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開始，「向莉視角」專欄開始報道「中國海外流亡部落」的故事。

 

姚誠本名譚春生，1960年4月出生於安徽蕪湖1978年入伍，畢業於海軍航空工程學院、海軍飛行學院、海軍指揮學院；曾擔任海軍航空兵團、師、艦隊航空兵，海軍航空部作戰訓練參謀，軍銜中校；1997年被秘密派遣去老撾偷回一架KA28 反潛艇直升機，成為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犧牲品，被中共軍事法庭判刑7年；2013年因張安妮事件被判刑一年十個月；2016年流亡美國。

受命成功偷飛機，卻被判七年

向莉問：請談談您之前在中國的生活和觀念變化？

姚誠答：我在中國成為異議人士之前是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軍官，生活條件相當好。我在海軍的時候，升遷得比較快，被中共徹底洗腦，一心要「解放臺灣、保衛祖國」。部隊曾多次派我出國。我在國外看到的東西跟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完全不一樣。在對外交流和學習中接觸到很多西方的觀念、中共的真實歷史和軍隊的腐敗，內心起了波動，但尚未走上反對的道路。1993年中共海軍準備用國務院的撥款，從俄羅斯進口兩艘956現代級導彈驅逐艦，和24架KA28（俗稱卡28）反潛艇直升機。當時，這種直升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共軸雙旋翼，特點是占地面小，便於軍艦上使用，升力大、效率高，同時還擁有搜索潛水艇和攻擊的雙重功能。俄羅斯開始的報價，一架卡28是650萬美元，但談判過程到1996年前後價格翻倍了。於是中共海軍和哈爾濱飛機製造廠就決定採取一貫的偷竊加「自我研發、製造」的方法搞到這種飛機。1997年我被海軍秘密派遣和國家安全部的人出去偷飛機和技術。我拿著偽造的身份，作為哈爾濱飛機製造廠直升機辦公室的高級工程師，到老撾弄到了一架卡28直升機。飛機弄到哈飛公司，根據這次竊取俄羅斯的軍事機密，去測繪仿造飛機。當時我的頂頭上司是劉華清的二兒子劉作敏。我搞的這個秘密項目，海軍只有五個人知道：海軍司令石雲森、副司令賀鵬飛、海軍航空兵司令馬炳之、副參謀長姚普民，和具體負責人劉作敏。他下達任務，我們每次都在一塊兒討論這些事情。那時候，我以為立了大功，沒想到在中共最高層權鬥中被當作替罪羊，最後被判刑七年。

因為是絕密行動，沒有正常的飛機報關手續，當我們把飛機從中老邊界悄悄地超低空飛行潛入中國境內的時候，遇到麻煩，我們被邊防的武警給控制了。

一方面，當時老的軍委副主席之一劉華清不肯退位，年輕的軍委副主席之一張萬年就抓住這次機會逼劉華清退位，劉華清為了保住自己和兒子，於是出賣我，他在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的報告上寫上了「這架飛機是譚春生（姚誠）個人所為」。我要求見賀副司令、見石司令，見姚副參謀長、見劉作敏，結果他們一個個賴得乾乾凈凈的，說這個事他們不知道，完全是我個人所為。

另一方面，後來俄羅斯知道了偷飛機事件，要中斷政府間的經貿協議。因為當時中共在國外買不到武器，全靠俄羅斯。俄羅斯說，你偷我的技術，我不賣武器給你。中共高層一聽，就慌了。當時江澤民親自批示「這樣大的事情一定要徹底搞清」，同時同意了劉華清給我定下的「向境外泄密」的罪名，於是我就被當成替罪羊，成為了共產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江澤明的批示（姚誠提供）

後來，石雲森被免職，他曾托人找到我，把江澤民、劉華清他們當時對我的一個批示從軍委辦公廳弄出來，要我起訴江澤民「未審先判」。我起訴江澤民？江澤民隨隨便便就能把我弄死！我說，我不上訴，我反共。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政治犧牲品，共產黨的面目就是這樣！這也是我今天這麽堅決地反共的原因。

在監獄中，我開始反思中共屠殺學生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進一步反思歷來中共對人民的無情清洗和鎮壓，這些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也從此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出獄後，我加入在美國的「中國婦權」NGO組織，負責中國大陸被拐、被遺棄兒童的尋親維權工作，披露了大量有關計劃生育、兒童拐賣的社會陰暗面，激起了中共當局不滿。

2013年初，合肥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只有10歲的張安妮被迫失學，成為「中國最小的政治犯」。2013年9月3日，我在上海為張安妮和張儒莉姐妹辦理赴美簽證時，被合肥警方逮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刑一年十個月。那時，我的反共信念愈發堅定！

2013年，姚誠和張安妮在南京孑木家。（網路圖片/姚誠提供）

流亡美國，成為反共軍事專家

向莉問：為什麽流亡？請談談流亡到美國的方式和過程。

姚誠答：我除了坐2次牢之外，在合肥經常被秘密警察跟蹤，被喝茶，被傳喚無數次，覺得沒有人身安全和自由。於是，在出獄之後萌生了逃離中國的想法。2016年我通過秘密渠道逃離中國到達越南，之後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來到美國。我的逃亡過程相對順利，只花了2天多時間就飛抵了美國新澤西紐瓦克機場。

向莉問：您到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如何？和在中國有什麽不同？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打過工，現在做自己的YouTube頻道，生活相對平靜。因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不像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安全。現在到美國擁有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和美國各個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對臺灣和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

向莉問： 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姚誠答：第一是，2022年9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跟李毅辯論臺灣問題，被網暴。之後，我辭去中國民主黨內所有職務；

第二是，眼看著中國的軍隊變成了中共的黨衛軍、習近平的家丁很是心痛，這個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有國無防，甚至與人民為敵；

第三是，中共度過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影響，64大屠殺全世界制裁安然無恙，今天西方仍不以改變中共政權為出發點，令人遺憾！

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畢生信念

向莉問：到美國後，您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理念有何變化？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一方面繼續為「中國婦權」做義工，繼續為失孩父母提供幫助。另一方面我後來到了洛杉磯組建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任黨主席。之後辭去黨主席，任中國民主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專門研究如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喊話，瓦解或策反他們。在這期間我在理念上有些變化，覺得中共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變成黨衛軍，甚至開始蛻變成為「習家軍」，用來維護習氏專制集權統治，對此非常失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成為我畢生的信念。不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還任重道遠。

姚誠洛杉磯的書房（姚誠提供）

向莉問：對後來的流亡者，您有什麽建議？
姚誠答：這兩年有很多是通過第三國從南美走線後偷渡到美國的普通流亡者，真正的異議人士因為大部分被中共實施限制離境，所以他們反而很少能流亡出來。比如像許志永、丁家喜、郭飛雄這樣的為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事業奉獻很多、犧牲很多的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當局重判。我希望對中國的異議人士說，如果有機會，希望你們能出來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