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龔正                                                 2024-01-06

1938年日本侵華，廣州淪陷，引致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同時多份中國報刊遷移香港出版。《國民日報》是當時國民黨港澳灣（即廣州灣，今廣東湛江一部分）總支部在港主辦報刊，集津滬港三家黨報的資材而重起爐灶，當中以宣傳國民黨的抗日策略為主，起初由陶百川主持，及後改由陳訓悆等人接任，直至1949年8月4日（星期四）正式改名為《香港時報》。

《香港時報》作為國民黨喉舌報，除報導親國民黨言論外，其體育版及副刊亦有一定影響力。體育版主力報導香港足球消息，由香港電台足球評述員盧震暄以筆名「原子塵」擔任主筆；而著名作家劉以鬯及陸離曾擔任副刊主編多年。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於1980年代任珠海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講師期間，亦在《香港時報》擔任採訪主任。

以《瘟君夢》對抗《金陵春夢》

一九五六年，香港左派《新晚報》副刊發表唐人（嚴慶澍）連載小說《金陵春夢》，多年後結集出書，共八集三百二十回，二百三十萬字，後來又發表續篇《草山殘夢》，有三百二十萬字，全書不遺餘力妖魔化蔣介石，從他身世一直寫到他撤退台灣離世為止。這部臉譜化老蔣的小說激怒了傳主，他授意中央日報撰文批判，港英政治部還派專人保護這位中共地下黨員。為了抵銷這部謗書的影響力，在遍地難民的香港，出現了一部醜化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傳記小說《瘟君夢》（1），在何東爵士長子、曾任國軍上將且為八二三炮戰引進美製八吋榴彈炮的何世禮創辦的右翼《工商日報》連載，一九七二年由台灣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屬下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結集出版，共上下兩集，後又出了《續瘟君夢》兩冊，篇幅僅《金陵春夢》的十分之一，但在反共情緒高漲的上世紀中葉，激起了很大迴響，作者岳騫（岳飛加張騫）也頓時登上了香港反共文化界的祭酒寶座。

岳騫（2）本名何家驊，字越千，筆名方劍雲、鐵嶺遺民等，一九二二年出生於安徽渦陽（道德經作者老聃出生地），但他操一口山東話。自稱曾參加徐蚌會戰，任國軍連長，兵敗後撤台。五十年代輾轉至香港，《瘟君夢》一舉成名後，在台灣國防部、國民黨中央文工會，陸工會資助下編印《掌故》雜誌（1971年9月-1975年8月），繼林仁超後出任反共的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第十七屆會長，自一九八○年筆會改設理事會主席制後，連任秘書長十七年之久。他一生著述有《民國名人生卒年表》、《東北抗日大畫史》、《八年抗戰是誰打的》等二十種，前者是窮三十年之力撰寫的，網羅四千多人，對每一人物生卒年籍均考訂詳確，可謂「先立乎其大者」，為研究民國史人物之重要參考資料。

八十年代中期，中英雙方談判香港九七前途時，中共中央宣傳機構為統戰香港反共文人，特開設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明定每本不計盈虧付酬一萬港幣，光是倪匡的衛斯理小說就印了數十種，董千里（項莊）著作是《成吉思汗》，在何家驊名下挑選了一本不具反共意識的《水滸人物散論》。香港回歸前，安徽省統戰部門曾派員來港「招安」何家驊，然而終其一生，未重返故國。

鐵戶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何家驊聲威最著時，在香港右翼報壇擁有多個專欄，國民黨中央各部會及駐港機構都對他執禮甚恭，光是香港時報就擁有三個副刊專欄，還不時發表專論，穿梭於親台社團發表演講，其威望在八十年代中期達到了頂峰。

隨著九七大限的迫近，台灣主政者為「掙扎求存」，逐步放棄了「反攻大陸」思維。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曾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顧問、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特約研究員的湘人馬璧，突然叛逃到大陸，蒙鄧小平接見後，驟升至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一九八三年四月，馬璧秘密進入香港，憑藉其在香港親台機構的人事關係，會見了他在台北政工幹校的舊同事金達凱，傳達了鄧小平有關「九七後香港時報可以繼續辦下去」的指示，當然有附加條件。訊息傳到台北國民黨中央文工會，於是國民黨的港澳政策就有了大幅修正。

一九八四年五月，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發表前夕，奉派來港擔任時報副社長兼總主筆的金達凱（3）突然下令取消強烈反共的筆陣版，改為軟性的「文與藝」版，反共作家、主筆何家驊、古鶴翔（古德明之父）、俞淵若、裴有明（友聯機構中共研究部主管）、葉詠輝、劉予一等六人被清洗；同年八月廿四日，金達凱在社論中直言「我們是為真理而反共，不是為反共而反共」。於是，卜少夫弟弟卜幼夫主編的台北《展望》月刊十一月號登出上述被逐主筆上書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和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的全文，指金達凱有「十大罪狀」，並竭力反對金氏接任港時報社長。據國民黨的規矩，凡是攻擊黨的一個單位主管，要由中央黨部處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宋楚瑜召集了糾紛兩造人馬，在中央黨部文工會舉行辯論。何家驊帶了裴有明、俞淵若同席。這歷時兩個小時的唇槍舌劍內情，可見於一九八五年二月號香港《九十年代》的奇文〈香港時報台北爭吵記實》。（4）

何家驊首先聲明，他雖不是國民黨員，但卅五年來在香港做的事，沒有一個國民黨員比得上，譬如，毛澤東死時，無線電視大罵先總統蔣公，輿論大譁，但誰也沒辦法，是他單槍匹馬到中央告狀，要求制裁邵逸夫，終於逼迫邵逸夫下令無線電視認了錯，他說：「我已打定主意，共產黨幾時來，我幾時跳海，決不存半點幻想。我們同共產黨的鬥爭，是以忠貞烈士之身作困獸絕望之鬥，是沒有一點希望的鬥爭。為了什麼？為了國家……《香港時報》改版後，黃埔同學會有人說要殺報社社長，要燒報社，大窩口的愛國難民還發起罷看香港時報。我反共反了三十多年，只知道反共就是真理，為了真理就必須反共，不知道有兩套反共。這無異於毛澤東把國民黨分為開明派和頑固派的兩分法。報社召集十個社團首腦開會，各社團領袖罵《香港時報》不反共，罵得一塌糊塗」。

兩種反共理念的交鋒

金達凱激動地說：「反共要講技巧。當然是為真理而反共！為真理而反共我們才有勝利的希望，為反共而反共有什麼希望？」文工會前任主任周應龍表態說：「為真理而反共和為反共而反共，實際上是一回事。但是，提出為真理而反共容易引起兩種反共的爭論和分歧。」何搶著說：「周主任，我認為這不是小事，達凱兄說要提高反共的層次，那反共就只有他一個人。我是個粗人，我代表香港那些無知識的人，他們都是為反共而反共，因為共產黨殺了他們的親人……」宋楚瑜打斷問金副社長，你願不願意為反共而反共？」金答：「當然願意。」眾人大笑，宋也笑稱：「好好好！」金達凱為表明他的立場，嗚咽著說：「我的父親是被共產黨殺死的，我母親也是被迫懸樑自盡的……」

宋楚瑜對金說：「看來大家對您有誤會，您說的話別人誤會您不反共了，明天您回去就作個說明，還是反共的。」

老奸巨猾的宋楚瑜自始至終掌控了會議的方向，他給以何家驊為代表的堅定反共人士出了氣，又巧妙地給受批評的金達凱保留了面子。事實上，國民黨中央已經覺察到，海峽兩岸的對峙已逐漸向中共方面傾斜，台灣方面除了和稀泥、大事化小之外，別無良策應對。會後，金達凱在《展望》月刊發表自辯文章，列陳十一個問題，逐一加以反駁，沒有承認絲毫錯誤。散會回港後，金達凱沒有接任退休的陳寶森的社長職位，另由文工會委派總幹事黃得基赴港接任，金則調回台北負責台北分社，副社長則由國民黨中常委余紀忠的舊部喻舲居接任。

共諜潛入時報內部搗亂

俟風波平息後，金達凱於一九八八年回香港後復任時報副社長兼總主筆，何家驊等六人則永遠喪失了原在時報的地盤。翌年六月四日，鮮血染紅了北京東西長安街，香港百萬市民上街譴責鄧李楊集團殘民以逞，連中共港澳工委機關報《文匯報》都以社論欄開天窗大書「痛心疾首」四字，並刊登各界抗議六四屠殺的聲明。然而，六月卅日國民黨的機關報香港時報卻出人意外刊出一篇署名柳彥的特稿〈天安門清場死亡之謎」（5），儼然充當劊子手喉舌，聲稱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

文章見報後，香港輿論大嘩，投訴信雪片似地湧入台北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那時正好香港海關查緝台灣運往大陸一批電警棍，人們有理由懷疑國民黨與共產黨同流合污鎮壓大陸民運。那時何家驊親赴台北告御狀。面對這個「刺兒頭」，當局不得不下令徹查。在社務會議追究責任時，兼職編「自由談」版與副刊的副社長喻舲居（6）紅著臉說，廿九日晚上他在酒醉情況下發稿，沒有細看那篇署名柳彥的文章，所以出了紕漏云云。鑒於文稿是副社長發的，且付予極高稿酬，總編輯伍毓庭無權攔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何況喻某的後台是國民黨中常委余紀忠與文工會副主任朱宗軻。在沉重壓力下，社長黃得基引咎辭職，充當了替罪羊。喻舲居卻僥倖躲過了追究與處分。

喻舲居是台灣著名影星劉德華情婦喻可欣的生父，他原來是台北一家左傾大報的娛樂版記者，因內闈不修，離婚後隻身來香港闖蕩，蒙其老東家余紀忠舉薦，到工商日報充任總編，工商日報停刊後，其居港簽證期屆滿，那時台灣人馬赴港定居必須取得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首肯，於是喻某恬不知恥演出了一幕「張松獻 地圖」的醜劇。當年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其香港回憶錄第337（7）、341頁對喻某的搖尾乞憐描述如下：「喻說：現在大陸是大哥哥，台灣是小弟弟，希望大陸有以大事小的器度，只要以民族大義為重，總有一天水到渠成。」許家屯說，國民黨港機構人員私下找他晤面、請人帶信送禮給他，意欲腳踏兩頭船，喻舲居是典型一例，也做得最難看，所以  萬言的回憶錄，只洩露了喻舲居一人的「通共」行逕，喻某巧言令色向中共獻計獻策怎樣「統一」台灣，在日常工作中也無處不為中共滲透、顛覆中華民國而盡心竭力。在柳彥文章刊出後，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喻舲居以副社長兼副刊主編的身份，對三名副刊青年作者訓話曰：「你們千萬不可仿效龔正的文章風格」，接著又下達指示：「副刊文章不得與中共對抗！」

台北分社耗用辦報經費四成做公關

同年11月20日，我組織《香港時報》副刊作者十人在灣仔燕京樓宴請陸委會新派駐香港的大員黎昌意與時報社長金達凱。我首先發言說：「香港時報連續十日載文批判三毛編劇的電影《滾滾紅塵》美化漢奸醜化抗日軍民，此舉在台灣引起巨大反響，退役老兵聚會迫使該片導演嚴浩（嚴慶澍之子）當眾流淚認錯，也使台灣人知曉國民黨在香港辦了這份愛國反共的報紙，然十二年來時報作者稿費僅加了25%，而明報加了十二倍。時報副社長喻某公開對人說：『千萬莫學龔正，如今反共不吃香了。』我一年寫了十一本書，可是在時報稿費僅是匪諜柳彥的3/4。陳蝶衣堅持愛中華民國，做副刊編輯逾七十歲被社長擲下二百元斥令退休;喻舲居退了休又復聘，當副社長領高薪又兼編副刊還寫社論寫專欄寫特稿大撈稿費，難道國寶陳蝶衣身價不如喻舲居千份之一？」金達凱馬上接過話頭對頂頭上司黎昌意說：「時報在先天上不能跟《東方》、《明報》等民辦報紙競爭，我們有許多政治忌諱，這就大大壓縮了讀者市場，政府每年補助經費八千萬元，可這筆錢40%被台北分社截留用作公關開支，大凡黨政軍機關的節慶宴席、紅白喜事、官場應酬、昂貴禮品全由分社開銷了，分社承上啟下，收發中央指令而已，卻僱聘五位員工，實際上分社社長統轄在香港的總社業務，由於體制上積重難返，經費日益枯竭，時報員工與作者加薪、加稿費羅掘俱窮，捉襟見肘。我這個社長整天被人埋怨，也早已倦勤了……」

黎昌意滿臉笑容對十名老作家作了一番安撫，他聲言他有個通盤計劃解決時報面臨的問題。人們當時以為雲開見日了，後來才知這次聚會乃是時報倒數的開始。

據一位署名張力力（8）者發表於1992年5月號《前哨》雜誌的文章〈香港時報能掙扎求存嗎？〉（9）透露「國民黨當局早已有關閉香港時報之意及之議， 甚至已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及措施。例如，早在去年7月，香港時報向國民黨提交的下一年度財務預算案，至今未獲批准，顯然當局早已斷絕對時報的財務支持。自7月以來，國民黨中央財委會已停止向時報『供水』，該報二百多員工的工資、作者稿費及其他日常開支，只能靠向徐亨名下的華夏基金會及退休儲備金貨款度日，才能茍延殘喘，拖到今年已借無可借」，作者指出：「台北目前駐香港的最高負責人（指黎昌意），在美國讀書時已被中共統了過去，由於他對時報有上奏權和建議權，中共通過他對時報用間有最大的便利。」

從時間上回顧，時報「斷炊」正是黎昌蒞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港代表兼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之際。張力力文章說：「現時台灣有八百億外匯存底，可謂富甲天下，但仍然以貪窮心態搞文宣。國民黨花在香港的文宣經費，僅為中共的兩千份之一，員工薪酬不及民營報紙的三份之一，稿費不及四份之一……這一嚴重失策反映了愚蠢暴發戶的心態。張力力還譴責「時報高層人士特別窩囊，為了個人的飯碗和進退而做縮頭烏龜，連一點使命感和政治膽識也沒有，加上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誰也不敢振臂一呼，因此該報上下二百多員工都變得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正當右派團體有人倡議成立「護報行動委員會」之際，他們卻在各謀退路、算計怎樣多爭些遣散費」張文最後奚落：「台灣國民黨的阿斗，手下連廖化這樣的人才也沒有，有的只是商女不知亡國恨，沉迷於一島的偏安，號稱外匯存底八百億，卻連在香港辦一張像樣報紙的錢也不想花。國民黨由亡報開始就加速了其亡黨、亡國的進程。」

孫永康將軍懷疑時報隱藏著內奸

此文在時報內部掀起軒然大波，從作者諳熟時報內幕與人事來分析，有位曾任駐緬國軍少將的七旬翁孫永康就懷疑有「內奸」作祟（事後人們才知，是喻舲居向柳彥泄露了時報的內部困難，由柳彥組織張力力蕪文離間香港時報的人事），於是當時副刊編輯、「友聯」時代的反共健將蕭輝楷與國民黨中央大陸工作會駐港幹員黃創基相繼被抄魷魚。八月份，時報分社社長蘇玉珍奉派來港代替金達凱任社長。她下車伊始，即秉持「最高當局」（李登輝）的「尚方寶劍」向編輯部下達三項指令：「不准同大陸對抗，不許露骨地反共，可以抽象反共不准具體反共」。8月27日，時報一位副總在記者節宴會廳門口當眾警告我：「不許在報刊上罵我們時報！」他當時用的是命令句。8月31日時報登出下台社長金達凱的四千字長文，用最惡毒的文字辱罵《前哨》月刊。次日，蘇玉珍悍然下令副刊改版，命令取消政論文章，將老作者龔正的三個專欄（港事眾議、遺聞逸事與長篇史論如〈記一代名將胡宗南〉、〈評《廖宗澤自傳》〉等）封殺。

對蘇玉珍開除龔正專欄最興高采烈的是香港首席左報《文匯報》，它馬上登出頭條文章〈時報的明智之舉〉（10），盛讚時報「近幾次人事更迭，從『為反共而反共型』人物而『為真理而反共型』人物再過渡到非政治性人物，這是明顯的進步」。

在香港的愛國反共群體中，開除龔正專欄卻引起了公憤：年逾七旬的「自由香港運動」負責人陳冠華說：他將立刻啟程赴台北向文工會主任祝基瀅申訴冤情，專欄名家張大功說：「李登輝耗鉅資向美國購買F16戰鬥機難道不是為了對抗中共嗎？」港大教授黃康顯對記者說：「時報沒有龔正就不會有銷路！」另一位傳媒名人黃毓民怒道：「時報乾脆賣給共產黨算了（想不到一語成讖，後來真的賣給了共產黨）！」。一位時報長期讀者昀女士（後來才知是卅二年教齡的小學老師葉雅英）發表致蘇玉珍公開信，說她9月2日致電蘇玉珍抗議其倒行逆施，對方說：「我新上任，也不知道誰是誰（謊話！她在台北曾多次與到訪的香港新聞界回國參訪團成員聚宴，同我有數面之交），我是完全尊重各位編輯的意見，因為時報經濟困難，副刊要登軟性文章」。原來張力力文章中「高層人士做縮頭烏龜」，「二百多員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等妄言觸及了時報高層的靈魂，於是該報伍劉張董等高層聯名向國民黨駐港文工會、海工會等投訴，聲言時報解散了，他們東家不打可以打西家的工，怎麼會「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呢？」

國民黨袞袞諸公都誤中了中共的反間計

此時香港時報高層伍毓庭、劉文杰、張青、董進等人均指控我就是張力力，連海工會負責人方鴻毅、鄺基南、阿馮等人皆盡深信不疑。我含垢忍辱之時，猶憶時報前任總編許承宗電告：司法院院長查良鑑、蔣經國總統的秘書秦孝儀、《中央日報》董事長林徴祁每天都剪存我在時報、《快報》、《明報》的文章；俞淵若說：《聯合報》老闆王惕吾以及抗戰時在上海策反周佛海的國大代表秦興炎都來信稱讚我的文章蕩氣迴盪；老立委、台灣文壇祭酒陳紀瀅寫來長函，說五十年來未見過這麼深中肯綮的文章。我在時報掀起批判電影《滾滾紅塵》的浪潮後，在台北的香港港時報董事長姚朋親自為央報撰寫社論讚揚我的批判「滾」片編劇三毛之系列文章，還出具公函邀請我專程訪台促膝長談（16），陪席的中央文工會副主任沈旭步讚揚拙著《火柴盒上的中國現代史》為「治現代史學者之權威參考書」，為什麼他們的下屬方鴻毅、鄺基南、阿馮等竟會相信我是張力力那樣的文痞、壞種？我這才領會了「人言可畏」這句話的真諦。

此時老作家何家驊看不過眼，向前哨老闆劉達文打聽，這才知道張力力並非龔正，是蘇玉珍冤枉了好人，猶如崇禎皇帝中了多爾袞的反間計錯殺忠臣袁崇煥。張力力本人知道闖了大禍，乃親自向蘇玉珍闢謠，對方則認為這是「欲蓋彌彰」。

張力力是何許人呢？他本名李曉莊，是中共1975年最後一批特赦釋放的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中獲准離境的十位「戰犯」之一——蔡省三的乘龍快婿。蔡省三與段克文、王秉鉞、陳士章等反向而行，去不了台灣就定居香港經營「國情研究室」，受聘為香港地區和統促進會顧問，還當上了全國政協特邀委員。他入獄勞改廿五年期間，妻子曹雲霞改嫁了另一位投共未判刑的國軍軍官，蔡特赦後曹氏拋離丈夫回歸蔡省三，並將改嫁所生的一對子女攜往香港。來港後兒子因涉足黑社會走私毒品在大陸判了重刑，女兒在夜總會結識了嫖客李曉莊。婚後不久，李在香港星島日報與劉瀾昌（11）（共軍南京軍區政治部中校軍官，是張力力的上線）合編中國版，因刊登有損老闆胡仙名譽的謗文而被雙雙解僱，他發覺妻子在卡拉OK賣淫，便離婚赴大陸另謀生路。為了嘉獎他摧毀香港時報立下大功，廣東省安全廳一名處長將女兒許配給他。其岳父論功行賞大力扶持他辦了一份《台商》雜誌，不屬中宣部監管，不必申領書號，直接受廣東省安全廳統轄，強迫駐粵台商訂閱，還在北京、廈門、上海、台北、香港設置分社，獨樹一幟對台統戰。由於官方鼎力支持，該刊訂戶逾十萬，僱有百多位員工。

如今改名李樹松的李曉莊官至《全国台企联通讯》主编及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文宣委员会副主委、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上市公司委员会执行长、香港永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东冠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滬電公司独立董事等等，儼然名利雙收。

張力力文章引起人們詫異：國民黨擁有七千億台幣的資產，每年黨務費用不下四十三億元，時報每年虧損僅八千萬台幣何足掛齒，何況中央日報和中央通訊社的虧損比時報多得多，為何不將「二央」停辦？時報自一九四九年創刊以來，年年虧損，何以國民黨財力捉襟見肘的五、六十年代負擔得起，反而在外匯存底名利世界前茅時宣告「不堪負擔」呢？

時報經費主要由行政院有關部會編列預算挹注，虧空則由中央黨部補助。她在香港宣導政策，爭取民心，也象徵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存在。抗戰時中共挪用中央政府支付八路軍的抗日軍費，在重慶辦了一份《新華日報》，雖然銷路不多，虧蝕嚴重，但畢竟在宣傳戰線上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爾後中共奄有天下，再盤算新華日報的開銷，與今日大陸的歲入相比，豈止一本萬利？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自然會算這筆帳，然他耿耿於懷的是排除大陸人勢力，亦即去中國化。他逼郝柏邨離開行政院院長要職後，香港時報則是右翼大陸人勢力最後一個海外據點。李登輝最不能容忍的是，用黨政經費資助的一張報紙，居然頻頻以社論、專論、廣告等形式呼籲反對台獨、反對一中一台、反對直選總統、反對國民黨台灣化、反對世代交替。所以，一九九二年四月先由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徐立德放出空氣：因虧損過鉅，要儘快關閉香港時報。

金達凱離開時報就投奔政協委員胡鴻烈

社長金達凱率先得知時報來日無多，便於八月中申請退休，領了一筆退休金投奔全國政協委員胡鴻烈、鍾期榮創辦的香港樹仁學院，出任中國文學系主任。中央社駐雅加達特派員蘇玉珍走了宋楚瑜（19）的門路來港繼任香港時報社長，她本是女藍國手，來了香港不惜以報社的有限經費組織全港藍球聯賽，還興致勃勃招兵買馬籌組「國際女記者女作家協會香港分會」大搞跨國公關活動。她在香港度過了驚心動魄的秋、春兩季，據她在鄉村飯店宴席上對變色龍卜少夫所說：「真想不到，取消龔正三個專欄引起軒然大波，我每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不停地接到讀者群體的抗議電話，真想不到此人具備恁大的影響力，一拿起電話就聽到粵語的三字經，辦公室的同事也不肯給我擋下這些電話！」倒是左派的文匯報於九月八日刊出文章，稱讚「台灣當局既有九七不撤退之決策，基於『報照辦』之需要，駐港黨報社長必須是大陸方面容易接受之人物，起碼不能慫恿、包庇反共反華份子。近幾次人事更迭，步伐跨得還不夠大，思想還不夠開放，最好連抽象與不露骨的反共立場都拋棄掉」，又說「蘇玉珍女士大刀闊斧改革時報，據說是持有台灣最高當局的尚方寶劍……李登輝在台灣長大，與中共無怨無仇，似無意捲入極右派的反共漩渦」。可見同惡相濟、心有靈犀一點通也。

停辦香港時報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宋楚瑜下的命令，那時他馬上要接省主席職，自然不必為扼殺香港時報揹黑鍋。故在徐立德真除秘書長前突然由宋下令，既避免直接招惹民怨，又可獻媚於李登輝，真是一舉兩得。蘇玉珍的社長寶座僅坐了不到半年，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在報社隔籬的六國飯店設宴款待本港傳媒界名筆，揮淚宣佈香港時報停刊。

搞垮時報的周康美淪為通緝犯

時報停刊後，我組織了一個香港時報讀者代表團到台北請願（12）。到中央黨部時，宋楚瑜聞訊故意離開台北南下，文工會一個芝麻綠豆官下來敷衍我們，我正言厲色道：「中央黨部高官拒絕接見我們，那就不要埋怨明天香港報紙頭版刊登這一壞消息」，那年輕人大驚失色，電告他的上司，於是文工會主任周康美扭着蜂腰翩翩下樓，她一開口就說：「我是海軍陸戰隊司令周雨寰的女兒，幾年前為了愛中華民國，毅然賣掉在美國的房產，回台灣服務，我的愛國心不亞於你們各位……」我立即打斷她道：「令尊大人做陸戰司令，這同香港時報被迫停刊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件事。當年李宗仁還當過中華民國總統呢，一旦投共，就前功盡棄身敗名裂了，話不投機就不歡而散了。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我這個讀者代表團的成員中有一位年方三十的「台灣女孩」，名叫凌友詩（13），她在代表團拜會台北各個黨政機構時口齒伶俐，慷慨陳詞，大聲呼籲台灣政府重建香港時報，凝聚香港反共力量早日光復大陸。回港後聽說她在中大考上了博士，投靠邵善波，當上了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二○○三年當了福建省政協委員。前年見到電視新聞，她以高八度過於誇張的語調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期待兩岸統一到來」還希望中共能「讓他們（台灣人）放棄偏狹，像我一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語畢，她獲得多次掌聲，會議主席更是與她握手十多秒以示讚賞。我記得，當年會見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港澳處處長厲威廉時，她的聲調也是那樣高八度地誇張。

二00七年，我在澳洲刊物《自由聖火》上發表五千字文章《喻舲居何許人也》，以《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337-341頁內容為證據，揭露喻舲居早在一九八四年就主動向中共駐港機構賣身投靠，還向許家屯獻計怎樣「統一」台灣，又據時報攝影記者鄒治國說，時報內部員工向檢調單位遞呈檢舉喻舲居「通共」的密告信累計有兩呎多厚，他奉命長期跟蹤喻某，發覺他每週都在大富豪夜總會同新華社幹部飲宴，並交換文件，時報總稽核周定邦還截聽到喻某與新華社特工的電話通訊。但檢舉信經檢調部門批轉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後，卻都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後來才有人查明，公文落到專管海外黨報人事的文工會副主任朱宗軻手中。朱某曾在報界任職，是喻舲居的「大滾友」，喝酒嫖娼同惡相濟，朱某從政後成了喻某的後台，他每次來港視察業務都由喻某動用公款全程招待，故檢舉信全部被朱宗軻扣壓，到朱宗柯退休時，香港時報已停刊。一根繩拴兩個螞蚱，這兩個人無災無難撈夠賣夠才退休頤養天年。

文章由《前哨》（14）2007年3月號轉載於華夏文摘欄，風燭殘年的喻某閱後暴跳如雷，打電話威嚇要入稟高院控告我誹謗，這宗官司八字沒寫下一撇，喻舲居就患肝癌死了，也許是同新記飲宴過度，傷了肝臟。他臨死前幾天，我在銅鑼灣他寓所珠城大廈門口遇見他，但見他臉部黝黑，面無四兩肉，形同骷髏。

至於何家驊，「台北爭吵」之後，從他人生的頂峰急速下降，九七大限之前從他長期應卯的香港中山學會和中國筆會，領了總共五十萬港幣的退休金，洗盡鉛華，移居台北老去了。

二00九年，我乘赴台北出席學術研討會的餘暇，約了九七前最後一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方鴻毅先生一起去拜訪九旬老人何家驊，轉了三次公車才到達內湖英國別墅，那座豪華大廈的管理員告訴我倆，何家驊中風失智後，由其在美國CIA任職的兒孫來台賣了住宅送去香港一所老人院。回港後，隱約從中國筆會某位前任會長口中得悉，何老入住港島灣仔一所養老院。我特地去民政事務局查詢，那位值班的辦事員說，灣仔有幾百家老人院，無法查，而且有違私隱權。去年有人說，何家驊死了五、六年了，我一再向特區政府死亡登記處查詢，很久才接到官腔式回函，說查問死者卒日要付680元，原來「私隱權」可以用680元買下來！普通法不是規定死人沒有名譽權與隱私權嗎？何老倘若在泉下有靈，這位《四千名人生卒年表》的作者，知悉自己離世後連卒年也不為世人所知，一定會痛哭流涕長太息的。

俞渊若(本名孫煥珍)臨終前告訴我：《九十年代》那篇署名石羽飛的「香港時報台北爭吵記實」是她撰寫的，她偷偷將袖珍錄音機藏在手提包中，事後回想都害怕。如今金達凱、陳寶森、喻舲居、劉文傑、蘇玉珍、卜少夫等人都已經作古，我可以無所忌憚寫下這一段往事，畢竟一切是非都已化為塵埃了。

惡有惡報 天理昭彰

上述恣意傷害香港時報的罪人，其下場盡皆不妙，例如：

黎昌意，他是破壞與顛覆香港時報的主謀兼主兇。這個紈绔子弟，因以駐港大員身份與中共新華社處長王震宇擁抱、唱K而被匪諜林中堅連續八次向監察院申告「通匪」，最終被調回台北謫居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旋因中飽私囊捲入訴訟，倖心臟衰竭猝死而擺脫官非，年僅63歲。

金達凱：是香港時報殞落的主要禍首。據領月薪的時報副總主筆雷健透露：金達凱是時報八任社長中最貪婪缺德者，衹知撈錢自肥。他無理開除主筆團六位資深主筆，同匪諜喻舲居狼狽為奸瓜分社論資源，導致時報銷數劇減財困解體。1992年他離開時報後，投奔中共全國政協委員胡鴻烈、鍾期榮主辦的樹仁大學忝任中文系主任，退休後獨居於新界的公屋，年屆耄耋還姘上了隔鄰的過氣舞女，後者與親弟（任律師）齊力詐乾金的積蓄，將其虐待至死。那一對姐弟藉為金祝九十大壽邀請諸親好友，索取每人千元禮金，我在二十圍的壽宴見到金達凱滿身傷痕，他不久就抑鬱離世了。回想卅八年前，他蠻不講理同另一位貪官陳寶森合謀侵吞老作家陳蝶衣幾十萬元退休金的往事，我真感覺老天有眼，善惡必報。

《香港時報》結業後，其位於灣仔告士打道與盧押道交界的「香港時報大廈」（正名為「華夏大廈」）價值高達5.8億港元，但當時的國民黨黨營事業大總管劉泰英僅以1.9億港元出售，被稱賤賣國民黨產業。其後香港時報大廈在70日內轉售三次，獲利高達3.9億港元（15），傳說李登輝的妻子曾文惠分得2,000萬港元，其董事會成員如蔣彥士情婦洪小姐等都有分潤。香港時報大廈現時已改名為「筆克大廈」。

關於國防部情報局駐印尼特派員的女兒、口口聲聲：「我不想同大陸對抗，今後不准露骨地反共，不准寫硬性的反共文章」的蘇玉珍，因眼高手低心浮氣躁把許承宗創下的四萬份業績陡降至二百份，過了不到六個月社長癮就丟了烏紗帽。她晦氣回台後，捲入一宗財務糾紛，作為擔保人，被強制拍賣房產抵債，只好寄居女婿家中，鬱鬱而終，是為報應也。

香港時報停刊的操刀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副主任周康美（17），在民進黨與國民黨爭權奪利的凄風苦雨中，乘亂搏矇勾結電影名導劉家昌、女星甄珍夫婦掏空國民黨黨產六億元，被台北地檢署傳訊後，畏罪逃亡美國逍遙法外，雖然檢調單位頒布了通緝令，但並未全力追捕，然而她終其一生再也不能踏上寶島台灣的土地。

喻舲居：與喻可欣的生母離婚後，到大陸娶了他學生時代的女同學，很快就因半世紀政治光譜的落差而大興干戈。此時俞可欣母女因為包養一名巴基斯坦外勞小鮮肉爭寵大打出手，消息曝光後鬧得滿城風雨。2009年9月我在銅鑼灣珠城大廈前撞見喻某，但見其滿臉黝黑形如骷髏，同月28日傳出他的肺癌死訊，竟無人出席其喪禮。

劉文傑，這個揚言「東家不打打西家」的時報副總經理，92年進了胡仙主辦的星島日報，不久就因蠅營狗茍囂張跋扈而被解僱，旋跟隨他父親劉松飛披上道袍手持法器穿插於港九幾家殯儀館，幹上了「賺死人錢」的陰司活兒，這也算是窮途沒路。他患肺癌死於2013年12月初，年僅五十歲。冥冥中似有天譴。

卜少夫（18）：早年投靠國民黨，妻子是上海警察局佩槍警官，無出。國民黨豢養卜少夫60年後，他卻於1985年投靠共產黨，做了新華社的座上客。他惡貫滿盈後，他領養的兒子卜凡，貧病交迫死於台北，是謂絕後。

國民黨亡了，中華民國不會亡！

《香港時報》停刊後，國民黨一步步走下坡路，兩位蔣總統毋忘在莒、莊敬自強的志業，逐漸走向衰落，以致於兩度失去政權。

宋楚瑜五度不自量力參選總統，在國民黨內部拆台，此人至死不悟，死了一定會下地獄的。

1992年9月18日，香港萬人協會邀請我出席其21週年會慶暨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十一週年宴會。我在六百多人掌聲中登台演說，我回顧了當年東北同胞逃亡關內所唱的〈松花江上〉名曲：「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我說，1075年前南唐國主李煜，國破被押往汴京幽居，其愛妻小周后多次被宋太祖弟趙光義強迫侍寢，他寫下「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名句，遂被趙光義下藥毒死。這件往事說明了一個國家被滅亡後，即便國君都性命難保。我日前雖失去了香港時報的三個專欄，但我深信真金不怕烈火，烏雲遮不住太陽，衹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總有一天我們會打回老家去的！」台下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萬人協會於香港1967年左派暴動後，由著名作家陳子雋（萬人傑）的擁躉創立，會眾最多時逾萬，陳子雋曾編寫《萬人傑語錄》，與《毛語錄》對抗，還創辦政論週刊《萬人雜誌》和《萬人日報》。萬人協會的成員，有中學教師、中小企業文員、銀行經理、小商人、的士司機、中學生等，其中有些是偷渡來港的大陸難民，他們沒有政治背景，跟國民黨毫無關係，然都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遺民，只是不滿國民黨無法對香港提供足夠的政治支援和文化資源去反抗共產黨。

我剛坐回主賓席，就湧來許多陌生人向我敬酒、同我握手，從舊識岑嘯雷與歐森口中才知，兩個多星期以來，萬人協會的會員們自動組織起來，編排了時間表，從早到晚輪流致電蘇玉珍向她抗議其倒行逆施，並以實際行動集體罷買變了質的香港時報。這些感人至深的話抒解了我鬱結於胸的愁思，是謂「德不孤，必有鄰」也。宴散後，萬人協會會長洪益林親自送我過海回家。洪是東方日報老闆馬惜珍的親家。

這次聚會使我深信：即使國民黨亡了，中華民國也不會亡！

圖片說明：

1.《瘟君夢》封面。

2.岳騫（何家驊）

3.道貌岸然的金達凱

4.九十年代所刊〈香港時報台北爭吵記實〉

5.劉瀾昌著〈天安門清場死亡之謎〉由喻舲居編發，稿酬特優。

6.匪諜喻舲居

7.許家屯回憶錄對喻舲居的描述

8.張力力（李曉莊）

9.張力力（李曉莊）謗文〈香港時報能掙扎求存嗎〉

10.文匯報頭條〈時報的明智之舉〉

11.張力力的上線劉瀾昌（柳彥）

12.信報1993年3月22日〈香港時報讀者台北請願記實〉

13.凌友詩

14.《前哨》2007年3月號刊登〈喻舲居何許人也〉

1995年3月14日台北聯合報記者謝公秉有關香港時報大廈賣給中共空殼公司分贓3.9億元的報導。

華夏大樓 兩度轉賣契約上有國民黨代表簽字(1995/03/14)

黨內有質疑聲: 可能有人與中資機構聯合買空賣空 明天中常會上將要求說明

聯合記者謝公秉／台北報導

國民黨內部人士指出，去年三月二十二日黨內正式簽約拍賣黨產香港華夏大樓，不過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轉賣兩手，契約上面仍有國民黨的代表簽字，黨內可能有人和中資機構聯合買空賣空。據指出，黨內部分人士將在明天的中常會併同尹書田紀念醫院巨額捐款案，強烈要求黨中央明確說明。

華夏大樓的拍賣爭議已久，原參與投標的亞洲文化事業機構董事長丁伯駪質疑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主委劉泰英之後，國民黨內部昨天有人進一步透露，國民黨拍賣香港華廈大樓是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簽下買賣契約，六月二十二日才完成交屋，兩個月內價格由港幣一億九千一百五十萬元暴增為港幣五億八千萬元，不但涉及和中資機構合作炒作價格，中間的價差流向更令人費解。

相關人士說，華夏投資公司總經理、文工會副主任周康美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陪同，赴香港簽約拍賣香港華廈大樓給港源有限公司。五月二十日港源轉手給明珠集團，明珠於六月二日轉給滿驊公司。

相關人士說，在明珠集團和滿驊的買賣契約還是有周康美的簽字。國民黨當初簽下的買賣契約中，理律事務所曾建議列入中資機構的排除條款五年內不能售予中資機構。

不過，相關人士表示，港源公司的董事長張載村和鄧小平的次子鄧質方關係密切；張載村是印尼華僑，民國六十二年到香港擔任寶佳集團執行董事，後來寶佳被大陸首鋼集團收購，首鋼的重要股東正是鄧質方。黨管會主委劉泰英應該就買空賣空，以及和中資的合作問題，提出說明。

對於黨內部分人士的看法，周康美表示，當初她的簽名為何出現在滿驊和明珠集團的契約上，她本人當時也覺得怪怪的。不過去年三月售出之前，曾請李登輝主席就一億七千萬元、一億八千萬元兩個建議案批示；李主席是在去年二月二十一日批示的，所以以一億九千多萬元，賣出並無不妥。

當時協助簽約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顧靜玉表示，周康美在三月二十二日簽下買賣契約，六月二十二日簽下的是土地物權買賣契約，所以六月二十二日才算完成買賣；中間接手的港源在未拿到土地權狀前，就以買空賣空手法出售，只要買賣雙方同意就可以，並無法律問題，和國民黨也無關。

由於黨內對拍賣過程是否有重大人為缺失的看法分歧，當時參與投標的丁伯駪和新香港時報的社長沈誠近日內頻和黨內特定人士接觸，預料明天中常會中黨產問題將成為重點討論議題。相關人士強調，黨產的監督雖然黨內討論過，不過包括尹書田紀念醫院的十億捐款案和華夏大樓拍賣，仍有很多私相授受和中資掛勾的敏感問題，黨內主事者必須明確交代，否則對國民黨將有嚴重負面影響。

16．1991年3月22日，香港時報董事長姚朋（右3）在台北康熙苑設宴招待我（左1）時報台北辦事處主任蘇玉珍（右1）陪席，右二是中央社編輯部主任周培進，右四是小說《藍與黑》作者王藍，右五是香港華僑旅行社社長僑選立委許之遠。

2006年8月19日中時記者陳志賢有關華夏投資公司董事長周康美捲入電影著名導演劉家昌、甄珍夫婦掏空國民黨黨產六億元密洞弊案的報導。

2006.08.19　 《中國時報》

掏空黨產劉家昌甄珍面臨起訴通緝

陳志賢/台北報導

知名導演劉家昌、甄珍夫婦，因被控利用國民黨營事業交易過程，疑涉掏空國民黨營事業華夏、光華及啟聖等公司六億元，涉嫌背信。據了解，檢調已密集約談過前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等多名證人，偵查行動已近尾聲，預計近日將結案。

據指出，由於部分證人指述，對劉家昌、甄珍夫婦不利，檢調懷疑劉家昌、甄珍夫婦涉嫌重大，但兩夫婦自八十八、九十年離境後，迄今都未曾返台說明，因此據研判，劉家昌及甄珍遭起訴或發布通緝的可能性很高。

    約談劉泰英等證人 釐清案情

多年前，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就依背信罪嫌將劉家昌、甄珍夫婦列為被告，函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據了解，辦案人員為釐清案情疑點，以證人身分密集約談前國民黨投資部門人士，包括有前投管會主委劉泰英、前執行秘書劉大貝及華夏投資董事長周康美等多人。

其中，劉泰英曾遭檢調人員兩度約談。但據了解，劉泰英對於劉家昌夫婦疑涉掏空黨產過程，表示不知情，說法保留。不過，檢調發現，有部分證人證稱，該投資過程異常，證詞不利劉家昌、甄珍。

調查局指出，劉家昌在八十八年七月間，以投資九百五十萬元，以海外企業「欣和」機構名義，向經濟部投審會申請成立，劉家昌隨即以董事長名義召開臨時股東會，提案增資二億四千萬元，決議授權董事會以二千四百萬股增資股票，以每股廿五餘元溢價發行，預計募集增資款為六億一千餘萬元。

當時國民黨營華夏投資、光華投資、啟聖實業及永美及太子等公司均分別投資，其中華夏及光華兩家投資公司，分別購買欣和二千二百餘萬股、一百餘萬股的股票，投資欣和各達五億六千餘萬、三千九百餘萬元。欣和在八十八年九月間完成增資案。

不久劉家昌即分別與妻子甄珍、及甄女經營的「家欣藝術」公司簽訂不動產及土地買賣契約，以六億九千三百萬元代價，高價購買甄珍及「家欣」公司五筆汐止土地及兩棟建物。

調查局發現，「家欣」資本額僅有五百萬元，並且欣和曾經請銀行鑑價約二億餘元、華夏投資曾委託鑑價公司鑑價僅有三億八千元，檢調認為該建物及土地價格大約二至三億元。

    挪黨營增資款購地涉吞六億

調查局懷疑，劉家昌將黨營事業增資的六億餘元款項，全部作為購買土地及不動產，導致欣和公司負債二億餘元，且購得的房地產閒置不用，還須另行支付劉家昌詞曲版權費用，嚴重影響欣和公司股東權益。

另外，調查局懷疑，劉家昌在二千年總統大選期間，得知國民黨有意把投資的博新多媒體出售，便遊說主導出售黨產的華夏投資公司，以二億一千萬元出售予欣和公司為條件，並疑似誇大不實計畫書，誘使黨營事業投資。

劉家昌取得博新多媒體後，隨即將博新的衛星發射訊號以及攝影棚等設備，再分別以、五千萬元和四千餘萬元，轉手賣給國民黨投資的侑偉與非凡電視台。

調查局查出，掏空黨營事業華夏、光華及啟聖等公司增資款高達六億元，事後疑約有一千五百萬美元不明資金匯出國外，用途不明。

18．變色龍卜少夫。

19．2015年3月30日蘇玉珍與宋楚喻的親匿合影。時隔陳萬水病逝僅兩年零八個月。

作者: 张扑 K9 (标题本网编辑所加)  2024-1-04

各位好 ！
新年展望，几多欢喜，几多忧愁。
说两件高兴的事情吧。

一是我姐张戎，新年受勋，荣获英国国王查尔斯颁发的“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表彰她”对文学、对历史的贡献”。

张戎同时收到卡米拉王后发自白金汉宫的“最热烈的祝贺（my warmest possible congratulations ）”信。

我立刻打电话给远在老家成都的母亲，90多岁的母亲面对视频，笑逐颜开，连声说“太好了”。在张戎的成名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里，我母亲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根据英国＜独立报＞去年12月31日的署名文章，这本书在全世界已售出两千万册以上。

（除了《鸿》书，张戎的著作还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慈禧太后》，《宋氏三姐妹》）

另一件高兴的事情，与我的已出版的中文长篇爱情悲剧小说们有关。除了今年七月《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的英文版将面世，《轻轻的，我走了》也交到英文翻译手里。

眼下我正在创作的，是一部惊险小说：《干掉她，务必在黄昏之前》。这部长篇小说以2010年左右的中国为背景，根据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发展而成。写作进展顺利，已快到“杀青”阶段，有望年内完成。

(照片说明) 十多年前，摄于老家成都郊外黄龙溪古镇：
（从左）我、母亲、张戎。

                       2023.12

2023年，解除疫情管控的第一年。这一年，人们难掩三年疫情管控遗留的阴影，纠结、彷徨、沉闷、难以言说、迷失方向，虽力图振奋，又抑郁萦怀。三年严苛管控烙下的心理创伤挥之难去，甚至会长久伴随；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伤，以及疫情期间公权恣意的长远贻害、大众对人生价值的困惑和怀疑，将会像十年“文革”浩劫一样，需要漫长时日加以化解。

2023年，我们分明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内卷，作为疫情管控创伤后遗症的内卷。
内卷是面对重大变故刺激时的收缩防守、回归自我特别是回归原教旨自我的状态，是消极守旧、固守现状乃至企图回归从前的态势。2023年是内卷与开放纠结和缠斗的一年，是欲内卷而现实已不允许，欲开放却又瞻前顾后、勇气不足的一年。

清末以来西方主动冲击、中国被动回应的转型史，百余年来的历次革命史，1980年前后的主动为主、被动为辅的改革开放史，无不是内卷与开放长期纠缠、一消一长的历史。经四十余年的改开，内卷的守旧势力已被极大削弱，但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开放的力量虽大为增长，但仍难言足够强大，改革开放屡屡受到内卷的守旧势力和矇昧的极左势力的挑战。

社会治理方面，重威权、重强制、重管控而轻权利、轻论理、轻自由的改开前模式死而不僵，基层公权力普遍形成强制力依赖之戾气，并将这种戾气传导至民间。

经济方面，私营经济在三年疫情管控期间受创最重，私营经济活力和私营企业家的信心严重受损，加之持续的国进民退，著名私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被罗织罪名的恶劣效应，私营经济的恢复远不及预期。2023年全年，虽密集出台私营经济利好政策，但应者寥寥、效果不佳。国进民退，私营企业信心受挫，表明被总设计师靠个人权威压制的姓资姓社之争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法律领域，与社会治理方面密切相关，无论立法或执法、司法，都表现出鲜明的向1980年改开前的威权、强制、暴力依赖和管控机制内卷的倾向。立法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超越法律只管具体行为、不管思想和道德的根本原则，试图将精神性的“环境和氛围”、“民族精神”、“民族感情”等抽象、宏大的道德范畴及其妨害纳入法律保护和惩罚的半径，更轻率地自我授权采集公民肖像、指纹、血液、尿液等隐私的生物信息和生物标本；在行政执法领域，公安频繁对公民的网络言论轻率施加治安处罚，而非讲理、沟通、说服；在刑事司法领域，公检法屡屡滥用颠覆或扇动颠覆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各种扰乱秩序罪对行使宪法、法律权利的公民强行定罪量刑，公开向1979年之前无法可依的政治挂帅、无限上纲、以刑罚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时代内卷。急功近利、饮鸩止渴、无视公正与否、不计长远恶害之重刑主义、重罚主义甚嚣尘上！如不及时收手，违背宪政原则和法治精神的法家重刑主义、重罚主义定将像1983年疾风暴雨的严打一样，贻害未来！

2023年，恒大、融创、碧桂园、华夏幸福等房地产巨头相继暴雷，波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恒大老板许家印因企图逃费债务而被捕。大拆大建、急风骤雨、不计后果的房地产业之危机，多年前早被有识之士善意预警，然而，无论是恒大等房地产大亨，还是急功近利地把房地产业定为支柱产业的决策者，无不嗤之以鼻，不以为然。重刑主义和重罚主义者当以房地产今日之危机为戒，以免日后悔不当初！

2023年，同样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盲目大干快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也险象环生、频频告急。历史经验表明，所有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违背规律、图一时之快的行为和决策，终将在未来反噬自身！1958年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之血泪教训岂可忘却！
所有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违背规律的史实背后，无不是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向威权模式的高度内卷，无不是权力不受制约和权力亲自下场，无不是市场规律和法治逻辑被权力破坏。

2023年，民间投资复苏乏力，私营企业家批量出走。何以然？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公权力的任性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孙大午先生的遭遇令私营企业家暗自心寒、惶恐不安！

2023年，郭飞雄（杨茂东）先生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8年，这是他第三次获刑；常玮平律师、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分别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3年6个月、14年、12年，这是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第二次获刑，而与他们同案被抓的李翘楚女士仍审而未判；余文生律师也再度被抓，本次更是株连其妻；覃永沛律师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5年，李昱函律师被以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而被判性6年6个月，杨绍政教授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陈家鸿律师二次被抓逾一年而久押不决，吉田律师再被强迫失踪，高智晟律师持续人间蒸发。

我们确信，依中国的宪法和刑法，郭飞雄先生、常玮平律师、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覃永沛律师、李昱函律师、余文生夫妇、陈家鸿律师、杨绍政教授，他们所有的言行无不合法，他们之被定罪判刑是公权力向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威权模式持续内卷的结果。

2023年9月、11月，福州公民叶钟、南京公民孙林相继被当地警方打死。

2024年，人权律师张展、常玮平、李昱函、覃永沛以及著名异见人士郭泉博士、知名维权人士王爱忠先生将走出狱门。

百余年来，中国始终未能步出内卷与开放的纠结。如果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完全内卷的社会，那么1980年改开之前的中国则仍是一个虽已非完全内卷却依旧高度内卷的社会。内卷必然封闭，封闭必然落后，落后自然挨打且被歧视。然而，落后或许会挨打于一时，但落后绝不是永久挨打的根源，永久挨打的根源是拒绝开放、自甘落后，是固步自封、长久内卷。

东亚强邻日本脱亚入欧的历史，以及中国自己四十余年改开的历史都证明，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必须是全面的开放，而不能只是洋务运动式的片面经济开放。历经四十余年改开却仍在内卷和开放之间纠结不休，否定改革、企图内卷回1980年之前的极“左”势力不时抬头，中国多次驻足于内卷、因循和继续改开的十字路口，犹豫彷徨，患得患失，充分表明单纯的经济改革根本不能推动中国穿过改开的深水区，启动与经济改开相匹配的全面改开已是时不我待！

历经四十余年改开及二十余年入世的洗礼，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已成为常识和共识，试图长期内卷或回归国企主导的计划经济，已绝无可能了！与其左右摇摆、游移不定，何如真心实意、无所保留地拥抱市场经济，走向全面的开放历经四十余年立法积累和司法实践的捶打，全体国民已真切体会到法治对于人治和强权之治的优越，试图内卷回人治和强权之治的从前，已绝无可能了！与其举棋不定、瞻前顾后，何如破釜沉舟、从长计议，坦坦荡荡对国民从小进行民主、权利、宪政、法治教育，训练和培育国民的主人意识和参与能力，深耕细作，假以二十年、两代人之功，开放、外向、自信的法治社会定可建成！

我们深信，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和权力直接参与经济的社会一定是内卷、守旧和人治的社会，只有民权、私权张扬和市场充满活力的社会才能成为开放、外向、法治和兼采众长的社会。放弃内卷，走向开放，从停止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始，从尊重和保障民权和私权始，从激发私营经济活力、纠正孙大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