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版#MeToo 狂燒 58位大咖名單一次看

轉載自台灣記者朱祖儀                 2023-06-28

 

本網按:台灣今年五月底以來的#Metoo運動受害者中,也包括在台灣出生,人在海外的前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心語女士。心語公開指控流亡海外的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先生「強姦未遂」。滕彪發聲明道歉,但不認「強姦未遂」之說。

 

台版「#MeToo」運動延燒,不少大咖黑歷史全被起底。而起源是從5月底開始,一名民進黨前黨工爆料遭到性騷擾,貼文中引用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的經典台詞「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後續開始有越來越多受害者勇於發聲。對此,《東森新媒體ETtoday》為您整理各界遭點名名單。

 

 

政治圈

 

1.薛朝輝

民進黨前黨工爆料,工作時遭到導演「輝哥」薛朝輝按頭靠肩、愛撫,甚至在廁所外堵人,向上通報還被吃案。貼文曝光後掀起眾人關注,因而引發台版「#MeToo」運動。

薛朝輝事後發聲明,指出若有任何動作引發誤會向當事者表達歉意,但對於不實的指控已委請律師,確保相關權益不受不法侵害。

 

2.陳右豪(否認)

另名民進黨前黨工透露,共同工作期間,同事陳右豪經常對她性騷擾,像是喝醉後摟腰、摸屁股、偷親臉頰。

對於指控,陳右豪否認性騷擾一事,「請社會各界不要再轉傳此錯誤之內容,並立即停止對於本人所有不實之指控,否則本人將被迫透過法律手段來捍衛本人的名譽。」

 

3.王丹(否認)

 

▲王丹因性騷一事遭提告。(圖/翻攝自Facebook/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受害者指控,在美國紐約某飯店遭知名民運人士王丹強吻、性侵,並於本月7日提告。

對此,王丹回應,「性騷」之事完全不存在,後續被告後則稱「坦誠面對司法檢視,我不會有任何逃避」。

 

4.何志偉

男網友指控,8年前被民進黨立委何志偉肢體騷擾,對方還在手臂上留下手機,告知「記得來找我喔,我等你」。

對此,何志偉致歉,「若無心的動作造成對方困擾,感到很抱歉」,未來會改變與民眾互動的方式。

5.洪智坤

有女導演指控,某次去高雄協助市長競選宣傳片,被一位H姓民進黨政治人物襲胸、從背後抱住,種種線索指向時任高雄市長辦公室主任洪智坤。

對此,洪智坤發文道歉,「給人不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錯誤,我沒有任何職務,也與任何人無關,我只有真誠道歉,改進並且彌補過錯」。

 

6.林男固(否認)

議員何孟樺透露,過去擔任民進黨青年部主任時部門曾處理一案,當時發現下屬有異狀,才知道對方被騷擾,加害者就是民進黨組織部副主任林男固。

不過林男固否認指控,強調沒有半夜打電話騷擾,也沒有寫情書,但仍致歉「對她造成的困擾,我真的很抱歉」。

 

7.傅崐萁(否認)

▲傅崐萁否認性騷指控。(圖/記者蔡儀潔攝)

 

媒體人董成瑜日前控國民黨立委傅崐萁任花蓮縣長期間,曾在一場餐敘上對她性騷擾,當時也有其他目擊者。

不過傅崐萁否認此事,強調自己從未利用權力關係對女性或下屬進行任何性騷擾情事。

 

8.張宇韶

民進黨青年部工讀一名女子指控,「張姓媒體人」多次想約她出去小酌、看夜景、泡湯等騷擾舉動。爆料曝光後,「雞排妹」鄭家純在文章下方點名張宇韶,並問「此案例是你嗎?」

張宇韶並無正面否認,僅回「感謝所有指正與關心我的朋友們」。

 

9.羅廷瑋(不起訴)

台中市議會2019年間發生議事衝突,民進黨前市議員賴佳微事後控告國民黨市議員羅廷瑋性騷擾。近來「#MeToo」運動延燒,此事又被重提,但羅廷瑋已獲不起訴處分。

 

10.吳乃德

台灣農村陣線前黃姓女工作人員指控,吳怡農之父、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吳乃德在她大學期間進行性騷擾。

事後吳乃德公開道歉,表示將退出真促會、不再參與公共事務。

 

11.易俊宏

前台南市政府副發言人易俊宏,去年6月遭踢爆是性騷擾慣犯,任職教育部青年署講師時,還以言語、肢體性騷擾多位未成年學員,惡行長達至少7年。

台南市長黃偉哲當時強調「絕不寬貸」,但民進黨籍台南市議員林依婷卻聘用易俊宏作為助理,在此次性平爭議被揭露。

 

12.羅紹齊

易俊宏被爆去年遭控性騷後,台北市議員徐巧芯指出,曾上過新聞的羅紹齊也是性騷慣犯,但仍在台南市府新聞處工作,質疑台南市府刻意包庇。

 

13.劉仕傑(否認)

 

一名女子控訴,遭男性政治人物「A男」性騷擾,並稱該男曾兩度競選台北市議員落選,線索指向時代力量前議員參選人劉仕傑。

對此,劉仕傑否認有性騷意圖,但透過臉書表示深切反省自責,向當事人表達最誠摯歉意。

 

14.顏志發(否認)

總統府資政顏志發被「小英之友會」前員工指控性騷擾。

顏志發先是憤怒提告,批評「完全是污衊」。不過他在本月6日下午發出聲明指出,本於尊重並支持性平調查的專業與權威,已撤回對不實言論提出誹謗之告訴。

 

15.徐佩勇

前駐菲律賓代表徐佩勇遭爆長期對菲籍女秘書性騷擾,除摟抱、強吻外,還有捏胸、強行脫衣、摸私處等脫序舉動。

對此,外交部證實,今年4月間獲知有關徐前大使疑似性騷擾情事。

 

16.李波Bartosz Ryś(否認)

曾任太陽花學運發言人的賴姓女子發文控訴,去年9月遭到時任波蘭駐台辦事處副處長李波(Bartosz Ryś )在其家中性侵。

不過,李波透過推特發文否認,指該案已經過台北地方檢察署、台灣高等檢察署的檢察官做成決定,認定指控不成立。

 

17.陳柏惟

▲陳柏惟被指控後發出聲明道歉。(圖/翻攝自Facebook/3Qi.tw陳柏惟)

 

前立委陳柏惟在本月15日遭志工團女成員指控,曾對她說「找妳當我的代理孕母」、「走啊!汽車旅館啊!敢不敢!」等語涉性騷。

對此,陳柏惟在聲明中表示,「對於巫小姐的指控與造成她不適的言論,我先在此誠摯的向她道歉」,也不參選2024立委選舉。

 

18.邱臣遠(否認)

一名曾在民眾黨立委賴香伶辦公室任職的女子日前透露,工作期間遭到如今是立委的邱臣遠摸手等性騷擾。

對此,邱臣遠19日表示,對於這樣影射的不實指控,對他造成名譽的妨害,後續將提告,捍衛名譽。

 

19.張之豪

前基隆市議員陳薇仲日前發表文章,指稱民進黨基隆市議員張之豪除了會盯著女性胸部看,甚至還問她「是不是沒做過愛的女生都比較笨」,讓她相當不舒服。

對此,張之豪發表長文承認錯誤,並鄭重道歉。

 

20.曾柏文

前國民黨智庫研究員曾柏文遭爆料涉及性騷擾,不僅約女性在車上聊天,還對女性身體「靠得很近」、要求「抱一下」等,至少有5人受害。

曾柏文對此致歉,表示為過去因為分寸失當,感到被冒犯的女性道歉。

 

媒體圈

 

 

1.王健壯(否認)

作家兼資深記者房慧真在臉書揭發,現任《上報》董事長王健壯也曾對她性騷擾,更直言王健壯應該是「慣犯」。

對此,王健壯發聲明喊冤,「我絕對沒有騷擾別人的動機與企圖,而且我一向支持#MeToo運動,也一向支持性別平權與進步價值」。

 

2.劉永嘉

金鐘編劇鄭心媚透露,曾遭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劉永嘉性騷擾及恐嚇,並指出現任《風傳媒》總編輯夏珍當初還責怪她大驚小怪。

《中國時報》回應,已將劉永嘉停職調查中。

 

3.朱學恒

▲朱學恒表示,當下已經喝到斷片。(圖/翻攝自朱學恒YouTube)

 

台北市議員鍾沛君指控,資深媒體人朱學恒去年一次餐敘後,趁著好友先行離去二度強吻她,更說出「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等誇張言論。

事後朱學恒坦承行為,但強調當下已經「喝到斷片」,完全不記得。

 

4.朱凱翔(否認)

無黨籍雲林縣議員陳芳盈指控,媒體人朱凱翔曾當面2度詢問,「我可以和妳打砲嗎?」透露至少有10名以上受害者。

對此,朱凱翔先是否認,「沒有的事,就是沒有」」,隨後又引用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的內容回應,疑似在影射「有人心懷叵測,意圖混水摸魚」。

 

5.阮慕驊(否認)

▲阮慕驊否認指控。(圖/記者姜國輝攝)

 

 一名女電台前員工發文指控,多年前曾遭財經專家阮慕驊硬親、伸手進衣服內摸胸。

對此,阮慕驊發出3點聲明回應,強調這是莫須有的指控,若有任何人認為他有逾矩行為,敬請依法律途徑尋求救濟,他絕不迴避,未來也不再針對此事表示意見。

 

6.藍祖蔚(否認)

資深媒體人、現國家影視聽中心董事長藍祖蔚,遭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朱立熙爆料是性騷擾慣犯,點名多位女記者、女主播都是受害者。

藍祖蔚在臉書貼文澄清否認,但因不想成為政治砲灰,也宣布請辭國家影視聽中心董事長一職。

 

演藝圈

 

 

1.黃連煜(否認)

近來有網友爆料,遭一名金曲歌王在工作室性侵,影射去年奪下金曲獎客語歌王的歌手黃連煜。

對此,黃連煜發出聲明否認,強調「性侵一節絕非事實」。

 

2.邱晨

日前導演彭啟原發文,30年前曾帶一名女實習生到部落拍攝節目,不料遭到知名男歌手性侵,近日才得知事情真相,雖然該歌手也已離世,但還是忍不住公開他的身分,就是曾入圍金曲「特別貢獻獎」的邱晨。

 

3.周格泰(否認)

名媛黃景俐日前控訴,新人時期曾被周格泰導演性騷擾,對方不僅強摟、強吻她,還把她的頭硬壓到胯下。

對此,導演周格泰的公司大路視聽也否認指控,「這個是蠻無中生有的事情。」

 

4.許傑輝

▲許傑輝宣布退出演藝圈。(圖/記者周宸亘攝)

 

有男學生在「黑特劇場」開出第一槍,透露多年前曾上過許傑輝的表演課,第一堂就被要求模擬性愛配音。隨後多名女星指控,曾被許傑輝襲胸、摸臀等。

許傑輝6月15日宣布退出演藝圈,停止所有活動。

 

5.黃健瑋(否認)

有女網友爆料,《人選之人-造浪者》其中一名男演員有「趁機性交」,3線索指向黃健瑋。

對此,黃健瑋回應,「對於報導中近廿年前曾經來往的敘述,並非事實,本人絕無違法之情事。針對不實指控將委由律師進行後續的法律動作」,近日也委任律師正式發出2點聲明,指出爆料內容非屬實,盼各界勿再捕風捉影,以訛傳訛,侵害其人格法益。

 

6.宥勝

▲宥勝事發後在粉專道歉。(圖/翻攝自「宥勝之旅」臉書)

 

有女網友在臉書爆料,某次送宥勝回家遭襲胸2次;另一名女子也指控,宥勝曾以借廁所為由進到女同事家,跨坐在女方身上強吻、舔耳、解開內衣等。

同日下午,宥勝在粉專發出道歉聲明,坦承曾對前員工性騷擾,「面對曾經犯過的錯,我不會逃避。真的真的,很對不起」。

 

7.黃子佼

 

▲黃子佼道歉後自殘。(圖/記者周宸亘攝)

 

女網友爆料,17歲時認識黃子佼,孰料在宿舍樓下被要求上車後遭強吻;事後黃又約她到飯店房間探班,還要求拍裸照,她當下哭出來,還被對方說「你流淚也很美」。

事後,黃子佼拍出3段影片道歉,同時扯出13名藝人醜聞後,自殘送醫急救,目前已經出院。

 

8.炎亞綸(否認)

 

▲炎亞綸否認偷拍。(圖/記者李毓康攝)

 

網紅耀樂透露,2018年和炎亞綸交往遭偷拍性愛影片,對方甚至曾不顧他意願發生關係,還同時和多人交往。

事後炎亞綸發文坦承交往,並證實有過私密影片,是修手機時被有心人士外流。21日他也現身耀樂記者會現場致歉,但否認偷拍行為及強迫性交情事。

 

9.NONO

 

。(圖▲NONO宣布停止演藝工作/記者李毓康攝)

 

小紅老師21日開記者會公開指控Nono性騷擾,並提供了多位受害者私訊截圖,經過粗估計算受害者多達近20人,甚至有女子遭性侵得逞。

對此,NONO在遭到指控後首度發聲,「本人即刻起停止演藝工作,誠心深刻反省,NO NO」。

 

10.張三

女歌手王喬尹21日PO文指控,樂團「張三李四」團長兼主唱張三對她性騷擾,在混音室突然把手伸進她的衣服觸摸身體。

對此,張三隔天凌晨發長文否認此事,並直言「有性騷擾對方的人出門就被車當場撞死,我敢這樣說,妳敢嗎?」

 

藝文界

 

1.貝嶺(否認)

「人選之人-造浪者」編劇之一的簡莉穎今天在臉書發表長文,指控大學時期曾遭中國流亡詩人貝嶺性騷擾。

據《中央社》報導,貝嶺回應,「這完全是一個杜撰」。

2.陳芳明

▲陳芳明遭控是性騷擾慣犯。(圖/翻攝自陳芳明臉書)

 

政治大學台文所校友、台灣社運人士江昺崙指出,作家陳芳明是性騷慣犯,台文所的學生都耳聞過陳芳明的不堪故事,當時其他老師們則是提醒女學生「自己留心一點」。

對此,陳芳明並未回應,政大則稱,校方堅定捍衛性別平權,性平會機制完備,一切個案將依照法規秉公處理。

 

3.張鐵志

作家張鐵志日前在臉書上自曝,20多年前唱KTV時「喝到斷片」,手觸碰到學妹的身體,但隔天當場道歉,對方也接受。

 

4.司強(否認)

法籍藝術家司強(Jean Scuderi / Jean Noël Scuderi)近日被3位以上學生,或因公合作往來之女性指控性侵、性騷。

對此,司強發出聲明表示,「我從未有意對任何人造成傷害」,也不認同網路上主觀言論的拼湊,誇大渲染且直接將他塑造成負面形象的作法。

 

5.李文勳

▲李文勳遭爆性侵。(圖/翻攝自Facebook/我愛 戲曲天王 李文勳)

 

日前有網友在臉書「黑特劇場」爆料,在求學階段曾被「戲曲王子」李文勳要求留宿過夜,半夜遭對方撫摸及吸吮性器官。

對此,李文勳並未對外說明,但他參與唐美雲歌仔戲團年中大戲,劇團緊急發出聲明「確定換角」。

 

6.何則文(否認)

黃姓合夥人19日指控,知名作者、青年職涯教練何則文誘導他拍攝裸照,甚至逼脫光衣服挨打、下跪、幫忙口交、性侵。

對此,何則文第一時間否認性侵,20日連發2天道歉文,強調「當時的狀況,真的跟你所陳述的不一樣」,又表示將會「離開公眾視野」、「用人生去贖罪」。

 

學術界

 

1.石計生

女網友指控,10年前在東吳大學社會系擔任助教期間,遭教授石計生摟腰性騷,且受害不只她一人。

對此,系主任周怡君回應,學校已告知會聯繫當事人,啟動調查,等待調查結果出爐,之後進行討論處置。

 

2.謝國欣(否認)

▲中正大學傳出教師騷擾女校友事件 。(圖/記者翁伊森攝)

 

中正大學一名女校友日前在臉書指控,曾遭副教授謝國欣性騷擾,包括游泳時要幫她綁游泳綁帶,抽筋時幫忙按摩卻按到大腿根部。

謝師事後發出聲明,反駁網路傳播都是不實言論,指相關言論扭曲事實、斷章取義,皆屬錯誤不實指控與描述。

 

3.劉育成(否認)

民進黨南投立委蔡培慧日前與受害人開記者會,揭露南投狼師、現任大鞍國小校長劉育成,從30年前就開始猥褻女學生,甚至把國小女同學當「後宮」,性騷行為持續將近30年。

劉育成回應靜待調查,保留法律追訴權,但也強調若是真的,「能活到現在嗎?」

 

4.黃芳進

有學生在Dcard指出,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黃芳進,在指導碩士論文期間,經常伸出鹹豬手。

對此。嘉義大學發聲明指出,已召開校教評會決議,疑似行為人教師自接獲書面通知之次日起至9月10日暫時予以停聘,靜候調查。

 

5.簡義明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所學會臉書轉貼畢業校友的指控,稱系上副教授簡義明性騷擾,還讓女學生懷孕,家長更為此找上,系辦算帳,受害者至少有10人。

對此,簡姓副教授並無回應,成大校方則表示,已收到通報,將依程序展開全面擴大性平調查。

 

6.張健

▲台大文學院發出聲明道歉。(圖/記者許敏溶攝)

 

資深媒體人馮賢賢在臉書發文,表示自己40年前在大學畢業時,曾受到台大中文系教授張健性騷擾,向校方舉報後,由當時的文學院長朱炎親自調查,但後續都沒有收到結果,質疑被吃案。

當事人張建和朱炎已經逝世,台大文學院則發出聲明,稱當年有立案調查,認定被檢舉人(指張健)行為不當、逾越分際,但沒將處理結果告知當事人,因此鄭重致歉。

 

7.黃恩暐

一名曾在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就讀的女學生指控,遭系上老師黃恩暐在廁所裝針孔偷拍,事件曝光後還被威脅「講出去,未來別想在設計領域混」。

對此,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回應,接獲陳情後,已立刻介入調查並通報教育部,若有遭遇相關情節者,亦會積極協助被害人。

 

8.陳永龍

山岳攝影師「雪羊」在臉書上指出,台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副教授陳永龍在「山岳圈」早已惡名昭彰,經常利用「營造師生戀錯覺」接近女學生,進行肢體接觸。

對此,校方回應,已依性平相關規定通報,會秉持毋枉毋縱精神,查清事情真相,回給被害者一個公道。

 

9.李明璁(否認)

有女學生在網路發起「李明璁受害事件募集」,指台大前助理教授李明璁涉嫌誘導女學生發展私人感情,恐有多人受害。

台大社會系發聲明指出,已依法通報性平會處理;李明璁在臉書回應,對因感情關係處理不當而受傷的朋友,感到抱歉,但強調無利用教職或任何工作權勢,發展不平等的關係,將辭去目前所有教職且未來將不再任教,並願意配合一切性平相關調查。

 

網紅界

 

1.厭世工程師

▲厭世工程師道歉。(圖/翻攝自臉書)

 

臉書粉專「厭世工程師」日前遭外拍小模踢爆,長期性騷擾、外流他人私密照,甚至侵害年幼子女。

對此,厭世工程師發文向受害者們道歉,並強調會針對傷害事實進行彌補,粉專也已經關閉。

 

2.權自立、權自強兄弟(否認)

 

讚點子數位行銷執行長、社群行銷講師權自強的課程近來頻打廣告,但他的黑歷史也被挖出,曾替哥哥權自立架設網站,販售性侵未成年女童的影片,最小的受害人甚至年僅3歲。

權自強在臉書回應否認犯罪,聲稱當年檢察官沒有證據,僅憑自由心證「找了罪名對我判了緩刑」。

 

3.多米多羅(否認)

▲李雨禧與多米多羅去年合作拍影片,近來控訴男方性騷擾。(圖/翻攝自YouTube/多米多羅Domidolo)

 

台藝大國樂系琵琶女神李雨禧指控,和YouTuber「多米多羅」合作時遭性騷擾。對此,男方以千字文澄清,強調「從頭到尾我並沒有強迫她做任何事情」,雙方不斷隔空對話。

 

多米多羅6月17日將未曝光的對話公開,引發外界討論。對此,李雨禧同日回應「我們法院見」。

 

4.蕾拉

▲蕾菈向統神道歉。(圖/翻攝自Facebook/亞洲統神-張嘉航、蕾菈 Lyla)

 

知名遊戲實況主「亞洲統神」(張嘉航)近日坦言,3年前被YouTuber蕾菈(Lyla)強吻感到不舒服,「覺得我受到性騷擾」。

 

對此,蕾菈6月18日發文道歉,但因為語帶戲謔再次炎上,19日二度道歉,表示是自己沒有拿捏好界線。統神也回應,知道只是為了節目效果,當時雖然感到不舒服,但改口稱不認為遭到性騷擾。

 

體育界

 

1.張姓裁判

熱門台劇《通靈少女》故事原型人物劉柏君響應臉書「#MeToo」運動,曝光她過往在棒球裁判圈發生的事,當時一名張姓男裁判以排班為由約她碰面,儘管她已避免來往,但有一次在河濱球場碰面,仍被對方從背後熊抱。

 

其他

 

1.張凱強

有被害者2021年貼出,被NGO組織「數位女力聯盟WIDI」秘書長張凱強騷擾的對話,指控對方經常傳訊息騷擾,叫她起床、說她是「小豬」等,還會過問私人問題。原本該文章設為僅限好友觀看,近來「#Me Too」風波延燒,才將貼文轉為公開。

 

對此,數位女力聯盟WIDI於7日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決議針對此案成立性騷擾事件調查小組,並委請具性平專業的專家學者作為調查委員一同協助進行調查,在調查期間將停止涉案同仁秘書長張凱強的職務。

 

2.蔡中岳

曾任職環團的曾姓女子日前在臉書貼文表示,10年前曾遭現任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蔡中岳摟腰、摸腿性騷擾。

 

對此,地球公民發表聲明,對本案已展開調查,將循相應法律規定及基金會性騷擾防治制度做出處置,絕不寬貸,調查期間則暫停蔡中岳的行政職務。

 

蔡中岳則在臉書發出聲明,表示當下已立即道歉,現在仍願意為這件事情再一次深深致歉,將會虛心接受調查結果。

 

 

 

 

孙宝强:从窃国大鳄到劫财蟊贼

作者:孙宝强                                                  2023-06-30

 

最近,一则新闻震惊了世界:数以万计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无法从香港政府处获得高达22亿英镑的养老金资产。

 

来自英国各政治派别的90多名议员和前政府官员联合致信英国政府,要求采取行动,解决中共对移居英国的港人采取的报复行动。活动人士认为,这是香港政府在“反送中”的政治镇压后,对那些被视为“不爱国”的香港人进行经济上的报复。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是中共对法轮功群体迫害的三毒招,也是对藏人 、台湾人、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异议人士和政治犯的三大杀器。

 

1992年我出狱后,才发现中共剥夺了我所有的生存空间。我没有一分钱医保,没有一分钱失业金,甚至连我21年的工龄都被他们抢劫了。2002年,已经过了我退休的年龄,可是我却没有一分钱养老金。愤怒的我胸挂状纸直奔上海市社保局。状纸上笔墨酣畅触目惊心八个大字:苍天在上,窦娥何罪?

 

社保局听说我是六四的受难者,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告诉我,判刑后工龄清零的政策,源自于1954年苏联内务部的政策。天呐!前苏联已烟飞灰灭,中共还在延袭苏共政策继续荼毒百姓。

 

六四后锒铛入狱的抗争者不少,出了小监狱后他们却生活在大监狱里。他们没有一分钱医保、没有一分钱失业金,所有判刑入狱者的工龄,全部归零。

 

工龄归零?确切地说,不是归零而是被中共霸占了,一如他们霸占金银霸占妇女一样。打家劫舍是中共的擅长,从延安时的打土豪分土地挖浮财到敲诈勒索搞绑票,手段各异花样百出,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所到之处洗劫一空。

 

被剥夺工龄的政治犯、被剥夺财产的藏人、被剥夺声音的新疆人、被剥夺财产的异议人士,统统被洗劫一空。

 

现在,变本加厉的中共,又剥夺了香港人的退休金。

 

对敢于抗争的香港人,中共给义士安上“暴徒”的帽子从名誉上搞臭;中共在月黑风高时把学生从高楼摔下从肉体上消灭;中共洗劫了“用脚投票”人士的退休金从经济搞垮,完全彻底地实现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光政策。

 

中共在苏俄的支持下颠覆了中华民国,是彻彻底底的窃国大鳄。一个世纪以来,恶鳄在分分秒秒在吞噬无辜者的同时,又在一茬茬地洗劫百姓的财产洗劫抗争者的养老金。中共是窃国大鳄又是劫财蟊贼。

 

感谢习包子,他撕开了“韬光养晦”的脉脉面纱,露出它吃人的獠牙;感谢习包子,他掀起铁幕的一角,露出它穷兵黩武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个声称“一条被子要剪一半给百姓”的屠夫,撕下中共所有的伪装,横着肉、斜着眼、光着脚、赤着腚,露出它最肮脏、最龌龊、最腥臭的一面。

 

台灣#MeToo十問: 性騷擾定義?如何存證?申訴機制和法律哪不足?

作者:《報導者》                                         2023-06-26

 

台灣版#MeToo事件近日猛烈延燒,過去近一週,從政黨、媒體、文化圈,持續有過往案件被揭開,引發各界關注;同時,也引起更多曾有類似經驗、但苦無發聲機會的受害者焦慮。不少人私下討論與提問,究竟什麼要件會構成性騷擾?性騷擾到性侵害中間的光譜是什麼?台灣目前有哪些救濟的方式?即便未發生在自己身上,當得知身旁便有人遭性騷擾,我們可以提供哪些協助和判斷?如何避免自己對他人造成不舒服的行為?我們有哪些準則可以依循?

台灣#MeToo運動揭開了存在社會、積習已久的性騷擾言行,除了當事人透過自己的經驗,公開說出自己的故事、挺身面對行為者,並提醒社會重視之外,面對不同型態的性騷擾或強迫,我們如何做到「不要就這樣算了」,並提高意識,事先預防,打造性別平等的環境?

《報導者》透過專家採訪與資料整理,理出性騷擾重要的關鍵十問,希望這十問能提供在各場域的每個人,理解性騷的光譜,以及目前「性平三法」的基礎內容和申訴管道;在保障未臻成熟的此刻,每個人可以為打造性別平等的社會,一起努力做到什麼。

 

 

 

Q1:性騷擾為何頻頻發生?

性騷擾從何而生?在多個政府單位擔任性平委員的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莊喬汝受訪時直言:「來自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她解釋,不平等的權力可能來自職位、輩分,甚至單純只是──行為人(加害者)的人緣好,而造成當事人(受害者)在「權力不對等」的壓力下隱忍,拒絕開口。

做為長期處理性暴力案件的律師,莊喬汝觀察,10件職場性騷擾申訴,有9件是受害者在獲得正義前,已先行離職;因為在遭受騷擾當下,當事人大多害怕遭報復,擔心打破了團體和諧。至於行為人則是先意識到「自己做了不會被咎責」、「對方難以舉證」,接著等待實施騷擾的機會。

此外,性騷擾經常來得突然,多數受害當事人會先驚嚇,無法當場反應,這也造成蒐證困難。莊喬汝認為:

「突然被偷摸,有辦法立刻反應過來,大叫制止嗎⋯⋯多數是來不及反應的。」

發生性騷擾後,旁人常問當事人:「你有沒有拒絕?他知道你不喜歡嗎?」莊喬汝強調,這些問題都是在責難當事人,許多人因此懷疑是自己拒絕得不夠明確,而受到二度傷害。她說,真正該做的是詢問行為人/加害者,「對方有同意讓你碰觸嗎?」

台灣#MeToo運動爆發後,勵馨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等團體聯合聲明:「性騷擾帶來的創傷不亞於性侵害。」在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羅燦煐的研究中,她也發現,不論性騷擾或性侵害,都擁有不被受害者接受、違反受害者意志的特質,同屬為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兩者間還具有連續性。

 

 

Q2:性騷擾者常營造的兩大情境?

目前台灣「性別平等三法」分別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性工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防法》)。性騷言行在性平三法中被區分為兩種情境,分別是行為人(加害人)透過「交換利益」,或營造「敵意環境」進行騷擾。

所謂的交換利益是指,行為人藉由提供另一方更好的職位、薪資、成績等利益,來交換另一方接受其性騷擾,甚至讓加害者進一步發展性行為;若當事人(受害者)拒絕接受,得擔心遭受實質的報復。

至於營造敵意環境,則是讓當事人感受到「環境的不友善對待」。莊喬汝舉例,從毛手毛腳到言語上的性別歧視、不受歡迎的黃腔,或是近期案件中常見的「邀請一對一在非公開場合討論工作」,皆屬此例。

但實務上,敵意環境的舉證非常困難。莊喬汝曾處理過某公司內的性平案件,行為人A男習慣在合照時觸碰女性,更辯稱「我就是這麼熱情」。直到性平委員翻遍歷年照片,才發現A男只會對年輕女性勾肩搭背,從未向上司做過相同行為,因此認定性騷擾屬實。

敵意環境的形成,通常源自長期默許。台灣首位女性棒球裁判劉柏君也在本週於Facebook公開自述,她曾遇過一名同事不斷言語羞辱其性別,最後甚至指控劉柏君:

「妳不要到處去申訴了,以前沒有女裁判就沒有性騷擾,妳加入了才有,所以妳不要站裁判就沒事了,都是妳的問題。」

過去一週在台灣爆發的案件中,多數被舉發的行為人皆為師長、上司,或擁有高於受害當事人的社經地位。莊喬汝指出,不論「交換利益」或營造「敵意環境」,性騷擾的本質是濫用權力,「男女都可能受害」。而根據教育部統計,近十年校園性騷擾案件的受害男性有增加的趨勢,男性受害者的占比從2012年的18%提高到2022年的24%,2022年受害女性占比則為76%。

 

 

Q3:性騷擾發生時,該引用什麼法律?

根據性騷擾發生的情境和場合,會分別適用「性平三法」的不同法規。一般來說,發生在校園裡的性騷行為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管轄範圍,發生在職場則屬《性別工作平等法》,若既非校園、也非職場的一般性騷擾,皆歸於《性騷擾防治法》。

校園部分,只要受害人或當事人其中一方是學生身分,即可適用《性平法》。根據《性平法》第25條及第27-1條,事件調查屬實,學校依法可對加害的老師、學生、行政人員等,進行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等懲處。

職場部分則相對複雜,《性工法》中規定行為要發生在「執行職務」時。依過往法院判例來看,必須要考量實務狀況衡定。莊喬汝表示,通常只要雙方存在業務往來關係,就有機會被判定為職場性騷擾;但如果是下班後同事間的私人聚會,依照過往判例有不同認定,少部分被認定為職場性騷擾,但更常會走一般性騷擾的管道。

不在職場或學校場域發生的一般性騷擾,則要走《性防法》的路徑。性平三法皆屬行政法的範疇,若性騷擾認定成立,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對行為人或雇主(對性騷擾防治應盡責而未盡)開罰,處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若利用權勢性騷擾者,可加重罰鍰至二分之一,罰鍰皆交付地方政府。

 

Q4:如果遇到性騷擾,怎麼申訴、向誰通報?

 

性騷擾發生在學校:

被害人可向校內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簡稱性平會)申訴,若是教職員或工友得知相關狀況,也必須主動在24小時內同步向學校及地方政府通報。假如行為人是校長,為避免「球員兼裁判」的情形發生,被害人可向教育部或地方教育局申訴。

性騷擾發生在職場:

被害人可向雇主提出申訴。根據《性工法》規定,雇主有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的責任,只要受僱者達30人以上,雇主就要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和懲戒辦法。同理,若性騷擾行為人是雇主,員工可直接向地方勞工/勞動局提出申訴。

非屬校園和職場兩種場域發生的性騷擾:

 例如對象是親友或陌生人,則用《性防法》向加害人所屬單位、警察局或地方社會局申訴;若行為人是該單位的最高主管,則一律向社會局或地方家防中心申訴。不確定案件究竟應該適用哪一種法規時,可就近前往警察局或社會局申訴,地方政府會再派發任務公文到合適的單位。

受理單位接獲申訴後,應於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但以一次為限;調查結果要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和地方政府。如果被害人不接受調查結果,得在30日內提起「再申訴」。

 

 

 

Q5:除了申訴,還有哪些方法處理性騷?可以提告嗎?

申訴是行政法的範疇,校園或職場性騷擾,考量受害人常因權力不對等而難以開口,不設下時間限制;而在校園或職場外的一般性騷擾事件,則要在事發後1年內提出。但除了行政申訴之外,被害人可另外提起刑事告訴、民事賠償和調解。

刑事告訴首先要符合肢體碰觸的要件,再向警察局或地檢署提出,根據行為情節輕重,可能適用《性防法》第25條所規定的「性騷擾罪」,或者《刑法》中的「強制猥褻罪」。所謂性騷擾罪,指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強制猥褻罪則可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莊喬汝說明,性騷擾罪和強制猥褻罪的差別在於犯意和持續時間,性騷擾罪屬於告訴乃論,依法必須在6個月內提出;但強制猥褻罪屬非告訴乃論罪,司法單位調查時發現符合構成要件,可提出公訴(法律追訴期為20年)。但究竟屬於哪一種犯行,事實要交由檢察官來判斷,一般仍建議受害人要在6個月內先提出,以免損及權益。

雖然行政申訴的罰鍰、刑事告訴的罰金都繳給政府,但被害人還可以提出民事求償。莊喬汝解釋,性騷擾也屬於一種侵權行為,主要是侵害人格尊嚴及名譽權,受害人可依《民法》向行為人請求賠償,時限為2年。

另外,囿於時間和流程繁複,性騷擾事件雙方當事人也可申請調解,若調解成立則作成調解書,10日內將調解書及相關證據送至法院核定;調解不成立的話,受害人得向地方政府的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申請將事件移送司法機關。但要注意,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便不得再訴。

 

 

Q6:只要主觀認定受害,性騷擾就能成立嗎?

勞動部2017至2021年的「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指出,遭受職場性騷擾的當事人,有7至8成選擇不申訴,不申訴的原因包括擔心別人閒言閒語、失去工作、遭受二度傷害、被調離原工作等。而勵馨基金會2021年進行的性別暴力問卷調查中,發現職場性騷擾被害人只有25%提出申訴,申訴過程中最大困難是證據不足,占50%。

律師莊喬汝說明,雖然大眾對性騷擾的認定是從被害人的主觀感受出發,但實務運作上,仍要提出客觀證據(如行為當下的影像或聲音、目擊者的證詞、行為發生後的對話紀錄等)。主要是因為兩造當事人的說法常是南轅北轍,要有證據才能認定事實,特別是刑事告訴要求的證據強度又比民事求償更高。

但如果雙方對於事實認定沒有出入,調查委員應尊重被害人的主觀感受,而不是行為人當下的意圖和解釋說法。莊喬汝舉例,假如行為人表示肢體動作只是鼓勵和善意,沒有涉及性意思,但被害人主觀感受上不舒服,該行為動作也非必要,就可認定是性騷擾。但她也表示,性騷擾案件的舉證難度高,許多女性更擔心旁人評價或證據不足,而不提告。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指出,性平三法已給「性騷擾」明確定義,其中言詞或行為是否「不受歡迎」,最重要判準就是當事人的感受。但台灣長期缺乏情感教育,每個人的身體界線和語言互動原則不同,對方感受不好就應停止,對方出言制止更應該道歉。

本次台灣#MeToo浪潮中,有許多行為人在被害人指認後,提出的回應是「不知道對方感受不好」、「誤判當時氛圍」等說法。伍維婷認為,許多行為人並非感受不到對方不歡迎他的行為,而是假裝沒事;再者,人與人的互動不是隨時可以錄音錄影,社會大眾不該在被害人說出受害經驗時,一味要求傳統概念中的「證據」,而忽略當事人在事件中的主觀感受。

 

Q7:對方是外部合作對象、或時間發生於下班後,屬於職場性騷擾嗎?

《性工法》中界定的性騷擾,其一必須發生在「執行職務」時,但當代社會的勞動型態和組織形式彈性多變,什麼樣的情境算是執行職務,在過往的判決上有不同認定。就法院判例來看,可從「空間」和「時間」界定:空間上,若行為是在員工宿舍、公司休息室內發生,不論時段皆屬於職場性騷擾;時間上,若行為在準備工作之際、雇主舉辦活動時發生,也是職場性騷擾。

但實務見解上仍有其他模糊地帶,例如午休或下班後、私人時間發生,部分判例認定屬於職場性騷擾,部分則否。莊喬汝觀察過去個案,假如行為發生在同事下班後的私人聚餐時,基本上就不屬於職場性騷擾,但仍可適用《性防法》,以一般性騷擾來處理。

莊喬汝也提到,即便行為人是外部合作對象,只要是業務上交流時發生的性騷擾,被害人也可以向公司提出申訴,雇主有權力要求行為人配合調查;若發現情節屬實,有些單位會取消跟外部對象的合作,並列入不合作名單。另外,許多性騷擾案件浮上檯面,都是被害人在離職後才敢提出,但這類案件雇主依然可以啟動調查,並沒有被害人當時身分和提出時間的限制。

 

Q8:目前的性平三法,還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

#MeToo運動延燒,過去就曾提出修法草案的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其他婦運團體召開聯合記者會,呼籲重視目前性平三法互相競合的問題。在現行法律下,假設性騷擾的態樣是從校園或職場一直延續到私人時間(下課、下班後),即便是連續性的騷擾(從上課到下課或從上班到下班),被害人仍必須分別適用不同法規,落入「多軌並行」的繁複程序。

運動團體也指出,目前的申訴機制讓人難以信賴,根本原因是環境和職場文化仍不友善,被害人考量到隱私可能外洩、工作權不保和其他同事的眼光,常不敢提出申訴。這也表示,目前的調查流程徒有形式,欠缺實質保護效果。

此外,當性騷擾行為人是雇主(最高負責人)時,該如何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權益?雖然在現行行政流程中,政府宣導、也會依慣例讓被害人直接越過雇主,向地方勞工局申訴,但《性工法》中卻沒有明文規定,讓保護相對不完整。再者,《性工法》也沒有強制規定雇主在接獲申訴時,必須向主管機關勞工局通報,導致政府部門對確切的數據掌握不全,意味著職場性騷擾有更多黑數存在。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王儷靜表示,一般公司職場的性平訓練相對不足,例如學校的《性平法》會規範一定的教育時數、要做相關宣導,並鼓勵教職員接受調查的培訓,在遇見性騷擾的第一時間,較有處理的意識;但如果是職場性騷擾,經常是由人事單位處理,公司卻未必有訓練,或不要求這些能力。王儷靜認為,後端的調查當然也很重要,但前端的教育才是根本,勞動部可參考教育部的做法。

另外,若是校園性騷擾,依《性平法》規定,學校都應該提供行為人和被害人心理輔導,但相對地,這是職場目前較欠缺的一塊。

 

Q9:如何不成為性騷擾事件的加害人和幫兇?

在108課綱的推動下,目前教育單位已從學生求學階段就提供性平教育,培養相關素養。王儷靜表示,現在教學會引入更多的情境和案例,讓學生可以設身處地思考,反性騷擾教育不該是古板說教,而是要融入生活中;不只是定義、條件跟法律等抽象內容,而是多以實際案例討論,這些經驗可以促使學生反思自己的經驗。同理,職場或是一般社會團體,也有情節較類似、適用於該場域的案例,可帶入性別主流化的概念。

王儷靜也從課堂互動發現,許多男同學確實是在女同學的分享中,才驚覺性騷擾有多麼普遍。這次#MeToo風波中,很多行為人辯駁「不知道這樣算性騷擾」或「對方並沒有拒絕」。王儷靜指出,有些場合被害人難以拒絕,但身體會躲避,行為人應該要有敏感度、讀懂訊號;其次,如果環境裡的人們經常以「性騷擾沒什麼」,或叫被害人「不要大驚小怪」,這些都難以打造友善的性別平等環境。

避免自己對他人造成性騷擾,有幾個重要準則可參考:

  • 尊重他人,檢視自己的性別刻板印象,建立平等的性別觀念。
  • 注意自己的言詞和態度,不要對任何性別有所貶抑、隨意講黃色笑話。
  • 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當你的行為讓他人覺得不舒服的時候,要立即停止。
  • 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或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如傳播情色信件、隨意勾肩搭背等不當身體接觸。
  • 要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異(如師生、主管部屬之間),在上位者更應嚴守專業倫理。
  • 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 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遂行性騷擾。

 

Q10:遇到性騷擾,如何存證?怎麼支持受害者?

如果自己遇到性騷擾時,可先保留相關證據,如確認事發現場或附近是否有錄影設備,像路口或店家裝設的監視器,留意事發過程有沒有其他人員看見,可詢問後續作證可能。若行為人有傳送性騷擾簡訊、電子郵件或信件,請妥善保存。

事發後,可寫下事件發生過程,包括記錄人、事、時、地、物及內心感受,或將事發經過告訴信賴友人,雖非直接證據,但未來進入相關程序時可供調查人員參考。

重要的是,記得做錯事的是做出騷擾行為的人,不是自己。遭遇性騷擾的被害人,可能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等症狀,除了找信任的對象談話外,也可以尋求心理專業人員的協助。若是朋友遭遇類似事件,鼓勵對方先不要太快否定情緒,也不要輕易給出評價,聆聽和陪伴是最有效的療癒,後續流程的陪同也可帶來力量。遭遇相似經驗的受害者們,可組成支持團體,交流彼此的經驗和證據。

王儷靜提醒,每個被害人所需要的協助可能不一樣,有人需要完整的諮商才能走出,有人可能跟朋友訴苦就能緩解,沒有絕對答案,重點是確認當事人的身心不會陷入自我厭惡,並且從陪伴和練習中慢慢長出面對的力量。

若有任何程序上的疑問,可直接洽詢各縣市政府的聯絡窗口或民間NGO,如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等等。

 

 

呼吁为被关在中国精神病院两年多的2幼女采取紧急行动的公开信

15 个组织联合签署                                                 2023-06-28

 

何方美及李新的三个未成年孩子。(Twitter/@FreeHeFangmei)

 

 

尊敬的全球人权组织和关注者:

 

我们联名发布此公开信,希望您关注一个中国家庭目前令人震惊的境况——何方美、李新及其三个年幼的孩子。何方美是一位受到联合国人权专家关注的中国人权捍卫者,患有听力障碍,现已被羁押超过两年,尚未宣判;她的丈夫李新,前媒体人,已被秘密判刑五年。他们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顾,不仅得不到家族亲人的关怀,家人甚至无法自由探望。我们深感忧虑,担心这几个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2018年3月,李新、何方美一岁多的女儿在河南辉县接种了甲肝、麻腮风和百白破疫苗;2018年5月,孩子发病,后诊断为患病毒性脊髓炎而致四肢瘫痪萎缩。何方美夫妇一边带着女儿在北京治疗,一边上访维权。其后,何方美联合其他疫苗儿童家长,呼吁关注疫苗安全等议题,呼吁国家完善疫苗风险补偿基金。自此,何方美一家遭到当局打压维稳,多次被拘押、强迫失踪、限制人身自由。

 

2019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何方美与各地问题疫苗家长到北京王府井为残儿募捐,被新乡市辉县警方行政拘留15天,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转刑拘,在被羁押10个月后无罪获释。辉县当局不仅拒不为此支付国家赔偿,还对何方美一家加重维稳,限制他们出行,阻挠他们带残疾女儿到北京接受急需的医疗。

 

2020年10月9日,何方美带着女儿到河南省辉县政府门前泼漆抗议政府阻挠其带疫苗致残的女儿去看病,被警察带走。她的丈夫李新不久也被抓捕。这家人自此被强制失踪,直到2022年3月何方美的家人收到她的逮捕通知书。

 

原来,2020年10月,当时已怀孕五个月的何方美和时年七岁的儿子、四岁的女儿,被送入河南省新乡共济精神病医院监视居住。

 

在精神病院居住期间,何方美的儿子因到了学龄,被送至曾协助辉县警方看管维稳何方美的一户村民家中寄养,上小学;2021年2月,何方美生下小女儿。

 

2022年3月23日,在婴儿满周岁不久,何方美被以“重婚罪”、“寻衅滋事罪”逮捕并羁押至看守所。她的两个幼女继续被当局监视居住在精神病院。

 

2023年1月,联合国公布了2022年12月初多名人权专家发送给中国当局的信件,其中关注了包括何方美在内的五位失踪或被任意拘留的人权捍卫者。

 

如今,何方美在新乡看守所被超期羁押,仍在等候宣判。家属得知检察院对何方美的量刑是五至七年,而何方美的丈夫李新已被判刑五年,现于焦作监狱服刑。

 

他们六岁的女儿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并且一直光着脚,因无量脚定制的矫正鞋子。而两岁的小妹妹更是从未经历过精神病院以外的世界,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自一岁起被迫与母亲分开。这岂是正常的童年?

 

这是正在关押2名幼童的河南省新乡共济精神病医院。

 

2023年5月,何方美写信委托自己的姐姐照顾孩子们。但是,新乡共济精神医院和辉县公安局不让姨母探望孩子们。这不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七条对监护权的规定,也令家人对几个年幼孩子的安全和权益保障更加担忧。

 

为了这个家庭,我们联名发起以下紧急呼吁:

 

  1. 请国际社会,尤其是关注中国人权的机构和个人,密切关注李新、何方美的三个孩子的处境,广泛传播此恶性人权案件,并向中国政府表达严重关切;
  2. 请敦促河南辉县政府、公安局立即让何方美的姐姐接走两个小女孩,让她们在母亲获释前能得到合适的照顾;
  3. 请敦促河南辉县法院尽快结案,立即无条件释放何方美,让母亲回家照顾三个孩子;
  4. 请敦促河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李新;
  5. 请敦促河南辉县政府为何方美的残疾女儿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康复医疗。

 

这三个孩子的生活和未来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和保护。他们应当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爱他们、支持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中,享受充满爱与关怀的童年。今年7月21日,因疫苗致残的女孩就满七岁了。请一起呼吁,今年的生日,帮助孩子们与亲人一起度过,让孩子们重新绽放笑颜。

 

2023年6月29日

 

联名呼吁机构(按英文名称排序):

长沙富能 Changsha Funeng

对华援助协会 China Aid

改变中国 China Change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Group

公民力量 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

民生观察 Civil Rights & Livelihood Watch

民主中国 Democratic China

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人道中国 Humanitarian China

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Persecuted in China

光传媒 Shining Light Media

维权网 Weiquanwang

中国妇权 Women’s Rights in China

女权无疆界 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英文鏈接:

https://www.crchina.org/open-letter-calling-for-urgent-action-for-girls-6-and-2-locked-up-in-a-psychiatric-hospital-for-over-two-years-in-china/

 

考拉(趙薇)公開指控曾遭中國自媒體人朱瑞峰強暴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2023-06-26

 

7.09事件受害人考拉(趙威)在臉書公開指控,8年前在中國曾遭自媒體人朱瑞峰強暴,但朱瑞峰迄今沒有正面回應此事並拒絕當事人電話,而國內媒體圈人士則力挺趙威並強調即便是在業內朱瑞峰也一直是爭議人物。

 

曾因709案被關押一年、並遭受酷刑的人權法律工作者趙威,公開舉報遭朱瑞峰強姦。

 

考拉發出貼文公開指控,2015年5月在廣州的一家賓館遭朱瑞峰強姦後,考拉並沒有等來朱瑞峰的回應,更談不上公開道歉和承擔責任。

 

在回應本台記者的採訪時,考拉強調,都寫在帖子裡了,再次回憶和複述都太過痛苦,這也是多年來她試圖努力遺忘的原因。

 

她指出,雖然已經失去了以法律手段追究其責任的機會,但me too運動給包括她在內的受害者重新揭露性侵害的勇氣,並警示所有的加害者,這種追責是長期的。

 

趙威說:我是覺得,雖然說有些情況沒有第一時間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來追究他的責任,但是我覺得通過me too這樣的運動,把犯罪的行為曝光在網上的話,也是一種表態。我們的追責是永不放棄的。另外也是想通過這件事來,可以鼓勵更多的有過類似經歷的女性,能夠勇敢的站出來。並且也是給這些犯罪者的一種警告——就是無論這事過了多少年,受害人都是可以隨時的站出來。

 

朱瑞峰處事作風一直備受傳媒界爭議

 

資深調查記者劉傑指出,他們都知道考拉的公開舉報,但現在最大的困難是沒有直接證據。但他指出,在資深的記者圈,多年來朱瑞峰一直備受爭議。以前一直有舉報稱其利用所謂「輿論監督」的名義撈取私利,但都因為沒有第一手證據而不了了之。為此,他還22次起訴轉發並點評的著名調查記者劉虎,迫使劉虎賠償並在人民法院報刊登道歉聲明公開道歉。

 

朱瑞峰多次追擊獨立調查記者劉虎

 

但作為業內人士,朱瑞峰頻繁起訴劉虎,引起了記者圈的強烈反感。即便是劉虎輸了官司,但大家都支持劉虎。

 

劉傑說:敲詐勒索,大家都知道,但是沒證據啊。人民監督網,他在國內也是從事採訪活動,但是人家在國內運營這麼多年了,沒有被抓,這我也納悶啊。朱瑞峰起訴我是5個案子,有兩個他輸了,有3個他撤訴了。劉虎更慘,22個案子,判下來20個案子,一次性的,然後劉虎輸了18個,贏了2個。先是賠錢的,後面的都不要求賠錢了,但道歉的花費也不少啊,在人民法院報(刊登)。

 

 

因轉發並評論批評朱瑞峰涉嫌違反新聞的基本能職業道德的匿名帖子,曾被關押長達一年的著名調查記者劉虎遭朱瑞峰連環起訴22起,並被中國法院判向朱瑞峰道歉。(法院公告)

 

因轉發並評論批評朱瑞峰涉嫌違反新聞的基本能職業道德的匿名帖子,曾被關押長達一年的著名調查記者劉虎遭朱瑞峰連環起訴22起,並被中國法院判向朱瑞峰道歉。(法院公告)

 

劉傑還指出,業內調查記者們遠離朱瑞峰,不僅因其頻繁起訴兩袖清風的調查記者們,還在於其巨額的財富,這和一個正常媒體人不可能擁有的。

 

中國知名調查記者孫旭陽則明確告訴本台記者,他認為朱瑞峰只是以維權的名義造謠撞騙,並稱真的媒體圈從來不認可他。

 

本台記者第一時間與朱瑞峰取得了聯繫,他添加了記者的聯繫方式,但他很快又拉黑了記者。本台記者亦就此多次給朱瑞峰發手機短信,但都沒能獲得回應。

 

中國官方嚴厲打擊涉新聞報導的自媒體人或維權人士,特別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無論是個人曝料,還是以媒體平台的方式呈現,都屬於官方嚴控的範圍。包括劉虎、黃琦在內的眾多獨立媒體人,都遭官方抓捕並長期關押。

 

朱瑞峰是人民監督網創始人,其亦曾曝光包括重慶雷政富在內的貪腐醜聞。朱瑞峰迄今雖未遭中國官方抓捕,但其曾多次聲稱遭被曝光官員威脅。

 

 

从零开始的反性骚扰运动

by 小波福娃                                        2023-05-04

 

 

从性骚扰的起源讲起:为何必须是“她说”

 

我们今天对于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有很多有别于传统的看法,它们的形成必须要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浪潮女性主义运动。“约会强奸”、“熟人强奸”、“性骚扰”、“强奸文化”这些专有名词,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密集诞生的,远比想象的要晚近得多。这一批女性主义者们颠覆性地拓宽了人们对性别暴力的认识,并最终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性犯罪相关的陈旧法条——有些已经上百年没出现过大的变化了——做出一系列修正。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这个词诞生于上世纪1975年,是被女性主义法学家们造出来、专用于描述当时只属于女性的职场遭遇(她们当时还尝试了诸如“性恐吓”“性敲诈”之类的版本)。

 

女性必须要和老板睡觉,才能换得工作,这种叫“交换条件型性骚扰”(quid pro quo harassment)——女性员工只能在拒绝老板的性要求和得到工作中二选一。以至于一直到今天,一提到职场性骚扰,很多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出的,都是这种“倚强凌弱”、利用权势性的性骚扰类型。另一种来自周围工作同事为主的骚扰叫“恶意工作环境性骚扰”(hostile harassment),女性员工会被肆意调戏、评价身材和编成黄段子,以至于妨碍到正常的工作。

 

这套标准于1980年被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采用。虽然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早期官方的判定标准明晰到露骨和齿冷的程度:它只在乎女性作为劳动力的工具价值。因此,性骚扰最初的判定标准有两个,一是强调行为必须有持续性,二是被影响到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是偶尔被强吻,没有影响正常工作,官方裁断时会认为这不属于性骚扰。而陌生人性骚扰则完全不被包括在里面,哪怕是工作场所遭遇(原文见edt. Dianna Wallsh,2007)。还有什么交通工具上被陌生人摸屁股、恶意触摸,当时都不被认为属于性骚扰范围。

 

今天的读者看到这种非常早期的定义,可能会非常错愕。它在今天看来,确实已经显得非常狭隘、保守了。性骚扰这个词,很长时间内是专门限定在工作场所的,后来才慢慢扩展到其他场合,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为何当初这些女性主义者要选择以工作场所打响历史上反性骚扰的第一炮?这其中就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不同方势力在台前台后的博弈和推动了。

 

一切还得回溯到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一个老牌种族隔离者,霍华德·史密斯议员突然非常不正经地提出,法案第七章“就业机会平等”下面除了“种族”,是不是再加入“性别”。史密斯装模作样地表示,自己的女选民写信“请政府保护我们那些单身的姐妹们”。当时全场哄笑,大家都清楚,史密斯才不是真在乎女性权益,毕竟大家都认为,“黑人享有民权”没问题,但是“女性享有民权”可实在是笑话。当时在场有十多位女性众议员想站起来制止笑声,“笑声就足以证明,女性是二等性别”——历史学家认为,可能就是说这话的玛莎·格里菲斯,当时在场的女众议员之一,在背后策略性地用种族问题说服了史密斯议员做出这样的举动,让傲慢的史密斯担心法案只有“种族”没加“性别”,以后白人女性也就是他们的女性家属朋友们会吃亏吧,但他本人真实的动机,历史学家们至今还在争论。

 

不过,玩笑性地加上去也无妨,于是投票被通过了。从此多了一条明令禁止“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的法律。这区区两个字,得来的过程如此吊诡,却改变了历史,成为男女性别平权运动的里程碑,让女性开始进入职场,有机会一点点撬动不平等的性别文化。

 

在1964年《民权法案》以前,美国社会里只有半数不到的女性赚钱工作,一般都是结婚前当薪酬不高的秘书、服务员和教师之类,被男性各种身体触碰骚扰或者求欢,稀松寻常如吃饭喝水。就连负责实施这条的平等就业委员会,其实最初觉得“一切工作要面对两性”就像看到《花花公子》兔女郎长满腿毛一样搞笑,而它的首届管理者曾经贬低该条修正案是个“侥幸的私生子”。第一年,机构收到女性发起的投诉就占了全年案例三分之一,但处理得很拖沓,好在机构里还有些女性辩护律师在坚持。1966年时,实在受不了平等就业委员会不重视法案性别条款,于是社会活动家又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来想办法搞抗议,到处搜集寻找信息。

 

同时,大量极其了不起的当事女性,坚持不懈、几乎是不计成本地去硬杠,打完了一场场史无前例的职场性别歧视官司。比如社会风气认为女人结婚怀孕了就该回归家庭,于是就有了1971年职业母亲起诉公司案;认为女人不适合当警察,于是1977年有了女性当警察的就业歧视案。

 

可以说,性骚扰这个词从诞生开始,就是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里,靠着各方不同势力和女性们的集体努力,当然还有一点小小的运气,才慢慢有起色的。

 

更多内容参见这本《因为性别:改变美国女性职场环境的十个案件》,介绍了更多当年美国女性诉诸职场歧视的经典法律案件。

 

性别骚扰的内涵是怎么被界定的

 

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在1979年出版了著名的《对职业女性的性骚扰》,前面提到的“交换条件型性骚扰”和“恶意工作环境性骚扰”就是她在书里率先做出的区分。这本书刚刚一出版,就被那些尝试参与这些性质极其恶劣的职场性骚扰案的女性律师当成圣经,因为当时这方面的案件梳理起来宛如一团乱麻,她们只知道,这一定违反了法案第七章。

 

整个1970年代的法官都不是特别爱理会女性投诉上司的“性骚扰”起诉,认为这不过是不太理性的挑逗行为,“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尝试挑逗就指责他呀。”就连1975年“性骚扰”首次出现在《纽约时报》这种全国出版物里面时,一些女性也不欢迎这个词,觉得和“调情”差不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批女性主义者都会格外地强调“把性别问题结构化”。男女关系因为被视为私人关系,所以工作场合中产生的结构性压迫在当时并不被“一等公民”的男性所理解,他们能理解诞生于1971年的“种族骚扰”,但不能理解1975年产生的“性骚扰”这个词,为什么也和种族骚扰一样是一种宽泛的社会结构下发生的事。

 

直到今天,“调情”和“骚扰”还经常被人混为一谈,其实麦金农当时的作品里的分析,已经相当于给出区分两者的答案了:一、这是性别问题。骚扰不是因为某男性被某女性“自然的吸引”,换句话说,她被盯上、成为目标,原因仅仅因为她的性别是女,她以这个性别出现时就被当成了目标,“女性遭遇令人讨厌的求欢,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她有女性的躯体,这种遭遇可能成为她日常职业生活的一部分”,而换成另一个性别,就不会有这样类似的职场负面体验。二、这是权力压迫。和调情不一样,骚扰不只是私人性质,其实带有一种胁迫性,“通常不需要女性做出明确回答同意与否,便可以做出进一步行动。”(本段引号内的长句子均出自麦金农原文)

 

如果仔细读麦金农的这些作品,会发现她为后来女性主义者讨论“no means no”,为什么在权力结构下,女性的“no”也会被扭转成“yes”的分析,都开创性地打下了基础。能区分到这一步,其实也就能回答,为什么“性骚扰”正是一种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这也是麦金农完成的工作之一,而平等就业委员会吸收了她的观点,放进了《反性别歧视指南》中。

 

在后来麦金农参与的“美驰联邦银行诉文森案”,相当于她的作品被辩护律师直接应用在了当时法律推动工作中,试图向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解释,性骚扰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件的受害者文森,从19岁工作时第一次被主管威逼要挟发生关系才能换取工作机会开始,三年来被迫发生性关系高达四五十次。日常虐待一步步升级,一旦抵抗就会被更残酷地性虐待,甚至有一次因阴道撕裂求医。

 

但文森案又很特殊,她并不完全符合麦金农的两种性骚扰划分,两种都有,但都不完全是,主管泰勒没有持续威胁她,因为不需要,她直接妥协了,因此法官最初认定她属于自愿。而且她没有因为性骚扰蒙受经济上的任何损失,没有失去工作机会或减少收入,相反是一路晋升,工作绩效也不错(最终银行才承认这是她自己努力应得的)。加上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强奸受害者保护法”能帮她一把,这就让案件的诉讼推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困难,就连证明“工作环境恶劣”的相关证人证据都被排除,最终被法官完全驳回。

 

案件的社会阻力也非常大,比如管理者认为性骚扰都要管,会增加管理成本,还有很多人认为性骚扰不属于法院该管的,担心会有千万个文森案出现,变成女人分手报复的工具。而文森案的辩护女律师巴里,因为连续几年把太多精力扑在这一个没有为她带来收入的案件上,已经濒临破产,即使到这一步,她们仍然坚持上诉。

 

这场诉讼从1979年开始一直打了7年,成为了第一个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性骚扰案,才获得了大法官们历史性的最后判定:把造成受害者情感心理的伤害的骚扰,也视为违法。而且创立了新的标准,就是骚扰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明确到非法,“足够严重、普遍,以至于改变(受害者)的就业条件,制造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当然以受害人的标准实在已经太“够”了。)

 

即便在联邦最高法获得了这样的胜利,麦金农说,她也只是改变了法律,从1979年出版的书让性骚扰走上法律解决途径,以及让平等就业委员会出版了《性别歧视指南》,把性骚扰视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文化。对文森残酷施暴的主管悉尼·泰勒,甚至到最后都没有一丝悔意。

 

这种类似的事情一直还在发生,一直到1991年,已经成为法学教授的希尔,打破沉默站出来指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数年前曾对她性骚扰。去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中,这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名字又再次红了一把。希尔这场著名的听证会,把1992年变成了“女性之年”,荧屏上的她优雅有力、逻辑清晰的形象给了无数女性以巨大的鼓舞。虽然败诉,但麦金农在后来谈论希尔的书中说,终于有人做到了她没做到的事,那就是把性骚扰真实地首次展示在整个世界面前。

 

截图来自2016年根据希尔案件拍的电影《关键判决》,右边是扮演希尔的女演员,而麦金农干脆在她的作品《Voice,Heart,Ground》中把书名副标题直接就叫“我仍然相信希尔女士”(“I Still Believe Anita Hill: Three Generations D

 

反性骚扰话语张扬的是”女性本位”

 

发展到今天,我们熟悉的一些反性骚扰口号,比如“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 “你觉得不适那就是骚扰”,这些口号都曾遭到过误会或者扭曲,前者不是为了告诉女性可以“骚”不用怕“扰”,它不是一个什么安全出行建议。

 

而后者因为把性骚扰的范围扩大到完全以当事人主观标准为准——“感到不适”有它的含糊之处,因为不同的人对肢体触碰和语言冒犯是否越界,判定都不一样。于是很容易又回到这个词当年刚刚诞生不久时的1970年代,被法官轻描淡写为评价“你总不能妨碍男人挑逗啊”的路数上,掉进争论是调情还是骚扰的陷阱。今天的性开放程度的确允许女性也可以讲大尺度的话,也可以是调情的发起人,但事实上性骚扰受害者的“不适”可远远不是手机弹出骚扰广告可以随手点掉的,或者是骂一声后就可以让对方乖乖闭嘴收手的。为什么性骚扰的关键是“关系的不对等”,调情和性骚扰两者的区别,在前面借着介绍麦金农当年的工作,讲得已经非常清楚。

 

而这些被误解的反性骚扰口号,实际上想要传递的重点是:在性骚扰问题上你要尊重的是女性的性自主权;反性骚扰这件事上,终究应该以女性而不是男性为本位。这些口号预设的场景,其实是讲给属于下位者的女性们,以及对上位者的男性骚扰者传递出的声音。

 

在今天讨论性侵害问题时,无论提起的是房思琪、伊藤诗织还是张小夏,虽然女性主义的浪潮发展和变化已经非常多样,但只要讨论性侵相关,仍然还是要回到第二浪潮女性主义者们的这些历史起点上来,因为正是她们开创性地发明了这些词汇,并在性侵性骚扰问题上,提供了一系列被沿用至今的、女性主义视角的方法论和可操作推广的实践思路。

 

这些对现实的司法实践工作都是非常有启发的。只要讨论性侵、性骚扰问题,一样还是要回到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这件事上去,包括最近《人物》有篇《一起“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性骚扰案件》中讲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律师就专门花了一部分提这件事,因为对性骚扰中权力不对等情况的情况缺乏重视,导致“绝大多数时候,司法对性骚扰的认定,还停留在直接肢体暴力实施的骚扰和侵犯上”。

 

与之相对的,是MeToo浪潮中,很多认同陈旧的女性贞洁观的保守父权派,也吊诡地混在平日里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女性主义队伍之中。如果女性主义运动在推进中被最终拉入了父权话语的性保守阵营里,这是很可怕的历史倒退。

 

因为,虽然都是号称保护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如果是以限制女性的发展和空间为代价的,那这种“爹味保护”还是离远点吧,它们迟早会变成“为什么被骚扰时你穿这么短裙子”的内部攻击。很多我们熟悉的反性侵建议都是这种“爹味保护”,晚上不要出门/裙子不要太短,男本位的性侵预防建议为什么今天越来越不受待见,因为实际上反而消解和贬低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实际上,当性骚扰终于可以民事起诉后,裁判文书网或者法院网站里能找到的成功案例,里面的女性都很勇敢,第一时间报警、警方开具保证书、保留行拘记录,固定受害证据做得都很好。而之前想要起诉性骚扰,可能连法院第一道门都进不去(因为没有案由只能往什么身体权侵害上强行凑)。女性主体性强了,才能更好推进性骚扰相关防治工作。因此,反性骚扰运动如果从张扬女性主体变成男本位式的性保守主义路径,没有为女性向前向上赢取更多的自由,那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就算输了。

 

上野千鹤子在这本《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里,管这种失去了一代代传承和历史经验的女性主义,叫做“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本文的标题正是在向她致敬。

 

为什么”性别分离主义”不能帮助更好地解决性骚扰和性侵问题

 

既然各种数据和新闻都表明,性别犯罪和暴力攻击行为大多都是男性发起,那想要营造安全又性别友好的环境,直接和女性们一起组队生活工作不就行了?

 

这种“性别分离主义”的思潮实际上在这些年的网上年轻女性社区里也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和同性们在一起确实更有安全感和放松,一般也倾向于多和女性合作。

 

“男性研究”其实一直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包括男性发起参与的白丝带运动,都是旨在改善传统的“有毒男性气概”,呼吁男性减少性别暴力。但这种男性内部改造运动在中国的人气并不算高——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忙着去做“女性主义男性”了。就连男性研究的一些经典读物,豆瓣上很多都是女性用户在标记,可能女人们信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吧,这方面男性反而保守。无怪乎《男性的衰落》的作者哀叹说,男性总是沉迷已经被时代抛弃的男子气概带来的旧日荣光,而女性主义才是向前看的。

 

但是,觉得可以依靠“远离男性”,用分离主义来解决性骚扰、性侵问题,显然是无稽之谈,这甚至都算不上一种解决方案,毕竟普通女性无论工作、生活、社交中都无法回避接触男性。前些年为了预防骚扰而设立的女性车厢也可以视为一种分离主义尝试,不就最终落得几头不讨好。性别分离主义还有一个危险,会把具有丰富可能性和多维度的议题空间,粗暴地压缩成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战争,和言论空间的缩紧可谓相辅相成,有时候反而会错过一些真正重要的议题或者弄错了重点。

 

反性骚扰运动终究还是要以女性为本位,张扬女性的主体,但参与者是男是女,都是可以的。如果女性主义抽离这些核心或前提,被简单压缩成“女”这个字,认为只要全部都是女性、或者更多女性掌权和成为上位者,就可以改变这个问题。这终究还是只看到了表象。

 

女性主义运动反对性暴力时,从来都是从结构性问题来分析、反抗和改造的。所以上野千鹤子和汤山玲子聊天时会说,“认识到结构性问题的,才是女性主义”。比如说,虽然是性别问题,但是处在性侵害行为中的“施害上位者-受害下位者”这套权力结构中,无论性别是男是女,都会呈现出相似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的这套方法也常常被用于儿童、老年人保护中,甚至被扩展到动物保护中,即使性侵和性骚扰受害者是男性时也适用。因为下位者被迫失语、主体被无视的境遇总是高度相似的。这是为什么还有一句话是“女性是一种境遇”。

 

否则,失去这个最基本的工具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好莱坞明星韦恩斯坦案的系统性侵害行为里,受害者和记者爆料时就说“这里的女性也一样有罪”,而其中甚至还有假借女性主义之名,负责封口和帮忙消灭受害人证据的女性律师乃至女性主义组织。这些女性在完成流水线般的操作后,对受害者说话的口气,和男性上位者的丑恶嘴脸,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居于下位的调查记者在揭露过程中,其实干的是蚍蜉撼大树般的工作,但硬是点燃了一场全世界范围的运动。一定要是像伊藤诗织、张小夏一样的性侵受害女性才能积极撼动强奸文化吗?当然不,催生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挥刀指向警方不作为行为、亲自追凶的“三流周刊记者”清水洁,其实干的也是一样的工作,虽然他从未提过女性主义半个字(恐怕他自己也并不想这样标榜)。

 

用性别分离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结构问题,实际上是在偷懒,虽然我们也鼓励女性互助,但并不等于只要都是同性,就天然的是同盟和朋友,而应该首先建立在对性别结构不平等这些问题的基本共识上,毕竟无论男女,同性之间也完全可能有性霸凌和骚扰侵害之类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两性之间的性别交往规范和边界,是靠拉锯、博弈、商讨出来的。一旦放弃了这种对各自性别处境展开交流、沟通和商讨的可能性,人很容易对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人缺少想象力,更难发展出灵活、合理的性别交往规范和应对策略,而这实际上就掉进了性别本质论的陷阱,对性别的理解会变得僵化、单一和保守。分离主义正是一种放弃了沟通的性别本质论。

 

女性主义者们从上个世纪60年代争论至今,才终于让性别建构论压倒了性别本质论,无论是性别角色、性别分工、两性心理,如今基本上都是以性别建构论展开进步方向的讨论了,因为这是撬开一切可能性、谈论改革发生的基石,这才是“往前看的女性主义”。

 

讲述揭发维恩斯坦案全过程的非虚构作品,台译本名字叫《性、谎言、吹哨者》,清楚地为我们展示了,“作为结构的性侵”是怎么回事,而这些调查记者和参与者又是怎么完成和推动这种几乎是“蚍蜉撼树”般的工作的。

 

 

穿越美國 紐約芝加哥三藩市同志大遊行

中國婦權報導                            2023-06-25

 

 

今天(6月25日)紐約、芝加哥及三藩市女、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 (,參與者LGBTG)群體舉行2023年度穿越美國「驕傲大遊行」遊行者、支持者及圍觀民眾人山人海,人們載歌載舞,為這些國際大都會帶來無限歡樂。各地的遊行隊伍也見亞裔參加。

 

網路圖片。

 

abc 新聞截圖。

紐約市的「驕傲大遊行」隊伍穿過最熱鬧的曼哈頓第五大道,途經Christopher Street的「石牆酒吧」,這是被寫入歷史的1969年同性戀群體的「石牆暴動」(The Stonewall Riots)的發生地。這次暴動推動了同志解放運動,幫助這一群體不斷在美國爭取了合法權利並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認同。

 

abc 新聞截圖。

 

中國婦權組織創辦人張菁指出:看到這麼多人歡樂愉快,我們沒有理由不感到愉快, 人生的終極目標不就是讓自己和其他人都幸福嗎?當人們心中都充滿歡樂了歡樂,對立衝突和罪案相對減少,對社會大眾是一件好事。

 

 

家暴、性侵、性骚扰,为什么女性胜诉这么难?

作者:吴丽玮                                                    2023-04-18

 

 

家暴、性侵与性骚扰,都是女性面临的严重性别暴力问题。无论是在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社会认知层面上,我们相较过去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女性仍面临着一些法律困境。

 

性骚扰,认定难

 

2022年9月,一场关于网络侵权的诉讼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做出判决。中央美院研究生小羊联名其他同学在网络上实名举报该院教授姚某性骚扰、扣留学生作品、向学生索要贵重礼物等,被姚某起诉其侵犯名誉权。最终法院认定,小羊在网络文章中描述的“很多年前Z师姐被他搞怀孕了,来学校里闹过”系小羊听说,无事实依据,构成对原告的诽谤。

 

但这一判决在小羊的代理律师吕孝权看来,却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信号,“判决书里关于性骚扰的界定,是我见过的最进步、最有理念的一次”。在这个名誉权诉讼的判决书中,法院驳回了姚某的其他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关于小羊在网上文章中对姚某性骚扰的指控,法院做出了“原告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描述存在高度的可能性”的认定。

 

吕孝权所在的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前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北大妇女中心”),曾经是国内最知名的维护妇女法律权益的公益机构。这里的律师经手过很多起性骚扰的法律案件,一开始只能以咨询的形式帮助当事人,直到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修订,在第40条中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性骚扰”首次得到立法,在此之后,才有了进入司法程序的性骚扰案件。然而多年过去了,性骚扰的诉讼还是很难获得法院支持。

 

 

2020年初,小羊来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找到吕孝权时,她已经尝试过很多举报的方式,不但都没有成功,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她报过警,但警方出具了强制猥亵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反性别暴力公益组织“万家无暴”创始人万飞是退休警察,他告诉本刊,性骚扰并不是公安机关立案系统里的一个案由,性骚扰虽然进入了《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但通常情况下,它都被认定为一种民事侵权责任,而公安机关立案的主要是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如果当事人以性骚扰为由来报案,那么公安机关会以强制猥亵罪这个刑事案件的案由来处理,显然,很多性骚扰案件的证据远达不到这个立案标准。

 

在警方不予立案之后,小羊又去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同样因为证据没有达到强制猥亵罪的刑事立案标准而被拒绝。她也向校方进行过举报,等吕孝权去学校了解情况时,学校只能对举报中关于姚某扣留学生作品、向学生索要礼物这些违反师德的行为进行处理,对性骚扰的指控只愿配合警方的调查。

 

小羊只好把遭遇发到微博上,并且披露了姚某的真实信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吕孝权是律师,但并不反对当事人选择去网上实名举报,“在网络上实名指控讲出的事实,一定不能夸大。”吕孝权说,这是现在很多类似经历的当事人所采用的做法,但操作不当是会面临很大风险的。小羊很快被姚某以诽谤罪为由进行刑事起诉,经历一审、二审,被法院以缺乏罪证为由驳回后,姚某又提起了侵犯其名誉权的民事诉讼。

 

被姚某起诉后,原本就不堪忍受性骚扰的小羊背负上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小羊称自己第一次遭受班主任姚某性骚扰是在2016年,她在网上的文章中写道,“他就笑眯眯地对我说‘哎呦,你寒假吃胖了嘛,过来让我抱抱能不能抱得动’”,“但是他却是两个胳膊环抱着托着屁股把我抱起来,抱起来的时候很明显地能够感觉到他的手在羽绒服下面往屁股那里摩掌了两下”。“第二次是下乡写生的时候,他带我们和当地的官员一起吃饭,让我们陪酒敬酒,我被灌醉以后一直在哭。然后在回去的车上,我为了逃避他坐在了一个很偏的角落,没想到他一下子就靠着我坐了下来,但是我却没办法躲。他以关心我的名义来摸我的心跳,但是他的手却直接摸到了胸部,上下挪动,还要人面兽心地假装关心‘你这个心跳很快啊’。”

 

除了报警之外,小羊在被性骚扰后,通过微信告诉了母亲自己的遭遇。在就医被确诊为抑郁症后,她也在跟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线上问诊过程中,告诉对方自己遭受到了姚某的性骚扰。小羊还去学校纪委举报过。在纪委办公室时她恰好接到了姚某的电话,两人的谈话内容被学校录音记录下来。“虽然没承认性骚扰,但是他是来求和解的。”吕孝权说,除了在前几次性骚扰之后,小羊没有提高警惕去留存证据,比如再跟姚某接触时录音等,其他方面她做了很多努力。“性骚扰直接取证难。小羊的这些证据单拎出来,每一个都不行,只有靠组合在一起,形成时间和空间的证据链条。”

 

吕孝权说,原本他们认为起诉姚某性骚扰的胜算并不大,但小羊作为被告的名誉权纠纷,却意想不到地给了她明显的支持。在这份判决书中,法院主动去中央美院调查取证获得了八份证据,这些内容与小羊自己提供的证据组合相呼应,就此法院道出了广义职场性骚扰取证的困难:

 

“大部分涉性骚行为均发生于隐秘状态下且多为一对一的关系,一般鲜有第三人在场。从证明材料形成的角度看,性骚扰行为以书证形式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当小,拥抱、捏掐、亲吻等接触性行为及抚摸、言语等非接触行为皆不易形成证明材料;由于行为的隐蔽性,受害人提供证人证言存在实质性困难,即使存在证人,性骚扰全过程被目击的可能性较小,证人很难目睹性骚扰全程,提供全面有效的证人证言。同时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对于发生在存在隶属关系中的性骚扰行为,例如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女性受害人往往碍于社会群体的舆论压力、维持自身的事业及学业发展,一开始往往选择沉默和忍耐,不愿意把事情闹大,错过了获取证据的机会时机。

 

这是吕孝权第一次见到法院如此明确地对性骚扰受害人的困境做出描述。在这份判决书的鼓励下,他对代理小羊起诉姚某性骚扰的案件多了一些把握,但小羊几番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放弃了。“能理解。她当时是研三,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她说特别羡慕其他同学,可以安安心心地去找工作和生活。这几年因为被姚某起诉,她的精神压力一直特别大,她很庆幸最终法院只是判她支付了几千块钱。”吕孝权告诉本刊,他尊重小羊的决定,也是因为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这次的判决虽然是一个突破,但是如果把原被告双方换个位置,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作为性骚扰的起诉方,小羊将承担着全部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取证的难度只是其一。更为艰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中还未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的定义,这让司法机关的认定充满着变数。目前,国内对性骚扰防治的法律条文散落在多部法律之中,如《民法典》的第一千零一十条、《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以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为主,如“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等等。

 

吕孝权说道:“我们没有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法》来落实实施细则,比如规定性骚扰的类型、构成要件、证据种类和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学校和用人单位等在防治性骚扰问题上有哪些法定义务等。这些都没有可操作性的解答,于是在法庭上,诉求也常常得不到法官的支持。”

 

法律实施细则上的缺失,也让受害人难以在向警方报案时获得支持。万飞告诉本刊,公安机关在打击性侵和猥亵时是毫不犹豫的,但除此之外,实践中与性骚扰有关的具体行为非常多,“很多骚扰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跟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比如办公室里有人讲黄段子,有些人觉得没什么,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是性骚扰,但这对公安机关来说是没法界定的”。

 

“以暴制暴”杀夫案的审理变化

 

除了性骚扰问题的社会认知和法律争议,与家暴相关案件的审理最能体现全社会对“性别暴力”的认识演变。“为什么有很多受到家暴的妇女不愿离婚?公益律师或者志愿者去帮助她们,努力了很久,但最后受害人说,‘我不想离婚了’,我们一开始就很不理解。”曾在北大妇女中心工作过的律师张荆告诉本刊,1995年底北大妇女中心成立,除了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开展的公益培训项目也特别丰富,经常会邀请很多法律界的知名专家来参与。

 

在那里,法律工作者们接受了很多性别观念的洗礼,比如,被家暴的女性长期遭到人格贬损,社会交往能力被逐渐剥离,在断绝与家人、朋友的交往成为“孤岛”之后,女性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独立面对任何一件事情,更没有能力去逃离婚姻,这是一种“习得性无助”。

 

2015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彦杀夫案进行重审二审宣判,对李彦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起在当时备受瞩目的家庭暴力以暴制暴案件,在一审、二审判决李彦死刑立即执行,并已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期间,转由北大妇女中心主任郭建梅、律师徐维华和四川律师万淼焱一起提供死刑复核阶段的法律帮助和刑事辩护。

 

郭建梅向本刊回忆道,李彦在一审、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是因为她有分尸情节,处理尸体的手段很残忍,但李彦长期遭受丈夫谭某的严重家暴,这一点在判决中并没有被认定。李彦在与谭某结婚的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经常因为琐事被殴打,甚至被性虐待。她的邻居、亲戚、朋友和同事都对此有所了解,有些人甚至亲眼目睹。李彦也曾找过居委会、妇联和司法所,也报警求助过,但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帮助。

 

2010年11月3日晚,李彦在厨房洗碗时,看到谭某拿着火药枪对准她头顶上方窗户上的花生射击,很怕他酒后开枪会打到自己头部,于是进行劝阻,结果引来了谭某的怒火。谭某用火药枪的枪托狠狠砸在李彦的右脚趾上,打断了她右脚大拇指的指甲盖,李彦顺手拿起床边的火药枪枪管自卫,谭某说“你打嘛,你打嘛”,李彦用枪管打了他的后脑一下,谭某拿眼睛瞪她。

 

“她看到那个眼神,觉得对方要把她打死,于是又打了一下,血就从谭某头上冒出来了。”代理律师万淼焱告诉本刊,她在看守所里跟李彦连续会见了一星期,“我相信李彦说的是真的,因为她每一次的叙述都一致,而且记得很多细节。”万淼焱回忆道,“只有一个地方我很困惑,李彦最后用了几个小时独立把尸体肢解,她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她向四川省警察学院的犯罪心理学专家请教,对方给了她一个解释,“《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能徒手扛起马车,人在极端情况下会爆发出正常状态不可能有的能量。”

 

郭建梅说,李彦案在当时得到了大量法学界人士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很多专家以“受虐妇女综合征”来解释李彦的行为,它指的是长期遭受家暴妇女的一种心理状态。“受虐妇女综合征”最早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性别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陈敏从国外引进的概念,被家暴阴影笼罩的家庭处在四个阶段的循环状态中:第一个阶段生活相对平静,两人开始产生摩擦时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时冲突升级为殴打,殴打之后进入到第四阶段,施暴的一方开始痛哭流涕,认错、买礼物、写保证书。“长期承受暴力的受害人有敏锐的直觉力。每次到了第二阶段,当矛盾开始累积,马上就要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要挨打时,受害人可能因为极端的恐惧,爆发出强烈的反抗。”张荆说,在这种情况下,家暴受害人精神上已经处于极度紧张和慌乱的状态,是“受虐妇女综合征”的一种表现,“这跟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

 

拿着律师们新收集的证据,在看守所会见李彦的录音、邻居的证词、李彦被谭某砍断的手指和脱落的脚指甲,以及看守所狱警拍摄的李彦刚进看守所时身上的大片淤青等等,郭建梅找到当时最高法主管刑事案件的副院长,也是主抓家庭暴力的小组组长帮忙,把证据和庭外专家们呼吁的“受虐妇女综合征”概念一并汇报给当时负责李彦案死刑复核的刑事庭庭长,又在李彦所在的安岳县看守所见到了最高法的两位法官,终于帮助李彦拿到了死刑不予核准的鉴定通知书。

 

李彦案随后发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最终,李彦被判死缓。虽然这是一个律师们仍认为量刑过重的判决,“各地司法实践中,当时已经出现不少对以暴制暴杀夫案轻刑化的判决,量刑最轻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但李彦自己不想上诉,她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已经满足了”。万淼焱说:“在李彦之后,再也没有因家暴杀人的被判得这么重,最多被判十几年的有期徒刑。”李彦杀夫再审案的讨论促进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它也成为反家暴领域里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被选为201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的30个候选案例之一。包括李彦案在内的一批反家暴案件的社会讨论,也让人们对这种典型的性别暴力案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公安机关,早已不再有人认为家暴是家务事了。”万飞说。

 

 

“嫖宿幼女罪”的废除

 

推动性别平等,打击性别暴力,最关键的是要在立法上不断完善,它需要来自各方力量的努力。

 

在2012年4月国务院出台《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之前,中华女子学院退休法学教授刘明辉曾极力主张在劳动法中加入职场性骚扰的内容。“我们多次在立法的研讨会和论证会上提建议,我还专门去找人保部法规处的处长、全国总工会理工部的部长等进行游说,但这一条始终没有成功入法。有的领导说,这应该在侵权法里规定,而不是劳动法。但我们始终认为,预防优于制裁,如果能在劳动法里让雇主承担起防治的义务,很多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出台前征求意见时,她发动了多所学校的学生一起提意见,“我的学生都很兴奋,还通过QQ群去征集意见,我也去其他大学搞了几场讲座,学生们都很支持。最后征集了500多封信,一起邮寄给了国务院法制办。”2012年4月28日国务院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写道:“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最体现各界力量联合推动作用的是“嫖宿幼女罪”的废除。

 

2012年,一名辽宁营口被强奸女童的母亲向千千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援助。一名13岁幼女和一名14岁少女被哄骗至22岁的林某的住处,被诱使观看黄色影碟,并吸食冰毒。此后,林某强迫两个女孩为李某等4人多次提供所谓的处女性服务,林某从中获利。孩子失踪后,被诱骗女孩的妈妈向派出所报警,但警方以没有犯罪迹象为由,不予立案,最后孩子的父母通过自己寻找,找到了林某的住处,两个女孩这才被警方解救出来。在公安机关结束侦查后,李某等4人的案件以涉嫌嫖宿幼女罪被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代理这个案子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刑法里‘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仔细一研究,才发现问题太大了。”代理此案的律师吕孝权说道,“嫖宿幼女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从“强奸罪”中单列出来的,所谓的立法初衷,是认为该项罪名量刑的起点比较高,是5年以上,而强奸罪的基础量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但强奸罪如果有一些特殊情节,比如轮奸、强奸导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这些是可以判处10年以上、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而嫖宿幼女罪刑期上限是15年,无论情节多恶劣,最高只判15年”。

 

吕孝权说,营口案民事部分经过多方协调,两位被害女孩分别获得了30万元和20万元的赔偿,在刑事部分,两个家庭基于各种考虑,在拿到相应的民事赔偿后,放弃了刑事部分的主张,“后来我们无法查询到关于此案的公开信息,只是听闻,李某等人被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5~7年”。

 

经过辽宁营口嫖宿幼女案,千千律师事务所在2012年召开了“嫖宿幼女罪专题研讨会”,请来了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妇联等职能部门,还请到了一大批法学和社会学、心理学专家。当时参加会议的张荆回忆道,原本以为废除这个对幼女污名化的“嫖宿幼女罪”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现场讨论时针锋相对的意见多极了。

 

张荆回忆道,女性专家普遍认为,14岁以下的女孩是没有性能力的,更没有处分自己的性的能力,何来交易可言?“你交易支付的对象都不具备交易的能力,当然不该成为一项罪名。”但一些男性法学专家的意见就与之相左,“他们认为很多女孩随着营养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比较早熟的,同时有些女孩因为家庭困难,有这方面的诉求,会主动选择卖淫。如果把主动选择卖淫按强奸罪来论的话,对一些以此为生存条件的人是不公平的,这是她们的生存方式”。

 

而在这个争议之上,法律界更担心的是这给了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强奸罪最高刑期是死刑,嫖宿幼女罪最高刑期是15年。强奸一个成年人有可能被判得很重,会不会引导强奸犯去强奸一个未成年人,给点钱,说自己是性交易行为,顶多就判15年。行为更严重了,但惩罚却更轻了?”张荆说。

 

最后,这场研讨会的意见汇总成为一份法律意见书,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人大内司委、国务院法制办、最高法、最高检和全国妇联等七个部门提交。“当时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因为这涉及刑法的修订。”吕孝权说道。

 

在千千律师事务所发起的专家研讨之外,以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为代表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在努力推动刑法修订时将“嫖宿幼女罪”废除。孙晓梅告诉本刊,从2010年起连续五年,她将这个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那些年在各地的调研中我就发现,以女童作为目标的奸淫案件特别多。”尤其是2009年,贵州习水、浙江丽水、福建安溪等地相继发生了全国轰动的“嫖宿幼女案”,而来自全国妇联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嫖宿幼女罪”立法后,1998~2000年三年间,全国各地投诉的“儿童性侵犯”案件猛增了10倍之多,“很可能是‘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导致对幼女保护力度大大降低了”。

 

连续五年的建议,在人大做出立法决议前,已经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回应。最高法民一庭的一位女法官告诉孙晓梅,在最高法审理的案件中,法官们早就开始采用奸淫幼女罪来进行相关案件的审理,“嫖宿幼女罪早就不用了”。在刑法修订前,最高法还联合四部门出台过一项意见,无论是用金钱财物来诱惑的,或者已知幼女是被人胁迫卖淫的,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这个强有力的措辞,在当时的学术界被称为‘形式上冻结了嫖宿幼女罪’。”

 

2014年,刑法终于启动第九次修订。令孙晓梅意外的是,在草案的一审稿和二审稿中,参与修订的法学专家们都没有提及“嫖宿幼女罪”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他们对妇女儿童权益不够重视。”孙晓梅找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和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马馼,由这两位女委员在草案修订时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最终,嫖宿幼女罪得以在《刑法修正案》(九)表决稿中删除,自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后,嫖宿幼女被视同奸淫幼女,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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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莉視角/海外流亡部落之張菁: 從民主墻到越獄, 到創建中國婦權

轉載自臺灣央廣                           2023-06-21

 

(原文鏈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71159)

 

張菁,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前哨》雜誌、《新報》、《明報》以及紐約《世界日報》新聞編輯。2007年在紐約創辦中國婦權 (Women’s Rights in China) 組織並任執行主任。曾參加過貴州民主墻運動。1985年從澳門回貴陽探親,半途被攔截逮捕,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其間越獄未遂。1990年五年刑滿,在香港獲得港英政府政治庇護。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移民美國。

 

覺醒:從民主墻到越獄

 

向莉:請您談談您流亡前在中國的生活和觀點轉變的過程。

 

張菁:父親是軍人,母親在省人事廳工作,我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1978年我看到貴州民主墻上大字報上面講的民主,很受啟發,於是主動幫「啟蒙社」油印資料、賣雜誌、籌款。這一波民主運動全國蔓延,我是參與者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那時我非常開心,覺得找到了知音。但中共容不得自由思想,很快開始鎮壓,很多人被捕。最典型的是北京的魏京生,魏京生其實就是要民主改革。他的文章把鄧小平給惹怒了,被判了很多年刑,每個組織的頭都被判了。1980年我找了個機會跑到澳門,在天主教修道院裡面住了幾年。有人就冒我媽的名寫了一封信給我,說現在改革開放了,歡迎這種不同立場的人和港澳同胞、臺灣同胞,「隨時歡迎你回來」。我坐的火車剛進貴州省的境內就被「政保」警察攔了下來,沒進家門,就先進牢門,判了我3年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想,學生們都在進行民主運動,我憑什麽要勞改?我跟另外的兩個人相約一起越獄,被出賣了,又被抓回去,加了兩年刑。我坐滿了五年牢以後就出來了。出來了以後我就離開中國,去了香港,在香港申請了政治庇護、結婚。那時在香港可以申請政治庇護,早期逃難到香港的人,大多是因為生活和經濟原因,後來逃難、偷渡到香港的,也有一些是因為政治迫害原因的,特別是1989年。到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我獲得了難民身份(因為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的政權變化,那有些人可以向聯合國申請難民身份),之後美國就接納了我們這些難民。

攝於貴州羊艾女子勞改茶場。這是1989年春節,女勞B的監獄場所表演出發前的合影(張菁,中間士黃色衣服者),有機會外出,大家自然很高興,儘管右邊兩位是便裝的女管教。這個新修大門和裡面的「育新學校」平房是每天晚上洗腦的地方。(圖:張菁提供)

 

1984年在澳門住在耶穌寶血女修道院。(圖:張菁提供)

 

1996年張菁(右二)在香港與民主派示威活動。(圖:張菁提供)

 

 

仰望民主燈塔,流亡美國

 

向莉問:您到了美國之後,是怎麽樣適應的?這對您的這個觀念有什麽影響?

 

張菁答:剛從中國到澳門的時候,我覺得澳門很自由,到了香港以後,我看到了澳門的黑暗和腐敗。那時候的港英政府還很努力,不管從治安還是民主自由各個方面,都是蠻開放的。到了1997年,香港的很多人,包括民主派都認為香港就是應該回歸中國,要有身份認同,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要做殖民地的人。我相信,香港民主派現在都很後悔。澳洲、新西蘭,人家現在還不是也就屬於女王治下的一個國家嗎?還不是都是英聯邦、大英國協的國家嘛?那香港如果說沒有回歸的話,那也就是這樣子,澳洲這樣的國家有什麽不好嗎?世界上還有那麽多的這個英聯邦國家還不是好的很?人家也沒鬧獨立,也沒想要身份認同。當然了,中國政府一直在香港進行滲透,很多人就相信了中共的話,相信鄧小平說的50年不變。1997年走了一批,富人走了一批,很多精英也走了,在香港做政治庇護的那些人也走完了,這些是不相信中共的人。現在的香港完全變成了一個內陸城市,甚至更糟糕。到了美國以後,我就覺得美國的制度又比香港更好,在社會人文和人權方面好很多。

 

向莉問:到了美國之後,您怎麽繼續堅持自己作為異議人士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然後這些理念到了美國之後又有什麽樣的變化?

 

張菁答:這個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生活上,我們對美國的適應(第一代移民是非常吃苦的,還有社會觀念的學習理解),另一個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理念。有的人到了美國後不去參與政治活動,那你以後還可以像個普通人一樣回中國探親,很多人也走這樣的路。但是你過得了自己心靈上的這一關嗎?回到中國,你遵守了法律,你也沒有自由表達的權利,那你就活得不像一個真正的人。我覺得我還是要有尊嚴的活著,不想去跟他們交易。所以就選擇了繼續堅持自己的理念。這麽多年,我也就三、四十年沒回去過中國。

 

中國婦女急需人權,創建中國婦權

 

向莉問:請講講您創立「中國婦權」這個NGO組織的過程和中間碰到的困難和現狀?

 

張菁答:在2004年中國十大新聞中有一條是孤兒院的院長把裡面女孩的子宮割掉了。院長說,因為她們月經來了不會打理,還有她們懷孕了怎麽辦?那個時候我在美國一個報社工作。我覺得這太可怕了、根本是本末倒置!你一個孤兒院的院長,怎麽能說出這種話來?她們懷孕了,要去判你刑才對!她在你的這個孤兒院、兒童福利院,為什麽會懷孕呢?那是你的失職!結果他還有理得很,把人家子宮給割了。說人家來月經,不會打理?孤兒院有院長和工作人員,你們幹什麽去了?我非常氣憤!2006年大陸的一個著名女記者到美國補領「婦女勇氣獎」,那時候住在我家,我就跟她討論這個新聞,還有喝「嬰兒湯」的事情。我們覺得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真的是一點權利都沒有,需要為她們發聲。於是我們討論成立一個組織,可以聲援中國大陸的那些婦女和兒童,她們很無助。於是2007年我們就開始申請登記,2008年獲得了免稅批准,開始運作「中國婦權」。但這個時候女記者回中國了,後來她被判刑,所以就不方便說她是中國婦權的成員。但她對我的啟發很大,也給了我很多幫助和鼓勵,我才有這個這個勇氣去申請和成立這麽一個組織。我們通過五個項目在中國展開工作,它們是:反拐賣、幫童養媳找父母、反計生強制墮胎、助學尼姑庵被棄女孩、農村女嬰輔助計劃。

 

張菁2007年創辦中國婦權(WRIC)組織。圖為2011年她在美國國會人權聽證會為中國婦女發聲。(圖:張菁提供)

 

姚誠是我們在大陸項目的總負責人,他帶領著義工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在中國從南到北到處去找他們失蹤的孩子。還有「反拐賣」的項目,幫助很多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父母。其中有兩個貴州的孩子,七、八歲的時候被人販子賣到福建去了,還有江蘇和其他省的。還有一個項目是「反墮胎」,就是那些大肚子的婦女被計生委的人拉去強制流產,我們幫助她們逃出來。真的是從虎口裡搶孩子,搶出了好多條命,現在這些孩子都10多歲了。有些突發事件我們也會參與,有的公開,有的沒有公開。後來又加了一個項目,叫「農村女嬰輔助計劃」,就是給懷孕的父母親一點奶粉錢的補助,因為那個時候毒奶粉太多,所以就給她們補助,讓這些農村的婦女去買好一點的奶粉,別虧待那些女嬰。有時候女嬰還會被弄死,因為一胎化政策太嚴厲,老百姓也沒有什麽人權的概念,黨的政策逼著老百姓,女嬰就被殘忍的殺害了。所以我們這個項目就是鼓勵女孩的媽媽有尊嚴、有勇氣的撫養自己的孩子。後來中國婦權被列為境外敵對組織,我們的五個項目全部被中共打壓,很多義工被抓起來審問、拘留、判刑。大概2017年,我們所有的項目都停了。

 

機構責任和信仰支撐下的勵志人生

 

向莉問:在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幾件事情是什麽?

 

張菁答:一個是,我從大陸到香港,香港的支聯會每年組織的紀念六四的活動是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參與的人數那麽多、規模那麽大、堅持那麽多年!鼓勵了我不僅每年都去參加他們紀念六四的活動,也參加平時的一些活動,只要能擠出時間我都會去做做義工;

另一個是,我流亡到美國後不久,單親多年卻堅持養育三個孩子。雖然孩子小時候我獨立支撐生活,很累,但我覺得自己內心比較受益,也比較自豪。現在孩子們都很好,他們都正常的工作、學習、生活。我覺得,結不結婚沒關系,但如果能有機會有一個孩子,那還是比較好;

第三件事就是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宗教信仰歧視官司,我個人和中國婦權組織起訴了一個基金會。對方包括一個大公,而我個人及中國婦權基本上沒有什麽錢,雙方實力非常懸殊。打官司對家庭影響很大,尤其是對孩子傷害比較大,前夫一賭氣走人了,生活上壓力很大。但我始終沒有放棄信念:我堅信我是伸張正義,因為沒有人可以強迫他人改變宗教信仰;一場運動的受益者、公眾人物,在死難者還沒有討回公道之時,無權代表死難者去「原諒殺人兇手」。這個官司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堅持了很久不和解,因為對方堅稱他們對我們組織及人員不負法律責任,不賠償,但我也不願意就我個人的訴訟案與對方談和解事宜。就算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過我們在中國牢獄中的朋友,訴訟是否繼續必須先問過他們的意見。我一直等到與訴訟相關的所有義工都出獄以後,由他們告訴我說,沒有新的證據顯示他們遭受的迫害是因對方而造成,就是說他們的「判決書」上沒有提及與在美國的訴訟被告方相關內容,因此只能放棄中國婦權作為組織的訴訟。在此之後,我才答應了我的律師,可以開始與對方律師商討我個人的訴訟案和解事宜,因為一旦我個人與對方達成和解,我就不能代表組織及義工們在他們的訴訟中作證了。如果在2015年照我律師說的去做,早達成和解,對我個人更為有利,但我沒有這樣做,我認為組織和朋友們的利益更加重要。直到2022年初,我才接受個人訴訟案的和解。這一段曠日持久的訴訟自此了結,歷經了煎熬和艱難的抉擇;

第四件感受最深的事,是在信仰的這個方面。我是在澳門住在修道院裡受洗的,當時我覺得有一個信仰很好,那時候生活上也蠻好的,就沒有多去想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麽。等我回到大陸,沒進家門先進牢門,被勞改了,想想勞改犯以後找不到工作,老公也找不到,我就天天在心裡懊悔,是神害我這個樣子,不然的話我根本就不會坐牢,因為那個時候公安都說,修道院裡面的神父修女都是特務。當時我真的就是這樣想的。到香港後,我很少去教堂,但我有帶孩子回澳門去神父們的墳頭祭拜。到美國後回首人生,孩子們長大了,我自己努力工作,對得起良心,一路走過來,我的人生與其他人一樣,其實什麽都沒缺少。現在我坐在窗前,看著鳥兒飛來飛去,更加堅定我的信仰,天主是公平的。我後悔坐牢的時候的那種想法,但我相信神不會計較我年輕時的無知。在我的生活當中遇到坎坷,我就祈禱。該做的我都做了,我還是把握不了,就交給神,神去幫我做主。不管你心中信的是什麽神,你叫他什麽菩薩也好,你叫他真主也好,或者叫他基督也好,你只要有信仰,你交給他,放下你的心理壓力和負擔,他就會幫你平安的度過生活中的困難。

 

2019年3月在聯合國第63屆婦女論壇上談中國婦女社會地位問題。(圖:張菁提供)

 

向莉問:您對後來的流亡者有什麽建議?比如反送中的一些香港年輕人也是後來的流亡者。

 

張菁答:首先,流亡者要有一種放下的心態。也就是不要把美國看成是一個遍地黃金、處處公道的理想之地。不是這樣子的,因為人類社會沒有地方是完美的,沒有一個地方全都是公平的。民主制度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可是它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個制度。但是它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所以需要我們和後代一起去努力。把自己的身段放低,當你遇到不公的時候,不要一下歸罪於這個制度或者是哪個黨。如果你覺得某個政策不對,那你就去參與討論這個政策。美國二百多年就是靠著兩個黨就像一個大海上的一艘船,風浪起的時候顛顛簸簸看著就要走偏了,可是它自己又修正了。因為另外一個黨站在另外一邊說你不能往那邊走,還有媒體監督,它就有慢慢修正。不像專制制度,沒有監督。民主國家都有監督機制,有一個自動修復功能的。所以,對民主國家不要那麽悲觀。堅持我們的理念是沒有錯的。但是要看清楚我們自己作為一個新移民,我們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麽價值。其次,學好英文很重要,不管是在你的思想上也好,還是生活上、經濟上,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和飛躍。最後,就是積極融入到美國本土的生活。如果能夠賺錢更好,這個制度會保護你的財產;如果需要幫助,就大膽申請社會福利,只要不欺詐,那是應該的。身處美國社會,看多了,你就會掌握好尺度。

 

 

作者向莉: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 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新加坡逾3成民眾挺同婚合法 支持度上升

中國婦權網綜合                                                   2023-06-23

 

全球市場研究調查公司益普索(Ipsos)6月22日發布一項調查顯示,新加坡32%民眾同意應允許同性伴侶合法結婚,比例高於2022年調查的27%。

 

新加坡國會去年11月通過廢除將男男性行為視為犯罪的刑法377A條文。一項最新調查顯示,新加坡民眾對同性關係的支持度上升,32%民眾同意同性婚姻應合法化,高於去年27%。

 

調查指出,另有23%的受訪者表示,同性伴侶應獲某種程度的法律認可,但不能結婚;27%認為,不應允許同性伴侶結婚或獲得任何法律認可;其餘19%則表示「不確定」。

 

調查發現,新加坡女性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高於男性,35%的女性支持同婚,高於男性的28%。年輕一代對同婚的支持度也更高,Z世代(26歲及以下)及千禧世代(27歲至42歲)約有40%的人支持同婚。相較之下,X世代(43歲至58歲)對同婚的支持度只有25%。

 

另一方面,調查顯示,新加坡民眾對於同性育兒的支持度高於同性婚姻。57%的民眾認為同性伴侶應擁有和異性伴侶同樣的領養權利,比去年調查高了8個百分點。

 

益普索新加坡公共事務總監Melanie Ng指出,新加坡民眾對同婚權利的態度正在改變,有更多女性及年輕人支持同婚。她分析,以家務及照顧孩子來說,許多人不再被期待遵循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近年來,男女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固定。隨著社會規範改變,年輕一代越來越能接受同性伴侶成為父母。

 

約有1000名新加坡人參與這項調查,受訪者年齡介於21歲至74歲。調查期間為今年2月17日至3月3日。

 

新加坡社會風氣相對保守,歷經多年討論,去年11月國會終於通過廢除將男男性行為視為犯罪行為的刑法377A條文,但同時也修憲限制全面婚姻平權。

 

聲援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LGBT)社群的新加坡「粉紅點」(Pink Dot)年度活動自2009年開始舉辦,今年邁入第15年,這也是377A條文廢除後首場活動。主辦單位表示,今年活動訴求主要是展現LGBTQ+家庭的多元性。

 

 

世經論壇2023年度報告: 男女平等尚需131年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2023-06=21

 

世界經濟論壇(WEF)6月21日公佈「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年度報告」,針對經濟、教育、獲得醫療服務及政治參與程度,進行各國男女平等調查,前3名全都是北歐國家。調查對象的146個國家中,男女之間最平等的國家是連續14年奪冠的冰島,接下來第2名是挪威、第3名是芬蘭。中美洲國家的尼加拉瓜爾排名第七,西非的納米比亞第八,將亞洲的遠遠甩在後面。

 

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韓國和中國性別差距分別列第105和107位。日本在列第145,排名低於2019年12月報告中的121位,排名創新低。

 

而印度取得了顯著進步, 2023年排第 127 位,2022年排第 135 位。其鄰國的巴基斯坦排名第142位,孟加拉國排名第59位,

 

報告中顯示,全球女性至少要再等131年,也就是到2154年,才能實現與男性平等。

 

今年已是世界經濟論壇第17次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2023年,性別平等在總體上取得了進步,這部分是因為進一步縮小了教育程度的性別差距:在指數覆蓋的146個國家中,有117個國家至少消除了95%的此類差距。與此同時,經濟參與和經濟機會方面的差距迄今縮小了60.1%,而政治賦權方面的差距僅縮小了22.1%。

 

自2006年第一版報告發布以來,性別平等狀況僅改善了4.1個百分點,且總體進步的速度正在大幅放緩。要想消除總體性別差距,還需要131年的時間。按照目前的進步速度,實現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性別平等分別需要169年和162年。

 

該報告對四個領域性別差距的變化進行對標分析: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賦權。自2006年發布以來,該報告使用的指數一直跟踪觀察各國在消除上述性別差距方面的進展。此外,該指數還深入分析近期全球衝擊對勞動力市場性別差距危機的影響。

 

冰島第14年全球第一

 

冰島連續第14年成為全球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將性別差距縮小了90%以上的國家。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全實現性別平等,但排在前九名的國家至少消除了80%的性別差距。

 

 排名前十的國家:

 

 

歐洲消除了76.3%的性別差距,超越2022年度排名首位的北美,成為性別平等狀況最佳的地區。該地區有三分之一的國家進入了前二十名,超過半數(56%)的國家至少實現了75%的性別平等。但是,歐洲各國的表現也是喜憂參半。一方面,愛沙尼亞、挪威和斯洛文尼亞等十個國家至少進步了1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奧地利、法國和保加利亞等十個國家至少退步了1個百分點。

 

北美位列第二,消除了75%的性別差距,和上一版報告發佈時相比退步了1.9個百分點,這部分歸因於政治賦權領域的性別差距擴大了7.7個百分點,目前達到了26.1%。在經濟參與和機會方面,北美消除了77.6%的性別差距,在所有地區中得分最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消除了74.3%的總體性別差距,和去年相比進步了1.7個百分點。該地區自2017年以來穩步提升,已經成為性別平等排名第三的地區,其中得分最高的三個國家分別是尼加拉瓜(81%)、哥斯達黎加(79.3%)和牙買加(77.9%)。

 

歐亞大陸和中亞消除了69%的性別差距,但自2020年度報告發布以來已經停滯不前。和其他地區相比,該地區在政治參與方面的性別平等比例最低(10.9%),且自2022年以來還倒退了1個百分點。但是,在經濟參與和機會方面,該地區一直在穩步消除性別差距,目前已經消除68.8%的性別差距,和上一版報告發佈時相比提高了0.5個百分點。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性別平等的進展已經停滯了十年以上。和上版報告發佈時相比,該地區的性別平等狀況退步了1.6個百分點。在該地區的19個國家中,有11個國家自上版報告發布以來提高了得分,有8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狀況有所退步。其中,新西蘭、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的性別平等狀況最佳,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同時也是該地區進步幅度最大的經濟體。

 

南亞地區已經實現了63.4%的性別平等,和上一版報告發佈時相比提高了1.1個百分點,這部分歸功於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人口大國提高了得分。在所有地區中,南亞地區在經濟參與和機會方面的性別差距最大(37.2%),但自上一版報告發布以來已經進步了1.4個百分點。

 

撒哈拉以南非洲消除了68.2%的性別差距,僅僅提高了0.1個百分點,但該地區的進步並不均衡。納米比亞、盧旺達和南非以及其他13個國家已經消除了70%以上的性別差距,但另有8個國家卻倒退了0.5%甚至更多。

 

中東和北非依然是性別平等狀況最差的地區,截至目前消除了62.6%的性別差距,自上一版報告發布以來退步了0.9%。阿聯酋(71.2%)、以色列(70%)和巴林(66.6%)是該地區性別平等狀況最佳的國家,而巴林、科威特和卡塔爾等五個國家將性別平等得分提高了0.5%及以上。

 

女性失業率繼續高於男性

 

全球範圍內,女性勞動力增加的速度要快於男性勞動力,這使得自2022年報告發布以來,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平等狀況出現了小幅回升(63%-64%),但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距仍然很大且根深蒂固。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女性失業率繼續高於男性,全球女性失業率約為4.5%,男性失業率約為4.3%。

 

職業社交平台領英對163個國家開展的調查數據顯示,2023年,女性勞動力佔比為41.9%,但女性在高級領導職位(總監、副總裁或高管)的佔比為32.2%,比前者低了近10個百分點。雖然在過去八年中,全球女性領導者的佔比每年穩步提高1%,但這一趨勢在2023年出現了逆轉,倒退至2021年的水平。

 

展望未來的各類勞動力市場,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STEM)職位通常薪酬更高,其重要性和範圍預計將增長。然而,領英的數據顯示,女性在此類職位中的佔比仍然嚴重不足,僅為29.2%。 2016-2022年,人工智能領域的人才供應量大幅增加了6倍,然而女性員工的比例只有30%,比2016年時高出4個百分點。

 

《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強調指出,提高女性經濟參與度並在政界和商界高層職位實現性別平等,這是在家庭、經濟和社會等廣泛領域消除性別差距的兩大動力。公共和私營部門領導者大膽開展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將會非常有利於加快促進性別平等、重新激發增長活力和進一步提升系統韌性。

 

 

向莉視角/海外流亡部落之姚誠:海軍中校偷飛機,流亡美國

轉載自臺灣央廣                    2023-05-25

 

原文鏈接:https://insidechina.rti.org.tw/news/view/id/2168636

 

向莉視角/海外流亡部落之姚誠——海軍中校偷飛機,流亡美國
姚誠在美國(圖:姚誠提供)

 

姚誠本名譚春生,1960年4月出生於安徽蕪湖1978年入伍,畢業於海軍航空工程學院、海軍飛行學院、海軍指揮學院;曾擔任海軍航空兵團、師、艦隊航空兵,海軍航空部作戰訓練參謀,軍銜中校;1997年被秘密派遣去老撾偷回一架KA28 反潛艇直升機,成為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犧牲品,被中共軍事法庭判刑7年;2013年因張安妮事件被判刑一年十個月;2016年流亡美國。

 

受命成功偷飛機,卻被判七年

 

向莉問:請談談您之前在中國的生活和觀念變化?

姚誠答:我在中國成為異議人士之前是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軍官,生活條件相當好。我在海軍的時候,升遷得比較快,被中共徹底洗腦,一心要「解放臺灣、保衛祖國」。部隊曾多次派我出國。我在國外看到的東西跟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完全不一樣。在對外交流和學習中接觸到很多西方的觀念、中共的真實歷史和軍隊的腐敗,內心起了波動,但尚未走上反對的道路。1993年中共海軍準備用國務院的撥款,從俄羅斯進口兩艘956現代級導彈驅逐艦,和24架KA28(俗稱卡28)反潛艇直升機。當時,這種直升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共軸雙旋翼,特點是占地面小,便於軍艦上使用,升力大、效率高,同時還擁有搜索潛水艇和攻擊的雙重功能。俄羅斯開始的報價,一架卡28是650萬美元,但談判過程到1996年前後價格翻倍了。於是中共海軍和哈爾濱飛機製造廠就決定採取一貫的偷竊加「自我研發、製造」的方法搞到這種飛機。1997年我被海軍秘密派遣和國家安全部的人出去偷飛機和技術。我拿著偽造的身份,作為哈爾濱飛機製造廠直升機辦公室的高級工程師,到老撾弄到了一架卡28直升機。飛機弄到哈飛公司,根據這次竊取俄羅斯的軍事機密,去測繪仿造飛機。當時我的頂頭上司是劉華清的二兒子劉作敏。我搞的這個秘密項目,海軍只有五個人知道:海軍司令石雲森、副司令賀鵬飛、海軍航空兵司令馬炳之、副參謀長姚普民,和具體負責人劉作敏。他下達任務,我們每次都在一塊兒討論這些事情。那時候,我以為立了大功,沒想到在中共最高層權鬥中被當作替罪羊,最後被判刑七年。

 

因為是絕密行動,沒有正常的飛機報關手續,當我們把飛機從中老邊界悄悄地超低空飛行潛入中國境內的時候,遇到麻煩,我們被邊防的武警給控制了。

 

一方面,當時老的軍委副主席之一劉華清不肯退位,年輕的軍委副主席之一張萬年就抓住這次機會逼劉華清退位,劉華清為了保住自己和兒子,於是出賣我,他在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的報告上寫上了「這架飛機是譚春生(姚誠)個人所為」。我要求見賀副司令、見石司令,見姚副參謀長、見劉作敏,結果他們一個個賴得乾乾凈凈的,說這個事他們不知道,完全是我個人所為。

 

另一方面,後來俄羅斯知道了偷飛機事件,要中斷政府間的經貿協議。因為當時中共在國外買不到武器,全靠俄羅斯。俄羅斯說,你偷我的技術,我不賣武器給你。中共高層一聽,就慌了。當時江澤民親自批示「這樣大的事情一定要徹底搞清」,同時同意了劉華清給我定下的「向境外泄密」的罪名,於是我就被當成替罪羊,成為了共產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江澤明的批示(姚誠提供)

 

後來,石雲森被免職,他曾托人找到我,把江澤民、劉華清他們當時對我的一個批示從軍委辦公廳弄出來,要我起訴江澤民「未審先判」。我起訴江澤民?江澤民隨隨便便就能把我弄死!我說,我不上訴,我反共。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政治犧牲品,共產黨的面目就是這樣!這也是我今天這麽堅決地反共的原因。

 

在監獄中,我開始反思中共屠殺學生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進一步反思歷來中共對人民的無情清洗和鎮壓,這些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也從此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出獄後,我加入在美國的「中國婦權」NGO組織,負責中國大陸被拐、被遺棄兒童的尋親維權工作,披露了大量有關計劃生育、兒童拐賣的社會陰暗面,激起了中共當局不滿。

 

2013年初,合肥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只有10歲的張安妮被迫失學,成為「中國最小的政治犯」。2013年9月3日,我在上海為張安妮和張儒莉姐妹辦理赴美簽證時,被合肥警方逮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刑一年十個月。那時,我的反共信念愈發堅定!

 

2013年,姚誠和張安妮在南京孑木家。(網路圖片/姚誠提供)

 

流亡美國,成為反共軍事專家

 

向莉問:為什麽流亡?請談談流亡到美國的方式和過程。

 

姚誠答:我除了坐2次牢之外,在合肥經常被秘密警察跟蹤,被喝茶,被傳喚無數次,覺得沒有人身安全和自由。於是,在出獄之後萌生了逃離中國的想法。2016年我通過秘密渠道逃離中國到達越南,之後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來到美國。我的逃亡過程相對順利,只花了2天多時間就飛抵了美國新澤西紐瓦克機場。

 

向莉問:您到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如何?和在中國有什麽不同?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打過工,現在做自己的YouTube頻道,生活相對平靜。因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不像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安全。現在到美國擁有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和美國各個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對臺灣和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

 

向莉問: 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姚誠答:第一是,2022年9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跟李毅辯論臺灣問題,被網暴。之後,我辭去中國民主黨內所有職務;

 

第二是,眼看著中國的軍隊變成了中共的黨衛軍、習近平的家丁很是心痛,這個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有國無防,甚至與人民為敵;

 

第三是,中共度過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影響,64大屠殺全世界制裁安然無恙,今天西方仍不以改變中共政權為出發點,令人遺憾!

 

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畢生信念

 

向莉問:到美國後,您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理念有何變化?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一方面繼續為「中國婦權」做義工,繼續為失孩父母提供幫助。另一方面我後來到了洛杉磯組建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任黨主席。之後辭去黨主席,任中國民主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專門研究如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喊話,瓦解或策反他們。在這期間我在理念上有些變化,覺得中共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變成黨衛軍,甚至開始蛻變成為「習家軍」,用來維護習氏專制集權統治,對此非常失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成為我畢生的信念。不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還任重道遠。

 


姚誠洛杉磯的書房(姚誠提供)

 

向莉問:對後來的流亡者,您有什麽建議?
姚誠答:這兩年有很多是通過第三國從南美走線後偷渡到美國的普通流亡者,真正的異議人士因為大部分被中共實施限制離境,所以他們反而很少能流亡出來。比如像許志永、丁家喜、郭飛雄這樣的為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事業奉獻很多、犧牲很多的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當局重判。我希望對中國的異議人士說,如果有機會,希望你們能出來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

 

作者向莉,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 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李文足反逼迁 记录遭迫害过程(视频)

中國婦權                                   2023-06-18

 

逼迁是中国政府对付维权律师 常用的打压手段。在2015年7月9日开始,逼迁更是频繁发生在几乎所有租房的709家属身上。2015年後,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搬家13次 ,2023年4、5月後的20天内,他们就被逼迫搬家9次。同樣,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

 

李和平、王峭岭以及年幼的女儿被迫搬出顺义区出租屋,并搬到通州区11天后,房东突然解除合同,并以拆除小院大门、断水断电等方式勒令他们离开。被威胁的李和平王峭岭坚持不搬走,两周后房东再次上门把院子的大门拆走,并于一周后上门,把水电都断了。他们还遭死亡威胁。

 

6 月9日李和平攜妻女欲從成都搭機前往泰國,在天府機場遭邊檢警察攔截,宣讀了限制出境的通知,理由是他們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709律师出狱多年仍遭骚扰 逼迁是家常便饭

中国妇权                                 2023-6-16

 

 

逼迁是中国政府对付维权律师 常用的打压手段。在2015年7月9日开始,逼迁更是频繁发生在几乎所有租房的709家属身上。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搬家十多次 ,近20來天内,他们被逼迫搬家9次。而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

 

2023年4月份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许志永,丁家喜被重判,欧盟官员访华,马克龙访华,德国外长访华,许艳、余文生被抓捕。王全璋家居住的小区,稳控的人员不断地增加。这对那些所谓的稳控的人员来说,他们增加了所谓的警力,709律师们对他们来说是个麻烦,所以他们决心这次彻底要这些家庭赶出辖区。他们更邪恶的做法是,贴身跟踪,甚至强迫要求律师们坐他们的车,以便保证律师家庭在当地租不到房子。

 

王全璋说:我们居住的酒店,有的酒店甚至被牵连停业整顿。所以我们在长租的时候,无法通过现场看房,无法通过识别房东,只能通过网络盲租。有些房东素质之低,被警方利用后,逼迁时丑陋难看,让人难以想象。

 

李和平一家被逼四處搬家 離開中國也是”危害國安”

 

李和平、王峭岭以及年幼的女儿被迫搬出顺义区出租屋,并搬到通州区11天后,房东突然解除合同,并以拆除小院大门、断水断电等方式勒令他们离开。被威胁的李和平王峭岭坚持不搬走,两周后房东再次上门把院子的大门拆走,并于一周后上门,把水电都断了。他们还遭死亡威胁。

 

6 月9日李和平攜妻女欲從成都搭機前往泰國,在天府機場遭邊檢警察攔截,宣讀了限制出境的通知,理由是他們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李文足 2023年 6月16日发推:

 

“为了孩子,我要坚强的活下去!”

 

“6月14日搬进昌平昌盛园新家,从晚上6点40开始,三个流氓在家门口暴力阻拦王全璋进门,倒在地上用身体顶门,警察王开国趁机闯进来大喊大叫,接着又来了三个警察、物业一群人说我们“非法入侵”撵我们离开。这样的场面我早有预料!“

 

李文足记下了他们一家被逼迁的时间线。

 

-4月19日,突然接到顺义宝龙房东通知,解除租赁合同,一个星期内搬走,否则对我们断水断电;

 

-4月26日,房东带人上门断电,并宣称7日内亲人要入住; 随后被相继中断供水,天然气;

 

-5月1日-6日,我们开始入住宾馆,入住不到10分钟,就会被宾馆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驱赶,历经抗争,我们也只能最多坚持住一个晚上;

 

-5月7日,和一个公寓签订为期一年租赁合同,入住当晚被驱逐,经过沟通,第二天被赶;

 

 

短短二十天内,他们被逼迫搬家9次.

 

-最后我们不得不居住了一个四星级的高档酒店,当晚就被驱逐,但是经过我们的坚持酒店方面没有强硬驱赶,我们在该酒店居住了最长的9天。

 

-5月 21 日,入住朝阳康营家园房屋,当晚十二点半被中介伙同所谓房东强硬驱逐,房租至今未退;

 

-5月24日晚,入住朋友野靖环家,当晚11点被警察以聚众吸毒上门骚扰;

 

-6月12日,入住新租赁房屋,当晚遭遇警察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为由上门骚扰;

 

-6月14日晚,不明身份人员趁我倒垃圾之机,强行拉门,不让我进入,随后报警,警方无任何手续上门骚扰,怀疑合同真实性,怀疑房东视频真实性,怀疑房产证复印件真实性,要求我们提供各种证明;

 

-6月15日,被断电,短暂恢复后,再次被中断电源,经过我们报修,供电局工作人给恢复了供电。

 

 

美前議長佩洛西獲褒奖 張菁頒獎禮上表敬意

中國婦權網報導                                                 06-08-2023

 

 

編者按:魏京生基金會與民主人權組織負責人及多名國會議員,於2020年6月7日在美國國會的黨團會議廳(Cannon House Office Building)向榮休議長南希•佩洛西榮頒發「魏京生民主人權終身獎」。佩洛西女士在她數十年政治生涯中,持續關注中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權與民主,並付諸於實際行動。佩洛西鼓舞和激勵了廣大被壓迫人民,在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中已經成為一面旗幟。「中國婦權」的創辦人及執行主任張菁應邀在國會大廈會議廳裡舉辦的頒獎禮上發言,對南希•佩洛西榮在推動中國民主人權進程中的付出表達深深敬意和感謝。

 

魏京生先生6月7日向美國榮休議長南希•佩洛西女士頒「魏京生民主人權終身獎」。(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張菁在頒獎禮上表示祝賀並感謝南希•佩洛西對中國民主人權及全美婦女政治權利的支持。(圖片來自魏京生基金會)

 

 

南希•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在頒獎禮上與發言嘉賓合影。(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中國婦權骨幹會員黃子茵(霧婷,前排左一)、趙蘭健(後排右二)等也與南希•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合影。(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榮休的南希•佩洛西女士致謝辭。右為現場中文翻譯員。(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張菁的發言如下:)

 

榮休議長佩洛西:

 

作為中國婦權組織的創始人,我非常自豪地向您表示深深和真誠的感謝——感謝您在涉及中國、西藏、新疆和香港的數千萬婦女和兒童的事務上的堅定領導。

 

多年來,中共婦權知道,因為您的存在,美國國會議員們沒有無視中國婦女遭受虐待、綁架、強制墮胎和孩子被帶走時發出的求助聲。

 

您的台灣之行是一次偉大的勇氣和支持民主之旅。但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感到驚訝,因為我們都知道您不會被關於您該去哪里或不該去哪裡的威脅所嚇倒。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您和兩位同事在天安門廣場勇敢地舉起橫幅抗議北京政權屠殺人民的那一幕。您被中共當局驅逐出境,卻讓國際社會更加關注北京的槍聲。您訪問基輔會見澤倫斯基讓我們更加自豪。美國女議長的膽識和智慧有目共睹。

 

幾十年來,您關注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權。這是你人生中光輝的一頁。

承蒙您的智慧,您領導的國會帶領美國跨越了障礙,使我們的國家沒有迷失方向,並在風暴中繼續穩健的航行。

議長女士,您激勵婦女以及我們的女兒參與議事議政,並在地方和國家政府中取得成功。您歡迎並鼓勵女性在談判桌上佔有了我們應有的位置。我們非常感激。

 

我們愛您。 謝謝您!

 

中國婦權張菁                                          2023年6月7日

 

南希•佩洛西女士與民運人士王軍濤等交談。      (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嚴家褀(右)發言。(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藏人行政中央駐北美辦事處華人事務聯絡官次誠嘉措。(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六四紀念館執行主任于大海發言。(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在王軍濤發言後。 (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前89民運參與者廖大文發言。(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背景上圖左二起為中國婦權顧問Ann Noonan、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時任眾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前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中國人權聯盟主席金秀紅及魏京生基金會執行主任黃慈萍。            (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左起:黃慈萍、黃子茵、魏京生、張菁、王安娜及李煥君在頒獎禮後合影。 (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南希•佩洛西與藏人代表合影。(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黃子茵在國會大廈留影。(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會後朋友共晉晚餐。左起:李剛、魏京生、黃慈萍、張菁、遇羅文、黃子茵及王安娜。(圖片來自中國婦權)

 

 

 

 

二战时期被俘美苏士兵感人故事

作者:BombasticPushkin                             2023-06-01

 

 

关于二战时期的美苏士兵,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易北河,但刚刚在油管无意中看到了另一个故事。

 

1988年,美国CBS记者团下榻莫斯科酒店,准备报道即将展开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面。有天上午,一位矮胖的、斗牛犬般倔犟的俄罗斯老人闯进酒店,坚持要和他们见面。于是,其中一名记者将他带去了公园,在那里这名老人说:“我有个必须要讲的故事。”

 

他的外套上挂着战争勋章,手里有个皱巴巴的购物袋。

 

老人名叫尼基塔·以萨耶夫。二战期间,他是红军部队里的牙医。

 

“当时我们都是德国人的战俘,”他说,“在奥德河边上的战俘营里,同时关着苏联人和大约8000名美国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树枝在公园地上画出战俘营的平面图;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区域之间隔着一条铁丝网。

 

在那里,美国战俘每周能从红十字会得到大约5kg的食物,而苏联战俘只得到1kg左右难以下咽的汤。大批大批的苏联人在饿死。并不是没有食物,是德国人不给他们。假如一个苏联战俘死了,其他人不会立刻埋葬他,而把他架起来,混在队伍里,好得到更多的食物配给。

 

美国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因为以萨耶夫是牙医,所以他有机会和美国人说上几句话。有天晚上,一对美国兄弟俩找到他,向他提出了一个计划:他们想偷偷运送食物给苏联战俘。

 

于是入夜后,当卫兵转身走开,美国人会把装有食物的包裹从铁丝网上方扔过来 ,扔给以萨耶夫,后者再拿去分发给其他人。“距离只有8米左右,”以萨耶夫说,“美国小伙子都很强壮,扔上100米都不成问题。”

 

就这样,许多战俘得以活下来。有次,盖世太保发现了他们的秘密行动。他们把所有8000名美国战俘全部喊出来,让他们一排排站在烈日下的空地上,逼问他们是哪个苏联人在和他们接头。“他们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一声不吭,”以萨耶夫回忆,“没有一个美国人背叛我。”

 

以萨耶夫说,他一辈子都在找机会讲出这个故事。在公园里他热泪盈眶地握着美国记者的手说,现在你知道了,你回去把它讲出去,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

 

“他们”指的是那些曾甘冒生命危险帮助他的美国士兵。以萨耶夫给记者展示了他列的名单,上面有其中一些人的名字。CBS团队回到美国后,尝试联系了这些人。他们中有些还活着,都已经退休了。

 

被问起这段往事,美国人也流泪了。“我们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住在得州的布鲁克曼说,“我们对苏联人有着极大的尊敬,因为他们的境况太恶劣了。”

 

住在纽约的威廉则是当初负责运送食物的人之一,他描述当时他会朝德国守卫抛掷烟头,当对方扭过头时,迅速将包裹扔出去。他甚至偷偷藏匿了一个照相机,拍了许多战俘营的照片。有一张是一名苏联人俯身去捡美国人丢给他们的香烟,却被盖世太保当场打死。

 

在那样一个危险的环境里,为什么美国要冒着生命危险,一晚上接一晚上地,给苏联人送食物呢?我们是盟友,布鲁克曼说,所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威廉则说:“我感觉我们已经得到过无数次回报了,就是那种满足感……得知你帮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说很可惜在如今的世界我们再没有那种质朴的关系了。

 

而在莫斯科的公园里,以萨耶夫打开了那个破旧的购物袋。“这些是我的宝贝,”他说,“都是我的珍宝。”里面是当年美国人留给他的纪念品。其中有一个金属打火机,上面镌刻着布鲁克曼的名字。而在遥远的得克萨斯州,布鲁克曼也展示了他保留多年的、以萨耶夫送给他的木头香烟盒,里面有一块小铁片,刻着“致西德尼·布鲁克曼,N.S. 以萨耶夫”。

 

在CBS团队的帮助下,整整43年后,以萨耶夫和他们在电话里重聚了。威廉接到他的电话,听到以萨耶夫在电话那头不住地叫着:“威廉!威廉!威廉!请写信给我,我会用我全部的真心给你回信。”挂断电话的威廉眼泪长流,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

 

后来威廉飞了一趟苏联,在那里见到了以萨耶夫。他们拥抱在一起,以萨耶夫泣不成声。他说自从当年那天起,他就发誓有朝一日要找到美国人,亲口感谢他们,在整整43年后,他守住了承诺。

 

他想让当年的美国小伙子们知道,他会永远记得他们。

 

“我也从没忘记过他,”布鲁克曼说,“我永远不会。”他接着哽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原视频是截图里这个,真的很推荐一看。非常非常感人。

 

 

 

殺李進進兇嫌張曉寧為精神正常 醫學鑑定打臉傳言

中國婦權網                                                           2023-06-12

 

 

在華人社區甚囂塵上的殺人嫌疑人張小寧「有精神病」之說,一年多後塵埃落地。涉嫌殺害華裔律師李進進的26歲女嫌張曉寧(Xiaoning Zhang)2023年5月31日再次在皇后區州高等法院出庭。法官指出,張曉寧的精神鑑定報告正常,現階段其辯護律師將和檢方共同探討案件裁決,下次開庭日期為6月20日。

 

據悉,張曉寧的精神檢驗報告「730檢查」(730 Exam)從去年年底開始,經過檢辯雙方共同同意作出的多次檢測,以及市懲教衛生服務部門(Correctional Health Services)與張曉寧分別在4、5月的多次交談,法官在5月31日開庭時表示,已經確定被告張曉寧精神狀況健康,「且能夠協助律師進行辯護,並確切地理解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730檢查」((730 Exam),是《紐約州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Law,簡稱CPL)其中第730條所進行的心理、精神檢查。

 

在案發後過去的一年多裡,華人社區及中文網絡世界一直盛傳「張曉寧有精神病」,而經過一年多的醫學鑑定結果,直接打臉此種說法,醫學報告否認了張曉寧有精神病。有評論指出,如果張小寧是因精神問題導致失控而殺人的話,她對殺人罪行不需負刑事責任,但將會在精神病院治療,直到痊癒。不過由於張曉寧不是美國居民,一般來說,幾年後,如果張的狀況好轉,很可能她將會在有人擔保的情況下被遣送回中國。這樣一來,張曉寧作為一個精神病患者只需要免費在美國醫院裡治療幾年,基本就了事。而另一條鮮活的生命從此隕滅。

 

早在2022年6月8日張曉寧在皇后區高等法院一次開庭中,她在囚服的胸前和後背的位置,用筆寫上英文大字:“Unfair”(不公平)、“No Rights”(沒權利)。有評論說說,不知是誰教她這樣做的,一般剛來美國的人即便是英文好,也不會知道這樣做,畢竟是上法庭見法官,並不是上街遊行示威呀,可她知道如何運用她的權利。

 

A Chinese student, Xiaoning Zhang appeared before Judge Holder in Queens Supreme court on June 8th, 2022 and was charged with murdering an activist lawyer when he said he would stop working with her by stabbing him to death. ON THE FRONT OF HER PRISON SHIRT, SHE WROTE “UNFAIR” AND ON THE BACK SHE WROTE “NO RIGHTS”.
Xiaoning Zhang, 25, is said to have stabbed Jinjin Li, 66, to death on Monday in New York City where he worked as an immigration lawyer.
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 heard that two knives were found at the scene and one was in Zhang’s pocket. She told police that she carries a knife for protection.
Photo by Richard Harbus for DailyMail.com

 

據了解,同在紐約法拉盛開業的律師高光俊在2022年案發後的第三天,即3月17日去監獄探視了張曉寧並與她交談了兩個多小時,其具體內容不知道,但後來高光俊在他的社交媒體上宣稱,相關部門已經告知,不許他公開與嫌疑人張曉寧的談話內容。

 

髙光俊(Mike Gao)發推,指張曉寧殺人是「簡單的精神病人的惡行」有網友質疑高光俊等人的「精神病」之說。

 

 

殺害紐約知名律師的兇嫌張曉寧在皇后區高等法院出庭,她在囚服上寫字,並要求發言,但被法官拒絕。 (Richard Harbus/法庭Pool照片)

 

 

法官表示,張曉寧的辯護律師將和檢方繼續討論該案可能的裁決方式。與此同時,張曉寧也會和律師討論該案件的處理方式,看雙方是否能夠討論出結果,「如果沒有,那麼將按照律師選擇的方式,繼續進行辯方的辯護」。

 

下次開庭時間為6月20日,由於5月31日開庭時中文翻譯因病未到場,法官稱下次開庭時一定會請中文翻譯到場。

 

大紀元時報報導:在過去的庭審中,控辯雙方一直在證據交換、張曉寧是否有精神病上面徘徊。但在今年4月5日開庭時,張曉寧用中英文發言,斬釘截鐵否認自己患有“雙相(雙向)情感障礙”的精神疾病,反指是政府要求精神病院鑑定她有患這種精神病。

 

張曉寧於去年3月14日,涉嫌在皇后區法拉盛39大道的一個辦公樓內殺害66歲的李進進律師,她指控她犯有六項二級謀殺罪,兩項四級非法持有武器罪, 三級威脅,二級阻礙呼吸或血液循環和騷擾。如果罪成,她將面臨25年至終身監禁。

 

 

马健 : 隔离红色瘟疫——写在天安门大屠杀34周年

作者: 马健               2023-06-04
著名作家马建2023年在伦敦6.4大屠杀34周年纪念会上发言。
今年是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三十四周年了,天安门一带依旧会假装维修戒严,也会遍布便衣警察监视着每一位抬手或弯腰的人。唯一不同的是经历了三年武汉新冠病毒的侵害,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变得不再信任了。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带着口罩,依然不准谈论和病毒有关的信息。但是更多的大学生们,开始关注三十四年前发生在他们父母一代人记忆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惨案。参与白纸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们就举起了白纸,喊出了:不要核酸,要自由!继而喊出了:不要极权,要民主。我在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门前,就看到了至少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们点起蜡烛举了白纸,声援大陆被抓走失踪关押的学生们。他们还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三十四年前的学生运动场面瞬间在一些大学苏醒。这也就是武汉新冠病毒的恐惧激起了人们的本能反应:极权制度之下没有真相,连死亡数字都在造假。人们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获得安全感。白纸不仅象征着大学生们没有言论自由,更是对真相的渴望。而这三十四年,依然不断地把敢于揭开真相的人们关进监狱或者在家被监视居住着。如刚被判刑的律师许志永和记者高瑜等民主人士。
不同的是三十四年之后,中国政府的抓捕监禁也已全球化了。英国公民黎智英、澳洲公民成蕾等等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目标。甚至警察部门已经散落在了世界各地的大小城市之中。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以掌控了全球产业链继而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这已经比德国希特勒的二战侵略了欧洲各国般危险。
旅英著名作家馬建2023年6月4日在倫敦六四34周年紀念會上講話。(網絡圖片)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人们以为中国共产党会丧失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和苏联等东欧国家那样解体。但三十四年后,中国人拥有了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三十四年前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喊着“反官倒、反腐败”,正预言了三十四年后的极权和腐败政策发展了经济,并又回到世界的政治舞台。大屠杀过后发展经济稳定了民心,让站在血泊里的中国共产党起死回生。
是的,我们己经遭遇到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政治恐惧。也如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流亡在异国的城市广场才获得自由和安全。但经历了二战的欧洲人虽然又经历了东欧共产党的倒台,却没有遇到中国共产党的阴险顽强。我们眼看着中国政府如变色龙般,利用周围颜色和质地改变着策略,也不断自我进化,终于掌控了这个时期各类产业的生产链条,继而又推广一带一路扩张版图。英国的政客们甚至不愿意弄清楚华为的战略规划,以及中国孔子学院的大外宣布局。结果反而与中国政府结成了黄金时代。同时我们眼看西藏一百五十多位僧人自焚了,紧接着新疆、香港也被镇压了。现在,仅存的台湾也已经垂危。天安门大屠杀的罪行会不断地在上演。
中国政府这种混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六四体制”,虽然政治腐败依旧,但的确开放了给人民积累财富的道路,使中国经济成果换取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那台红色撒谎机器在不断地调整着电波发送谎言。掩盖真相使部分中国人变得麻木不仁,更使人道主义意识退化。但悲剧依然无法靠坦克暴力掩埋在广场之下。因为天安门大屠杀已嵌入人民无数自我记忆,死者活在了生者的灵魂深处,是无法清除掉的。
今天,当武汉新冠病毒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时,习近平的统治集团又再次撒谎言。但这次持续了三年多的武汉新冠肺炎瘟疫,世界各国大都开始清醒了。人们在恐惧中再次想到了三十四年前北京封城戒严的血腥场面。极权独裁与自由民主再次成为各国人们的政治保护伞。尽管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删除新冠病毒证据并掩埋真相。但人们真切地看到了独裁者的统治比武汉新冠病毒更可怕。这回大瘟疫的死亡恐惧己超过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
但长期被言论监控,加速了华语知识信息的封闭,在中国用华语查询天安门事件已属非法。人们便失去了自由意识。新一代大学生多数已失去推动社会变革的激情。情感尊严正演化为金钱利益。人们反而对自由和民主产生了抗体,开始习惯了和极权病毒共生。超过 334 万人已经死亡。如此沉重的生命代价,依然没有让世界看到新冠肺炎病毒的真相。
这让我就想到了中国几千年来供奉的五大瘟神,他们本是一群鬼,分别管理着春夏秋冬和整个中国的瘟疫。由于人们恐惧病毒,便把鬼当神供在了庙里,乞求一年四季都没有瘟疫发生。而这次的武汉新冠肺炎大瘟疫爆发在春季,那春天的瘟神名子叫张元伯。换个今天的名字就是习瘟神,不断散播谎言的瘟疫总指挥习近平。
我们知道,独裁者控制不了病毒传播,但习近平却控制着真相的传播。我们也清楚,病毒只有溶入了谎言才有机会进入传播管道,才能进入不知道真相的人们的肺里。正如子弹不会杀人,只有子弹进了枪膛才会杀人一样。习近平就是手握“谎言”手枪的瘟神。若不是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刚爆发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在百般掩盖真相,病毒是有可能如埃博拉病毒被控制在更小的范围内。新冠肺炎让世界尝到了极权散播谎言的恶果。
是的,三十四年前,民主国家看到了东西柏林墙垮塌,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寿终于二十世纪。但全球最大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倒下,他们以二十多万兵力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又很快擦干血渍,把广场纪念碑的枪洞修补好,把十三亿人民的头脑用谎言一个不少地过滤了一遍又一遍。最终人们会感到真相也变得不可信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东欧解体后毫发无伤,还成为拯救马克思主义的救星。今天的习近平已把自已塑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袖,是普京和金三胖的后台老板。
当自由的香港人民被《港区国安法》镇压之后,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组织了多年的“六四悼念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已被迫解散。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控组织参加 2021 年六四悼念晚会被判刑入狱至今。如果邹幸彤被控违反了《港区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那最高刑罚可被判终身监禁。同时被关押的香港人民已成千上万。现在只要悼念六四大屠杀就得坐牢。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也被关闭。而在中国大陆,能呼唤出名字的如高智晟、郭飞雄、等 1540 多位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涉及了中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如澳洲的成蕾、英国的黎智英等人。
习近平的复兴红色中国梦瘟疫也如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一样,正靠着一带一路的传播延伸到世界各地。现在它如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通过大外宣、孔子学院、华为、警察局以及世界各国的中国侨领,会不断地在各个国家变异散播,使人们在谎言迷宫里呼吸着病毒。我在想,八九六四那一年,假如全中国人人都坚信邓会开枪,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屠杀还会发生吗?那今天中国共产党喊着攻打台湾,普京正在乌克兰的杀戮战争,如果这世界共同地喊出“红色瘟神”来了,那中美也将爆发世纪大战。必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民主国家猛醒过来,团结互助,支解被共产党掌控的产业链条。想想共产党在香港推倒了香港的自由灯塔,立起了《国安法》。想想那些为民主自由而被捕入狱的学生黄志峰和老师戴耀廷,还有白发老婆婆,歌星,和已死去的花季少女。这些与三十四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幕幕不断地重合。
今天,乌克兰人民正被普京轰炸蹂躏,新强人正被习近平关押改造,台湾正危在旦夕。但人民只会被动地铭记历史,无法改变历史。假如历史只是被记录的百科全书,当没有读者翻动思考,那书就是埋没的文物。
人民必须干预现实,已避免历史滑入重复的灾难之中。如果欧洲人民早点看到普京的野心。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早点看透习近平要给世界建立新秩序,那一带一路的灾祸就不波及全球。如果天安门大屠杀的真相不断地被掀开,就不会陷入动荡的冷战时代。就会更加和平。忽视极权者的谎言,只会把他变得更狂妄无耻,红色谎言和武汉病毒一样,已经渗透世界的任何角落。三十四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令东欧的共产党垮台了,中国共产党非但没有倒下,反而以坦克残暴地镇压了学潮。共产党能把天安门事件镇压并隐瞒下去,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武汉病毒的传播、西藏新疆的暴行撒谎了。
天安门大屠杀三十四年过去了,留给新时代的的遗产是:人类可以对真相视而不见。继而使悲剧不断地重复,民主国家也都在为野蛮的中国共产党搭建做秀舞台。而有了金钱的习近平己抛弃政治文明装饰,举着天安门屠刀耀武扬威。这就是没有揭开天安门大屠杀真相所带来的危机。
在 1930 年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多次会面,承诺共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两位独裁者誓言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具有“共同命运”,要在欧洲建立“新秩序”,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当今最具威胁性的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和普京说:中国准备“守卫世界秩序”。他要用极权制度掌控民主社会。来实现红色中华民族复兴,普京的目标是消灭走向民主的乌克兰,习近平的目标是消灭自由的台湾。
英国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到了现代政治和经济消费时代,同时大英帝国也掌控了全球的产业链,把世界推向殖民地时代。今天掌握了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又在重复着试图殖民欧洲、非洲等各国。中国的扩张再次警醒人们:北京天安门事件的残忍,虽然导致了东欧共产党制度解体。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在二十一世纪卷土归来,改造我们的政治文明。不能习近平说了一句,要和平。这个词,政就会马上忘记这位独裁者所犯的罪行。英国所谓的黄金时代,确使英国政府成了中国的殖民地。我们眼看着香港的民主人士一位又一位被捕而无能为力。但英国人不会愿意每时每刻感受着习瘟神的红色瘟疫,该关闭那些传播中国大外宣的孔子学院了。
这三年的全球大瘟疫,让这个时代的人民体验了三十四年前北京天安门大屠杀的活历史。这个红色帝国瘟疫依然在散播谎言和暴力。同时也拉开了极权对民主的冷战序幕。这一刻我们不仅需要真相,也要全球化,但不要中国化。

300多紐約華人社區遊行 齊聲高喊打到中共

中國婦權網                                               2023-06-05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34周年的這一天下午,紐約的民主及人權組織基督徒公義聯盟、中國民主黨、中國婦權等多個組織,在紐約華人聚居地的法拉盛(Flushing NY)再一次舉行集會遊行,紀念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死難者,聲討中共殺人暴行。

 

中國婦權的張菁在集會開始時說:我們不能忘記、不敢忘記,這場血腥的屠殺不能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尤其是在沒有真相、審判以及賠償的時候。34年來,天安門母親團體已經有70名成員含冤離開了人世。但槍殺學生、工人和市民的中共兇手依然沒有受到審判。要求 「 真相、問責及賠償 」的路依然遙遠。另一位主持人應欣也說:今天我們以遊行集會的方式紀念六四死難者,同時也支持有共同理想的人們以不同的方式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中國。我們堅信,中共獨裁政權終將坍塌垮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另外還有1989年的6.4參與者及學生領袖、倖存者發言,胡平、陳破空、張林、支持中國民主人權數十年的Ann Noonan 女士、劉念春、高光俊、秦鵬、蔡桂華、黃翔、王軍濤等人發言,共同聲討中共暴行,號召中國人站起來,一起推翻暴政。

 

集會後,由寧先華、張惠來負責指揮遊行隊伍,當地警察局出動大批警員警車到場,以免發生活動遭受親共份子的搗亂或干擾。

 

 

 

 

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六四惨案34年祭

六四”难属- 天安门母亲群体      2023-06-01

         

2023年是1989年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十里长安街头的“六四”惨案第三十四年。三十四年过去了,对于我们难属群体来说,当年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如一场噩梦般永远缠绕在心底挥之不去。和平时期政府动用国家军事力量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普通民众造成生灵涂炭的悲剧,一天不能公诸于众,一天不能还公道于我们,我们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的心不会放下!


2022年自“六四”惨案纪念日过后至今,我们群体先后去世了七位难属,(其中一位难属是在上半年因年老体衰去世外,其他六位都在下半年。)每每听到难属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里就会咯噔一下非常难过,加之疫情,不能马上去看望去世难属的家人,总是让人心中沉甸甸的,无法释怀。

在纪念“六四”惨案三十四周年时,为了还原历史,还原遇难者被枪杀的情况,还原军队屠城对遇难者家庭造成的伤害和痛苦,让人们记住他们,记住他们内心的悲苦,记住他们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为亲人讨回公道坚定不移的决心与愿望,我们在此时祭奠他们。他们的生命虽然已逝,但是遗愿依然与我们同在。

难属逝者一、林武云2022年4月因病在儿子家去世,终年92岁。他是一位军人,他的妻子隋立松是一名军医已经去世了几年。他们的大儿子林涛18岁当兵,三年后复员在京工作,当年他24岁。1989年6月3日晚饭后,他得知戒严部队进城的消息后,随即骑着自行车离开家,从此了无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何时、何地无解。林涛的失踪对于他的父母打击可想而知,因林涛的失踪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父母是军人,然而他们的儿子却死在戒严部队的枪口下,如今林涛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儿子团聚了,远离了杀戮,愿天堂永远充满了爱。

林武云与隋立松夫妇

他们的儿子林涛

难属逝者二、2022年9月25日86岁的朱玉仙因病在家中去世。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少言寡语,难属们去看望她,只要提到女儿王卫萍,她总是在旁边默默地流眼泪,听着她的老伴在介绍女儿当年被打死的情况。

 

王卫萍25岁,在家里排行老三,是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制六年的应届毕业生,当年在北京人民医院实习,暑假过后正式成为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1989年6月3日晚,她得知北京街头发生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市民的消息后,立即奔赴离她家最近的事发地点木樨地,毫不犹豫地加入抢救伤员的行列中。

 

据当时身边知情人描述,她很勇敢,子弹从她身边飞过,在她周围迸发出火光,但她毫无惧色,依然奋不顾身地抢救、包扎倒在她周围的伤员,然而,正当她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略一抬头,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

 

王卫萍的骨灰葬在万安公墓,碑上无字,碑座上写着王卫萍女士之墓。我们群体有八家遇难者的骨灰在万安公墓,每年六四当日遇难者亲属会在那里举行集体祭奠,每年参加集体祭奠的难属们同时也会在她的墓前鞠躬献花,当年她用生命和爱挽救了别人,人们不会忘记她,她会被永远缅怀。

 

王卫萍的母亲朱玉仙

王卫萍的毕业证书

 

万安公墓的鲜花

 

难属逝者三、2022年7月15日,这一天和她住在一起的女儿去医院看病并为她的母亲开药,没有想到等她从医院回家,打开门发现她的母亲金贞玉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她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令人唏嘘不已,她走的太突然。

 

金贞玉和她的丈夫朴长奎都是朝鲜族人,1989年时她43岁,是钢铁总院劳保库的管理员,她的丈夫47岁是中央歌舞团的演奏员。6月3日夜朴长奎在复兴门与西单之间的路边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左脑后部中弹,子弹从右颈下穿出,送至位于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死亡,骨灰埋葬于北京金山陵园,没有立碑。

 

金贞玉 朴长奎

 

“六四”惨案让这对夫妻阴阳相隔33年,她的丈夫被打死,抚养两个女儿成人的重担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她从未对别人讲过她独自承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但是,其个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这也是她因病突然去世的最根本的原因。

 

难属逝者四、67岁的冯友祥在2022年11月6日去世。在难属们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壮实的北方汉子,很结实也很憨厚,为人直爽。得知他身体不好,疫情期间去看他,见到他简直是判若两人,他骨瘦如柴,颈部托不住他的头,说话时不能抬头看人,只能低着头讲话。用他妹妹的话来说:他死于心衰、肾衰、呼衰,病因为多年的生活压力、孤独、寂寞而歾。

 

是的,如果没有“六四”惨案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他们会很幸福,他们有一个儿子,一家三口会很温馨地生活在一起,冯友祥不会那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

 

冯友祥的妻子刘锦华是天津人,1989年她34岁,两人在天津相识恋爱三年于80年结婚,转年生下一个男孩,结婚后刘锦华由天津调入北京,在总政干休所工作。

 

6月3日晚,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木樨地燕京饭店附近,正遇上由西向天安门方向进军的戒严部队,当时西长安街马路上都是人,已根本无法通行。他们可以听到由远而近的阵阵枪声,在和平时期生活太久的善良民众们,不相信政府真的会真枪实弹地向民众开枪,天真的以为是橡皮子弹。他们夫妇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枪声离他们越来越近,冯友祥先中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几乎在他倒下的同时,他的妻子也倒下了。

 

冯友祥被民众送到北京儿童医院后又转到306医院,在医院里他焦虑地等待着妻子刘锦华的消息,几天后他才从家人的口中得知他的妻子被送到北京空军总院,子弹击中了她的左上额,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得知爱妻的遇难让他痛不欲生,肝肠寸断,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这样的残酷事实冯友祥无法接受,精神几乎崩溃,为了离开这伤心之地,他把儿子托付给了他的妹妹,辞了工作,离开家独自在社会上闯荡,33年来他的妹妹为了能够鼓励他有勇气地活下去,做了很多的努力,一直到他的离世都是他的妹妹在照顾。

 

冯友祥刘锦华

 

今年4月21日冯友祥与他的妻子刘锦华合葬。刘锦华的墓地在天津,她的父母不舍他们的女儿远离他们,女儿的无辜被打死,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的悲苦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每年可以去墓地看看他们可怜的女儿,以诉相思之苦。

冯友祥当年受伤后左腿留下的疤痕

2023年4月21日合葬

 

难属逝者五、2022年12月24日,85岁的王慧蓉死于新冠肺炎感染,CT片白肺四分之三。在疫情放开后难属群体中,我们了解到绝大部分难属程度轻重不同地被病毒感染,基本上是转危为安了,这对于我们这一弱势群体来说是令人欣慰的。

 

王超是王慧蓉的大儿子也是家中唯一的一个男孩子。1989年26岁,中科院内部大学管理专业86年毕业生,是中关村四通公司的职员,原定于6月4日举行婚礼。6月3日晚上去三里河附近同学家送喜糖,晚十点左右在木樨地桥北遭到戒严部队的疯狂扫射,因为王超站在人群的前排而中枪,子弹击中头部,被市民送到海军总院,是海军总院第三号无名尸。

 

第二天有人到家里来询问王超有没有回家,没有回家肯定是被子弹打中了。于是全家人都在寻找王超的下落,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找到,最后是王超妹妹所在单位联想集团的人在海军总院找到他。

 

王超头部状况惨不忍睹,医院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当他的父母及家人见到他的尸体时,头部完全是用纱布裹好连眼睛都看不到。

 

王超的父母都在中科院工作,得知儿子被打死的消息其父母悲痛欲绝。对于他的家庭,“六四”惨案之前他们全家都处在王超即将结婚的喜庆心态中,然而“六四”惨案王超被无辜打死,一家人从欢喜中跌入了深渊,心情压抑,精神痛苦。“六四”惨案之后,没有几年王超的父亲因病去世,王惠蓉老年患有帕金森病行走不便只能依靠轮椅,最终疫情夺去了这位老人的生命。

王惠蓉

 

王超

 

难属逝者六、2022年10月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89岁张树森病故。

 

陈来顺23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华社代培摄影班89年应届毕业生。6月3日晚,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平房顶上照相时,头部中弹身亡。他是学新闻摄影的,职业的敏感让他想留下历史的见证,没有想到当他举起相机闪光灯暴露了他的位置,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

 

陈来顺遇难后,他的同班同学集资在香山红旗村附近陵园购置墓地安葬了他,立有墓碑。

 

陈来顺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最小,也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是全家人的骄傲,他的无辜被打死全家陷入了巨大痛苦中。其父在2001年去世,在他弥留之际虽然说不出话,但是他向守候在身边的家人举起小拇指留下眼泪,家人知道他心中放不下小儿子被打死的事情,为儿子讨回公道是他为了的心愿。其母张树森在当年满怀悲愤地说过:“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容易吗?我的儿子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如果他是暴徒请拿出证据来?!”这是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心结,她心中的冤情无法释怀,这是中国政府对人民欠下的血债!

 

张树森也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主动加入寻找遇难者亲属的活动,只要得到有关遇难者信息,她就会多方打听,利用身边所有的力量去寻找,她为群体找到好几位遇难者亲属,也是第一批参加签名的母亲。由此张树森一家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视、打压和骚扰,多年来搅的他们一家生活不得安宁。

张树森

 

陈来顺

难属逝者七、王建平的父亲王广明于2022年8月31日因脑出血突然昏迷两天后去世。

 

王建平遇难时27岁,北京煤气公司南郊车队司机。6月3日夜他和妻子骑着自行车走到西单路口,正好遭遇戒严部队开枪,他们两人被惊慌的人群挤散了,妻子听到旁边人说有人中枪了,以为是丈夫吓得晕了过去。全家人出去寻找王建平的下落,他们到各大医院打听,到尸体堆里翻找,直到6月7日在北京急救中心从那里贴出的死者照片中认出了王建平。

 

急救中心的大夫对他们说:这个小伙子抬进来时还哼哼着,如果及时抢救死不了,但是上级有指示老百姓不让治,只能给受伤的士兵治,所以他死了。上级下的这样的指示对普通市民是不是太残忍了!每个生命都有做人的尊严,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就是在犯罪。

老父亲王广明   遇难者王建平

 

这些鲜活的生命被无辜打死,他们的亲人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及正义善良的人们根本无法接受这突然降临的灾难,他们的心在滴血悲痛欲绝,心灵的创伤至今都无法愈合。然而政府始终对当年“六四”惨案采取管控、拖延的手段,企图抹去人们心中这一残酷事实的记忆。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走过了34年,虽然还没有看到希望,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依然如故继续坚持按照“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向政府讨回我们的公道,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为死难者伸张正义,我们期待政府就当年的六四惨案向所有遇难者家庭道歉,向人民忏悔!

 

签名人:

 

尤维洁 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祝枝弟 叶向荣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清 孙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邝瑞荣 杨大榕徐宝艳 狄孟奇 王连 管卫东 刘淑琴 孙珊萍刘天媛黄定英 熊辉 张彩凤 何瑞田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方政 齐志勇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庞梅清 黄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齐志英 方桂珍 雷勇 葛桂荣 郑秀村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郭达显 王 琳朱镜蓉 穆怀兰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冯淑兰 付媛媛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奚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邦刘永亮 张景利 孙海文 王海 陆三宝 姚月英 任改莲 倪世殊 杨云龙 崔林森 吴卫东 贾福泉 王德义 石晶袁刃 包丽梅奚贵君 钟俊华 轧爱强陈卫东 郝建张素英林莉段昌琦(共116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 赵廷杰 陆马生 蒋培坤 任金宝 张淑云 韩淑香 石峰 王桂荣 隋立松 田淑玲 孙淑芳 陈永朝 孙恒尧 徐珏 王范地 李雪文 王双兰 张振霞 肖书兰 谭淑琴 高 捷 金亚喜 邢承礼 周国林 郝义传 陆玉宝 曹长先 尹敏 刘乾 林武云 金贞玉 冯友祥 王惠蓉 朱玉仙 张树森 王广明(共71人)

 

文章来源:天安门母亲网站

天安門母親發聲 紀念六四34週年

轉載自天安門母親網站              2023-06-01

 

( #天安門母親 紀念 #六四34周年燭光晚會上的發言@影片)

 

尊敬的朋友們:

我是 #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張景利,今天我代表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言。

發生在 #首都 #北京的「六四」慘案已經過去34年了,現在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我丈夫 #劉永良就是在這次慘案中被無辜槍殺的。當時他才26歲,因為他是獨自去 #天安門,我在家裡等了一夜也沒見到他回來,看不見他的人,我心裡非常著急,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悲劇性的災難會降臨在我們身上會發生這樣痛苦的事情。後來,因為他身上有工作證,單位接到通知,然後派人到家來通知了我,得到他 #被槍殺死亡的消息後,我如同晴天霹靂一般,頭暈目眩,心如刀絞。我的兒子當年才一歲半呀,這叫我們母子怎麼活!我完全崩潰了,我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樣殘酷的事實,在那一段時間里,我每天以淚洗面,吃不好飯,睡不好覺,一度得了 #抑鬱症,還好在父母和姐妹的支撐和幫助使我渡過了這一難關,我們共同撫養我的兒子,把生活繼續下去。在這漫長的三十餘年中,生活上的困難我都可以忍受承擔,心中的苦卻沒有地方申訴,精神上的痛苦一直伴隨著我。

三十四年過去了,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理解,在這和平年代有什麼事情一定要使用全副武裝的 #軍人、 #坦克 #真槍實彈,在北京街頭,在 #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才能解決嗎?作為一個死難者親屬,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間,「六四」慘案一定得到公平、公正地解決。我們死去的親人不能白死,他們是無辜的,他們是有父母、有兒女的,他們是條鮮活的生命,他們的死給家人帶來精神上心靈上的打擊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

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每一個活著的和去世的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要求政府就當年的屠城慘案給難屬一個交代。我們提出的三項訴求給予解決:公佈「#六四」慘案的 #真相、對於難屬給予應有的賠償、對當年責任者就 #屠城慘案追究 #法律責任 。還我們做人的尊嚴!還我們公道與正義!

感謝朋友們尊重生命、熱愛和平、制止殺戮的信念與堅守!

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 #張景利
(六四死難者劉永良的遺孀)

資料來源: #天安門母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dIZj6nHM0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34%20years/m20230604001.htm

#6434justice
#真相 #賠償 #問責
#說出真相 #拒絕遺忘 #尋求正義 #呼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