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易富贤

内容摘要:  199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并非根据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而是参考小学招生数估算出生数；由于教育机构普遍虚报学生数以套取义务教育的经费，导致公布的出生数和总人口存在巨量水分。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也为了与公布的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大幅修改，导致数据失真，误导各项决策。本文根据医疗、教育、婚姻等各项社会指标重新评估了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数，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6亿，不可能超过12.8亿，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人口数据是不可能被长期隐瞒的，盼此文能为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参考。

一、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负责统计人口数据，在每年孟冬之月祭祀司民星，将人口数据庄严地进献给国王，“王拜受之”，作为治国依据 。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错误的人口数据将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 。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律令文书、全国各地户籍人口图册收藏起来 ，对刘邦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 ，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连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盛年而逝”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 。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负增长，无法支撑已铺得很大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教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有关人士用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该问题 。如果相关部门不掩盖人口真相，政府进行战略收缩，是可以避免解体的。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2020年的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

研究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 。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数、净迁出人数。

（1）起始年份年龄结构。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国家动员能力极强），流动人口少，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人口普查被国际社会称为质量很高的普查。1980年代虽然超生较多，但是城市化率仅仅从1982年的20.4%提高到1990年的25.8%，流动人口少，隐报难度大。一方面，超生家庭即便被“牵牛扒房”也无处可逃；一方面，超生的孩子即便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但是都在地方官员和普查员的眼皮底下。因此，1990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官方也认可这次普查结果。本文用1990年普查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含军人）为起点。

（2）生育模式。总和生育率，下文详述。采纳人口普查、年度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ASFR）和出生性别比。

（3）死亡模式。各年龄组每年都有一些死亡，比如2000年10岁男性人口=1999年9岁男性人口数×2000年10岁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1999年9岁人口数与2000年10岁人口数之间的差值是死亡数。同样，男、女各岁都如此。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从相应预期寿命下的生命表中查到。1990年普查的预期寿命得到官方认可。2000年普查的两性合计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2.43岁，官方修正为71.40岁，误差还不大。普查、小普查显示2005年、2010年、2015年的两性合计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4.15岁、77.90岁、81.29岁（比台湾地区2020年的还高），国家统计局认为偏高，将之调整为72.95岁、74.83岁、76.34岁 ，相当于台湾地区1985年、1996年、2000年的水平 。统计局公布2016年、2017年、2018年的预期寿命为76.70岁、77.00岁、77.30岁 ，预计会公布2020年的预期寿命为77.6岁，相当于台湾地区2005年的水平。

本文采纳的死亡模式：1989年、2000年的男、女各年龄存活概率采纳1990年、2000年普查的数据，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存活概率采纳台湾地区1985年、1996年、2000年、2005年的生命表的数据 ，中间年份线性穿插。

（4）各年的国际移民。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中的数据，1991-2020年中国共净移出860万人口 。

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网站 ，出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和《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度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以及户籍人口总数来源于年度《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年、2015年户籍分年龄数据引自翟振武的文章 。住院分娩率、活产数来自《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9》。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网站 ，2010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数据是普查表人口加军人，并将另外461万年龄不明人口依比例补充到相应年龄组，总人口13.397亿。2015年小普查资料来自《201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少数民族的资料来自《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 ，各民族的预期寿命是根据《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和《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计算出来的。结婚、离婚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民政部网站 。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和婚姻数据来自韩国国家统计厅 、台湾地区统计资讯网 。

三、中国人口数据之谜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在1991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2015年分别只有1.22、1.18、1.05，说明至少1990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卫计委、主流人口学家却以超生漏报为由，将2000年、2010年、2015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8、1.63、1.60    ；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00年、2010年、2015年出生了1,771万人、1,592万、1,655万人，对应的总和生育率为1.67、1.50、1.54。

除壮族外的54个少数民族有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隐报出生的必要，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全国2000年能有1.8、1.67？2010年能有1.63、1.50？

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隐报。由于有单身、不孕、生育障碍、丁克等的存在，正常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是低于1.0的，并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比如中国的不孕率，在1990年代已达10%-15% ，2015年达15%  。2000年普查的第一孩次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71.0%（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占58.3%）；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8、1.67，那么第一孩次生育率应为1.28、1.19个孩子/妇女，意味着不但不存在单身、不孕、丁克，而且相当比例的妇女生了双胞胎，这显然是荒谬的。

当总和生育率低于2.7时，各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直线强正相关，相关系数普遍在0.95以上。201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为0.73，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一孩次/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公式，推算中国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只能有1.62；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能有1.63、1.50？

2000年、2010年普查显示湖北省宜昌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97、0.94；2015年进行了30%人口大样本的回顾性调查 ，生育率与普查一致。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1,352万人，与1997-2019年42,06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  。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 ，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 。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 。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对公布的人口数据很自信，因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 。其实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 ，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5年出生24,348万人，死亡13,628万，增加10,719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5年增加了14,442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3,723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公安部门在努力缩水户籍水分，比如在2014年-2017年，共清理注销重复、应销未销户口893万个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年户籍水分继续飙升，比如2015-2018年户籍增加了2,326万人，仍比统计局公布的增加2,076万人还多。尤其是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 ，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7岁人口，2010年户籍平均每岁只有1,259万人，但是2015年户籍暴增到1,696万人。

但是卫生统计显示，2008-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40万人（还有水分），可见2015年户籍2-7岁有大量人口并非“生”出来的，而是水分。2010年户籍3岁1,253万人，与2007年活产1,251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8岁却飙升到1,647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四、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遇冷

笔者在2008年-2013年的系列文章     ，以及在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中，都论证了二孩方案不足以缓解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但是2012年蔡昉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却判断，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会反弹到4.4（出生4,700万），峰值人口将达15.35亿；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 。翟振武在2014年也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将达4,995万 。面对这种预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2013年、2014年国家卫计委预测，单独二孩后总和生育率能上升到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3亿  。笔者判断单独二孩遇冷，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会达1.2   。2015年3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认为“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 。但是11月10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宣称“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 。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小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2.4、1.8。

2015年笔者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预测 ，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只能反弹到1.45，然后降至2026年的1.0；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反弹到1.60，然后降至2026年的1.16，峰值人口只能达13.2亿，到2050年降至11.5亿。

但是王培安、翟振武等15位官员和人口学家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预测 ，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虽然总和生育率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4、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72；2016年、2017年、2018年将分别出生1,767万、2,110万、2,189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0亿。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了快两年后，2018年8月，曾毅教授仍然预测在二孩政策下，2017年、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1、1.69、1.63、1.59、1.55；总人口将在2030 年达 14.22 亿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3.29 亿 。中国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医疗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2001-2019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14、1.16，中国大陆在二孩政策下，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还能有1.72、1.55？

国家卫计委宣称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 ，并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 。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

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只出生了1,200万人，而不是1,847万人。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提振”生育率。2018年撤销国家卫计委之后，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7年的1,758万、166万、71万猛跌到2018年的1,362万、106万、41万，但是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未见波动。新疆的活产数从2016年的386,251人锐减到2018年的197,954人，美联社等西方媒体据此指责中国在新疆强制堕胎、结扎 。可见2018年全国的出生数远少于2012年、2014年、2016年所预测的4,700万、4,995万、2,189万人。

其实活产数仍有水分。比如2015年小普查共抽样了15-49岁育龄妇女5,667,870人，该年生了175,309个孩子，生育率1.05；每个年龄妇女的抽样比都在1.55%左右，出生孩子也理应除以同样的抽样比，那么2015年只出生了1,131万人。但是卫计委却公布2015年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更是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

2008年以来活产数存在水分，原因有三：

第一，2008年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开始覆盖全国，个人、医院、管理机构虚报活产数以冒领医疗经费。

第二，一些家长给孩子购买额外的出生证以便获得多个户口。在网上搜索“买卖出生证”，有数百万条信息。比如，2016年9月25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安徽省蒙城县妇幼保健站4,000份空白出生证被偷出、卖到多省 。2019年4月30日湖南省郴州市监察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公布，汝城县的两个镇医院的院长卖出了数百份空白出生证 。2019年10月24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四川、河北的医院以每份3万元的价格出卖出生证 。

第三，活产数有“人工”痕迹，尤其2016年、2017年最为明显，其他年份也有。比如重庆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但6月猛增到66,862人（实时上报，不可能数月后才补报），7月、8月又只有16,497人、10,939人 。

卫健委公布2018年活产了1,362万人，那么实际可能只出生了1,000万人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8年出生了1,523万人，增加了530万人；2018年的住院分娩率为99.9%，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中有161万并非是“妈妈生的”。户籍甚至公布2018年增加了924万人。

重庆2019年1-8月活产了165,852人，剔除6月份的数据，其他7个月平均每月只活产14,141人，那么全年只活产了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数占全国的1.88%，那么2019年全国可能只活产了903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出生了1,465万人。

五、2000年、2010年普查存在的问题

统计局高估了出生数，也因此高估了总人口数，公布1998年、1999年总人口为12.48亿、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评估”出1.81%的漏报率，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 。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 ，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

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但人口普查却公布为133,972万人，与统计局公布的134,091万人一致，公安部户籍、联合国也公布为134,531万人、134,134万人。其实这三套数据都存在巨量水分，只是存在于不同年龄组。2010年0-19岁的人口，户籍、统计年鉴分别为28,063万、36,149万；如果用户籍0-19岁加上统计年鉴的20+岁人口，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126,005万。

为了让总人口数保持连续，2010年普查将大约7,000万水分“塞”进了各年龄组，导致年龄结构失真。比如1990年普查的时点是7月1日，2010年普查时点是11月1日。1990年1岁、0岁分别有2,333万人、2,322万人；根据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到2004年、2005年15岁时，将减少到2,304万、2,285万；到2010年是21岁、20岁，将减少到2,287万、2,271万。教育数据佐证1990年普查是准确的：1990年的1岁、0岁孩子在2004年、2005年初中毕业，分别只有2,087万、2,123万毕业生；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94.1%、95%，意味着15岁人口为2,218万、2,235万。但是2010年普查却公布21岁、20岁人口为2,689万、2,840万；平移到7月1日应为2,619万、2,791万，虚高了15%、23%。

1990年普查显示1989年出生了2,385万人，总和生育率为2.25，其中一孩次生育率1.009（已经虚高了）。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2.67。根据人口上百万的15个少数民族（不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因为当时新疆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预期寿命、妇女受教育程度、非农职业人口比例与生育率的拟合公式推测，即便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宽松的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也只能有2.34（出生2,477万人）。但是2010年普查公布21岁人口为2,619万，意味着1989年出生了2,740万人，那么总和生育率为2.58，一孩次生育率高达1.16，不但不存在单身、不孕、丁克，而且相当比例的妇女生了双胞胎？

其他年龄组也如此，比如1990年普查的2-29岁共61,927万人，由于死亡，2010年22-49岁应减少到60,071万人；但是2010年普查的22-49岁却有62,035万人，20年来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增加了。可见，2010年普查的质量非常差！

联合国的人口数据比中国官方的更加夸张，比如《世界人口展望-2019》公布中国2000年、2010年、2020年的总人口为12.906亿、13.688亿、14.393亿；并公布1989年的0岁人口为3,095万 ，意味着总和生育率为2.98，一孩次生育率高达1.34！

2000年普查的年龄结构没有失真太多，2010年普查年龄结构已严重失真，但是两次普查以及2015年小普查、2016年抽样的生育率还是原始数据，可以根据生育率大致还原出生数。用生育率计算的出生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存在巨大的差值，比如根据2015年1.05、2016年1.24的总和生育率推算只出生了1,000万人、1,200万人，但是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1,786万人，用“超生隐报”来解释数据差异。

2016年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了，不存在“超生隐报”了。于是2017年、2018年年度抽样调查也调整生育率了，公布总和生育率为1.58、1.50，一孩次生育率高达0.67、0.64（比2015年小普查的0.56还高，也与社会发展水平不符），据此推算的出生数与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23万人、1,523万人基本一致。如果2020年普查也调整生育率，那么不但总人口、年龄结构会失真，而且生育率也会失真，今后还原人口真相的难度很大。

人口普查对人力、财力的调动不亚于一场战争，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直接投入80亿元；600万人参与，间接成本600亿 。但是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的质量都非常差，不但延误了人口政策调整，也误导了其他很多政策。

要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规律，需要掌握与生育相关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心理学、伦理学、行为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知识。但是主流人口学家（国内、国际）的知识面非常狭窄，不可能掌握这些知识。当生育率和人口变化超出他们的预测时，他们不去充实自己的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改人口数据以“符合预期”。

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短板，但是有关部门每次都用“长板”思维来拼凑各套数据，导致虚报上亿出生人口。无利不起早，1997年之前，教育数据还没有水分，因为教育经费是由乡镇承担；2008年之前，活产数没有水分，因为农民生孩子是自费的；2012年之前户籍低龄组也还没有太多水分。在这些数据还是“清洁数据”时，相关部门不去参考这些数据，等到因为利益而变成了“污染数据”后，就一窝蜂用之修订生育率，这些数据看起来“互相佐证”，其实是互相污染。今后鼓励生育，相关部门必将虚报出生数以获取生育补贴。

六、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生育率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自发下降。收入、健康、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三个维度。

2000年各国的总和生育率 、人均GDP 、出生时预期寿命 、女性中学教育毛入学率 ，来自世界银行。中国2000年各省的人均GDP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 。2000年“6+岁妇女受教育程度”是指6岁及以上妇女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者占同龄人的比例，来自2000年人口普查 。

人均GDP提高，既提高养育成本（不利生育），也提高养育能力和社会福利（有利生育），世界各国、中国各省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都非直线相关，因此对于“诊断”生育率的价值较小。“生死相依”，各国和中国各省的预期寿命都与总和生育率强负相关。健康水平影响生育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行为学因素、心理学因素，比如婴儿死亡率降低，人们不再因为害怕未来孩子的成长风险而多生孩子；有生物学因素，比如长寿社会的人群中精子数量减少、内分泌水平改变、基因表达改变    ，长寿的日本佛系青年比例高，在18-39岁的日本成年人中，从没有过性生活的人高达1/4 ；有社会经济学因素，比如老年福利压制儿童福利。教育既改变了生育观念，又导致婚育年龄推迟，因此世界各国的女性中学毛入学率、中国各省6+岁妇女受教育程度都与生育率强负相关。人均GDP是影响生育率的“长板”，健康、教育指数是“短板”，某一块短板就足以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可以用健康和教育指标“诊断”生育率。

依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2015年、2020年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为74.83岁、76.34岁、77.6岁，相当于中国台湾1996年、2000年、2005年的水平 ，韩国1998年、2001年、2004年的水平 ，当时中国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为1.76、1.68、1.12，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5、1.30、1.15 。而如果依照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为77.9岁，相当于中国台湾2006年、韩国2005年的水平，当时两地的总和生育率为1.12、1.08；依照2015年小普查，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为81.3岁，比台湾地区2020年还高。中国台湾、韩国是鼓励生育，而中国大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可见中国普查、小普查所获得的2000年1.22、2010年1.18、2015年1.05的总和生育率是可信的。

预期寿命是根据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计算。“6+岁妇女受教育程度”是指6岁及以上人口受过初中（2000年）或高中（2010年）及以上教育者占同龄人的比例；“20-39岁妇女受教育程度”是指20-39岁妇女受过初中（2000年）或高中（2010年）及以上教育者占同龄人的比例。

除汉族、壮族外的人口上百万的17个少数民族2000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6+岁妇女、20-39岁妇女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上）与总和生育率强负相关、极强负相关。2010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6+岁妇女、20-39岁妇女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与总和生育率也是负相关。用2000年、2010年各自三个拟合公式推测，即便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23、1.374、1.325（均值为1.34），2010年只会有1.235、1.287、1.242（均值为1.25）。17个民族的非农职业女性人口比例与总和生育率也是强负相关，用拟合公式推测，即便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会有1.31、1.18。可见，2000年、2010年普查全国1.22、1.18的总和生育率误差并不大。而根据上面分析的1990年0岁、1岁数据，1990年普查的低龄组并不存在隐报。

全国在2014年、2016年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仍然还达不到少数民族2010年的宽松度。2010年后中国的健康平和教育水平在大幅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5年的76.34岁、2020年的77.6岁。6+岁妇女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者的比例从2010年22.4%提高到2015年的27.7%、2018年的29.6%，预计2020年为31.4%。20-39岁妇女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者的比例从2010年的34.2%提高到2015年的47.8%，预计2020年为54.9%。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20年的61%。可见，2010年后的生育率下行势能很大。根据2010年的拟合公式推测，即便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宽松的生育政策，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123、1.123、0.939（均值为1.06），2020年只会有1.029、1.008、0.781（均值为0.94）。

2015年由于是单独二孩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因此小普查1.05的总和生育率是可信的；0.56的一孩次生育率（没有隐报的必要）也佐证了1.05的总和生育率是可信的，因为2015年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一孩次生育率为0.60、0.64、0.60、0.65，总和生育率为1.18、1.20、1.24、1.24。全面二孩的补偿性出生到2020年已经消退，那么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低于0.94。

除了健康和教育参数外，生育意愿、离婚率、结婚率、妇女劳动参与率、避孕率也影响生育率。中国台湾目前的理想子女数还在2个以上 ，而中国大陆只有1.8-1.9个 。2019年日本、韩国、台湾的粗离婚率只有1.7‰、2.2‰、2.3‰，而中国大陆高达3.4‰，尤其是东北高达4.8‰。2019年韩、台的离结比（离婚数与结婚数的比率）为46.3%、40.5%，而中国大陆高达49.5%。中国大陆的妇女更忙于“造物”而不是“造人”，2018年妇女劳动参与率为61%，而韩、台只有53%、51%  。中国大陆的避孕率也比韩、台要高。2019年韩、台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0.92、1.05，根据2020年上半年的出生数粗估2020年总和生育率约只有0.85、0.97，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48、0.50。中国大陆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低于中国台湾，而与韩国类似。计划生育不可逆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育观，因此今后的生育率将比韩、台要低。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每年出生数随着初婚人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中国的初婚结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599万人，尤其是20-24年岁的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人锐减到2018年的436万人，意味着出生数会暴跌。结婚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年轻婚龄人口减少，一方面是婚育观念的改变、婚育年龄的推迟。25-29岁、30-34岁妇女中未婚比例从2010年的21.6%、5.4%提高到2015年的26.9%、7.0%，再提高到2018年的28.7%、8.5%。

日本、中国台湾、韩国都是随着离结比的提高，一孩次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普查和小普查显示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为1.009、0.867、0.728、0.556，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离结比分别为8.0%、14.3%、21.5%、31.1%，二者极强负相关，R值高达-0.999。东北的一孩次生育率领跌全国5年，2000年、2010年、2015年分别为0.79、0.59、0.41。京津冀、沪江浙则是领跌全国2年，2015年都为0.50。江西、河南的生育率相对较高，但是2015年一孩次生育率也只有0.56、0.55了。2019年全国的离结比高达49.5%（相当于东北2014年的水平），2015年后一孩次生育率应该并非随着离结比的提高而直线下降，但是肯定也大幅下降。中国台湾、韩国2015-2019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平均为51%、54%；中国大陆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一孩次生育率占比分别为53%、55%、42%、43%（2017年、2018年是全面二孩补偿性出生高峰年），预计2020年会接近50%。假设2020年一孩次生育率占比为50%、46%，如果一孩次生育率为0.40，那么总和生育率为0.80、0.87；如果一孩次生育率为0.45，那么总和生育率为0.90、0.98；如果一孩次生育率为0.50，那么总和生育率为1.00、1.09。2020年的真实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超过1.1，很可能低于0.90。

2020年由于疫情停工、封城，一季度结婚数减少44.7%，原以为二季度会反弹，但是同比只增加7.3%。全年的结婚数可能跌破800万，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会低于0.8，出生数将跌破700万，人口负增长400万。疫情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习惯和社会经济结构，如果不采取措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沿着东北的老路狂跌；东北从2000年的0.90降至2010年的0.75、2015年的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1/4）。

七、2020年的人口数据仿真

经济数据的水分可能会被时间所消化，但人口数据是不可能长期隐瞒的。一方面人的平均寿命有七十多岁，今后的人口普查和其他数据会逐渐还原人口真相；一方面人口危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是无法隐瞒的（比如苏联人口问题早在1960年代就出问题，一直被隐瞒，但是1990年代还是暴露出真相）。2020年11月1日将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希望能获得客观真实的人口数据，不要像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为了“数据连续”而篡改人口数据。本文根据人口变化规律对2020年人口进行仿真分析，盼能为普查提供参考。

“公报”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据。“生育率”是用2000年普查、1995年小普查、年度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推算的出生数。“2000年普查”是将2000年普查的0-9岁的数据（时点是11月1日），先调整到7月1日（1990年普查的时点是7月1日），再用年龄别存活率逐年回推到出生年的出生数。“初中毕业”是根据2006-2015年的初中毕业生数推算的出生数，比如2007年、2015年初中毕业生为1,963.7万人、1,417.6万人，除以毛入学率98.0%、104.0%，推算15岁人口为2,004万、1,363万，再用年龄别存活率推算1992年、2000年出生了2,084万人、1,418万人。“2010年户籍”、“2015年户籍”是根据2010年户籍10-19岁、2015年户籍15-24岁用存活率推算的出生数。可见，后面5套出生数都远比统计局公布的要少。

那么哪一套数据最可靠？上面根据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分析，2000年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低于1.34（对应的出生数是1,405万），可见“2015年户籍”、“2010年户籍” 、“初中毕业”的2000年出生数都偏高。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来自人口普查、1995年是来自小普查，比较可靠。而年度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偏高，因为一孩次生育率偏高，比如1997年、1998年、1999年的一孩次生育率为1.043、1.043、1.030，高于1.0，违背生物学原则。用2000年人口普查0-9岁推算的出生数可能更可信。本文用两套方案估算1991-2020年的出生。A方案更接近实际，B方案作为上限参考。

A方案：1991-1999年的每年出生数是将“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与“2000年普查”这两套数据平均。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22、1.18、1.05（普查、小普查的数据），中间年份线性穿插。假设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出生数是2015年的1.079倍、1.041倍、92.1%、88.5%（统计局公布出生数据的比例），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90。

B方案：1991-1999年的每年出生数是将“初中毕业”、“2010年户籍”、“2015年户籍”这三套数据平均。假设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4、1.25（与少数民族一样宽松政策下的生育率），2015年为1.15，中间年份线性穿插。假设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出生数是2015年的1.079倍、1.041倍、92.1%、88.5%，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1。

可见，2020年中国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55亿，不可能超过12.83亿。如果普查汇总数据略低于12.55亿，也是可能的；如果高于12.8亿，说明普查设计和方法可能存在问题。2020年0-17岁、18-64岁、65+岁、50+岁人口比例，在A方案下分别为15.5%、70.5%、14.1%、36.7%，在B方案下分别为16.5%、69.7%、13.8%、35.9%。老龄化指数是指100个儿童（0－14岁）对应的65+岁老人数，越高说明老龄化越严重，在A、B方案下，分别为111%、102%，相当于日本1999年、1997年的水平。

比较儒家文化圈地区（包括中国各省）、欧洲各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率，发现随着中位年龄、50+岁人口比例的提高、劳动力/老人（18-64岁/65+岁）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2020年A、B方案的中位年龄分别为42.1岁、41.4岁，相当于日本2002年、2000年的水平。A、B方案的65+岁人口比例相当于日本1994年、1993年的水平，50+人口比例相当于日本1998年、1997年的水平。A、B方案的劳动力/老人为5.0、5.1，相当于日本1992年、1991年的水平。

A、B方案下的对外净移民数是一样的，每年增加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A、B方案的总人口都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则没有考虑到移民，增加人口=出生-死亡。2019年官方公布的总人口为14.00亿，比A方案多1.42亿，比B方案多1.16亿。

根据不同的人口数据，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判断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林毅夫、李稻葵、胡鞍钢等人根据错误的人口数据，预测今后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2-3倍   ；这些预测也误导了国际社会的外交政策，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就采信林毅夫等人的结论，认为今后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2-3倍 ，据此制定美中对抗的政策。其实即便中国从未实行计划生育，也达不到林毅夫等人所采纳的人口数，生育率也将与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活力也比美国差。笔者根据真实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经济难以超过美国  。还原中国人口真相，不但可以为人口政策调整和其他各项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也有助于增强国际互信，减少误判，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繁荣。

在A方案下，如果今后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0.9，那么2035年、2050年、2100年的总人口将降至11.62亿、9.90亿、2.98亿。在B方案下，如果今后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1，那么2035年、2050年、2100年的总人口将降至12.15亿、10.66亿、4.08亿。国际人口数据是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的中低方案平均。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1820年、1980年、1990年分别为37%，22.1%、21.5%；在A、B方案下，2020年只有16.5%、16.8%，2050年降至11.0%、11.8%，2100年只有3.5%、4.7%。

结论：2020年中国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55亿，不可能超过12.83亿，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