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2025-07-14
劉曉波遺孀劉霞上7月12日到訪愛爾蘭高威大學（University of Galway）的愛爾蘭人權中心，與親友們一起向去年9月已揭幕的劉曉波銅像獻花致意，笑語盈盈的劉霞拿着小狗毛公仔「親吻」劉曉波銅像。
7月13日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離世8周年，加拿大、美國、法國、日本的紀念活動遍地開花。流亡美國民運人士周鋒鎖在X貼文透露，劉霞在劉曉波去世8周年前夕訪問愛爾蘭人權中心，和親友們一起向這裏的劉曉波雕像獻花致敬。這個雕塑是第二個永久樹立的銅像。
全球首個劉曉波銅像於2019年6月4日放置在捷克布拉格DOX當代藝術中心永久展出；同年11月，身處德國的劉霞趁柏林圍牆倒下30年到柏林圍牆遺址悼念，順道聲援香港反送中抗爭者，之後輾轉前赴捷克出席當地紀念「天鵝絨革命」活動，並在布拉格DOX當代藝術中心撫摸丈夫劉曉波的銅像。
作者：祁福德（Mark Clifford） 2025-07-28
事祁福德（Mark L. Clifford）執筆撰寫的《黎智英傳》中文版本月正式面世，台媒近日刊登部份授權內容，揭露黎智英入獄首兩年在赤柱監獄的生活：早上鳥兒合唱帶給他的歡欣以及晚上蟑螂爬過臉、腳的厭煩；對周日咖喱醬的特別期待以及出獄後早午餐的想像——早餐是多士、咖啡，午餐一碗湯飯；為了爭取更多時間畫畫、冥想與閱讀，他從每小時摺89個信封不足10日內達到每小時摺120個；以及黎對獄警的怒吼：「我是囚犯，不代表我不是人！」。
《黎智英傳》中文版出版社明白文化總編輯林奇伯向台媒表示：「在黎智英已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政治犯的情況下，《黎智英傳》也等於在為香港的歷史消音機制作反抗。」《黎智英傳》可望周二（15日）、周三（16日）在台北銅鑼灣書店上架，店主林榮基周一（14日）估計該書多人找。以英國為基地的中文繁體書店同呼吸亦表示，已經向書商入貨，書一到手立即上架，揚言一定會加訂。
祁福德撰寫的“The Troublemaker: How Jimmy Lai Became a Billionaire, Hong Kong’s Greatest Dissident, and China’s Most Feared Critic”出版逾半年後，中文版《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亦由台灣出版社明白文化出版，本月二2日正式上市。台灣中央社取得明白文化授權刊登部份中文版部份內容，黎智英入獄頭年他寫下部分手稿被設法帶出赤柱監獄，令外界得以了解他的囚牢生活，最為矚目。
2021年4月11日，黎被指反送中運動期間參加組織8.18未經批准集會，以及參與8.31未經批准遊行，兩案合併判囚14個月，2020年12月31日不准保釋的黎智英自此除下未定罪在囚人士的灰色囚衣，改穿上象徵正式定罪的啡色囚衣，開始摺信封強制勞動工作。
「這不只是要達成目標，更是為了保持希望」。
據報，為了爭取更多時間畫畫、冥想與閱讀，黎從每小時摺89個信封不足10日內達到每小時摺到120個，然而過了數天，仍然卡在120個的樽頸位：「有目標是好事，讓我時刻保持專注，不斷嘗試。這不只是要達成目標，更是為了保持希望。」據報，黎在獄中的摺信封的每月人工約201港元（約25.64美元）。
同年年中，黎回憶起在家中跟妻子李韻琴自由享受的時刻。他在手記寫道：「我真的很餓時，總是忍不住想著食物。等我出去後，我要吃一頓簡單的早餐──吐司、奶油、果醬、蜂蜜跟咖啡；午餐只要一碗湯配飯就夠了。」
2021年是黎在獄中渡過的首個夏天，他在6月19日的日記寫道，每天清晨3點鳥兒合唱，讓他對新的一天充滿期待。然而，他為了奬勵鳥兒刻意留下的麵包碎卻被蟑螂「捷足先登」。蟑螂晚上亦溜進他的囚室：「我熟睡時，牠們會爬過我的臉，我只是隨手撥開。」蟑螂也會在他祈禱時爬過他的腳，黎最後不得不中斷祈禱，將牠們拍死。黎說，我每天早上至少會殺掉一隻蟑螂，但通常不止一隻。
他的手記亦披露他和獄警相處。翌年6月28日凌晨4點半，黎在破曉前的黑暗中醒來，他要求獄警幫他開燈但被拒絕，黎於是開始早上伸展運動，再吃下之前一晚留下來的橙。不過，早前請黎「食檸檬」的獄警卻走過來替他開燈，令黎深受感動：「他再次經過時，我遞給他一張基督受難圖，他很開心。」
「我對獄警勃然大怒。『我是囚犯，不代表我不是人！』有一次，一名獄警催促他動作快點，停下手上的事，去見訪客。然而，黎無視獄警催促，直到完成手頭的事。前往探訪室的路上，獄警沉默不語，似被黎的脾氣嚇到。黎感到抱歉，自覺不該發脾氣，他於是轉過身，向他伸出手，握手道歉。對方顯得很意外，然後露出笑容。「從那天起，他變得友善起來。真誠懺悔的心可以輕而易舉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我不禁思考，過去的我為何沒有更常這樣做？」
林奇伯接受台灣《風傳媒》專訪時說，明白文化出版《黎智英傳》的初衷，主要源自於「黎智英」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時代意義，也就是說，「黎智英，就是一個代表整個時代的名字」。他指出，祁福德雖是黎智英事業親密戰友，但他在書中仍秉持新聞人事事存疑的思維，質疑當年黎智英皈依天主教的動機，剖析他為何在信仰上愈來愈敬虔，以至於能在環境惡劣的香港監獄裏，透過日記、繪畫與禱告等，得到最終的省思與覺悟，而這些獄中思索，也正是香港價值與民主意志的縮影。
書名：《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
作者：祁福德（Mark Clifford）
中文版出版日期：2025/07/02
出版社：明白文化
台北銅鑼灣書店、英國同呼吸書店日內有售，詳情可直接聯絡書店
轉載自《追新聞》 2025-07-25
中聯辦旗下的左報近日發動新一輪批鬥行動，狙擊不同的民間團體與小商戶，最新點名多間獨立網媒「軟對抗」，包括《法庭線》、《集誌社》及近日新成立的 Channel WE，「罪狀」除了在民間自發舉辦的獨立書展上賣書，亦指控有關媒體的創辦人曾任職已停運的《立場新聞》。Channel WE 創辦人之一、記協前主席陳朗昇在網台受訪時狠批左報為求「發國安財」而肆意抹黑，「識就笑死，唔識就嚇死」。
西環喉舌《大公報》與《文匯報》周四（24日）以包括A1在內的多個全版逐一批鬥多間被指「軟對抗」的小商戶及機構，其中《文匯報》在A6版的「趕絕『軟對抗』系列」，就點名狙擊三間獨立網媒，包括《法庭線》、《集誌社》與 Channel WE，並列出多項「罪狀」，指《法庭線》出版的書籍《法庭新聞怎麼做》，以及《集誌社》出版的書籍《集誌－我們在地記錄》，在近日被左報點名批評的獨立書展上有售，又指兩間網媒獲政治漫畫家尊子加持，表示已課金訂閱及購買書籍。
報道又質疑，《法庭線》的兩名創辦人陳婉婷與陳信熙曾任職已停運的《立場新聞》，在報道法庭新聞時「滲透亂港分子的歪理」、「報道手法十分蠱惑」。至於《集誌社》兩位創辦人蔡玉玲與雷子樂，則被指分別曾任職《傳真社》與《立場新聞》，並特別指《傳真社》是「美國網媒」，認為《集誌社》的「報道風向可想而知」。不過，根據網上公開資料，《傳真社》是10年前由資深傳媒人吳曉東在香港透過眾籌創立，並非美國網媒。
報道同時狙擊由 Channel C 原有編採團隊近日成立的新媒體 Channel WE，指控其以「隱秘手段」散播「軟對抗」訊息，又質疑 Channel WE 刻意選擇在《文匯報》發表「軟對抗」報道系列的翌日公佈會員收費計劃，是「疑似要煽動對抗情緒」。
Channel WE 創辦人之一陳朗昇周四（24日）在 YouTube 頻道「香港花生」的直播節目中回應相關報道內容，稱「識就笑死，唔識就嚇死」。他指今時今日香港的政治格局已非常明確，政權亦穩如泰山，「你講嘅軟對抗，咪就係捉個十八歲細路喺廁所寫字」。他指被點名的網媒報道法庭新聞，只是報道法庭上的內容，「你咁都要屈人哋」，批評左報的報道內容可以毫不負責任也沒有任何後果，「就係你哋呢啲咁嘅人，你哋呢啲咁嘅媒體，成日都要發國安財嘅人，嚟要繼續做呢啲咁嘅事，去抹黑我哋」，強調自己一向在陽光下做事。
轉自：三孩催生政策监察网络 2025 年 3 月
前言
联合国《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世界总体生育率正在下降。在中国，由于政府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强制一胎政策，加剧了生育率的下降。 2015年，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一胎化”政策正式终结。但“全面二孩”政策并未带来政府预期的生育高潮。202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了放开三孩生育政策。此后各级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措施来鼓励生育，有少数政府部门不惜用侵犯个人隐私的方式询问妇女经期和婚育状况，以及限制节育手术和流产药物的可及性。个别地方政府并且筹备出台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多生的政策。凡此种种，民间称之为“催生”。由于生育行为主要由妇女负担，这些“催生”行为也侵犯了妇女生育自主权。
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不升反降。有报道称 2023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02，已经被列为世界经济体中倒数第二1。2024 年是华人偏爱的生肖“龙”年，全年出生人口也仅比上年增加了 5.8%。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会不会延续、甚至进一步加大“催生”力度？已经出现的一些偏激和过头的催生苗头会不会蔓延和加剧？作为一组长期研究中国计生政策、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公益人士，为了揭示目前中国各种催生政策对女性生育权的影响、以及研判未来催生政策的走向，我们做了如下研究。
詳細內容參見下面鏈接：
https://hricmedia.s3.us-west-1.amazonaws.com/_fad83d6f93.pdf
作者：蔡慎坤 2023-04-16
《生命时报》等诸多媒体报道，“据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青少年自杀者中，中学生约占51%，亦即有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主因就是抑郁症。
昨天跟国内朋友聊天，谈到年轻人自杀的话题，听说中学生抑郁症比例更惊人！不由得感叹唏嘘！无论是富人的孩子还是穷人的孩子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此前媒体报道，3月19日到3月23日短短不到一星期，天津就连续发生7名学生自杀事件。报道称天津教育部门要求学校紧急召开家长会商讨对策，也是教育部门不敢担责。
天津跳楼事件中一个刚刚12岁男孩在遗书中说“每天我睁开眼睛看到的不是太阳而是作业。”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学生太累了，面临着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压力，既有学校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更有孩子自身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得不让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很悲凉的现实，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数字惊人！甚至于有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数万名中学生因抑郁症自杀身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每两年发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是重要的心理健康蓝皮书，2023年度的版本尚未发布。
此前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有关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7.4%。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这意味着高中生的重度抑郁高达十分之一以上。
202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抑郁症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2022年中国抑郁症蓝皮书》，蓝皮书通过用户调研、文献研究、专家评定分析等方法，汇聚分析大量数据，数据表明：中国抑郁症人数9500万，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复发率高达72%。
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有46%的抑郁症学生没有寻求任何帮助。其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研究数据表明，青少年的自杀率要比成人高出近3倍，且大约60%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与抑郁症有关。
《生命时报》等诸多媒体报道，“据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青少年自杀者中，中学生约占51%，亦即有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主因就是抑郁症。
以每年5万多个中学生自杀身亡计算，平均到每天就是137个中学生自杀，每个小时就是近6个中学生自杀，也就是每10分钟有1个中学生自杀。这是不是非常严酷的现实。
针对学生抑郁症，教育部曾于2021年11月对政协委员《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答复，其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等等。
但仅限于心理疏道根本解决不了抑郁症问题，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以及社会动荡和家庭环境都会加剧抑郁症的蔓延，心理疾病不仅仅是患者本身的事，也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无法回避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必须下决心解决的事情。
作者：王峭岭 2025-5-27
我是709姐妹中的王峭岭，是709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人们熟悉我，是从709开始。但709之前，我做什么，好多人并不知道。
我做家庭主妇之前，在外企上过几年班。
2004年我信主后，2011年全职服事的同时在教会读神学。神学还没读完，709案发生了。
所以，709发生之初，最痛苦的事情，不单单是我的丈夫被失踪了，愤然发声和默不作声的挣扎——这应该是最挣扎的部分——是最大的痛苦。
真理使人得自由，但我学的圣经真理好像除了祷告，就只有默然不语了。配合警察，听警察的——哪怕是警察违法甚至犯罪——似乎是中国基督徒的常见动作。
我的法律背景给我带来的看法是，我就算触犯了法律，你们也得按照程序来！为什么搜走的物品不给清单？为什么人被带走后，24小时内不给通知？为什么我们聘请了律师要被你们威胁说是对案情不利？如此违背法律程序的抓捕，如此的不公义，要诉诸媒体，要公开，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其实，这些是常识，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常识）
这两方面的挣扎，我现在叙述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十年前，那是我辗转难眠的痛苦。
我害怕给自己所爱的教会带来麻烦！！
教会里有我属灵的父母，有我情同家人的弟兄姊妹。他们鼓励扶持我12年。
我在痛苦中祷告，想起了圣经中写的，女子在城里被侵犯，没有喊叫，罪就在自己身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网络发达，自媒体发达，就像在城里。“喊”，是有用的！而且，不喊是罪在自己身上的。（申命记22:23-27 ）
一念至此，豁然开朗！
其实709一发生，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回到原先的教会了。政治案件的复杂程度，牵连之广，不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能承担得了的。如果为我们一个家庭的缘故，整个教会被冲击，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还有，律师以及维权前辈所建议我做的：发声，是我自己心里面所纠结的，也是教会不赞成的。
当决心已下，我就写邮件跟教会牧者说明，不再回教会，然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呼吁文章（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
接下来，我起诉了新华网，因为新华网用虚假的新闻报道抹黑我的丈夫李和平律师。
这是个民事诉讼，但是我和律师找了一个多月都不肯露面的警察们坐不住了，打电话约我“聊一聊”。
我没义务跟他们“聊”，我有权利拒绝跟他们“聊”。我拒绝了三次，警察们就上门传唤我。无他，就是要威胁呗。我要求先看传唤文书，警察死活不肯把文书交到我手里。因为我家是个大铁门，我害怕，我不敢开门，警察又不肯从门缝里递给我看。从上午十点僵持到下午两点多，他们找来锁匠，强行打开了我家的大门，进来了7个警察，6男1女，强制传唤我到派出所。领头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头子孙荻。
我真的害怕！这是真实的人性。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谁又能镇定自如呢？除非久经沙场的老将。
我以为警察要抓我，像抓我丈夫那样。但是，在派出所讯问了五个小时后，把撬开门向我亮的刑事传唤通知书拿来让我签字，把我放了出来。涉嫌罪名是网络寻衅滋事。刑事传唤通知书是无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做笔录的警察，是一大早从天津调过来的。笔录结束后，他还问我到底是什么事？亮的工作证是这个天津警察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证。其他警察拒不亮工作证。天津的警察跟我说，一开始拿的是行政传唤证，后来看我死活不开门，就到换了刑事传唤通知书。）
这五个小时，孙荻反复说的就是：请律师对你老公的案子不利。我觉得孙荻说这话时，罕见的有点底气不足。这让我很奇怪，明明是他气势汹汹，我被吓得两股战战。后来想了很久，觉得这话他自己也不信，也觉得不能说服我。我是学法律的人，他说请律师对案子不利？他能说得出口是他维稳需要，但底气明显不足。
这是我第一次被带到派出所，原因是我起诉了新华网。如果我起诉新华网，但是不公开这件事，警察或许不会找我。但是，我起诉的同时，坚决公开了这件事，因为要“喊”。所以，警察着急了，想跟我见面吓唬我。但我没经验，就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坚决不见（因为没有法律义务）。坚决要求按照程序，先让我看传唤文书，于是升级到强制传唤。现在回想起来，我前前后后在不同的地区（北京、天津、乌兰浩特、长沙）十几次被带到派出所，一次比一次经验丰富。
从第三次起，在派出所，警察头头们都要进询问室，嘱咐询问我的警察：（对）她，按照程序来！
大家听出来这话的意思了吗？就是警察们询问被传唤人时，常常是违法的，没有按照程序来！
所以，学习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必要的。是在遭受不法对待时，可以扭转局面的！
我是个胆小的人，经历了这一场警察的传唤回到家后，嚎啕大哭了一场。终于明白，相信党相信政府，是一个谎言！这场传唤让我抱有的的幻想死了，终于面对现实！
多年后，我看一个案子的家属到二审了，才找到人权律师，才开始喊——我说这太晚了呀。律师朋友说，有时候，人是需要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人被砸，要喊疼，要呼救。这是本能，这不违反圣经教导。
所以，要喊，要高声喊，要四处喊，要不停歇地喊！
作者：李酉潭 2025-07-28
筆者李酉潭，作為一個任教35年在政大退休的教授，
此外，有感於民主化後台灣人民終於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廣義的民主化包括民主轉型、鞏固與深化，
台灣的民主化於1996年總統大選後才開始被《自由之家》評為自由民主國家，
公民社會的發展始終是推動民主化重要的力量，甚至於是關鍵因素，
佛經有個故事說森林著火，眾多小鳥飛到海上將翅膀沾濕，
期待大罷免大成功！台灣改寫人類民主發展史！！
作者：李承鹏 2025-07-26
我看那么惨烈的《墓碑》，有时也会被一些情节给整笑。大饥荒那会儿，树皮都被啃光，甘肃通渭村的张大发饿得不行，灵光一闪跑到村外捡了冻硬的粪，回家烤着吃。通渭村另一位妇女对此很不屑，她是懂营养学的，要在边上等干部解完手，才冲过去拾粪吃。原因很简单：干部拉的屎粮食没消化完，营养高，更顶事。
但干部的屎是有限的，静宁县一位老人就夸还是他家三娘脑子好使：“三娘在门口等着队长倒小孩拉的屎，队长家小孩吃得肯定营养咧，她捡拾了屎回家，晒干再吃。”
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笑了。论科学吃屎的精神。
我把《墓碑》当成灾难史，也当成忍耐史，饿死千万人没见什么反抗，倒琢磨出怎么科学吃屎。当然这是时代所逼，但好玩的是，不少饿得落下病根的老人至今还教育年轻人“你们就该过过苦日子，才能珍惜眼下的好”。吃屎教育的那抹余蕴入骨入魂，忍不住给下一代的食粮抹上精神老干妈。
前几天杭州余杭142万人集体吃屎，说是水务公司把排污管道接到饮用水管道，自来水滚滚流出都是屎黄色，做的饭菜满屋子屎味。人们上街疯抢矿泉水，还编些“直把杭州当汴州”“谈恋爱，这半年千万别跟杭州人亲嘴”“吃屎都走表了”的段子。
有上海朋友骂杭州人为什么不上街抗议，我传去当初上海宁编的段子：“这不叫挨饿，叫轻断食”“抢不到菜，就吃绿化带，增强肠道纤维”“排队核酸也讲究妆容，别人是做核酸，阿拉是走T台”“只要心里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我问他为什么不反抗。他就把我拉黑了。这些年，大家几乎只是用段子对抗生活不幸，君莫劝，劝急了，劈头盖脸招来一拨“有种你他妈去反抗啊”。
别劝小姐从良，别劝我族反抗，与其反抗，不如继续吃屎。这是真理。
我不会批评杭州人不反抗，因为吃屎源远流长。《资治通鉴》记载：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天灾战争不断，人民吃完草根树皮，就开始争食“粪渣”。很官方的《清世祖实录》记载：三河四省一带的人们常刮地皮找粪吃，被称作“食秽民”。《太平天国纪实》记载：安徽、江苏一带，“饥者拾牛粪中粟壳，若获人粪中糠滓，视为珍味”。吃牛粪是日常，捡到人粪的糠滓，简直是米其林。
我悲哀地想，能活下来的，大概率都吃过屎，我们是屎者的后代。
还是来点批判现实主义吧，杭州官方辟谣说“这是水源地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也有“政府爱好者”热心论证排污和饮用水管道压力和口径不一样，不可能是屎！但2013年杭州市民就发现自来水有异味，原因是大型农药厂和化工厂向钱塘江排放数万吨废液。2020年，杭州市民又发现自来水奇臭，原因是一家国企将厨余垃圾排入溪水，经抗议，该企业悄悄将污水并入市政自来水管道。上述奇葩事均由光明网多家官媒报道。疑点太多了，为什么水龙头滤芯上会有金针茹、玉米粒。为什么早在5月，取水口粪大肠菌群数值远超4月730倍，六月更升至16000个/L达到IV类水平，不能饮用甚至不能当作景观用水。从科学角度，藻类厌氧降解会产生硫醚类物质，但不能产生大肠杆菌，反倒是肠道内微生物会分解出硫醚类物质。而杭州在2020年就对污水与自来水管道进行一体化工程，污水管道其实也加压，若管理失误，就可能形成合龙倒灌……
你脑子此时肯定激凌了一下。
别激凌，你得机灵，机灵地知道只要你质疑祖国发生的一些不公平事，就是行走的1540，收了美国钱。十几年前看来很正常的批评，现在都被爱国粉红视作卖国，也对，出来卖的，见谁都像收了钱。这就尴尬了，你本想让同胞过得体面些，但有的同胞必会让你不体面，慢慢的你就不想再提“反抗”，一方面帽子叔叔会找你喝茶，另一方面，你单相思认为人民缺什么就该补什么，但这等于在阿Q面前提癞疤，有的同胞立马不干了，“别他妈吃人血馒头，你行你上”……这么多年，终于凝练出一个最优选：大家一起忍。毕竟丈母娘们常说“别人能忍，我们也能忍”，否则怎么可能诞生宇宙丈母娘之最爱的鸡汤王，董宇辉。
想想前段时间那列停运的火车，上千人闷在39度高温的铁皮罐里，还不如运猪猡的23度室温标准，大家几乎休克却没一个站出来反抗，面无表情默念《心经》：别人能忍，我也能忍，如是我闻……直到一个黑衣青年哐地把窗砸碎。当帽子叔叔把带走青年，也没一个敢阻止。呼吸了新鲜空气的人们只是暗自庆幸，好险，幸好不是我。
那些天天喊打美国炸日本武统台湾的战狼一个也没站出来，99.9%在生活中不敢砸窗的人却在网上批评车上99.9%的人不敢砸窗。我们唯一的勇气来自于：我们当时并不在火车上。
不过是《时间捡屎》历史长河中的一滴粪水罢了，杭州人民可以对标老乡勾践，他吧叽嘴说“这味儿，纯，大王病马上好”，主打的就是一个懂事。吃屎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吃出心态，这又是一个真理：心态不好，那才是吃屎，心态好，那叫卧薪尝胆。
你这样想就对了，再干净的水，喝下去也会化为粪水，浸入大地升腾为水汽，再降落江河湖海，又变成干净的水，然后你再喝……杭州城市宣传片《杭州不仅是一首诗》里有句台词一语成谶：“一滴水的轮回，也是一座城的蓬勃”——所以，你不要认为自己喝了粪水，这只是一滴水的轮回。
这样说显得有些消极，可是积极应该是双方面的。在杭州家长群，没有一个人为天水孩子血铅说话。天水血铅孩子的家长，也闭口不提自来水管。网上总有孤勇者呐喊“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令人敬佩，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每个人希望自己遭遇不公时有人声援，但大多数人在别人遭遇不公时都假装看不见。兰州吃苯，陇南吃锑，岳阳吃砷，广西吃镉，陕西吃锌，山西吃氨氮，北京吃锂，湖南吃镉……不仅是一座座孤岛，简直是一个个互相隔绝的胶囊。当然乐观地看，孤勇者呐喊也不是完全没用，至少今后你会发现，家长们在超市里会认真凝视小食品包装上的产地，他们在领导要求下已不敢发朋友圈了，但他们会从朋友圈机敏发现，粪水最浓那几天，余杭食品加工厂没有停工。
也别说什么塔西佗效应了，弄得就跟政府做了好事只是被刁民习惯性冤枉似的。
想起有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美国电影，《永不妥协》。朱莉娅·罗伯茨主演一名离婚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生活潦倒的她是律所档案员，有一天处理地产案件文件时发现了可疑的医疗费用记录，经调查，小镇居民的饮用水被大型电力公司PG&E的致癌物“六价铬”（这名字熟悉吧，对，天水）污染，该公司隐瞒真相将其篡改为安全的“三价铬”，只为受害者支付极低廉的医疗费。
她愤怒了，她没有背景也没有法律学位，拖着三个孩子、顶着烈日，一户户走访小镇居民，收集六价铬导致癌症的线索。期间她也遭受白眼，仍靠坚韧不拔和精神力获得信任，收集证据，成功号召几百名居民发起对PG&E历史性的诉讼。
PG&E派出强大的律师团，高傲地质问她：“你凭什么自认为了解这些人？”
她说：“我花了18个月深入资料和居民的生活。我对这个案子的了解远超过你，这324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忘。”
她开始朗读：“Donna Jensen，Pamela Duncan，Ronald and Annabelle，Plummer……”，她一个一个说出全部受害者的全名，整个法庭寂静无声，这段背出所有人名字的情节，是她的高光时刻。正义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她最终帮居民赢得高达3.33亿美元的赔偿金。胜诉的瞬间，人们哭泣着冲上来与她拥抱，她说：“你们的名字被听到了”。
奥斯卡给朱莉娅·罗伯茨送上金奖，影评人说：它表达了“一人能为万众发声”的强烈信念。
但在我们这里，她没机会念出那324个受害者名字，穿着暴露且离异的她会被质疑作风有问题，是小三，她没有学历，根本没资格上庭，她这么执着，一定有境外势力操纵，而伤她最深的很可能是她为之拼搏的居民。别不信，因家境贫穷每天只吃馒头和少量咸菜的吴花燕，瘦得只有21公斤，为了帮助她，一名老师向国际组织求援，吴花燕就说：“你让中国人在国际上丢脸了，中国人的事情自己能解决，不要让外国人抹黑中国”。
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名字忘了）写的一句令人触动的话：“社会普遍性下作，年青人整体性懦弱”。一方面衙门干了许多不堪的事，另一方面，民众困在列车里不敢砸窗，天天测日本核辐射但没一个敢去测杭州、天水，吃了屎却不敢往水务公司门口泼粪，却集体往一个跟外国人上床的女生身上泼粪，还上升到国格。奇怪，黛安娜与埃及富豪搞破鞋，没伤到英国国格，王昭君嫁了三代匈奴单于，没伤到大汉朝格，当代女大学生约个炮，就伤到国格？更奇怪是，他们刷到文革时女孩多谈几个男友就被枪毙，也大骂时代荒诞，可现实生活中他们仍玩沉塘那一套，恨不得连夜把女孩裹上麻袋扔大连老虎滩海里。文革一直没走，贫富差距体现在性资源差距，就是晚清大革命时期的阿Q，“妈妈的，和尚摸得，老子摸不得吗。”
这么鸡零狗碎的时代，宏大叙事是可耻的，老年人在入党，中年人在念心经，年轻人在躺平，粉红在抓破鞋和汉奸，富豪在养小三，子女在争产财……而穷人在为基建欢欣鼓舞，看看热搜，多少拧锣丝的人在下面跟帖点赞，“雅江水电站建成后，能发3000亿度电，相当于三个三峡水电站，国之重器，硬控阿三，生于华夏，无怨无悔”，然后他们就去商场乘凉了，家里开空调太不划算，电，又他妈涨价了。
总有人在我文章下面留言，说你不要泼冷水啊，中国人并不怂，举出黄花岗、五四运动、还有一些敏感词例子。还有文盲杠精来杠，你他妈瞎吗，看不到那么多次农民起义。是啊，我族从不缺反抗者，但中国史的规律是：反抗失败的成了粪渣，反抗成功的，就让别人吃屎。不信，你去查查历朝历代的帝王史。
不是怂不怂的事，中国要变得更好，得打破吃屎和让别人吃屎的周期性问题。
想想前些年也挺勇武的：08年那会儿，瓮安人因不满初二女学生李树芬死因的鉴定结果，十万人冲上街头，砸了县衙，最终逼着县令和捕快下课；还有乌坎人，几乎建立了一座勇武对抗的城堡；还有厦门，连岳召集众人上街抗议建化工厂，这么勇武剧集的镜头，至今也不过十来年。这十来年，男人吃了太多乌鸡白凤丸，连岳，变成了连岳不群。
最新的消息是，杭州人此时还在打开水龙头放水，水越来越发黄，味还很大……杭州水务部门那份辟谣通告，剧本根本说不通，情节与情节之间连个钩子都懒得设计，也不在乎你信不信。杭州市勇夺公共卫生饮用水监督技能竞赛团体冠军，杭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的法人同时身兼水务集团大股东，持股100%，发挥着自我监督的精神。就问，你服不服。
所以当前社会另一个主要矛盾就是：普通民众质问“信不信”与官方反问“服不服”的矛盾。
此时杭州的终极调查出来了，大意仍是气候异常，藻类不听话，水务部门很辛苦，只是未执行专项应急预案的要求，处理是：警告，诫勉，警告，只是轻轻地把环保公司总经理撤职了事。
对于这种自罚三杯的老套路，民众显然不服，只好用知乎网友提出的办法：当初我们天天要求日本官员喝一口福岛的水，证明水质未遭污染，现在我们就该要求杭州官员喝一口自来水，中国官员不可能连日本官员都不如吧。
这也做不到，我们的下一代还得吃屎。
中國婦權報導 2025-07-10
刑事控告状
控告人：周世锋，男，汉族，身份证号４１０５２２１９６４１１１８００７７，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学博士，住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桃源公寓10B11，电话: 3241550118，19253723709.
被控告人：孙力军，男，1969年1月出生，原公安部副部长，2022年9月23日，因受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被控告人：张亮，男，汉族，原天津市政法委秘书长，2023年起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
被控告人：边学文，男，1972年出生，原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现黑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被控告人：张秀山，男，1962年出生、原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原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
被控告人：宫宁，男，汉族，1970年生，原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处处长，现任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被控告人：盛国文，男，汉族，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被控告人：曹纪元，男，汉族，原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现任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
被控告人：蔡淑英，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委会（原）委员。
被控告人：林崑，男，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委会委员。
被控告人：刘毅，男，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原）代理审判员。
被控告人：刘晓宇，男，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民警，天津市公安局监管总队民警。
被控告人：朱玉柱，原北京市司法局律师业务指导和执业监管处副处长。
被控告人：辛程，男，1986年出生，天津市监狱（原）第十监区教导员，狱警。
被控告人：任毅，男，天津市监狱（原）第十监区教导员，狱警。
控告案由：
涉嫌非法拘禁罪、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搜查罪、徇私枉法罪。
第一、非法拘禁罪。
1、无任何法律手续，非法抓走我。2015年7月10日，我还在睡梦中，一阵踹门声房门被踹开，进来几个便衣，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书，只有一个人自称是天津市公安局的，然后不由分说给我戴上手铐、黑头套，用胶条粘住我的嘴，将我绑架到车上。他们将
我带到北京看守所门口喊了几声：“将人送到哪里”，没人理睬，后来将我带到了一个可能是宾馆的三楼的地方，不久来了两个没穿制服的人，没出示任何证件，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其中一个上年纪的人在后来的近两个月里由他负责审问我。三天后，那个自称天津市公安局民警的人（半年多以后，在他接电话时我得知他是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区民警刘晓宇）拿来了几大摞公安用的各个阶段的空白法律文书。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抓我竟然连空白法律手续都没有，几天以后才补来非法的空白手续，北京两个民警和天津河西区公安分局民警刘晓宇以及其他一起参与抓捕我的民警，还有提供这些法律空白文书的人都有义务交代这一重大犯罪问题，笔迹鉴定、文书上公章和上面所书写内容的时间不同也可鉴定出来，其他被拘留、拘禁、监视居住、搜查、调查、执行逮捕等等全部用的是非法的空白手续，这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无论对于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都强调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如此公然的践踏宪法法律、对抗党的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决策、侵犯人权而又证据确凿的犯罪行径，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法定职责予以调查处理。
2、被非法关押的地方人大机关、检察机关、办案机关负责人、办案机关的上级机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这是彻头彻尾的非法拘禁地。我从2015年7月9号被抓到9月3号，先被关在北京一个宾馆房间，后又转到另一个类似厂房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被换了三个房间，房间完全是封闭的，自己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还被非法的办案人员辱骂，在一个0.7平米的地方，每天十个小时，常常受到暴力威胁。在这里不能与任何外人联系，家人也不知道我被非法拘禁在这里，我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权利，家人给我请的律师也不让会见。
3、从9月3号到2016年元月八号，我被非法关押在天津的一个宾馆，这里仍然用的是非法的手续，在这里也是被长期体罚、虐待、暴力威胁。中央有明确规定不得将指定监视居住地作为办案基地，而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政法委都集中在那里办案，这不
是非法拘禁是什么？
4、负责讯问我的天津市公安局民警施某也非常不满地说：“一间黑屋子，一个黑头套，他们想抓谁就抓谁。”
4、为了使天津的非法管辖、指定监视居住、起诉、审判合法化，将近一年以后，孙力军掌控的公安部为天津市公安局补发了一个《公安部“关于对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部分工作人员涉嫌犯罪案件指定管辖”的说明》，公然为天津公安局的非法行为背书。当然公安部
的这个说明完全是非法的，它既是天津市公安局相关人员构成非法拘禁罪的证据，也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构成徇私枉法罪的证据又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构成共犯的证据。
第二、报复陷害罪
1、我和锋锐所署名举报北京市司法局为了讨好薄熙来而制定违反法律和行业规定限制外地律师进京的土政策的行径，并举报北京市司法局2011年，向律师协会索贿一千万元的犯罪事实。国家信访局给北京市政府发交办函，我和锋锐所因此受到北京市司法局的报复陷害。2014年非法阻挠锋锐所通过年检，在锋锐所控告后才停止阻挠，但是还阻挠锋锐所在广州和北京顺义区设立分所，致使锋锐所许多律师很长时间无法正常执业。北京市司法局朱玉柱等人还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诬告陷害我的材料。专案组调查核实了这些事实，不追究北京市司法局朱玉柱等人滥用职权、报复陷害罪、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而是和他们串通起来共同陷害我和锋锐所。
2、2015年5月，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被铁路民警枪击，引起世界关注，我发表声明仅仅说了一句我和锋锐律师事务所支持本所工作人员调查枪击真相，我们不允许警察对公民随意开枪。就这样一句话，被刘晓宇等被控告人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中污蔑为与国家政权机关相对抗。
3、2015年5月，律师要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复印一起申诉案件的卷宗，连续14天没有被容许。北京锋锐律师所工作人员举牌抗议，被当地警方治安拘留十天，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段做了颠倒事实、污蔑人格的报道。北京锋锐律师所写了批评央视报道的文章，也被刘晓宇等被控告人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中歪曲为肆意污蔑，诽谤诋毁国家政治制度。以上内容卷宗中写得很明确，足以证明被控告人构成报复陷害罪共犯。
4、我在监狱服刑期间，因为书面控告迫害我的专案组成员，被控告人任毅、辛程因此拒绝给我依法减刑，我有十二张行政奖励票，按照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规定，可以减刑33个月，被控告人不给控告人申报减刑，还让杀人犯、制造毒品的犯人每天24小时包夹我，在监狱近六年时间被二级严管，被控告人还将我的控告材料交给被控告人。
5、2024年，我在微信中依据事实揭露孙力军政治团伙制造709迫害案件，其政治团伙就永久封禁了我的三个微信号，给我的基本生活、正常社会交往带来巨大影响，特别是给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国内外影响。我2025年2月3日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至今没有立案。
第三、刑讯逼供罪
控告人从2015年7月10号被关在北京一个宾馆、一个厂房，9月3号又转到天津一所宾馆一直到2016年1月8号。在这个过程中控告人被长期固定在0.7平米的小方块内、一个高凳子上，一天十几个小时保持一个姿势，这是国际上公认的酷刑，所有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都认为生不如死，几乎所有人都得了大病，所谓的办案人员就是为了逼取有罪供述，这是典型的刑讯逼供罪。
第四、暴力取证罪
1、被控告人非法抓我、酷刑，要让我供出官员和维权人士的犯罪事实，企图获取加害别人的证据，被我拒绝。
2、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第一时间共被抓走九个人，除了2015年5月抓吴淦之外，抓捕其他七个人（刘四新、黄力群、李姝云、王方、谢远东等），对他们非法拘留、逮捕、酷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说出我的所谓犯罪证据，当然我没有任何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是被控告人是构成暴力取证罪的。
第五、非法搜查罪
1、我被抓后三四天，天津公安局河西分局民警刘晓宇才拿来了一大堆空白的手续，这些手续中当然包括搜查证，而这些手续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盖着公章的空白法律文书，这是非法的，所以说他此前对我的搜查，包括对锋锐所的搜查是非法的，后来的几次搜查虽然拿了搜查手续，给了扣押清单，但是是空白的非法手续，所以说这些搜查完全是非法的。构成非法搜查罪。
2、被控告人非法搜查的同时，还非法扣押了控告人及其律师事务所大量的财物、大量的合同，至今没有返还。控告人多次索要，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说专案组撤销了找不到人。
第六、徇私枉法罪。
一、我们先看我被迫害过程中，办案人员的话，这些话不仅有证人，而且有每天24小时不间断高清录音录像。
1、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后，北京公安局负责讯问我的警察说：“整了这么长时间，把人家周世锋的祖坟都挖了，你没有啥事。我们领导说‘非常感谢周世锋给我们提了个醒，不让我们陷入泥坑，如果那边非要给周世锋安个什么罪，我们就过去。’”
2、被控告人之一的警察刘晓宇说：“搞了半天你成了好人。”
3、在天津一直负责讯问我的民警施某（我只知道他姓施，不知名字）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天津某宾馆房间说：“必须无条件放你，”还说：“不放周世锋，不讲天理了?”
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施某还说：“所有人看了周世锋的卷宗，都说不构成犯罪。
到了审判阶段，施某说：“中央领导有两次批示，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放人，但是我们的领导就是和中央对着干。” 施某在审判阶段还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说：“周世锋，你面对的是一群流氓。”
4、看守所民警问我：“你知道讯问你的两个警察缺少什么吗？”我说：“缺乏人性”，看守所民警回答：“对！”
5、被控告人（时任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处处长）宫宁说：“你没有啥事，就是聚餐时候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不去参加这个聚餐就好了。”（这个聚餐指的是所谓的七味烧土家菜馆聚餐，所谓我说的那句话，是被公检法给篡改成相反的意思的，将我说的“国民党就分化了”篡改成“中国共产党就分裂了”有公开的庭审原始录音为证。）他们还多次问我为什么说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就分裂了）。
6、被控告人盛国文、宫宁、曹纪元都说：“马克思、列宁说过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的意思是按照法律规定我不构成犯罪,但是统治阶级说我有罪我就有罪,他们办案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所以他们说我有罪就有罪。这是何等荒唐、野蛮、流氓、无耻、反动的法律逻辑！
7、法院主审法官林崑说：“所有人都说你的路子是对的，如果不是参加这次聚餐说那句话，你啥事没有，你会发展得很好。
8、被控告人原天津市政法委秘书长张亮，2017年2月，农历春节期间，带领天津市政法系统二三十人到天津市监狱给我拜年（他明确强调是来给我拜年）时当众说：“你就是喝了酒没过脑子说了一句话，其他你没啥事。”他说这句话时不仅有二三十名天津政法系统官员在场，而且有全程录音录像。
二、我将七味烧土家菜馆聚餐以及我在土家菜馆说的那句话来龙去脉予以说明，将更加证明被控告人构成徇私枉法罪。
1、有原始录音的证据，被控告人竟用文字改成和原始录音相反的内容。该证据是整个709特大案件中给所有被迫害者定罪的唯一核心证据，而这个核心证据是被篡改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原始录音证据。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直至天津政法委，都认为我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说只是因为我说了一句话，而即使根据这句被他们篡改的话，所有人也认为我不构成任何犯罪。这句话是什么？他们又是怎么篡改这个重要证据，又是怎么经过法庭质证的？
办案人员多次问我当时在土家菜馆聚餐时每个人说了什么话，我说我确实想不起来谁说了什么话，他们就拿出写好的文字让我看，我看了后没有认可，刘晓宇又直接念，让我写。刘晓宇直接伪造了给我定罪的唯一重要证据——讯问笔录，这些讯问笔录是在我没有说一个字的情况下刘晓宇等人非法编造出来的，跟我们聚餐时的原始录音内容完全相反；刘晓宇等人让我写“我的认识”，而我只能照着他们编造的和事实完全相反的讯问笔录写。这样，一个完整的假证据链条就形成了。但原始录音他们改不掉！
原始录音中我说过的一句话是“国民党就分化了”，此前我刚写了一篇《国民党被打到台湾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文章，我在聚餐时想到了这篇文章，明明说的是“国民党就分化了”，但刘晓宇等人将这句话用文字改成了“中国共产党就分化了”，这句被篡改的话就成了他们给我定罪的唯一证据。
这就是709事件我和锋锐所以及其他法治的捍卫者被判刑、抓捕、非法拘禁的依据，而这个核心证据是伪造的！
法院是怎么掩盖这个核心证据被篡改事实的呢？
法庭审理过程中，当公诉人播放这段录音时，坐在审判席上的承办法官林崑身子一下子吓得僵硬了，因为他知道要出大事。他镇静下来，问我对这个证据的质证意见，我说：“一切以原始录音为准。”林崑知道我这句话的法律和历史意义，但是他耍了一个滑头，在随后的判决书中，删去了我对这个证据的质证意见，这是公然的徇私枉法。因为他知道如果判决书写上我的质证意见，不仅不能给我定罪，而且所谓的七味烧土家菜馆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会议完全是公然恶意迫害。公开的庭审录像能够证明我有明确的质证意见，他故意在判决书中删去我的质证意见，这不是徇私枉法还能是什么？
2、被控告人将普通的聚餐聊天编造成“颠覆国家政权的会议”。录音证据表明，孙力军反党、反法治、反人类集团将普通聚餐编造为颠覆国家政权的会议（这本来就是几个普通朋友之间的聚餐，事后也没有任何联系）。我当时主要说了两个内容：一是计划生育一孩化的政策国家应该调整，否则将给个人、家庭、国家、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二是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法律援助资金用于帮助经济困难群众打官司，但是这些钱到了下面却成了唐僧肉，要申请信息公开，监督这些资金的去处。有职工代表请我派律师帮助下岗职工维权，我说很难代理，被控告人将此写成是发起劳工运动。然后将我说的另外一句话改成相反内容，凭空编造成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会议。
三、在中央政法委时任秘书长汪永清主持的研究控告人案件的专题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发言认为周世锋不构成任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这时孙力军跳出来扰乱了会议的进行，不欢而散，后来孙力军又找了他的一个同党，才非法给控告人按了个罪。孙力军还数次窜到天津第二中级法院，直接控制审判，这是不是越权，而是典型的徇私枉法。
四、给我定罪量刑的不是法院而是天津市政法委时任秘书长、被控告人之一的张亮；不是在法庭而是在休息时。
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但是，给控告人定罪量刑的却是由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张亮、天津市高级法院副院长李颍、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边学文。这是严重践踏宪法的恶劣行径，是地道的徇私枉法！
2016年8月4日，在开庭过程中，法庭短暂休庭，在临时休息室，被控告人张亮、边学文一起和我商量判七年是否可以，说判几年和我没有关系，只是个数字，判了以后特殊假释就出去了。最后他们和我商定判七年，然后特殊假释。
而在此前的7月24日，法院庭前会议证据交换前（庭前证据交换时间是7月27），张亮、边学文就威胁我不让我说话，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问他们贵姓，张亮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就出来了。”到了27号证据交换前的五分钟，李颖和边学文又用软的办法说：“你和家人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你认个罪就可以出去和家人团圆了。
到庭审前两天，即8月2号，被控告人张亮和边学文又蹿进看守所威胁不能说实情。
五、控告人简要驳斥一下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给控告人定罪的所谓判决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津02刑初93号》，徇私枉法就会被进一步揭露。
首先该判决书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判决书，因为它的“经审理查明”中编织的政治大帽子和引用的“具体事实”完全没有关系，换句话就是说编织的政治大帽子完全没有具体事实证明，不是人格分裂的判决书是什么？具体评判如下：
判决书称：“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周世锋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因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司法体制不满，逐渐产生对抗、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2011以来，周世锋多次在网上网下发表言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对抗国家政权；以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网罗并指使一些具有颠覆国家政权思想的律师、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通过代理案件，抹黑司法机关，攻击宪法所确立的制度，煽动仇视国家政权；勾结一些地下教会成员，共同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的策略、方法、步骤，实施了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判决书讲了一大堆假话、大话、空话后，引用了如下事实，而这些事实一点也得不到证明，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实。即使经过孙力军政治团伙篡改、歪曲也根本不能证明其论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判决书所写内容和当庭实况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完全不一样，判决书不仅歪曲而且恶意篡改庭审情况。
下面控告人就判决书所引用的具体事实进行批驳：判决书称“具体事实如下：
一、炒作陆勇租赁合同纠纷案
2014年12月，陆勇准备就其与李红军租赁合同纠纷案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理中院）提出申诉，通过其朋友吴淦请锋锐律师事务所代理此案。被告人周世锋同意后，指使吴淦配合谢远东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炒作、滋事。
2015年1月8日，吴淦、谢远东、陆勇来到大理中院，由吴淦在该院大门口及周边电z、法官小区、大理市人民检察院门口公告栏、新世纪中学等处张贴印有大理中院院长鲍某头像和“我是流氓” “我是法盲” “大理州鲍某私家中级法院”等内容的标语。1月9日上午，三人又先后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由吴淦在上述单位门前张贴相同内容的标语，并进行拍照。1月12日，吴淦将印有“大理州鲍某私家中级法院” “鲍某法盲” “枉法造假” “送钱给鲍某” “他敢把法卖”等内容的标语张贴在租用的汽车上，驾车在大理中院门前、院内招摇。期间，吴淦将炒作、滋事的情况报告给周世锋，周世锋给予肯定、鼓励。与此同时，吴淦还持续通过其用户名为“快乐爱阳光公益”的新浪微博和锋锐律师事务所微博发布其在大理滋事的相关信息、照片等进行炒作，并编造虚假事实对大理中院、鲍某进行攻击和诋毁，直至2015年5月。抹黑司法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形象，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仇视国家司法体制。
以上完全是法院凭空编造的。
1、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世锋同意后，指使吴淦配合谢远东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炒作、滋事。”控告人指派谢远东、吴淦去法院递交申诉状，对吴淦在法院周围的抗议活动没有安排指使，也没有指使吴淦配合谢远东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炒作、滋事。
2、证据显示吴淦在抗议结束后很长时间的晚上，才给控告人打电话说工作完成，想旅游几天，并没有判决书“吴淦将炒作、滋事的情况报告给周世锋，”的任何证据。吴淦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说顺利完成了工作，想旅游几天。我作为主任给所有员工都会说一句“辛苦了。”这和判决书所说的“周世锋给予肯定、鼓励。”内涵完全不一样。
判决书所引用的证据也没有证明这些内容判决书引用控告人供述：“吴淦和谢远东他们到了大理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吴淦打电话说大理中院不让他们进，申诉材料递不了，后来吴淦让陆勇花钱租了一辆当地的小汽车，在车上贴了一些大理中院院长贪赃枉法的标语类的东西，然后开着车在法院内外转圈，吴淦当场还喊了口号。其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这是判决书编造的。证据显示控告人是在事发后几天才知道的。
3、判决书偷换概念，将公民针对个别工作人员、个别国家机关部门的具体做法不满而进行的抗议行为，歪曲为“抹黑司法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形象，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仇视国家司法体制。”按照这种逻辑，中纪委对国务院个别工作人员的查处，就是抹黑中央，就是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仇视国家政体了。孙力军政治集团就是这样迫害控告人和其他良心公民的。
判决书的第二个具体事实是：
二、参加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聚会活动
2015年2月1日中午，被告人周世锋参加勾洪国（另案处理）在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4号楼底商的七味烧安徽土家菜馆组织的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聚会。具有律师身份的李和平，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刘四新，地下教会成员胡石根、刘永平（另案处理），长期非法组织访民闹访滋事的翟岩民等人均参加了聚会。
参加人员围绕设定的议题依次发言，具体讨论了律师介入 “劳工运动”直接冲击国家政权，借炒作热点案事件分化、瓦解国家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手段，共同策划通过上述途径，推动中国进行所谓“颜色革命”，实现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其中，被告人周世锋提出“劳工运动”能够极大冲击社会稳定和经济状况；他主张鼓励加速党内分化，采取给漏船加沙子的方法促进国家政权的颠覆。胡石根结合聚会议题系统阐述了其颠覆国家政杈的“三大因素” “五大方案”，还提出运用微信群、电报群等现代通讯手段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李和平认为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体制要有选择性地消减，等待新的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交替。翟岩民、勾洪国等人也积极出谋划策，分别提出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措施。
判决书这段描述完全是鬼狐小说的写法，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胡编乱造。（控告人前面已经论述，这里简要补充）胡石根说的什么话我既没有听，也和我没关系，其他人说了几句话我也没听，就被判决书扭曲为：胡石根结合聚会议题系统阐述了其颠覆国家政权的“三大因素”。
我是律师所主任，要为年轻律师开拓市场，依法了解下岗职工维权状况，就是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我参加一个普通聚会就是“参加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聚会活动？“这要有多么毫无人性、阴暗、恶毒的心理才能这样迫害国家的公民；这要有对世界人民多大仇恨才能这么恶毒迫害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
判决书的第三个具体事实是：
三、炒作李杰敲诈勒索案
2013年8月，李杰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现满城区）公安机关抓获。2014年5月，李杰家属经与被告人周世锋协商，委托锋锐律师事务所王志刚、黄力群为李杰辩护人，后期，周世锋亦作为辩护人参与了诉讼活动。2015 年10月，李杰被满城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该案审理期间，被告人周世锋授意吴淦、黄力群等人，杜撰《为塑造形象和指标而制造出的大冤案》《河北省直隶（地党）无中生有制造大冤假错案》等信访材料，于2014年11月、2015 年四五月分别由当事人家属和黄力群四处寄发，又指使吴淦炒作，吴淦遂编造河北省保定市政法委为塑造形象而制造冤案的微博，于20巧年3月10日至14日通过锋锐律师事务所微博和吴淦个人新浪微博发布，抹黑、污蔑地方党委和司法机关，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对国家司法体制的不满。
判决书这段话也充满了谎言。
黄力群是承办律师，当事人李杰亲属直接和他联系，当事人写材料的事控告人根本就不知道，当事人写完材料交给黄力群，黄力群修改后让控告人周世锋告诉吴淦发到微博上，控告人还特意让黄把好关，并让黄直接给吴淦，黄说最好由主任（控告人）说一声，我给吴淦说了一声，后来黄力群说当事人反映保定一个政法委副书记非法干预此案，我就加了一句评语：“保定市政法委某副书记违反中央规定，非法干预个案。“
吴淦为了吸引注意力，加了标题，这些我根本不知道。控告人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行律师职责，吴淦也是在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职责。控告人是在和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作斗争，这怎么是“抹黑、污蔑地方党委和司法机关，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对国家司法体制的不满“！
判决书的第四个具体事实是：
四、炒作庆安县火车站袭警事件
2015年5月2日，徐纯合因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火车站滋事、袭警并抢夺警械，被公安民警依法击毙。事件发生后，吴淦欲前往庆安县调查所谓“真相”，被告人周世锋同意，并于 5月5日通过锋锐律师事务所微博转发了吴淦关于准备介入庆安事件的博文，并表示全力支持吴淦介入调查关注。在周世锋的怂恿、支持下，吴淦通过其个人微博发表大量文章、信息，捏造事实，抹黑公安机关，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与国家机关对立，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控告人认为：对国家出现的重大事件表示关注是爱国、爱人类；吴淦要调查真相，控告人表示全力支持吴淦调查真相，这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这怎么叫颠覆国家政权！徐纯合被枪击案件，央视公布了录像，但是吴淦也公布了真相，究竟哪个是真实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安部也公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吴淦公布的视频在重大细节上和央视、公安部公布的结果有原则性不同，这就是“在周世锋的怂恿、支持下，吴淦通过其个人微博发表大量文章、信息，捏造事实，”?
这就是“抹黑公安机关，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与国家机关对立，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判决这是严重践踏宪法，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是彻头彻尾的流氓逻辑！
判决书的第五个具体事实是
五、炒作吴淦被拘留事件
2015年5月19日，吴淦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以摆设 “墓碑”，发表侮辱、诽谤言论的方式滋事。同年5月27日，吴淦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诽谤罪被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事 拘留。
6月9日，被告人周世锋就吴淦被刑事拘留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称吴淦做的事“不仅得罪了公安部，也得罪了中宣部，公安部和中宣部的结合足以将屠夫碾得粉身碎骨” “他自己深知早晚会遭到官府的报复”，污蔑国家机关构陷吴淦，恶意攻击我国国家制度，煽动对国家政权的仇恨。
控告人说了上面的话就是“污蔑国家机关构陷吴淦，恶意攻击我国国家制度，煽动对国家政权的仇恨。“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恶棍都不敢这样想！无赖都不会有这样的逻辑！判决书故意不写我为了两岸和睦而同时说的“个别部委，或者个别部委中的几个人或一些人或一些组织，不能代表广大的民众，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我们希望台湾大陆一家人、一家亲，大家携起手来想方设法共同营救屠夫（吴淦），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文明和法治建设，谢谢。”我的这个回答，在岛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两岸一家亲热潮。
判决书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掩盖孙力军政治团伙报复我戳穿他们企图将四个无辜公民被冤枉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假案，永远暗无天日。在我们的强烈呼吁下，2016年12月2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刑再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上述四名被告人无罪。这就是他们污蔑控告人的颠覆国家政权。
六、为了掩盖他们徇私枉法的恶劣行径，专案组给我特制作 了一个《判决书送达回证》，上面删去了法定的询问被告人“是否上诉”的栏目，并且是一个没穿制服、没出示证件的人送达，也没有做送达笔录。
七、2023年2月14号，控告人到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申 诉材料，窗口法官审核完材料到院内请示后居然不接收控告人的申诉材料。控告人到档案室查阅卷宗，电脑显示没有该案件的任何信息。天津第二中级法院的行为不是证明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徇私枉法吗？
709政治迫害案件是孙力军政治团伙一手制造的，控告人是 主要受迫害者。这一案件，中华民族的伤害，远远大于日本侵略中国14年，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没有摧毁中国人不屈、勇敢、善良的灵魂，而709迫害案件，却使中国人失去了对法治、公平、正义、良知的信心；709政治大迫害，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也远大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二战是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它本身并没有摧毁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人民善良、公义、勇敢的灵魂，而709政治大迫害却使这些珍贵的灵魂受到摧残。
709大迫害还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使中 国被发达国家所孤立，使中民族处于跌入深渊的危险之中。 推翻残害人性的709判决，严肃追究所有制造709政治迫害案 件参与者的法律责任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地全世界人民的呼声，也是历史的要求！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控告人 周世锋
2025年6月27日
附件
作者：周世锋 2025-07-09
（中國婦權編者按：中國著名維權律師週世鋒，是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及律所負責人。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接納並保護了許多人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如陳海律師、劉曉原律師、週立新律師、王宇律師、王全章律師、李昱涵律師、劉四新等律師還有杜導斌、張耀傑等民主人士，還有眾多的人權捍衛者。大抓捕中，鋒銳律師事務所首當其衝。 ）
周世锋律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FA）采访时说：“709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它不仅是想摧毁律师和维权人士，而且它想把中国人或世界公民的正义、善良勇敢的灵魂给摧毁。” （WRIC ）
震惊世界的709人权大迫害事件，经过了十周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一场系统性剿灭法律人的政治运动，是法治沦陷的标志；也是人类历史上假借法律名义，对人类基本良知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灵魂的惨无人性、大规模的摧残。
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仍然感到心情无比沉重，无比愤怒。
从2015年7月9号开始，包括至少14名律师与实名维权人士被抓捕，全国范围内有近三百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传唤，许多律师甚至律师的家人包括学生被限制出境，在最终被审判的九名709被告中，三名律师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两名律师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2017年到2021年10月期间，至少有42名人权律师和三家律师事务所受到暂停和吊销执照的处罚，包括709打压的主要目标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709被捕律师、以及众多试图为709被捕同行提供辩护的律师。
一、这场人权浩劫，从一开始就是公然践踏中国宪法和法律、世界人权基本准则的：
1、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出去任何法律证件，进行非法抓捕。2015年7月10号早上，我在睡梦之中，先是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门被踹开，三四名便衣人不由分说，把我反捆双手、粘上嘴、带上黑头套，绑架走，这个过程，只有一个便衣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挂在胸前的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证（这种出入证不是警官证，河西分局的门卫保洁员都有这种出入证；一年以后我知道这个人叫刘晓宇）。
2、对我进行传唤、讯问、刑事拘留、监视居住、执行逮捕，对我家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搜查、扣押，所有执行公务的法律文书都是非法的。在我被非法讯问了三天以后，刘晓宇搬来了几大摞盖有公章的各种公安专用法律文书。也就是说这些法律文书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
3、假冒别的警察办案。在所有的讯问笔录上所签的警察的名字和实际名字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4、伪造讯问笔录。在我没有说一个字的情况下，办案人员编造出一整套讯问笔录，并且强迫我按照讯问笔录写“我的认识”或者“悔过书”。（有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证明）
5、篡改核心证据。将我说的“国民党就分化了”篡改为“中国共产党就分裂了”。（公开庭审录音能够得到证明）
6、公然践踏法律剥夺我的是聘请律师的权力。专案组明确说不批准我请律师。
7、长期对我进行酷刑和人格侮辱。长期让我坐在在地上画着一个0.7平方的小方块里，不能动弹；到了天津以后，又被关在一个密封的、充满刺鼻化学塑料味的狭小房间，坐在一个不能靠墙，脚挨不着地的高凳子上。办案人员多次威胁侮辱我说要剥掉我的皮。一天24小时有便衣武警贴身看着我，随时对我的心理和人生造成极大的威胁。
公安部一局局长孙力军操控下，将中央各大媒体相关人员变相软禁在宾馆，然后按照公安写的都有我们709人污蔑诽谤的所谓新闻稿件进行报道，直到报道以后采访这些记者出来。
8、公然践踏宪法法律，由天津市政法委秘书长在休息时当着我的面给我定罪。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而给我定罪的是时任天津市政法委秘书长张亮等人，并且不是在法庭而是在休息室给我定罪的，当时的法庭审判人员一个都没有在场。
9、公安部一局局长孙力军冲在对包括我在内的709人进行迫害的第一线。作为公安部一局局长的孙力军，不仅到天津法院直接指挥审判，而且还在中央政法委召集的会议背后，找他的主子对我进行非法定罪。
10、公然剥夺我的上诉权。为了防止我上诉，除了不给我上诉用的纸和笔以外，还给我特制了送达回执上，上面去掉了法定的讯问被告人是否上诉（我本人）这个栏目。
11、违反规定拒绝给政治犯减刑。按照规定，每得一张奖励票就要减刑三个月，我在天津监狱服刑近六年时间，得到奖励票11张，因为我是政治犯他们拒绝给我减刑。（监狱和司法局、司法部监狱局都有我的奖励票的记录）
二、709大迫害对我生活的巨大且无法挽回的影响（安全、工作、生活、家庭）
709大迫害不仅是对维权律师维权公民的镇压，而且是对中国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肆意践踏，它不仅镇压了维权律师维权公民，而且是对人的尊严毫无底线的践踏，也是对以善良、同情心、正义、良知、勇敢为核心特征的灵魂的肆意摧残。
它对人类文明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对中国14年的侵略战争，也远超过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我这里只说一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1、非法扣押的合同和物品至今没有返还。709大抓捕的同时，对我的家庭和我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搜查、扣押，直到现在这些被扣押的物品以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对外签订的服务合同，仍然没有返还，我们多次向各级机关反映、索要，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致使我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所有的债权无法实现。
2、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财务室的现金被非法拿走，没有出具任何凭证，使我们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3、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甚至剥夺，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有变相剥夺了我回归社会、发展经济自我生存的权力。
2022年9月我刑满释放后，家门口有两个保安，楼下有国保、公安民警、保安公司负责人，去哪里和见什么人都要经过批准，很多情况下，我正常的社会交往（甚至和朋友吃个饭）也不被允许；即使允许了，他们也要近身跟随。我去法院，国保要在安检门口耀武扬威掏出自己的警官证，以示他们是奉命代表国家专政机关对我进行贴身监控，我去法院立其他的民事案件，法官要和我单独谈话，国保也要在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严重影响了我在法官心目中的独立人格形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法官对我合法权利的保护。
不仅如此，他们还调查我所接触的朋友和以前的客户，致使那些欠锋锐所法律服务费的当事人不敢和我正常谈业务，甚至不敢和我接触。所以说国保口口声声说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支持我要回以前欠款的说辞完全是骗人的。国保说不会限制我人身自由，也完全是假话。
4、他们还对我进行非法监听监视。他们非法监听我的电话和微信等其他通讯内容，我用微信和其他朋友说的正常的聊天内容、商业建议，他们也威胁我的朋友；甚至我和朋友联系去拜访朋友，他们要么给朋友施加压力不要见我，要么我和朋友见面以后，他们又会找我的朋友谈话问我和朋友谈的什么内容。
甚至我在微信上公开揭露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制造709政治迫害案件，他们就和腾讯公司永久封禁我的微信号，我向中央机关控告并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至今没有依法给予任何答复。
5、他们对我进行长时间的迫害和非法监听监视，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2015年7月10日我被非法抓捕时，我妻子安装的心脏起博器正需要更换电池，由于我被抓捕、判刑、刑满释放后又被非法跟踪监视，致使没有经济能力和人身自由给妻子更换起搏器电池，从而给他的心脏和其他身体器官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于2024年7月3日逝世；2015年7月10日我被抓捕时，我的女儿五岁多不满六岁，七年多以后我出来，他已经13岁。我当时被抓夜，她夜里12点还喊着要我回去，到我七年多回来以后，女儿不认识我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叫过一声爸爸，而在709之前，每天喊爸爸无数遍。我知道在女儿和我陌生的背后是709事件对年仅几岁的女儿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
6、我刑满释放后对709案件的申诉控告也处处受阻。2023年2月14号我到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申诉材料，接待法官请示以后拒不接收我的申诉材料，更为严重的是，我到该法院的档案室查询案件卷宗，电脑显示没有这个案件。
随后我无数次向中央机关（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政法委、中央纪委）进行控告和申诉，2023年最高法院党组向全世界作出承诺，对人民群众的来信做到“有信必复”，我随即给最高法院院长继续控告和申诉材料，没有任何回复。更为荒诞的是，我给中央政法委的控告材料，中央政法委转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经过半年的审理后居然交给了被控告对象之一的天津市高级法院，我再次向中央领导和最高法院反映，最高法院居然又将材料转给了天津市高级法院。
我甚至于2025年向中央各职能机关以及中央派驻到全国的16个巡视组组长、最高法院党组派驻到天津的巡视组控告和申诉，至今没有得到答复。
2025年6月24号，最高检察院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厅，我二十七号就整理好四套控告材料，每套114页，共456页，28号快递走，给最高检察长的材料30好签收，给最高检察院控告厅、检察侦查厅的材料7月2号签收。
三、孙力军政治团伙制造的709政治大迫害事件为什么把矛头对准了我和我的锋锐所呢？
具体原因是：
1、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纳和保护了众多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如陈海律师、刘晓原律师、周立新律师、王宇律师、王全章律师、李昱涵律师、刘四新等律师还有杜导斌、张耀杰等民主人士，还有众多的人权扞卫者。
2、锋锐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中国很多访民伸冤、宗教信仰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案件，被攻击为炒作热点案事件。锋锐所从成立到709 案件爆发的 2007-2015 年间，代理了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维权事件：三鹿毒奶粉案、黑龙江建三江非法培训基地（又称黑监狱）的撤销，还有曹顺利案、范木根案、叶红霞案、天理案、朱承志案、冀中星案、杨佳案、艾未未案、伊利哈木案、吴祚来案、夏业良案、铁流案等等。
这些案件中更典型的有：
（1）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徐纯合案件。无辜农民在过车站安检时没警察枪击身亡，公安部领衔的调查组居然认定是徐纯合袭击警，央视配合调查组做出了定性式报道。这引起全世界的不满，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前去调查真相，我发表声明支持调查真相，强调不能容许警察随意对公民开枪。这在对我的讯问、起诉、判决书中我被污蔑为“对抗国家政权机关。
（2）发生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锋锐说工作人员举牌抗议高级法院不让律师复印卷宗事件。在 2002 年，江西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案件。经过几次审判，公民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被省高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四名被告人多年申诉，但律师们却在法院的阻挠下始终不能依法复印案件卷宗。2015 年 5 月，律师们已连续 10 多天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举牌，要求复印卷宗仍然没被允许。锋锐所工作人员到江西省高院门口支持律师，要求省高院允许律师复印卷宗。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认为锋锐所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该工作人员处以十日的行政拘留处罚。中央电视台于 25 号在黄金时段的专题栏目中，对对锋锐所工作人员进行大肆污蔑。我授权锋锐律师发文对央视进行批驳 。这也是孙力军政治团伙对我和锋锐所进行疯狂迫害的重要原因。对我的讯问、起诉、判决书中，都将此作为我的罪证。（2016 年 12 月 21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刑再 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江西方春平四名被告人无罪）。
（3）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助理张淼案件。2015 年 7 月 9 日夜近 11 点，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看守所 9 个月的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助理张淼被无罪释放。我作为张淼的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将张淼关在“黑监狱”一个多月，其中有三天四夜不让张淼睡觉，这是典型的非法拘禁和酷刑，是中国法律所禁止的。于是，在张淼被释放几个小时后，7 月 10 号早上，我和当事人及亲友在宋庄 7 天酒店休息，我的房门被踹开，被绑架走。
3、我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对北京市司法局为了讨好薄熙来而制定非法限制外地律师进京的土政策进行控告。北京市司法局就和孙力军政治团伙勾结起来对我和锋锐所进行疯狂迫害。
从以上不难看出709政治大破坏，完全是孙力军政治团伙对法治和人权的蔑视，也是对公益和善良这些人类最宝贵精神财富的野蛮残杀。
四、人权律师又应该如何帮助社会呢？
人权律师是法律底线的守护者，是弱者的依靠，是对权力滥用的抗衡者。是公益和良知的代表，是极其稀缺的正义力量。
首先大家要团结起来，不仅团结人权的是，还要团结维权公民，向社会大众传播以公益和良知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与法治理念，还要向大家传播具体的维权方法和步骤。同时也要克服恐惧，以勇敢的信念和一切残害人权的行为做斗争。
五、为什么要记住709政治大迫害，我们希望得到社会各界怎样的支持
709是一场系统性剿灭法律人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运动，是法治沦陷的标志。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记住它就是要把那些侵犯人权、践踏人类基本良知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被人类文明抛弃了，我们为什么与人类基本文明有如此天渊之别。我们记住709政治大破坏，就是要让中国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世界，就是要让人类社会变成一个充满爱、公益、良知、勇敢美好世界！
我们呼吁：
1、彻底推翻所有的709判决，使所有709受迫害者及其家属得到平反昭雪。
2、严肃依法追究制造709政治迫害事件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所有成员的法律责任。
3、启动国际法律机制调查。
4、声援、支持仍在狱中或被非法跟踪、监视、监控、噤声的中国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
周世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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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明 2025-07-12
北明，前自由亚洲电台最优秀的记者之一。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wdbm-12272022092525.html
提要：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是声援弱势、服务百姓的民生行动；是启迪民众人权与法制意识的启蒙行动；是践行法治、确保权益平等的人权行动；是中国社会还法律以尊严的护法行动；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首次蕴含无限生机和可能性的前宪政文明行动。中国人权律师行动作为抵抗奴役的方式，生自中国本土、切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人可以骄傲地加入全球抵抗共产奴役伟大行列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抵抗奴役方式，顺应天意民意，合乎国情民情，可望在低谷中积淀力量，蓄势复发。
一、七零九大抓捕，法器削落
2015年7月9日，中共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同时行动，大规模逮捕、传唤、刑拘、带走、失联、约谈职业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近280人，后持续增加到300多人，史称“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这是自一九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当局没有就此罢手。四年以后的2019年末，中国警方重演709大抓捕一幕，在中国数省陆续拘留并传讯20余名人权律师和相关公民，此后大量法律学者，职业律师遭到逮捕。（“1226镇压”的最新简介（及至2020年2月18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不唯逮捕判刑，相关部门连续多次以注销律师执照等手段迫使人权律师边缘化。这导致中国律师行业遭到致命削弱：仅湖南一省，仅2020年一年，当地司法当局就注销了1200余名营业律师的执照。所余未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即便出庭，辩护词也需先交司法部门审查，他们的独立话语权基本被剥夺。（“中国律师执业证需年检 当局趁机管控律师界”/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chrlcg）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权律师，主要是2015年7月9日被抓捕的律师群体，历经四年打压，法器削落，花果飘零。
岁月迁播，落英满地，十年了！回望中国人权律师的诞生和沉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光荣的话题。
二、应运而生，顶风持舵
律师行业在东西方均来之久远，但当代中国制度始于1950年代。经历了20年取消、恢复的起死回生后，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发展。虽然如此，中国人权律师作为律师行业中一个独特群体，其诞生不仅是社会分工、专业培训的结果，更是社会人权极度匮乏造就的。它是一种人文 — 社会景观。
“解放”后的中国取缔民间社会，“我党”一统天下，由于人权状况极度恶劣，在民间社会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其构成不以财产、地位、职业、民族、区域、意识形态等传统标准划分，而是以被损害的特定利益为轴心，自发集结而成，如法轮功修炼群体、复员军人待遇不公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假药受害群体、强行拆迁群体、土地被侵占群体、环境污染受害群体、投资受骗群体、有毒食品受害群体、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体、官员私卖土地受害群体、强制计划生育受害群体、被打压的家庭教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冤假错案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良心犯家属群体，……这几年还有一些群体沉潜于社会表象之下，如失踪儿童家长群体、活摘人体器官家属群体、新冠疫苗受害群体等。这类以受损利益为轴心自发形成的群体，依然在持续增加中。只要不属于特权阶层，任何人都可能沦为某一切身利益受损者。专权在上，万众受害，这种现象，构成了自近代国家、民族观念形成以来，人类最为特殊、简单、鲜明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社会学的新课题。
中国的律师在这样的民权地沟中拔地而起。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2年之间，中国全国的律师人数翻了一倍以上，从2.15万增加到4.5万。到2008年，这个数字猛增到14.3万，（“中国律师已超过14.3万”，人民网，2008年4月16日）比1986年翻了接近七倍。这当然是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的结果，然而中国社会拥有迫切的、强烈的法治需求，是内在的动因。比起自由世界法治国家律师与人口的比例，十四万律师只是中国十数亿人口基数的一个极小比例，而其中的“人权律师”连十四万的零头都不到，更其微不可见。但是“有与无”与“多和少”之间的区别是本质区别，“千年暗室，一灯可明”，整个中国，四九之后，宪法是一纸空文，法律是权力集团的贴金、法规是压制百姓的法术，人权律师的出现，是照亮中国大陆司法黑洞的一盏明灯。的增长趋势
中国的人权荒漠是人权律师的天然市场。但人权律师的诞生并非顺水行舟，相反，是顶风持舵，逆流而上。 在人权律师群体出现之前，政治高压激发民间抵抗行动持续不断，但当局的整肃也从未间歇：
一九七零年代，以江浙人为主体的公开组党活动及其民主活动遭到不断打压；一九八零年代末，当局镇压了举世关注的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2009），当局整肃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代表的中国异见精英群体及其三百多位各界人士直接参与的零八宪章运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习近平主政时期，当局对异议界开始了更加严厉的系列打压：首先是以传唤、拘留方式，打压异议知识人举行小型聚会活动；其次恶剑直指出现不久的独立公民团体及其文化与慈善活动，据当时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披露，1500名持不同政见者、非政府组织成员、访民、家庭教会成员、互联网、大学和新闻机构人士被捕入狱；再次，出台政策，控制民间独立机构的国内资金，而对海外资金则以冠之以“阴谋论”强行切断。另据悉，一些台湾赴大陆支援病区、灾区的慈善团体和个体也遭到监控、抓捕或驱逐。（“独立NGO在中国遭遇寒冬”，VOA，Mar 7, 2015 ）
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政治严冬持续，苦寒渗透到社会肌体每一个空间。这种人权荒芜的空间和凶险环境，是人权律师群体的生死牌：为他们催生，陷他们于死地。
三、道德勇气举世无双
习近平前时代，中国街头抗议事件方兴未艾。民间各利益群体抗议目的无一例外是捍卫自身权益，为自己讨还公道。所有群体的抗议行动都单枪匹马，都对其他群体的灾难视而不见或默不作声。这是中国民间抵抗运动长久以来的特征和风气：“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中公开抗议强权，已经是生性温顺的中共国民忍无可忍的被迫之举。但是只为自己出声而无视他人苦难，并非明智的抉择。二战时期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在纳粹监狱里曾经如此忏悔道：
“起初，纳粹抓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出声，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出声，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当今中国庙堂上下、官场内外、城市乡村、巨富赤贫，所有国人上至皇上皇亲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贩夫驺卒，哪一个能确保自己不会突然沦为狱中的马丁·尼莫勒？哪一个敢说自己一朝落难定有他人相帮？
不是万幸就是奇迹，在中国大陆这盘巨大的散沙上，在人人自顾不暇的自留地边缘，居然出现了一个凝聚散沙、衔接阡陌的群体，一个另类群体——人权律师群体。他们的使命是为他人苦难说话，其目的捍卫他人被剥夺的权利。这是诸多的抵抗群体中唯一为他人利益行动的群体，他们的组合不是基于利益，乃是基于良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人权律师博施济众，提升了沦陷地人民的整体道德与勇气水准，中国的抵抗运动因此登上了一个伟大的阶梯。
北宋时代清官包拯包孝肃公，惩治权贵、惩办刁民、明察秋毫而断案如神，铁面无私而公正廉明。他庙堂之下众望所归，与包拯同朝为官的司马光、欧阳修和后世朱熹都对他赞赏有加，民间则竟至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流传，后世将他誉为“中国司法之神” 、“包青天”。包拯性情刚直，宁折不弯，但他严明执法，并非仅是随情任性，乃是思考后的理性抉择。为此他不仅生前不惜开罪于权贵官员，身后还要立训传诸子孙。他让儿子将其家训刊石刻碑，立于自家堂屋壁旁，“以诏后世”，这家训三十七字，字字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重家族、亲子嗣、尽孝道的一千年前的中国，如此公义为先、私情从后、超凡脱俗，包拯无愧于“中国司法之神”的后世称誉。在司法史上最黑暗的当代，中国人权律师是包拯的当代传人。意味深长的是，包拯出自北宋朝廷，而今，社会不公现象如洪流滚滚，当朝产生不出一个包拯。中国当代包拯——人权律师——绝大多数并非来自我朝体制内，乃是来自民间；他们也不只一个，乃是数百上千。这个不同的出身，这种隔代遗传的数量，足可让在天上的包拯师傅错愕。
一百多年前，法国也有为民请命的一位“青天”，针对一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军官遭政府迫害，以一封公开信——《我控诉》——指控诉法国政府，为受害者伸张公道。这个人就是法国作家左拉。埃米尔·左拉与包拯不同，他来自民间，与中国人权律师一样非官方所属。但中国当代人权律师——“中国左拉”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左拉拍案而起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其一生大部分作品，拥有显赫名声可以依傍；中国左拉们为民请命对峙公权力的时候，大都默默无闻，所凭是专业知识和良知；左拉给法国总统弗里克斯·福尔的公开信见报后，遭当局反控被判有罪，流亡英国；中国左拉们遭到当局迫害却无处可遁，纷纷被捕判刑坐牢；左拉流亡次年，其控诉被证明属实，冤案彻底平反，本人得以回国，而中国左拉们则要持续遭遇系统性迫害，轻者监视居住、软禁、限制出境，强迫失踪，拘留、约谈、传唤，抄查，重者定罪判刑，入狱坐牢三到七年不等；左拉流亡一年后归去，受到英雄般的对待，事迹被拍成电影，鼓舞无数后人，中国左拉们则十年以来依然在强权暴政下承受折磨，默默坚守，期间有的遭受酷刑或药物迫害如李和平律师，有的被“作秀公审”（Show Trial）并牵涉家人如王宇律师，有的被捕后下落不明至今长达八年如高智晟律师，有的被强迫失踪如李姝云律师，不少人出狱后依然身带电子监控设备不得人身自由，还有很多被限制出境，理由是他们“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他们的亲属子女在狱外长期被监控、跟踪、骚扰、威胁、孤立，迫害旁及周遭，使得他们被迫连续迁移，家居无定所，工作无机会，子女入学无门，有的律师甚至阖家被失踪（如王宇律师一家三口）。
这是法国左拉难以想象的，也是中国包拯未曾遭遇的。纵览国史，横看西方，在千年未有的恶劣的司法环境中，中国人权律师面对残酷打压，守住良知，扛住一丝空间，拼尽十分努力，坚持百折不回，其道德勇气和行为方式远超中外司法史上的往圣先贤，构成了一组当代中国司法英雄群体的旷世悲歌。包拯的故事被后世编成大量中国地方戏剧和电影，至今脍炙人口、使人怀念；关于左拉的电影也当仁不让，其中重点讲述他为弱者伸张正义不畏强权的影片《左拉传》（The Life of Emile Zola）曾一举赢得三项奥斯卡斯卡奖项，如今回看，依旧令人喟叹。勘察比较古今中外司法轸域，中国当代人权律师，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其行止、经历丝毫不逊于中外前辈，他们的故事无需虚构，只要秉实写出，传布世界，必会惊天地泣鬼神。
四、持固法治，砥砺民情
中国人权律师并不介入群众运动，而是借助专业知识另辟蹊径：代表权利受到侵犯的庶民、商贾、异见知识人、信众、囚徒、街头抗议者……出席当局法庭，与特权阶层的官方代表直接对峙，展开辩论，捍卫民权，伸张公义。其维权的独特性在于进入现有法律体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推动纸面权利的现实化。
中国人权律师被打压至今已十年之久，如今的司法生态比十年前更加恶劣，而信息透明度举世倒数，所以依然没有系统地调查人权律师的业绩的有效的机制，也无法获得他们胜诉的确切数据。可以想象，在党大于法、权力压制公义的时代，人权案件的胜诉极为艰难。律师收入微薄尚在其次（很多人权律师以经济案件养人权案件，免费提供人权案件的服务），更艰难的是，他们通常必然面对的种种困境：在行政和司法机关有理寸步难行的现实、受害人胆怯时而导致合作艰涩、招致私下报复的可能，被党权刑事治罪的威胁等。这一道道屏障之难以逾越，若非身临其境，无法想象。但是取之愈难，得之愈深，一旦胜诉，不仅是个案的成功和弱势的胜利，它如投入死潭的一粒石子，波纹荡开之际，影响不可估量。即便败诉，某种程度上改变庭审的非法色彩、消解律师的附庸地位，触动权力集团的法律话语霸权，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成败，人权律师将司法的尊严通过敏感案件和辩护行为，带到法庭之上，将法治意识通过案情进展与辩护内容，传递到法庭之外。
司法是人类各项社会事务中最为现实和实用的事物，没有律师不希望旗开得胜，没有受害者愿意虽败犹荣。但是当代司法黑洞不期然铸造了人权律师的特殊价值，司法越黑暗，价值越厚重：无权者的官司只要立案，人权律师只要出庭，弱势群体就扬眉吐气，公义就如接力传承的火炬被点燃并在人们心中开始运行，其打破权力垄断司法的功效，立竿见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阵营的大律师张思之，从未赢过官司，却在业界内外众望所归；这也是为什么护法“死磕”派律师王宇等，官司不论输赢，都深得民心，以至于他们活动经费总是能捐得一定的数量；这也是为什么浦志强律师把七成的精力都用于代理公益性案件，为此失去很多经济案的赚钱机会而在所不惜，甚至有时赔本援助案件委托人。
——在“我国”，为人权辩护乃大丈夫事，断非体制内专家学阀所能为。中国人权律师在司法领域建立了四九年以来空前的对峙：独立司法精神与垄断司法权力的对峙。而这种这种对峙的背后，是民间与官方的对峙、无权者与当权者的对峙、童言无忌与皇帝新衣的对峙。唯其对峙从街头进入法庭的登堂入室、从摇旗怒吼转为依法辩护的理性智慧、从自生自灭到争取公正裁决的目标提升，其革命性显而易见。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实地考察美国制度后，写下了解读美国民主制度的真知灼见《论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与美国国父自己编纂的《联邦党人文集》一样，成为见证美国之为美国的经典文献。托克维尔在著述中论述了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三大要素：自然环境、法制、民情。在解析三者的相互关系后，他并比较三者重要程度，指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法制的重要性在于“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民情则指美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核心价值，也就是人生行事的基本准则。在自然环境之外，法制与民情被确信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两大支柱。细读托克维尔的美国论，他的观察和分析并非是论证民主自由政体的创建立方式，而是在论证对已经建立的美国制度的维护。在国家政治文明进程中，建立制度和维护制度，是两个不同阶段和两种不同使命，二者显然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直接前提，是硬件，是除旧布新。虽然如此，托克维尔并没有忘记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末，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人。”
中国人权律师的司法实践，无论成败，每一次都会促使当事者及周围人体会并认识法制与自由的关系，培养法制与自由的理念，从而建立其现代民主社会的中国“民情”。这使得人权律师们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具有超越现实功利层面的性质，这是他们存在的稀有价值，是他们备案、出庭、辩论、抗争、胜利、失败、“死磕”，以渺茫的希望做全副努力的意义。这个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份。
五、中国独具的抵抗运动
回看上个一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人类社会的衰亡历程，各国自有不同的抵抗路径，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类解放图景。把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放在东欧苏联解体的各自不同方式这个国际背景中考察，可以看出中国人权律师行动的独特性。
波兰，工人为主体的“团结工会”运动。在波兰出生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感召下，“团结工会”经过初始罢工运动，进入八十年代初正式成立、急剧扩充的高潮阶段。此后他们遭到当局镇压、取缔、逮捕、监禁、谋杀，潜入地下，进入了失望退却的低谷期。及至八十年代中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治下，政治铁幕松动，此期间，波兰“团结工会”数年如一日，进入持守阶段，期间历经了差别待遇导致的内部分裂危机，再经历反共暴力革命与和平谈判的两种路线的内部斗争，终于进入八十年代末期的经济状况极度恶劣时期。这一时期，罢工高潮再起，与政府谈判的机会来临，“团结工会”内部代表各种分歧意见的一百名代表，组成“公民委员会”，准备与当局谈判。最终在1989年，工会代表与政府代表在华沙举行著名的“圆桌会议”。从2月6日到4月4日，两个月期间的谈判，彻底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形态，迎来了波兰的春天：工会合法化，其“公民委员会”获准参选资格。6月4日，中共以军事武力镇灭北京八九民运数小时后，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首轮选举赢得众议院161个议席中的160个，同时赢得参议院99个议席中的92个；次轮选举赢得全部议席。波共，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彻底败北，此前关于波共政府将会获胜的所谓“民意测验”结果沦为共党国家舆论控制的最大笑谈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的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革命，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以工人主体的波兰“团结工会”，会员最多时高达一千万，占波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其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却悖逆无产阶级专政目的，以追求民主、自由、人之尊严与信仰自由为目标。团结工会的纲领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团结工会”的诞生、宗旨及其运动，是“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宣言》的最大嘲讽，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学说彻底破产的直接实证，是共产主义瓦解历史中波兰人献给人类的独特礼物，值得永世铭记。（Warsaw20 Years，by Jan Skorzynski, Mar 30, 2009, Project Syndicate ；“已故教皇帮助推翻东欧共产制度”，VOA 2005年4月18日）
捷克，知识人的“七七宪章”运动。它不只是一个宪章和一纸宣言，它发端于捷克知识人要求捷克政府切实遵守1975年《赫尔辛基协约》中的人权条款，发展为一场持续十八年之久的文化抗衡运动。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不同，“七七宪章”发布之初只有242人签署，十年之后签名者也不过一千多人，虽然他们绝大部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知识精英，但在全国人口比例中微不足道。“七七宪章”也不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但它是捷克知识分子用文化手段唤醒民众的运动：为保障人权，他们持续不断以地下出版方式发布文件，批评当局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方面的各种弊端。他们创办地下大学和地下出版机制，举办各类地下文化活动，如官方禁止的私人音乐会、个人展览、戏剧表演；他们在私人公寓中开办私人教学、个人讲座和演讲；他们出版官方禁止的各类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诗歌和评论、短文等，或将这些作品“出口转内销”：海外出版，传回国内；他们支持年轻一代特有的文化爱好如流行音乐……。”七七宪章”运动深受公众欢迎，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七七宪章”的目的并非对抗或推翻现政府，相反，他们向政府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替代政策，逐渐成为非官方的社会发言人。经过多年努力和影响的潜移默化，“七七宪章”运动形成了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文化，史称“平行文化”或“第二文化”。这一民间独立文化开拓了异议空间，在文化、教育、出版、学术、文学艺术、思想等方面，为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基地，成为捷克最终走向自由的基础民情。“七七宪章”目标有限、方式温和，但改变现状的态度坚无可催、自我牺牲的行为令人钦佩。他们没有正规组织，与政府的交涉以声明和公开信的方式由“发言人”签署发出，“发言人”因此成为政府迫害的目标。尽管发言人因此接连入狱，但是其声音从未中断，哪怕入狱坐牢，他们也要前赴后继：三人一组，一组发言人被抓捕判刑，另一组立即取而代之，继续发言。牺牲是巨大的，第一组首任发言人，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宪章发布后第二周就被捕入狱；另一位首任发言人是七十高龄的捷克哲学家简·巴多卡，在宪章发布两个多月时受到官方詰难，审讯长达十一小时，体力极度透支，被拒绝就医，巴多卡为此献出了性命。哈维尔被囚禁、巴多卡逝世后，遭苏联当局整治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史学家、外交官杰瑞·哈杰克，成为首批发言人中的仅存者，他同样为此饱受当局迫害，监控、跟踪、暴力袭击、抄家成为家常便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伟大的人格，他坚持“七七宪章”原则，坚持发表人权相关的言论著述。延续性是任何一场伟大运动成功的条件，前赴后继地自我牺牲是确保延续性的代价。“七七宪章”以接力入狱判刑为代价，不断公开发言，保持了这一运动的连续性。运动最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转型的闸门。捷克知识人柔韧而坚定，在世俗文化领域开拓了人类摆脱奴役的独特方式。
东德，教堂信众的“每周一和平游行”。德国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从八十年代（1982）开始的每周一开放门户，欢迎各界人士讨论自由迁徙相关问题，并举行和平祈祷。由此延续多年之后发展为1989年9月开始的、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游行”。此举终于引发东德全地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终在1989年11曰9日催垮了柏林墙。在千钧一发之际，东德军方和官方上下平时默不作声的心底良知依次出现，发挥作用：首先是严阵以待、准备武力镇压游行人群的军人放下武器，接着莱比锡市政府自行作出决定，不向民众开枪，最后传来东柏林德共中央的指示：不要开枪。——这段自下而上、动人心魂、引人沉思的史实，我在多年前写过长篇记述文，题目叫做《莱比锡的烛光》，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重复的是前德共中央委员霍尔斯特·辛德尔曼(Horst Sindermann)的遗言。1990年4月20日，针对柏林墙的倒塌的事实，辛德尔曼遗言说:“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德共退出历史舞台的领悟，按照昂纳克的指示，军方和地方政府切实提前做好了采用“天安门模式”、武力镇压游行的一切准备，唯独没有准备好拆除自己心底的良知。这是德国人摧毁共产主义奴役制的方式：信仰的力量、不计成败的行为方式。什么时候“我国”的无神论们能接通这种力量，才有希望理解他们胜利的奥秘，才有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心态、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肤浅和经不起失败的脆弱。
苏联，权力集团内部的瓦解。苏联权力集团的瓦解始于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残暴统治术的揭露。那份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的“秘密报告”开启了苏联平反受害者、解冻意识形态之旅。经过此后漫长三十年的过度，八十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以其“新思维”警告所有共产党总书记：“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者”。他接二连三做出重要改变：在苏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一个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权制度”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要求苏共要接受民主秩序范围内的严格限制，“党的地位不能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他宣布放弃勃烈日涅夫主义，意在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预，尤其是要停止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武装干涉。其政治改革信息昭然若揭，以至于他成为东德民众大游行中对抗政府压力的求援对象，人们把“戈巴、戈巴，帮我们”的呼吁写在了游行的大标语上。东欧共产国家相继崩溃，这位苏共总书记站在正确历史的一边，为此获得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由此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掘墓人。他的决定引发了苏共内部一场深谋远虑的政变：强硬派签署“苏联领袖宣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软禁了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控制了舆论机器。他们制造虚假信息，称戈氏生病，不能履行总统职责。历史在节骨眼上推出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他毫不迟疑地为苏联转型保驾护航：事变时，他及时抵达莫斯科政府大楼白宫，发布声明，指出：正在发生的是一起违宪政变。他督促军方退避，呼吁全国总罢工，要求失联的戈尔巴乔夫公开表态。传媒机器被强硬派掌控，他的声明和号召只能以传单散发。1991年8月19日下午，当莫斯科市民聚集白宫附近设置阻挡强硬派军队的路障时，强硬派首领苏联副总统亚内叶夫召开记者会，继续散步戈氏生病的谎言。几乎同时，白宫的警卫部队宣布效忠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但是莫斯科当晚被强硬派强行戒严，白宫面临强硬派武力攻击。强硬派军力强大，各军兵种被配置完备，而叶利钦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军力。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军事较量中，叶利钦胜出。其原因只能归于天意或东正教上帝：首先是强硬派进攻时间竟被密报给了白宫；其次，进攻开始前，强硬派摩托化步兵师战车在隧道受到民众阻拦，继被烧毁；第三点最为关键，强硬派计划中的特种部队和信号旗竟未如期抵达白宫。出师不利，部队奉命撤离，强硬派退求与他们软禁的戈氏谈判，被拒。此后形势急转，电讯恢复后，戈氏首先宣布废除强硬派所有决定，免除其成员政府职务，下令调查政变行动。接下来天翻地覆、摧枯拉朽：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将苏共的俄罗斯资产国有化；三个月之后，叶利钦签署169号行政令，终止了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苏共堡垒是从内部瓦解的，是自上而下发生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 一个自断自裁、和平解体的大帝国。它发生在上个世末，是人类历史一大奇观。
回到当代中国。“我国”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崩溃史中，除了和平理性抗议的已知方式，没有对人类社会做出任何有启迪意义的特殊贡献，若有，是负面的，那就是国际知名的“天安门模式”，即以全副武装的军力镇压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甚至绝食的学生与民众。我们确切知道，这个模式，包括这个词语，进入了东德共产党和教会组织者双方的大脑，成为他们各自决策的参照。中国知识界受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政”行动影响，签署过呼吁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零八宪章”，但是这一壮举并未形成任何社会运动，甚至原定的相关论坛尚未来得及举行，当局就利用张祖桦起草的文本，逮捕了刘晓波在内的多位发起人和签名人。“零八宪章”出生后尚未落地即遭扼杀，其影响来自被整肃后的国际反应如声援、抗议、救援、表彰行动，而非其自身。
虽然如此，中国的抵抗运动依然可圈可点，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从司法入手的“人权律师”行动。它区别于波兰工人为主体的“团结工会”运动，区别于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的“七七宪章”运动，区别于东德教堂信众的“每周一和平游行”，区别于苏联权力集团内部的瓦解，中国“人权律师”行动以执业律师为主体，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试图建立法律秩序，把宪法精神和法律条文通过每一个具体案例植入人民心中，从而建构公权力的铁笼。它是声援弱势、服务百姓的民生行动；是启迪民众人权与法制意识的启蒙行动；是践行法治、确保权益平等的人权行动；是中国社会还法律以尊严的护法行动；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第一次蕴含无限生机和可能性的前宪政文明行动。中国“人权律师”行动作为抵抗奴役的方式，生自中国本土、切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是中国人可以骄傲地加入全球抵抗共产奴役伟大行列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权律师”行动原本有望打开中国司法改革的大门，推进宪法修订，和平开启政治文明化进程。但是它与中国许多其他抵抗奴役的行动如组党、和平抗议、小型集会、修宪呼吁等一样，在2015年被当局一举镇压了。十年之后，回顾往昔，中国“人权律师”行动的遗产值得后世提炼、总结和继承。
“我们是人，我们拒绝爬行”，这是教宗保罗二世回到故乡波兰时，告诉百万波兰人和所有被奴役人民的话语。直立做人，自由是上天上帝种植在人心中的基因，无法磨灭，人类实现自由的努力绝无可能因为奴役而终止。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抵抗奴役方式，顺应天意民意，合乎国情民情，可望在低谷中积淀力量，蓄势复发。
后记：
本文脱稿之日七月四日，网上撞见中国人权律师浦志强2024年9月末的一则推文，说（七零九律师大抓捕）九年以来，在“人权领域，尤其在言论自由领域，朋友们依然在努力做。” 果真如此，堪慰中国；浦志强进而强调做此事功“要有一说一，不哗众取宠，不欺世盗名，能做一分，就做一分。”这种做法契合“子欲为事，先为人圣”的古训，应该成为中国文明艰难跋涉途中的一记暮鼓晨钟。
议报首发。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6125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 2025年6月28日
彈指一揮間，達賴喇嘛尊者年屆90高齡了。我第一次有幸拜見尊者時，已然20多年了。尊者兩次賜予我的哈達，凝聚著愛、哲理和力量，我永久珍藏。
2003年9月4日達賴喇嘛尊者在紐約市親自接見我們從中國來的流亡者一行。
張菁 2008 年 3 月 於達蘭薩拉留影。（WRIC)
1981年在澳門報紙的一篇新聞中，我首次看到達賴喇嘛尊者的名字，依稀記得是中共領導人和達賴喇嘛流亡政府在討論西藏問題。那時，我對西藏和藏人所有的認知都是中共灌輸的那一套：「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喇嘛僧人都是「寄生蟲」，我暗地問自己，既然如此的話，為何中共高層胡錦濤等人要大費周章去訪問藏區，並與境外的「達賴集團」談來談去呢？後來才知道，史實是，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之所以要「談判」是心虛，因為強奪別人的家園名不正言不順；而「談判」的實質就如同搶匪不放人，還要拿到更多的贖金。
後來，中共宣傳說，「國家改革開放了，歡迎所有港澳同胞回家鄉探親訪友，過往不糾。」我輕信了，從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回到中國，但隨即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五年。刑滿後設法去了香港，獲得港英政府庇護。居港期間，更多的了解到達賴喇嘛尊者。原來尊者不僅是藏傳佛教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世界級的偶像人物，同時，他的名字是中共禁忌敏感詞、是必須被消音封殺的世界級重要人物。
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中國，我繼續流亡，來到了紐約，成為貨真價實的難民一族，也因此得以多次拜見尊者。那時，尊者已經是流亡他鄉異國近50年的老一輩流亡者。我們不同年代、不同種族、不同文化及宗教背景，但同樣都是受到中共迫害背井離鄉的流亡者。尊者的豁達、樂觀及謙卑讓我深深感動，以致在今後的數十年流亡生涯中，成為激勵我克服鄉愁、守住良知的重要動力之一。
我曾經為自己的流亡生活感到迷茫和挫折，也為長期關注中國農村婦女遭受強制流產的苦難而感到沮喪，甚至有點抑鬱。一次我的好朋友李江琳（《1959 拉沙》的作者）告訴我，達賴喇嘛說, 若要「脫離自己過去苦難的深淵，要先扭轉內心——弱化毀滅性的情緒，強化美好的人性。」才能保有充滿感染力的慈悲與喜悅。她說，你應該去聽聽達賴喇嘛與心理學家、科學家的對談。尊者告訴人們，如果要幫助別人脫離苦難，你的情緒不能跟著別人的苦難走，並受困於其中。你必須穿越苦難，成為旁觀者，才能理智的施予援手, 有效的幫助更多的人。這些話讓我受益匪淺。不久後，我設法讓自己跳出長期關注中國強制流產而深受苦難的婦女們的境況，以及悲憤的情緒，無數次自勉，謹記「穿越苦難，才能有效助人」，最終我順利完成了記錄、編輯、出版五本有關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的書籍，真實記錄了中國婦女及家庭在近40年的強制流產奪命、罰款搶錢，乃至家破人亡的故事。我沒有把自己停留在同情、同理及悲憤中，而是設法從日常生活中找到向善向樂的喜悅。
我透過穿越苦難，理智助人的道理，理解了達賴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間道路」的積極意涵。曾經歷過滅頂之災的尊者，為幫助藏人同胞免於滅族之災，在1988年的歐洲議會演說中提出了「史特拉斯堡建議」，即將國防與外交交給中國，不尋求獨立，只尋求名副其實在內政上能夠自治的「中間道路」。這看起來柔弱，其實是一根橫在中共喉嚨裡的魚刺，它讓中共不能吞下這個民族，滅掉藏人，讓雪獅旗得以永遠飄揚。「中間道路」之說，強有力獲取國際社會的同情、關注及支持。我也看到，追求圖伯特獨立的訴求原本是理所當然，但它可能會導致中共找到滅絕藏人的藉口。相較之下，「中間道路」更俱持久性、保護性和靈活性。
2010年，我們一行人拜訪了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ala)郊外的McLeod Ganj的達賴喇嘛的行宮。我也了解到更多的佛教哲理。尊者說過，什麼是佛法？佛法是就像一種藥物。當人們身體不適、罹患癌症的時候，就需要用藥物來治療；但當你自以為是、貪婪無度、道德缺失的時候，佛法就是良藥。智者之言，我一生受益匪淺。
尊者憑著他的豁智，帶領藏人從一群的流亡者，一步步建立成為一個開放的、民主選舉的政府，並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系統，有自由媒體的監督，也有非政府NGO組織參與社會服務，其中，西藏婦女會是我非常讚賞和推崇的組織，他們做了大量的社會工作，還積極參與國際人道組織的活動。在藏人社區推廣女性政治權利、爭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議題方面，尤其出色。
尊者被迫離開他的家鄉到達蘭薩拉重建家園，至今快70年了。90高齡的尊者，永遠是藏人的精神領袖，尊者每一天的生活蘊藏著藏人的希望和福報。作為漢人流亡者，我衷心祝福尊者生日快樂，心想事成，還希望有機會再次拜見尊者，繼續受益於尊者教誨。
再次敬祝尊者安康喜樂！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
中國婦權報導 2025-07-02
自上海移民來美的華人付玉霞女士與一群訪民在紐約中領館門前上訪。 2014年7月1日及2016年3月7日，付玉霞女士兩次遭受中領館僱傭的保安故意毆打致殘，導致其肩膀永久性傷殘，精神遭受極大傷害。另外，出庭作證的還有案發時同行的多位訪民，他們也不同程度遭受中領館保全人員的毆打。
付玉霞女士狀告中領館聘用的保全人員及其公司人身傷害案，7月3日起開庭；7月14日再繼續開庭。
有輿論指，中領館保安對和平上訪的華人訪民下如此重手，應該是受到中領館的直接或間接的指使或默許，否則他不會這樣下狠手。2014年付玉霞沒能對具有豁免權的中領館提出訴訟，該保安肆無忌憚再出手。實際上是最公開及放肆的一次跨過鎮壓。
原告：（Plainitiff）Fu, YuXia 付玉霞
被告：（Defendants）Samuel Parkinson and Epic Security Corp.
時間：2025年7月3日 上午10點，2025年7月14日
地址 : 2510 Court Square W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The Long Island City Courthouse. Eagle file photo by Walter Karling
中國婦權： Yuanyang Li （李贇） 2025-7-01
2025年6月29日上午，由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美國民陣聯合行動委員會、中國民主黨、磐石教會、中國婦權等组织发起的抗议中共暴政集会游行在纽约法拉盛缅街举行，参与抗议者达数百人。来自台灣的網紅八炯也與會。 2025年，八炯檢舉在台的中國籍配偶網紅劉振亞宣揚武統言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中国妇权会员李贇等参加了集会。（WRIC）
104年前，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做为苏共的分支机构在中國成立，因此它是从苏联引进的邪恶组织，中共政权是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外来政权。中共建政75年来，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疯狂收割民脂民膏，进行反人类反文明的各种政治运动，残酷奴役压迫中国人民，对宗教人士、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中共统治中國大陆的75年，是中国人民饱受煎熬和磨难的75年。中共的发迹史，是一部通过暴力革命窃取政权、奴役欺诈中國人民的血泪史。
中共对中國的统治，是华夏民族的莫大悲哀，其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只有推翻中共独裁暴政，施行宪政民主，中國人民才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成为國家的主人，华夏民族才有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後排穿白襯衫者為台灣網紅八炯。前右為試圖競選公職的傳道人陳禮敬先生。（WRIC）
遊行參與者各有訴求，包括為藏人發聲的藏人權益支持者。（WRIC）
轉自《追新聞》 202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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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_刘壤歌 2025-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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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仅31岁的清华博士后，在归国不到一年后坠楼身亡，留下“无产主义者怕死对吗”的手写遗书。作为留美归来，怀抱赤子之心的高知青年，何赵祥睿试图向政府表达诉求，却因为不了解国内情况而被“境外势力”四字诛心，在人生最后的72小时内，他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他的逝世，留给母亲赵珊的不仅是彻夜难眠的伤痛，还有一连串或许永远也无法填补的谜团，以及要让儿子“清白离开”的执念。
4月7日，何赵祥睿的生命定格在了31岁。
在坠楼前的72小时，他的行踪并不属于“海归清华博士后”这个身份的常态：他去了故宫，向中南海行进，在路上被警察截获，送回清华保卫处；与两位教职员工谈话之后，他因为心悸去了医院。当天深夜，从医院回来后，他从15楼纵身一跃。 他留下了手书的文字，写的是：“无产主义者怕死对吗？能和您沟通吗？”这里的“您”所指不明。
何赵祥睿留下的手写遗书（图_公众号“kebi1201”）
最初这件事并未四处散播，以至于5月初，他的博士导师回国还试图约他见面。直到5月下旬，一篇题为《清华博士后之殇：以死明志背后的惊人真相》（下称“以死明志”）的文章发布在公众号上。后来，水瓶纪元从何赵祥睿母亲处得知，发表文章的公众号“kebi1201”属于何赵祥睿的家属，“kebi”取自何赵祥睿的小名何可比。这篇文章正是家属发布的。“以死明志”一文将他解读成是一个期望“报效国家”的爱国者。文中一个不寻常的情节引发了公众关注：“（何赵祥睿）和府右街盘问他的警察起了冲突，被怀疑成上访对象，通知四川驻京工作组的人将他带走。” 是什么让何赵祥睿决定轻生？他的家人执着于更合理的答案，以及对这位年轻人更“清白”的定论——目前清华大学的答复无法让他们满意。 6月12日，水瓶纪元带着疑问抵达四川，和何赵祥睿的母亲赵珊见了面。在交谈中，赵珊反复告诉水瓶纪元，想让儿子“清白地离开”，并强调《红歌会》也转载了他们的文章。 “非常规事件” 赵珊认为，清华应当为儿子的逝去负责。她向水瓶纪元展示的，何赵祥睿与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下称“地学系”）党委书记耿睿的微信记录中，突如其来地出现一条辩白：“我不是境外势力。”“以死明志”一文中称，何赵祥睿被警察送回清华后，又被导师逼着退站，以及被人污名为“境外势力”，这些都造成了他的心理压力，产生躯体化反应，最终轻生。赵珊认为，何赵祥睿选择在美国工作半年后回国，是“要带着先进的科研技术回国效力”，她认为儿子是个爱国者，无法接受“上访对象”这个定义——赵珊称她在此前与各方面的沟通中，得到的信息均指向何赵祥睿曾被如此标记。 6月19日，水瓶纪元拨通了清华大学地学系党委书记耿睿的电话，被问及对家属态度的回应时，她说：“没有人说他（何赵祥睿）去上访呀。”耿睿称，何赵祥睿的事情统一交由新闻中心回应，但当天下午新闻中心座机无法接通。清华大学没有就此事进行任何面向公众的通报。 何赵祥睿在2024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在地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6年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毕业后，他在美国求学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家属的讲述，和他们已经公开发布的文章内容一致。 他们发布的“以死明志”一文称，4月4日清明节当天，何赵祥睿在清华校内忙完后，“尽管约他去故宫的朋友爽约，他还是决定自己打车去逛逛，步行至府右街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祥睿跟对他盘问的警察起了冲突，被怀疑为上访对象，通知四川驻京工作组的人将其带走。驻京工作组在确认他是清华大学博士后即派人将他送回了学校。据祥睿亲属提供的信息，学校保卫处简单询问情况后，通知地学系党委副书记卢麾将祥睿送至住处。这期间，上述各方都没有对此事做笔录，甚至校保卫处还对祥睿做了心理疏导。” 府右街离故宫不远，步行即可抵达。府右街位置特殊，紧邻中南海西门，也是国务院和国家信访局的所在地，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安保严格，特警、便衣和巡逻人员密集。由于没有府右街上的监控录像，家属无从得知当天何赵祥睿和警察争执的具体内容。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街景（图_网络）
在清华和家属的沟通会上，清华大学保卫处对此事的描述是，府右街民警盘查过程中，何赵祥睿声称要到中南海找总书记反映一些诉求，具体诉求没问清楚。民警认为，何赵祥睿对公共安全和秩序没有太大的威胁，便联系了四川省驻京办。驻京办和保卫部取得联系后，于当日晚上11点多将何赵祥睿送到清华大学。 家属在沟通会上称，何赵祥睿被带到驻京办后，工作人员了解到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后，便派了两名警察送他。路上，两名警察告诉他，“这件事不会被记录在档案里，只是误会，说清楚就好了”，还和他聊了诸如房租多少、是否有女友之类的话题。一名参加了沟通会的驻京办工作人员称，在接何赵祥睿的时候，他唯一表露不满的一句话是：“这个环境对我压力太大了。” 保卫处表示，在接到驻京办的电话后，他们联系了地学系党委书记耿睿，耿睿派副书记卢麾来接何赵祥睿。当天值班的保卫处工作人员是一名五十多岁的部队转业人员，他安慰了何赵祥睿，表示“不用紧张，你已经到家了”，并把他带到保卫处内部的一个会议室等待。从监控来看，何赵祥睿的状态慢慢放松了，全程也都在使用手机。 驻京办在隔壁房间给保卫处和卢麾通报了情况。校方研判后认为，这件事并不是一件严重违法的事情。卢麾问何赵祥睿去府右街的原因，他的回答是“环境发生了变化”。保卫部人员回忆称：“有点答非所问，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和何赵祥睿在美国读博时的导师戴爱国的回忆稍有呼应。戴爱国称，他今年5月回国访学时，不知道何赵祥睿已经离世的事情，还给他发了邮件约饭，后来他才从清华大学地学系得知此事。戴爱国称，清华方面告诉他，何赵祥睿要去中南海和总书记反映的是：“小区里没有共享单车了，以前有的，现在上班不方便。” 4月5日凌晨12点半左右，清华保卫部派车送何赵祥睿回到住处，卢麾称，“过程中他的情绪一直很好”。卢麾把何赵祥睿送到家门口，拍了一张他进屋的照片发给保卫处和驻京办。这时已经凌晨一点多。 “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情绪正常”，这些描述贯穿了悲剧发生前72小时，从府右街警察，四川驻京办，到清华保卫处和教职员工和何赵祥睿接触的始末，在这个过程里，一定有什么发生了变化，但未被察觉或提及。 “退站”疑团 沟通会上，耿睿和导师阳坤分别通报了他们和何赵祥睿的沟通内容。 耿睿称，4月5日上午8点20分，她和卢麾先后给阳坤打电话，告知前一天发生的事，并希望通过他来向何赵祥睿了解情况，“以免何赵祥睿受到惊吓”。阳坤说，他等到9点40分给何赵祥睿发信息，表示想当面聊一聊。何赵祥睿立即回复称，他已经到办公室了。耿睿称，在此之前并没有人通知何赵祥睿谈话。
4月5日上午，何赵祥睿和阳坤的聊天记录截图（图_受访者提供）
10点多，阳坤到达，让何赵祥睿来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聊天。阳坤称，他和学生谈话，房间门一向是半开的。他回忆，问及何赵祥睿“你昨天去了中南海吗”时，他看到何赵祥睿笑了笑，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就继续问“你为啥去呢”，何赵祥睿“不太想说”。阳坤称，学校需要他给一个说法。问了几个回合，“他说，他想起了以前那些事儿，跟现在的事儿连起来了，而且最近有几件事应验的，所以他就去了（中南海）。” 当时阳坤觉得，如果他把这个理由反馈给学校可能有点牵强，但何赵祥睿没再说话。阳坤称，他希望何赵祥睿说他只是好奇去的，但他没说。他提及自己曾对何赵祥睿说：“在中国，有的地方是比较敏感的，最好不要去，即使是在美国讲所谓的‘自由民主’，白宫也不是可以随便进的，特朗普也不是随便让你见的。” 阳坤表示，他接下来把谈话中心回归到了研究上来，他对何赵祥睿聊起了未来的学术道路，鼓励他申请“国自然青年基金”（全称“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但接着何赵祥睿却告诉他，自己不想做博士后了，阳坤感到吃惊，问他“干啥去”，何赵祥睿则回应称自己“已经规划好了”“这是个人隐私”，追问之下，何赵祥睿吐露要回成都。 阳坤回忆，当时他认为何赵祥睿才进来半年，有科研任务还申请了基金，突然说不读了，令他有点失望，他希望何赵祥睿再考虑三天。但等到谈话结束二十分钟后，他猜测何赵祥睿或许是因为前一天的事受到了惊吓才急着退站，便想把他找回来再问一问。阳坤称，他没有在隔壁办公室找到何赵祥睿，一位同学把“在走廊里散步”的何赵祥睿叫了回来。据阳坤的说法，何赵祥睿紧接着否认做出退站的决定是因为前一天的事，并称“前几天就想好了”。 阳坤的说法没有获得家属的认可。在“以死明志”一文中，家属对校方称何赵祥睿系“主动退站”提出质疑：“阳坤说祥睿是计划好的退站，从祥睿积极准备9号的水木学者答辩以及他根本就没在成都找新工作这一点来看，祥睿根本就没有计划好。而且，如果是祥睿主动退站，他为何选择轻生？” 在家属发给水瓶纪元的《关于要求清华大学有关人员向何赵祥睿道歉的信访材料》（下称“信访材料”）中，他们认为，一般工作变动这种大事都要经过较长时间与新单位、现在的导师和父母等充分沟通确定后才实施，而不像这次，在不到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就发生了。而据家属所知，何赵祥睿也没有联系其他工作，在没有下家的情况主动离职，这似乎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自身的利益。 家属称，他们从楼道监控中看到，何赵祥睿是早上七点到办公室的，在楼道徘徊了两个多小时。赵珊称，她每天要和儿子电话联系，而4日晚上9点，她给何赵祥睿发了消息，中间也给他打了电话，但直到5日凌晨1点50分，她才收到回复，“我睡着了，我在家”。 赵珊从监控中看到，从阳坤处离开后，何赵祥睿没有像往常一样骑车去食堂，而是步行，且步履缓慢，她认为儿子当时的心情很低落。 实际上，4月9日，何赵祥睿将不会参加“水木学者”项目的答辩。在导师阳坤告知他参加答辩的第二天，系里的人事老师通知他，他不符合这个项目的一些条件，建议他申请其他项目。 阳坤在沟通会上表示，他的组里面何赵祥睿是第一个提出来退站的，而且从合同角度来说，博士后入站的时候，博导要给学校交钱，博士后如果退站，自身不需要付任何费用，但学校不会把钱退给博导，所以他肯定是不希望何赵祥睿退站的。曾为何赵祥睿写推荐信的博导戴爱国也认为：“导师没有motivation（动机）让他退站，他科研还是做得不错的。” 不过，除了阳坤的说法，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何赵祥睿曾主动提出退站。 聊天记录显示，4月5日，11点05分，阳坤给何赵祥睿发信息，表示各种基金申请等真的退站了再申请撤回，何赵祥睿回复，“我现在可以撤回的”，但阳坤建议他还是先向人事老师问清楚。中午，何赵祥睿被通知添加耿睿的微信。耿睿解释，因为前一天的事，循例需要约他谈话。耿睿通过好友后，这天下午1点03分，她约何赵祥睿周一上午9点见面聊，对方回复“好的”。这天下午2点05分，阳坤告知何赵祥睿，已和人事老师说了退站的事情，他可以周一去找这位老师。
交谈约1小时后，阳坤给何赵祥睿发信息沟通退站具体事宜（图_受访者提供）
阳坤在沟通会上说，和何赵祥睿谈完后，他留在办公室审查博士论文，下午6点到楼下准备回家，在路口看见一个人，对方隔着约二十米的距离，说“阳老师好”。阳坤回忆，他觉得这人看着像何赵祥睿，但他眼睛近视得厉害，不太确定。他看着对方上了一辆灰色的车，他和卢麾说，“原来祥睿在北京有亲戚”，卢麾则回复，“可能是网约车，网约车可以进来”。 家属查阅滴滴订单信息，看到何赵祥睿在4月5日下午6点42分打车，从清华大学的自强科技楼到了住处小区北一门。 心悸 4月6日，上午9点40分，阳坤给何赵祥睿发信息，交代资料交接注意事项：“气候变化的分析的结果可以带走，但是模拟的结果最好保留一下，毕竟是花钱算出来的。”何赵祥睿回得很快，答应先不动。 阳坤称，下午1点左右，何赵祥睿到了实验室。他曾留意到何赵祥睿假期之间去实验室的次数不多。当时实验室有两位女同学在，一位在下午5点多离开去吃晚饭，另一位是本科四年级的同学，还没正式进组，做研究累了开始打游戏。何赵祥睿座位和她相临，他正准备离开时看到，两人讨论起这个游戏，何赵祥睿说，这个游戏他也买了，但还没打过，不知道怎么打。下午6点多，何赵祥睿离开清华。耿睿称，从5日下午到6日白天，何赵祥睿接触的这几个同学并不知道4日发生的事。 家属看到的监控显示，这天下午6点多，何赵祥睿像往常一样去食堂吃饭，买了一份二十多块钱的饭，吃完回了家。“以死明志”一文称，家属在何赵祥睿的手机订单里看到，晚上8点，何赵祥睿在美团上购买速效救心丸失败。晚上8点15分，何赵祥睿打了120，被送往积水潭医院。 但在何赵祥睿的家属看来，要求资料交接，是阳坤在逼迫何赵祥睿退站。“孩子接受不了被退站的事实”， “以死明志”一文中称，阳坤的行为“直接导致祥睿心跳过速”。 4月6日晚上8点45分，何赵祥睿给耿睿一连发了二十几条消息。他写道： “耿老师，能不能沟通一下。我是不小心点（的）。我不是境外势力。都是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以后在成都生活。不随便走动。我以后不随便和人联系了。我当个潜水员。我之前不懂。我今天只是突然想到了。不是思想发生了变化。我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以后就在成都关系（心）下一代。好好生活。结婚生子。我不想干大事。我只想教育下一代。我只想结婚生子。当个家庭煮夫。我经常突发奇想。请您原谅。我的意志一直是坚定的。以后我就用新的身份。”
4月6日晚，何赵祥睿给耿睿发送消息称“我不是境外势力”（图_受访者提供）
徐怡然是何赵祥睿的本科同学。在她印象里，何赵祥睿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平常发消息，标点符号用错了，都会把一整句话撤回重发。在她看来，他发给耿睿的信息有些语无伦次。“打了很多错别字都没有撤回，如果你了解他的话，就知道他当时情绪是崩溃的状态。” 在家属的解读里，这是促使何赵祥睿“以死明志”的最后一根稻草——赤子之心被否定。“以死明志”一文中称，赵珊认为，被逼退站，儿子又被冤屈为受国外不良思想影响的境外势力，“以及他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理想抱负破灭，人生价值被颠覆时，在绝望中找耿睿书记申冤并求救无果时，才毅然走向了以死明志的极端。” 这天晚上9点左右，耿睿看到消息，打过去了一个电话，何赵祥睿没有接。 她通过微信问何赵祥睿：“是因为想到明天要和我谈话所以感到很紧张吗？”何赵祥睿否认了，说因为回到家出现了突发状况。沟通会上，耿睿称，收到何赵祥睿微信回复后，她打电话过去，电话接通后，何赵祥睿告诉耿睿，他心悸，叫救护车去了医院。这次通话时长1分53秒。晚上9点07分，何赵祥睿给耿睿拨打两个电话，显示对方忙线中，耿睿称此时她正在给卢麾打电话了解情况。很快，耿睿回过来两个电话，何赵祥睿都没有接到，在9点16分，他们再次通话，时长1分01秒。 晚上9点22分，耿睿提议，一会儿找个和何赵祥睿熟悉的同学去陪诊，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同一时间，阳坤给何赵祥睿打了电话，通话时长43秒，收到他发来的医院定位。 阳坤称，他给与何赵祥睿入站时间相近的一个博士后打了电话，但对方回了内蒙，随后他给卢麾的博士后小彭打电话，没打通。何赵祥睿问阳坤，要不要验血，阳坤回答听医生的就好了。因为没找到陪诊的人，阳坤和爱人便决定亲自去。刚走到小区门口，大概9点40分左右，小彭回电话，阳坤告诉他，何赵祥睿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的基本程序不清楚，想请他去陪诊，小彭答应了，马上打车去了医院。阳坤也告知何赵祥睿，由小彭过去陪他。 晚上9点36分，何赵祥睿再次给耿睿发了九条消息，称不应该接阳老师的电话，应该只和她联系，不和其他任何人联系，最后说“我求您了”。9点41分，耿睿给他打电话，他挂断了。耿睿给他发信息： “阳老师也是关心你和想帮助你的”“没人认为你是境外势力，放心，你是安全的”。
4月6日晚，何赵祥睿和耿睿的聊天记录截图（图_受访者提供）
但家属认为，何赵祥睿不会无缘无故辩白“不是境外势力”。赵珊称，她了解到，府右街派出所只知道何赵祥睿是四川人，四川省驻京办查的时候知道了他是清华的职工，聊天中才知道他是在美国留过学，她认为“境外势力”这个词是从清华校内处理过程中出现的。 耿睿在沟通会上称，他们任何一位老师都没有说过“境外势力”这个词，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何赵祥睿发给她的短信里。“在清华，大家不会讲这个，因为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她表示，“不知道是谁提起了这个由头，他又怎么想到了这个词。” 在家属看来，他们的儿子是最不会和“境外势力”一词诛心含义有关联的人，理由是何赵祥睿进入清华工作后，立即提交了入党申请，积极参加党建活动，在3月底还参加了“走中轴线”的活动。一位同学称，何赵祥睿在本科时就想入党，但当时入党有名额限制，大一的时候只有班长和团支书有资格去申请入党积极分子，他提交入党申请后排队大概排了一个学期，后来成为积极分子，因为要去国外读研究生，入党才搁置了。 家属在《信访材料》写道，何赵祥睿“非常坚定自己的信仰和珍惜政治生命。他曾对我说过自己真正有了信仰，才回去加入组织，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坚决抵制西方歪曲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潮。”
何赵祥睿租住的房间一角堆放着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图_公众号“kebi1201”）
空白的四小时 耿睿在沟通会上一一“复原”了几通微信电话的具体内容。 4月6日晚上9点48分，何赵祥睿从医院给耿睿打电话，再次询问要不要查血，耿睿回答，一般去看病会安排查一个血常规。何赵祥睿表示疑惑，查血怎么能查出心脏的问题？耿睿回答，如果有疾病或炎症，有些血液指标可能会不正常，医生安排做什么检查就听医生的，他们是专业人员。 这通4分25秒的电话里，何赵祥睿还问耿睿，要不要查心电图，耿睿称，她以为是因为急诊没查心电图导致他有些不放心，安抚他相信医生。耿睿说，何赵祥睿的语气听起来是平静的，逻辑清楚。她的确对他的问题感到奇怪，但她觉得也许是因为他比较紧张。 赵珊本身是医生，她当日早上7点和何赵祥睿联系过，当时儿子并未表现出身体不适，她也想不通，为什么何赵祥睿遇到医疗流程问题会去问阳坤和耿睿。她认为何赵祥睿的反常举动是在向阳坤和耿睿寻求精神帮助。 耿睿在沟通会上称，和小彭口头了解到的情况是，晚上9点57分，小彭到医院后，给何赵祥睿打电话，他没有接。小彭找了两圈，10点多问何赵祥睿是否在急诊，在急诊找到了他。何赵祥睿站在窗户边上面向窗外，对小彭说，你不要跟我说话，我在想事情。专程匆忙赶来帮忙却被冷遇，小彭有点不开心，坐回椅子上看手机。过了一会儿，医院里有个患者叫得特别大声，何赵祥睿过去看了看，小彭招呼他坐下。 何赵祥睿坐到旁边后，过了一会儿，问他：“你是谁？”小彭反问：“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何赵祥睿继续说：“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但是我问你代表谁？”小彭有些紧张，反问：“你不知道我代表谁吗？”何赵祥睿说“好的”，接着“拿着手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快11点的时候，小彭问何赵祥睿，检查结果有没有出来，何赵祥睿说没有。小彭不再和他说话，看了一会儿手机后发现何赵祥睿不见了，上下找了两圈，问他在哪里，何赵祥睿说已经回家了。小彭很愤怒，给他发信息，“你真牛”。 聊天记录显示，从晚上10点20分到11点15分，就第二天的谈话，耿睿询问了何赵祥睿两次要不要在家休息，可以改天再约时间，何赵祥睿均表示“我都可以”“看您的时间”。其间，得知小彭已经在医院陪诊，耿睿表示头疼得厉害要先休息，谈话时间看他方便，有急事就打电话。晚上10点49分，耿睿问：“你看需不需要你家人明天来陪陪你？”何赵祥睿回复，“我听您的”“您说该怎么办吧”。在何赵祥睿回复“先等结果”后，耿睿回复“好的”，对话便结束了。 “以死明志”一文认为，耿睿在何赵祥睿表现出对她极大的依赖时，作为拥有16年学生指导工作经验，且具有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资深教师，没有充分察觉到何赵祥睿的心理变化，没有给予更积极的关怀措施，没有及时通知家人，存在工作失误。 沟通会上，耿睿则认为，何赵祥睿是成年人，是否通知家人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她只是负责提醒，如有需要，何赵祥睿应该会自己告知家人。 晚上11点08分，何赵祥睿给耿睿发了最后三条消息，“我在家休息”“先不等结果了”“看您什么时间方便”。家属称，监控显示，何赵祥睿在11点24分从小区北门进来，30分进了单元门。赵珊看到，电梯里，“他拿着手机的手在发抖，面无表情，低着头，抹了不止一下眼睛。” 从4月6日晚上11点30分，到第二天凌晨3点55分坠落发生，这四个多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4月7日早上5点35分，耿睿给何赵祥睿发信息，“你要是来学校就提前约一下我时间来找我一下吧”。她在沟通会上解释，这时她刚醒，第一时间打开手机看有无新进展。6点半，她收到保卫处通知，何赵祥睿高坠身亡，现场排除他杀。
4月6日晚至4月7日早上，何赵祥睿和耿睿最后沟通的内容（图_受访者提供）
家人们 家属在《信访材料》中描述，4月7日上午10点47分，他们接到清华大学告知何赵祥睿身亡的电话，在慌乱中立即乘机赶往北京，“开启了为儿子讨回公道的艰辛之旅”。 何赵祥睿的亲人到底想要什么？跟很多自杀个案中的家属相比，他们的要求几乎是非常“谦卑”的。《信访材料》的末尾，他们要求：“何赵祥睿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爱党爱国的有志青年，为了他的悲剧不要在其他清华人身上重演，不要让海外学子心寒，因此我要求耿睿和阳坤向儿子道歉，以便总结教训、改进工作。” 母亲赵珊沉浸在悲痛中，她对给儿子“正名”最急迫，但她只愿意对外人披露一些她认为“合适”的部分。 水瓶纪元被允许看到了何赵祥睿硕士和博士时期的日记。他并非每天记日记，他的日记也不是记事，而是读研期间的目标，对自身优缺点的反思，以及内心信仰和追求的剖白。具体语句包括：“在心态、做事上做到不断精进，在信息整合、判断决策、为人处世、识人用人及语言表达上不断学习与锻炼”；“不为功成名就做事，而是为了信念与兴趣，为了挑战自己、超越自己”；“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批判自己、批判他人，多听不同声音，有开放、积极的态度”；“能力要大，欲望要小”。在何赵祥睿的日记中，他对自我的要求里反复提到“情绪控制”“知己知彼”。
何赵祥睿在日记中写下“学习控制与调节自己的情绪，应对压力、愤怒、沮丧以及恐惧等”。（图_受访者提供）
赵珊拒绝展示何赵祥睿进入清华大学工作后的日记。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希望文章能多展示何赵祥睿积极、爱国的一面，展示清华对他的关怀不足。 赵珊强调说，何赵祥睿从小就喜欢看书，在美国读书时的住所里有很多书，回国时书籍海运有数量限制，费了一番功夫才运回来。他在清华大学工作时的租屋里有一千多本书，其中两百多本和马列毛有关。 悲剧发生后，赵珊拿到了何赵祥睿的手机，并挂在随身的挎包上。她知道密码，向水瓶纪元展示了何赵祥睿和地学系党委书记耿睿、导师阳坤的聊天记录，以及他参加党建活动的群组信息和照片，并对如今何赵祥睿的微信账号已被许多工作群踢出而愤愤不平。 说着说着，赵珊就会落下泪来。何赵祥睿是她的独子，疫情三年都没有回国，2023年5月14日母亲节这一天，她去到纽约，参加何赵祥睿的博士毕业典礼，这是母子三年来第一次重逢。那天拍下的照片里，何赵祥睿穿着紫色的博士袍，举着庆祝毕业的香槟，白嫩的圆脸闪着光，整个人显得快乐。
何赵祥睿（右）在博士毕业典礼上（图_受访者提供）
何赵祥睿离世后，赵珊去了他爱去的餐馆，拍下照片分享给他的微信。她用何赵祥睿的微信公告了他离世的消息，一时间，许多朋友、同学都发来信息表示悼念。5月25日，是何赵祥睿离世后的“七七”，他的葬礼在八宝山举行，赵珊把收到的悼念收集起来烧给了他。 儿子离世给赵珊造成了很大打击，以前以为不会抑郁的她现在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思念至极时给何赵祥睿的微信发送长长的信息。 父亲没有出现过。清华方面的消息是：他是一位政府官员。水瓶纪元问父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想起往事，有点伤心，现在不太好说“，一位自称是律师的女性在电话中替他转达。何赵祥睿的父亲、母亲和女律师在电话另一边，被提问之后，三人先商议一番，然后再由女律师拿起电话回答。 电话里的女声帮助父亲讲述的是，何赵祥睿去美国求学的主要愿望是学到更先进的知识，他从小喜欢读历史，曾和父亲讲到未来想回国。“美国没有历史，而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以后还是想回来。而且他初到美国的时候，也一直在联系国内的科研机构”。据称，何赵祥睿后来回国也征求了父亲的意见，“他（何赵祥睿）说：‘我在美国做一点工作，那是给美国人贡献的，我回来，哪怕是找到一个没有美国那么好的工作，那我也是给自己的国家做贡献的’，我当时听到也很支持。” 女律师转述，何赵祥睿平常会和父亲讨论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会因为毛泽东和粟裕“能够在左倾很厉害的情况下，带领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而崇拜他们。“偶尔谈一下中东局势、俄乌战争，国内的会谈，比如对李嘉诚买卖中国大陆港口的看法。”至于他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立场，女声转述：“主要还是国内主流的价值观，没有说站在一个海外学者的角度。” 父母始终在强调何赵祥睿的政治素养，反而很难从他们那里知道逝者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从怎样的少年成长，去国外八年之后对新的工作环境感受如何……赵珊认为，这些“跟事情没有关系”。 在跟水瓶纪元打交道的过程中，赵珊始终在请一位体制内女亲戚来把关。她们要求删去一位受访者的名字，出于一种似乎是难言之隐的政治考量。她要求水瓶纪元让四川省驻京办也看一下稿件，因为，5月发布自媒体文章后，驻京办曾打来电话，要求将与驻京办相关的内容进行修改。甚至清华的教职员工，她都明确提出，谁应该匿名，谁应该用全名。 也许是因为她们知道与清华版本的事实对抗很难。清华提出了一些何赵祥睿与同事相处的例子，指出其有情绪管理的问题。这也是赵珊不能接受的，因为儿子的入职心理测试很正常。戴爱国表示遗憾，因为他关注到的是学生的工作表现，写推荐信的时候并未留意心理问题，因为 “平常的时候看不出来”。 何赵祥睿的本科同学徐怡然说，何赵祥睿本科时是个很内向的人，和不熟悉的人说话，他会紧张到结巴。他对父母、朋友都是报喜不报忧。徐怡然说，何赵祥睿没有和她提过负面的事情，回国之后的情绪没感觉有发生变化，在清华的时候，情绪甚至比以前更好。在美国时和何赵祥睿做邻居的同学魏思宁也没有感觉到何赵祥睿有情绪问题。 友人回忆 朋友眼中的何赵祥睿是许多美好词汇的集合。 他常常是宽慰、照顾朋友的那个人。徐怡然第一次考研失败了，“躲在老家谁也不联系”，何赵祥睿主动打来电话，鼓励她，说以她的能力不应该止步于此。“我才能拿起书继续考研，才有现在的生活，他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是一束光。”徐怡然现在已经在读博。 一次，何赵祥睿开车和魏思宁去外面吃饭，推开车门下车时，魏思宁被一个东西绊倒，腿受伤走不了路。何赵祥睿帮她包扎，帮忙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也许是表达歉疚，他还做了饭端到魏思宁家来给她吃。魏思宁回忆：“他做饭很好吃，拿手菜也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蜜汁炸鸡，和餐厅的味道一样。”回国的时候，也是何赵祥睿送她去了机场。 何赵祥睿本科时“整个生活里面只有搞科研一件事”，但班里的同学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成绩很好，没有架子。“只要你有问题去问他，不管他在做什么，他都会优先给你解答问题”，徐怡然说，因为当时用的教材编写得像一本概念手册，该讲的地方都没有讲清楚，何赵祥睿觉得那样的书没有任何指导性，所以他也看很多教材书，一直想自己写一本教材，来帮助后面的学生。
何赵祥睿在本科就读时期已是图书馆常客（图_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公众号） “爱看书”几乎是每个人提起何赵祥睿都会讲到的，他看的书门类很广泛。他看专业书、看文献，徐怡然读研之后专业方向和他不一样，但问他问题，他能很精准地说出来谁在哪一年发了什么文献会对她有帮助。他也看《毛选》，据称这是指导他生活信念的一本书。徐怡然说，何赵祥睿从《毛选》得到的信念是坚持不放弃、不逃避问题，他遇到问题就一定要把它钻研出来。他送礼物也是送他觉得好的书，徐怡然的生日他送了《毛选》。戴爱国说，何赵祥睿是一个比较“political”（政治性）的人，但“停留在书本里头，和实际脱节，对很多实际情况，他可能并不了解”。 魏思宁说，何赵祥睿房间里全是书，看的马列毛相关的书都是原版的，“他是要求真求实”。何赵祥睿治学严谨，不会违背初心去水文章，“文章发得不多，但质量很高，发的都是顶刊”。
何赵祥睿与友人讨论毛邓对自己的影响（图_受访者提供）
在魏思宁眼里，何赵祥睿是一个单纯、实在的人。“他不是很能看懂社会人的那一套，他不会想那么复杂。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从小衣食无忧，把他保护得很好，所以他意识不到人性的黑暗面。”她认为，何赵祥睿并不是很了解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看法都是美好的，从家国情怀的高度对国家的政策等予以支持。“他认为虽然现在中美实力悬殊很大，但一直觉得中国很有希望，未来会超过美国。” 读研时候的朋友回忆：“我和他的理想相同，都希望能回来报效国家，我们学的不是一个专业，他最喜欢在饭桌上给我讲大学物理的一些基本原理，流体力学，引力场。” 何赵祥睿喜欢唱歌和游泳。在读博和在清华工作时，他都参加了合唱团，他在男低音部。合唱团的朋友回忆：“在跨年联欢上，他唱了狮子王主题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那也是我幼时就很喜欢的一首歌。尽管和小何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但从他经常细致追问我乐理问题；祝我春节和妇女节快乐；主动请缨作为志愿者参加招新活动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热心认真的人。”
一位友人在社交媒体上悼念何赵祥睿（图_Threads截图） 拍毕业照时是徐怡然最后一次见他，“但没想到真的就是最后一面”。她追了何赵祥睿八年，从本科到研究生。徐怡然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被折腾烦了”，何赵祥睿专门花时间和她探讨了什么是爱。“他说，爱不是占有，而是尊重、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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