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實施半年 孕產婦死亡率增30.6%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編者按: 一胎化國策幾十年,無數婦女死於非命。今天開放二胎政策實施後,中國孕產婦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6%。換句話說,是否開放生二胎,中國孕產婦死亡率都相當之高。誰之過?有人為此負罪下台嗎?有人提出改變法律法規嗎?衛計系統的運作是否妥當?有人問責檢討,或依法追究刑責嗎?人命關天不比貪腐案更值得習近平政府徹底追查嗎?

 

國家衛計委2016年9月27日下午召開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視頻會議,在一串接近失控的數據面前,宣稱要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這驚人的數據是:全面開放兩孩政策並實施半年來,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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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東農婦馬繼紅2012年被一群計生人員從棉花地拖出,綁架上車送到利津縣醫院,結果母嬰同死、一屍兩命。(中國婦權姚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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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下降到20.1/10萬和8.1‰,比2000年分別下降62.1%和74.8%,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婦幼健康高績效國家。然而,今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中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與2014年同期基本持平,保障母嬰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中國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表示,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經過多年快速下降,逐漸進入到平台期,進一步降低的難度加大。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半年來,累積生育需求集中釋放,出生人口數量明顯增加,高齡孕產婦比例增高,婦幼健康服務的數量、質量和服務資源面臨新的挑戰。

 

他指出,目前專業技術人員短缺。孕產婦和新生兒突發情況多、病情變化快、家屬期望高、救治難度大,對醫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產科、兒科醫療服務成本高風險大,投入多回報少,人才流失嚴重。同時,產科、兒科醫護人員中年輕女性較多,自身生育需求較強,人力資源顯得更加不足。

 

 

 

视频:中國婦權參加社區造勢 力挺希拉里  

中國婦權網報導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不到兩個月,選情愈見膠著,2016年9月15日超過150名華裔婦女,宣佈在紐約成立「希拉里亞太裔婦女志工團」,為希拉蕊在最後關頭拉票。給女性一個機會,盼美國產生第一個女性總統。

 

早已入籍美國的中國婦權負責人張菁張菁加入這一造勢活動,力挺希拉里。她坦言,對民主黨親移民政策有好感,希拉里一貫支持女權及兒童、有豐富的行政和外交經驗、以及對中國獨裁政權有嚴厲批評,如2015年她在臉書上直接批評在聯合國婦女峰會發言的習近平是“鎮壓女權的人無資格在UN婦女峰會演講。不要臉!” 張菁同時指出: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種族主義份子,是獨裁者,「跟當年的希特勒差不多,即便獲得高票支持,他也是一個我行我素的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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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菁指出,我們華人婦女至少有四個理由支持希拉里。

 

 

2016年4月17日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到華人社區的紐約法拉盛為妻站台,中國婦權張菁(右高舉標語牌者)及姐妹們現場打出支持希拉里競選牌子。(中國婦權提供)

 

 

華裔婦團挺希拉蕊入白宮 批川普:當年希特勒也很多票

來源:蘋果日報網站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不到兩個月,選情愈見膠著,超過150名華裔婦女,今宣佈在紐約成立「希拉里亞太裔婦女志工團」,為希拉蕊在最後關頭拉票。不少已入籍美國的華人坦言,對民主黨親移民政策有好感,批評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獨裁,「跟希特勒差不多,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的獨裁者」。由多個華裔組織組成的「希拉里亞太裔婦女志工團」,今日在紐約舉行誓師大會,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入主白宮、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造勢。活動吸引過百人出席,大部份希拉蕊支持者皆來自中國大陸,已經在紐約落地生根。80年代由廣州移民美國的會計師Angela Chen,自柯林頓擔任總統時期,就成為民主黨支持者。她表示,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關上入境大門並非發展正確方向,「若要認真看,印地安人才是真正的本地人」;她以個人經驗為例,表示自己當年來到紐約時一無所有,但新移民仍可靠著努力維生,「不是我們搶走本地人的工作機會,而是可成為一股鼓勵本地人向上的動力」。來自貴州、在美國從事中國婦女維權工作的張菁,穿著印有希拉蕊頭像的上衣來到會場。她認為希拉蕊無論在移民問題、婦女權益,以至行政外交經驗等,皆較其他候選人優勝,「她是第一個女性競選美國總統,困難很大,因為大家都用放大鏡看她,不論工作或個人生活」。對於支持度與希拉蕊爭持不下的川普,張菁嗤之以鼻,「一開始覺得他只是搞笑,是笑話」,但川普支持度隨後不斷攀升,張菁認為主因是其言論吸引部分對美國社會、歐巴馬政府不滿的選民支持,「當年希特勒選舉時也有很多選票,但歷史證明他說的未必正確,也不是真理」。事實上,紐約州為民主黨支持者傳統大本營,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希拉蕊在紐約州支持度,較對手川普高出達20個百分點。因此,該志工團總顧問沈毅透露,除動員紐約華裔選民投票外,亦考慮前往兩名候選人支持度相若的州份,比如賓州,為希拉蕊籌款及拉票。(鄭柏齡/紐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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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負責人張菁批評,川普反移民作風,與希特勒分別不大。鄭柏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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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孩子身份“洗白” 中共医疗机构竟是帮凶

日前,陆媒报导一名在黑市中介卧底一年多的民间志愿者,曝光了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名单显示,购买出生证的家庭全来自福建省,这些证明帮助600多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孩子上了户口。

孩子被拐卖后身份被“洗白”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日前披露了大陆出生医学证明买卖的黑幕,在调查中发现,有人通过贩卖出生证而发了大财。那么,是谁在这条疯狂的黑色利益链中牟取暴利?
9月14日,大陆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走进了济南一家邮局,将厚厚一沓信件塞进信封,寄往了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上官正义告诉记者,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而是一份关系到600多人的名单。

原来,这是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简单点说,就是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通过“黑市上的中介”,高价将这些出生证明卖出去,让一些“来历不明”的孩子上了户口。
这份名单上显示,购买出生证的家庭全部来自福建省,而卖出生证的医疗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贵州、湖南、河南这三个省份。

根据统计,这三个地方的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院一共卖出了600多张出生医学证明,帮助福建省的600多个“黑户”孩子上了户口。

在这份名单上第一个购买出生证的家庭,是福建省福清市刘下村吴章望,孩子叫吴芸萱,2008年11月15日出生。吴章望还给记者看了买来的出生证原件,发证机构是郑州市某妇幼保健院,上面还盖着医院的公章。吴章望说,他在拿到证之后,到当地派出所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才把钱打给帮他办证的人。

近日,大陆媒体报导一民间志愿者在黑市中介卧底一年后,曝光了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

将近十天时间,记者走访了名单上的几十个家庭,每一个家庭买证的情况都惊人的相似,为了购买出生证,有人花了几千元,有人甚至花费几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家庭之所以购买出生医学证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孩子“来历不明”,办不了正规的出生证,所以他们才铤而走险,花钱买证。

他们还给记者拿出了鉴别出生证真假的检测器,再次肯定地说,记者调查的这些出生证,都是从正规的医疗机构办理出来的真证。

近日,大陆媒体报导一民间志愿者在黑市中介卧底一年后,曝光了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这些出生医学证明,帮助600多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孩子上了户口。

一个官办出生证叫价5到10万元

大陆民间志愿者上官正义说,中介把出生证在黑市上的价格翻倍地往上炒。

记者联系上了一个黑市上的中介,对方声称自己姓赵,专门做出生证买卖的,他卖的都是正规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价格也是“黑市”的价格,在5万到10万之间,而且对方答应负责到底,拿着他办的出生证给孩子上了户口之后再付钱。

9月13日上午,在山东济南一家酒店内,记者见到了这个自称姓赵的中介人。一见面,他就拿出身份证等一些证件来证实他的身份。记者从他口中得知,他们办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卖出去一个出生证明,多人分钱。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做这个,是因为现在黑市上把出生证的价格炒得太高了,诱惑实在很大。

拐卖儿童猖獗 中共户口制度是元凶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此前报导,中国有大约2亿5,000万名民工离乡背井,前往遥远的工业化都市打工。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他们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只得委托孩子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这使人口贩子有机可趁,得以透过拐骗等方式贩卖儿童。

刘斯睿(Liu Si Rui,音译)原为居住在广东省兴宁市水口镇盐米村的4岁男童,因父母亲在深圳打工,所以由祖父抚养。刘斯睿于2012年12月失踪,疑遭绑架。

在过去的几年来,刘斯睿的父亲刘俊明(Liu Junming,音译)利用空闲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寻找儿子的下落,包括分发印有他的照片和失踪时间、地点的传单,但都毫无结果。

报导称,大陆的拐卖儿童问题猖獗,主因是中共推行多年的户口制度。

刘斯睿的案例只是每年发生的众多拐卖案例中的一个。自从80年代起,中国的儿童拐卖业急速发展。中共官方估计,目前每年有1万名儿童遭绑架,但北京非政府组织“寻子之家”则表示,这个数字接近20万。

由于警方不愿协助寻找失踪儿童,所以失踪儿童的家长必须自力救济。有些家长联合成立“寻子之家”之类的组织,义务协寻失踪儿童。该组织声称目前有700个家长组成的会员,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河南和广东的低收入民工。

850d285egw1f830dj9pbfj20hr0e7adf-600x400大约10年以来,“寻子之家”的主要组织者肖超华每天都在寻找失踪的儿子,但找到他的机会似乎很渺茫。在过去4年来,“寻子之家”试图寻找2,700个失踪儿童,但迄今只找到3个。

协助乌坎村民联合国大会上访记

中国妇权-姚诚                                        2016-9-22

 

编者按:中国政府以挟持孩子、老人来阻止、打压异议人士或维权者,其手段愈发恶劣、愈发卑鄙下流。 流亡来美的前乌坎民选村委委员庄烈宏先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为父老乡亲遭遇强力镇压而发声,在与中方人员直接呛声交锋第二天,竟然接到广东省陆丰公安打来的电话,确认他是庄烈宏后,将电话递给了小庄正被关在监狱里父亲,老父在电话那头对小庄说:公安对他很好,要求烈宏不要受人利用,搞对抗活动。庄烈宏的回答是:他们对你好就应该放过你们,为何还刑事拘留?!这是中共挟持家人威胁维权者的又一例证。

 

2011年乌坎事件遭镇压中,乌坎土地维权村民庄烈宏先生一度被捕入狱,并在2012年乌坎首次民主选举中被选乌坎村委委员,可半年后他公开辞去了村委一职,于2013年末流亡美国。今年初我来到美国后,在当年一同采访报道乌坎事件朋友聚会上相遇。当时他考虑到为避免舆论影响,希望政府能够合理的软性的解决乌坎土地的问题,因此拒绝了很多媒体有关乌坎事件的采访。自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被抓后,特别是在9月13日乌坎再次遭到镇压、父老乡亲被打的头破血流、70多人被捕的情况下,庄先生认为已经无法再保持沉黙了,已经是忍无可忍。正好遇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来联合国开会,庄先生决定趁此机会向联合国递交公开信,同时向到会的李克强抗议乌坎血案。

我和庄先生经过商量决定,由中国妇权全力协助其抗议活动。9月17日,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女士亲自出面为其活动出谋划策,联系媒体,修改公开信内容等。9月19至22日,我代表中国妇权连续四天与庄先生一道共同开展活动。

9月19日,我俩早上七点多钟就赶到曼哈顿,趁警方还未全面封场,跟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从二大道43街交叉口翻过一个小山坡,混进了媒体采访区。庄先生俟个给媒体发中英文版的《就乌坎村民遭镇压致联合国公开信》,当发到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点的时候,庄先生将其递交给主持人海霞,边上一个谢顶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一把将其夺了过去,一看标题就大声斥责我们,说你们怎么进来的,说要找警察驱赶我们,我们只得离开。

刚离开联合国总部便得知有访民截住了李克强的车队,我们决定前往李克强的住地---华尔道夫酒店声援。这时雨下的越来越大,离酒店还隔两条街时,只见每个路口都有成群结队穿着统一蓝色雨衣的中国人,他们用手中的摄像机和手机对我们进行拍照,其中的四、五个人一直尾随着我们,庄先生也拿出手机对拍,双方争了起来,庄说:拍吧,我就是乌坎的庄烈宏,我现在就去找李克强,你们出动军警两次镇压我们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伤人、并抓走了七十多人,我就是要讨个说法。对方一个中年男人说道,乌坎没开枪,你不要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我插话说乌坎开枪无人不知,你竟然公然否认,八九年天安门开枪打死了那么多学生,中国政府到今天都不承认。中年男人反问我:八九年天安门开枪你亲眼见到了吗?没见到就不要在这里造谣。我说有那么多照片、录像为证你竟然否认。我郑重的告诉他们,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你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对方反问我:你给自己留了后路没有?我说我的前途一片光明,不需要什么后路,我会一直向前冲,直到中国实现民主。

当晚,庄先生竟接到了广东警方打来的电话,让他与被关押的父亲通话。庄老伯在电话里告诉儿子:看守所没打他,给他吃喝,很好,你不要再出来闹事了。庄先生告诉他父亲:很好还抓你?乌坎的问题一天没解决,我就一天不罢休。

20日上午在联合国总部对面47街的抗议现场结束活动后,我们听说李克强在帝国大厦,便赶了过去。大厦四个门全有访民守着,只等李克强出现便一涌而上。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晚上十年,最后还是给他溜走了。在这里,我见到了刚刚成功拦截李克强车队被捕后放出来的白节敏先生,他告诉我在警局只呆了一个晚上,休息的很好,吃了好几个汉堡,只判他6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由于联大会前纽约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因此期间的安保特别的严,但给我感觉的是,警方执法非常文明,四天里我们在曼哈顿除了进出抗议区域要检查随身带的包裏外,几乎没遇到什么不便之处。在这里我还见到了非常令人敬佩的李焕君女士,她两次成功拦截习近平车队,尽管打着绷带,还与我们一起守在李克强可能出入的门口,直到晚上十点确认李克强已溜走。

四天的时间里我们游走在联合国总部与华尔道夫酒店之间,期间还去了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多家媒体采访了庄先生,很多人看到乌坎的横幅后都争相与庄先生交谈,对乌坎村民受到的镇压给予同情和声援。22日上午十时,正在报道联大会议的美国之音著名记者方冰专门为我们做了采访。

庄先生表示,此次抗议活动只是一个开始,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当局释放乌坎所有的被捕村民,直到讨还村里的所有土地。在整个抗议过程中,庄先生始终将矛头对准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他认为有足够的理由问责胡春华。一是乌坎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广东省委在处理,问题没处理好广东省委负有主要责任;二是此次镇压有证据表明是从惠州派来的军警,调动惠州的军警也只有广东省委才有权下达命令,因此,作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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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2日于纽约242589907335556565张菁与庄烈宏商讨抗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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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烈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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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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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诚在联合国前地拉着横幅:要求释放苏昌兰、陈启棠(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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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诚与访民李焕君在抗议活动中相遇。(中国妇权姚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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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烈宏走上前给正在联合国大会采访的中国中央电视台递交公开信(穿红衣服的是主持人海霞)。(中国妇权姚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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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烈宏向纽约的中领馆递交公开信。(中国妇权姚诚摄影)

 

甘肃农民一家六口服毒命案 親属求真相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甘肃省康乐景古镇一农户全家六口人先后喝农药自杀,亲属网上发帖指,警方拒绝立案调查。当地记者介入此事后,死者家属被警方警告,并删除已发出的图文。当局还要求记者不要跟进调查真相。死者的堂弟对本台记者称,要等公安厅的尸检报告,暂时不能发声。

 

甘肃媒体人张伟军9月6日在微信群发帖称,9月5日13点42分,网名为“结束了”(本名:李克义)的网民在自己的QQ空间爆料称:“有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一家六个人喝农药自杀。8月24日晚上,狠心的母亲杨改兰让亲生女儿喝下农药,当场死亡了三个:不到六岁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四岁的女儿。最大的一个女儿7岁,不喝农药,母亲下黑手活活打死,还没咽气的情况下,把人送到康乐县医院,没有救活。母亲杨改兰又喝了农药,被急救车送往兰州救治,其丈夫李克英当晚赶到兰州。杨改兰经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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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古镇阿姑村山村民将尸体入棺。(網絡照片)

 

网文还称,李克英27号早上回家后,见家中5人身亡。9月2日离家出走,两天后,发现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喝药自杀。亲属叫来了警察,还有大队书记李进军,李克英娘家人。书记和警方说,他们家里很穷,让娘家人买口棺材。而警方不破案,只说是喝药自杀。我们要讨还公道。警方出手打人,打人的警方是康乐县景古镇派出所的,公安局管都不管。”

 

媒体人张伟军9月7日告诉本台,该事件有诸多疑点,比如,谁确定是母亲逼迫女儿喝农药,7岁女儿被活活打死?丈夫为啥不处理后事,最后死在林子里,也是喝农药自杀?难道他出走时,自带农药?警方为啥打人?是否打了人有待求证。他说:

“我现在估计,他们不会接受采访。公安局的电话是0930-4421332,这是康乐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您可以咨询一下”。

 

本台记者致电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查询。

记者:是指挥中心?

公安:是,什么事情。

记者:我想问一下景古镇一家六口死亡,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喝农药死的?

公安:我们这边不太清楚。他们那边有派出所。

记者:他们说警察打人,是怎么一回事?

公安:您等一下。

 

稍后另一位公安接过电话说:“我们不是办案单位,我们不知道。你找那个派出所吧。他们那边的电话,你网上查吧”。

 

记者致电死者的堂弟李克义询问,但对方婉拒。他说:“公安现在的化验结果没有出来,等化验结果”。

记者:警察打人了?

李克义:警察是把我推倒。那天的情况,我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我希望你们等一下,等调查结果吧。

记者:您怀疑的关键点在哪里?

李克义:我希望你们盯一下调查的行动吧。

 

媒体人张伟军说,他从死者堂弟处获悉,现年30岁的李克英属于上门女婿,平时家里生活拮据,一直在一家猪场上班。事发后,四个孩子按乡村风俗土葬,孩子母亲已经火葬。李克英遗体于5日凌晨三点下葬。全家八口仅剩下两位老人。据李克义回忆,其堂兄和妻子和睦相处,也无精神病史,因此死因不明。

 

 

上億資產 孩子每天一个鸡蛋也難——北京太陽村真相調查 (四)

2016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年進数百万捐款,孩子連每天一个鸡蛋也保障不了

 

太阳村网站公布的内容:“由三个方面的资金来保证她的生存和运营:1.社会捐助:国内外友好人士、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港澳台同胞的热心捐助。2.自办产业:自己创办产业,自力更生,用其产出来支持太阳村的运营。3.向政府申请:尽可能的向政府部门申请,能求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太阳村网站自称:“太阳村有较为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所有捐助(包括捐款和捐赠物资)支出和审计情况全部(在网上)公开。”但是自从07年下半年、08年直到现在,张淑琴再也没有公布过任何财务数据。

 

让我们又来看看过去太阳村在自己网站上公布的募捐数字:

 

2005年278万多元(2787375.30);2006年近100万元(987008.09);我们通过每项累计得到的却是:185万元,差额竟达988,874.33元。2007年1月至8月募捐款折合人民币200多万元;其中人民币1617590,美元33884.39元;港币13516.18元;欧元15211.20元。

 

以上数字告诉我们:在知名度越来越大,捐献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太阳村公布的募捐数目反而越来越少了。2006年的收入比2005年少了179多万,而2007年8月份以后,索性就不在网上公布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数字也都是在没有任何监督机构的眼目下自行公布的,公信度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果园的收入、捐赠的衣、被、食品、家具等,用不完后变卖的现金等,每年超过三百万元应该说还是个保守的估计。

 

并且,在曾有人问及太阳村是否需要缴税的时(2006年8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淑琴说:“现在中国要得到NGO的批准太难了,只能以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因此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也不能进行公募,只能依靠个别的热心人捐赠以解决经费问题。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以被捐款中介委托人的名义接受再转给孩子们手上,所以不用再交税了”

 

口头上知道“不能进行公募”,可实际情况呢?张淑琴本人不管是在媒体面前还是其他什么场合,哪一次没提出向太阳村捐款的公开请求?太阳村不仅仅没有NGO(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手续,即便是通过变通手段拿到的工商营业执照,也因未通过年检而早已作废了。更为可笑的是,当中国周刊记者于2009年6月8日在采访张淑琴时问及:财务公开的要求听来完全合理,并没有过分之处啊。张淑琴却“显得非常生气,偶尔还会说出一两句粗话。”并气急败坏般叫道:“他们凭什么要求我公布太阳村的财务,凭什么?”

 

在物资方面,在中国妇权网记者探访太阳村的几次中,发现不少人捐献的都是物品而非钱款。从米、面、衣被、煤、食油、蔬菜甚至婴儿用品等等,无所不包,一应俱全,甚至,连所有的房屋设施都是社会捐建的。可以说太阳村基本上不需要外出采购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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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或国内大笔的个人或组织捐款,就有挂小牌子以鼓励。 (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此外,太阳村还有500亩果园、50000多株果树、果树下套种数十亩花生、大豆和红薯、100块菜地、占地10亩的生态养鸡场、占地10亩的梅花鹿、鸵鸟养殖场、旅游观光园内可容纳300人同时就餐的餐厅、每年10万以上的捐赠物品转卖所得,还有已经注册为商标的产品名称、通过国家有机化考核的生产过程……。这些项目的收入是多少,记者无从得知。果园负责人介绍说,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爱心人士每年认领枣树的平均数量在8000棵左右。照此推算,仅果园一项,太阳村每年至少能进账80万。这并不包括果实成熟之后出售所得。

 

太阳村网站上公布的财务收入大致印证了这一推算,2007年种植收入为808773元。

 

再计算一下太阳村的支出情况:据张淑琴自己介绍说:每个孩子每月的开支需350元,年人均4200元,即便按100个孩子计算,一年也只需要42万元。加上工作人员工资以及水电等日常消费,每年100万应该是足足有余的了。可还有三分之二的款项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

 

我们从北京太阳村2007年工作计划中发现,其中有一部分钱是这样开支的:

1、江西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建设预算(一期工程),造价计94.5万元;

2、陇县孤儿院二期工程预算共计39万元;

3、太阳村孩子认养费用:共计101万元;

4、其他费用49.5万元;

5、保健室、广告牌、卫生间、灯箱等共计18.15万元。

 

张淑琴亲口对志愿者诉苦说到:太阳村经济困难,孩子每天一个鸡蛋都保证不了。承诺每年安排40个孩子去监狱探视父母,张淑琴总是以拿不出钱为由“婉拒”。但在太阳村预算中,却拟建有3万元的来宾厕所;按其公开的预算,2007年度的重点工程就花了302.15万元。作为以扶养孩子为主的财务支出竟然不考虑孩子的生活、营养问题,这能说明,太阳村是真正的在关心这些特殊身份的孩子吗?如此使用社会爱心捐款,太阳村有没有考虑到有违捐助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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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的桌子下面堆着西葫芦还有面粉,这些都是午饭的原料。(小熊图片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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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人时,饭较好吃。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熊图片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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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有游客时菜饭较可口, 孩子们吃的很香。(小熊图片社图片)

下图:没有外人看见时,较大的孩子多只是白饭,无菜可吃。(中国妇权网记者摄于2009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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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善心人士前来太阳村捐物捐钱。 (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8-1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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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衣物的人太多,被乱弃置或丢掉的不少。(中国妇权网记者摄200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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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里面有一百多个孩子,这些衣服足够他们穿到成年的了。(小熊图片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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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仓库挂满了分拣出来的衣服,从西服到超短裙都有。(小熊图片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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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太阳村的一个孩子讲,这些衣服被分拣出来卖掉,用来换取太阳村孩子们的学费,不过这个说法无从证实,至少孩子们是穿不了这么多的衣服的。(小熊图片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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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公益中心,负责接待志愿者。 (小熊图片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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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的张老师,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小熊图片社图片)

 

在财务问题上,社会各界对张淑琴提出的质疑最多,捐献者们有权要求透明,有权知道自己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在探访太阳村的过程中,记者发觉,太阳村没有设立类似监事会一类的架构来监管财务,只聘请了一家名叫中瑞诚联合会计事务所的进行财务管理,其合伙人也曾就此告诉过记者:“好几年前,事务所应太阳村的邀请给他们做了一次咨询服务,但没有接触到太阳村的实际财务情况,所以没有关于太阳村的任何财务报表”。既然中瑞诚没有为太阳村做专业的财务管理,那么太阳村的财务到底是谁在管理呢?很明显,太阳村的财务大权还是由张淑琴一人掌握,收入支出明细情况在太阳村内就是一个核心秘密,作为企业管理的工商行政部门也只是查查果园的帐目而已,募捐来的钱物也是无法介入的。

 

本网记者2007年底走访了位于河南新乡的太阳村,一位知情者是这样说的:“新乡的太阳村前身是河南女子监狱在郊外鲁堡村办的一个收养所,助养一些在本监服刑女犯的无依靠的孩子。一开始由监狱方面提供一些食物资助等,2004年张淑琴将其划在北京太阳村的名下,并从新乡带走36名孩子到北京的太阳村,同年在河南女子监狱的配合下,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太阳村,她承诺每年拨给新乡太阳村5万元人民币,但社会的捐赠都要归北京太阳村统一管理。新乡太阳村里有27个孩子,其中有25个在学校读书,实际上每年5万元只够工作人员发工资,学费国家是免了,房子是租当地老百姓的,还需支付水电费等。而张淑琴到底以新乡太阳村的名义募捐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据了解,现在孩子们只能靠政府每个人每个月160元的低保生活,2007和2008两年好几次面临断餐,最难办的是今年(2008年)过冬问题,冬天取暖的煤一点都没有了。”

 

中国妇权网于2008年底为其募捐两千美元,帮助孩子们解决了过冬燃煤等问题。

 

张淑琴的太阳村在北京落户前后已有十年的时间了,最低估计其非法募捐总数达数千万元之多。可是,历年来,没见过那个部门去查过她的帐,包括她的工商执照没能延期之后的这几年。即便如此开个零售店也是非法的,还别说太阳村如此大的规模。私营企业公开接受募捐,也属于未经国家许可而非法集资性质。但却没有人能阻止这种违法的经营模式。

 

 

私下提起“张奶奶” 孩子们惊惧 ——北京太陽村真相調查 (三)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私下提到“张奶奶”,孩子们为何惊惧不安?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初到太阳村的人,真的都会感叹和欣赏其优美的外部环境和干净整洁的内部房间。可来到这里的回数一多,则会越看越不对劲。早在2007年,一位署名尤韧的网友就在网上作了以下记录:

太阳村“村规”太多,墙上贴的条款都有具体处罚事项,孩子们若犯了其中任何一条,格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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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孩子起床后竟然明文规定“刷牙、洗脸、穿袜子,必须15分钟完成。”;“破坏卫生,罚刷盆一天”(本站记者李明明摄于2007年9月)

 

在孩子们的宿舍,中国妇权志愿者看到了很多孩子们写的检讨:

 

*今天我因为在床上放了一个杯子,过时了,所以被罚写检查,通过这件事我错了,对不起以后我保证在(再)也不会犯了。 某某13岁。

**今天我看电视看了一会儿我就去拿衣服了我望(忘)了把椅子搬回原位爱心姐姐提醒我,我才把椅子搬回原位,对不起我下次不会再犯(错字)这种错了请大家原谅。 某某9岁。

在昨天下午放学后我把书放到了桌子上,没有急(及)时拿,因为我去浇太阳花了,所以忘了拿走书,下次我一定会注意,将放的东西急(及)时拿走。 某某15岁。

*为什么罚我写检查,因为我把衣服放到了学校了,开学之后我才拿走了衣服,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下次我不把衣服放到学校了。 某某某。

*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用完抹布没有洗,爱心姐姐提醒我我还没有洗,后来爱心姐姐帮我洗了。以后再也不用爱心姐姐提醒,请大家原谅。 某某。

*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坐完椅子没有放回原位,经爱心姐姐提醒才摆回原位的。这次惩罚让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教训,所以我下次坐完椅子一定放回原位,请大家原谅。 某某某13岁。

 

我们不禁要问:任何一个真正具备起码爱心的人,她会因为这样一些不是问题,更不是错误的小事,就如此“处理”这些本应得到更多理解和关爱的孩子呢?

 

本网一名志愿者于2007年11月17日在她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三点,婴儿室去给孩子们讲成语故事,七个月的新疆小女婴还在。新疆的约三岁男孩小提一直哭,原来是口腔溃疡,下唇内烂了,我来三次没见他们吃一次水果,500亩果园,竟然没孩子吃的几个水果”?

“阳光村里的孩子灿烂阳光,这让人感到格外的别扭和不协调。这一点对于来过多次的人就不不难看的出来:才几岁的孩子吃饭、活动还要列队,内务整理的很整齐,这让人容易联想到张淑琴的监狱工作经历和方式方法。对孩童,有这样的必要么?

太阳村有果园等三大经济支柱,其网站也称,这三大产业都是“由太阳村员工和孩子们共同管理”。请看,孩子们是如何“共同管理”这些产业的。

在一个作文竞赛活动中,有一个孩子写的是:“每天最早起床的是张奶奶,最晚睡觉的是张奶奶。张奶奶夸奖我们:孩子们特别能吃苦。放假早上五点半,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全部到门口集合,干什么?除草。”2007年国庆节放假期间,太阳村派出四、五个孩子天天到华堂门前去卖枣。早上5:30出发,晚上7点钟回来。孩子们嘴里喊着“走一走,瞧一瞧,太阳村的大红枣”。最后一天孩子们回来哭了:“张奶奶,今天只卖了300块。”张淑琴也曾还振振有词的说:“太阳村的孩子必需参加劳动,不听话的就应该挨揍”。可是,请注意,这些未成年人参加的那些所谓劳动,都是盈利性质的。

张淑琴不会不知道,使用未成年人进行生产经营是违反《劳动法》和《妇女儿童保护法》的。看着孩子们干这样的活路,我们不禁要问:在太阳村,这些失却父母监护的孩子,他们到底是太阳村的呵护对象,还是太阳村无需发放报酬的童工?

 

本网站记者在听到一个吃奶的婴儿每天只能喂两次奶的说法后,亲眼见到了那个饿的眼都哭肿了的小女婴;也见证了厨房水池里倒的满池的饭菜和将志愿者捐献的物品扔弃的现场;在走过一个墙角时,被两条大狼狗的吠声吓得一身汗。大门口也养了两只恶犬。在一个全是孩子的院子里有必要养大狼狗吗?太阳村就不怕这些恶狗伤害到自己庇护的孩子吗?张淑琴在媒体采访时也说,她“最头痛的就是孩子逃跑”。孩子们为何要逃出“福窝”?是不是另有隐情?几只德国大狼狗是不是喂养来对付逃跑的孩子?曾有孩子被咬伤、咬死过吗?

 

记者注意到,张淑琴出来了,孩子们没有一个不去喊“张奶奶好!”的,可他们喊“张奶奶”的声音是怯怯的,看“张奶奶”的眼光是畏惧的。背地里有人对他们提及“张奶奶”,他们不是用惊惧的目光看着对方,就是带着厌恶的神情转身离去。这,充分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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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网记者在听到一个吃奶的婴儿每天只能喂两次奶的说法后,亲眼见到了那个饿的眼都哭肿了的小女婴。(中国妇权网记者摄于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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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只没关起来的狗。(小熊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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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食盆里面有不少芝麻饼干,狗吃的还是蛮高级的。(小熊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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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的早期海报上有这样一个镜头,张淑琴背上的孩子看上去和她一点都不亲热。 (本站记者翻拍)

 

 

 

 

 

 

 

 

 

 

 

 

孩子频繁进出 来路和去向都是迷 ——北京太陽村真相調查 (二)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孩子频繁进出 来路和去向有谁知?

 

中国妇权网记者曾专门找到了当年张淑琴口头聘请的9个理事者之一了解情况。据说,9个人中有律师、全国政协委员等。早在2006年他们就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商讨过太阳村注册NGO的事宜。民政局的意见是,如果不正式注册,一百多个孩子将来生病以及卫生防疫怎么办?孩子的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募捐集资的合法性如何保证?自此,张淑琴再也不找理事们开会商谈过相关事宜。据知内情者介绍,如此这般的用意,是害怕注册后民政部门就要介入太阳村孩子收养、管理运作,财务账目等合法与否。而他们从头到尾对太阳村的财务和运作一无所知。在社会监督和政府部门监管阙如的情况之下,别说社会捐款的合理、合法使用,财务账目的规范、明白,太阳村运作方式、方法的合理、合法等等,就连太阳村孩子的来源和去向,也是一个疑窦丛生,令人担忧的问题。

 

2007年下半年,太阳村的网站上公布了86个孩子的名单,但太阳村对外号称,在北京太阳村里有115个孩子。记者多次亲临过孩子们房间,从住宿等情况暗中数了一下,充其量也只有大约五、六十个孩子。而在其它的几个地区,如西安、陇县所谓的太阳村,都是与当地的福利院采取“合作”形式挂靠的,其中孩子有不同来源,包括了不是服刑人员的子女,以及其他福利院收养的孩子(福利院是不收养犯人孩子的)。而张淑琴却全都划入了太阳村“收养”的服刑人员子女。因此才有了现有“200名犯人孩子”这一数目。即便是北京太阳村所公布的数目,其中也有不少并不是在押犯的孩子。比如:里面有一名姓彭妇女,她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她的两个孩子也在里面生活,太阳村却将这两个孩子作为“犯人孩子”充数公布。在网上公布的86名孩子中,有将近一半的孩子没有表明具体的藉贯,其身份无法核实。

 

太阳村为何要虚报、夸大收养孩子数目,其用心究竟为何?

张淑琴自己曾这样介绍太阳村孩子的来路:一部分是通过监狱系统送来的,一部分是父母被抓后,其孩子无人抚养,由警察送来的;也有些是流浪的儿童,都是与其父母签订了代养、代教协议的。与在押犯签代养、代教协议应该没有问题,但与流浪孩子的父母如何签订代养、代教协议?《收养法》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即是说,就算收养人或监护人与孩子家长签订了协议,也要到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才能具有合法监护权和完成收养程序。这样的手续,太阳村有吗?我们不难看出,一直以来,太阳村未到民政部门登记为NGO团体,根本不具备收养管教未成年人的资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运作。

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们象走马灯似的送进送出,2006—2007年间,不明身份的新疆儿童来去的也不少,孩子来了是来了,可去了哪里呢?太阳村有没有具体详实的记录?为何张淑琴从不公开,就连太阳村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人见过进出儿童的名单和基本背景资料。有没有政府相关部门来过问此事。据太阳村网站收集的媒体文章报道,十余年里,她送走了约1500名 孩子。我们想知道:这里面包不包括一些据说是警察的人半夜里临时送进送出的孩子?张淑琴是否能堂堂正正的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到底经过什么方式和途径,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如今的情况又是如何?要消除各种质疑,张淑琴不能仅凭一句“无可奉告”就敷衍过关吧?

另一个问题是,太阳村里这些从几个月到几岁的孩子,就算他们(她们)的父母双方都同时犯法并身系牢狱,但都找不到爷爷奶奶、姑姑舅舅等第一、第二顺序监护人来照顾吗?一定必须送到太阳村来吗?张淑琴有合法监护手续?而办理监护手续的程序真的快得那么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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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三天的两个孩子,女孩叫甜甜、男孩叫小宝。他们来自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于 20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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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甜甜和小宝时,都是正哭着或快要哭了。(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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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没哭时也是一脸悲伤的表情。(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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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眼睛都哭红了。(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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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爱的小孩,几个星期后不见了踪影了。(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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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怀里的小女孩,几个月以后也不见踪影了。 (小熊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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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幼儿哭比笑多。(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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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来没多久,额头上为何有一条深色带印? (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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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饥饿的小男孩抢了另一孩子的东西吃,正被老师教训。(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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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总是心事重重,难以入睡。(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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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志愿者要离开的时候看了一眼这孩子,心里不舍,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忧伤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本网记者甄旋摄影)

 

 

 

 

 

 

 

 

 

 

 

 

是爱心天使,还是物欲魔鬼? ——北京太陽村真相調查 (一)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是爱心天使,还是物欲魔鬼?

张淑琴,出生于1948年12月;职务: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一级警督(正处级)。从她自己创办的网站(sunvillage)上,记者了解了她和她的太阳村耀眼业绩。自1996年开始,张淑琴从陕西起步,开办了三家儿童村,后合并成陕西西安儿童村;2000年12月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市示范儿童村;2003年 8月,在北京市注册成独立法人,更名为北京市太阳村特殊童救助研究中心。

 

这是太阳村网站上“太阳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事什么样的活动?”一栏的内容:“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是一家无偿救助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未成年子女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培训等服务。十多年来,从陕西起步,在陕西西安、陕西陇县、北京、河南、江西、青海六个地区办成六个太阳村,救助的孩子超过2000名。” “创办人张淑琴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一栏,关于张淑琴的介绍,也是非常阳光的:“张淑琴女士生于1948年12月21日。在陕西长大,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陕西省监狱局少年犯管教所助理调研员,人民警察一级警督警衔。曾学习过中医,在陕西省偏远山区从事医务工作13年,1985年调入陕西省监狱管理从事报纸编辑记者工作,并从事监狱体裁的文学影视作品。1995年投身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工作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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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了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张淑琴。(小熊图片社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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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有一棵粗壮的仿真大榕树(大约是塑料合成),是太阳村的标志物. (小熊图片社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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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阳村的后门。(中国妇权网记者摄于2007年 )

从述情况来看,张淑琴开始创办太阳村是在她的狱警任职期内,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从1996年至2004年,在从事自己的第二职业期间,张淑琴“走穴”太阳村法人,进行经营、募捐活动,长达8年之久。这是与国家的公务员法相违背的。她的第一桶金,就是在她任职的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掘出。在这样的近水楼台身份背景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监狱警官,要将监狱里关押的犯人之子女集中起来“抚养”,即使他们家中还有其他亲人可以照料,犯人能说”不“吗?张淑琴在媒体采访中往往这样说:“太阳村的创办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政府无关。”但是,还是有嗅觉灵敏的媒体,对此进行过质疑:“孤儿院只能收养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作为服刑人员的子女,她们的父母尚在,福利院是拒之门外的。这样的孩子在我国现有60多万,这里面暗藏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张淑琴在有独特条件下的监狱系统捷足先登,从一个普通狱警到注册独立法人,从陕西到北京,从一个村发展到六个村,从普通干部到拥有上亿资产的果园,靠的是那些父母在服刑的孩子们以及社会善心人士。媒体舆论不断的问责中由小到大,一路绿灯。”

 

在太阳村内部,并没有清晰的部门分工,大小事情均由张淑琴一人决断。张淑琴是太阳村的“村长”,书记加法人,完全垄断了太阳村大小事务的决策权。其二女儿武海燕辅助她管理,工资收入只有她们娘母知道;而大女儿目前仍是陕西儿童村的总负责人。张淑琴的现年十七岁的孙女,在太阳村长住至少已经10年。弟弟、弟媳等都是张淑琴的得力助手,就连她七十八岁的老母亲也在太阳村生活。张淑琴既是负责人又是管理者、宣传者、炒作者、筹款人,还是财物的支配人。

 

太阳村名下有占地500多亩的果园,张说是北京市顺义区低价租给她的,而租金只是象征性的交一点,经营果园的收入全部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在60亩行政办公用地中,有20亩是当地政府无偿提供,其他40亩地的年租金仅为8000元,租用期限为30年。

 

根据有关法规,作为企业法人,张淑琴向社会募捐是不合法的。而其它地区的几家类似机构,如几乎与张淑琴同时起步的沈阳儿童村等,刚出头不久就被揭发出多方面非法运作劣迹而遭取缔了。一些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团体和个人,如英国大主教、瑞典王后、联合国代表、欧美国家、香港的NGO组织、公司以及电影明星、歌星们关注、访问、捐赠从未间断。在举世瞩目的北京的奥运会中还当上了火炬手。张淑琴自己的网站上还刊登了她本人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消息,名利双收。

 

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政府部门为何不惜巨大代价,把价值上亿的土地几乎无偿的给一个不合法的机构经营?在对太阳村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张淑琴的办公室内有一个展示栏,上面贴满了来访者的图片,上面不泛各级政府要员和中外社会名流,甚至上至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部长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司法部、民政部的人员车辆也出入频繁,甚至在太阳村的办公楼里还设有民政部某退休高官的专用房间。在张淑琴和这些高官之间,他们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和“共识”?

 

张淑琴不仅对人说过,她养育的是“一群坏蛋的孩子”,并曾公开的在电视采访中说,这些孩子大多数继承了他们父母的恶习。我们不难从张淑琴的话语之中看出她犯罪分子的孩子的轻蔑和歧视。在这样的眼光之下,我们要问张淑琴:你是想向这些罪犯的后代传递人间真情,以情动人,感化人,还是在利用自己和这些孩子的特殊身份和人们的爱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曾有媒体就此当面“讨教”过张淑琴,但张的回答火气颇大:全国的NGO组织多是“非法存在”。你说,这是谁病了?谁应该吃药?这个板子怎么能打到太阳村的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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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歌手羽泉组合的泉也来到了现场。 (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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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演员周迅与日本球星中田英寿看望太阳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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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飞 是主角 孩子们当惯了道具,無表情。 (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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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的孩子做起了餐饮买卖,来宾的中午饭全靠他们了。(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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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的孩子在进行市场交易,应该收益不错。(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杜導斌:中國大陸農民還是赤貧

作者杜導斌為獨立學者,中國知名政論家。               2016年08月28日

 

2016年5月1日小長假,筆者順便到湖北省京山縣永隆鎮新旗村作了個簡單調查。調查對像是一對老兩口,爹爹1943年出生,73歲,婆婆1947年出生,69歲。2位老人修了一輩子地球,育有5女1男,如今已經是兒孫滿堂,只是兒女們要麼讀書後進城工作,要麼外出打工,目前只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外孫在身邊,因其父母在廣東謀生,無法照顧到孩子讀書,只好托付給外公外婆照管。

 

新旗村周邊一帶原是湖區,上世紀大規模圍湖造田,造就數萬畝一馬平川的農田,由於地處亞熱帶,陽光雨水充足,適合種植棉花,政府當年從異地遷來大批農民,專業種棉。這裡完全是新建的農村,政府要「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實行統一規劃,4排青磚瓦房,整齊劃一,一門一戶,共有2進,前面住人,後面做飯和存放家具,不許養豬養雞,也就沒有養雞鴨豬牛之類的副業,只有點菜地,自家的蔬菜不必買,魚肉豆制品則必須買。在那個年代,這裡曾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板。如今,4、50年過去,多半瓦房改建成了2、3層小洋樓,相形之下,昔日整齊美觀的青磚瓦房顯得破陋不堪,即使是樓房,住戶也大多人去樓空,青壯年幾乎全部外出打工。不過,這裡到底是良田,即使多數農民外出,一眼望去,卻看不到一塊田被拋荒,一個組(村下面的最低行政建制)僅有10幾人留下來,雖然多是老弱病殘,仍然把外出者留下來的田給種著。由於種棉花的田間管理特別耗工,加上棉花價格下跌,已經很少有人還種植棉花,夏季大多改種黃豆,冬天則種小麥。

 

中國農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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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的寫景—沒有年輕人。

 

2位老人耕種的農田實際面積7.5畝(按4.86畝發財政補助),全年只種小麥、黃豆2季。下面是我跟2位老人,加上一位50多歲的鄰居一起合計的收支情況:

 

一、小麥收成

 

(1)收成:

年成好,收700-800斤/畝,每斤價格高低不一定,去年(2015年)9角2,今年說只7角幾到8角。以平均年景估算,560元/畝,4200元。

 

(2)成本:

1、種子,30元/畝,7.5畝共需225斤,價4元/斤,得900元。

2、播種,機械播種,價格50元/畝,得375元。

3、肥料,下一次肥得5袋,價格160/袋,得800元。

4、打藥,一次得100元左右,打3次藥,得300元。

5、收割,機械收割,價格50元/畝,得375元。

5項總成本2750元。

 

(3)小麥全年實際收益:

種一季小麥,7.5畝的總收益:收成減去成本:4200-2750=1450元。

 

二、黃豆收成

 

(1)收成:

好年成可以多收點,差年成最少只收300斤,以一般年成500斤/畝平均計算,價格2元/斤,1000元/畝,7.5畝就是7500元。

 

(2)成本:

1、種子,4元/斤,18斤/畝,一畝田得72元,7.5畝共得540元。

2、播種,機械播種,價格50元/畝,得375元。

3、施肥,4袋肥,150元/袋,得600元。

4、打藥,3遍藥,80元/次,得240元。

5、收割,機械收割,價格50元/畝,得375元。

5項總成本2130元,

 

(3)黃豆全年實際收益:

種一季黃豆,7.5畝的總收益,收成減去成本:7500-2130=5370元。

三、全年種田總收益

 

5370+1450=6820元

 

四、其它收入和支出

 

(1)其它收入

1、補貼:糧貼,385元,年底發(今年還不知有沒有)。

2、政府發養老金,2個老人一年共1600元,一人一年800元,劃一人一月67元,半年領一次。

2項相加,1985元。

 

(2)其它支出

1、食油,全部靠買,一年買100斤,得350元。

2、人情,3000元/年。

合作醫療交120元(生病住院可報銷80%)。

3項相加,3470元。

 

(3)其它收支相抵:-1485元。

 

五、全年總收支

 

5370-1485=3885元。

 

3885元,縣城裡普通公務員一個月的工資,大約軍隊裡一個排長月收入的3分之1,這就是2位老人辛苦耕種一年的全部結餘。除兒女們逢年過節孝敬點錢物之外,再沒有其它收入。這點錢僅夠應付人來客往和過年。

 

老人說,年年忙下來,都沒有什麼積蓄。

 

 

英首相赴G20峰會 嚴防“甜蜜陷阱“

英國「電訊報」報導

 

英國首相梅伊到杭州參加本周末舉行的G20峰會,而首相辦公室早就接到謹防「甜蜜陷阱」的警告,以免中國間諜向隨行的官員施用美人計。

 

英國「電訊報」說,英國已吃過這種苦頭。2008年當時的英國首相布朗到中國正式訪問,獲得大批美女熱情接待。一名助理受到誘惑,帶了個美女回房間。次日醒來發現手機和公事包裡的一半文件不翼而飛,而且頭痛欲裂,顯然曾被下藥迷昏。

 

為防重蹈覆轍,英國安全主管向梅伊的隨行團隊強調各種自保準則,並向他們提供臨時手機和電郵地址,以防中國政府駭客攻擊。

 

安全顧問也警告這些幕僚不要保留中國東道主送的禮物,尤其是電子裝置,像是免費的電腦記憶卡、手機SIM卡或充電器。

 

安全主管還警告他們,峰會期間他們下榻的旅館房間可能祕密安裝了竊聽器和攝影機,因此如不想讓人見到自己赤身裸體,換衣服最好用床單遮住。

 

英國安全機構認為中國對英國構成重大間諜威脅,對於向西方政府和企業發動網路攻擊也最兇狠。中國的科技能力更使英國政府和情報機構關切,擔心峰會期間中國特工用以攔截電郵和電話,以及在電腦裡安裝間諜軟體。

 

杭州峰會正趕上中英關係緊張。梅伊今年7月出任首相不久,就決定延緩決定是否批准興建中國支持的一座新核電廠,因為她擔心讓中國參與經營這這麼重要的設施,會使中國能夠任意斷絕能源生產,危害英國的國家安全。中國則警告阻撓這項耗資將近240億元的計畫,會影響中英關係。

 

村民股東、白手套、隱形權貴…中國安邦之謎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

 

安邦集團近年來大手筆投資海內外中國安邦集團近年來大手筆投資海內外。

 

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是個稻田和村莊環繞著喧鬧的城鎮,難以想像,因一系列全球性收購引發華爾街關注的中國大財團,其所有人會是在這樣一個地方。但這裡就有這麼一小群人——小本經營的商人和村民,卻偏偏控制著安邦保險集團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股份。該公司目前是位於紐約的華爾道夫大飯店(Waldorf Astoria)的所有人,還擁有各種全球知名的品牌和產業。

 

現在,美國監管機構正在詢問這些股東是誰——他們是否是在代表他人持有股份。

 

擬砸300億美元→全球買資產

 

據報導,這家神秘公司憑空出現,提出要花費超過300億美元收購世界各地的多項資產,令交易中介機構深感意外。

 

報導指出,安邦的瘋狂收購屬於中國資金外流的一部分。這些交易改變了全球市場格局,但它們往往遮遮掩掩。有時是由中國知名人士所為,他們想把財富轉移到海外,但不想引起國內的注意。這給國際監管機構帶來麻煩,因為他們需要確認重大收購行為背後的買家身分,以便評估這些交易的風險。

 

不少股東共通點→董座親友

 

報導說,在平陽的安邦股東是通過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控股公司持有該公司股票的。但他們中不少人有一個共通點:他們是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吳小暉的家人和熟人。吳小暉是平陽人,後來透過婚姻進入了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家族。

 

據報導,從許多方面看,安邦和吳小暉似乎都像是中國隨心所欲的資本主義與共產黨主導地位相結合的典型產物。這種結合為將近40年的恣意增長提供了動力。

 

2004年,安邦作為一家汽車保險公司在中國東部城市寧波成立。最初它只是個小角色,但隨著它在財務上變得更加激進,買入幾家中國銀行的股份,透過向民眾銷售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基金吸納資金,迅速發展起來。

 

49歲的吳小暉之前是一名汽車銷售員和低級別反走私官員。他領導安邦實現了這個轉型,如今已是中國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穿著剪裁考究的西裝和珵亮的樂福鞋,與黑石集團(Blackstone)的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這樣的人過從甚密,有時還在哈佛大學演講。

 

但報導指出,他在安邦的報備文件裡並不是企業所有人。

 

權貴疑藉名→資金轉移海外

 

在中國,富人借別人的名義在公司裡持股是很常見的。這種人在中文裡被稱為白手套,他們往往是值得信任的親屬或熟人。很多人稱,在一個有錢可能會惹來麻煩的國家,這是一種保護隱私的方式。但有些人則表示,白手套可能會被用來掩蓋不當獲利,妨礙腐敗調查人員的工作。

 

在被問到吳小暉是否是公司股東時,安邦公司沒有回應,也拒絕回答有關公司所有人的其他問題。

 

安邦的一名發言人表示,公司「擁有多名股東,他們都依照中國法律進行了必要的披露。其中既有個人,也有機構股東,他們做出了投資公司的商業決策。因為有這些長期股東的支持,安邦現在成長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司」。

 

報導指出,對投資者和監管機構而言,白手套讓人很難評估一位中國買家的財務健康狀況。所有權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構成潛在的風險。有政府關係的企業可能容易受政治變局的影響,或者成為腐敗行為的多發地。

 

「企業需要知道在和誰做生意,投資者需要知道他們是給誰投資,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開展企業詐騙調查的奧邁公司(Alvarez & Marsal)駐香港常務董事韋謙信(Keith Williamson)說。

 

據報導,目前尚不清楚平陽縣的股東是否是代表別人持有大額股份。但今年5月27日,安邦撤回了此前向紐約州政府提出的以16億美元收購艾奧瓦保險公司信保人壽(Fidelity & Guaranty Life)的申請。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監管機構詢問了公司幾名同姓氏股東之間有何聯繫。

 

安邦另一項價值65億美元的交易正在等待美國政府的安全審查結果。該交易包含對多家酒店的收購,其中紐約艾塞克斯豪斯酒店(Essex House)和幾家四季酒店(Four Seasons)。今年3月,安邦撤銷了對經營威斯汀(Westin)和喜來登(Sheraton)酒店品牌的喜達屋(Starwood)集團提出的140億美元收購要約,此舉令華爾街摸不著頭腦。

 

這家企業可能會面臨更嚴格的審查,因為它計畫明年將自己的人壽保險業務在香港上市。

 

另外,中文雜誌「財新周刊」報導,中國監管機構正在調查安邦風險較高的金融產品。尚不清楚調查是否仍在進行,以及安邦的所有權結構是否也在調查之列。

 

報導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發起了一場反腐運動。最近,使用白手套的做法成為了調查的對象。

 

安邦的所有人引發懷疑的時候,中國企業正在全世界做生意。它們有時候代表的是,中國的權貴階層在開展行動,在本國經濟放緩、共產黨加緊控制民眾的日常生活之際,將資金轉移至海外。

 

據報導,中國鼓勵可以提高投資表現、擴大其影響力的某些資本流出。但權貴階層把錢轉移到海外的議題在政治上頗為敏感,會讓人懷疑這些財富的來源及他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報導指出,中國軍方前總參謀長之子羅宇表示,中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一些家族向海外轉移資產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他們不相信他們能夠做多長,早晚要垮台,」羅宇說。「所以他們才把資產往外轉。」羅宇曾是中國軍隊裡的大校,他弟弟與安邦的一位創始人曾是生意夥伴。

 

「背後權益不明」 傳大摩不參與安邦IPO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安邦背後權益不明」,傳大摩退出參與IPO計畫。

 

早前傳出赴港上市、已經舉行「選美會」的安邦集團遇到阻滯。彭博報導說,摩根史坦利(大摩)已決定不參與是次上市計畫,並引述消息指出投行擔心安邦未必就其最終受益權架構提供足夠的資料。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大摩決定放棄參與安邦保險集團旗下壽險資產在港上市計畫。

 

不過,其他投行包括高盛、瑞信、德意志銀行、瑞銀等則決定向安邦提交初步上市建議,並繼續討論是否推進上市計畫。

 

據報導,知情人士稱,主要是因為希望港交所能逼迫安邦能夠提供更多資料,但如果安邦仍未能提供足夠資訊,令合規部門核准參與,將會令更多投行退出。據悉,相關銀行尚未作出任何與安邦合作的承諾。

 

安邦回覆指出,該公司曾與美銀、瑞信、德銀、高盛、野村、Evercore Partners、PJT Partner合作,惟未提供更多資料。

 

報導指出,高盛、大摩、瑞銀對此不予置評;瑞信及德銀表示無法立即置評。

 

安邦老董吳小暉 風格強悍

 

南方周末報導,1966年出生的安邦董事長吳小暉是浙江溫州平陽縣人,相貌清秀,1米73左右的身高在南方人中算高的,「加上能說善道,容易討人喜歡」,他老家的人這麼形容吳小暉。

 

而在安邦任職過的同仁則說,吳小暉勤奮刻苦,風格強悍,是個「工作狂」,「從早上7時開始約客戶吃早餐,常常在辦公室加班開會到凌晨2、3時」,公司周末開會「請假者直接開除」;公司人員流動性大,部門架構頻繁調整,「他的工作風格隨時變、隨時動,必須有很大的資源才能這麼做」。

 

財新網報導指出,吳小暉的事業被形容為「三部曲」: 首先在浙江做汽車租賃銷售起家,之後在上海做基建項目,然後與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逐漸成為合夥人關係,而後創設安邦集團至今。

 

企業家的崛起除了個人特質外,人生中的因緣際會也是主要原因。吳小暉曾有過三次婚姻,而且除了第一任之外,其他兩任都是名門之後。

 

據報導,第二任是浙江省一位盧姓副省長之女。據說剛到溫州時,吳小暉一度落魄,在一家酒樓做採購,沒幾個月就離開了。

 

不久,他交往了曾任杭州市市長、浙江省副省長盧文舸的女兒,並且成為盧家的女婿。

 

而吳小暉的第三任妻子出身也不平凡,是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外孫女鄧卓芮,兩人育有一子,但目前夫妻關係已確認中止。

 

報導說,可以想見這兩段婚姻給吳小暉事業上的幫助。也因為如此,吳小暉在業界不管多努力,其評價總是負面多於正面。

 

報導指出,業內人士直言,創業初期,吳小暉喜歡借位高權重人士名氣來提升自己及其公司,並成功將名人攬為董事,比如原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等,在安邦成立初期都在董事名單中。

 

雖然評價負面,但不可否認的是吳小暉的勤奮以及操持「資金」、「人脈」槓桿的手段與能力,為他贏得如今海內外資本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是不容質疑的成就。

 

 

 

 

常州校園“毒地”调查:官方结论遭质疑

紐約時報KIKI ZHAO        2016年9月1日

 

北京——今年春天,在将近500名学生患病后,中国东部一所颇具声望的学校引发公愤。常州市政府日前表示,对这所学校的监测显示,它在环境上是安全的。

 

但学生家长以及其他许多人对这一结论充满疑虑和愤怒。

 

此前,官方新闻媒体报道,常州外国语学校共有超过20%的学生得病——个别学生还患上了白血病和淋巴癌这样的重症——原因可能是附近的地块受到了污染。此事在全国各地引发轩然大波。

 

上周,常州市政府在一则简要的公告里表示,调查人员从4月19日至5月20日进行了一系列监测,得出的结论是,该校的空气、土壤和水都是安全的。

 

一些人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项目主任程茜认为,这一公告旨在把学生染病一事与附近曾为数家农药厂厂址的地块之间的关系撇清。

 

农药厂已于2010年迁走,其中一家为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这片名为“常隆”的地块就是以它命名的。程茜表示,尽管常州市的公告承认该地块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政府以纪律处分或撤职的方式惩处了10名低级别官员,但它没能就该地块的污染程度及政府打算如何应对其中的环境风险给出详细信息。“我们现在只大体上知道常隆地块是不安全的,”她说。

 

她还称,公告也没能详细披露该校的环境是如何监测的。“这不是一份完整的报告,所以这个结论有点轻浮,”程茜周二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常州外国语学校共有2400名学生,它于去年秋年启用该地块附近面积为153英亩的校区后,许多学生抱怨自己出现了起皮疹、流鼻血的症状,而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

常州市政府的公告称,常外校区的空气状况与列为“清洁区对照点”的一座城市公园“无明显差异”。

 

公告还说,校区的土壤和地下水中均未检测出在附近地块发现的任何主要特征污染物。此外,公告称,该校2016届初三毕业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与其他学校学生没有“明显差异”。

 

常州市政府新闻办的李吉祥表示,市政府不知道更多详情,因为调查是在中央政府机构督导下进行的。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新浪微博上,许多人表达了对这一公告的愤怒之情,他们问道:如果校区的环境是安全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生患病?一些人敦促政府发布原始的调查和检测报告。

 

今年4月,官方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关于常外事件的措辞严厉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对校园安全问题的热烈讨论。报道称,该校的641名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7%——接受了医生的检查,其中493名被发现患病。

 

当时,这则官方报道曾被视为向着应对化工行业污染问题迈出的充满希望的一步。

 

中文杂志《财新周刊》于今年2月率先刊发了关于常外的报道。文中说该校的很多学生从2015年底开始生病。报道称,家长们发现,附近地块上的几家农药厂迁走后,当地政府在试图修复该地块的过程中,把挖掘出来的土壤堆放在那里。

 

《财新周刊》称,家长们断定学校空气中的臭味来自该地块,并向校方和当局提出了质疑,当地政府随后叫停了土壤修复工程。文中引用常隆化工退休员工的话称,一些有毒废料在该厂于2010年迁走前被埋到了地下。

 

常州市政府坚称学校的环境属正常范畴。今年4月25日,也就是中央电视台报道此事一周后,常州市政府发布通报称,初步调查显示,常外校区空气质量“并无明显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