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權綜合報導
中國正在大力推進號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疫苗免疫計劃”。
香港《大公報》29日稱，大約需要80%人口接種新冠疫苗，才能建立群體免疫屏障，這意味著中國將接種10億多人、超過20億劑次。中國疫苗接種已超過1億劑次，但國內接種率只有7.1%，遠遠低於專家認定的全民接種達到80%才能實現群體免疫的數量。為了達到建立群體免疫的目標，目前中國全國各地都開始推動全民大規模接種。截至29日11時，北京市累計接種1446萬劑，累計接種達900萬人。
鐘南山預期能夠在6月底、7月，有40%的人能夠接種疫苗。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說，希望到2022年年初、甚至今年年底，中國能達到70%至80%的疫苗接種率，基本實現群體免疫。
雖然官方號稱自願接種，但是很多民眾反映，其實是變相強制接種。海南省萬城鎮政府發出公告，村民不接種疫苗的5個後果，當中包括不准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准進入市場、超市及酒店、餐飲、酒店、商超等服務行業不得營業、不得享受政府的優惠政策，會影響子女日後上學、找工作、住屋等。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手段，如今正在疫苗接種領域上演著。
張菁：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真實狀況
03/18/2021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65屆會議於2021年3月15日至26日舉行。根據世界各地COVID-19的最新情況及世界 衛生組織（WHO）的指導意見，今年的CSW 65會議通過網絡視頻舉行。來自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的會員國、聯合國實體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各場會議。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婦權組織創辦人兼執行主任張菁應邀參加了有關中國婦女兒童權益的3月18日的視頻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另一位講者是女權無國界創辦人瑞吉女士(Reggie LittleJohn ）。
首先發言的瑞吉女士主題是圍繞中國最弱勢群體展開，如被遺棄的女孩、無人照顧的寡婦等問題，並音頻視頻記錄下她們的悲慘境況，催人淚下。在瑞吉發言中也談到了中國新疆強制“再教育營”裡維吾爾婦女們的遭遇。
中國婦權的發言，則以六個方面，全面闡述了中國女性權利在習近平統治下一年比一年更糟的狀況，中國女性所遭遇的社會不公及性別歧視，愈發廣泛及向縱深發展，各階層對女性的侵害形成了一個散發著濃烈強姦文化意識的大溫床。六大方面包括：一、中共最高決策層100年來沒女性；二、性侵、強姦個案衍生成系統性犯罪；三、職場歧視嚴重 處處可見；四、販賣婦女兒童 頗具規模；五、家暴、自殺如同常態；六、制度性殘害婦女。
文章中強調最多的是，強姦從個案犯罪型態衍生成了系統性、集體性甚至是公開性的犯罪型態，在獨裁專制男權統治下，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得以死灰復燃，社會趨向將婦女趕回廚房、扶助丈夫或供大眾娛樂，沒有女性參與的中共最高決策層，在中共統治中國70多年來所制定法律法規嚴重忽視女性的權益，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對女權更加輕視，以致女性遭受的歧視、性侵、強姦成了社會常態，婦女和女童極易成為不同系統、不同階層的受害者。文章中提及，遭受集體性侵嚴重的是在監獄裡服刑的女囚，如馬三家女子勞教所、新疆維吾爾“再教育營”、香港被捕女示威者等，她們遭遇的警察性暴力、強姦、輪姦甚至是公開的。文章中的配圖加深了人們對受害者處境的憂慮。
出席 本次網絡會議者，除了主辦單位邀請的相關人員外，也有很多是來自中國並關心和參與中國民主人權運動的女性華人。
張菁和中國婦權翻譯在2021年3月18日的聯合國CSW 65 網絡會議上。Photo by WRIC
作者： 金鐘 2021-3-19 紐約
按：本文對中共當局最近宣稱，中國脫貧成功，創造人間奇蹟。剖析貧窮問題被忽視的嚴重方面。中國貧窮千百年，與人權、政治隨行，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無專制之脫罪，便無真正脫貧之可言。對比歐美經驗，中共之欠債，終將面對，無可逃脫。
新春伊始，習近平在北京召開慶功會，高調宣稱取得「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創造了「人間奇蹟」。外界一片沉默，中共數十年宣稱「勝利」「奇蹟」，不計其數。人們的情緒，好奇多於捧場。
首先，貧窮的標準是什麼？古今中外貧富無處不在，孫中山力倡均富，共產黨共產七十年。今天已是第二富國，竟然要攻打貧窮，窮人在何方？這是很有趣的問題。中共當局宣稱，按其標準，現有「9899萬農村貧窮人口」。宣稱這近一億窮人，已經「全部脫貧」，中國已沒有窮人。
貴州畢節地區的一戶農民家庭。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中國貧窮標準異於歐美，人均GDP排名68
貧窮的標準，以聯合國制定的「全球絕對貧窮線」為準，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一年就是693美元，合人民幣4500元一年。世銀據此測算中國貧困人口為8700萬。但中國官方說，按我們的標準應該是9899萬人。（表示沒有「瞞產」）。李克強總理去年5月說，中國有「六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此數化為年收入為12000元（人民幣）比聯合國貧窮標準4500元高很多。顯然這不是貧窮人群的月收入。
我們不妨以官方資料看看，從「改革開放」初期1985年起，官方訂的各年貧窮標準（人民幣）：1985年—200元、1986年—206元、2000年—625元、2001年—865元、2010年—1274元、2011年—2300元、2015年—2855元、2020年—4000元。
至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數，官方提供如下：2010年—1.66億人、2015年—6000萬人。2020年—9899萬人。世銀的調查說，按照每天1美元的貧窮線計算，1981年中國貧窮人口是8億人口的63 %，約有5億人。2004年下降到10 %，約有8000萬人。簡言之，中國窮人，40年來減少了4億人。被外界稱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貢獻」。
習近平則高調宣稱2012～2020的脫貧攻堅戰的勝利達到「人間奇蹟」。這需要和世界的狀況加以比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排行榜，中國GDP總量2010年超過日本，2014年達到10萬億美元排名第2時，人均GDP 7589美元，卻排名第90！即落後於90個國家。六年後，IMF推算2020年人均GDP，中國20984美元。遠低於新加坡、美國、香港、台灣、德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南韓、俄羅斯等國，排名68，仍比大多數國家要貧窮。
納入PPP的「人均GDP值」，被認為是最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數據。中國2020年人均突破2萬美元，但同期並非最富的美國是6.7萬、香港是6.6萬、台灣是5.7萬（美元）──而中國的貧窮標準是4000元人民幣，只合615美元（每日1.7美元）！還在聯合國每日1.9美元的貧窮線之下。換言之，中國貧窮人口的年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收入的2.9%。因為貧窮標準差別大，美國和英國都以「人均收入中位數」的50—60%劃為貧窮線。例如美國2009年兩口之家的貧困標準為14570美元（相當約94700元人民幣），即每天收入40美元（相當260元人民幣）。因此，有人說，按照聯合國人均1.9美元的貧窮標準，「美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沒有窮人」。美國人口普查局2020數據，美國四口之家的貧窮線是年收入26000美元（約人民幣17萬元）另外還有住房、醫療、食品補助及義務教育等法定福利。美國的富裕、工人階級中產化，已是戰後左派學界質疑馬克思的重要論據。
中國的貧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1、脫窮速度遠遠落後於致富發展──對比1985和2020這段35年的GDP總值與貧窮標準的變化：1985年GDP總值3098萬美元，2020年已達15.65萬億美元，增長50倍。貧窮標準（人民幣）1985年為200元，2020年調高為4000元，增長20倍。二者相差30倍！換言之，按照GDP即整體經濟的發展速度去關注人民的貧窮狀況，以50倍的增長率計，今天的貧窮線應該不低於10000元。中國的樂觀主義者，應該看到西方今日普及性的富裕，不是暴發而得。
2、當局有責的貧富懸殊政策──鄧小平在推行改革開放時，公然號召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給那些靠近財富與各種權力的人，以捷足先登的機會，此起彼落的貪污腐敗案例，越來越驚人出現。從百萬級到數百億的巨貪，包括基層和國家上層幹部。而早期貪污幾萬元的廣東縣委書記被處決的事再也看不到，結論也許就是一位政協常委說的：中國權威報告顯示，0.4%家庭掌握70%國家財富，財富集中高於美國。經濟學家郎咸平2019年說，中國富人佔5%約7000萬人，他們銀行人均存款47萬元。另95%人均存款2.4萬元（其中40%人存款為零）。2018福布斯榜更指出，中國最富有的100人擁有6430億美元，超過底層4.25億人擁有的6370億美元。
3、城鄉分化加劇、3億農民工崛起──「城鄉差別」曾是中共打天下的有利條件和改造的目標。但是七十年來，原來佔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成為近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剝奪對象。中共決定開門引資（這是違背傳統反帝反資原則、也是毛時代鎖國原因之一），外資外貿的最得益者，自然是經濟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國家投資也向沿海傾斜，農村不及其10%。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置，最鮮明地宣示要將廣大內陸置於暫時放棄的戰略地位。結果貧富懸殊加大到內陸收入僅及沿海的三分之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WTO，成為「世界工廠」後，大量的內地貧戶成為「農民工」大軍，改變了農村人口結構，但仍然有李克強說的6億低收入人口，其中包括約2億貧窮農民。政府統計：2009年人均收入，城市人口16400元，農村人口5400元。而農民工總數（包括外出與本地城鎮者）為2-3億人，其人均月收入可達3000-4100元，約相當於西北農民一年的收入。
4、貧窮與文化愚昧隨行──農村貧窮，造成教育衛生方面的公共設施差距擴大，而文化教育的欠缺，又加深貧窮的現狀和世代相傳。中國重視掃盲，現有文盲還有8507萬人，年增50萬。有200餘縣城，竟沒有一家正規小學。四川涼山一個叫做懸崖村的地方，最近被搬遷到平居的新樓，掛上「搬出大山挪窮窩，遷出幸福新生活」大紅標，成為脫貧的樣板。宣傳說這個「祖祖輩輩居住」的村子，小孩子要在大人陪同下攀登800米的懸崖，才能去上學。其實，這個故事早在獵奇的電視節目中見過，那樣驚險的畫面，早就被人駡過（包括筆者）：蓋了那麼多高樓大廈，為什麼不幫這個小村落改善一下處境！讓孩子們冒生命危險去上學──這樣的事居然幾十年無人理會，簡直匪夷可思！還有臉拿出來作脫貧的炫耀！此例可以推想共產黨的天下還有多少「人間奇蹟」有待發現。
5、被剝奪的憲法權利：遷徙自由──城市化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過程，也是擺脫窮鄉僻壤的必經之路。現在中國至少有超過2-3億人的農民工，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三大產業尤其是在第二產業，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以簡陋的行裝為20世紀中國不曾有過的時興行業打工，造成龐大的「新工人階級」隊伍，為中國千年小農國改變了成分（中共八大透露黨員成分69%為農民，工人只有14%，大損觀瞻，從此不敢再提）。雖然，他們可以領取貧窮線以上的工資（約合美國工人的百分之二），但卻沒有正式工人的其他待遇，最重要的是遷居城市的戶籍。無戶籍無異於失去家庭的各種權利。中共和某些專制政權一樣，嚴控人民的居住自由，正如赫魯曉夫主張開放邊界所說「我們建成人間天堂，將工人農民趕進去，還加上七把大鎖。」中共在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明確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1958年對人民的戶口流動實行嚴格管制，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這一文革的惡法行為至今沒有改正！雖然，出國及移民權利已大為放鬆，但農民工仍然是戶籍限制的受害者。
鄧小平承諾我們要向中國人民還債
消除貧困──是聯合國為了人類和平、尊嚴與平等，幾十年來關注的全球性問題，指出2015年還有7.83億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窮線以下。聯大宣布2018-2027是聯合國第三個消除貧窮十年。訂每年10月17日為消除貧窮國際日。紀念1948年的巴黎大會，向赤貧、暴力和飢饉的受害者致敬，宣布貧窮是對人權的侵犯。
但是，中國長時間對此沒有必須的回應。貧窮和人權成為共產暴力和獨裁的祭品。中共對此並非無知。在創傷未癒的1980年，鄧小平接見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的談話中坦承──「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
此話過去了40年，中共向人民認了罪嗎？他們放棄「階級鬥爭」，以「國家安全」代替「反革命罪」，人民獲得部分法定的權利，但是還談不上認罪還債。毛時代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和政治迫害與肆意鎮壓，使上千萬計的人和家庭，喪失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公民權利。「家破人亡」「生不如死」是無數人的命運。我1964年、1980年離開大陸前，曾兩度返回湖南桃源三陽港鄉間探望舅父皇甫道悅，他是1950年土改運動倖存的一戶「地主」，有三子一女，三十年來，他們已被勞苦飢餓折磨得變了人形，表兄弟連小學也沒有讀，娶老婆更是老大難……其他親戚不是死於非命，就是生活在非人狀態，令人無限傷感。
文革後，中共以「平反昭雪」撫慰死者，發回若干生活費，例如湘西名作家沈從文胞弟沈荃，是抗日戰爭出生入死的英雄，國共內戰中，回鄉務農，後遇鎮反運動，1951年被槍決，1984年昭雪，發給遺屬500元人民幣。從事反右運動調查多年的武宜三先生說，文革後，反右被否定，因當年總指揮鄧小平固執，只予「改正」，數十萬右派分子20年苦難，只是恢復原職原薪，沒有任何其他補償。其他政治運動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困境，更是一言難盡。
但是，在文明世界，總有不少人為正義、為人的被剝奪被蹂躪的權利而抗爭，哪怕真相和生命被埋藏了數十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得以沉冤伸張，政府和民間合作，制定賠償法例是一個最貼近的示範。我曾經專程訪問「二二八基金會」，了解和發表他們對事件的善後處理經驗。台灣近年還在研討政治受難者的後人，是否可以領取上限1000萬元（台幣）的賠償金。俄羅斯的經驗是，對斯大林時代留下的古拉格勞改營300萬政治鎮壓受害者，實行經濟賠償。「俄羅斯紀念碑人權組織」參與修改法律，早在1990年代困難時期，每位倖存者每月可得賠償300-500盧布（合10多美元），幾年前，這項賠償金額，已提高到每月100-200美元。
即使在戰後德國，也依然是「納粹犯罪我買單」。納粹政府已經被消滅，留下其殘暴統治的大串帳單。（東德政府宣稱它不是納粹德國法律上的繼承者，否認對納粹政權的負債有任何法律與道德責任）。兩德統一前後，西德和聯邦德國政府根據紐倫堡國際法庭判決，以「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執行賠償責任。到2015年底，已經支付734億歐元（合875億美元）的龐大補償金額。主要對象是身心受害、監禁與解職者。一切以法律為準行事。人們記得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憑弔猶太起義紀念碑時突然下跪的照片，這無疑是德國人對納粹殺害的受難者的真誠懺悔。世界為之驚動，第二年勃蘭特獲諾貝爾和平獎。
身懷萬億巨資，瞞天過海以圖脫罪
以上三例，尤其是德意志和俄羅斯，他們和法西斯、蘇維埃切割，不僅實實在在地做，而且做了幾十年，從來沒有炫耀什麼「人間奇蹟」，就像教徒上教堂懺悔一樣，懷著對上帝的負罪感。可是無神論的中共政權，怯對負債，圖以絕對權力瞞天過海，掩飾脫罪，強說他們獨特的人權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北京政府1997年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獲全國人大批准。但是1998年10月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迄今23年不予批准。胡錦濤、溫家寶多次承諾「盡快批准」，今天習近平政權這個已擁有世界第二高政府財政收入的政府（2019年4萬億美元，美國7萬億美元），仍然對欠債若無其事。吹噓取得「生存權」的脫貧勝利，再次顯示他們不會給人民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鄧小平，這位對中共暴政參與和知情最深的強人，也帶著他「還債」的諾言死去二十多年。
在不斷強化一黨和領袖的絕對權力時，已沒有人再問：欠債誰來買單？中國貧窮落後的小農社會與專制傳統，是積弱，「被列強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共建政初期也曾有過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並在蘇聯156項大型建設援助下奠定發展基礎。但是，在山大王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下，愈演愈烈的殘酷鬥爭，使十億人民陷身赤貧的水深火熱之中長達三十年之久，人像蒼蠅一群群死去，這是罕見的人間悲劇。中國貧窮積重難返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在專制的牢籠中，不可能挖掉窮根，就如普列漢諾夫所說：「一個民族沒有自由和民主，吃的再好，住得再好，無異於一群飼養得精美的牲口。」請問習近平，當你在陝北當知青，啃生豬肉時，你會感到幸福嗎？聽說你嗜酒，我留意到在北京盛大宴會上，你率先獨飲，這是窮根未斷的症候……
猶記得，在昆明這個我度過貧困的青年時代的春城，現在已富得面目全非，但有一天視頻報導，一個幼稚小孩被撞倒在馬路上，竟然流水般的車輛，沒有人停下來救救小孩，最後是一位外籍女人，把小孩抱走。那一幕至今難忘。我們看到大陸變了，處處燈紅酒綠，然而良知的貧困何在？脫貧不可能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一場攻堅戰。西方觀察家看到「運動式脫貧戰」，笑談毛粉的口頭禪「抗美援朝和美國打了個平手」，還有張維為教授，揚言美國極度貧困人數超過中國，美國要向中國學習……在舉國一片炫富痴狂之下，本文呼籲「還債賠償」，誠盼各界關注賜教。
中國婦權 張菁 March 18, 2021
編者按：由於武漢病毒（COVI-19）在全世界大流行，2023年第 65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小組會議會議以視頻方式展開。中國婦權創始人兼CEO應邀出席，張菁就”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真實狀況”發言。其全文如下。
2021婦女歷史月將在武漢病毒大流行期間渡過，但它不能停頓我們對世界上弱勢群體的關注。今天我們通過網絡聚集聯合國第65屆婦女論壇，焦點依然是婦女和女孩權利。在此，我將與大家分享中國的婦女權利與地位的真實狀況，以及造成中國婦女越來越嚴重遭受歧視的根源，希望能讓世界更全面了解中國。
一、 中共最高層100年來沒女性
在中共建黨至今的100年歷史中，具有最高決策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從未出現過女性；僅6名女性能進入中共第二層決策圈的政治局，其中3人是國家主席及總理的太太。性別失衡的政治參與，是中國女權被剝奪的主要原因之一。長期以來中共在政策及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上，都是由幾位男性政治局常委來掌控。例如強制節育流程的計劃生育國策，1950年代初中共鑑於戰後兵源短缺，鼓勵婦女多生孩子，1970年代以後的40年間，又以非人道的手段強制婦女節育，以保證每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2010年代又說可以生一到兩個孩子；到了2020年代的現階段，又開始大肆鼓吹及強制婦女為國家多生孩子。這些掌控婦女子宮及嬰兒生死大權的法律法規，都只由歷屆中共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的幾名男性所決定。
在中國政府的宣傳中，往往出現一些美麗健康的女性形象，她們聰慧並充滿自信，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各種挑戰中。但是一個最新數據讓人們看到中國女性飽受歧視的真實一面，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在153個國家中，中國性別差距排名第106位，甚至一些非洲極端貧困地區的女性地位都比中國婦女高。習近平2015年向聯合國婦女署捐款了1000萬美元，並取得了同年9月在UN世界婦女峰會舉行的兩性平等會議開幕式上發言的機會。而就在他去UN對世界婦女大談平等之前的幾個月，為了消除中國婦女異議聲音，習近平政府拘捕了和平舉牌反性騷擾的「女權五姐妹」。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女權狀況一年比一年更糟，中國女性所遭遇的社會不公及性別歧視，更加廣泛更加普遍。
中國婦權（WRIC）等女權團體2015年在UN 門前聲援女權五姐妹。（Photo by WRIC）
張菁與WRIC成員2015年9月在紐約聯合國前地，抗議習近平一邊在UN婦女峰會發表演講，一邊打壓女權人士。（Photo by WRIC）
,二、性侵強姦個案 演變成社會結構性犯罪
近幾年儘管西方的Me too 運動疾風也吹進了中國大城市，但幾乎所有中國Metoo受害者，因經濟能力或遭受恐嚇等因素而沒能進行法院訴訟，絕大多數僅限於網上吐槽或者隱忍不提。2020年3月，中國一位叫@梁鈺stacey的博主發布了一個關於女性遭受的性侵犯的選項調查，短短幾天收到4.5萬人投票，其中超過85%的女性坦誠自己曾遭受過性騷擾、性侵犯，幾千個故事分享。女性被男同事或上司性騷擾，向高層投訴後卻遭辭退的案例比比皆是。一位叫方向明的教授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大約11.5%的女童、9.6%的男童被性侵害，這個比例是，中國每年至少有2000萬孩子被性侵。法學研究員田剛指出，中國女性被強奸人數至少21%。婚內強奸案達到24.7%。這些數據都是政府允許公開發表的，不被允許公開的數據相信更為驚人。
中國有8千萬父母進城打工而長年與祖輩生活的留守兒童，遭受親友或同村老中青男性強姦、輪姦的情況非常嚴重，加害者往往是同村有勢力的村幹部或他們的親友，受害孩子即便父母出面也難以告發，一般都是在網上引起一陣輿論關注，但最後就不了了之。在中小學裡，未成年孩子集體被老師性侵、誘姦案是多年來一直持續普遍發生的嚴重犯罪案件，政府沒有加大力度有效懲罰犯案者，使這些衣冠禽獸老師有恃無恐。剛剛獲得美國國務院頒發的「2021婦女勇氣獎」的中國獲獎人王宇律師，曾經與數名女權人士一起，到海南省舉行「開房找我，放過孩子」聲援活動，那次是6名小學女生同時被校長帶到旅館進行姦污。
2013年女權份子葉海燕與王怡律師等在海南萬寧小學前舉牌聲援被強姦6名小女生。牌上寫著「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 （網路圖片）
一個舶來的男權文化PUA （Pick-up Artist）與中國本土男權土壤一拍即合，並以「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勢繁衍，顯示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的迷思。在西方國家被指對女性有「厭惡症，存在於包括強姦和謀殺在內的一系列性別歧視行為和態度」，並迅速衰落的PUA 文化，近幾年引入中國這個強姦文化大溫床後，迅猛成長。一個叫「浪跡」的網絡PUA公司，2017僅僱員就400多人，擁有繳費會員10萬人；另一個「泡學網」PUA公司2018年已有會員近200萬人。這個專針對女性進行心理精神上羞辱、適時誘姦及強姦的網路課程，一個課程學費高達1萬至數萬元人民幣不等，儘管如此，充滿性暴力幻想者絡繹不絕。這就不難理解，中國高官賴小民們為何會擁有一百多情婦仍不罷休；權貴趙黎平、王懷中們肆無忌憚在光天化日下殺害女友的心理狀況。
2020年9月湛江雷州市60歲男子徐某科強姦鄰居 8 歲留守女童，其11 歲哥哥拍下這一幕，性侵女童的圖片在網絡熱傳。早幾個月前受害女孩父母曾經報警指控徐某科性侵孩子行為，但警方說沒有證據，就沒立案。事實上，該女孩被強姦已經有二、三年的時間。（網路圖片)
三、關押場所性虐 衍生成政府系統性犯罪黑窩
中國的性侵、強姦從個案犯罪發展成集體性、系統性犯罪文化。其中強姦犯罪在不同層面上衍生出不同的型態，也由個人行為發展成政府系統內有組織的犯罪模式，尤其在監獄等女性被強制集中的地方更加猖獗和氾濫。
我本人在1980年代的貴州的女子監獄裡，就親眼見到管理監獄的男獄警姦污女服刑人員，她們常常被獄警帶走去做「單獨勞動」，她們回到監房後疲憊不堪，只敢悄悄的哭。若有私下議論或說出秘密者，將會遭到點名批判、體罰或加刑。後來，被關押的大批法輪功女學員揭發出她們曾遭受性侵及強摘器官等殘害；最近幾年曝光的瀋陽市的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女囚們被性侵、強姦是新的例證。數十年來，囚禁女性場所的系統性強姦文化從較為隱蔽走向了公開的性犯罪。
對失去自由的女性進行系統性姦污或強暴，不但在中國內地猖獗，還向邊緣地區發展。
在新疆200萬人的「再教育營」裡的維吾爾族婦女，除了被強迫為漢人管理人員唱歌跳舞外，還遭集團輪姦、強姦。從維吾爾「再教育營」裡逃出來的多名婦女先後向媒體說出了自己的遭遇，以及她們的所見所聞。齊亞烏墩(Tursunay Ziawudun)對記者公開了她被關押在集中營裡9個月的遭遇：戴口罩的西裝男子在黑暗沒有監控攝像頭的房間中反復強暴她。營裡的女性每天晚上都會從牢房中被帶走，然後被一名或多名蒙面的漢人男子強姦。她自己還曾三度遭到酷刑對待，後來又被輪姦，每次都有兩三個男人。齊亞烏墩女士只是極少數能逃出去的受害者之一，更多的則沒有機會向外界訴說自己的遭遇。據揭發出來的事實，還包括中共對維吾爾人口控制、對維吾爾婦女採取強制性的節育政策。
在新疆維吾爾人社區，家庭中男性被抓到“教育營”去後，家中通常只剩下妻子及小孩，這時，常常會有一名漢族男性“幹部”被上級指派住進該家庭，這是中共「結對認親」計劃中的一種手段。近些年來，中共派出100萬漢人進駐維吾爾人家庭，他們以平民面目出現，零距離來完成警察對維吾爾人的全天候精準監控。
维族女子齐亚乌墩(Tursunay Ziawudun)在BBC记者采访中说出自己的遭遇。(截圖自BBC)
從新疆教育營逃到台灣的維族女子2019年接受台灣華視新聞採訪時，談到自己遭受性侵的經歷，幾度強忍淚水。(截圖自華視新聞台)
在香港，一些反對政府修改「送中」條例的年輕女示威者一旦被捕，也會遭受警察不同程度的性騷擾、性暴力，甚至強姦，更令人髮指的是，曾參與反送中「行街」（這是陳彥霖最後視頻中的話）的一名15歲女孩，失踪幾天后，被發現赤裸漂浮在海灣的屍體。這名專科學校女生是游泳好手，在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2019年9月浮屍海裡。2020年9月，香港法庭在中共《國安法》淫威下，最終只敢裁定該女孩「死因可疑」，此案從此關閉，罪犯逍遙法外。香港警察在逮捕行動中，在年輕女孩身體部位乘機上下其手、亂摸亂抓，有的被意外拍下視頻或照片，但多數情況下事情發生時沒人看見，或犯罪警員認為隱秘的角落，受害者無法留下證據。
2020年香港一場反示威遊行中被捕的女孩,遭到警察在她身體上反覆抓捏私處.(香港圖片)
2020年香港一場反示威遊行中被捕的女孩,遭到警察性騷擾。(香港圖片)
2020年香港一場反示威遊行中被捕的女孩,遭到警察性騷擾。(香港圖片)
「死因可疑」的15歲女孩，（網路圖片）
四、 職場歧視嚴重 處處明目張膽
在過去40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令男性比女性受益更多，但女性平均收入還是遠低於男性。一個中國的招聘平台在2020《中國職場性別薪酬差異報告》中說，他們追踪從2020年前五年來中國城鎮就業人口的薪酬比例，發現女性薪酬只有男性的70%左右；隨著工齡的增長，男女薪酬的差距越大。這說明女性在職場上所遭遇的不公，無論是大學科系招生、還是各行業招工，甚至公務員招聘，性別歧視依然嚴重。據《人權觀察》指出，中國政府2020年全國公務員考試職位表中，有11%職缺僅限男性報考或優先錄取男性，而在2018和2019年的職位表中，男性優先或限男性的職缺佔百分之19。我們中國婦權組織接到多名來自中國的女性在求職遭遇不公平的抱怨，包括申請新聞記者職位時，必須與招聘方簽下至少5年內不能懷孕的合約。女性職場不公在城市如此，對來自於農村的女性農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在同等勞動強度下，男工收入高出女工20%。
據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針對女農民工在18個省的私企抽樣調查，化工建材行業有29.6％女職工在懷孕期間被安排孕期禁忌從事的勞動；98%沒有生育保險，72%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中國官方婦聯機構的數據說，22%的中國女性認為就業中性別歧視現象嚴重，59%的女性認為在就業中存在一般性別歧視。一份民間《2020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調研顯示，58.25%的女性遭遇了「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27%的女性遭遇了求職時，招聘方限制崗位性別，8.02 %的女性曾遭遇“職場性騷擾”，還有6.39%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調查是官方允許向公眾發表的，而實際數據要比能夠發表出來的嚴重的多。
歧視不僅發生在工作場所，它隨時都出現在社會的任何角落。一份法院法官的判決，折射出男權社會從政府執法官員到普羅大眾對女性明目張膽的歧視和欺辱。 2021年3月江蘇一樁「勒索案」令人瞠目結舌。一名單身女性在5年內與9名官員有過性關係，法官一審判處該婦女13年徒刑，並收繳了她從9個男人「勒索」來的372.6萬元人民幣以及罰款500萬元。此案中，9名已婚和上司男子都成了受害者。政府從女孩身上收益了870萬元，女孩被「嫖」還要坐13年大牢。這個判決，將助長權勢官員玩弄、性侵女性，並有恃無恐。
另外，中國「裸貸」盛行，貸款公司聯手黑幫，以年輕女大學生為目標進行大規模性凌辱高利貸，巨網覆蓋全中國數万間大學及高中校園內。來自農村的窮學生應付不了城市高昂生活費及學費，又不能從政府部門獲得財務支持，於是轉向求助地下貸款。女學生借錢時必須手持個人身份證，按貸款人指定的色情動作來拍攝照片和視頻，以此作為貸款抵押。一旦連本帶利逾期未歸還，貸款公司將在網上公佈女孩裸照、視頻及個人信息等，或女孩以被強姦、輪姦及被迫賣淫來還債，有的女孩因此而自殺。中國婦權在2018-2019年獲得的電子文件，裡面記錄了近百個女孩在向黑幫貸款時所遭受到性凌辱，以及她們的裸體照片和視頻。考慮到中國警匪勾結情況普遍，我們作為一個NGO組織沒有能力保證女孩們不受到二度傷害，因此，我們至今沒有公佈過受害人的訪談故事。由於武漢病毒的大流行，裸貸情況嚴重及輿論譴責，「裸貸」行業從公開轉向了隱秘。2020年9月，浙江寧波市警察公佈了一裸貸案，其中包括3TB的女孩相關資訊及「裸貸」視頻。
2016 年6 月在武漢一大學校園旁,貸款公司人員公開打廣告招攬大學生,促銷「借貸寶」。
借款女生必須在拍下拿著身份證與自己裸體照片及視頻後,以手機傳給放貸人.（圖片來自網路）
五、販賣婦女兒童利益鏈 頗具規模
美國國務院公布的《2020年人口販運報告》（2020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中國位列最差的第三級，这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第4次连续列入该名单。由於中國政府沒有提交各種執法數據，而且匯報的犯罪數據都不符合國際法對人口販賣的定義，包括偷渡、虐待兒童、強迫婚姻和欺詐收養，使得中國的真實販運人口問題評估難度相當大。在UN的網站上能查到的有關中國境內販賣婦女兒童的數據，還是10年前的數據。近年在聯合國有關拐賣婦女兒童的全球報告中，中國在地圖上顏色是白色，而下方註明白色國家沒有數據。不過，無論中國政府是否願意交出真實的數據，猖獗的販賣婦女兒童集團從中國向西方國家及美國進發是不爭的事實。據多個國家海關及新聞報導，中國婦女兒童被拐賣或誘騙到了至少19個國家，她們被迫打黑工超時工作，或遭禁錮做性奴。
我們中國婦權接獲多起投訴，來自中國的婦女被誘騙到美國隱秘的、大多數由中國人經營地下妓院，每天接客從幾個到幾十個不等，全年無休，其所得還了偷渡費後所剩無幾。當我們與美國執法部門合作，救出受害華人婦女，希望她們在取得美國政府為受害者設計的V簽證後，能勇敢的站出來在法庭上指證人口走私集團，但沒有一例成功，受害者怕中國的家人遭受報復威脅，沒人敢出庭指控販賣人口犯罪分子。
「花幾萬人民幣買個越南老婆回家」，是網上一些單身男青年口頭時髦的玩笑話。計劃生育導致的男多女少，至少造成了30千萬名光棍。光棍們在中國娶不到老婆，就大量湧入越南、柬埔寨、老撾等東南亞國家花費大約5萬到20萬人民幣購買廉價新娘，主要目地是為他們生孩子，雙方簽訂的合約中包括，女方必須生下孩子後才可以離開。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2015年越南新娘已超過了10萬人，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數，她們大多身處農村，貧窮，且沒有戶籍，過著非法移民的生活。東南亞小國買來的女孩失踪或死亡人數不時傳出，但數字和案情永遠是個謎，她們如同在空氣中消失。
買一名越南處女新娘20万人民幣廣告招牌。（網路圖片）
六、家暴及婦女自殺 如同常態
中國官方的婦女聯合會數據顯示：2019年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約25%發生家庭暴力；中國每年有15.7萬名女性自殺，其中60%因為家庭暴力所致。中國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受害女性在平均遭受35次後才會報警；家暴致死佔婦女他殺死因的40%以上；家暴施暴者多為男性。中國一家半官方婦女權益機構指出：2016 年3 月1 日到2017 年10 月31 日這600 多天中，中國家暴導致的死亡案件533 起，包括635 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過1 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
由於中國離婚率高得驚人，2020中國新《民法典》中新增了30天「離婚冷靜期」制度，這條法規，對婦女尤其不公平，它使家庭暴力受害者可能會在30天的「冷靜期」內遭到更多暴力甚至死亡威脅。年輕藏族婦女拉姆生活在四川省阿壩州藏區農村，2020年9月的一天，她家暴成性的前夫持刀和汽油闖入她的房子，將汽油潑在她身上，兩週後，長期被家暴、多次卻報案無果，沒有法庭禁止令保護的拉姆，因嚴重燒傷死亡。
拉姆生前照片。 （網路圖片）
世界平均男性自殺率高於女性25%，而中國卻曾是世界上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尤其是農民婦女自殺率高於男性60%。 學者認為，中國婦女高自殺率得以緩解的主因是，經濟改革和城市化，農民婦女遠離了每家每戶都存放的大量致命農藥「氧化樂果」。但一個嚴峻的問題又擺在眼前，當農民女工被政府從城市趕回農村，回到容易接觸到致命農藥的家鄉時，自殺率是否將達到又一個新的高峰？
以低人權低成本來維持高增長的經濟發展所帶給農民工的傷害，首當其衝是中國農村婦女和兒童。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認為城市建設已經趨於飽和，農民工階段性廉價勞力使用已經用盡，於是趕農民工回鄉下是中共的內定方針。2017年北京展開了歷史上最激烈的驅逐農民工行動，政府藉口有「火災」，將北京市長稱之為「低端人口」的一萬多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在一夜間摧毀了他們的房屋，整個街區夷為平地，婦女及孩子們在街頭無助地哭喊，像戰爭後的場景。自此，北京沒有了農民工，只有農民工建造的漂亮城市建築和具有城市戶口的城市人。
2020年武漢病毒大流行，各大城市政府藉口控制疫情，又將數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殘酷地從城市強制趕回農村，回到他們只剩一片土地荒蕪的家鄉，這對曾經世界第一高自殺率的中國農村婦女來說，勢必又是新的夢魘，失業、歧視、無助，加上進城打工多年，錯過了生育年齡，即便開放生育也無法為丈夫生育孩子的70後一代婦女，她們勢必回到「一口農藥一了百了」的從前？可以預期，自殺問題將會更加嚴重。沒有失業福利、沒有基本醫療補助及心理輔導，加上2020年的武漢病毒大流行的影響，農婦維持家庭的生活條件更差，其後果的嚴重性，中國政府卻視而不見，沒有任何防止婦女自殺的相應措施。
北京大興區讓人想到被戰爭摧毁的區域，整个街区被拆除了。(Photo by Bryan Denton)
七、結束語：制度性殘害婦女
學者將中國婦女高自殺率歸納為三個主要因素, 也稱三C：共產專制（Communist）、孔孟之道傳統（Confucius）、商業模式（Commercial）。我認為，商業模式基本不能成為自殺主因之一，尤其是對習慣了貧困的中國人來說，歷史上鮮見因窮而選擇了結生命。而共產專制政權40年強制計劃生育國策和系統性政策法規的失誤和犯罪，才是導致傳統文化中的沉渣泛起，使得原本就飽受歧視的中國婦女之社會地位更加低下，才是導致她們高自殺率的根本原因。
在北京鮮為人知的「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展品中，沒有一件是讓三代中國婦女遭受強制節育的各種避孕器具及藥物樣本；沒有任何有關數億中國婦女在計生國策中受到人身傷害和家破人亡的數據、故事以及圖片、視頻，更沒有4千萬被強迫流產死去的胎兒的故事和記載。40年血淚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虐殺，竟然將隨著開放二胎生育後，從中國大地上靜悄悄的消失，就像從未發生過一樣！也如同80後、90後出生的一代，竟然不知道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中共以謊言掩蓋歷史真相，壓制人權、打擊說出真相者來達到恐怖平衡，並轉移輿論焦點是他們最突出的特長。
習近平執政後，號召中國婦女做賢淑太太，「要主動在家庭中承擔教育孩子及照顧丈夫的責任……」，於是中國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便開始強力宣導禁錮人們思想、歧視女性的傳統文化垃圾《道德經》、《女兒經》等，把婦女重新定義在家庭主婦的角色裡。這些曾經被毛澤東打進十八層地獄的「封建歷史文化產物」，卻被習近平重新翻出來當作精神鴉片。削弱婦女自信和社會角色，有助於中共穩定其統治政權。習近平政府對敢於站出來維權女性們的嚴厲打壓，使男權社會型態更加完備，女性權利的生存空間更加狹窄，極為少數的城市女權倡導者，大多僅限於以零星的行為藝術及在篩檢嚴格的網路灰線上表達訴求。中國女權道路前路茫茫。
由於武漢病毒（COVI-19）在全世界大流行，2021年第 65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小組會議以網路視頻展開。截圖為張菁代表中國婦權透過翻譯發言。
中國婦權報導 圖片來自緬甸網友 2021-03-09
自從2021年2月1日緬甸軍事政變至今，至少有60平民遭軍隊射殺。包括翁山蘇姬在內，被捕入罪的各類政治犯也高達了1498人。
根據全球50多位人權、戰爭罪和國際法專家今天發布的一份獨立調查報告，中國被控在新疆對維吾爾人採取的行動，已違反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每一項條款。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華府智庫「新線戰略和政策研究所」（New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發布的這份報告宣稱，「維吾爾人持續遭到種族滅絕，違反（聯合國的）『滅絕種族罪公約』（Genocide Convention，全稱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中國政府「要負起國家責任」。
這是非政府組織（NGO）首度對外界指控在新疆發生的種族滅絕進行獨立法律分析研究，研究命題包括北京對於所稱的犯行可能負有哪些責任。CNN獨家閱讀到這份報告的預告版本。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說法，據信新疆最多有高達200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被關在遍布當地的拘留中心。曾被關在裡面的人聲稱，他們必須接受政治洗腦或曾遭到性虐待，甚至被迫絕育。
北京則否認這些侵犯人權的指控，並表示這些中心有其必要性，目的為了防止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滋生。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政府今年1月19日宣告，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行。荷蘭和加拿大的國會2月也不顧各自國家領導人反對，雙雙通過類似提案。
新線戰略和政策研究所特別倡議主任暨報告共同作者伊布拉欣（Azeem Ibrahim）指出，有「壓倒性」證據支持報告提出的種族滅絕指控。他說：「中國是全球主要強權，而他們的領導階層是一場種族滅絕行動的擘畫者。」
聯合國滅絕種族罪公約共有4頁，1948年12月經聯合國大會通過，內容對「種族滅絕」行為有清楚定義。中國和其他151個國家都有簽署這份公約。
根據公約第二條，種族滅絕是「有意消滅一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的全部或部分」，而意圖犯下相關行為。
按照公約，種族滅絕有5種形式：殺害群體的成員；造成群體成員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刻意強加經過算計的生活環境，以毀滅群體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群體內的生育；強行將群體的兒童成員轉移至另一個群體。
光是違反公約定義的其中一項行為，就能構成種族滅絕事證。但新線研究所的報告宣稱，中國政府在新疆的行為，已達到公約規定的所有種族滅絕標準。
報告表示：「中國在新疆鎖定維吾爾人的政策和行為，必須從整體角度來檢視。結論是中國有意摧毀維吾爾人群體，無論是全體或部分。」
參與這份報告的國際人權律師戴蒙（Yonah Diamond）透露，報告作者參考的證據，包括數千份流亡維吾爾人提供的目擊證詞和中國政府官方文件。
根據報告說法，自2014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共將100萬至200萬人關進遍布各地合計多達1400座的法外拘留設施。當年正是北京開始推動以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為名的各項政策。
報告還詳述拘留營中的性侵、精神折磨、試圖文化洗腦及為數不明人數死亡等相關指控。「關在拘留營裡的維吾爾人…被剝奪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權利，並受到嚴重羞辱和非人道對待或懲罰，包括單獨囚禁且長時間不給食物。」
報告還說，拘留營中「自殺情況如此普遍，以致被拘留者必須穿著『防自殺』制服，也不准取得可能造成自我傷害的物品。」
報告還說，2017至2018年間新疆的維吾爾人出生率銳減33%，應歸咎於中國政府疑似在當地實施絕育、墮胎和生育控制的官方政策，且部分情況下未獲同意便對女性強行實施。
自從聯合國滅絕種族罪公約上路以來，國際間種族滅絕行為大多在聯合國召開的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或個別國家法庭被定罪。但召開國際刑事法庭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 Security Council）同意，而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使得聯合國法庭不太可能對新疆的種族滅絕案進行任何聽審。
此外，滅絕種族罪公約也並未列出，遭到判定犯下種族滅絕罪的國家或政府，會受到哪些特定刑罰或處罰。
儘管如此，新線研究所的報告指出，按照公約，中國以外其他151個簽署國有責任採取行動。「中國有義務…防止、懲罰和不犯下種族滅絕，這些義務屬於絕對權（erga omnes），也就是必須對國際社會整體履行。」
中共最怕是什麼？最怕我們不散伙，不退縮，不死心。我們就是要做他們害怕的事，做他們不想我們做的事。一一顏純鈎
顏純鈎 2021-03-02
47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正式落案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上庭之前，所有被控人士都做好身陷囹圄的心理準備。
公民黨有李予信﹑郭家騏﹑譚文豪﹑楊岳橋四人被起訴，他們留下的話是:「一生平安，磊落做人，但世事有時兩難全」。封建時代有忠孝兩難全之說，意思是報國與顧全家人，有時不能兩全，唯有犧牲一邊，而無可選擇之下，唯有犧牲自己和家人。
令人動容的還有岑子杰和黃碧雲，在進入法庭之前見面，岑子杰主動向黃碧雲道歉，表示民主派在運動中有很多猜疑和不信任，「社民連係其中一個成日狙擊民主黨」。他即場向黃碧雲道歉，說「民主黨係第一個我需要講對唔住的人……希望你哋能夠原諒我當時的衝動」，兩個人互相擁抱。
岑敖暉入獄前，他的新婚妻子勉勵香港人：越爛的牌越要畀心機打。
看到這些報道，真是很感動，這就是我們的手足！這就是我們香港人！
香港民主運動這副牌打到現在，真是有夠爛了，中共以國安法凌駕香港，民主派在蒙受鎮壓，而國際的聲援實際幫不到我們。可以預料，在未來可見的日子裡，我們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厄運，我們還要做出犧牲，還要蒙受苦難。大家都明白這個結果，但我們要就此接受命運了嗎?
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放棄我們的追求，接受和習慣中共的蹂躪，做對不起後代，也對不起歷史的順民，正如我們一向看不起的很多大陸人。另一個選擇卻是，我們不接受命運，不認輸，手上的牌很爛，但我們還要認真打下去。
岑子杰在臨入獄前向黃碧雲道歉，這是發乎內心的自我反省。在強橫野蠻的中共面前，我們自己手足之間，還有什麼不能和解?強敵在對面，暴力加諸各人之身，我們彼此理想相同，意志相同，痛苦相同，憤怒也相同，還有什麼足以分彼此？還有什麼值得計較？
以往也有不少人罵黃碧雲，我不知道她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讓很多手足不滿意，但時至今日，如果她也要入獄了，她不是為自己的利益去入獄，她身受的痛苦，我們在外面的人無法替她承受，她只能泰然地去面對自己的苦難歷程。單看這一點，我就欽佩她，我也相信，她和岑子杰和解是真誠和高尚的。
同理，我對所有在民主派內部引起爭執的話題，所有內部的糾紛和互相針對，都呼籲各方放下歧見，互相體諒包容，萬眾一心，槍口對外。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那種以為自己很偉大很英勇，別人都是草包內奸的偏激分子，他們謾罵別人抬高自己，有破壞無建設，這種人對民主運動的損害，有時甚至不亞於橫行無忌的中共。
岑子杰的道歉是高風亮節，是意志堅強襟懷寬廣的表現，這才是香港人道德水平的代表，才是我們民主運動的希望所在。
民主派內部有爭論是正常的，但請用善意的﹑建設性的態度，通過彼此溝通討論去解決，能解決的就取得共識，不能解決的就各自保留。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是你走這條路我走那條路，最終大家從不同方向攀上山頂，而不是走到半山，大家先打起來，打得不可開交，然後滾下山去。
有人訕笑周庭在法庭上落淚，我真替這種人臉紅。一個女孩子因為受委屈，遭受無端的折磨，如果她內心不平一時感觸，那有什麼值得非議呢?連與我們毫不相干的日本人，都替周庭不值，莫非我們對她身受的痛苦，應該無動於衷?你就不能以一種更友善﹑更厚道﹑更相知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手足嗎?我不知道說這種話的人，輪到他上庭，輪到他去坐苦牢時，他又會不會笑得出來？
看到這些民主派領袖人物在入獄前的表現，我就覺得希望還在，沒有人幻滅，沒有人消沉失志，大家互相打氣，保持鬥志。他們可能要面對牢獄之災，一兩年，三五年，在他們承受喪失自由的痛苦時，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接過他們的擔子，把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中共最怕是什麼？最怕我們不散伙，不退縮，不死心。我們就是要做他們害怕的事，做他們不想我們做的事。
手上的牌很爛，牌爛不是我們的錯，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命運。人再有本事，都無法主宰一切，厄運來了，就要捱，捱到厄運過去，就會雨過天青。我們要和這47位民主義士一起，把這段厄運捱過去，不論用什麼方式，都要認真把這副爛牌打下去。
作者： 李江琳 2020-7-14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山東大學讀英美文學碩士。毕业后，我在深圳謀了個外企CEO助手的差事。在此之前，我用了兩年多聯係美國的大學，終於為美國布蘭戴斯大學錄取為該校猶太歷史專業的研究生。我揣著我全部財產八十美元，拖著行李箱，跨過羅湖橋上那條不起眼的綫，頭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感覺不到自己淚流滿面，我只知道，自己終於跨過了這條綫。對於我來説，這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綫。香港是自由世界，那是像美國、英國、歐洲一樣的安全、平等、有尊嚴的世界。跨過那條綫，我終於獲得了自由。1997年，當中國歡慶香港回歸時，我在紐約心情沉重地遠觀，一言不發。
香港島夜景。圖片來自紐約時報。
2014年，我在香港短期停留，為我的西藏近代史研究搜集資料。那時占中運動即將發生，氣氛緊張不安。在香港期間，每每有人問到香港將會怎樣，我都不知從何説起。我不是未來學家，我是以嚴謹出名的猶太裔教授訓練出來的歷史研究者，我研究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我在香港中大做了題爲“中共西藏政策的演變與香港的未來”講座。面對香港青年學子，想要説出内心的實話極其艱難：The fate of Hong Kong is locked。我做了一個比喻：台灣是海裏的魚，西藏是鍋裏的魚，而香港是砧板上的魚。中共是不會放過任何一條魚的。以中共對待西藏方式的前車之鑒，香港的命運在回歸的那一刻已成定局，中共不會放過香港，不會讓香港人繼續享受西方社會的自由。
香港
1842年，清朝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請注意條約中用的詞是cede。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次戰敗，簽下《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昂船洲一帶予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兩地的新邊界用鐵絲網分隔，即今日界限街一帶。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租借條約，將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兩百多個島嶼租借予英國99年（不包括九龍寨城）。香港總面積2,755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1,106平方公里，2018年人口七百多萬。
二戰中，香港淪陷，日据時期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投降，英國隨即宣佈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中共執政大陸，表示無意奪取香港主權，也不干預中華民國人士在港活動，以此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後，香港左派曾經一度十分活躍，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周恩來親自干預，制止左派製造香港社會不穩，明確宣佈要香港保持現狀，以便充分加以利用。文革后，大陸改革開放期間，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中共確實是“充分利用”了香港。
維基百科的香港條說：前任香港總督楊慕琦在推行屬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一部份的“楊慕琦計劃”時，容許殖民地在戰後擁有高自治權、自主權及獨立，但在二戰後及經歷過1956年雙十暴動以及1960年代末的六七暴動後，英國深知香港易攻難守，難以在中共的威脅下防衛香港，在暴動、間諜和顛覆局勢不穩定之下，香港民主化計劃告吹。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說：“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 12月19日，中英雙方分別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等見證下，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將永久割讓予英國的九龍與香港島和租約到期的新界一併交予中國。據説，英国政府之所以交还整个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由于在中英谈判中，中国政府不承認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條約”（即《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不仅要求收回新界，而且要求包括條約中列明為割讓地的香港島及九龍。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北京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確保香港繼續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不抵觸基本法的法律，50年內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保證香港除外交及防務外於其他事務享有高度自治權。
這一切，在我聽來就是一句話，英國抛棄了香港。爲什麽？
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位於地中海的入口，伊比利亞半島的末端，和西班牙相連，面積僅6.8平方公里，2009年總人口31,623人。它是如今英國海外領土中最小的一個。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就是一個縮小了的香港。
公元1704年，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攻佔直布羅陀，1713年《烏德勒支和約》中，西班牙波旁王朝為換取英國承認其合法性，正式將直布羅陀割讓予英國。請注意和約中用的詞也是cede。自此，直布羅陀一直被英國統治，不少意大利人和英國人開始遷入，部分北非摩爾人也回流，充實了當地人口。
直布羅陀雖小，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它卡住了地中海的咽喉。如果算“自古以來”的話，它是屬於西班牙的。西班牙也一直想讓這“地中海的香港”回歸祖國。但是，即使是在二戰中，英國也仍然牢牢掌握著直布羅陀，并且在二戰中“充分利用”了直布羅陀的優越戰略位置。
二戰后，佛朗哥向英國索要直布羅陀的主權。大英帝國此時實力不再，又遠天遠地，而西班牙緊連直布羅陀，還有一個强人佛朗哥穩定統治西班牙近四十年。於是英國人說，讓直布羅陀人民自己決定吧。1954年，佛朗哥限制向直布羅陀供水，企圖逼迫直布羅陀人民回到祖國。在佛朗哥的不斷施壓下，1967年直布羅陀舉行了有關歸屬問題的首次公投，在有效的12,182票中，同意把主權移交給西班牙的僅44票，主張英國繼續持有直布羅陀主權的為12,138票。
直布羅陀幾乎沒有資源，現在也失去了當初的軍事戰略價值。如今直布羅陀的主要產業是旅游觀光業。据維基百科資料，1997年后工黨政府曾有意將直布羅陀交還給西班牙。該時英國和西班牙都已相繼加入歐盟。於是，2002年直布羅陀舉行了又一次公投，決定是否讓英國和西班牙共同管治直布羅陀。結果該提案以高達98,97%的反對票被否決。
如今，直布羅陀人民仍然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臣民。
精神病人提出的問題
末代港督彭定康說，他在1997年離港前，曾探訪一間精神病院。一個病人問他，爲何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卻沒有徵詢市民意見，就將香港交給了另一個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當時他的一位助手說，好奇怪，這個最清醒的問題，竟然是一個精神病人提出來了。彭定康說，他當時的確承諾說，香港以後會有民主，英國應該繼續履行這個承諾。
How？有誰能夠説出來，當簽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英國有誰知道怎麽履行對香港人民的承諾？用什麽手段或程序來保證？如果對方破壞了聯合聲明，用什麽辦法來阻止，來彌補？
作爲歷史學家，我知道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歷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歷史的演變並沒有確定的路徑定律，沒有什麽一定會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可的。一切都是人的選擇，人的作爲。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研究歷史能告訴我們，爲什麽歷史會這樣發生。
對中共的歷史研究使我相信，中共在香港問題談判時就想好了它想要什麽，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得到。當中共發言人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個歷史文件的時候，讓全世界大吃一驚，堂堂大國怎麽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簽下的國際協議。熟知中共一貫行爲就一點不奇怪，它從一開始就是這麽想的，從一開始就打算這麽做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致命缺失是它沒有規定對破壞聲明的制約和懲罰辦法。中共明白這一點，這是鄧小平堅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因。它一開始就打算撕毀協議的，只是要等到有實力有條件的時候。英國人或許也明白這一點。老牌帝國經驗豐富，不會不想到，如果對方撕毀協議，他們并無良策。即使如此，協議還是簽了。英國為香港爭取到一個毫無約束力的“五十年不變”，算是有了個交待，至此抽身而退。
回到彭定康在精神病院裏的問題。中英談判和簽約不是彭督主事的，他的話似乎是在批評前任主事者。可是他不應該不明白，前任們這樣做，也不會沒有過他們的思考。英國人用“公投”輕輕鬆鬆地堵住了西班牙對直布羅陀主權的聲索。如果英國當初徵詢香港人，你們的選擇是什麽，你們自己決定吧，那會發生什麽？
如今，對中共來説，油鍋已熱，香港這條砧板上的魚已經到了下鍋的時候。而台灣這條魚還在大海裏游動。以史爲鑒，台灣人民應當明白，你們的命運，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掌握在你們自己手裏。
中國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