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夫妇20年收养900名孤儿的背后故事

最近,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一对美国夫妇20年收养900名中国孤儿的感人事迹。贝天牧夫妇(Tim & Pam Baker)1991年开始收养第一个中国孤儿,1999年,他们辞去了工作并开始运营专门收养伤残孤儿的福利院。到2006年,他们正式创立了位于天津和河北廊坊的交界处的“牧羊地儿童村”。

再訪這對小姐妹被父母拋棄後,在安徽桐城一尼姑庵裡長大。(圖片來自於中國婦權)

“牧养地”现在有80多名有特殊健康问题无人照料的孤儿,年龄从一个月大到十几岁。贝天牧说,从1996年到现在,他们还为3000名伤残孩子做过手术治疗。

“900”,“3000”,这些数字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即使收养一名伤残孤儿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爱心,更何况……?那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这对夫妇做出这样的牺牲呢?“贝天牧”和“牧羊地”这些熟悉的词汇也引起很多基督徒纷纷猜测。

2012年1月,“Team James”在Youtube上传的采访这对夫妇的视频揭开了谜底,他们均是基督徒。在视频中,这对夫妇分享了如何开始事工、事工的异象以及神的供应。

“领养Esther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一样了。我们想要帮助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像她那样需要家庭的孩子。所以几年后,我们辞去工作,搬到了郊外河北这里,开始全职的孤儿院事工。”贝天牧在回忆中讲述到。

贝天牧的妻子潘姆拉说,孩子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感到不适应,只是远远看着你很难接近,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照顾、爱和祷告,你会发现他们令人惊奇的改变,他们成了你的孩子。

“我们和各地福利院合作,他们无法照顾的孩子就送到我们这里。我们会尽全力提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直到他们被领养为止。我们的祷告是,每个孤儿都可以被领养。”贝天牧说。

他还在视频中分享了一个关于“领养”的感人故事。“会有很多志愿者团队过来中国帮助。其中来自田纳西州的一名队长,他去了我们的‘撒玛利亚’房子。有一个刚来的小女孩,情况非常糟糕。她对人没有任何反应,就好像植物一样。这名志愿者每天去照顾她,抱着她,告诉她,她是多么特殊,神是多么爱她,并且他每天为她祷告,希望神赐给她一位‘爸爸’。这样祷告2周之后,神真的回应他说,我为她找到爸爸了。他说,太好了,感谢神,他是谁呢?神说,他就是你。他很吃惊,他要成为这名小女孩的父亲!”

“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事工。不是说我们有了所有的收入,然后我才去做什么。出于某种原因,神常常不是这样工作的。他总是先给我们要照顾的孩子,我们祷告,然后他给我们实现。”“有时候一点钱都没有,不过神会给……”

2002年,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政府以1元/亩的象征性价格,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给了贝天牧,也就是现在的“牧羊地”。他们得到这个新家的过程完全是神的恩典。贝天牧分享说,“我们刚开始找到了3块地,我们回来在办公室祷告,祈求神告诉我们应该买那一块作为我们的新儿童村。祷告一个小时之后,本地政府的人问我们要找哪里,我们说最便宜的。他就问我们,你们想付多少钱。”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这样问的话,一般要说他提出的价格一半甚至一半以下,10%之类的。所以我想说‘一半’,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用中文怎么说这个词了。那人望着我说,‘一块钱’怎么样?‘一块钱’,听起来很熟悉,像是中国的‘1 dollar’,但那块地大概值100万,那是不是另一种说100万的方式呢?我问了我的中国助理,‘他说的是‘1 dollar’还是100万?’我助理说,他说的是‘1 dollar’,太便宜了,你快答应啊!就这样,我们用相当于20美分的钱买下了这个现在价值大概15万美金的地方!”

在中国,一般孩子一到14岁就不能被领养了,15、16岁就会被送去特殊机构度过余生。“他们没有机会工作、养活自己、受教育、有家庭等等一切。我们也想照顾这些孩子,不只是婴儿。我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找到机会在社区工作。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他们在基督里面是谁,神爱他们,他对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特殊的计划。”贝天牧说。

“我的和妻子都相信,神对这里每个人孩子的生命都有着特殊的计划。他们是非常宝贵的。也许他们曾被抛弃,被视为垃圾,但神发现这些宝贝并充满他们。”贝天牧最后分享说,“这些孩子,无论是被海外人士、中国人领养,还是在这里被培训,都会在社会上活出自己的人生。我相信神会使用他们,显给中国人看他是谁。这是对我们来说最完美的事,这是‘牧羊地’的最终目的。”

在“牧羊地儿童村”的官方网站上,写着经文:“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1:27。

女教师生二胎 拘禁解雇受尽屈辱

南都记者 孙旭阳

    11月19日上午10时,前小学教师朱新梅来到山东临沂莒南县检察院反渎局。半年来,这是她第5次来到检察院,举报当地计生部门非法拘禁自己一案。前4次,她都被答复案件太多,让她等等。这一次,工作人员又没在办公室。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2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5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3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4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6

8个多月来,朱新梅和前夫李博毓已经“扬名”莒南县官场。今年3月初,两人被指在去年超生一个男孩,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朱新梅从莒南县四小的数学老师变为了失业妇女。李博毓失去乡镇财政所副所长的股级身份后,沦为打工仔。县里每次开计生工作会议,这对前夫妇总是被拎出来作反面典型。

然而,除了在计生部门的案卷中,两人都不承认男孩的生父是李博毓。朱新梅说,男孩另有生父,不过联系不到。李博毓则表示,来自计生部门无法抗拒的压力,让他违心认子。

早在2010年10月,李博毓就与朱新梅离婚。16个月后,朱新梅生下儿子。按常理,此事不应涉及李博毓。但在县领导督办和计生“一票否决”的压力下,李朱二人超生被办成了“铁案”。

 

在计生部门看来,朱新梅在离异状态下超生,只是为了躲避计生政策处罚。在基层,这样的超生并不少见。但朱新梅和前夫都坚持婚后已毫无瓜葛,正是“计生学习班”的拘禁和逼迫,把他俩的人生再次捆绑,并推入深渊。

宾馆里的“学习班”

朱新梅的儿子只有小名,叫“蛋蛋”,出生于2012年2月6日,至今没有户口。“蛋蛋”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可是,他现在没有爸爸。”朱新梅说。

按照朱新梅的说法,“蛋蛋”的爸爸叫“刘伟”,比她大两岁,1974年生人。她没见过“刘伟”的身份证,也没去过他家,只知道他家在临沂郊区一个叫“刘庄”的地方。2011年春天,朱新梅在汽车站遇到刘伟,开始交往。“快放暑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时的朱新梅已经离婚大半年了。“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朱新梅说,“刘伟也想要这个孩子,他一直未婚,还有生育指标,我年纪也不小了,不想去流产。”但在2011年12月底,刘伟最后一次联系她后,不知所终,只留下一个失效的手机号。

2012年2月6日,朱新梅早于预产期半月,在莒南县妇幼保健院剖腹产下“蛋蛋”。2月12日上午,刚出院的朱新梅被莒南县计生局找上门来。当日大雪,她身穿薄棉袄,被带到计生局。

一开始,朱新梅矢口否认刚刚生育。接下来,她被要求做了一次体检,让否认变得徒劳。“我们什么都调查清楚了。”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告诉南都记者,计生部门找到了莒南县妇幼保健院,调取了朱新梅住院的资料,并询问了医护人员,还查实了朱新梅儿子的出生医学证明。

计生局要求朱新梅承认该男婴为她和前夫李博毓所生。当时,李博毓在莒南县坊前镇财政所任副所长。2000年,两人合法生育一女,2010年10月两人离婚,女儿跟朱新梅。“她一开始否认是跟李博毓生的孩子。”田广东说,朱新梅提供了“刘伟”的手机号,但根本无法联系。“刘伟”的其他信息她也一问三不知。因此调查人员断定,“刘伟”纯属捏造。

接下来的进展,双方表述不一。朱新梅说,当时她剖腹产后刚刚出院,穿得也单薄,从计生局被带到城区的十字路街道计生办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关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被送到县城佳禾宾馆。“那几天下雪,计生办里冷得很,我很难受,计生办的人让我早点承认,说要是不承认,还有更坏的地方。”

佳禾宾馆位于莒南县城区北边,距县检察院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据数位知情者证实,这家宾馆和检察院对面的祥和宾馆,及其南边数百米的三江宾馆,历年来都不定期开设“计生学习班”,超生者甚至其亲属都被强行留置其中,直到问题得以处理。

10月23日下午,南都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先后来到这三家宾馆暗访。三家宾馆的服务人员都证实,以前确实办过“计生培训班”,但从今年起就没有再办过了,不会影响其他住客。祥和宾馆的一位刘姓服务员更表示,她听说“上边管得严了”,不许计生办再关人。

但当地知情者提供的视频和录音证据显示,至少在今年3月,上述三家宾馆仍涉嫌开办“计生学习班”。关于佳禾宾馆,知情者更有视频为证。

朱新梅说,她当时被关在佳禾宾馆的406房间,刚进去的时候发现李博毓呆在405。这是佳禾宾馆的顶层。南都记者一年多后探访现场发现,405和406房间位于走廊尽头,走廊上装有一扇防盗门,关门即可封锁这两个房间。

“我在里面呆了三天三夜。”朱新梅说,房门一直关着,她不清楚外边的情况,只是有两天,她一直听到隔壁有女人在哭。

“株连”、“劝说”、“承认”

在朱新梅被计生局找到的当天,前夫李博毓也开始被调查。“坊前镇计生办主任刘庆顺通知我去县计生局,说是有人举报我超生,让我去说下情况,还说已经给镇领导说好了。”李博毓说,他到达县城后,在十字路街道计生办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也被送到佳禾宾馆。

同样,李博毓被要求承认与朱新梅超生一男孩。“我跟朱新梅都离婚一年多了,她跟谁生孩子,我管得着吗?”李博毓说,负责看管他的计生干部根本不听他解释,而是承诺他如果早点承认,将会得到“宽大处理”。

在僵持两个晚上之后,李博毓胃病发作,被准许回到坊前镇政府大院内。此时,看管他的人大部分都换成了在坊前镇党委政府工作的同事。李博毓列了一串名单出来,南都记者试图与这些人联系,要么无法接通,要么一听此事就挂断电话。

与李博毓遭遇的“劝说”相比,朱新梅的经历更加耻辱。在“学习班”期间,她曾被数次送回莒南县四小,由学校做工作。一位学校领导质疑她关于孩子生父的说法:“你年纪这么大,不可能遇到一夜情吧。”朱新梅说,“我当时听了,差点从楼上跳下去。”

让她担心的除了孩子,还另有他人。在她进入佳禾宾馆当天,在莒南县乡下的大哥和姐姐也被计生部门带走。“你要进了学习班,首先让你写家庭关系。”朱新梅说,计生株连政策在当地非常普遍,超生者很易众叛亲离。至今,她大哥还不跟她说话。

2012年2月15日深夜,仍未“坦白”的朱新梅被送回家中,由一名同事、一个教育局干部和两名计生干部看护。2月17日上午,朱新梅又一次被要求写孩子生父的证明。“我还是坚持写刘伟。”朱新梅说,

事后她才知道,当时计生干部给李博毓打电话,称朱新梅“招了”,让他也尽快。

2月17日晚,由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带队,计生局、教育局和莒南县四小等单位共十几人齐聚朱新梅家,还带着一架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劝说”。朱新梅回忆说,她被限制在卧室里。来人还进厨房里取走了菜刀。

“李博毓先承认的。”田广东说,随后朱新梅也承认并签字画押。按照计生执法流程,他们还给这“一家三口”拍了合影备存。

原本性格要强的朱新梅,自认在那晚尊严被践踏殆尽。“李博毓承认了,我还是不认,他就跟着别人劝我,还捉着我的手写证明。”朱新梅说,“他们要在我儿子脚后跟取血样留证据,我扑过去,李博毓和另一个人就在后边架着我。”

在哇哇大哭中,“蛋蛋”被取了半针管血样,成为卷宗中的一份证据。莒南县计生局称,此档案封存在纪检监察部门。莒南县纪委则表示,计生部门的卷宗一直都由计生局保管,纪检部门只是根据计生局出具的调查结果处理人。

既然不是亲生子,为何要承认呢?李博毓的解释是,他当时看到朱新梅脸色苍白,怕她撑不下去。他们12岁的女儿也被吓呆了,“女儿的眼神让我很心疼,我一想反正抗不过去,认就认了。”

朱新梅和李博毓所述被拘禁逼迫之事,被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否认。田广东说,上级曾调查过,认为莒南县计生部门在此案中严格依法行政,莒南县也没办过“计生学习班”。

按照田广东介绍,朱新梅和李博毓被调查的地点,是各自的工作单位,由单位“劝说”。但坊前镇时任党委书记夏培记表示,对李博毓的调查由县计生局进行,镇里只是配合。莒南县四小教师范奉琴曾“陪护”朱新梅,范也表示学校只不过是配合计生部门。

夏培记和范奉琴都没有细说“配合”和“陪护”的细节。只是范奉琴承认曾住在朱新梅家。而田广东没有回答的疑问是:如果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接受调查,一开始坚决否认的朱李两人何以最后改口?在最后一次“劝说”中,计生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朱新梅家,有无得到她的允许?

“双开”后申诉无果

据莒南县计生局表示,朱新梅超生一案,是群众举报的线索。十字路镇计生办主任汪照咏告诉南都记者,群众举报由临沂市转到莒南县,县领导非常重视,要求尽快查处。

在朱新梅和李博毓“招供”以后,处理决定迟迟没有下发。这一度让两人心存侥幸。2012年3月3日,莒南县计生局给两人分别下发两张征收通知书,要求每人缴纳社会抚养费6.9万元。李博毓为了保住工作,主动给莒南县计生局汇款3万元,走的是计生局会计的私人账户。朱新梅以没钱为由没有缴纳。

两人在忐忑和侥幸中又过了一年。今年3月2日,李博毓接到通知,他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第二天,朱新梅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官方文书显示,李博毓被莒南县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并经县政府2月17日批准,给予行政开除处分。朱新梅被开除的日期,则是3月1日。

在一个小县城,被“双开”意味着彻底失去体面。李博毓和朱新梅马上开始申诉,但至今一直都被驳回。两人接到的复核及复审决定都大同小异。莒南县教育局、人社局和监察局都认定,2012年2月,两人都承认了超生的事实,并由计生部门固定证据。该年3月3日,计生部门下发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后,两人都未在复议有效期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其处分依据的是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其适用依据正确,并无不妥。

李博毓还告到临沂市纪委监察部门。临沂市监察局6月24日的复核决定书中回应道,李博毓的申诉称莒南县计生部门通过关押、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违法,莒南县监察局以违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进而进行处分是错误的。但经复核,莒南县计生部门调查时,曾多次找李博毓、朱新梅调查谈话,地点在县计生局办公室、二人工作单位及朱新梅家中,参与调查人员既有计生部门工作人员,也有二人单位的负责同志。调查期间,并未限制二人的人身自由。不存在关押、威胁等行为。“经多次劝说、教育,李博毓、朱新梅对违法生育二胎事实予以承认”,并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上签字。

朱新梅和李博毓两人在上访中,都被多次要求提供曾被关押和威胁的证据。“我手机都被收走了,能有啥证据?”李博毓说。

两人的另一申诉理由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自2012年9月1日实行,其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对超生处罚的细则在时效上并不适用处罚两人。但两人接到的回复则表示,两人都是于2012年10月31日被立的案,处于处罚时效内。

告状的不止朱李两人。在朱新梅被带到十字路街道计生办后,遇到了刚刚被带去的同事李善莲。李于2011年2月8日超生一子。她拿出病历向记者解释说,她曾患有严重的肾炎,在发现意外怀孕后就诊,被告知体质太差,不能流产。

李善莲在被计生办关了一夜后,腰疼难耐,只好认账,她让家人把儿子抱过来,与丈夫一起合了影,就被放回家了。不到6周岁的女儿告诉李善莲,在当日早晨,有成年人在学校找到她,套问她是否有一个弟弟。“我被带到计生局后,我父亲也被所在乡镇的计生办抓走。”

李善莲的丈夫在莒南县一所中学执教。今年3月,这对夫妻和朱李那对前夫妻一起被开除公职。之后,李善莲曾陪着朱新梅一起上访,直到她在临沂找到一份新工作。

“一票否决”的压力

在朱新梅等4人被决定开除后20天,3月21日,莒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奖惩兑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出席大会,奖励一批计生先进单位,后进单位则被设为带有惩戒性质的“重点管理单位”。

县委书记陈一兵在讲话中指出,2012年,莒南县各级紧紧围绕“控制违法生育、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心任务,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圆满完成了市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莒南在全市考核中列15个县区第2名,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也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则是基层巨大的计生压力。坊前镇前党委书记夏培记告诉记者,莒南县实行计生“一票否决制”,一旦完不成计生指标任务,在一年之内无法参与评先,领导干部也无法调动升职,严重者还要被处分。

除了日常管理外,计生部门还得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量化指标任务。在莒南县计生局办公室内,南都记者看到了一份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小组下发的2013年度《查处“两非”案件指标的通知》。该指标即是由省下发到各省辖市,再由市下发到县。

任务被分解下来,如何完成则是计生部门的责任。打击“两非”还算温和,更紧迫的是打击超生。尽管官方否认,但莒南人对“计生学习班”并不陌生。网上可搜到大量对当地计生部门非法拘禁的投诉。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计生乱象的网友告诉南都记者,他搜集了很多案例,还曾于几年前到莒南县检察院控告计生部门。“结果,我刚出检察院没多久,就接到一个电话,警告我别管闲事。”

莒南县检察院反渎局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朱新梅,该院近年来查处过多名计生干部,但仅凭非法拘禁想立案比较困难,“你最好能找点他们经济上的问题”。

曾在财政部门工作的李博毓,在被“双开”后曾反思基层的计生工作。“计生任务紧急的时候,乡镇党委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得出动,我当然也参与过。”李博毓说,按照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但事实上,乡镇会预留40%左右的资金,这极大提高了乡镇的积极性。

曾有干部涉非法拘禁被判刑

同时,这也让计生成为高危行业。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11年,莒南县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了临沂临港产业区(时归辖莒南)坪上镇原计生办主任于某非法拘禁、受贿一案,经莒南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于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于某在任坪上镇计生办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计划生育集中活动期间,组织、领导计生办及各工作区的工作人员对不缴纳社会抚养费超生户及其亲属,采用强制方法,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共计12人次,时间均超过24小时。

除了该案,3年来,莒南县板泉镇、大店镇等地的计生干部,也有人涉非法拘禁罪和受贿罪被抓。对这些案件的详情,莒南县计生局拒绝回应。

十字路街道计生办主任汪照咏承认,多年前当地曾有所谓“计生学习班”,但现在都不存在了。“我们现在非常强调依法行政。”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说,今年春天,国家卫计委召开会议,重申要求各地计生部门依法行政,禁止非法拘押等现象。

对朱新梅等人来说,“依法行政”意味着他们每天都会从被“劝说”的房间带回单位或村子里,“他们好像故意让我们碰见一两个熟人,却又不放我们走。”朱新梅的姐姐朱芳还被拉回村里,却过家门而不入。这得到了至少3名邻居的证实。

在获知了非法拘禁罪的相关解释后,朱新梅相信,“他们”也知道规避法律风险。

被计生部门取走的“蛋蛋”血样,至今未与李博毓做D N A比照。两人究竟是否父子关系,至今仍是一个疑问。朱新梅说,做D N A测试可以,但要保证“蛋蛋”在以后的人生中避免遭遇伤害。李博毓则质疑,“我在莒南县已丢尽了颜面,前途也没了,谁赔偿我?”

 

 

高耀洁:孤儿之痛苦

作者:高耀洁      2013年10月19日

孤儿: 幼儿无父曰孤, 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无依无靠,
在心灵上很孤独,心理情况令人难测。特別是死于艾滋病者留下的遗孤,他们明显存有三大问题,即生活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若不予以及时解决,他们会走上歧途,时下己有孩子走上抡劫犯罪, 进入少年监獄, 这是将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的负面作用难以估量。


IMAG04662012年6月30日WRIC创办人张菁Jing Zhang 探访高耀洁医生(右)。图为高老太太与张菁交流中国艾滋病传染问题(WRIC )

中国中原大地,负责国计民生的父母官们为了发賺钱、发财,欺骗农民卖血引发艾滋病病毒传播与蔓延,艾滋病疫情发生之后没有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造成农村青壮年人大量伤亡,留下许多未成年的孤儿这是有关国家民族兴衰之大事。

有专家报导河南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村民达400多人,90年代即开始发病死亡,至2003年已经死亡95人,至2007年死亡达200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2002年8月13日《文匯报》报导,河南商邱双庙集这个3000多人口的村庄,现有艾滋病感染者301人,已死123人,其中还有些人们有卖血史,他们害怕歧视不敢去检查……多数病人生活极其困难,死者多是青壮年人,留下许多未成年的子女,生活旡著,缺衣少食此情此景,让目击者,始而惊、继而怒、怒而恨、恨而悲!

人们注意的是艾滋孤儿失去了父母,在生活上无人照顾,这些孩子多数厌学, 一心想挣大钱,有少数些孩子误入歧途, 进入监狱。我見过最多是在寒冷冬季发生严重冻疮的这些孩子。

一.玉鳳(化名)今年12歲,長的又瘦又小,像一個8至9歲的孩子,三年前她父母因感染愛滋病先後去世,留下她和一個三歲的弟弟,她弟弟因母嬰傳播愛滋病,於去年夭亡,玉鳳獨自一人生活。

臘月天氣很冷,她一人住在滴水結冰的房子裏,也沒有煤火爐,床上鋪的是草,被子又薄又硬,食物靠親戚們贈送,因她爸爸媽媽死于愛滋病,大家都懷疑她也有愛滋病,所以沒有人敢接近她,她讀三年級,同學們也冷落她。

她的生活無人照管,天氣這麼冷,在她身上凍出多處瘡,面部﹑耳朵﹑雙手﹑雙腳﹑都凍爛了。每個凍傷處腫脹,結痂,流膿,痛的她走路,拿東西都很困難,她沒有錢買藥,用草木灰貼敷在瘡面上,凍瘡流膿,她就撒灰,瘡痂越來越厚,影響了她的正常活動。

據鄰居講,玉鳳幼年曾經有過一個幸福的家和疼她愛她的爸爸媽媽,90年代初期,她家有三姐妹,她爸爸媽媽為了生個兒子,又生了第四胎,是個男孩,县計劃生育委员会對她家加倍罰超生費,她爸爸被逼的沒有辦法,發現這是個生財的門路,兩個人一起去縣血站賣血,賣了很多次,才把超生費還完了。男孩子出麻疹夭折啦,夫婦倆人痛不欲生,半年之後她媽又懷了第五胎,為了生男孩,又怕再被罰超生費,把第二﹑第三個女兒送人了,慌稱丟失了。天隨人願,又生了一個男孩,真是歡天喜地,天有不測之風雲,她媽在產後一病不起,到處求醫,花完了家中的積蓄,她媽媽在病重時住医院才診斷出她害的是愛滋病,幾天後她媽媽死了,家中好像天塌啦,他爸爸六神無主,縣防疫站來人,要求一定火化,家中拿不出火化費,她爸爸也氣病了,半年後也確診為愛滋病,不久也隨妻子而去。小兒子一直在生病,發燒﹑抽瘋,也診斷出患了愛滋病,不久夭亡。她80多歲的奶奶,中年喪夫,晚年喪子孫,實在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她痛哭之後,上吊自殺了。這個家只剩下玉鳳一人了。

因玉鳳的父母和弟弟都死于愛滋病,玉鳳在村裏倍受歧視,她在冷落痛苦中生活,寒冬季節,她饑寒交迫,手凍傷是很自然的。

二.我今天在村头见到玉芳(化名),她长高了,人也瘦啦,面部两侧,耳廓和耳垂生满了冻疮,左耳垂下方已被冻烂掉,冻疮周围有不同程度的水肿,皮肤呈黑紫色,从结痂的边沿缝隙间流出稀薄的脓样液体。

玉芳精神萎靡不振,衣服穿的很单薄,我问她的生活情况,她回答的声音极其低沉,让随我来的年轻人也听不清楚。我三年前见过她,如今她完全变了。

2002年秋的一天,我去某村时到过她家,她爸爸仇某面带病容,坐在屋内椅子上看电视,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感冒多日了,吃药不见效……。我说:“你休息吧!”

仇家家境不错,较大的四合院,家具齐全,院子里养着一群鸡﹑一窝小狗﹑两头牛,可称当地农家的富裕户。

那时玉芳才六岁,她正在院子里跳绳,浓眉大眼,脸上白里透红;长得漂亮﹑活泼,和我一起进村的裴女士说:“这孩子真可爱!”

三年过去了,玉芳还不到10岁,她为啥沦落成这个样子,我很纳闷,我问街上坐的老大娘,玉芳家里的人呢?她为啥冻成这样子?

老大娘说:“两年前,玉芳的爸爸死了,没过三七(三个星期)她妈妈跟一个40多岁玩猴的男人跑了,谁也不知道她在哪,玉芳跟她80多岁的奶奶生活,去年她奶奶死了,现在她一人无依无靠。

我很为玉芳的遭遇难过,走进村里经多方了解,最后得知:仇某会木工活,家中不缺钱花,生活比较富裕,他成年之后,乡亲们给他介绍了不少善良的姑娘,他依外表取人,看上了能说会道长的漂亮的孔某,孔爱吃爱穿,不爱劳动,又特别会玩,又会结交男友。仇某费了很大劲,花了很多钱,1995年底才把小孔娶到家,婚后4个月生玉芳,仇家也谅解了,小孔并未收心,她又在街上找了个在街上摆摊卖杂货的人野男人,这个人送她一只手表,一个小收音机,仇某很难过怪自己没有钱,为满足不了妻子的要求,走上了卖血的道路,他卖血挣钱不多,夫妻二人仍是经常为钱吵架,甚至于打架,有时他俩打架,吓的玉芳哭着往院外跑。

2001年仇某病了,村民议论是他妻子气病的,一天邻居带他去县医院看病,诊断为艾滋病,不久仇某死了,埋人那天,玉芳奶奶哭成泪人,小孔站在那里倘若无事,大家都怀疑她也有艾滋病,十几天后她跑了,村民说:咱村少了个“ 脲猩”。

玉芳在县里检查过,她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我在村里找了不少人,请他们给玉芳找个生活出路,最后通过她奶奶的娘家人,让仇家无子女的外房亲戚领养了,玉芳去了安徽的新家。

上述两例仅是艾滋孤儿的一般性的遭遇。时下更令人伤感的是,许多婴幼儿因母婴传播或输血传播感染艾滋病,被家庭遗弃,下图是台湾关爱之家收养的30多名艾滋弃儿。

艾滋病疫情如火如荼,迫使我自费印刷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材料和书籍,同时大力开展救助工作,把食 品、衣物(募捐来的)、对症治疗的药物等,多次送往艾滋村。给病人钱或通过邮局寄钱,少则100元,多则500元人民币。2001年春节,我给八个艾滋病 病人每人寄去100元,半个月后四张汇款单退回,上面写着收款人己死。同时我也尽心尽力地救助失去父母亲的艾滋孤儿,给他们缴学费,让他们复学,帮助无依 无靠的孤儿找人家领养。自始至终我从没有向政府或其他慈善单位要过钱,也没有接收过其他方面的捐款,一切开支均来自我个人的积蓄、工资、稿费、奖金等,先 后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使人不解的是,每次送给病人或其家属衣物、食品、现金等等的时候,对方总是会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让人深感无奈!

政府在艾滋病疫区极力掩盖真相,不让任何人揭发。官员们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因而凡是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挠,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中央电视台 十台记者武卿被诬陷为假记者,五花大绑并被关押了七个半小时。他们把志愿来救助病人者,说成是来捣乱的坏人,并且奖励那些报告陌生人来访的村民:抓住一个 来访的人,便奖给村民50元,特别是为了抓我,悬奖500元人民币。2003年4月13日,我和杜聪、高燕宁三人进入河南省拓城双庙村,刚进入艾滋病病人 家,就发现异常情况,不少人看来看去,低声耳语,我们快速离开,车子刚出村,驶入公路,30多名警察来抓我们,但未能得逞。

 “單獨二胎”政策 難掩人權迫害現實

中國婦權(WRIC)創辦人:張菁                                   2013-11-17

 

中共在2013年11月結束的三中全會公告中提出開放“單獨二胎”新政策,引起海內外媒體普遍關注。 “單獨二胎”是指結婚雙方中只要其中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就有資格生育兩個孩子。表面上看,中國實施了34年的一胎化國策出現鬆綁,有意願生育二胎的城鎮居民無疑將受益於這項新政策,但事實上,這個“微調”實質上並沒有惠及3大群體,即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約9億農村人口,以及分佈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他們完全沾不上新政策好處的邊。當局更沒有檢討34年來的一胎化國策給中國婦女兒童及家庭帶來的廣泛的人權災難,對廣大婦女尤其不公。

中國農村地廣人稀,相較城市,其教育落後、經濟貧困,政府投資極少甚至沒有投資,因此計生政策與城市歷來不同,即便是在執行計生最嚴厲的80年代,農村夫妻頭胎生了女兒的,還可以隔幾年(一般3至5年不等)後生第二個孩子,也由重男輕女傳統文化的作祟,基本上農村家庭就算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也會不惜付出遭關押、沒收財產、巨額罰款、強制流產等危險,去爭取生育2個以上的孩子任何機會,也正是這些“違法”生育後被迫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簡稱罰款),成為地方政府主要財源之一。 2013年,中國14名女律師聯署要求各省公開其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去向,據不完整的統計,2012年全國征收的社會撫養費高達約200億人民幣,顯然,佔中國人口大約70%的農村人口當然也是繳交的社會撫養費的主力軍。這些70、80年代後成長起來,包括那些父輩向政府繳交了巨額的罰款的農村孩子,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廉價的優質勞動力,他們匯入了農民工大潮,辛勞的工作在城鎮工廠及各種厭惡型行業,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人力支柱。

2011年8月5日夜,浙江省义乌市劳务市场附近,许多外来务工者露宿街头。

2011年8月5日夜,浙江省義烏市勞務市場附近,許多外來務工者露宿街頭。 (圖片來自瀋陽老遠)

OLYMPUS DIGITAL CAMERA

來自貴州農民工拿著一張強行收取“社會撫養費”的白條收據,對中國婦權義工述說超生被罰款的情形。 (中國婦權義工攝影)

但是地方政府並沒有善待這些農民工和他們的孩子,一個典型的案列反映了農民工家庭生存狀況。 2012年11月,貴州畢節地區來自於農民工家庭的5個從9歲到13歲的男孩子,父母外出打工,他們老遠從鄉下來到市鎮四處尋找食物和樂趣,晚上聚在一個街邊的大垃圾箱裡取暖,當月16日一大早5個孩子的屍體被發現,他們其中3個是不能登記戶口的超生“黑人”,這些農民工的孩子,根本享受不到任何社會福利和政府的關愛。中國婦權義工李元龍率先採訪並向媒體揭發此一慘案,卻遭到當地政府的種種打壓和威脅。

11月16日毕节5孩子

貴州畢節躲進垃圾箱取暖被悶死的5個孩子生前照片。 (中國婦權義工李元龍提供)

在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子拍到的xiao

貴州畢節鄉下飢餓的留守兒童。(中國婦權義工攝於2012年)

近幾年,各地方政府大肆增聘計生“特崗工作人員”,以專門對付各種情形的非法懷孕和生育,執行強制流產、結紮等任務,據中國婦權(WRIC)了解,2012年僅在貴州省畢節市就招聘了縣鄉級人口計生特崗人員4600多名,對特崗人員的獎勵與其他計生幹部一樣,以強徵“社會撫養費”的多少來決定獎金數量,特崗人員的薪水來源,至今成謎,中央或地方政府從未公佈過有關細節以及與計生相關的財務收支報告。

農民由於上述地理、文化、政策等因素,罕見獨生子女。照理,農民已經為“超生”的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卻沒有分享到與城鎮居民相應的利益,中共的“單獨二胎”新政策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民的實際需要, 其中“好處”完全沒有農村人口的份。“單獨二胎”惠及的是城市居民,因此開放三胎才對農村人口具有實際意義,開放生育三胎,免除巨額罰款不僅減輕農民的負擔和體現政府人道關懷,也是消除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重要良方。在城市,男女性別比例失調並不明顯,而在鄉下則數據驚人,據中國婦權調查,湖北省隨州市隨縣萬和鎮下屬的其中4個村, 2010年的女男出生比例的平均數據約為100:190。有學者警告,2050年中國將有1億男人娶不到老婆並非空穴來風。

可以說,當局新出台的“單獨二胎”政策對農民而言,實質上是一項不公平及歧視性的政策。

08-12-2012 During the visit with friends to the Phoenix County of Tujia Minor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Hunan Province, by pure chance I walked into a bachelor’s village named Xia Qian Tan 湖南光棍村吴家兄弟

    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下千潭光棍村的吳家兄弟。 (中國婦權義工攝於2012年8月)

新政策也沒有考慮到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利益。過往的計生政策對少數民族與漢人不一樣,一般都准許生育2個孩子。除了幅員遼闊、人煙稀少等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醫療、資助嚴重不足,導致少數民族地區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以藏人來說,中央政府網站引用新華社2010年3月27日一篇文章說,今天的西藏“新生兒死亡率降至21.15‰”(請注意,這僅僅是官方公佈的下降後的數據)。據中國衛生部公佈的統計,中國近年新生兒死亡率為13.2‰,而台灣則為9‰,香港最低,僅1.8‰,可見對居住在無論是市鎮還是高山的藏人來說,限制生育2個孩子遠遠彌補不了新生兒死亡率奇高的遺憾。 50年來政府對藏人婦女兒童身心健康和環境保護方面做了些什麼?為何藏人新生兒死亡率依然遠比漢人地區的高出很多?事實上,這不僅僅只是藏人的問題,不少其他民族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一些人口原本就稀少、分散的民族,缺醫少藥,貧窮落後,面臨著種族同化甚至種族消亡的威險。從中共三中全會的計生“微調”來看,新政策沒有涵蓋少數民族地區,沒有讓少數民族享受與漢族同等的“優惠”,與農民一樣,少數民族也沾不上“單獨二胎”新政策好處的邊。

藏童

        這名來自中國境內的藏人孤兒被送到印度達蘭莎拉兒童村生活和受教育,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各地善心人士幫助下,正全力保護他們的“根”。 (中國婦權張菁攝於2010年)

中共高層心知肚明,強制性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並不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但目前少數民族仍然是被限制在只能生二胎範圍內。中國當局應徹底改變少數民族計生政策,全面開放少數民族生育管制,同時全面加強醫療保健和補助計劃,讓少數民族享有與漢人同等的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確保少數民族新生兒死亡率下降到正常範圍內,即使不能與台灣、香港等地區的華人相比,至少也應與漢人新生兒死亡率大致相同。保護少數民族人種文化和傳統、扶持和平衡發展經濟,嚴禁掠奪性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

中國的計生國策在數十年執行過程中,首當其衝受害者是廣大的中國婦女。學者根據中國衛生部2010年統計年鑑數據總和指出,1971年至2009年間有3.5億婦女做過人工流產手術。 1971年中國計劃生育定位為國策並開始試點,1975年計生政策寫入《憲法》,1979年一胎化政策出台,2010年前後,計生相關資訊竟列為國家絕密文件,重要真實數據全被封存。事實表明,3.5億婦女多為計生國策所迫,不得不進行人工、藥物流產,而手術感染、誤醫或留下終身後遺症,甚至死亡的婦女不計其數。通過暴力抓進“人口學校”拘禁、折磨的、孩子被搶走“超生抵罰款”的,至今從未停止。從2012年引發全世界高度關注的馮建梅遭強制流產案,到中國婦權採訪報導的曹如意懷胎逃亡案,從5個月孕婦聶麗娜在公眾地方被拖行,到農民工產婦張榮花、馬繼紅等母嬰雙雙死於手術台上,在在說明中共對非人道的計生政策沒反省沒改變,強制流產、結紮,強徵社會撫養費的惡法依然威脅著婦女們的身心健康。

50年前,政府說新中國需要人,“人多力量大”,婦女們被鼓勵拼命生孩子,每家一大群,平均大約5個孩子,窮孩子滿地撿垃圾充飢;30年前,政府說一家只能生一胎,婦女們像牲口一樣,被強行拖、拉、抬往各種手術室,進行強制流產、強制結紮,受盡凌辱,中國婦女完全失去了把握自己身體的權利,自己的子宮卻必須由黨來做主!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強盜邏輯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得以實施。據民間學者近年保守估計,死於計生手術台上的婦女超過10萬人,被強製手術後受刺激患精神病的婦女也不下十萬,手術並發症患者至少上百萬,中國婦女的身體成為獨裁領袖們功過對錯的試驗場,中國婦女用血和淚譜寫了一曲曲慘烈、悲壯的計生長恨哀歌。

44未命名

      山東省利津縣的馬繼紅懷孕7個多月,從棉花地裡被計生人員拖走,當天母嬰雙雙死在醫院手術室台上,圖為馬繼紅和丈夫合照。 (中國婦權義工姚誠攝於2011年)

    

IMG_2491

  山東省滕州市農民工張榮花因沒有準生證,於2012年10月3日母嬰雙雙死於市婦幼保健院待產房手術台。圖:丈夫傷心的看著妻子張榮花的遺物(中國婦權義工蘇昌蘭攝影)

中共當局的“微調”新政,沒有還予婦女身體自主權,沒對受迫害婦女有個說法,更未提及任何相應補救及防範措施,對中國婦女極為不人道的政策依然存在,當局對中國婦女犯下的嚴重罪行,不是“微調”新政小恩小惠能夠遮掩的。不少學者指出,“單獨二胎”政策遠遠不能解決人口老化等社會問題,我要加上一句,任何沒有普世價值人權觀的社會政策,都經不起歷史檢驗,最終遺禍社會和人群。徹底廢除非人道的強制計生政策,嚴禁強制流產、結紮及高額罰款,還原婦女身體自主,全面開放生育權利,才能體現一個真正的文明大國基本的人道關懷。減少國防網軍開支,集中實力平衡發展各地區經濟,擴大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幅度,加強貧瘠農村的建設發展,讓農民有尊嚴的與城市居民同享平等福利,安心從城市回流到廣闊的農村地區工作,以分散城市的人口密集度,才是正本清源治理社會之道。

改革何曾发生!

文: 谢燕益 律师 

纵观中国所谓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史,事实上,只有开放而并无改革。改革甚至一天都未曾真实发生过!由于权力延续的需要和我们所处时代的开放性决定了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历史趋势。三十多年来的所谓改革,只是十三亿人中那一小部分开始走出猪圈逃离牢笼,这一路走的异常艰难牢笼却在不断翻建。

改革从来只是一场贪婪的盛宴,它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权贵们为所欲为。改革的长期渲染,政府已经不是一种公共需要、一种必要之恶,它已成为全能的上帝,不仅决定人们的物质与生活还要主导人们的思想信仰,这就是改革的重大作用。与此同时,改革往往只是权力延续的由头,改革称谓的产生和不断放大不过是回避真问题不断为权力合法性背书的现实需要。权力从来都只按其既定逻辑演绎,改革何曾发生? 改革的名义绝不是权力的谮越、利益的掩盖,更不会导致偷窃行为持续发生乃至大行其道!改革只是政治剧场性行为的脚本,与会者乐此不疲大家从来都心知肚明改革是什么货色,只是佯作不知不得不郑重其事,猪圈里也跟着手舞足蹈!

谁说改革为既得利益、权贵集团提供了选择性,谁说改革为维系非法利益提供了广阔空间保障方式,让巧取豪夺变得冠冕堂皇任意而为;改革能够把一切最基本的人性诉求变为奢望,改革又能把一切最荒诞的谎话变成真理。改革叫得越响的时候,改革也只存在于改革的称谓之上。改革让违法变成合法,让权力变得愈加油滑,让利益更加机巧,让不义得以盛行,让邪恶习以为常,让奴役不再羞耻,让劫掠不再仓皇,改革还让奴隶养成良好习惯,改革让一切是非、善恶变得模糊。改革可以对弱势群体、人道灾难视而不见,可以无视一切法律道德伦理底线,一切分赃、阴谋、罪恶隐藏其中,一切谎言、逆行假改革之名,让一切正常的诉求都以改革之名加以盘剥,一切常识变得困难。改革让一切正常变成不正常,让一切不正常变成正常。改革可以让兜售和欺骗变得低廉,可以让良知与公义变得昂贵!

 

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八股反对八股,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以集权反集权的困境,改革永远没有终结!改革还能扮演多少角色出演何种剧目?改革不是手段却成了目的,改革扮演角色透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迅即崩塌!口号被口号打倒,谎言被谎言所伏!改革无法撕下虚伪的面具,它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

 

 

紐約時報:摩根大通雇溫家寶女兒獲利

紐約時報    November 14, 2013
美國當局調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雇用中國高官子女是否涉及貪腐,又有進一步發現。紐約時報揭露,該公司曾藉由與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女兒溫如春建立關係獲利。、
報導引述指出,中國高官子女在海外就學或旅行時,通常會使用政府核准的假名,以保護隱私。溫如春在美國就學與香港開公司都使用假名「張莉莉」,她擁有兩張出生日期相同的不同中國身分證,北京核發的證件用的是「溫如春」,大連核發的姓名則是「張莉莉」。

溫如春1998年在德拉瓦大學獲得企管碩士學位,以及住在紐約曼哈坦「川普大樓」(Trump Place)的高級公寓,都是使用假名「張莉莉」。

她與其他中國高官子女一樣,是華爾街力爭拉攏的對象,因此才畢業,就受雇於李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之後以「張莉莉」之名曾至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工作。

報導指出,摩根大通曾委託32歲的張莉莉(Lily Chang,音譯)經營的「Fullmark Consultants」顧問公司,拓展中國市場。藉藉無名的張莉莉的公司僅有兩名員工,但她透過合約,自摩根大通獲得180萬美元酬勞。

不過,摩根香港分公司主管和其他大企業部分主管都知道,張莉莉是溫如春的化名,而溫如春是當時擔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的獨女,當時中國經濟和財政機構的監控大權正掌握在溫家寶手中。

摩根與溫如春建立密切關係的同時,該銀行也陸續投資溫氏家族的企業。紐時根據機密文件、中國公共紀錄和採訪相關人士發現,摩根和溫如春的關係只是其在中國積聚影響力全面策略的一部分,其策略即是將中國高官子女納入該公司旗下。

溫氏家族的影響力也不僅限於政治方面,當溫家寶於1998年晉升為中國副總理後,其家族就曾透過合夥、投資祕密累積大筆財富。

如今,美國當局正調查摩根銀行與溫如春的關係,並進而追究該銀行是否藉由提供合約和職位給中國高官子女,換取與中國國營事業的合作交易。但迄至目前,該銀行並未被控涉及不法情事。

不過,摩根銀行似乎自上述關係獲得巨利。「Fullmark」在寄給該銀行的祕密信函中聲稱,該公司已「引介並確保」摩根與中國國營中鐵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達成交易,摩根是中鐵2007年首次公開募股的承銷商,而中鐵上市募得約50億元。

雖然溫家寶在這筆交易中是否扮演任何角色,仍不得而知。但身為總理,他對國營企業和其主管機構負有最大的責任。

紐時報導指出,經檢視相關文件,並未發現摩根雇用中國高官子女和其取得厚利交易之間有具體關連。主導該調查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及紐約布碌崙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則拒絕對此案表示意見。

摩根是否與中國高官子女達成事前協議,目前仍不明朗,但根據紐時採訪和摩根交給聯邦當局的文件顯示,該銀行確實曾短時間地記錄雇用中國高官子女的情事,以及與中國國營企業交易的獲利。

紐時報導指出,在2006年,摩根曾建立「子女計畫」(Sons and Daughters),以更有效經營這類人脈關係。從摩根交給調查人員的文件顯示,該銀行對來自中國高官家族的職位申請人,雇用標準要寬鬆得多。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紐時再爆 摩根雇溫家寶女兒獲利

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角度看毒品问题

——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第三天

作者:李江琳                                           2013-11-10

 

a李江琳(前)2012年在纽约“中国人口发展与计生研讨会”上。(Photo by WRIC)

 

10月30日星期三,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进入第三天。今天讨论的是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代毒品泛滥的原因。今天上午的 主讲人诺娜•沃尔科夫博士昨天刚刚赶到达兰萨拉,昨天下午出现在会场上,她说一口有鲜明外国口音的英语,看来她不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可是会议资料中对她的介绍却表明,她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的主任。她所领导的研究所是当今世界对毒品问题的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隶属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是美国政府卫生部下属的机构,主要职责是生物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研究,美国政府对疾病的研究经费主要是通过NIH下达。诺娜•沃尔科夫博士开拓了利用大脑显像技术(Brain  Imaging)来研究毒品对人类大脑的影响,从而了解毒品成瘾的生物学机制。她发现并指出,毒品成瘾对大脑造成生物性损害,事实上毒品成瘾是一种大脑疾病,应该针对成瘾的机制来寻找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吸毒视为行为和心理问题,更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关进监狱。

这位女士瘦小精干,一头蓬松的金发,两眼炯炯有神,虽然始终面带微笑,却有一种凛然的气势。她在专业领域里一定颇有权威,会议资料介绍她曾得到多个专业奖项,被《时代》杂志选为“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头人”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世界上应予以注意的20个人”之一,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选为年度革新人物。

她的说话口音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晚上上网一查,维基百科对她的介绍第一句话却不是她的专业成就,而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出生于一个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者家庭,提起她的曾外祖父托洛斯基,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恐怕无人不知。诺娜•沃尔科夫博士的父亲是托洛斯基的外孙,她和她的三个姐妹都是在墨西哥长大的,她们的曾外祖父就被斯大林派来的杀手暗杀在她们长大的那座房子里。可以说诺娜是在“革命”的阴影中长大成人的。她在国立墨西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在纽约大学深造。她的口音原来是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影响。身为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之后的诺娜担任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主任已有十年。

沃尔科夫博士是第一次参加和达赖喇嘛的科学对话。虽然她要谈的是她的专业,她的题目是她多年研究的强项,达赖喇嘛尊者是这方面的非专业人士,可是第一次和达赖喇嘛面对面地谈话,她仍然掩盖不住地激动和紧张。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尊者有极强的“气场”。藏人第一次拜见尊者时,几乎个个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所接触过的藏人个个如此。 这次研讨会上,第一次参加的 主讲人一开始都表现得有点紧张和激动,语调明显升高,语速突然加快,在进入专业知识的阐述时才慢慢恢复正常。有时候,尊者会说个笑话,令全场哄堂大笑,于是主讲人就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下开始演说。

达赖喇嘛尊者知道,在外界眼里,他是一个圣人和智者,他理解别人面对他时是紧张的,所以他特别善于消除别人的紧张情绪,用他的轻松幽默来创造一种平等气氛。他说,如果不把自己和他人平等地放在一起,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牢笼。

诺娜•沃尔科夫介绍了她的研究和发现。她说,根据经验和观察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个体对毒品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反应强,有些人反应弱;有些人特别容易成瘾,有些人不容易成瘾。人们通常认为,吸毒的原因是吸毒者从毒品中得到了愉悦,为了追求这种愉悦而重复吸毒这个行为,从而成瘾。根据个体对毒品反应的差异,他们这些科学家曾经作出一个假设:对毒品反应大,从而更容易成瘾的人一定是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更高。科学家有了这个假设以后,必须用实验或观察来加以验证。于是,诺娜•沃尔科夫说,他们做了种种科学试验,最后得出结论是,原来的假设完全错了。容易成瘾的人并不是因为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高,甚至有时完全没有愉悦,却仍然成瘾而且无法自拔。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成瘾呢?成瘾的大脑神经机理是什么?

诺娜•沃尔科夫介绍了她首倡的大脑显影术,用一张一张大脑彩色图像来说明大脑中特定化学物质的分布水平,联系不同水平下的人体是什么反应,来解释一系列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她介绍的内容十分专业,非常复杂,她以尽可能通俗的方式介绍了一系列实验说明了什么结论。以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为例,多巴胺是大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化学物质,没有多巴胺,人就没有了活动的动力。毒品会导致多巴胺水平升高,但是多巴胺水平过高,会引起人体的系统反应,人体会对毒品形成记忆,大脑中另外一些被称之为多巴胺受体的物质水平随之大为下降。多巴胺受体水平低的人容易成瘾,成为吸毒者。

这是一系列的实验而得出的一系列发现。每当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为什么?”于是引出新的实验,新的发现。这一系列发现说明,最初认为吸毒者是由于盲目追求毒品的愉悦而成瘾的假设完全错了。成瘾是因为大脑中这一些互相关联的物质的作用,事实上成瘾者后来并没有得到愉悦感,但是大脑疾患已经使得其记忆、判断、决策、注意力等都缺失了,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摆脱毒品。她说,她问过很多临床成瘾患者,为什么还要吸毒?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自己就是想要吸毒,就是无法摆脱。她说,事实上,毒品成瘾者是痛苦的,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把吸毒看成犯罪,把成瘾者关进监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这是从微观机理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成瘾。那么,社会应该怎样来对待毒品成瘾的社会问题呢?

下午,来自丹麦的维贝卡•阿斯穆森•弗兰克博士主讲。弗兰克博士是丹麦奥胡斯大学酒精和毒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副教授,是一位人类学家,因此,她是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毒品成瘾问题。她认为使用毒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吸毒常常在群体活动,例如派对、庆典过程中发生。在欧洲,使用毒品相当普遍,但毒品成瘾者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使用毒品并不等同于毒品成瘾。数据显示,毒品成瘾者中青少年的比例相当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瘾者的人数则逐渐减少。她认为这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的成熟程度造成的。

弗兰克博士还认为,政府对毒品的控制也会引起问题。在这点上,来自美国和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来自荷兰的马克•路易斯博士说,在荷兰大麻是合法的,这并没有导致吸大麻的人增加。他幽默的说,在荷兰吸大麻的人很多是美国游客。诺娜•沃尔科夫则反对毒品合法化,她指出,在美国造成死亡和伤害人数最多的“毒品”是烟草和酒精,这两种东西是合法的,但是它们造成死亡和伤害最多的原因是使用者最多,而使用者最多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最易获得。她不赞成把吸毒者当成罪犯关进监狱,她认为社会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但也不应让人们可以随意获得毒品。很明显,科学家们在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上并无共识,但他们都对本国政府的“抗毒”政策表示不满。科学家们一致同意,在对成瘾者治疗的过程中,亲友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天的会议中,诺娜•沃尔科夫博士向尊者请教,佛教历史悠久的冥想经验中,是否有某种方式能用来帮助毒品成瘾者。尊者坦诚而幽默地回答说,当毒品成瘾者已经到了大脑受到损害的地步后,“他们应当向你求助,而不是向我求助。” 诺娜•沃尔科夫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临床医生。但是,尊者认为,佛教的基本理念和一些冥想方法在预防毒品成瘾方面可能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和平快乐的家庭中长大,毒品成瘾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至于社会应当怎样对待毒品成瘾者这个问题,尊者提醒听众,毒品成瘾者也是人,他们也有与我们一样的情感需求,我们不应当把他们划入另类,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当以慈悲之心对待毒品成瘾者,以极大的耐心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進一步改善。

河北超生女婴被乡政府强行抱走18年无下落

2013年10月29日  记者王南

女婴出生不久被抱走18年不知下落法院起诉、检察院调查均无果,政府责令须公布

10月28日,河北白洋淀的刘老根还在为寻找18年前失散的女儿奔忙。1995年5月28日,刘老根、夏凤各夫妇有了他们的第3个孩子,是个女儿。因不符合规定,孩子在出生11天后被人留下400元钱后强行抱走。

18年间,刘家四处寻找被抱走的孩子,多重证据指向此事当时是圈头乡政府所为。在通过法院起诉、检察院调查均无果后,保定市政府2012年12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下级安新县政府15日内必须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然而2013年1月,安新县政府未按上级的“行政复议决定”向刘老根夫妇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只给刘家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该告知书以县政府机关不掌握相关信息为由,让刘老根去问圈头乡政府。

 寻女是夫妻俩今生最大心愿

保定市安新县圈头乡,坐落在有着“京南水乡”之称的白洋淀中心,是安新县唯一的纯水区乡镇。从安新县城码头坐船走30分钟水路,就到了圈头乡桥南村。村里一处小广场旁,有一面乡村文化墙。刘老根就住在这面墙一侧的巷子里。

10月17日下午,这面文化墙前,工人们正在印刷着新的政策宣传画,其中一幅画旁写着“一家有女千家求”。而对于刘老根和夏凤各夫妻俩来说,在过去18个年头里,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重心——寻找当年被抱走的女儿。

“我们现在已经不要求认孩子了,只想知道孩子是否还活着、在哪,哪怕远远地看看都成,否则我们死不瞑目。”夏凤各淌着眼泪、咬着嘴唇说。

 市政府责令下级信息公开

2013年10月28日一大早,刘老根、夏凤各夫妇就拨通了代理律师林峰的电话。

电话中,夫妇两人焦急地询问对安新县政府的行政赔偿诉讼是否已经被法院受理。

远在北京的林峰律师耐心地向夫妇俩做了解释,并且信心十足地告诉他们:有“那个文件”在,法院是否受理根本不用担心,甚至案件胜诉也只是时间问题。

让林峰律师如此有信心的“那个文件”,是保定市政府2012年12月15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这份编号为“保政行复决(2012)55”的文件,也是保定市当年最后一份“行政复议决定”,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件完全支持了申请人刘老根、夏凤各夫妇的请求,责令下级安新县政府15日内必须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这意味着,安新县政府必须按规定向申请人交代1995年下级圈头乡政府相关执法者抱走他人女婴的过程,并且客观陈述孩子的去向。

尽管有上级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但安新县政府依然拒绝解释多年前的事件过程。

2013年1月,安新县政府未按上级的“行政复议决定”向刘老根夫妇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只给刘家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该告知书以县政府机关不掌握相关信息为由,让刘老根去问圈头乡政府。

万般无奈之下,刘老根、夏凤各夫妇于今年10月下旬委托律师,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要求安新县政府对自己18年前失去爱女的事实给予必要的行政赔偿。

 女婴被“执法”因违反政策

1995年5月28日,因小儿麻痹症而双腿残疾的夏凤各在家中诞下了一个女儿。负责接生的,是村里的接生婆陈老体。陈老体向记者证实,这个女孩是她为刘老根和夏凤各夫妻俩接生的第3个孩子。

同年6月7日,圈头乡政府一位副乡长带人到刘老根家,将其带到乡政府。当天晚上,乡政府领导派当时在乡派出所当临时工的村民夏金成去刘老根家,做夏凤各的工作,让其将孩子送人,但遭到拒绝。上述情况在安新县人民检察院2006年出具的《安检渎检撤字(2006)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中得到证实。

这份决定书中这样表述:“安新县人民检察院查明,1995年5月28日,刘氏夫妻超生一女孩(第三胎),乡政府知道此事后,同年6月7日上午,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张某带人到刘老根家将刘老根带到乡政府。当晚,乡派出所临时工夏金成到刘老根家做夏凤各的工作,让其将孩子送给外乡或外县,夏不同意……当晚11点左右,刘老根被放回家。第二天下午两个妇女到刘老根家,给夏凤各留下400元钱将孩子抱走,至今下落不明……”

“这3个田庄我们都去过了”

据刘老根回忆,1995年6月8日下午,两名妇女来到自己家,趁人不备迅速将女孩抱走,并搭乘小船离开。当时11岁的儿子刘领群追了出去,因被打伤而行动不便的刘老根也追了出去。

做梦都想念女儿的妈妈夏凤各,至今还保存着女儿出生时剪下的脐带。

18个年头里,刘家人已经无数次找过乡政府,追问孩子的下落,可没有人给他们答案。圈头乡下辖10多个村子,身有残疾的刘老根几乎找遍了,每次只要听说哪个村子里有多年前收养孩子的信息,就会立即奔过去寻找,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回。

刘老根说,他们多年前从当年送两名妇女的船夫口中了解到,女儿被送到了田庄的码头。可圈头乡有3个田庄,船夫始终不说是哪个。

“这3个田庄我们都去过了,可村里人什么都不说。”刘老根说。

随着父母年老体弱,刘领群10年前从父母身上接过寻亲的重担。2004年冬天,得知在北京做水产生意的一个老乡可能知道妹妹的下落后,刘领群怀揣母亲给的50元钱,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前门街头,寒风萧瑟中,饿得发昏的刘领群找到了义务献血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献血,换回的是用来充饥的一份面包和牛奶。

可北京之行,刘领群依然是失望而归。9年过去了,刘领群也已经结婚生子,可他仍坚持着通过各种渠道来寻找妹妹。

老支书否认村委会参与

到底是谁找人抱走了孩子?刘家坚称是当时的圈头乡政府。

2013年10月18日上午,时任桥南村党支部副书记、当年负责村里计生工作的张福乐向记者表示,因为夏凤各是残疾人,其怀上三胎后,村里不敢管,就上报给乡政府相关部门处理。

时任桥南村党支部书记张建茹向记者承认,刘老根和夏凤各所生的第三胎女儿是因为违反政策被抱走送人的。但他坚决否认村委会参与此事,反复强调是乡里拍板决定的。

张建茹称:“这件事一切承办都是乡里派人进行,包括将孩子抱走的人都是乡里找的。”至于当年是乡里哪位领导作出的决定,张建茹表示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记不清了。

刘老根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时任圈头乡副乡长尹某参与了此事,并提出要抱走孩子送人,让他回去后听从乡派出所临时工夏金成安排。

对于刘老根所述,尹某给予了否认。10月18日下午,早已内退的尹某向记者表示,刘家的孩子是被谁抱走的、抱到哪去了,他并不知情。

在诸多被刘家指认的当事人中,夏金成是唯一出现在抱走孩子现场的人。接受采访时夏金成称,1995年6月7日晚上,乡领导找到他,让他去做刘家的工作,把孩子送出去,不占乡里的计生指标。随后夏去了刘家,转达了乡领导的意思,遭到夏凤各坚决反对,随后他只能回到乡政府向几位乡领导汇报。

夏金成向记者强调:“第二天就有两名妇女到了刘老根家,将孩子抱走,留下400元钱。”

抱婴案真相

当年调查时村里很懈怠

除了到乡里各村寻找被抱走的孩子,刘家这些年一直在寻求通过法律途径从乡政府获悉孩子的下落。

2003年,刘老根夫妇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将安新县圈头乡政府推向行政诉讼的被告席。

审理阶段,圈头乡政府答辩称,并没有实施强行把原告女儿抱走的行为。

但在答辩状中,圈头乡政府承认,因刘老根妻子违反规定,乡政府工作人员曾委托与原告有亲属关系的人(指夏金成)去做原告的思想工作。

当年,安新县法院以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刘家的起诉。随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一次驳回刘家上诉。

此外,安新县人民检察院也曾就此事于2005年对包括尹某、张某(时任圈头乡副乡长,被刘家指认参与此事,现已无法在当地找到此人)和夏金成涉嫌玩忽职守一案立案侦查,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于一年后撤案。

安新县检察院反渎局一位叫杨运刚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当年在调查过程中,村里很懈怠,不是很配合。“究竟孩子是怎么送的人、送给谁了,谁送的?”等一系列核心疑问,由于各种原因当年无法查清。

县政府告知书存在瑕疵

2013年10月21日上午,记者就此事到保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采访。

在保定市法制办主要领导的安排下,该办行政复议处主任科员万国建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万国建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规定,公开的范围主要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一般来讲,公民应该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而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关,也有一定的内容需要信息公开,这在条例中也是有规定的,比如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情况、抢险救灾、计生及接收社会捐助等情况。

对于刘家的情况,万国建看过材料后称,案例特殊。他说,从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告知书看,告知内容是错误的,存在很多瑕疵。

他认为,刘家的事情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乡镇政府公开的职责范围,涉及到孩子的送养和收养问题。而国家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收养必须走合法的法律手续。

县政府的告知书中,如果认为刘家诉求的信息不是公开范围,也应该告知申请人到民政部门去查一查,是否有当年的送养收养记录,如果没有登记,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有拐卖儿童的嫌疑,安新县人民政府在告知书中也应该告知申请人去司法机关报案。

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是乡政府指使将孩子抱走送人,可以向检察院举报,并向法院提出起诉。

刘家提起新的行政诉讼

2013年10月22日,刘老根的儿子刘领群及案件代理人林峰律师来到安新县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起诉书,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安新县人民政府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要求明确告知圈头乡人民政府1995年6月8日对原告处罚的信息,以及被处罚的女儿送养及收养情况。

林峰律师认为,本案被告安新县人民政府拒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仅告知原告到圈头乡政府咨询,完全是推脱法律义务、违背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

10月28日上午,记者从刘领群处获悉,刘家最新提起的行政诉讼已经被移至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精神,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法院,其所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其中,高碑店市人民法院管辖安新县第一审行政案件。

艰难的寻亲路,刘老根一家已经走了将近20个春秋。

历数美华人抗议ABC“辱华”的七件错事

日前,中国大陆著名门户网站“网易”在其《另一面》栏目中发表文章《美华人抗议”辱华”的七件错事》,指责华人不该针对ABC电视台吉米金莫秀节目发起抗议集会。文章一出,即引发舆论哗然。目前,在搜索引擎上仍能搜到该篇文章存在的痕迹,不过内容已被撤下。以下为网易发布的原文:

11月9日,美国爆发华人抗议美国广播公司(ABC)辱华言论的示威活动。起因是其脱口秀节目中一美国儿童说“杀光中国人”,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回应“这是很有趣的想法”。其实,“OK,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是美国人表示不赞同时常用的客套用语,浸淫在美国文化中的华人却没有掌握。而整个抗议游行活动中,也存在一些误区。

六十秒读懂主题:美国华人抗议ABC辱华言论示威活动的导火索“OK,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只是美国人表示不赞同时常用的客套用语,浸淫在美国文化中的华人却没有掌握,也没理解反讽和“蝇王”的典故,从而“恶意推定”得出自己被侮辱的结论。他们的不当之处还体现在对道歉的曲解、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意图抵制迪士尼进行商业惩罚、编造美国媒体对游行选择性失声等处。

“OK,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在美语里是不赞同的客套用语;却被从字面理解为“这个想法很有趣”,变成基梅尔辱华的“证据”

整个游行示威活动的导火索是ABC脱口秀节目Kid’sTable(儿童圆桌会)部分中有白人儿童被问及如何偿还中国人债务时说出“杀光中国的每个人”,吉米•基梅尔回应“OK,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这在美语里表示听到奇谈怪论后不置可否,是不赞同对方说法或不感兴趣的客套用语。如果说是身处中国,interesting只被理解为基本意思“有趣的”倒还说得过去,但在美国浸淫那么长时间,还有那么多人连美国社会常用的客套用语都掌握不了,就不知作何解释了。

以暗喻人性之恶的“蝇王”总结节目,也表明基梅尔对儿童反华言论的不赞同;而这一哲理典故却没有被示威者理解

除了没有表示赞同,基梅尔用“如果我们杀光了中国人他们不借我们钱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们活下来?”的反问句表达自己的反讽。节目最后,吉米•基梅尔又以“This term ‘childRoundtable’ “Lord of the Flies” version is very interesting,let us eat candy break”结语。小说”Lord of the Flies”(《蝇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讲述被困在荒岛上的儿童如何建立起一个脆弱的文明体系,最终却由于人类内心的黑暗面导致这个文明体系无可避免地被野蛮与暴力所代替,基梅尔借此暗讽孩子们关于“杀光中国人”的提议表现了人性之恶。但这一充满哲理意味的典故却没有被游行示威者们理解。

基梅尔两次在镜头前道歉,ABC公开致歉并删节目,还发出母公司副总裁的道歉信;不下四次真诚的道歉却被认为是泛泛而谈

10月28日,在华人社团前往美国广播公司(ABC)首次抗议当晚,基梅尔就在美国中文电视里致歉,他表示自己是用反讽表现了不同意该名儿童的冒犯性言论,绝非存心造成任何人不快,并90度鞠躬向华人道歉,保证下不为例;还超出组织抗议的华人领袖们的意料与他们交流;随后基梅尔又在自家的节目中二度致歉。而ABC也不敢怠慢,10月26日,ABC母公司迪斯尼两位副总裁联合签署致歉信向80-20促进会表达对华裔的歉意;10月28日,涉事栏目被从官网下线;11月10日,ABC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错误,承诺将永久清除该内容,永久取消“儿童圆桌会”节目环节。不管是道歉的频率还是程序,都可见真诚,并非泛泛而谈。

虽然已经感受到ABC公司和基梅尔的歉意,却不依不饶将游行越搞越大,只为让“让美国社会听到华人族群的声音”

抗议游行是为了引发更多的人关注还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当ABC公司和主持人Jimmy Kimmel初次道歉时,美国华人的意见开始分歧。支持“越搞越大,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以让美国社会听到华人族群的声音”的意见占了上风。因此,即使抗议活动组织者感受到基梅尔和ABC的歉意。游行仍在继续,但关注只是开始,更需要的是认同。此次抗议示威,除了旧金山的市府广场集会有至少十位地方与州级华裔选民官员到场声援。纽约的曼哈坦时报广场示威和洛杉矶等其他城市,没有民选官员和民权团体现身表态。

休斯敦商业街的正常交通秩序被干扰;在洛杉矶示,威者甚至闯入电视台,致使ABC公司报警,失控的活动只能提前结束

在休斯敦市的抗议活动中,繁华商业街的十字路口抗议者挤得水泄不通,正常的交通秩序被干扰。在洛杉矶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部分示威者不仅冲过限制地区,还冲进ABC公司中庭,致使ABC公司报警。这样的行为,不仅被抗议者找到了理由不予理睬,使得示威只能提前结束,也不容易获得外界支持。根据2009年的数据,美籍华人占总人口的1.2%,抗议活动要达到“ABC道歉和主持人辞职”的目的,必须获得其他美国民众的支持。而这种失控的街头运动,只会降低普通市民对行动的支持,跟进此次抗议示威活动报道的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财经网站等互动区域中,网民评论极少有支持此次游行的。

抵制迪斯尼,将对一种政治诉求的不满等同于商业惩罚,不仅会影响到中国人的正常的生活,也会损害中国人的利益

因为迪士尼是ABC公司的母公司,也被卷入抗议ABC“辱华”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提出了经济抵制ABC母公司迪士尼的口号,对一种政治诉求的不满,等同于商业惩罚。不说对于个人,日子不应受政治的干扰,闻名遐迩的迪士尼帝国给我们带来不可计量的欢乐。这样的抵制也会伤到中国员工。贸易往来只有双赢才可持续,迪士尼不仅有中国顾客,也有中国员工和中国制造的商品。那些高喊抵制的人们在见不得别人好时,也真的就蠢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对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能掉过脸去。但却完全不可行只有闭关锁国才能完全切断这样的利益链条。

《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游行均作出不夹评论的事实报道;中国官方却说美国主流媒体普遍选择失声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财经网站24/7WallSt.等美国主流媒体均跟进了该事件,基本涉及两个事件发展截点——白宫请愿及华人大规模游行,报道客观描述事态发展状况,不支持不批评。即使有少量涉及评论的报道,也均简单带过。比如《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名为《吉米克梅尔的中国玩笑怎么就成了白宫大事》的报道,“我们相信,这是白宫第一次要为一个深夜的喜剧段子做出回应”;而中国官方媒体却说,对于美国华人抗议美国广播公司辱华节目的全美抗议行动,美国主流媒体普遍选择失声,呛声美国的新闻自由与民主。

“世界精神卫生日”关于中国被精神病现象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3-10-10

“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在1992年发起的,时间是每年的10月10日。世界各国每年都为“精神卫生日”准备丰富而周密的活动。包括宣传、拍摄促进精神健康的录像片、开设24小时服务的心理支持热线、播放专题片等等。1991年,尼泊尔提交了第一份关于“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的报告。随后的十多年里,许多国家参与进来,将每年的10月10日作为特殊的日子: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分享科学有效的疾病知识,消除公众的偏见。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也积极在“精神卫生日”进行了宣传,并组织了各项相关活动。2013年9月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后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并确定2013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为“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国家卫计委的通知中指出,2013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的关键点包括:《精神卫生法》的主旨和主要内容,用人单位、学校、社区、家庭要共同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住院、出院、康复和发病报告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由此看来,中国当局似乎很重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健康,对此我们不应否定。但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通知中回避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被精神病现象。所谓“被精神病”就是将没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将不需送到精神病院的人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吃药打针“治疗”。

近些年来,中国的被精神病现象越来越严重。仅据民生观察网建立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就已有近千名被精神病受害者被收录在案。这些被精神病受害者中有上访者,有拆迁户,有失地农民,有下岗工人等各类民众。从地域分布来看,除了西藏以外,全国所有的省市区都有受害者案例被收录。从关押的时间来看,有关几天的,有关几个月的,有关几年的,有关一、二十年的。其中尤其以访民居多,你一再到政府去上访,肯定是有精神病。要没病的话怎么经常“纠缠”领导?一看你就是个“精神病”!

为什么是这些上访人、为什么是这些维权人常被精神病?因为他们上访、维权是“不听话”,是给政府“添乱”,是败坏了政府的形象,是破坏了社会“稳定”,是在反对共产党。当局现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为了能实现“稳定”、只要能实现“稳定”,什么手段都可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精神病院就成了很好的“维稳手段”。你不听话非要到北京去上访,领导一拍脑门你就进了精神病院,不需开庭、不需审判,不需经过作何司法程序,不需家人同意,想关多久就关多久。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方便快捷和悄无声息!

在这一过程中,法制、人权皆被“稳定”所压倒,精神病院成为“维稳”的帮凶。拿鉴定来说,关人到精神病院总得做个鉴定吧,但实际是想给你作鉴定就给你作,想公开作就公开作,想偷着作就以领导谈话解决你问题为由作。想不给你作鉴定没鉴定你也得进精神病院。到了所谓“敏感时期”就请君入瓮,敏感时期过了表现好可以出来,表现不好、不肯写保证,不肯息访罢诉,对不起继续关。家属要求放人去找医院、去找院长,院长说这是政府行为,政法委、信访局、公安局不同意我们不能放人。你要告爱哪告就到哪儿告去,什么法制、人权与我们无关。

2013年,中国的精神卫生法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但中国的被精神病现象依然存在。如湖南的访民辜湘红、湖北的访民王树英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如黑龙江的访民邢世库、湖北武汉的彭咏康在精神病院内已被关数年,现仍未被释放。

被精神病现象为什么成为了顽疾,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一句话,是因为权比法大、权力不受制约、民众不享有基本政治权利造成的,其背后正是专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

在此,借2013年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机,民生观察及《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郑重呼吁当局,“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和政策,强权下的稳定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稳定!不择手段的“维稳”只能是更不稳定的导火索。稳定只能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别无他途!

我们劝告国内的精神病院、精神医生,不要助纣为虐,成为践踏人权的帮凶。

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被精神病者们,勇敢地站出来,拿起法律等各种武器,向施恶者们讨说法,让施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以惩前毖后。

我们更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应以《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作为自身的权利基础,不要被“被精神病”这类恶劣手段所吓倒,积极的维护、践行自身的权利,承担起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勇敢地站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权第一线来。权利是是自身争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