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ichael ForsytheJay RootBianca Pallaro and David A. Fahrenthold

2025-08-25

 

本网编者按：如果你是纽约州居民，如果你不支持中共渗透,  请不要支持：亚当斯（ Eric Adams）、孟昭文（Grace Meng）、庄文怡 (Susan Zhuang) 、陈学理 (Steve Chan)及刘纯逸( John Liu)。     请支持：陈伟仪(Wai-Yee Chan)、熊炎( Xiong, Yan)

 

 

同乡会等团体已成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干预纽约各级选举的工具。这些组织大力扶持那些持亲中共立场的候选人、阻挠那些反对北京的政治人物。

 

      在曼哈顿华埠福建同乡会外悬挂的美国和中国国旗。Credit…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纽约市，有中国政府支持的社交团体成功破坏了一位国会候选人的竞选，这位候选人曾在中国的电视上公开挑战中共政权。

 

相关团体促使一位出席台湾总统宴会的州参议员落选。

 

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一位市议会候选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行为。

 

过去数年里，这些组织悄然阻挠着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人物的职业生涯，同时大力扶持那些支持中共政策的候选人。《纽约时报》发现，这些团体——其中许多是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令美国最强大的战略对手得以干预美国最大城市的选举。

 

这些团体大多为所谓“同乡会”，其成员往往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城市或省份。其中一些同乡会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另有数十个同乡会则是在近十年间纷纷新成立的。与这座移民城市中其他专注文化传承的社团一样，它们欢迎新移民、组织游行活动，并帮助成员扩大人脉。

 

但据数十名同乡会的成员、政治人物及前检察官透露，许多同乡会已成为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中国领事馆的得力工具。一些同乡会负责人在中国有家人或生意，因此担心挑战其权威会惹祸上身。领事馆官员拉拢他们，让他们去恐吓那些支持台湾或越过北京其他红线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位候选人同时成为中国情报人员和多位同乡会负责人的目标。

 

这种干预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涉及的政治人物也不太可能影响国际政策。但研究中国影响力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黄韵琪表示，中国决心在海外侨民中压制异议，以防这种思潮回流本土。

 

她还表示，北京更是在进行长远布局：“你永远不知道哪位政治人物最后可能会竞选国会议员，或者成为总统候选人。”

纽约中城中国总领事馆外的旗帜。Credit…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干预他国政治。以纽约市为例，联邦检察官表示，为了加速新领事馆大楼的审批，一名土耳其政府官员向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提供了豪华旅行福利。（亚当斯否认了这些指控，特朗普政府后来撤销了相关指控。）与印度执政党有联系的团体曾攻击市长候选人、印度裔穆斯林佐赫兰·马姆达尼，宣称其反印度教。

 

中国的影响力机器堪称全球最庞大、最高效的运作体系之一。数十年来，它在法国骚扰流亡者，在英国贿赂学者，并在加拿大把特定政治人物作为打击对象。它甚至在多国设立秘密警察站点威胁异见人士。在有60万华裔人口的纽约市，其运作尤其见效——当地政府部门屡次曝光同乡会组织扮演的不法角色。

 

2023年，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美国长乐公会的负责人，指控他们在公会内非法运营警察站。去年，一份联邦起诉书指控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格尔的一名前助理与两个华人社团负责人共谋，称他们的政治活动“接受中国官员的监督、指导和控制”。另有两位社团负责人透露，今年夏天联邦调查局探员就领事馆施压问题约谈了唐人街多个社团负责人。

 

Mayor Eric Adams speaking into a red microphone with a campaign sign behind him conta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埃里克·亚当斯市长7月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举行的一场竞选集会上。Credit…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时报发现了一些领馆施加影响力的新证据。一些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显示，领事馆官员在节日庆典中带领同乡会成员宣誓热爱祖国、捍卫祖国利益。有时他们宣誓要促进与台湾的“统一”，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岛屿，中国意在将其并入大陆。

 

《纽约时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超过50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动员成员为政治候选人筹款或背书。其中许多是非营利慈善机构，而法律禁止这样的机构参与助选活动。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表示，领事馆一贯遵守国际法，并未影响美国选举。该发言人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中国无意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美国选举。”他表示，领事馆与美国社会的互动“公开透明，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恶意诋毁和污蔑”。

 

在一个胜负可能由族裔票仓决定的城市里，亲中团体和民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政治人物常常会讨好这些团体，一旦当选，有时还会将政府资金回馈给它们。

 

亚当斯的一名助手在有关中国可能干预上次市长选举的调查中辞职，而他在艰难的连任竞选中获得了至少九个同乡会组织的负责人的支持。亚当斯的那名助手(郑褀蓉。本网编者注) 和另一名支持者最近再次引发争议，上周有报道称，他们在今年夏天的竞选活动中给一些记者发放了装有现金的红包。

 

宣誓效忠祖国

 

通过对社交媒体和中文新闻媒体的搜索，时报发现有证据表明一些华裔团体为纽约的候选人背书或筹款。其中至少有53个组织与中国有联系——界定标准为公开宣传中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在中国与中共党员会面，或与中国领事馆进行广泛互动。

 

中国领事馆主持了数十场推动中国政治利益的同乡会活动。以下是去年一场活动的YouTube视频：

美国福建猴屿联谊会庆祝成立40周年的YouTube视频.  (本转载省略视频)

2024年4月28日，皇后区法拉盛的新世界商城

 

宣誓仪式：

中国领事殷民俊和邢玉临。

殷民俊、邢玉临推动和平统一、促进中美关系, 和其他宣誓人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最大的力量.

 

“心中一样亲。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

 

嘉宾在现场军乐队的演奏中步入会场，手举中美两国国旗。

 

仪式在中国领事殷民俊和邢玉临的见证下进行。联谊会卸任主席将官方印鉴传递给新任主席。

 

联谊会领导人对照粉色纸张宣誓，承诺支持中国核心政策，包括与台湾“统一”。

 

人们手举中国国旗，高唱《我的中国心》，这是一首中国著名爱国歌曲。

 

美国福建猴屿联谊会未回应置评请求。

 

随后，在一名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官员和猴屿联合会主席的讲话后，纽约州众议员孟昭文发表了讲话。当地政客经常出席这些活动来接触选民。

 

大家晚上好！

我是国会议员孟昭文。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大家聚在一起。

美国众议员孟昭文。（原视频略去）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的发言人表示，她参加了选区内许多族裔群体的活动，领事馆的官员也经常会出席。这位名叫乔丹·戈尔德斯的发言人说，至于华人的活动，“她与嘉宾名单无关，也不控制活动内容。但理想情况下，宣誓仪式的主持人应该来自我们国家”。

 

时报找到了自2016年以来由领事馆官员监督的35场仪式的相关视频。外交官带领团体负责人进行各种宣誓，例如支持中国的对台政策，并承诺“维护祖国的发展利益”。

 

一些宣誓是承诺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尽最大努力——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在2012年首次以党领导人身份公开讲话时使用的表述，此后多次提及。

 

美国金峰联合总会

 

领誓人为中美友好宣誓人为中美友好领誓人祖国 统一大业领誓人做出积极贡献宣誓人祖国统一大业宣誓人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福建三山会馆

宣誓人为捍卫祖国宣誓人发展利益领誓人推进祖国领誓人和平 统一事业宣誓人推进祖国宣誓人和平 统一事业。

 

 

 

美国汶上侨民联合会

宣誓人捍卫祖国宣誓人发展利益中国领事邢玉临支持祖国中国领事邢玉临和平 统一事业宣誓人支持祖国宣誓人和平 统一事业。

 

 

美国连江同乡会

领誓人繁荣领誓人社区发展宣誓人繁荣宣誓人社区发展领誓人促进领誓人和平 统一.宣誓人促进宣誓人和平统一.

 

美国连江同乡会会长张云表示，邀请中国领事馆官员参加这些旨在促进两国关系的活动是“传统”。他说：“你们都认为中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好的。这是歧视。”

 

《纽约时报》发现，在这53个团体中，至少有19个注册慈善机构无视了关于禁止参与选举活动的规定。根据联邦税法，这些非营利组织——它们无需缴纳大部分税款——可以在政策问题上表明立场，但不能支持公职候选人。然而，在多个案例中，同乡会已经进行了背书或举办筹款活动，尽管它们对美国国税局关于政治参与的问题的回答是“否”。

 

圣母大学研究非营利组织法律的教授劳埃德·希托希·梅耶表示：“这完全越界了。这明显违反了国会对免税资格设定的限制。”

 

美国国税局拒绝置评。负责执行一项类似州法的纽约州税务部门表示，他们没有资源来调查此类违规行为。

 

至少有一个与中国有联系的非营利慈善机构对亚当斯连任表示支持。美国冲蒌同乡总会主席麦德森表示，他正在动员该组织的2000名成员投票支持亚当斯连任——该团体去年对中国领事馆高级官员召开的反台湾总统会议表达了正式的支持。麦德森说：“我们都团结起来把票投给他。”

 

亚当斯的发言人托德·夏皮罗表示，市长参加社区文化活动是为了听取居民的关切，竞选团队已努力“防范任何不当影响”。

 

夏皮罗还说：“如果任何团体被禁止公开支持或参与竞选活动，这些规则对其具有约束力，我们希望它们遵守法律。”

 

亚当斯7月在日落公园的一场集会上。Credit…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时，政治人士会将政府资金拨回给支持他们的团体。

 

2021年12月，非营利组织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联手其他机构为纽约州州长霍格尔（Ms. Hochul）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活动举办地是该组织负责人陈善庄拥有的一家餐馆，陈善庄是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曾因参与海洛因贩运和中国公民偷渡入境美国而被定罪。

 

两个月后，她宣布将向数十个亚裔团体发放1000万美元的疫情援助金。陈善庄的非营利组织获得了4.5万美元。

 

霍格尔的发言人安东尼·霍格雷贝表示，竞选捐款“对政策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暴力也可以”

 

至少在一个案例中，中国政府特工对被视为威胁的政界人士采取了直接行动。

 

2021年，美国公民、退役陆军牧师熊焱决定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选国会议员，选区包括曼哈顿华埠和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等华人聚居区。

 

熊焱认为他的背景会帮助他获胜。1989年，作为一名北京学生，他帮助领导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争取民主改革的群众起义，引发了政府的血腥镇压。在电视直播中批评领导层后，熊焱被列入中国21名被“通缉”的异见者名单。他在北京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度过了近两年时间。

 

30多年后，在大洋彼岸，他仍然是一个主要目标。

 

根据联邦检察官后来提出的刑事指控，在熊焱宣布竞选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挖掘他的黑幕。而对这名中国间谍来说不幸的是，这位私家侦探正在秘密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A man in a military uniform with Christian iconography on the wall behind him.

退役美国陆军牧师熊焱在学生时期曾是天安门广场抗议的领导人之一。照片摄于他位于佛罗里达州圣约翰斯的家中。Credit…Agnes Lop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电话中，两人讨论要雇佣一名女性引诱熊焱，要让他身败名裂。这名间谍名叫林启明（音），住在中国，他承诺会给一大笔钱，并表示4万美元是一个妓女的合理价格。

 

“暴力也可以，”根据法庭文件中描述的通话录音，这名间谍对私家侦探说。“打到他不能参选，”林启明笑着补充道。

 

根据联邦检察官后来提出的指控，北京方面还在皇后区招募了一名前民主活动人士来监视熊焱。

 

熊焱和他的几个盟友告诉时报，中国领事馆指示一些同乡会的领导人来反对他。

 

2022年3月，他在华埠开设了竞选总部，并举行了一场出席人数不多的筹款活动。他说，前美国福建同乡会会长陈学端后来在电话中告诉他，领事馆发出了威胁：如果支持熊焱竞选，陈学端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对此一无所知，” 陈学端告诉时报。

 

另一位社区领袖郑时甘也提出协助他的竞选，熊焱回忆说。郑时甘告诉他，自己讨厌共产党人，作为美国福建同乡会的最高领导人，他可以帮助熊焱获得大约3000张选票。

 

但熊焱说，郑时甘却在暗中进行破坏。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警告过他，郑时甘与中国有联系，不应该被信任。

 

美国福建同乡会Credit…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他们初次见面几周后的一次活动中，熊焱说，郑时甘骗他在一个背景前拍照，声称他反对建立纪念天安门广场遇难者的博物馆。

 

“五分钟之内，那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熊焱说，他所指的是此事在中文媒体中的报道。这是个“肮脏的伎俩”，他说。

 

郑时甘没有回复《纽约时报》给他的电话和留在他家门口的字条。

 

熊焱在初选中大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他计划回到纽约，并已提交文件，准备参加明年的民主党初选，与孟昭文竞争。

 

他说他很惊讶自己的生平经历没有打动选民。但“中国政府腐化了这里的华人”。

 

 

餐馆里的对峙

 

中国竭尽全力阻止全球对台湾的支持。

 

2019年，出生在台湾的州参议员刘醇逸在纽约参加了与台湾总统的会面，但他告诉时报，中国领事馆的“中间人”后来联系了他的办公室。那些中间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我参加那次活动是不合时宜的”。刘醇逸说，一些同乡会取消了对他的宴会邀请。

 

2021年，一名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警告州议员们，领事馆官员会使用威胁和利诱来影响政界人士，包括那些支持台湾的政界人士。“你和你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人，都是这些行动的目标，”这名特工在给一名即将上任的女议员的信中写道。

 

据《国家评论》报道，两年后，台湾总统再次在纽约市举行招待会时，领事馆负责人警告市长亚当斯避免接触。他没有前往。

 

但台湾出生的前州参议员曲怡文(Iwen Chu)参加了招待会，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两名与会者告诉时报，在活动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外交官邀请了一些同乡会的成员前往领事馆。会上，官员们询问了曲怡文在台湾独立问题上的立场。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与会者之一、纽约台山联谊会的长期领导人甄锦荣用广东话回忆道。

 

很快，曲怡文自己也收到了领事馆的消息。时报看到的电子邮件副本显示，一名外交官要求让这位州参议员与一名领事馆代表会面，“与她讨论纽约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A man in a woman posing for a photograph on a sidewalk.

当时还是州参议员的曲怡文与副总领事李仕鹏在布鲁克林贝瑞吉。

 

2023年4月，曲怡文在布鲁克林湾岭社区的博卡德尔切洛餐馆与这名代表会面。在寒暄之后，这名外交官切入正题，他说人们对那次宴会感到不满，形容当时的情况“一触即发”。

 

“他们给了我压力，”曲怡文回忆说。

 

这位州参议员告诉那位外交官，她的注意力集中在纽约，而不是全球事务。但为时已晚。

 

2024年2月，曾经的走私者、北京在纽约的头号权力掮客、一个福州同乡会的创始人陈善庄开始仔细审视一名与民主党人曲怡文竞争的共和党人。

 

据三位在场人士称，陈善庄在日落公园的办公室里质询了这位潜在候选人、前海军陆战队员和警佐陈学理(Steve Chan)一些问题，共和党州议员郑永佳也在场。

 

曾称台湾总统为“万世罪人”的陈善庄问这位警佐对香港和台湾的看法。

 

据知情人士透露，陈学理回答说，他支持香港的民主，中国不应干涉台湾。这位知情人士说，陈学理被问到是否想修改自己的回答，陈学理的回答软化了，表示应继续维持现状。

 

陈学理告诉《纽约时报》，他在那次会议上没有改变立场。不管他说了什么，陈善庄都被说服了。后来，陈善庄在一个同乡会活动上支持了这位候选人，当时有两名领事馆工作人员在场。

 

曾经支持曲怡文的社团领袖们纷纷转而支持陈学理。去年11月，陈学理轻松击败了曲怡文，这让民主党失去了他们的绝对多数席位。

 

4月，北京在纽约的头号权力掮客陈善庄在皇后区法拉盛的一场活动中。Credit…Janice Chu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几位社区领袖告诉时报，在台湾晚宴丑闻之前，曲怡文很受欢迎。

 

“如果怡文没有参加那场活动，她百分之百会赢，”台山联谊会的甄锦荣说。由超过60个团体组成的中华公所的前主席于金山表示，他认为中国领事馆“动员了一些布鲁克林的团体来抵制曲怡文”。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问陈学理为什么会接受一个与中国有明显联系的人的背书。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人，”这位州议员如此评价陈善庄，“他在他的社区里都非常有影响力。”

 

富临门宴会厅

 

今年1月，十几个同乡会——都与中国领事馆有联系，其中六家是免税的非营利组织——为庄文怡(Susan Zhuang)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筹款晚宴。庄文怡是一位华裔移民，曾在一次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抗议活动中咬伤了一名警察，目前正竞选连任市议会。

 

市议员庄文怡在去年布鲁克林民主党举办的一场活动中。Credit…Eric Lee/The New York Times

 

在民主党初选对手陈伟仪(Wai-Yee Chan)参加曼哈顿的一场支持香港民主集会的旧照片曝光后，庄文怡于2023年赢得了她的席位。在集会发生时，庄文怡曾在脸书上分享了一篇帖子，指责陈伟仪“支持暴力港独”。

 

时报查阅的截图显示，当这两位女性后来竞选市议会时，几个社区团体的重要成员在微信上翻出了这些集会旧照片，并称陈伟仪持有极端立场。

 

陈伟仪的竞选经理格蕾丝·萨法里克回忆说，一些社区领袖敦促陈伟仪在报纸上刊登举着中国国旗的广告，“以表明她的立场”。“这太夸张了。”这位候选人没有刊登任何此类广告。各个同乡会很快放弃了陈伟仪，转而支持庄文怡。

 

根据时报查阅的数十个视频和中文文章，自那以后，庄文怡与领事馆官员一同出席了至少30场活动。根据时报对政府记录的查阅，作为一名市议会议员，庄文怡已向支持她的免税华裔非营利组织发放了超过30万美元的市政资金。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流向了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组织。

 

在1月的筹款活动上，同样是这些团体的领袖再次来到布鲁克林的富临门宴会厅支持她。薰衣草色的桌布上放着标有各种同乡会名称的牌子。那天，庄文怡的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2万美元捐款。

 

一位名叫黄益荣的捐赠者来自美国湛江华侨联合总会，他的办公地与这位市议员的竞选办公室同在一座建筑内，曾在2023年参与组织反对到访的台湾总统的活动。黄益荣表示，他的团体没有为庄文怡的竞选背书或捐款。“我支持她，我们的一些成员也支持她，”他说。“我们都是以个人身份捐款和支持的。”

 

该活动的司仪罗少领(Joseph Luo)是纽约广府人总会主席，曾在2023年前往中国与一些隶属统战部的团体的领导人见面。统战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部门，旨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Pedestrians on a sidewalk with foliage and Chinese signage in the background.

湛江同乡会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与庄文怡的竞选办公室同在一座建筑里。Credit…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希望她能连任。连任！”美国广东侨胞联合总会——一个曾与领事馆共同举办多次活动的免税非营利组织——的约翰·余（音）喊道。

 

广东侨胞联合总会主席刘志斌(Benny Lau)表示，尽管个别成员支持这位候选人，但该团体并未越界进行直接的政治倡导。

 

庄文怡告诉《纽约时报》，有关她与这些华人团体关系的质疑带有偏见。

 

“竞选捐款并不会影响我作为一名立法者的决定，”庄文怡在一份声明中写道。“由于这些仅仅因为关联就被视为有罪的传言，亚裔民选官员总是不断要我们的文化传承进行辩护，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预计她将赢得第二个任期；没有人与她竞争。

 

 

調查記者簡介：

麥可‧福賽斯（Michael Forsythe）是《紐約時報》駐紐約調查團隊的記者。他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文章，也從中國出發撰寫了大量文章。

傑伊·魯特（Jay Root）是《紐約時報》駐紐約州奧爾巴尼的調查記者，負責報道影響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受其影響的人物和事件。

比安卡·帕拉羅（Bianca Pallaro）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她將傳統報道與數據分析技巧相結合，調查不法行為，並通過將數字轉化為富有洞察力的信息來解釋複雜問題。

大衛·A·法倫霍爾德（David A. Fahrenthold）是《紐約時報》的調查記者，負責撰寫有關非營利組織的文章。他從事記者工作已有二十年。

Mable Chan和Yi Liu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usan C. Beachy、Kirsten Noyes和Tina W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作者：吴祚来                                              2025-8-13

 

一个媒体，一个自媒体或一个大V，或一个作家，如何带风向或帮助中共大外宣？ 在美国的某中文媒体，本来的背景是台湾民主人士或不亲共的人士创办，一直与中共没五毛钱的关系。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其中一版都是大外宣口风的报道，不直接歌颂中共，但却连篇累牍的说中国现在的盛世。这家报纸，已被中共有关公司收买了版面，这个版面属于某公司宣传文字，一些海外电视频道也是如此。 再说一些自媒体人，视频中一直都不亲共，偶尔也有反共，但每逢大事发生，你会发现他的内容是倾向中共的，或者疑似为中共洗地，洗得非常巧妙，也算言论自由，让你无法指责它。 现在大外宣非常高效，针对视频博主有一套利用办法，只要用钱，就能达到他们想要的影响力。譬如某兰兰事件，他不去揭露追问中共在海外的庞大隐秘资产，他巧妙地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假消息，然后是细致的表述，全部都有道理，但背后的真相，他不会去追问的，为什么一位普通的华人在海外如此奢华，他收了有关公关公司的经费，只会替人圆场。 大外宣难以办一个平台，因为主旨太明显的亲共，没人看。所以，他们让自已的人打入到平台，打入到民运组织，或海外独立的社会组织中，发挥作用，制造撕裂。你一旦指责或批它疑似大外宣，他说你人身攻击他，或者他是言论自由，甚至还指责你对他搞人身迫害。这种事情已然发生，不可不警觉。你怎么看？

 

ChatGPT said:

你提到的现象确实已经引起了不少观察者、媒体研究者、民主运动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近年来中共加强对外舆论战和“话语权”布局的背景下。以下是我对你所说现象的一些分析和回应：

 

一、大外宣策略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

过去的“大外宣”往往是官媒用官方口吻输出意识形态，如CCTV、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但如今大外宣的运作更为隐蔽、复杂、去中心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洗稿式潜入”与内容包装

它不再用“高举伟光正”的语言，而是用“生活化”“理性分析”“第三方视角”“民间声音”等方式包装内容；

例如：通过讲“中国制度有优势”“美国现在乱得很”“反贼都在内斗”等“貌似客观”但实则引导舆论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制造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甚至“同情”。

 

2. 借壳操作

中共或其外围公司通过资本手段收购或渗透海外华文媒体、视频平台、中文社区、公众号账号，买下栏目、频道，甚至雇佣或收买博主；

很多原本独立、批判性的媒体或平台，某一段时间后风格陡变，原因往往是被收编或接受了资金赞助。

 

3. 人设操控与“巧妙洗地”

有些自媒体/博主并不明显亲共，甚至时不时批评一下中国，但关键时刻就会起到“引导”作用；

例如在某些敏感事件中（如兰兰事件、白纸革命、香港反送中、海外中资企业贪腐案等），他们的言论会围绕“理性”“中立”“避免被西方带节奏”等名义，混淆视听、模糊焦点；

更高级的是，他们不会直接替中共说话，而是引导观众否定批评者，转移议题，或者提供一种貌似合理的“另一种解释”，用“理性”的外壳掩盖其立场。

 

二、反制策略与公民警觉

 

1. 识别不是靠“标签”，而是靠“语境与动机”

判断一个媒体或个人是否是大外宣代理人，不是看他说不说好话或坏话，而是看：

他说话的时机是否总是在关键时刻模糊责任；

他的批评是否永远是“对等批评”（即永远把问题引向“西方也不好”）；

他是否始终避免谈及中共的核心问题（如权贵资产、腐败、权力继承、镇压行动等）；

他是否有资金、平台、资源来源不明、增长速度异常的情况。

 

2. 不要害怕质疑，但要有方法

 

一旦指出某人有疑似大外宣的言论或行为，他可能会反咬你“迫害他”“搞阴谋论”；

这时应保持冷静，用事实、语料、时间线来回应，避免陷入人身攻击的陷阱；

学会使用“话语分析”的方式，解构其话语结构，看其潜台词与导向，而非只看字面意义。

 

3. 分清“言论自由”与“操控舆论”的界线

 

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带节奏”“混淆视听”的内容没有反驳；

言论自由也包括揭露“操控”与“收买”的权利；

不要被“这是他自由表达”的说辞吓住，有意识地建立更健康的信息环境，本身就是对自由最好的捍卫。

 

三、这是信息战，不是普通争论

中共的大外宣与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它的目标不是说服你相信中国，而是让你对一切都“怀疑”，最后产生“认清世界本就如此”的犬儒心态，主动放弃追问。

最终效果是让海外华人、异议人士、普通观众陷入分裂、互斗、失去方向感，而中共只需稳稳坐在那里“不动如山”，这是非常典型的“认知作战”策略。

 

总结

你的观察是对的，而且很重要。这些操作并不只是“宣传”，而是心理战、信息战的一部分。它更像是一种“数字游击战”，难以定位、防不胜防，靠的是高度组织化的策略执行和利益诱导。

我们需要更清晰的媒体素养、警觉的公民意识，以及勇于揭露与反思的舆论空间。你不必妄自菲薄，只要你愿意去看清、去质疑、去对话，你就已经站在了反操控的一方。

 

 

作者：王丹                                    2025-08-05

 

这几天，中国四川一个小城市——江油，成了舆论的焦点。起因看似“只是一场校园霸凌”，但事情的发展速度与规模，远远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料，也再次让人们想起那场同样无预警的“白纸运动”。

 

8月3日，一段令人发指的影片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疯传。影片中，几名年轻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位女孩拳打脚踢、言语羞辱，画面不仅暴力，而且透露著浓浓的权力不对等感。据传这些施暴者是当地某校的学生，而受害者是一名沉默寡言、家境普通的女生。影片曝光后，江油当地民众迅速行动起来。当天下午，就有大量市民自发聚集，声援受害者，要求严惩施暴者。到了傍晚，场面逐渐升温，警方出动特警，要求人群解散。晚间更出现了对抗场面——辣椒水、警棍、肢体冲突都上了场。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警方不但未能平息民愤，反而因暴力执法导致现场一度失控。截至8月4日凌晨，这场由“一段霸凌影片”引爆的风波，已经成功冲上中国乃至全球华人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但当地政府与警方目前尚未对事件作出任何正式说明或回应。

 

这件事为什么会闹这么大？答案其实不在那段影片本身，而在影片所引爆的“情绪地雷”。中国社会这些年累积了太多不满——对不公、对权力滥用、对制度冷漠。江油事件，就像是白纸运动的“小型重演”。只要一个火星，足以点燃一整片干柴。江油的群众不是职业抗议者，也不是反政府分子，而是平凡百姓。他们的怒火不是针对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切身的不公感与“不能再沉默”的道德冲动。

 

江油抗争绝不是孤立的事件. 8月1日至2日,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普明街道石桥铺社区的数百名租户，因不满社区“围村强行收停车费”，连续两天自发上街封堵道路，发起示威抗议. 8月3日晚，租户集体冲毁社区设立的收费闸门，行动取得初步成果，社区收费设施难以维持.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 作者：程鐵軍               2025-08-02

 

編者按：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文革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在中國大躍進期間，數十萬名內地饑荒難民湧入內蒙古，程鐵軍也在1959年隨父親來到內蒙古。1966年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正值大學生年紀的程鐵軍也加入翻騰全中國政局的階級鬥爭熱潮，成為「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員。《長城外的造反派：漢族青年眼中的內蒙古文革與民族屠殺》正是以程鐵軍身為紅衛兵的親身回憶為基礎，配合寶力格及塞爾登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內蒙古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全中國十年浩劫的一部分，更存在中共摧毀蒙古人自治能力、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迫使蒙古人永遠效忠國家的意圖。本文為《長城外的造反派》的結語，標題為編者所加，出版社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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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以對內蒙古文革經驗之於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反思，作為本書的結語。這些目標，正是許多造反派當年奮鬥的理想。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察：自一九七○年代末以來，中國陸續出現民主運動，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達到高潮，卻遭嚴厲鎮壓。其後，大批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主要流向美國，亦遍及歐洲與亞洲多地。在這些流亡者中，不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一九八九年民運的積極分子，他們日後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其影響力也延伸至台灣、香港的後續民主運動，乃至全球華人僑民社群。

文革時期的造反派程鐵軍，後來於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成為美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有趣的是，一些美國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追溯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十六條」，而該文件後來催生了《七五憲法》中所載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及海外的民主倡導者譴責，這些被稱為「大民主」的憲法權利，在鄧小平一九七九年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透過一九八○年修正《七八憲法》，被正式取消。

這些民主理念突破了對投票權的狹隘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權直接挑戰權威、賦權於弱者。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動員式民主政治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剝奪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這種悲劇性後果於文革期間已在內蒙古清晰展現；而今，即便不再依賴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這一邏輯依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持續重演。

因此，內蒙古的文革經驗，對中國治理的核心原則（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提出了獨特而深刻的挑戰。一九六七年初，內蒙古的造反派在與保守派和軍方的對峙中，處於壓倒性的劣勢。軍方掌握著武力，以及國家機構、經濟與政治資源。但當毛澤東發出將矛頭對準「走資派」的號召，而內蒙古又爆發軍官槍殺學生造反派的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乃至毛本人，開始支持造反派，並促成該地區黨政軍的全面改組。造反派的地位急劇上升，迅速接近自治區的權力核心。當時尚未大學畢業、甚至被禁止入團的程鐵軍，與其他學生一同被任命為《內蒙古日報》記者，成為中共在區內的宣傳喉舌。他在師院的兩位造反派同伴（一位教師與一位學生）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進入自治區領導層。儘管如此，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軍隊與黨的「核心小組」手中。

正如本書所指出，一九六六年，造反派與忠於黨的保守派一同批判烏蘭夫及其「黑幫」，指責他們搞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嚴重罪行，並競相表演，力圖在聲勢與立場上超越對手，以顯示徹底與「敵人」切割。與此同時，在軍方主導的挖肅運動中，蒙古族造反派自身也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而掌握權力的漢族造反派，在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積極支持這場屠殺。由此可見，中國動員型政治中，那種以製造「受害者」為手段的政治文化，在針對蒙古人的政治清洗中表現得尤為深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間，蒙古人在烏蘭夫主政的內蒙古政權中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在這場大屠殺之後，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能動性。代罪羔羊政治並不限於某一派別，它本身就構成了對建立能夠調解社會深層分歧的民主制度的挑戰。有人主張，流亡海外的前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民主派」，但他們所謂的「民主」並非來自於對投票制度的訴求，而是致力於擴大那些能夠在政治結果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階層。然而，內蒙古大屠殺也提醒人們，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對「他者」時──無論是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宗教信仰者，仍同樣可能施加壓迫。歷史也揭示這樣的悖論：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曾嚴厲批評國民黨壓迫少數民族，率先提出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卻是他們親自發起了對蒙古人的大清洗；進入二十一世紀，又在西藏、新疆等地實施大規模的民族鎮壓。

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常被視為防止種族滅絕、民族屠殺等集體暴力的良方。但本書想提醒讀者，一個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所有面向未來的民主社會：少數民族的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憲法是否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有的話）對「多數」加以限制，尤其當這個「多數」本身就是在某一區域或全國占壓倒性人口和權力優勢的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又或者說，如何在尊重民主原則中「多數決定」的同時，確保「少數」的權利和生存不被犧牲？這一張力，不僅貫穿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同樣存在於當代美國、歐洲，以及歐美現在或過去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只需看看當下的美國便可明瞭：白人至上主義根深柢固，警察暴力頻頻針對非裔、美洲原住民、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在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則將移民視作攻擊目標。在全球北方，教育體系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撕裂：支持去殖民化的學者與批判種族理論的反對者之間，爭執不斷。這場衝突本身，正是種族主義持續影響社會結構的明證。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當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所使用的分類方式，來理解中國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威廉．基姆利卡（William Kymlicka）提出，應當將「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做出明確區分。這兩類群體有著不同的歷史淵源，其形成與國家建構的過程密切相關。他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那些原本擁有自治權、地域上相對集中、具有自身文化傳統的群體，這些群體後來被納入一個由異質文化或族群主導的更大國家之中。而「族裔群體」則通常由透過遷移而定居在新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及家庭構成，是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聯合體。由於形成路徑不同，這兩類群體對於國家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少數民族往往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特社會形態，能夠與主流文化並行共存，並爭取各種形式的自治，以保障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延續。而族裔群體則多半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並被視為其正式的一員，獲得平等對待。

兩者的區別，經常被進步派政治人物、學者以及人權運動者忽略，尤其是在美國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往往忽視，甚至拒絕「少數民族」這一分類，將其視為共產主義話語的產物，而堅持使用「族裔群體」這一稱呼。然而，釐清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舉例來說，當我們比較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人（這些居住在本民族歷史地區的少數民族）與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時，這種分類的意義尤為明顯。若不做區分，或不自覺地套用與多元族裔國家相關的政治倫理，將可能誤解少數民族的訴求，甚至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造成進一步的不公。例如，外界對中國政府或漢人歧視少數民族的批評，常常立基於民族團結與族群平等的理想之上，而這些理想忽視甚至否認了少數民族希望在其歷史家園中實現文化與政治自治的願望。結果便是，這種批評立場可能無意中與中國打壓所謂「民族分裂主義」及推行同化政策的行動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文革時期，一些漢族造反派以「大民主」和「平等」為名，猛烈抨擊所謂「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的激烈言行在事後看來，與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之間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聯繫。這提醒我們，內蒙古（這個歷史上屬於蒙古民族的故鄉）已經轉變為一個漢族的定居殖民地，這一現實構成了蒙古人行使與漢族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或在名義上維持其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的結構性障礙。在這片土地上，相較於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口，蒙古人早已成為絕對少數。

截至二○二二年，內蒙古的人口結構中，蒙古族占百分之十八，漢族占百分之七十九，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在內蒙古的定居殖民，早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便已開始。一九六六年烏蘭夫及其蒙古族盟友被罷黜之後，接下來的五十年間，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不斷推進，使得政治控制權徹底落入漢人之手。回看二十世紀上半葉，漢族移民在邊疆對當地民族的壓制方式，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西進運動期間，牧場主和農民如何驅逐乃至屠殺美洲原住民──只是中國的情形缺少了美國那套「牢固民主傳統」的制約機制。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在日本入侵之後，許多西北和西南邊境的漢人本身就是難民。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仍以「反帝」和「反分裂」為名，對邊疆的土著群體採取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這種程度的暴力，最終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憂慮。一九五○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罕見地向少數民族發表了公開道歉：「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並向他們賠不是。要多做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說一次不行就再說一次，不怕多說幾次。人家終究會知道你的話是對的。」

中共在建國初期，刻意將自己與傳統的漢族政權區分開來，尤其是與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劃清界線，並向少數民族表達歉意，借此為民族和解鋪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少數民族在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與中共偕同。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六年，烏蘭夫主政內蒙古期間，蒙古人在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也取得了發展；與此同時，漢族移民的權益亦受到保護。然而，中共的道歉並未伴隨政策性撤離漢人移民。相反地，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透過持續推動漢人定居來加強邊疆控制，同時緩解少數民族的抵抗情緒。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挖肅運動全面展開之後，早期的悔意徹底消失。黨國政權借「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之名，展開了大規模政治清洗。大量蒙古人遭到殺害或致殘，倖存者普遍經歷嚴重的心理創傷，而原有的政治自治制度也被徹底清除。最終，毛澤東下令停止清洗，只留下一句輕描淡寫的批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少數民族權利這一政治議題，雖然在世界各國均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代中國是否能夠給予有效保障，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文革期間內蒙古的政治歷史，以及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當下的發展現實，以不同方式凸顯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所面對的阻礙。文革期間實施的政治滅絕留下了一種持久的後果：少數民族在多數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眼中，往往不再被視為遭受中國剝削或壓迫的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國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漢人則被看作是在中共領導下捍衛中華民族的堅定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看，內蒙古文革的經驗，無疑為我們審視近年來新疆的種種提供了一個視角。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了嚴厲的政策，監禁了數十萬或更多的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公民，聲稱要對他們再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中國公民。與維吾爾人生活、語言、宗教、飲食相關的文化規範、音樂及藝術成為破壞的目標，許多代表性文化人物失蹤、被捕、噤聲。現行政策的出台，固然跟某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攻擊有關：他們批評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例如在高考中，為少數民族加分，或免除「一胎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中國學者批評民族政策，特別是自治制度，助長了維吾爾分離主義。這些批評與文革期間的譴責密切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公開支持對其民族政策的攻擊。與文革時期的內蒙古情形相仿，如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普遍對當地少數民族「自認為家園主人的態度」感到不滿。中國政府則藉此不滿情緒為憑，以打擊民族分裂主義與少數民族暴力之名，壓制其所謂的民族主義訴求。

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在挖肅與新內人黨運動中，蒙古人的遭遇與二○一七年以來新疆的鎮壓，相似之中又存在顯著差異。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新疆的穆斯林是多數群體，其語言與文化的同化程度遠低於蒙古人。相比之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蒙古人在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始終低於百分之十八，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更低。這或許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大規模監禁維吾爾族，被一些國際批評者稱作「緩慢的種族滅絕」──透過絕育與墮胎壓低生育率，同時加速漢族移民新疆，意在讓漢族成為當地多數。兩個邊疆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漢族定居者的廣泛動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正參與一場生存戰爭，自行執法，採取暴力行動。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國家制定議程、指揮進攻，而非調解對立的社群。我們稱內蒙古的大屠殺為「政治滅絕」，意指中國共產黨主導並實施，旨在徹底摧毀蒙古人自我組織的政治能力。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也將近年來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暴行，定性為「制度化的族群滅絕」（institutionalized ethnocide），其中包括持續的監控、大規模關押、壓制生育和強迫勞動。

二○二○年，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在全國各地重新浮現，包括內蒙古這片民族自治所剩無幾、語言、文化與社會高度同化的土地。絕大多數蒙古人講漢語，多數以漢語為第一語言。只有極少數蒙古人，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家庭，仍將孩子送入蒙古語授課的學校，這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以「母語」接受教育，或可被視為少數民族所剩不多的自治權之一，亦即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權利。然而，二○二○年八月下旬，中國政府削弱了這一憲法權利，推行普通話教學改革，擬在三年內分三階段，逐步取消蒙古語教學。這意味著已長期式微的蒙古語正被進一步驅離公共領域。在習近平宣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新公共領域中，國家正試圖建構一個以「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為基礎的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須使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簡而言之，不僅蒙古語，所有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都被壓縮。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

因此，當我們思考如何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多民族邊疆地區實現民主和平等的成果時，一個核心問題也隨之浮現。內蒙古的文革，最終發展成一場毀滅性的政治滅絕；此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到嚴厲鎮壓；而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及其他民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也面臨廣泛削弱。這些事態的發展，或許正預示著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

今天的中國，正如文革時期一樣，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邊疆政策被推向國家事務和對外戰略的中心位置，民族政策也由此成為國家未來藍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們也正處在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中。作為當今全球最具實力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關係，已從過去的廣泛合作轉向激烈對抗。兩國互相批評對方的人權紀錄：美國及其盟友嚴厲指責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做法是「種族滅絕」，而中國則反擊，提醒世界美國自身在歷史上對美洲原住民的屠殺，以及奴隸制度和針對非裔、拉美裔、亞裔等移民群體的系統性歧視。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是希望，這段被記錄下來的政治滅絕歷史，以及我們嘗試提出的分析視角，能為人們更好應對中國、美國，乃至其他多民族國家正在逼近的不確定未來，提供一些準備和反思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