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实施4年 监测报告发布(提要)

 

《条例》为中国首部性别平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至今仍未成立。

2017年3月27日,女权组织“性别平等网”与深圳公益律师黄沙通过网络共同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监测报告》。监测报告显示,《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在《条例》生效四年后,仍然没有成立,这也导致《条例》中许多内容都无法贯彻落实。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是我国首部关于性别平等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在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至今已经实施4年多,整整50个月。

 

深圳公益律师黄沙说,“性别歧视问题在我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相关立法亦迟迟没有得到有效建立,唯一的进步,是《反家庭暴力法》制订并得到初步实施。”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里面的许多内容几乎都是开创之作,可以更有效的防止性别歧视的发生和促进性别平等。所以,《条例》自设想到诞生,都备受瞩目。各政府部门、各阶层市民、各地方学者、各大小媒体,都对《条例》有着许许多多的赞扬与期待。”

 

为了进一步推动《条例》的执行和落实,黄沙律师牵头于2017年采用信息公开、电话咨询、走访信访相关部门、收集分析网络和书籍资料等方式,编写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显示,该《条例》现今几乎是 “一纸空文”。《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在《条例》生效四年后,仍然没有成立,这也导致《条例》中许多内容都无法贯彻落实。

 

黄沙律师表示,深圳市妇女联合会与深圳市妇女发展研究会于2013年共同编写的《性别平等立法深圳实践》显示,近95%的调查对象仍认为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约30%调查对象认为就业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又有33%的人遭受过性骚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015年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6.6%女大学生受到过就业性别歧视。

 

“有人认为性别问题无足轻重,但懂得性别理论的人都知道,性别歧视问题的根源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分配的不平等。相对于其他社会议题来说,性别歧视问题是更深层次的权力不平等问题,而这几乎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人都需要有性别意识的觉醒,都需要不断反思生活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各个方面,如此,才能发现性别问题背后的根源。”黄沙说。

 

台灣太陽花學運22人全無罪 香港大失色

綜合報導

 

2014年因立法院審查服貿條例爭議引爆的台灣「318太陽花」學運,台北地檢署依妨害公務多罪起訴學運領袖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學運主要人物林飛帆、陳為廷22人,台北地院審理兩年今天審結,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等22人全部無罪。

 

相較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來說,港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以戴耀霆等為主的佔中9子統統被秋後算帳,被檢控。

 

台灣的檢察官指控22人涉犯煽惑他人犯罪、煽惑無故侵入建築物罪、妨害公務、侮辱公署以及違反集遊法罪,計有黃國昌、導演李惠仁、台大教授蔡丁貴、林飛帆、陳為廷、魏揚、周馥儀、黃郁芬、曾柏瑜、陳廷豪、賴品妤、林楷翔、吳灃洪、賴富榮、李夙儒、黃國揚、許順治、王溪河、王文斌、陳建斌、莊程洋、余能生接受審判。

 

黃國昌審判中表示,學運是站在民主憲政高度上的活動,是為了挽救瀕臨懸崖的民主憲政所發起的必要運動,重要被告也以公民不服從、公民可抵抗權作無罪答辯,並認為立法院審查服貿議案有代議政治失靈的憲政危機,他們有阻卻違法的事由。

 

檢察官論告指出,尊重國民表達政治理念的自由,但不能踰法律界線,考量犯罪動機是因服貿協議的程序爭議而起,事涉台灣與大陸社會民生的重大影響,認為對於重要議題的多元表達應予最大限度的維護與尊重,建議法官考量犯罪動機、侵害程度,從輕量刑。

 

學運的導火線始於2013年3月17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國民黨前立委張慶忠以30秒的時間即宣讀將法案送院會存查,反服貿學生先前往立法院外靜坐,隔天在林飛帆、陳為廷的帶領下號召至少400名學生闖入立法院,占領議場,黃國昌也參與抗爭。

 

檢方認為太陽花學運共有三個違法爭議,包括「占領」立法院、「攻占」行政院」與「路過」中正一分局」;「路過」的主要被告學生洪崇晏一審被判拘役55日,洪上訴高院,「攻佔」案台北地院訂下月10日針對90名被告宣判。

 

 

喇荣佛学院照片引发西藏社会女性地位讨论 (二)

去年底,西藏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慈诚罗珠和索达吉等大堪布,围绕着一位尼师席地而坐、必恭必敬的照片,引起藏人社会又一轮对女性地位的讨论。

上部节目中,了解五明佛学院背景的人士介绍了照片中的尼师——门措上师;关注女性平权议题的几位流亡藏人女士,则阐释了各自对境内外藏人社会中的女权议题所持的看法。

在达赖喇嘛尊者数十年来的努力倡导下,二十位藏人尼师完成为期4年的考核后,正式成为西藏历史上的首批女“格西”。

所谓“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学位,一度只限于僧侣考取。在达赖喇嘛尊者长年的倡导推动下,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从2012年开始正式设立女格西考核制度,在各大尼寺推行五部大论的教授、学习。2016年5月,二十位来自印度与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尼师结束了为期四年的学习与考核,同年12月从尊者手中接过了学位证书,成为了西藏历史上的首批女格西。

在印南哲蚌寺举行的颁证仪式上,尊者向二十位女格西致意,并强调:“提倡设立女格西学位并不是为了讨好尼师,而是在顺应世界趋势,给女性机会来利用慈悲本性与所学知识利益世界。”

若无达赖喇嘛尊者的推行,西藏社会是否有可能“由下而上”、凭借草根力量来改变只限僧侣考取格西学位的状况?

堪布泽仁扎西指出:“‘格西玛’的传承,我想如果没有尊者亲自的带领,可能比较难推动。”

在去年底举行的女格西学位颁发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亦申明,在设立女格西学位方面曾与藏传佛教各大传承进行商讨,另外三大学派及苯教都确定将延续各自固有的女出家众学位考核制度,因此目前的女格西学位制度,只限于格鲁学派。

堪布也表示,“格西”一词源于格鲁传承,在宁玛传承中,修学了五部大论的僧侣不叫“格西”,而是被称为“堪布”,对同样通过考核的尼众,则有“堪姆”的称号。

“这个堪布与堪姆的称呼,五明佛学院,跟印度的敏竹林寺院—贝诺法王寺院里早就存在,而且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怪异或不能接受的,没有什么。包括我自己,也在亚青与喇荣那里看到很多的堪姆,在我的心里这是很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但是过去的确不管宁玛、萨迦、噶举,女众法师都有她们的寺院,格鲁也有,宁玛也有,过去50年前也有很多女众专门的寺院。

但是整个西藏来讲,这些女众的学习的系统,这种方面,没有现在这么的加强,这个方面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缺陷,在推动方面讲,格西玛,我相信这个尊者推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那民间会不会有产生,这个很难说,大概是这样。

在格西考核中夺冠的流亡藏人女“格西”南卓

在格西考核中夺冠的流亡藏人女“格西”南卓.

 

在格西考核中夺冠的流亡藏人女“格西”南卓,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她对西藏社会男女平权问题的看法。

她认为,西藏社会其实对女性给予了相对平等的机会,如司政与内阁部长等政治地位条件中,都无性别限制。藏人妇女需要做的不是去抗争,而是提升各自的能力,以把握这些机会。

“西藏女性的最大问题是不自信,面对机遇往往腼腆退让,这是一大错误,持续如此,便永远不会有作为,空喊没有权利,并无意义。所以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做到自食其力。”

西藏社会未来女性权益应如何发展?在达兰萨拉出生成长的格桑指出:“这很难说,如果在教育下一代时,强调批判性思考能力,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会非常宽广。比如我们是佛教徒,一直在教导大家要去慈悲待人,但如果去教授慈悲待人的方法,去教授提问精神、思考能力,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有希望。现在看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态,感觉我们的确在进步,但是如果没有去有效守护延续,不去努力让自己保持开明想法,那么今后平权事业出现退步也不无可能。”

2008年第13届内阁制定了妇女平权能力提升政策,第15届内阁在此基础上,纳入社会变迁考量,征集各方意见作出部分扩充,同时为有效实施经过修正的政策,特别于今年2月21日至23日间召开流亡社区首届“西藏女性平权能力提升大会”,邀请各地藏人妇女代表进行讨论研究。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大会开幕仪式上指出,1963年西藏人民议会就在尊者的倡导下特设女性席位,当时瑞士议会仍无女性议员。另有与会学者提出,60年代流亡藏人男女获得相同的投票权利,当时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女性都不得投票,直到73年才享受到这一权利,流亡社区于女性权益方面的重视度可见一斑。

参加该场会议的数百名西藏妇女代表,于大会最后一天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尊者向各方作出教导:研究讨论女性平权能力提升问题,不能停留在开会说空话的阶段,这样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各方要用心去参与推动平权议题。

尊者鼓励已经考取格西学位的藏人尼师前往各地尼寺与学校担任经师,将所学分享给更多人。

达赖喇嘛尊者向藏人女性代表强调母爱的伟大,指女性更不忍目睹他人的痛苦,如今世界所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慈悲,因此女性可在推动慈悲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就如我一直强调的,如果世界多些女性首脑,那么战乱可能会减少。然而,仅具备知识的女性领导还不足以做出改变,世界需要的是慈悲的女性领袖。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能力的人,如果不能配以慈悲,那么比目不识丁的小人物更容易制造麻烦。”

尊者多次告诫关注平权议题的藏人女性:要男女平等,不能光动嘴,而是要从自身做起,不分男女僧俗地学习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如此才是让人们平等的主要条件。

尊者与首批女格西合影

尊者与首批女格西合影.。

 

 

 

喇荣佛学院照片引发西藏社会女性地位讨论 (一)

轉載自《西藏之声》                                                      02 25, 2017

 

2016年底,西藏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慈诚罗珠和索达吉等大堪布,围绕着一位尼师席地而坐、必恭必敬的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人对此表示随喜,有人则质疑这些尊贵的大堪布向女性行礼,不成体统。 照片中的尼师是谁?为什么会受到大堪布们如此的尊敬礼遇?

慈诚罗珠与索达吉等大堪布,围绕着一位尼师席地而坐的照片,引起了关注

慈诚罗珠与索达吉等大堪布,围绕着一位尼师席地而坐的照片,引起了关注.

 

现居澳洲的堪布泽仁札西了解其中的缘由,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给予了说明:“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位高高在上的女众法师她是谁?有些人知道她是门措,甚至也有些人觉得,门措上师因为是晋美彭措法王的侄女,所以才必须要尊敬。”

“她是晋美彭措法王妹妹的女儿,出生背景就这样。但是她从小学习法王晋美彭措所有传承、口传教学,是所有教法传承的拥有者,加上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学习,后来也变成五明佛学院的一个‘堪姆’。女众身份的‘堪布’,在那里叫‘堪姆’。她会公开向女众的尼师和男众的喇嘛讲授‘五部大论’或‘大圆满’,还有一些殊胜的灌顶。”

“再加上她也有很多高僧大德的认证,而且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在世时,她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上师,并给予一些口传法门与灌顶,所以她自然而然是他们的金刚上师。法王如意宝圆寂之后,她又被请去做五明佛学院的院长,大概就这样。”

这张照片在网上意外引发了各方对西藏社会中,女性权益地位的讨论。有个别藏人认为大堪布向女性行礼有不妥之处,这种观点立刻招来批评。

 

流亡藏人社区女性主义者联盟网编辑格桑

流亡藏人社区女性主义者联盟网编辑格桑

 

流亡藏人社区女性主义者联盟网(http://www.tibetanfeministcollective.org/)编辑格桑认为,该照片能引起大众注意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思考。

“从宗教上来说,我不知道那位尼师有没有学识资格,但是看到网络上的争议时,我首先觉得:如果照片中被礼遇的是一位僧人,大家应该就不会这么惊奇了。在根本不了解照片中尼师有无学识资格的情况下,一看到她受到僧人尊崇,就觉得不对劲,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白玛曲珍在达兰萨拉一人权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平时亦关注女性权益议题。她表示最初看到那张照片时非常欣赏且惊奇不已:“但是仔细思考后,认为最初那种惊奇感觉,与自己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有关。一提到男性,就必然是除仇护亲、肚量大到撑得下刀与矛的好汉,让人很自然觉得应该尊敬,所以突然看到那些堪布对堪姆恭恭敬敬的场面,觉的原有的映像被颠覆。而且我们西藏社会中的确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再加上自己所亲身体验到的情况,所以看到照片后才有很大感触。”

有人了解喇榮佛学院的状况,也清楚门措上师的佛学造诣与资历,却仍然认为她受堪布们的恭敬为不妥,这是西藏习俗还是佛教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在作祟? 堪布泽仁札西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从《律意》中资格安排的顺序来讲,的确先是比丘,然后沙弥。而比丘跟沙弥当中又是先男众,再女众。用这种层次来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她是一名沙弥,因为西藏没有女众的比丘传承,她是一名女众,而且是一名沙弥,所以觉得她接受堪布们的恭敬是不妥的,但实际上这里忽略了大乘与密法的不同情况。”

“比如说我以前在宗萨佛学院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些宗教夏季法会,这种时候不管你是萨迦法王的儿子,或者再高的身份,甚至萨迦法王在院子里,他本身是一位居士,所以他不会参加出家人特有的仪式。但是我们一般的活动过程,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弟子,萨迦法王还是我们的上师,他会坐最高的位子。所以这两个之间不但是没有冲突,而且有很清楚的系统,这不管是在宁玛、萨迦、噶举,四大教派通通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说有时候,比如四大教派,尤其是三大寺院的拉然巴格西,他们也去萨

迦法王那里请法,这时候,我们不可能自以为是一个比丘身份,我们还是高的,没有这样一种说法。虽然比丘比较高,但是我们以大乘,以密法来讲的话,持有这个传承的,还有这个证悟的、内在证悟比较重要,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意思是说不能只用戒律来解释所有三藏,僧人乘、菩萨乘、金刚乘,这三个乘,这三乘有各自不同,而且藏传佛教主流的传承是密法,以密法为主,尤其是这种师徒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用戒律来解释,但是这也不是矛盾意思,而是有合理的解释传承。”

“第二,的确有一种文化习俗,或者一些自古以来我们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心里面重男轻女的印象,东方人也好,西藏人也好,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种印象。所以一看到这张照片觉得不妥,实际上我们依法不依人,从法的角度讲绝对没有不妥的。”

出生成长于西藏的白玛曲珍

出生成长于西藏的白玛曲珍。

 

出生成长于西藏的白玛曲珍,在介绍西藏社会中的女性地位时说:“现在谈境内的女性地位,该如何定位,首先看流亡社区的个别年轻人,说西藏的男尊女卑状况严重,女性没有权力地位等。特别是个别人年纪轻轻,认为男生可以抽烟,女生也应该可以抽烟,也可以像男生一样晚归,认为父母不让女生夜出参加舞会,就是对儿女偏向对待,有这么一种想法。但是去认真思考,所谓的女性权力,我不认为执着于这种微小的事物就是女性权利。对我来说,境内藏人妇女的状况是:并无很好的卫生健康方面的权力,比如生产完的农牧民妇女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还有怀孕时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特别女性无法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力,在一个家庭中,总是男孩首先获得就学接受教育的权力,如果拥有经济条件,才会让女孩也上学,一个家庭也总是将女生排在第二位。在这些方面,西藏社会中男女相比之下,女性地位的确不如男性,这是我平时的看法。”

 

“然而在西藏传统三区来看,多堆与多麦还有卫藏也有些许不同,卫藏方面的女性在家庭的管理地位方面,要比安多和康区多一些,这是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况,大体来说就是这样。”

 

流亡藏人社区的女性权益状况如何?在达兰萨拉出生成长的格桑这样解释道:“首先说女权的定义,不是说要同男性对抗,我不认为应该抢夺男性的什么权力,而是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哪些权力被剥夺,为什么在选择权方面存在不足,在这方面要努力。妇女权益状况方面,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比起其他社会,西藏已经很不错了,应该满足现状。但是我们如果与情况比自己差的社会比较,就会满足并停滞不前,如果与丹麦、瑞典等状况好的国家相比,我们就能看到自身的不足。所以为什么不能学习好的?我们应该要努力做到与他们达到相同的目标。”

 

堪布泽仁札西在事后用藏中两种文字撰文发表了看法。

 

在介绍文章内容时,堪布这样说:“其实这个内容,我也可以很清楚地说,我是一个旁观者,我也不是出自于五明佛学院的,但我还是算是从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那里得到过很多传承的一个弟子。我个人非常敬佩五明佛学院的这些大堪布们,他们任何的言行举止对我来讲印象非常深刻。21世纪的,尤其是我们藏地里面、西藏境内的现代佛法里面,他们真的是灵魂人物。看到这张照片让有些人产生那种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佛法的观点,我就忍不住写下这几个看法,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状况,我也是尽量怀着好的动机写文章,用论证的方法。”

 

“中文文章内容还有,我常常被台湾和东南亚弟子问,西藏女众可以当喇嘛吗?意思是可以出家吗等等,我说不但是可以出家,而且可以当最高的住持、堪姆、格西,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经常这样回答。这次也是非常明显的,我在国外发布的中文文章里面,还说到尊者达赖喇嘛被媒体问,会不会下一世、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是女众?尊者的回答是不但可以,而且有可能是金发美女。尊者的言辞之意是,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众生有这样一个需求,他是可以的,我后面强调,这是佛法的伟大和包容。”

 

堪布泽仁札西 脸书图片

堪布泽仁札西-脸书图片。

 

 

 

中国儿童失踪找回率0.1%,美国97.7%,差距就在这里

转自网络

上周在开会时,大家的手机同时突然响起来,一看原来是安珀警报(Amber Alert ),说一个三岁的孩子被抢走,还有嫌疑犯的车牌号。

没多久手机又震了,说警报解除,孩子已经找到。0
一个看到了警报的警察在新泽西进纽约的隧道口巡逻时,根据警报上的信息确认了这辆车,果断叫停,解救了小女孩。

从警报响到孩子被找到,一前一后不到5分钟。(1)
几年前第一次收到安珀警报,听美国同学介绍了解了它的历史, 挺感动。

想到前两年国内也曾风靡一时在各种社交媒体上解救被拐儿童, 如今似乎已渐渐销声匿迹。

然而热点不在,不代表问题已不在。

要想真正解决, 需要激情,但更需要的是秩序的建立。

那么,安珀警报在美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系统在中国能借鉴吗?

【1】

安珀警报 Amber Alert,全名American‘s Missing Broadcast Emergency Response (美国儿童绑架被拐紧急报警系统),缩写Amber,却正好起源于一个叫Amber的孩子的悲伤的故事。

1996年,这个9岁的孩子,在家附近骑自行车时被人抢走。她的邻居听到一声尖叫,追出来时已经看到安珀被人从自行车拽下来拖入车子里带走。2
邻居马上报警, 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却在几天在附近不远处的一个排水沟里找到了安珀的尸体。

20年过去了,警方至少排查了8000个嫌疑人,至今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

直到今天,警方依然每年收到十多个嫌疑犯的举报,仍然在积极的调查这个案件。

“就算过了20年,我也绝不会放弃。总有一天罪犯会被抓到。“安珀的母亲摸着她的照片说。3
20年不放弃,对于每一个母亲,可能都会是相同的坚持。

可是,外人又怎能理解这样坚持的背后有多少泪水和无奈。

【2】

这对坚强的父母,在自己的悲痛欲绝中,想到的还是怎样能帮助建立有效的机制,预防这样的悲剧在别的家庭身上发生。

他们成立了反儿童性侵的公益组织,四处收集签名,呼吁对保护儿童更为严格的立法。

终于,在家乡得州,开始了第一个安珀警报 – 当地广播在类似情况发生时,暂停节目,播放紧急通知。

越来越多地方的广播台电视台加入其中,开始广播安珀警报。4
最终,只有敌人入侵才能拉动的国家警报系统也接受了安珀警报作为其中一员。

这个发自于地方性的组织,终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庞大的网络,并最终立法。

如今,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盟17个国家,及马来西亚都开始实行相似的安珀警报。

最终,只有敌人入侵才能拉动的国家警报系统也接受了安珀警报作为其中一员。

这个发自于地方性的组织,终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庞大的网络,并最终立法。

如今,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盟17个国家,及马来西亚都开始实行相似的安珀警报。

从此,这些地方的孩子又多了一层保障。

至少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会被提醒,

刚刚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突然之间被推向了恐怖的深渊。

刚刚有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

哪怕有一个人多看了一眼,也给这个孩子带来了生的希望。

【3】

这位叫Rae-Leigh Bradbury的18岁青春美少女,活泼的拉拉队长,就曾是安珀警报解救的第一个孩子。5

她才8周的时候,有精神疾病的保姆挟持走了她。 在安珀警报响起的90分钟内,她就被发现并解救。

姑娘长大后,成为了安珀警报的大使。

她出席了布什总统签署安珀警报立法的典礼,并开始在各个渠道为安珀发声。

一个在8周大就险些丧命的孩子,虎口逃生,并长成了一个优秀活力的少女,这个故事鼓励了大量支持者,安珀警报才有望发展壮大并最终立法。

【4】

触动安珀警报的要求是, 孩子17 周岁以下, 有可能身处危险之中, 并且有孩子被带走车辆相对详细的信息,以便帮助他人寻找。

2013年开始,安珀警报加入了无线警报系统 (Wireless Emergency Alerts (WEA) program),通信商直接推送到所有人的手机上,并用长时间的震动警醒大家马上看。

2015年,Facebook开始推送信息给发生安珀警报的附近居民。 Bing在搜索器中加入安珀警报。 Google也把安珀警报加进了Waze地图App中。67

如今,手机推送,电视广播滚动直播,Facebook/Twitter各种社交网站直播,已经交织了360度的信息网络。

不光是线上,线下也不例外。贯穿全国的交通系统都会实时显示附近安珀警报的信息。89
到今年8月1号,安珀警报已经成功解救了830个孩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警报对犯罪分子的警示作用不容小觑。

被解救的830个孩子中,95%的孩子活着回来,3.5%被找到的时候已死亡, 1.2%没有找到。

但这3.5%的死亡率,却还是让项目的负责人耿耿于怀。

“安珀警报很成功,但是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哪怕只有1个孩子死亡,这个数字我们也无法承受。” 负责人说。

是啊,这1%,对那个家庭来说,就是100%。

【5】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了前不久才看过的一部两年前的国内的电影 – 《亲爱的》。

我还没有孩子,却同样震动, 而转头看身旁有孩子的朋友 ,早已泪流满面。

原型《彭高峰寻子日记》《孙海洋悲痛的寻子路》的故事很多人都看过。再次回看时,这些字眼看到还是那么让人心痛 –1011

“ 可派出所值班民警说按照相关规定要24小时才能立案,叫我回去自己找找,我苦哭哀求,我说24小时后不知我的孩子弄哪里去了。”

” 我立即跑到公明的社区警务室,要求查看当时的监视录象。同样也被拒绝了。说要看录象必须有公明派出所的干警带领下才可以看 “

“ 我们就像疯一样的到处跑,登寻人启示,报纸上仅一手屏幕大的寻人启示就有一天收600元的,有一天收900元的不等,电视台更是仅下方限50个字以内晃一遍就收取高额的费用,给出租车司机广播一遍也是高额惊人的费用。 ”

相信每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都有相似的遭遇。

比起美国的犯罪分子多是精神疾病,中国的拐卖儿童更多的是职业人贩子, 他们有精密的部署,多次拐卖的经验,这显然比美国的更为可怕。

虽然据说现在报警已经不需要24小时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抢救一个孩子的最佳时间是刚刚发生的3小时内, 就算警察接受报警,仅靠警力寻找能够对付这些狡猾的人贩子吗?

在智能手机移动网络如此普及的今天,在手机应用如此领先的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美国的模式,发动全员力量关注与寻找丢失的孩子?

不管是否有效,为了无数孩子的生命,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國際婦女節 婦權義工華盛頓控訴計生暴行

中國婦權網報導

2017年3月8日,時逢“三八”國際婦女節,中國婦權應美國傳統基金會和女權無國界組織的邀請,前往華盛頓DC參加一場關於中國二孩政策如何持續侵犯人權座談會。主講嘉賓包括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國會中國執行委員會(CECC)聯合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議員(Chris Smith)、傳統基金會訪問研究員薩拉托雷(Sarah Torre)女士;無國界婦女權利創辦人瑞吉(Reggie Littlejohn)女士、亞洲事務理事會聯合創始人Olivia Enos女士。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大陸項目負責人姚誠和義工張玥等人與會,張玥女士作為曾被中國政府強制墮胎的受害者,和大家分享了她慘痛的經歷,也是對非人道的計生暴行的控訴。

 

眾所周知,去年,中國宣佈把幾十年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一孩”政策,擴大到“兩孩”,這被中共稱為是中國限制女性生育權的終點,甚至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轉折點。但無數血琳琳的事實和成千上萬的受害人告訴我們,中國這種侵犯人權、強迫婦女墮胎的行為,並沒有因為“兩孩”政策而有本質上的改變,甚至近年來不少NGO組織的努力和國際關注,都遭受中共的種種打壓,其手段變得更加嚴酷,信息管控更加嚴密,這一切都加劇了中國女性艱難的生存環境和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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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義工張玥(左)3月8日國際婦女節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講述她的故事。(姚誠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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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國會議員CHRIS SMITH先生、Sarah Torre、張玥及Reggie Littlejohn 女士。

 

17238346_370263916693433_469284153_n張菁正在與SMITH 議員討論中國二孩政策與一孩政策一樣,受傷害的还是婦女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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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誠(右一)與瑞吉、張玥及SMITH 議員合影。(張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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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玥在自由亞洲演播室接受記者專訪。(姚誠攝影)

 

 

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Rep. Chris Smith)在會上提到,“中國強制性人口控制的基本結構沒有改變” ,中國的婦女仍然必須忍受強制性的懷孕監測、巨額罰款,以及強迫出生限制的巨大心理壓力。他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女性自殺率遠遠高於男性的國家,這個比率保守估計高達每年24%﹣40%。一旦中國的計劃生育官員發現你違反政策懷了孕,他們會千方百計找到你,“說服”你去墮胎。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無法想象的事情,政府官員強迫你,威脅你去墮胎。這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而根據15年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中國有近6200萬的失蹤女性,究其原因,僅僅因為她們生而為女。這一切都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重男輕女的文化偏好是分不開的。

史密斯先生還和我們分享了一則他多年前在中國期間的趣聞,引起了台下聽眾的一陣笑聲:有一次他和介紹自己是中國的NGO組織成員會面,史密斯先生問他們組織是如何籌措資金?中國NGO組織成員回答:“我們是政府撥款。” NGO英文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意思是非政府的組織, 這個小故事說明,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實實在在是掛羊頭賣狗肉,是去掉”N”的政府“GO”組織。

Olivia Enos女士在演講中給了我們一組數據,新生兒的男女比例,達到了114:100,有的省份更是達到了!126:100的地步。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5年末,中國大陸男性人口70414萬人,女性人口67048萬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5.02(以女性為100),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3.51。另據統計,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 136比100, 7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則高達206比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這也就意味著,未來30年,會有3000萬的男性找不到妻子。這個數據並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數據。史密斯議員也說到:“因為她們是被滅絕的(通過性別選擇墮胎)” 。實際上,根本不用等到30年,現今的這種人口失衡,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女性人口販賣。中共政府對這一切視若無睹,恰恰是長久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這一現狀。

Reggie Littlejohn女士指出,中國每年被迫墮胎、流產的婦女達到2300萬之多,而實際數字是更高。她譴責中國政府無視婦女兒童權益、依然採取強制流產及高額罰款政策。

Sarah Torre女士也談了她多年來,對中國從一孩到兩孩計生政策的研究心得。

張菁女士與幾位講者分享了她對中國政府不改變強制流產及嚴厲罰款政策的另類看法,及中國計生政策無論是允許生一孩還是二孩,其根本目的不是解決人口問題,而是籍計生手段來達到穩定中共的統治基礎、利用龐大的、隱性的計生隊伍來控制基層及草根百姓的一舉一動,甚至每條街、每個村莊及村落裡的小組的家家戶戶。 (參閱鏈接:http://crchina.org/?p=9301)

中國婦權的義工──張玥的親身經歷,更是證明了,中國的計劃生育委員會和下屬居民委員會,是如何“說服”,強制墮胎了她6個月的胎兒的。她说: “大約在我懷孕5個月的時候,我懷孕的消息被政府計生委知道了。有一天社區居委會帶著計生委的工作人員等在我家門口,剛開始還裝模作樣的,問東問西,後來就直說,是來給我做思想工作的,他們說我這個情況,要么引產,要么為了上戶口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他們說要我好好想想就走了。 ”

“2014年3月中旬,計生人員一行6、7人強行到我家,他們派2個人守在我們家,另外4個人把我連退帶拉把我推上守候在我家門口多時的一部車,我媽無奈也跟著我一起上車到了醫院。在醫院,醫生當天下午就朝我的腹部注射了一針催產素。我渾身發抖,不停地喊叫,掙扎,醫生打完針人就走了,之後數小時肚子疼痛難忍,到了晚上開始流血和液體,肚子劇痛,又過了幾個小時,先是羊水囊,後來孩子就出來了,我不敢睜眼看,一個鮮活的生命無聲無息,就如此毀滅!我哭喊著、怒吼著,醫生護士們拿走了那小生命,我想求他們留下,可卻發不出聲音來。”

會議結束以後,與會者在傳統基金會共進午餐。下午,中國婦權一行人又前往自由亞洲電台大樓,張玥接受電視人物專訪。張玥在訪談中,勇敢地再次分享了她的心歷路程。她說,在中國,像她這樣未婚先孕的女性,因為違反了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會受到巨大的壓力和身心的折磨,而無論這些女性的年齡有多大。她認為自己年近30歲,早該為人母了,可因為沒有法定結婚就失去了自己的基本權利。中國政府的種種教育,都讓她產生一種錯覺,認為造成這個災難的罪魁禍首,就是她自己,是她不夠檢點不夠守法的後果,因此她從不敢告訴別人,而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切其實是政府的政策侵害了個人的基本人權,她自己也是在來到美國以後,看到中國婦權的網站,看到了其他人的案例,受到了鼓舞,加入了中國婦權的義工隊伍,才有勇氣站出來,不僅僅代表她自己要把遭遇說出來,更代表了至今依然生活在隨時被剝奪人身權利、沒有機會的中國女性發聲。她希望中國能夠早日終止一系列的強制計生政策,希望有朝一日中國女性能夠掙脫鎖鏈,自己的子宮不再受黨的控制,真正為自己的身體當家做主。

傍晚,在回紐約的路上,得知我們的中國大陸義工蘇昌蘭女士獲得大赦國際的年度大獎,被評為亞太地區最勇敢的女性!我們歡欣鼓舞,為昌蘭這位勇敢的姐妹而驕傲。這位普通的妻子母親和姐妹,為了村民、婦女和兒童的基本權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身陷囹圄三年,沒有低下頭她高貴的頭,堅持自己無錯無罪,堅持自己的理想,實在難能可貴。我們中國婦權的所有義工感到心痛,她遭受的苦難太大太深重,我們情願她認罪低頭,獲得回家看望兒子、調養身體的機會。昌蘭,你鼓勵了我們一大批姐妹,在維權路上,我們前仆後繼,永不歇腳!

 

妇解不忘初心 女青年三八节重走百年女权路

2017年3月9日

2017年,3月6日下午一点半,十名女青年身着蓝黑色学生装和深色长袍来到了广州市人民公园。她们之所以如此装扮,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酝酿着计划要围着公园走一圈拍照。这条路正是近一百年前中国第一次举办纪念三八妇女节的路线,她们希望以此纪念先辈们走过的路。广州市人民公园在1924年还叫做市立第一公园,是当年妇女节集会活动的起点。

秋瑾像前  秋瑾像前.

 

     三八节重提妇解运动历史

1921年3月8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首次秘密举行了“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探讨妇女解放问题,高君曼在会上发表演说。这是中国最早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活动。

1924年,在时任国民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的倡议下,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3月8日当天,女学生、女工人和妇女团体等两千多人集会在广州市第一公园里。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做了演讲。她号召妇女联合起来参加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还明确提出了争取妇女解放——“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同与会者一起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奴纳妾,废除娼妓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此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时,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妇女部担任领导。

何香凝还组织人们散发传单和组织演讲队,分赴工厂、剧院等处演讲,以启发更多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的群众性活动。自此之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开始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各地妇女和妇女团体纷纷开始举办妇女节庆祝活动。

1925年“三八”,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宾、保定、酉矍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

国共第一次合作在不久后失败,但“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全国,正式定3月8日为妇女节,国际妇女节成为中国的法定节日。

 

 重走百年女权征途

3月6日下午一点半,十名女权主义者来到了广州市人民公园。这里在1924年还叫做市立第一公园,是当年妇女节集会活动的起点。当她们准备在公园门口集体拍下第一张合影时,一辆保安巡逻车悄然驶来。保安跳下车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阿风回答说她们想拍一组写真。中年男保安的眼神略有怀疑,也没制止,站在旁边观望。这时鉴湖从背包里取出了准备好的小旗子,还没来得及打开,一旁的保安就说拍照可以,但不能打开任何有字的标识。其他人也默默卷回了正准备打开的旗子,握在手上站好。这些旗子上写着:“重走女权征途路”、“女权路不停步”、“女权火不止息”“一百年前她们都醒了,一百年后你们还睡着”。

在公园里漫步时,她们找到了在一个小的雕塑,拍照前却又遇到了另一辆保安巡逻车的询问。她们压低声音朗诵了何香凝的《告女同胞书》:姊妹们和女同志们,你们所身受的困苦是怎样的!你们除了受五千年来宗法社会的支配,使你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等等都得不到平等待遇之外,还要加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的痛苦。中国的妇女们,你们遭遇的惨酷,真是较别的妇女还厉害啊!然而,你们真是甘于受苦吗?真是不敢起来反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以恢复独立自由之身吗?断断不是!你们想自求解放,惟有起来奋斗,更当一致团结,然后才可望完全成功!

从公园南门走出来,就是吉祥路。1924年的妇女节纪念,妇女们排着队从吉祥路走到省政府公署,再由广仁路到财政厅前,由永汉路(现在的北京路)长堤转入太平路、一德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最后回到第一公园后,自由解散。

因为有些路已经改名或改道,她们的行进路线较之此前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人民公园,吉祥路到省财政厅旧址,中山纪念堂……为了缅怀在清末民初就洒下女权火种的秋瑾,她们将最后一站设为中山大学永芳堂前的秋瑾像。

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似乎难逃安保的监控。在中山纪念堂,刚一进门想要拍合影就被门口的保安制止,说不让拍,因为是“奇装异服”。在中山大学秋瑾像前刚架好三脚架,就悠悠地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保安,提醒她们这里不能有“商业性”的活动。

 

女权路,不停步

三八节是个抗争的节日。近年来“妇女”一词却被许多人视作贬义词,更多人愿意过女生节。诸多商家也以此开始购物促销活动,把这一节日变成了女神节、女王节等购物节,甚至还曾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将三八国际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节或是女性节,而三八妇女节代表的女权抗争却被逐渐遗忘。

参与活动的提提卡(昵称)感慨道,“我们今天重走女权革命之路,已经不能像百年前那样光明正大浩浩荡荡,似乎唯有以消费之名的女神节女王节才是被鼓励被许可的。不过当我们聚集和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为了百年前未尽的目标而继续努力。”

“作为青年女性,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女人的地位,而回顾妇女节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忆苦思甜’,”马兰姐认为,“重走当年第一次三八妇女节的旧址,明白中国女权先辈们斗争的不易。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也多少类似。”

鉴湖坚定地说,“我们要夺回妇女节,这个无数妇女抗争、追求平权和解放的日子。让这一天真正回归她原有的意思,成为女权节。以行动来感受女权先辈的斗争,不忘初心,让我们在艰难中获得力量。”

 

 

苏昌兰入选世界8大人权女斗士

中国妇权报道                                                 2017年3月9日
编者按: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公布:苏昌兰入选世界8大人权女斗士。表彰亚太地区前教师苏昌兰致力争取让每位童养媳与父母重聚,当听闻女童被贩卖为童养媳,或有家长的孩子失踪,她没法袖手旁观,尽可能帮助他们,她的行动亦延伸至土地维权及声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她深知自己或许会为此牺牲自由。苏昌兰获此殊荣,是对她多年维权抗争的肯定,是对她身陷囹圄宁折不屈的褒奖。苏昌兰是今天在中共红色恐怖统治下的众多维权女性英雄的代表,是中国妇权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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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义工苏长兰在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工作中,常佩戴中国妇权的胸牌。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更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今天因为同情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受到非人道打压的人们而身陷囹圄。虽然国家机器把我推上审判席,但正义的力量也使我看到了希望之光。我是无罪的,我是一名农村的普通妇女,只是想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是2016年4月21日,广东佛山中院开庭审理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苏昌兰女士所做的最后陈述。

 

苏昌兰,1971年7月18日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师范毕业后,来到广东佛山南海担任了一名小学老师。2005年,南海区三山港土地被政府非法占有,遭到武装警察镇压后,她被迫放弃了教师工作,走上了为村民的维权道路。正如苏昌兰在自我辩护中所说:”自从1992年以来,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三山岛万多亩被一纸暗箱操作预征协议,乱圈滥占了三山岛的良田。2005年强行填土,置使三山岛的良田大部份被抛荒”。

 

这使她一个弱质多病女子走上了维权道路。也曾经因为维权而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有关政府部门告上法庭。先后参与了建三江、曹顺利、马胜芬、佛山市禅城区澜石镇三千户人家中被强拆无家可归的叶六妹、吴木琴家暴案等。她关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选举,与农村贿选、买卖选票中违法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举在广东佛山市南庄镇东村选举组织村委会民主选举中成功击败政府指定的候选人,开创了农村民主选举突破政府控制的先河。

 

她2009年起加入中国妇权,亲历了湖南长沙曹如意案,从计生办手中抢救出了怀孕已七个多月孕妇;她两次赴山东为怀孕七个月强迫流产造成一尸两命的马继红维权;为揭露黑诊所B超鉴别胎儿性别,她冒充孕妇进入现场偷迫视频,差点被抓;合肥安妮事件,她第一个打出“维护儿童权益,送安妮重返校园”横幅;为披露中国妇女儿童恶劣的生存状况,她从福建到安徽再到陕西,甩开紧紧追踪的国保,协助德国电视台成功采访拍摄童养媳、寺院女孩和寻亲联盟新闻,并获欧洲大奖;三山土地维权她流浪上访;救助家暴女吴木琴、为外嫁女争取权利,她冲在最前。她参与寻找失踪孩子、帮助童养媳寻亲,关注因计生丢弃在寺院里的女婴等,与志愿者一道,行程上万公里,走遍了中国大陆十几个省份,共为28个家庭实现了骨肉团圆。2013年南方周末事件,她组织上百名三山农民现场声援。2014年因参与和支持香港占中,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至今。

 

苏昌兰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她在佛山的家是维权人士公认的客栈,尽管家境贫困,但参加任何形式的活动从不提报筹、好处;她家的门口常年有国保站岗,甚至当局就顶着她家的大门安装了摄像头。国保的利诱、威逼在她身上一点都不起作用,尽管她失业在家,丈夫两次遭遇莫名其妙的车祸,也毫不退缩。她以推销保险,养殖乌龟以维持生计,生活清贫,但始终坚持为弱势群体维权服务。

 

苏昌兰是中国妇权最早的志愿者,是其在中国大陆主要义工负责人之一,在被关押期间,尽管身患甲亢、心脏病,危及生命安全也决不屈服于强权,以至被当局久押不决,至今已两年有余。2015年5月29日,她被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授予人权斗士奖,2016年3月15日,又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授予曹顺利勇气奖!2016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专门立案关注狱中的苏昌兰。

 

苏昌兰从一个农民的女儿,一步步的成长为中国大陆最为坚定的民主斗士,成为这个苦难民族一道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国大陆公认的最坚强的巾帼英雄。关押中的她是在以生命的代价与这个独裁的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在看守所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在自己被病魔折腾的情况下,她还没忘记鼓励我们在外面的人,发出了比千金都重的家书,向我们报出了春的消息。

 

“虽然身陷囹圄,但我没有感到孤单,也没有一丝害怕。因为我相信民主自由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刘晓原律师看守所看望苏昌兰、陈启棠(天理)

苏昌兰律师刘晓原

今天上午,我与广州吴魁明律师一起去了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
这是自去年5月我被卡律师年度考核(俗称“年检”)后,第一次去南海区看守所会见苏昌兰和陈启棠(天理)。

警察问我,这两个案件还没结案吗?我说是呀,两人都关了两年多了。我问看守所里关两年以上也不判的多吗?警察说,前几年是有过一个贩毒的,现只有你的两个当事人。

2014年10月27日,苏昌兰被南海公安分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随即,我接受家属委托担任她的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我多次申请会见都被警方以有碍侦查为由不予准许。一直等到2015年5月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我才得以多次会见苏昌兰。去年5月,我被卡律师年检,就没有再来会见。好在苏昌兰还有一个辩护人吴魁明律师,他经常去看守所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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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吴魁明律师会见了苏昌兰。

苏昌兰精神状态还好,只是身体病情没什么好转,仍在吃药治疗。
她告诉我们,2月14日,佛山中院刑一庭送了延长审理期限通知书给她,法官说审限又被延长了三个月要到5月13日届满。我说,这已是最高法院第四次批准延长审限,算上广东省高院批准延长的一次,已经延长了五次审限。

苏昌兰问法官为何还要延长审限,法官解释是案情重大复杂。我说,指控你涉嫌犯罪的是三条微信和三篇文章,案情其实很简单,是公检法机关把案件搞复杂了。

苏昌兰告诉我们,法官说这次延长审限后不会再延长了。苏昌兰说,看守所限制她的通信权,写给家里的信寄不出,也收不到家里来信。

我问是否有国保来看守所找你写认罪书,她说没有。苏昌兰说,有罪就判,无罪放人,不能这样拖着不判。我说,下午会去中院找法官反映这个问题。

会见完苏昌兰,我接着会见陈启棠(天理)。

陈启棠是在2014年11月25日被南海区公安分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他被抓后,我与李方平律师接受家属委托担任辩护人。

在案件侦查阶段,我们多次申请会见都不被准许。一直等到2015年6月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我们才得以多次会见他。去年5月,我被卡律师年检,李方平律师多次去会见。

天理还是那么乐观,笑嘻嘻的,问我年检过了吗?我说还没有,但今天来会见,看守所没有为难我。

天理的案件在本月8日审限届满。我在去看守所的路上,给中院打电话询问审限是否被延长,书记员说已在1月下旬向最高法院申请延长了审限。这已是第四次报请最高法院延长审限了,算上广东省高院批准延长的一次,与苏昌兰案一样共延长了五次审限。

天理说,法院还没来送延长审限通知。我告诉他,审限还要5天届满,书记员说到时会通知你。

天理也提到通信权被限制的问题,给家里写的信寄不出,也收不到家里的来信。
这次会见苏昌兰、天理,仍如以往一样,要提前给看守所预约。会见时,管教站在会见室外监视。

下午,我与吴魁明律师、陈德权(苏昌兰丈夫)、苏尚伟(苏昌兰哥哥)、天理的妻子一起去了佛山中院。

两案的主审法官在信访室接谈了我们。

就苏昌兰案和陈启棠案多次延长审限久审不决的问题,法官解释道,这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陈德权和苏尚伟提出苏昌兰身体不好,再次要求给予取保候审。法官说他们去过看守所会见苏昌兰,询问过苏昌兰的身体状况与之前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也不算严重。

苏尚伟说,苏昌兰身体一直不好,手脚发麻,病情很严重,随时可能倒地身亡,你们说她病情不严重与事实不符。如果苏昌兰身体发生大问题,你们要负责,我们会申冤到底。

苏尚伟说,苏昌兰是为村里土地维权而被打击报复,她根本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陈德权和苏尚伟提出,案件已经多次延长审限,也不知何时能结案,苏昌兰已被羁押两年零四个多月了,要求法院安排家属去看守所会见苏昌兰。

法官说,因为本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是不可能与家属什见的,且被告人的情况也不适合取保候审。

我说,按照《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经过办案机关同意,看守所批准,家属是可以会见的,并没有规定危害国家安全案件被告人就不能见家属。

法官又称,法院会快结案的,家属要求会见,法官决定不了,如果你们有需要可向有关部门申请。

我说国保是想安排家属去会见苏昌兰,但案件是在中院审判阶段,办案单位是中院不是公安,应该由中院来安排会见。

天理的妻子也要求法院安排家属去会见,法官作了相同的解释。

我与吴律师问为何每次延长审限不给辩护人书面通知,法官说只作口头通知,书面通知没有法律依据。我说,见不到书面通知,我们怎么知道延长审限经过了省高院、最高法院的批准?法官说,要相信法院不会超期羁押。

我问,这次延长审限之后,是否还会再次延长审限。法官说,第五次报请最高法院延长审限的可能性极小,但不能给我们作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