避免大量中國兒童失踪,避免刺激人販子的貪慾,請減少或停止收養中國孩子。經濟實力強大的中國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照顧好所有孤兒,以及所有殘疾兒童。 我僅代表中國婦權義工,感謝美國視覺藝術家協會的支持,感謝在座各位的鼓勵,我們將會排除萬難,繼續為中國婦女兒童發聲,繼續為保護她們的權利而努力!

 

award1 IMG_20150602_113823-2IMG_20150531_180800-2IMG_20150530_181340   VAG的頒獎晚會上,200多人首先點燃蠟燭紀念六四死難者。(中國婦權網記者 5/30/2015)

 

 

徐纯合被杀案声援律师相继受打压

来源:中国妇权综合报道

2015年5月2日,在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室,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与庆安火车站派出所警察李乐斌发生冲突后,被李乐斌开枪击倒身亡。5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对该枪击案定调,称徐纯合是〝袭警、抢枪、摔童〞。事隔一个月,当局维持徐袭警在先、开枪是履行职务的结论。央视不仅播出经剪接的视频以支持当局的结论,更播出开枪警察开枪后,面对舆论质疑,声称〝很委屈〞的报导。

《苹果日报》6月3日发表李平的评论《开枪真相总由持枪的说了算》,文章说,被枪杀的徐纯合无法再表达其委屈,而持枪、开枪的公安反而公然叫屈,这的确是够狠、够屈,更情何以堪的是,徐纯合三个年幼的子女,长大后如何看待叫屈的公安和当局? 文章提起89年〝六四〞屠杀,认为,纵观中共的历史,开枪的真相总是由持枪的说了算,无论是1989年的〝〞屠杀,还是上月的徐纯合被杀,无不如此,这无非是共产党的传统而已。〝六四〞的真相可以掩盖26年,庆安枪杀案才过一个月,掩盖工程只是刚刚开工。 

黑龙江访民徐纯合被杀案中,与外界失联的5名声援律师,证实遭行政拘留。另9名已到达当地的律师,周三下午,到省公安厅请愿,要求保障律师的权益。游飞翥和马卫两名律师,上周五到庆安县要求会见15名声援者被拒后,随即被当局控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5日。

5名律师,周一到县公安局交涉后失去联系。其中,广州葛永喜、重庆唐天昊、郑州马连顺3名律师,周三证实遭到行政拘留15天。其馀两名律师,仍然处于失踪状态。

纽约纪念六四 革命呼声高

来源:美国之音

6月3日,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展开了两场活动:在法拉盛召开的六四讨论会,和在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在中共对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今年虽然不是逢五逢十的大纪念日,但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与人数不减反增,显示六四仍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活资源。

今年纽约的纪念活动有两大特点:第一,革命呼声高;第二,年轻人关注六四。

在北京之春、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和民主中国阵线联合举办的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大会上,谈论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

唯有迫害没变

专程从多伦多前来与会的民运人士盛雪以《迫害仍在继续,革命已经到来》为题发言,她说,革命被中共污名化。革命并非暴力的代名词。她说,中国虽然经济上有了不少成就,但“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迫害,对人权的迫害,对思想、对言论,对任何追求民主法治,对这些人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她指出,只有在所有的人有机会、有能力不被迫害,在没有恐惧地知道真相的前提下,这个社会才能实现正义;只有当人们开始抚平创伤的时候才是去谈论和解的时候。

前改革杂志负责人李伟东认为,六四26年来“被成功淡忘”有几个原因:保守派太顽固、改革派太软弱、美国20多年来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他说,中国的太子党至今没有与体制决裂的决心。因此他认为,“未来只有抱革命之心,才能迫使当局改革。”

刚从国内来到美国的原八九民运南京高自联负责人吴健民说,革命是推翻专制的最有力武器。他呼吁建立六四真相的数据库,他说“作为一个89人士,我有六四情节。我希望六四30周年的时候,能拿出一个完整的六四数据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发言指出,“共产党的腐败从个人腐败发展成团伙性腐败,从团伙性腐败发展成制度性腐败,从制度性腐败发展成全社会腐败,腐败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风俗,要想反腐败靠杀几个官员已经不行了,必须在中国移风易俗。”

体制内法律维权失败

王军涛说,过去10年证明了体制内法律维权已经失败,“我们看看中国法律人的悲惨境遇,他们不仅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连一些基层官员,小小的村官所犯的罪行都不能纠正。”

王军涛指出,“今天这里那么多的人飘洋过海,来到这个国家,仅仅是追求物质幸福吗? 10%发展速度的祖国不能给你提供机会,跑到一个零发展速度、连语言都不会说、身份都没有的地方,你感到的自由,仅仅是物质发财的机会吗?不是,这是制度,这个制度变革,共产党不会给的。”

王军涛的结论是:“反思越来越指向一个结论:共产党如果不下台,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曾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0多年前我谈(革命)的时候支持的人不多,因为大家对共产党还抱着一点希望。只觉得我们能和平演变不是很好吗?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实行了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加专制的措施,迫使很多人觉得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那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只能是革命。”

魏京生说,其实共产党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越来越响。“但是有一些很顽固的共产党人,他们坚决不能让改,你要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们在坚决抵制,看来习近平是代表这一部分人的。”

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

魏京生认为,中国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了,“习近平想走的那条路,恢复毛泽东那套手段来解决共产党失去民心的问题,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了。所以接下来对习近平面临的选择就是你要不要站到老百姓这边,跟官僚阶级做斗争,或者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另外一条路,要起来造反了,不能再等待共产党了,因为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呢?你的老婆孩子能等吗?特别是对生活很困苦的人来说,没有时间等下去了。”

魏京生预言:“中国出事,出大事,就是整个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共产党内的原因、从社会上老百姓的原因,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原因来看都不会太久。”

26年后,许多89后流亡海外的老民运、老异议人士已经故去,像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陈一谘。如今,许多当年的年轻人也步入老年,有的身体大不如前。主持人于大海说,魏京生最近生了一场大病,还未痊愈。而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其,因身体不太好,也只好以书面发言与会。

《环球时报》做了大广告

但是今年纪念六四显示出了年轻人关心历史真相的特点。网络维权人士陈闯创说,这得感谢《环球时报》为中国留学生古懿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发表批判性社论所给予的“大广告”。陈闯创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

陈闯创说,公开信获50多个学校学生的签名。“虽然签名人数不多,但范围很广”。他没想到的是国内有10多个学校,包括初中生在内的学生,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他表示,“他们的勇气更大。” 他指出,“中共特别害怕年轻人接触民运人士。”

不过,陈闯创仍对当局掩盖六四历史真相表示担忧,“在高压的压迫之下,国内的民众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真相,不了解真相,那么再过十几年,中共长期压制下去,又有可能回复到大饥荒、文革时因为压制而被遗忘的那种情况,这是我的担心所在。”

陈闯创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与会者谈论革命“感觉兴奋”。他说,“几年前国内就有人提出,‘改革已死’,那么在改革已死,改良也不可能的情况下,革命是被迫的选择。”他说:“民主运动的人士是没有能力发起革命的,革命也不是我们制造出来,而是当权者压迫之下民众被迫做出的应对,不是外来人可以强加于国内民众的。”

人心不死,良知不灭

因民间公祭六四被当局投入监狱一年的于世文的妻子陈卫给大会送上了书面发言,她说:以于世文为首的“郑州十君子”,因连续两年公祭六四亡灵、缅怀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而遭到当局打压,“郑州十君子”为此蒙受牢狱之灾。于世文已经入狱一年,仍面临河南司法当局的起诉和审判。这表明,六四已经过去了26年,悲剧仍未结束,迫害仍在进行。

陈卫说:“我坚信,人心不死,良知不灭。有朝一日,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判。任何阻挡,都将证明无济于事。到那时,6月4日这个日子,将成为中国的“人权日”,让人类铭记苦难,让悲剧不再重演。”

大会由原中国民联负责人于大海主持。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胡平、陈破空、唐元俊。

纪念大会后,与会者从法拉盛移师曼哈顿,参加在时报广场附近举行的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

与会者大部分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年轻成员,其中许多人专程从佛罗里达、北卡等外州赶来。他们身着勿忘六四的T恤,头戴要求民主的帽子,在雨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场面与去年纪念六四25周年时无异,但与会人数超过了去年。

前来与会的原鞍钢年轻工人张广利,在晚会上展示了因工伤事故失去的一只手,他说,为争取补偿他上访,结果被抓,警察将他另一只手的一个指头也给致残了,“四个警察打我一个人,把这个手指头掰折之后,告诉我,‘我一只好手都不让你留’。”

悲哀也该成人了

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在会上念了诗人严力的诗《悲哀也该成人了》:

一拖就是多少年啊

那时候的死亡也长大了

大到悼词也能生儿育女了

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长大了

尽管长成了一个被拦截的网址

但学会了翻墙翻栅栏

翻阅历史的沉冤

激情的长鸣没停过

长鸣上不断叠加着新鲜的花圈

但这远远不够表达对现实的质疑:

为什么霓虹灯下

整个世界的黑白可以互相祝酒

为什么每次我上街散步时

总能看见一些名叫遗忘的人

在广场上朗诵未来

高光俊和盛雪主持了晚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八九学运参与者李进进,民运人士刘念春,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台湾人洪哲胜,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律师叶宁、艺术家郑连捷,以及流亡西藏人士代表等。

主席台前用电子蜡烛摆成了六四字样,会场外围悬挂着六四死难者名单。与会者举着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人士的照片,他们是浦志强、唐荆陵、刘晓波、杨天水、王炳章、于世文、陈树庆、吴淦等。

与会者用歌声、口号和烛光,纪念26年前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表达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呼声。

中国网警公开执法 网民担忧钳制言论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50个省市自治区的网络警察,6月1日起以“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公开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监控,并接受举报。许多中国网民忧虑,对于缺乏法律标准的网上“不良言论”加以执法,将会进一步钳制和收窄言论自由。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藏和新疆等省市地的网警星期一开始从多年来的幕后隐身执法走向台前。

中国官媒引述公安部网安局负责人称,网警登场的50个省市都是网民集中、发帖量大、网上活跃度高的地区,未来会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网警制。他说,目前网警发现“违法信息”后可直接与网民沟通,如有网民不知道信息“不得体,不得当”,网警就会“拍拍肩膀”,提醒注意。

中国官方此前一直没有公布过全国的网警人数。北京的新京报2013年曾经披露说,中国从事网络控制的人数多达200多万人,但其中包括网警、网络舆情师或网络评论员,以及网络内容审查员。

网警现身巡查在中国引发网络热议。一些网民称,现在网上黄赌毒信息太多,毒害青少年,确实需要网警管理。也有人称,目前确实有一种声音,阴谋利用网络让中国乱起来,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许多网民质疑网警将暗中删贴合法化、明朗化,针对所谓“不良言行”执法,是要进一步收窄网民言论。

有网民表示,没有公民言论法的出台,怎么依法治言?警察治言岂非笑柄天下。有网民嘲讽说,屏蔽外网还不能让他们感觉安全,这得心虚到什么程度啊? 还有人戏称,这样还不够,以后国内买的键盘应去掉M(民)、ZH(主)、Z(自)、Y(由)这几个键 。

一些网民调侃说,费这个事儿干嘛,把网掐了,走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网民表示,怕老百姓说,就直接关闭网路,关闭媒体,回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

有网民批评说,当局打着“清朗网路”的名义,实际是打击言路,因为网路让百姓看清了权力任性。另有网民表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强权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压制言论自由最终会被历史碾压,就算杀尽天下公鸡,黎明照样会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均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网警在网上执法没有问题,但需要依法行事,不能想删就删,想抓就抓。

他说:“网上执法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网上也要规范一下。但一定要有法可依,这个法也要是良法,法律要明确,经过程序制定的。执法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法治的标准来要求,不是说随意性的,以违法的方式,或者说不按照法律,说我该是想删就删,想抓就抓。”

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前政府全面加紧管控的大环境下,网警公开巡查,在监督言论方面,就是要消除当局不喜欢的声音。

他说:“所有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就全部给你消音了。没有标准,他们什么时候有过标准?他不喜欢就是标准,而且都是一级官员一个标准,随心所欲,没有可以跟他们讨论的标准,你也不知道谁作出的决定。他哪有法律?没有法律的。你就讲浦志强,对不对,就发了那几条微博,就是言论。言论就可以治罪。”

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上台后,有关当局逐步收窄言论空间。2013年5月起,掀起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关闭了一大批微博账号,抓捕包括大V薛蛮子、“秦火火”等多位网络名人。此外,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公布了“谣言转发500次入罪”的二高司法解释,更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批评人士认为,打击网络谣言是打压网络上对当局不利言论的借口,担心二高司法解释会遭到滥用,损害言论自由。

目前,被外界严重质疑是网络“因言治罪”的案例,就是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维权律师浦志强的案子。曾参与六四民运的浦志强,去年5月4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

今年5月15日,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滋罪”起诉浦志强,主要证据是他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在网上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

香港明报援引广州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张志安教授表示,网络已经与现实生活同步化,不能再区分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网警公开化,释放的信号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线上线下空间的管理是同一尺度,对网民会有震慑作用。但公众也有权知晓网警执法所依据的法规。网警执法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