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妈妈瑞洁和她的中国女儿安妮

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2013年 12月 18日

近日,美国旧金山湾区一群华人聚集在一间社区图书馆的会议室,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签写和寄送圣诞、新年贺卡。活动开始不久,一位美国妇女来到这群华人中间,她就是总部设于旧金山的“女权无国界”组织创办人和负责人瑞洁·利特尔约翰(Reggie Littlejohn)女士。去年瑞洁女士也曾参加同样的活动,但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今年她带来了她收养的中国女儿——曾经是中国最小的政治犯、如今是中国最小的政治流亡者、十岁的张安妮。

瑞洁在华人的热烈掌声中发言,她说:“收养安妮和她的姐姐儒莉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安妮现在过得很好:她去上学,学英文,学游泳,学弹钢琴,她很快乐。我很爱这姐妹俩,她们的到来照耀了我的生活。”

安妮如何成为中国最小的政治犯呢?因为安妮的父亲张林是中国的一位政治异议人士,一名政治犯。张林曾因参加89民运被判刑,以后又因为纪念赵紫阳、参与公民维权运动、在网上发表文章以及成为基督徒加入地下教会,多次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判刑或劳改。今年7月,张林又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法院于12月18日开庭审判。

____________PICT0056

          小安妮和中国妇权義工苏昌兰(左)与刘卫国律师于2013年4月初在合肥。(photo by WRIC 中国妇权)

 

 

张林已经离婚,他独自抚养女儿安妮。安妮和政治犯父亲张林一起经受苦难。安妮在安徽合肥上小学入学三天便被国保强行带走,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单独关押三个多小时;安妮又曾经和她的父亲张林一起被关押二十个小时。7月张林被捕后,当局威胁要把安妮送进孤儿院。安妮的遭遇引起中国法律界人士和网民的极大关注,演讲、绝食、举行烛光晚会,表达抗议。许多网民指出:迫害十岁的安妮,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卑鄙无耻和荒唐的丑闻。安妮的遭遇也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设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决定在安妮被送进孤儿院前开展营救活动,并得到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美国驻中国上海领事馆、“女权无国界”组织负责人瑞洁·利特尔约翰女士的全力协助。瑞洁承诺成为安妮和儒莉的监护人,她为安妮办好入学手续,提早为两姐妹购买了健康保险,准备好宽敞明亮的房间,等待安妮和她的姐姐到来。

安妮和姐姐的出走惊险万状。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姚诚、孙林等人参与了营救安妮的行动。当安妮的母亲带着安妮姐妹俩前往上海美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为使母女三人躲避警察的追捕,姚诚拿着安妮母亲和安妮姐姐的手机在南京逛商场,姚诚被捕,姚诚用自己失去自由换来安妮的自由。而美国政府启动了帮助安妮姐妹俩来美国的“特别程序”,9月7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亲自护送安妮和儒莉上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旧金山的班机。

瑞洁接到胡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安妮正飞往美国。当时瑞洁在很远的地方旅行,她立即中断旅程,赶回旧金山,接来她的中国女儿——曾是中国最小的政治犯、如今是最小的政治流亡者安妮和她的姐姐儒莉。

安妮来美国三个多月了,她已经从一开始听不懂美国妈妈瑞洁的话只能用手比划,到能够与美国妈妈用英语交谈。瑞洁夫妇有一个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书,安妮姐妹俩成了瑞洁和她的丈夫罗伯特的心肝宝贝,成了家庭生活的重心。瑞洁接安妮上学放学、逛商场买衣服、吃完中国餐馆又吃西餐馆。安妮每次点菜都盯着菜单上的价钱,瑞洁说不要看价钱只看你喜欢吃的。瑞洁为安妮姐妹俩付出了一位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包括三个多月来,为保护安妮,拒绝媒体直接采访安妮,安妮的心智还在发育,她希望安妮摆脱中国的梦魇——那是习近平带给她的“中国梦”。瑞洁近日带着安妮前去参加旧金山华人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寄圣诞、新年贺卡活动,是安妮来美国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寄往中国的那些贺卡上的政治犯名单中,就有安妮的父亲张林的名字。

瑞洁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她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律师。她曾代理中国一胎化下受迫害的来美国寻求庇护中国妇女,并成功赢得诉讼。她创建“女权无国界”组织,严重关注中共政府践踏妇女权益、尤其是在一胎化政策下妇女被强制堕胎、遗弃女婴、人口拐卖和性奴役的种种罪行。瑞洁曾多次就中国妇女权益的议题,到美国国会、白宫以及大学、媒体,和前往欧洲议会、梵蒂冈教廷演讲。近来她又指出:中共政府放开二胎的政策,只有少数人受益,一胎化下的种种罪恶仍然存在。

瑞洁本周一为收养安妮和儒莉发表新闻稿,感谢各界对安妮姐妹的关心,再一次表达她能够照料安妮和她的姐姐来美国生活发自内心的喜悦。自瑞洁带着安妮首次在华人聚会的场合露面,瑞吉便收到许多华人发给她的电邮,祝贺她有了两个中国女儿,称她为英雄。瑞洁回答其中的一封电邮说:真正的英雄是张林。她为自己和自己的丈夫罗伯特享有收养张林的女儿安妮和儒莉的“特权”而感到由衷高兴。

江西禽流感H10N8奪命 全球首例

中新社報導,繼浙江省和廣東省入秋以來陸續傳出11起N7N9確定病例後,中國官方12月17日晚又確認全球首例人類感染H10N8死亡病例。江西省衛生廳證實,江西一名73歲的女性患者日前感染甲型禽流感H10N8死亡。

中國疾控中心衛生應急中心主任馮子健說,目前對江西南昌這一患者通過何種方式感染H10N8病毒尚不清楚。他表示,雖然目前很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檢測,但讓大家可以不必緊張的是目前已可確定,H10N8病毒無論是從禽到人,還是人傳染人的風險都比較低。

專家表示,由於科技進步,可以偵測到病毒,對一般人來說,H10N8還未構成威脅,民眾不需緊張;但未來各種禽流感病毒,將會持續出現,防範之道都是不到活禽市場,避免接觸活禽。

中新社報導,江西衛生廳對外通報,該患者在今年11月27日病發,30日收入南昌市某醫院治療,臨床診斷為重症肺炎,並伴有高血壓、心臟病、重症肌無力等基礎性疾病,免疫水平低下,有活禽經營市場暴露史,曾進行胸腺摘除術。12月6日因呼吸衰竭、休克死亡。這項病例,中方已通報台港澳衛生主管機關,採行應對措施。

中國及香港地區H7N9疫情的確定病例入秋後已經累計11例,不過,最新消息 江西省南昌市有患者感染H10N8禽流感病毒而死亡是全球首例。

通報稱,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一步檢測確定為H10N8禽流感病毒,所有密切接觸者未出現異常。專家分析認為,初步考慮該病例為個案,病毒導致人感染和傳播的風險低。

胸腺為免疫細胞產製的重要器官之一,這名患者因有免疫缺陷,抵抗力較弱,所以容易感染,未來要繼續觀察病毒演變;所幸當地衛生單位追蹤其他家庭成員與接觸者,都未出現症狀,也未發現其他類似病例。

H10N8禽流感病毒在禽類屬低病毒性禽流感,但具感染哺乳類及造成重症的能力,曾在中國廣東活禽市場、洞庭湖濕地,以及日本、南韓、美國、義大利及瑞典等地的候鳥、家禽及環境樣本中發現,但過去未有人類感染確定病例。

 

專家表示,冬春季是流感高發季節,一旦出現流感樣症狀,應及時就醫。保持勤洗手、咳嗽和打噴嚏時遮掩口鼻等個人衛生習慣。同時,還應避免宰殺活禽、畜,避免接觸和食用病死禽畜。

 

 

華人移民紐約市 42%政庇獲身分

編者按:無論中國經濟環境如何強勁,也無論中美關係互不信任的程度如何,完全沒有改變中國國民多年來對美國的嚮往,尤其是世界大都會的紐約,對中國人來說魅力依然。更令人驚嘆的是,10年來在通過政治庇護獲得紐約市合法居留身份的國家中,中國人竟然排第一名。換句話說,生活在紐約市的7萬多華人,遭到中國政府的政治迫害,在紐約獲得庇護。

紐約市城市規畫局2013年12月18日公布第五份「最新紐約人」(Newest New Yorkers)報告,自美國取消對每年透過政治庇護申請綠卡的限額後,過去約十年來在紐約市生活的17萬名華人移民中,有42%、即7萬2000人是以政庇為由成為合法永久居民,在20個國家隊國民尋求美國難民或政治庇護身分的國家中,中國人數最多排第一位。

這份235頁的報告最早1992年發表,針對移民申請綠卡的部分以2002年至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字作統計。報告指出,美國在2005年移除對每年透過政庇申請綠卡的限額,在紐約市生活的難民或政庇者在過去十年間增加5%,從1990年代的12萬5000人增加至2000年代的13萬1700人。

最大的變化是20年前的難民或政庇者主要來自前蘇聯,至過去十年變成來自中國和東歐,報告將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華人也列入中國,中國的人數更占全部的55%,即7萬2000人,遠超第二位的歐洲國家塞爾維亞和黑山(黑山於2006年獨立),塞黑的人數只有5200人。與1990年代比較,當時以難民或政庇身分拿綠卡的華人只有4000人。

據全國的統計,難民或政庇者人數在過去十年間增加達40%,從1990年代的10萬人至2000年代的140萬人,但難民或政庇者人數占全部移民的13%,比紐約市的42%少,中國就占140萬人中的10%,居於首位21%的古巴之後。

至於其他兩項獲綠卡的主要途徑—親屬移民和職業移民,也是以華人的人數居第一、二位。來自三地的華人在過去十年間大量湧入紐約市,比20年前增加34%,有8萬5000人就是依靠親屬成為永久居民,為親屬移民類別的第二位,而首位為有15萬人的多明尼加共和國。

在職業移民部分,2002年至2011年,以此類別獲永久居民身分在紐約市生活和工作的華人有1萬2000人,占第一位,第二位是印度的7600人,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列出20個最多職業移民人數的國家中,屬職業移民第五類的投資移民只有2500人,但有2000人是華人,占投資移民第二位的韓國只有400人。

此外,2011年在紐約市的移民人數創歷史新高,840萬的人口中就有超過300萬為移民,有三分之一都是在過去十年間才到紐約市,這個比例的增加要歸於劇增的墨西哥出生和中國出生人口,在中國出生的人口占這部分的33.9%,墨西哥占52%。

這些新移民都在曼哈坦以外物色安居地,皇后區和布碌崙固然是五區中最多移民居住的區,但新移民人數增加最快的是布朗士,有22%,史泰登島有36%。其最受新移民歡迎的社區是在過去治安為患的布碌崙布許維克(Bushwick),但這個社區近年以罪案率下跌以及新房地產發展吸引不少新移民。

 

彭丽媛参加艾滋病日宣传 艾滋孤儿称彭妈妈

据新华社电 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活动正式发布了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倡导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呼吁更多人关爱、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为抗击艾滋病作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彭丽媛参加了活动。

£¨ÊÀ½ç°¬×̲¡ÈÕ£©£¨2£©2012ÄêÊÀ½ç°¬×̲¡ÈÕÐû´«»î¶¯ÔÚ¾©¾ÙÐР     上午9时30分,扎着利落、干练的马尾辫,以修身剪裁的蓝色外套搭配黑色套裙,彭丽媛一出现就引起现场一片掌声。

她落座在第一排的中央,左手边是卫生部部长陈竺,右手边则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张文康。

从9点30分开始到11时20分结束,彭丽媛始终坐在位置上,非常专注和投入,偶尔转头与陈竺简短交流。在听到感染者彩霞(化名)发言,“希望告诉其他人好好活下去,不要放弃美好的生活”,彭丽媛不停点头、鼓掌。

听到曾受温家宝总理接见的感染者楠楠如今已成功怀孕6个月,且通过母婴传播阻断,目前胎儿非常健康,彭丽媛再次鼓掌。

彭丽媛是今年的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的主角之一,短片主题曲《爱你的人》也由她演唱。短片中的11岁感染者高俊,因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而成为孤儿。他一直称彭丽媛为“彭妈妈”。在短片中,她与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一起弹钢琴、唱歌、画画、踢足球,蹲下来为孩子绑鞋带,画面充满了温情和母爱。

在《永远在一起》公益短片发布的揭幕环节上,陈竺、张文康及创作人员上台拉开红布,而彭丽媛始终面带微笑地坐在台下。活动最后一个环节,彭丽媛与参与短片拍摄的孩子们互动。她上台后没有致辞,而是与其他嘉宾一起向孩子们赠送了小礼物,并合影留念。

这并非彭丽媛在防艾宣传中第一次出镜。去年她参与拍摄了公益广告《没有歧视,我们在一起》,并同样出席了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分享志愿者的经历。

彭丽媛十分热衷公益事业,尤其在防治艾滋病的各种公益活动中,近几年来常见到她的身影。2006年年初,彭丽媛成为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后不久,即到安徽阜阳探访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200多个孩子,还亲自把当时年幼的高俊抱在怀里喂饺子。2008年3月,彭丽媛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加强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社会心理关怀。

 

 

高耀洁:“偷孩子”的英雄

单雅蘋(化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管计划生育,有偷孩子送人的传闻。这件事情只是地下传说,没有人出来证实。她为什么偷孩子?偷孩子干什么?很多人怀疑,她可能是偷孩子谋利益。因为她是某一城市郊区的副区长,她的行为没有人敢过问。十几年后,单雅蘋偷孩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于人世。原来是她冒着被罢官入狱的风险,挽救超生婴儿的生命,让百余名婴儿活下来, 有的已长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她的行为是巨大的善行,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软性抗争,是真了不起,胆子真大。

一、             单雅蘋何许人也?

计划生育政策很严苛,有一胎孩子的妇女要上节育环,有二胎孩子的妇女得结扎输卵管,这是不让超生婴儿出世的残酷政策。街上多处大标语牌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多生一个”。为了不让活胎出生,必需用药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老百姓对此痛恨之极,但无力反抗。“有权有势的人明着超生;有钱的买着超生;无钱无权的人跑着超生”, 这是百姓的俗话。只有单雅蘋敢冒着被免职和入狱的风险,把胎儿救出来。她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这还应当从她受难的经过和残酷历史说起。

单雅蘋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23岁在某县任乡妇联副主任。反右派运动时期,她在一次会议上说,农民吃不饱。于是别人说她反对大跃进,因此被划成右派。她被送到劳改所三年,丈夫和她离了婚,两个儿子最小的八个月,母亲走后饿死了。她受尽了苦难,终于在26岁结束劳改。娘家因为她的政治问题也不敢收留她。她唯一的出路是改嫁。她嫁给了另一个右派,当时27岁的邵某。邵某原来是个小学教员。因他在办公室说“阴沉沉的天”,别人就告发他对社会主义不满,被划成右派。其实他仅仅是说天要下雨了。他的妻子也是教员,受不了这种压力上吊自杀,一岁的儿子也饿死了。邵家就在某市郊区,有个相对清静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同命相怜,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又生了三个孩子,二女一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人的右派身份都被平反。单雅蘋复职,在当地乡妇联工作。她在劳改期间没有忘记学习,很有写作能力,人也很能干,短时期内被调到区政府。邵某说什么也不回学校教书。他买了个大卡车天天运输石子,收入不菲,五口之家生活过得不错。但是夫妻二人内心的伤痕是很难平复的。因此单雅蘋很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受苦人。

1981年的一天下午,单雅蘋的计划生育工作组中有一场手术出了问题,医院派我去抢救受害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单雅蘋。人命关天,当时她很害怕,我也非常紧张。我刚下手术台,发现另一个手术台上有位20多岁的妇女,正预备做输卵管结扎术,她哭的非常厉害。我便问她在哭什么。站在手术台旁的妇女说,她家两个孩子都有病。我问她这是真的吗?什么病?单雅蘋听到后,让这个20多岁的妇女先从手术台上下来,让人把那两个孩子抱来给她看。半个小时后,孩子抱来了。大女儿患有心脏病,手指已经变形。八个月的小儿子心脏病比姐姐还厉害,一哭面色青紫。单雅蘋当场决定让这个妇女回去,以后再决定是否做结扎手术。这个妇女从手术台上下来,衣服没穿好就跪在地上磕头,我非常难过。两年后我问单雅蘋,那个妇女怎么样了。单雅蘋告诉我,她的两个有心脏病的孩子一年内都夭折了,后来她又生了个健康的儿子。现在她已经戴上避孕环了。

手术过后,天也晚了。我就睡在她们办公室兼宿舍的床上,和她留宿在一起。单雅蘋爱说话。她说起自己的苦难经历,从九点上床睡觉时就打开了话匣,一直说到凌晨三点,边说边哭,特别对错划右派的苦衷,一字一泪地说的很详细,让听者也落下了同情的眼泪。但她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只字未提,当时我也没有多问,因为我的任务是抢救计划生育手术中出了意外的妇女,成功了便完成任务,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也不便多问。

从此之后,凡是她们计划生育工作出了问题,她都来主动找我。时间长了,人也熟了。1987年,她儿子高考分数超过了分数线,但同期报考的学生很多,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她夫妇两个着急了,来找我想办法。我想起当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有位教育系的同学,现在是某大学校长。在学校时我们虽然没说过话,但近年来他以老同学的身份经常写条子给我介绍病人。我对单雅蘋说:“我们可以去找这位校长试试看。这是走后门,合法(因分数已过线)不合理(有的考生分数比他分数高)。”

次日,我和单雅蘋夫妇开着拉石子的车头,冒昧去了那个大学,见到了这位校长。我的老同学见到我,第一句话是:高耀洁,哪股风把你刮来了?我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谈了单雅蘋儿子高考的事情,结果成功地帮助这个男生录取到中文系学习。孩子还算争气,以不错的成绩毕业,分配到郑州市委办公室,从事文件起草工作。从此之后单雅蘋夫妇把我视为恩人。她家在郊区乡下,附近出产便宜的新鲜蔬菜,逢年过节夫妇二人经常拿一篮子蔬菜来我家闲聊。

二、2009年春节的畅谈

春节过去三天,天气晴朗,风也不大。她两口子又来了。老单夫妇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外表已经全然是70多岁的老人,但是身板硬实,精神很好,思维还很清晰,她还是爱说话。我们故人相逢,谈起了往日旧事。

单雅蘋主动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当年把孩子偷出去送人的事情?”我说不知道,当年我也没有必要过问这个传闻。

她说:“当时干这项所谓‘计划生育’其实是个惨无人道的工作,我真不忍心把活生生的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我悄悄地把孩子救出来,送给好人家收养,有的孩子己被送到外省了。这件事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当时一共有五个人,这几个人都受过政治迫害,都是死里逃生的人,因此她们很同情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都不忍心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大家同心协力做这项救胎儿、婴儿的工作。

“我们对八个月以上的孕妇,没有给她注射堕胎药,打的是生理盐水,尽量让胎儿活着出生。然后我们把孩子悄悄地抱给没有子女的夫妇。这是一种沉默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抗议,比有些人空喊口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囗号好得多。但是这种行动是很冒险的。万一漏风,有判刑的可能。所幸十几年来没出现意外。”

“在外送婴儿的时候,最怕孩子哭,就把孩子的小手塞到嘴里让他们自动吸吮。送孩子一般是深夜,送到无子女的家庭。有时候是预先联系好的无子女夫妇偷偷地来把孩子接走。一次有个30多岁没有孩子的妇女,抱着婴儿找不到医院大门,误入厕所里,又怕孩子哭泄露了秘密,她急得哭了出来。周折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找到大门走出医院。现在那个孩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还不断的说自己长得像妈妈。有同学说:“你长得既不像你爹也不像你娘,自己生得一副巧模样”。 她不高兴,现在这个姑娘大学教育系毕业了,在市立某校中学当了老师,还兼了班主任。

我问单雅蘋:“隔壁大雨 (化名) 家的三妮(她两个叔叔家各有一个孩子,她排老三)是不是当年你们救下来的孩子?”单雅蘋说:“三妮是他叔父开着汽车来接,大雨亲自抱回家的。”三妮属于超生子女。当时大雨已经和我们联系好了,准备妥当,孩子一出生,无论男女,她都收养。大雨喜欢孩子,她会把三妮视为自己生的孩子。大雨娘家和婆家都是省委高干,三妮便成了高干子弟。三妮的外公经常夸奖说:“大雨生的三妮很像她妈妈,学习很好。

三妮是个女孩,她生身父母从未过问。大雨极力隐瞒三妮是抱养的这个事实。因此她搬到远处的东郊以避人耳目。大雨经常指着她下腹部的刀口癍痕,说三妮是她剖腹产生的。恰好三妮的个头、相貌也和大雨相似。三妮学习很好,小学中学都是三好生。她爷爷经常说:“我七个孙辈,就是三妮争气,学习好。”三妮十八岁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某大学学习电力,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了。毕业回国之后、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了。大雨夫妇退休后了、二人赴北京和女儿同住。三妮的外公外婆也经常去北京探望这个最争气的外孙女。

三、          一个得救婴儿的经历

单雅蘋偷孩子,和别人偷孩子不同。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毫无私心地抢救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她连养父母家里的一口水、一顿饭也没有享受过。她只要求这些家庭保守秘密,平安是福。某公安厅有对40多岁的夫妇,无子女。1980年春,单雅蘋给他们偷了个儿子。婴儿的生身父母是郊区的普通农民,第一胎是女孩,按规定可以生二胎,但是要间隔四年。可是这位农妇两年后又再次怀孕,政府要求强行打胎,此时胎儿已近足月。单雅蘋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活生生把胎儿杀死,于是给农妇打了催产针,让胎儿在深夜出生,婴儿是个体重六斤、发育良好的男孩。单雅蘋连夜将孩子送到公安厅那对夫妇家里,孩子从农家子弟变成了官家少爷。单雅蘋回忆道:当时收养孩子的家庭给她准备了些酒菜以示感谢。她当时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胸膛了,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匆匆离去。

婴儿的成长环境良好,养父母爱如己出,为养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环境。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单雅蘋还去见过一次,虎头虎脑,身体健壮,非常可爱,孩子言谈、对人也很有礼貌。老师夸他聪明,长大一定成材。

时光飞逝。孩子十八岁考入北京公安大学,四年后毕业,成绩优秀,又分配回公安厅,令养父母喜出望外。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工作能力强、人缘好,由普通干部升迁为副处长。养父母退休后以弄孙为乐。

孩子的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家总共两个女儿。而他们对外送的儿子总是念念不忘。他们找单雅蘋问孩子的情况。单雅蘋说:“你们不要问了。你儿子现在有福了,你们祖宗十代也出不来这样的人才。”

 

俗话说:骨肉连心。他生身父母最后还是打探到儿子的下落,打算去看儿子。一天上班时间,老两口坐在公安厅大门口等儿子。儿子出现了,相貌、身形、走路、姿态全像生父,只是穿着一身警官服。他夫妇二人失声痛哭,直往儿子身边走去。儿子问他们出什么事情了,为什么痛哭。生父母不敢说出真相,只是哭。儿子莫名其妙,吩咐门卫去问清楚这两位老农到底在痛哭什么?他们要找谁。门卫还没走到老两口跟前询问,二位老人吓得哭着跑了。

我认识单雅蘋多年,这个故事还是第一次听说。单雅蘋说:“那几年救孩子,故事多了。普通百姓不知道这个消息,收养婴儿的家庭大多在社会中上层,谁敢暴露内情?所以这件事情做的成功。那十几年时间,各地抱走了-百多个孩子,现在半数以上都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谁知道当年的行动者的危险呢?”

总之,单雅蘋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无名女英雄。她本人历经坎坷,因此对受苦的普通人具有深切的同情心。单雅蘋等人虽然没有公开和计划生育政策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实实在在救了很多婴儿。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的义举,比唱高调的“斗士”更了不起。有的人以反对计划生育的政策为名,未见实际贡献,却获得世界闻名。但是和单雅蘋这样的人相比,如同牛粪与鲜花,品德上更不可相提并论。去年我得知单雅蘋等诸位已经过世,所以今年才终于把故事写了出来。那些真正干实事的人,因不会吹骗,故鲜为人知。世人应该记住她们的高尚精神和伟大行动。她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要求消除计生与户籍捆绑的联名公开信

国务院:公安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

我们是一群关注公民平等权利的学者和律师。我们注意到,近日北京房山一位女士因无法为其无证生育的儿子上户,起诉了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房山分局在答辩状中称,因为原告无法提供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所以民警依据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京公人管字【2004】1062号),拒绝为其子办理户口登记。

我们认为,根据《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机关应该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而不应附加条件;不给无证生育的孩子上户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的产生,源于有关户口登记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在此,我们强烈建议,请贵机关积极履行职能,对公安部门以及计生部门所制定的有关办理户口登记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废除对出生人口的户籍登记设置障碍(计生与户籍捆绑)的规定,实现户籍登记的平等和无歧视化,保障公民生存发展权。

首先,限制无证生育的出生人口上户涉嫌违法行政。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自1958年1月9日通过并实行至今,历经55年未曾修改,很多内容在实践中已被虚置或改变。目前,以公安机关和计生部门制定的户口登记“办法”、“须知”为依据,“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就不给上户口”成为北京市基层公安部门的通行做法(如: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但该类文件中没有显示其所依据的上位法,并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上位法规定:在上户前需要提供《结婚证》、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亲子鉴定证明等文件。类似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审查即投入施行,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从法理上讲,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30号)精神指出,对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并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计划生育政策外出生人口的父、母亲只需要持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在其户口所在地为孩子申报户口。

并且全国很多地区,如福建、河北、江苏、四川等省市地区,均曾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强调禁止将本辖区的户籍登记工作与计生进行捆绑。(详见:福建省《关于解决我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的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关于推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

第二,不予上户严重损害公民生存发展权。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缔约方应确保儿童均享受《公约》中规定的各项权利,不因儿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身份、出身、财产或残疾等不同而受到任何歧视。缔约方为确保儿童的福祉,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落实中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

在我国,包括受教育权在内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实际上均是以户籍为前提的,没有户口意味着无法取得学籍参加中考高考,没有户口也没法缴纳社会保险获得医疗养老保障。在缺乏法律依据、伦理道德支撑的情况下,计生不应与户籍制度有任何捆绑,阻碍公民享有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权利、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第三,消除“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恶性矛盾和社会悲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三、四次合并报告》第63段表示:“几年来,中国农村儿童登记的水平和时效有了极大提高,基本实现了全面覆盖。”但实质上,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受到捆绑规定损害的人群非常广泛。

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人民网在线访谈时曾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

这引发了一系列恶性矛盾和社会悲剧。

2013年7月,网曝四川泸州叙永县赤水镇檬梓村16岁花季少女蔡艳琼因超生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遂喝下毒农药百草枯自杀。该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引发大范围的转载和讨论。随后在公众以及媒体的持续关注下,2013年7月25日,当地派出所声称已为蔡艳琼办好了户口。

无独有偶,早在2008年1月4日,相似的悲剧也发生在17岁北京女孩玲玲的身上。根据北京的政策,由于玲玲是非婚生育女孩,没有北京户口,高考无法报名。玲玲在高考网上报名的当天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轻生。

当前,一些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为上户设定障碍,强化部门利益,超越权限规定限制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破坏了法制统一。一方面,严重侵害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庞大的无户籍人群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造成很大危害。在此,我们希望贵机关能尽快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积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统一。

此致

建议人: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杨支柱 著名法学及计生学者

黄溢智 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

李方平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

陆妙卿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

王玉琴 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

吴有水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

许 英 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

2013年12月3日

聲援安妮遭秋後算帳 李卉人權日訴奇辱

        作者:李卉

IMG_2291

圖為今年4月聲援張林(後排黃衫)女兒張安妮上學權後合肥政府及警察進行秋後算帳,數十網友被抓捕,多人被刑拘至今。作者為前排黃外套李卉女士。(photo by WRIC)

10月18日早上六点多钟,睡梦中键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博醒,一听到这种敲门声我就敏感地意识到是警察突袭(警察敲门与其他人敲门不一样,别人都是轻敲)。我匆忙起床穿衣,衣服还没穿周正门己被老公打开,一下子拥进来至少八个便衣(其中合肥蜀山分局四人,一名女警,其余为当地协助办案的警察)。一进门合肥女警就直奔卧室找我,我走到哪她跟到哪,其他几位开始要我手机,同时在我各个房间查找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物品。

     他们搜走了我两台电脑、三部手机、记事本,还有一枚中国妇权的胸章等物品,我连人和东西被合肥来的警察带上了车。刚到车上就被戴手铐和黑头套,他们说本来一进屋就要给你戴手铐的,因为你老公在场,给他个面子,就没当他面上铐。一小时后我被从颍上的家中带到了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审讯室。

一进审讯室我就被按倒在冰冷的约束椅(我不知道是否叫老虎凳)上,此时黑头套方被取下,同时脚被上刑,手铐依然戴着,直到四十分钟以后我要上厕所时,才把我手铐打开。四警察开始出去吃早饭,由颍州分局的一女警临时看管我,我戴着手铐被固定在约束椅上整整坐了约四十分钟,他们才吃饭回来。

合肥事件中的很多细节我都忘了,但有一点我没忘,那就是保护好其他人,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在他们试图以我的口供给四君子定罪时,我皆以不清楚、不记得等模糊语言作著。他们显然对我的回著极不满意,说我撒谎,可我是不是接到什么人的电话让我保护某些人?他们说其实早就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实和经过,这次来传唤关键是看我的态度,如果态度好了,也就是把我当一证人问问话,作个笔录,如果态度不好不仅会刑拘我,而且会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键判三至五年。

期间女警出去会师兄,剩下三个男警察,两人审讯,一人打字作笔录,其中有个年轻点的 (名字暂不公开)态度极其凶恶、蛮不讲理,大吼大叫、脏话不离口,对我极尽羞辱之能事,还不时冲到我面前挥舞着拳头,给我的感觉是我态度稍有不敬,他随时准备着扇耳光。

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应该是带队的)开始羞辱我“你不是个性签名上说自己是小地方的小人物,国宝眼里的大人物吗?告诉你,在我眼里你连一泡屎都算不上,还每日一呼释放四君子呢,什么君子?你们都是一帮男盗女娼、乌合之众。有本事你去省政府、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去游行示威啊,在网上喊管屁用。人家的孩子上不上学管你屁事,你可是她后妈?你和张林到底是关系?”。

那个年轻点的跳到我面前,伸出个小指头指着我脸轻蔑地说”我审讯的大人物多了去,你在我眼里算个啥?连这个(晃动自己的小指头)都算不上,你以后再敢乱来乱说,我随时可以到家把你抓走,从合肥到你家不过两个半小时。从今以后不允许你再离开家,你要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保证随叫随到”!

由于距离我太近,唾沫都喷到了我脸上。既然己经落入虎口,成了瓮中之鳖,釜中之鱼,在那种场合下,只能任由他们大发淫威对我百般羞辱,不敢有丝毫反击。可能是审讯我時他們叫骂得太累了,不到12点三人又出去吃午饭了,留下那个女警边吃午饭边看管我。

估计中午可能午睡了,两点多了迟迟不见三人回来,我坐约束椅上痛苦不堪度秒如年,借机去了趟厕所,在厕所里找了一小块废报纸准备坐约束椅上看。但我忘了一点,那就是自从他们进入我家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名犯人,黨说我是罪犯我肯定是罪犯,一个来接受他们审讯的罪犯哪有资格和权利看报纸呢?从厕所刚出来女警问我拿的啥,我说一块废报纸,坐那等他们等得心焦,我想看下报纸。她听说我想看报纸,立即过来夺走那一小块报纸,厉声喝道:“你太拎不清自己了,居然还想看报纸,你以为你是谁,你来休闲娱乐的啊?看来你一点都不害怕呀,居然还有心情看报纸?”

我说我不害怕并非我心里素质好,而是我知道自己没犯罪,我所有的言行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她说不过我就强词夺理说我态度不好,要把我带到合肥拘留。

大概2时30分左右,那三个男警吃饭才回来,刚开始审讯几句,年龄大的电话响了,接完电话回来,他说我爸爸来了,在公安局大门口站着呢。一听老爸来了,心里犹如万箭穿心不知啥滋味,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奇耻大辱,本来就眼泪一直未干,这下更难忍悲痛大哭不止,感觉太对不住老爸了,想必他在外面一定心急如焚,一向高傲、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老爸这会肯定在为女儿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呢?

整个审讯过程中,他们轮番对我进行羞辱、呵斥、责骂,虽然腰椎和颈椎病严重,疼痛难忍,我也不敢晃动一下身子,因为身体有一点不端正他们就要训斥。后来那个作笔录的警察看我太痛苦了,把固定我左手的钢管松了下,让我喝点水,喝完水后又让我把手放进去,尽管如此,我对他人性未泯的这一举动仍感激不尽(此警察是四位警察中对我态度最好的,没有羞辱我,对我还算文明)。后来他们问我那天烛光晚会是谁策划的(估计想给李化平定罪),我说不知道,他们以此为借口说我态度不好不配合要拘留我,那个年轻的拿出空白拘留证临时填写了我的信息让我签字,说是要把我带到合肥拘留。

后来两个人又不时地电话响起,原来是老爸找了很多关系在给他们打电话,而且两次找到了省公安厅。他们说你老爸太厉害了,居然找到了我们省厅领导为你说情(他们哪知道老爸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一辈子自命清高,从不求人,这次因为心疼女儿却不得不撕破老脸低声下气到处求人),因为省厅有人说话了,最后他们才同意放人,但是还必须让爸写担保书。他们还说,这是临时取保放我回去,我的案子还没完,这期间不允许我离家,必须守在家里保证随传随到。

与此同时开始催促我快点在可话笔录上签字按印(没让我看笔录内容,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记录的,因为快八点了,屋里除了老爸,还有市公安局为我说情的领导,一屋子人都等在那里没吃饭呢,万般无奈我只好在没看内容的情况下在一大堆问话笔录上匆匆签字、按指纹,这些可以调取审讯时的视频为证。

为了不让老爸和其他人看到我坐约束椅受刑的一幕,他们让我从约束椅下来后,才让老爸进屋写担保书(此时老爸己经在外面寒风中等了我足足五个小时)。老爸一进屋边递烟边满脸陪笑谦恭地提出请他们吃饭,想到老爸一生桀骜不驯、不侍权贵却为了女儿低眉顺眼老脸丢尽,心里怎一个”痛”字了得。

因为在约束椅上坐了整整一天,又三顿没吃饭,从审讯室出来,我全身疼痛几乎走不好路,但在老爸面前我还得擦干眼泪,强装欢颜,故作轻松。回来的路上,老爸用哀求的口吻对我说”我这次写担保书等于把一只胳膊剁给了警察,你以后再折腾进去,我还怎么有脸去为你求人?你要想让我多活一天就歇歇吧,等我死后你想干嘛再干嘛吧,算我求你了”。 我在心里自忖:今后所为,乃须顾虑家人之安危,虽然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回到家后,才发现电脑旁边的电话本也没有了,也不知可是被他们偷偷拿走,里面不仅有朋友的联系方式,更重要的是记录着网银密码和支付宝密码,还有在其他网站上注册的重要信息都在里面,没有了小本子,我什么也记不住,也不能网上购物、购火车票、机票等,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整个被抄家和审讯过程中他们没给我一张纸的手续,我要传唤证,他们只是给我看了下让我签字,然后就拿走了,更没给扣押清单和搜查证。最让我耿耿于怀、坐卧不安的是可话笔录居然没让看就逼我签字、按手印,万一他们以我的口供给四君子定罪,那我才成了真正的罪大恶极,该下十八层地狱了的罪犯了。

http://gongmeng.info/bbs/viewthread.php?tid=48007&extra=page%3D1

张林女儿儒莉、安妮的公开信

你们的关注可以使我爸爸获得自由!——张林女儿张儒莉、张安妮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各国首脑、议会、各人权组织的公开信       2013年12月4日     

尊敬的潘基文秘书长、奥巴马总统、习近平主席及其他各国元首、议会、各人权组织:

你们好!

我们是张林的女儿张儒莉和张安妮。现爸爸被关押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看守所,并将于12月18日开庭审理。此次他被指控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可这项罪名根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可以尽快无罪释放我们的爸爸!我们呼吁并恳请潘基文秘书长、奥巴马总统、习近平主席以及其他各国元首、议会、各人权组织都能关注这一赤裸裸的人权侵害事件!因为,你们的关注可以使我爸爸获得自由!

在今年二月份时,爸爸带着安妮转学到合肥一所小学。本想新的开始,可谁想才第三天,他就被当地派出所人员带走,妹妹张安妮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被四名不知名的陌生男人监禁几个小时。此后安妮就受到惊吓,只愿待在家中。事后爸爸只想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在网上发布信息后,得到各地网友声援。今年四月,各地网友自发集聚合肥为爸爸和安妮讨回公道希望安妮能重返校园。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讨回公道,反而自发帮助爸爸的朋友们受到不同等级的拘留作为惩罚,而爸爸和安妮此后也受到来自蚌埠国保24小时的监控。

因为安妮无法正常上学,爸爸的朋友们联系了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Reggie 女士,希望她可以收留安妮让安妮有学可上。可谁知在联系过程中,爸爸被捕关押。情急之下,爸爸的朋友姚诚叔叔护送我们到上海,但在我们刚到上海第一天时就被当地派出所带走关押至今。我们走后,因安妮事件又有两位叔叔被关押,分别是周维林叔叔和李化平叔叔,并且还在追捕柴宝文叔叔。现在我们已经在Reggie 女士家中过着自由的生活,可爸爸和叔叔们依然在狱中不见天日!

在此之前,爸爸张林因坚持走民主道路,已坐牢四次,共计十三年。因长期坐牢和早年狱中遭受虐待,身体落下很多疾病并无法治愈。因坚持自由民主道路,他几近奉献人生的全部,可最后换来的是自己仍然深陷囹圄和子女背井离乡!现在,我们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监狱的折磨。律师会见他之后说他身体现在很差,刚关押时左眼因感染几近失明,现天渐冷,在看守所那个阴冷潮湿的地方,他的关节阵阵剧痛。不仅难抑身体上的煎熬,更难以应对精神上的折磨。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巨大的迫害。所以,在此我们呼吁:希望各界人士可以关注张林、姚诚、周维林、李化平和柴宝文以及国内其他很多正在关押的政治犯,督促中国政府能够尽快无罪释放他们!

最后,两位流亡异乡的女孩,为我们身陷牢狱的爸爸和叔叔们,再次向你们大声呼喊:关注他们吧!拿出你们的影响力,你们的关注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张林女儿张儒莉、张安妮  敬上

安妮和姚誠

姚誠被捕前与安妮摄于2013年8月1日安徽合肥。(photo by WRIC)美国的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洁和安妮、张儒莉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女权无疆界组织提供)

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洁和安妮、张儒莉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女权无疆界组织提供)

IMAG0476

中国妇权组织张菁(左)、陈立群(右)、Candy、郑刚清(右三、四)及美国广播协会(CUSIB)的负责人Ann Noonan (左二)2013年 ‎9月‎13日‎在纽约欢迎张儒莉。(photo by WRIC)

曾金燕:刘霞的要求(中英文)

2013年12月3日

我是曾金燕,今日凌晨从北京回到香港,以个人名义代为转达刘霞的要求:

1. 要求自由看医生的权利 – 我的建议:国际专业组织如无国界医生派遣国际知名心理学专家与刘霞单独会面,为其就诊。背景信息:90年代刘霞已经确诊有冠心病史,因丈夫及弟弟入狱再加上常年被孤立软禁,精神状况急剧恶化。因担忧就诊时被官方的医生籍此直接送入精神病医院,一直拒绝在警察陪同下就医。

2. 要求与刘晓波相互阅读对方的信件的权利 – 背景信息:刘霞与刘晓波相互写信却一直难以阅读到对方所写的信件。

3. 要求工作及获得经济收入的权利 – 背景信息:刘霞一直依靠刘辉的经济支持生活。刘辉入狱不仅切断了此经济源还因官司损失大量金钱,造成家人生活困境。此事加重刘霞背负的家庭压力,她希望能获得经济收入以支持家庭尤其是刘辉儿子就学的开销。

I acknowledge Yuen Chan for translating Liu Xia’s request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I am Zeng Jinyan, I arrived in Hong Kong from Beijing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I am relaying the following requests from Liu Xia in an individual capacity:

1. I request the right to consult a doctor freely.

I propose that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sychologist from Medecins San Frontieres meet one-on-one with Liu Xia to conduct a consultation. Liu Xia was diagnosed with coronary disease in the 1990s. The imprisonment of first her husband and then her brother, as well as constant house arrest has led to a rapid deterioration in her mental state. She has persistently refused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under the watch of the police, as she fears the authorities will use her this as an excuse to throw her into a psychiatric hospital.

2. I request that Liu Xiaobo and I are allowed our rights to read correspondence we write to each other.

Although Liu Xiaobo and Liu Xia write to each other, it has been extremely hard for them to read the letters from one another.

3. I request the right to work and receive an income.

女教师生二胎 解雇拘禁受屈辱

WRIC綜合報導

小學教師朱新梅的兒子只有小名,叫“蛋蛋”,出生於2012年2月6日,因為沒有準生證,至今沒有戶口。 “蛋蛋”已經會喊“爸爸媽媽”了,“可是,他現在沒有爸爸。” 蛋蛋媽說。由於蛋蛋的出生,朱新梅和前夫李博毓均被“雙開”(即開除公職和黨籍),並都曾在“計生學習班”遭遇拘禁和虐待。 2013年11月19日朱新梅第5次到檢察院投訴遭遇不公。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2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3

據南都記者報導,朱新梅說,“蛋蛋”的爸爸叫“劉偉”,比她大兩歲,1974年生人。她沒見過“劉偉”的身份證,也沒去過他家,只知道他家在山東臨沂郊區一個叫“劉莊”的地方。 2011年春天,朱新梅在汽車站遇到劉偉,開始交往。 “快放暑假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懷孕了”。

這時的朱新梅已經離婚大半年了。 “我決定生下這個孩子。”朱新梅說,“劉偉也想要這個孩子,他一直未婚,還有生育指標,我年紀也不小了,不想去流產。”但在2011年12月底,劉偉最後一次聯繫她後,不知所終,只留下一個失效的手機號。

早在2010年10月,李博毓就與朱新梅離婚。 16個月後,朱新梅生下兒子。按常理,此事不應涉及李博毓。但在縣領導督辦和計生“一票否決”的壓力下,李朱二人超生被辦成了“鐵案”。

然而,除了在計生部門的案卷中,兩人都不承認男孩的生父是李博毓。朱新梅說,男孩另有生父,不過聯繫不到。李博毓則表示,來自計生部門無法抗拒的壓力,讓他違心認子。

在計生部門看來,朱新梅在離異狀態下超生,只是為了躲避計生政策處罰。在基層,這樣的超生並不少見。但朱新梅和前夫都堅持婚後已毫無瓜葛,正是“計生學習班”的拘禁和逼迫,把他倆的人生再次捆綁,並推入深淵。

賓館裡的“學習班”

2012年2月6日,朱新梅早於預產期半月,在莒南縣婦幼保健院剖腹產下“蛋蛋”。 2月12日上午,剛出院的朱新梅被莒南縣計生局找上門來。當日大雪,她身穿薄棉襖,被帶到計生局。

一開始,朱新梅矢口否認剛剛生育。接下來,她被要求做了一次體檢,讓否認變得徒勞。 “我們什麼都調查清楚了。”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告訴南都記者,計生部門找到了莒南縣婦幼保健院,調取了朱新梅住院的資料,並詢問了醫護人員,還查實了朱新梅兒子的出生醫學證明。

計生局要求朱新梅承認該男嬰為她和前夫李博毓所生。當時,李博毓在莒南縣坊前鎮財政所任副所長。 2000年,兩人合法生育一女,2010年10月兩人離婚,女兒跟朱新梅。 “她一開始否認是跟李博毓生的孩子。”田廣東說,朱新梅提供了“劉偉”的手機號,但根本無法聯繫。 “劉偉”的其他信息她也一問三不知。因此調查人員斷定,“劉偉”純屬捏造。

接下來的進展,雙方表述不一。朱新梅說,當時她剖腹產後剛剛出院,穿得也單薄,從計生局被帶到城區的十字路街道計生辦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內關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被送到縣城佳禾賓館。 “那幾天下雪,計生辦裡冷得很,我很難受,計生辦的人讓我早點承認,說要是不承認,還有更壞的地方。”

佳禾賓館位於莒南縣城區北邊,距縣檢察院只有一二百米的距離。據數位知情者證實,這家賓館和檢察院對面的祥和賓館,及其南邊數百米的三江賓館,歷年來都不定期開設“計生學習班”,超生者甚至其親屬都被強行留置其中,直到問題得以處理。

10月23日下午,南都記者以租房者的身份,先後來到這三家賓館暗訪。三家賓館的服務人員都證實,以前確實辦過“計生培訓班”,但從今年起就沒有再辦過了,不會影響其他住客。祥和賓館的一位劉姓服務員更表示,她聽說“上邊管得嚴了”,不許計生辦再關人。

但當地知情者提供的視頻和錄音證據顯示,至少在今年3月,上述三家賓館仍涉嫌開辦“計生學習班”。關於佳禾賓館,知情者更有視頻為證。

朱新梅說,她當時被關在佳禾賓館的406房間,剛進去的時候發現李博毓呆在405。這是佳禾賓館的頂層。南都記者一年多後探訪現場發現,405和406房間位於走廊盡頭,走廊上裝有一扇防盜門,關門即可封鎖這兩個房間。

“我在裡面呆了三天三夜。”朱新梅說,房門一直關著,她不清楚外邊的情況,只是有兩天,她一直聽到隔壁有女人在哭。

“株連”、“勸說”、“承認”

在朱新梅被計生局找到的當天,前夫李博毓也開始被調查。 “坊前鎮計生辦主任劉慶順通知我去縣計生局,說是有人舉報我超生,讓我去說下情況,還說已經給鎮領導說好了。”李博毓說,他到達縣城後,在十字路街道計生辦被關了一夜,第二天也被送到佳禾賓館。

同樣,李博毓被要求承認與朱新梅超生一男孩。 “我跟朱新梅都離婚一年多了,她跟誰生孩子,我管得著嗎?”李博毓說,負責看管他的計生幹部根本不聽他解釋,而是承諾他如果早點承認,將會得到“寬大處理”。

在僵持兩個晚上之後,李博毓胃病發作,被准許回到坊前鎮政府大院內。此時,看管他的人大部分都換成了在坊前鎮黨委政府工作的同事。李博毓列了一串名單出來,南都記者試圖與這些人聯繫,要么無法接通,要么一聽此事就掛斷電話。

與李博毓遭遇的“勸說”相比,朱新梅的經歷更加恥辱。在“學習班”期間,她曾被數次送回莒南縣四小,由學校做工作。一位學校領導質疑她關於孩子生父的說法:“你年紀這麼大,不可能遇到一夜情吧。”朱新梅說,“我當時聽了,差點從樓上跳下去。”

讓她擔心的除了孩子,還另有他人。在她進入佳禾賓館當天,在莒南縣鄉下的大哥和姐姐也被計生部門帶走。 “你要進了學習班,首先讓你寫家庭關係。”朱新梅說,計生株連政策在當地非常普遍,超生者很易眾叛親離。至今,她大哥還不跟她說話。

2012年2月15日深夜,仍未“坦白”的朱新梅被送回家中,由一名同事、一個教育局幹部和兩名計生幹部看護。 2月17日上午,朱新梅又一次被要求寫孩子生父的證明。 “我還是堅持寫劉偉。”朱新梅說,

事後她才知道,當時計生幹部給李博毓打電話,稱朱新梅“招了”,讓他也盡快。

2月17日晚,由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帶隊,計生局、教育局和莒南縣四小等單位共十幾人齊聚朱新梅家,還帶著一架攝像機,進行最後的“勸說”。朱新梅回憶說,她被限制在臥室裡。來人還進廚房裡取走了菜刀。

“李博毓先承認的。”田廣東說,隨後朱新梅也承認並簽字畫押。按照計生執法流程,他們還給這“一家三口”拍了合影備存。

原本性格要強的朱新梅,自認在那晚尊嚴被踐踏殆盡。 “李博毓承認了,我還是不認,他就跟著別人勸我,還捉著我的手寫證明。”朱新梅說,“他們要在我兒子腳後跟取血樣留證據,我撲過去,李博毓和另一個人就在後邊架著我。”

在哇哇大哭中,“蛋蛋”被取了半針管血樣,成為卷宗中的一份證據。莒南縣計生局稱,此檔案封存在紀檢監察部門。莒南縣紀委則表示,計生部門的捲宗一直都由計生局保管,紀檢部門只是根據計生局出具的調查結果處理人。

既然不是親生子,為何要承認呢?李博毓的解釋是,他當時看到朱新梅臉色蒼白,怕她撐不下去。他們12歲的女兒也被嚇呆了,“女兒的眼神讓我很心疼,我一想反正抗不過去,認就認了。”

朱新梅和李博毓所述被拘禁逼迫之事,被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否認。田廣東說,上級曾調查過,認為莒南縣計生部門在此案中嚴格依法行政,莒南縣也沒辦過“計生學習班”。

按照田廣東介紹,朱新梅和李博毓被調查的地點,是各自的工作單位,由單位“勸說”。但坊前鎮時任黨委書記夏培記表示,對李博毓的調查由縣計生局進行,鎮裡只是配合。莒南縣四小教師範奉琴曾“陪護”朱新梅,範也表示學校只不過是配合計生部門。

夏培記和範奉琴都沒有細說“配合”和“陪護”的細節。只是范奉琴承認曾住在朱新梅家。而田廣東沒有回答的疑問是:如果沒有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接受調查​​,一開始堅決否認的朱李兩人何以最後改口?在最後一次“勸說”中,計生局等部門工作人員進入朱新梅家,有無得到她的允許?

“雙開”後申訴無果

據莒南縣計生局表示,朱新梅超生一案,是群眾舉報的線索。十字路鎮計生辦主任汪照詠告訴南都記者,群眾舉報由臨沂市轉到莒南縣,縣領導非常重視,要求盡快查處。

在朱新梅和李博毓“招供”以後,處理決定遲遲沒有下發。這一度讓兩人心存僥倖。 2012年3月3日,莒南縣計生局給兩人分別下發兩張征收通知書,要求每人繳納社會撫養費6.9萬元。李博毓為了保住工作,主動給莒南縣計生局匯款3萬元,走的是計生局會計的私人賬戶。朱新梅以沒錢為由沒有繳納。

兩人在忐忑和僥倖中又過了一年。今年3月2日,李博毓接到通知,他被開除公職和黨籍。第二天,朱新梅也接到了同樣的通知。官方文書顯示,李博毓被莒南縣監察局局長辦公會議研究決定,並經縣政府2月17日批准,給予行政開除處分。朱新梅被開除的日期,則是3月1日。

在一個小縣城,被“雙開”意味著徹底失去體面。李博毓和朱新梅馬上開始申訴,但至今一直都被駁回。兩人接到的複核及復審決定都大同小異。莒南縣教育局、人社局和監察局都認定,2012年2月,兩人都承認了超生的事實,並由計生部門固定證據。該年3月3日,計生部門下發社會撫養費徵收通知書後,兩人都未在復議有效期內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對其處分依據的是有法律效力的決定書認定的事實,其適用依據正確,並無不妥。

李博毓還告到臨沂市紀委監察部門。臨沂市監察局6月24日的複核決定書中回應道,李博毓的申訴稱莒南縣計生部門通過關押、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違法,莒南縣監察局以違法證據作為定案依據,進而進行處分是錯誤的。但經復核,莒南縣計生部門調查時,曾多次找李博毓、朱新梅調查談話,地點在縣計生局辦公室、二人工作單位及朱新梅家中,參與調查人員既有計生部門工作人員,也有二人單位的負責同志。調查期間,並未限制二人的人身自由。不存在關押、威脅等行為。 “經多次勸說、教育,李博毓、朱新梅對違法生育二胎事實予以承認”,並在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上簽字。

朱新梅和李博毓兩人在上訪中,都被多次要求提供曾被關押和威脅的證據。 “我手機都被收走了,能有啥證據?”李博毓說。

兩人的另一申訴理由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自2012年9月1日實行,其第二十一條第四款對超生處罰的細則在時效上並不適用處罰兩人。但兩人接到的回复則表示,兩人都是於2012年10月31日被立的案,處於處罰時效內。

告狀的不止朱李兩人。在朱新梅被帶到十字路街道計生辦後,遇到了剛剛被帶去的同事李善蓮。李於2011年2月8日超生一子。她拿出病歷向記者解釋說,她曾患有嚴重的腎炎,在發現意外懷孕後就診,被告知體質太差,不能流產。

李善蓮在被計生辦關了一夜後,腰疼難耐,只好認賬,她讓家人把兒子抱過來,與丈夫一起合了影,就被放回家了。不到6周歲的女兒告訴李善蓮,在當日早晨,有成年人在學校找到她,套問她是否有一個弟弟。 “我被帶到計生局後,我父親也被所在鄉鎮的計生辦抓走。”

李善蓮的丈夫在莒南縣一所中學執教。今年3月,這對夫妻和朱李那對前夫妻一起被開除公職。之後,李善蓮曾陪著朱新梅一起上訪,直到她在臨沂找到一份新工作。

“一票否決”的壓力

在朱新梅等4人被決定開除後20天,3月21日,莒南縣人口和計劃生育獎懲兌現大會召開。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出席大會,獎勵一批計生先進單位,後進單位則被設為帶有懲戒性質的“重點管理單位”。

縣委書記陳一兵在講話中指出,2012年,莒南縣各級緊緊圍繞“控制違法生育、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中心任務,創新工作思路,改進工作方法,圓滿完成了市下達的各項任務指標。莒南在全市考核中列15個縣區第2名,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口和計劃生育先進集體”,也被市委、市政府評為先進。

在這些成績的背後,則是基層巨大的計生壓力。坊前鎮前黨委書記夏培記告訴記者,莒南縣實行計生“一票否決制”,一旦完不成計生指標任務,在一年之內無法參與評先,領導幹部也無法調動升職,嚴重者還要被處分。

除了日常管理外,計生部門還得完成上級佈置的各種量化指標任務。在莒南縣計生局辦公室內,南都記者看到了一份山東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領導小組下發的2013年度《查處“兩非”案件指標的通知》。該指標即是由省下發到各省轄市,再由市下發到縣。

任務被分解下來,如何完成則是計生部門的責任。打擊“兩非”還算溫和,更緊迫的是打擊超生。儘管官方否認,但莒南人對“計生學習班”並不陌生。網上可搜到大量對當地計生部門非法拘禁的投訴。

一位長期關注當​​地計生亂象的網友告訴南都記者,他蒐集了很多案例,還曾於幾年前到莒南縣檢察院控告計生部門。 “結果,我剛出檢察院沒多久,就接到一個電話,警告我別管閒事。”

莒南縣檢察院反瀆局一位工作人員曾告訴朱新梅,該院近年來查處過多名計生幹部,但僅憑非法拘禁想立案比較困難,“你最好能找點他們經濟上的問題”。

曾在財政部門工作的李博毓,在被“雙開”後曾反思基層的計生工作。 “計生任務緊急的時候,鄉鎮黨委政府所有工作人員都得出動,我當然也參與過。”李博毓說,按照國家規定,社會撫養費必須全部上繳財政。但事實上,鄉鎮會預留40%左右的資金,這極大提高了鄉鎮的積極性。

曾有乾部涉非法拘禁被判刑

同時,這也讓計生成為高危行業。媒體公開報導顯示,2011年,莒南縣檢察院立案偵查並提起公訴了臨沂臨港產業區(時歸轄莒南)坪上鎮原計生辦主任於某非法拘禁、受賄一案,經莒南縣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於某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經法院審理查明,被告人於某在任坪上鎮計生辦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計劃生育集中活動期間,組織、領導計生辦及各工作區的工作人員對不繳納社會撫養費超生戶及其親屬,採用強制方法,通過舉辦“培訓班”的形式,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共計12人次,時間均超過24小時。

除了該案,3年來,莒南縣板泉鎮、大店鎮等地的計生幹部,也有人涉非法拘禁罪和受賄罪被抓。對這些案件的詳情,莒南縣計生局拒絕回應。

十字路街道計生辦主任汪照詠承認,多年前當地曾有所謂“計生學習班”,但現在都不存在了。 “我們現在非常強調依法行政。”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說,今年春天,國家衛計委召開會議,重申要求各地計生部門依法行政,禁止非法拘押等現象。

對朱新梅等人來說,“依法行政”意味著他們每天都會從被“勸說”的房間帶回單位或村子裡,“他們好像故意讓我們碰見一兩個熟人,卻又不放我們走。”朱新梅的姐姐朱芳還被拉回村里,卻過家門而不入。這得到了至少3名鄰居的證實。

在獲知了非法拘禁罪的相關解釋後,朱新梅相信,“他們”也知道規避法律風險。

被計生部門取走的“蛋蛋”血樣,至今未與李博毓做DNA比照。兩人究竟是否父子關係,至今仍是一個疑問。朱新梅說,做DNA測試可以,但要保證“蛋蛋”在以後的人生中避免遭遇傷害。李博毓則質疑,“我在莒南縣已丟盡了顏面,前途也沒了,誰賠償我?”

8個多月來,朱新梅和前夫李博毓已經“揚名”莒南縣官場。今年3月初,兩人被指在去年超生一個男孩,都被開除公職和黨籍。朱新梅從莒南縣四小的數學老師變為了失業婦女。李博毓失去鄉鎮財政所副所長的股級身份後,淪為打工仔。縣里每次開計生工作會議,這對前夫婦總是被拎出來作反面典型。

2013年11月19日上午10時,前小學教師朱新梅來到山東臨沂莒南縣檢察院反瀆局。半年來,這是她第5次來到檢察院,舉報當地計生部門非法拘禁自己一案。前4次,她都被答复案件太多,讓她等等。這一次,工作人員又沒在辦公室。

朱新梅称她在剖腹产出院后不久就被带到佳禾宾馆,关在4楼的一个房间内。

朱新梅稱她在剖腹產出院後不久就被帶到佳禾賓館,關在4樓的一個房間內。与朱新梅同校的李善莲也因超生被开除。

 與朱新梅同校的李善蓮也有同樣的遭遇,也因超生而被開除公職。

 

中国富人聘美国妇女代孕人数渐多

WRIC综合新闻报道

上海商人江东尼他和妻子尝试怀孕失败、在国内寻求代孕不成功后,就聘请了一名美国代孕妈妈于2010年为他们生了个女儿,后来又给他们添了一对双胞胎。后来,江东尼索性在2012年创办了一家代孕公司,迄今已为中国父母办理了75宗代孕业务。

据路透社报道,这些富人希望在美国产子的原因不一,有的是为了避开国内的计生限制,有的因为自己不孕不育,也有人是为了让后代有美国国籍,并为自己移民美国铺设道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公民年满21岁可以为父母申请绿卡。

虽然没有确凿统计数据说明,有多少中国人寻求或实际利用美国妇女代孕,但两国中介机构称,过去两年里,这类需求迅速增加。多家美国的生育诊所和代孕中介纷纷开设中文网站,并聘用会说汉语的人。

中美两国的代孕机构,正在尽力满足中国富人在海外产子的需求。这个美国婴儿市场虽然目前的规模并不大,但业务量正不断增长。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圆环代孕公司的负责人威尔特曼说,过去五年该机构受理过6宗中国代孕业务,但他预计4个月后这个数字将翻番。

中国中介机构安排美国妇女代孕的基本报价介于12万至20万美元,一名中介说:“加上机票和其他费用,只要30万美元,就可以有两个孩子,还可以全家移民去美国。”

反之,投资移民则要求申请者投资于一个业务规模至少达到50万美元,能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

当然,也有富人是因自身不孕不育才到美国找人代孕。

也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富裕夫妇寻求美国妇女代孕,想绕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想要二胎。上海一名律师指出,理论上说,中国人即便在海外生二胎还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实际上政府很难实施限制。

中介称,多数中国代孕客户仍希望用自己的卵子和精子,不过接受捐卵的中国夫妇也在增多,也有中国夫妇使用白种人的卵子,他们相信混血儿长得更聪明、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