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妇权张菁 2015年3月20
1990年代初，經濟復甦中的中國急於融進國際潮流，中國正流行著一而個詞：接軌，意指全方位和世界重新連接起來。主辦1995年的世界婦女代表大會成為一個契機，尤其是使中國政府逐漸擺脫在1989天安門事件後被西方國家孤立的困境，積極舉辦大型國際活動，爭取參與更多的國際事務。 1991年世婦會決定在北京舉辦後，中國政府開始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修正《婦女權益保障法》、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官方的中國婦聯機構增加了十多個附屬組織。 1995年在北京懷柔舉辦的世婦會猶如一劑強心針，刺激了沉默已久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精英，啟發了她們對社會性別、男女平權及婦解運動的重新思考，婦女精英們第一次體認到”女權也是人權”，國際社會對中國女性主義及婦解運動的關注，也如春風吹拂了乾渴的大地，世婦會前後，中國半官方及民間的NGO組織已發展成為6個，她們是中共建制60多年來第一批女權運動的倡導者，2000年後，更湧現出了以中山大学艾曉明教授等為主的一批草根女權推動者。
可以說世婦會帶給中國最深刻的影響，就是NGO組織和鬆散草根女權活動者的崛起，可惜政府的嚴格管控，令相關的立法未能有效的實施，失去了實質意義。對女權推動者的打壓，使這些NGO組織没能施展它應有的效能，反而隨著經濟的崛起而逐漸褪色。下面我將分三大部份來談談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北京世婦會後，中國的女性主義和婦解運動的發展狀況，其中引用數據皆來自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公佈的數據，相信這些數據是在相關部門根據所涉及的保密法案之規定，經嚴格篩選後才被允許公佈。
文革時期畸形的婦解運動
100年前，西方列國入侵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文明，中國婦女知識分子快速甩掉裹小腳的包袱，直接站在街頭宣揚男女平等新思想，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刷新了國際媒體的刻板印象。1912至1913年唐群英等先進女性發起的民國初年女子參政運動，是中國首次大規模的女子女權運動，她們將中國婦女參政理論的論證階段直接推向了實踐鬥爭階段，她們先後組織了“女子參政同盟會”、“神州女界共和協社”與“萬國女子參政會中國分會”三大女性團體。據載，為國民政府綱領刪去男女平等詞句之事，她們還公開打了宋教仁、林森的耳光。此後她們推動的婦女參政運動，讓廣東省十名女代議士堂堂正正地坐在省議會的議席上，為亞洲各國之首見。那時，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英法美等國基本同步。但是，接踵而來的內外戰爭烽煙，摧毀了搖籃裡的女性主義思潮和新文化運動的精髓，婦解運動猶如曇花一現。
這是中國傳統對女性的審美原則，腳必須是小到三寸才是最美。（WRIC 資料）
1921年代新文化運動 。（來源：traditions.cultural-china.com）
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權后，由于馬克思主义的學說里有丰富的女性主義元素，男女平等條文被納入新憲法，以充實社会主義實踐者們的理論依據。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明文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現實層面上，男女平等訴求也是現代史上統治者們開創元年安撫天下的必備元素。但是此後幾十年，中國婦女權益被糟蹋殆盡，社會推崇的是毛澤東的強權。毛發動了清除黨內異己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後，其妻子江青為達到她的政治目的，重新舉起男女平等大旗，由丈夫護航，直接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前沿，與副主席林彪妻子葉群一起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自此，一個以政治爭鬥為目的偽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社會被政府強勢推展，中國婦女以穿花衣服、高跟鞋、化妝、燙髮為恥，全國各地處處可見英姿颯爽，頭戴礦工帽或站在電線桿上的婦女巨型宣傳牌，但與此成強烈對比的另一個畫面是，處處可見婦女們脖子上掛著寫了“破鞋”、“婊子”字句的黑牌，被五花大綁站在卡車上或徒步遊街示眾，沿街大人小孩一路石頭瓦礫亂飛，口水吐一身，文革十年，被羞辱，被虐至瘋至死的婦女比比皆是。 1976年毛去世，毛時代宣告結束，中國進入了鄧小平全面掌控的新一輪政治強權的局面，經濟開始復甦，婦權議題卻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婦女參政議政 數十年不進反退
全國婦聯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自1975年第四屆人大會議至2012年之前的30多年間，女性人大代表所佔比例一直徘徊在21%，直到2013年女性代表人數才有所上升，即23.4%，離聯合國提議的2015年女性國家議會參政30%的比例相差甚遠。2.2%的在業女性任政府機構、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僅為相應比例男性的50%。高層人才單位擔任最高職務者男性佔80 .5%，30 .8%的高層人才所在單位存在“同等條件下男性晉升比女性快”的情況。全國婦聯統計報告還顯示：中國人大女性代表比例在世界各國女議員比例排名榜上直線下滑，從1997年的16位下滑到56位。 2010年４月聯合國撥款2,456萬美元在湖南舉辦“推動中國婦女參政”項目，以期改善中國沒有兌現提升婦女參政比例的承諾，為期四年的項目已經結束，至今沒看到有什麼實際成效。沒有法律保障和政府支持來推動婦女參政議題，在中國是難上難，加上貪官污吏遍地的大環境，具體執行或運作過程中自然會有大量舞弊，以及公開實施迫害獨立候選人的案件時有發生，女性要求參政議政的權益在這全過程中被剝奪情況最為嚴重。
廣東佛山女村民李碧雲要求參政的遭遇是一個典型案例，2011年8月底，佛山市順德區開始了區、鎮兩級人大換屆選舉。李碧雲依法行使公民權利，宣布以獨立參選人身份競選順德區人大代表。由於李碧雲長期關注村民，幫助村民土地維權而受推崇。她得到容里村民600人聯署支持，並成為候選人之一，沒有政治背景及黨員身份的她，遭遇了被人跟踪，騷擾，毆打，甚至搶奪她的隨身物品，資料等。在隨後選舉過程中，當地選舉辦公室違反程序另指定60人來推舉候選人，從中再篩選，因此本已高票入圍的李碧雲反而被趕出局，這引起村民的激烈爭議，爭議中有人砸點票箱，人群推扯。 2011年9月順德警方以破壞選舉罪逮捕了李碧雲，在獄中飽受警察毆打傷害，律師會見時，她手持輸液包，腳上還戴著鐐銬。李碧雲案在佛山市開庭，數百人持標語到場支持，2013年9月法院判處李碧雲“破壞選舉”罪名不成立。一個月後警方又以“妨害公務”罪逮捕並刑事拘留了李碧雲，由於網友和媒體的關注，2014年12月李碧雲獲“免於處罰”判決，釋放時，被警方架出監獄丟在公路邊，這時的她生病加生氣，奄奄一息。現年46歲的李碧雲周身是傷，2015年1月住院醫治。
李碧雲2015年1月在醫院療傷，慢慢恢復健康。 （李碧雲家屬提供）
另外，江西新余市鋼鐵廠的前職工劉萍也遭遇到選舉的不公，相比之下，身體方面的折磨不像李碧雲那樣，也許是城市有別於農村。45歲的劉萍2009年被迫退休，之後一直為工人帶薪休假和享受加班工資而維權。 2011年5月劉萍因為公開參選人大代表並向選民介紹自己，被警方帶走並遭警告，家裡斷水斷電，推薦劉萍的選民全數被警方約談，造成支持者心理上的害怕，以不利參選人。最後劉萍沒有跨進候選人的門檻，但引起網友公憤。2014年劉萍因街頭舉牌要求中共高層公開財產而被判刑6年。 （劉萍談自己競選心力路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lTVgEqsDTo）。這類案例反映出婦女獨立參選人所面臨的雙重打壓，一是各級當權者根深蒂固的男權觀念作祟，對不在家做飯帶孩子的女性參選人帶有強烈抵觸情緒；二是，獨立參選人沒有黨員身份、沒有黨組織或富商背景的支持，必將面臨層層發難，她們從決定參選的那天起，就處於劣勢狀態。這些案例普遍反映了基層政府人員對獨立參選人極不友好，並極盡刁難。
中國66年來最高層級婦女參政記錄裡，一共有6位女性進入中央政治局，而前三位都是中共開國元勳的妻子，平均11年出現一位，而且，中共建黨至今90多年來，還沒有出現過一位女性能進入最高決策層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當前習近平的決策層班子的政治局7人常委裡也沒有女性。中國31個省66年來僅僅出現過4名女省長，平均16.5年一見；66年來僅出現過2名省委書記，平均33年一見。相形之下，1995年世婦會在北京召開時，阿拉伯世界已經出現了三個國家女總理，巴基斯坦女總理還任命了有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如今，世界各國出現了數十位女總統、女總理。
在农村女性占农村劳动力的65%，但在村委会成员比例中仅占21.4%，仅有1%～2%在决策性岗位上-自1978年以来，女性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始终在21%左右徘徊，这一数字已经连续30年没有实质性推进。從下表中國政府公佈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中國女性人大代表嚴重偏低，而少數民族的人大代表人數更是60年間基本沒有變化，儘管少數民族總人口比例也在增長，可政治參與度卻被嚴格地控制在14%左右。
據2011年10月中國官方全國婦聯組織的數字顯示，中國女性在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10年裡曾經獲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正在倒退。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在136個國家中性別差距排名第69位。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蔣永萍女士認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女性社會地位的下降，因為“女性從政更難”。女性從政可以影響人們的看法。女性元首可利用行政權力，直接快速的推動婦女參政能見度。斯里蘭卡第一位女總統就職後，就任命了一大批女官員。挪威女首相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工黨大會上制定了在各級領導層中婦女不得少於40%的規定。北歐是世界上女性參政能見度最高的地區，基本實現男女平等參政，是世界各國的表率。
一胎化政策開啟婦權最暗淡時代
1978年後鄧小平推行“鬆綁”政策，中國經濟熱絡起來，社會上出現了短暫的自由“小陽春”，人們可以放膽批評之前的政治人物，揭露社會陰暗面，不過，沒有引起政府對婦女權益的任何關注，沒有任何特別扶助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相關法律和政策，中共最高決策層沒有任何一個女性，中央各部部長沒有女性、數十個省長沒有女性、數千個大小市長中也罕見女性，人大女代表少而又少。如果說文革是中共建制以來男女平等口號叫得最大張旗鼓的時期，那麼鄧小平經濟開放後，這些口號以及女權觀念是最冠冕堂皇的被打入18層地獄的時代。尤其是1979年全國全面執行強制流產、強制墮胎以及強制結紮的一胎化政策後，中國一般婦女特別是農村懷孕婦女如同生活在人間煉獄，孕婦們一方面為保住婚姻家庭討好丈夫，冒死千方百計要生下男孩，婦女們都知道，佔用指標生下女孩將來後果嚴重，意味著一輩子將無尊嚴的過活；另一方面，要躲避計生官員的抓捕、虐待，若房頂被掀、家中被砸後，除強烈的自責外，還要安撫丈夫，要設法讓一家老小活下去。
1978年至今的30多年裡，因計生政策被逼得家破人亡或傾家蕩產的實例滿佈中國每一個城鄉角落，每一條大街小巷。
2013年14名女律師聯署要求31省公開數十年來計生罰款帳目，僅22個省計生委回應，2012年總共收到的計生罰款是168億人民幣，而其中廣東省的計生辦的數據竟然比省計委數據少了11億。
由於中國將計生政策的相關資料納入國家機密，其殘害中國婦女兒童的程度，包括節育藥物的實驗過程及結果，至今外界無從知曉，僅從各種個案的曝光，已滿目蒼痍。 高達數億人口的整整兩代女性，被黨剝奪了自己對自己身體部位的擁有權和控制權。
據中國衛生部2010統計年鑑數據，1983年中國婦女人工流產人數為1,4371,843人，結紮人數為1,6398,378，放置節育環人數為1,7755,736人，這些數據僅僅是政府自己公佈的，不包括大量的中醫院推廣的藥物流產、私人土法流產、偏僻鄉下非正式衛生院及臨時搭建的強制流產手術台所進行的手術等數據。那時，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的全國婦聯是中國唯一的婦女組織，不但沒有幫助受害婦女們說一句話，反而常常配合各計生辦人員四處抓捕非法懷孕的孕婦，淪為迫害婦女的幫兇。
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公開鼓動或推動婦女參政議政權利，也沒有女性政治人物站出來指責違反人道、傷害婦女的行為。2006年由政府建成的中國婦女博物館的展廳裡，竟然對這涉及面如此廣泛、影響2.7億個家庭、數億婦女的國策，其計生工具、藥物、方法、人員、罰款及相關數據隻字未提，完全忽略這段延續了數十年、傷害過數億婦女的歷史。女知識分子精英們沒有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沒有參政機會，自然也沒有發言權，男權社會裡的女性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毛澤東時代流行的男女平等口號，鄧小平時代哪怕是空喊也已經沒有人再喊。
中國婦權義工採訪了一个被当地计生办强制引产而至死的孕妇家庭，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姜家庄村農婦马继红怀孕近7个月，2011年10月14号被從棉花地裡抓去强制流产，釀成一尸两命惨案。上圖左為死在醫院的馬繼紅和她7個月大的BABY。右為馬繼紅和丈夫結婚照。下圖為馬繼紅的丈夫和女兒。（WRIC義工譚春生拍攝採訪)
鄧小平經濟“松绑” 男權文化回潮
鄧小平的“鬆綁”一系列政策不惜一切成本，拉動中國經濟起飛，城鄉婦女拼命工作，普遍相信政府說的“吃飯權大過人權”。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使社會結構重新分化， 在市場主導的資源分配中，不同階層的婦女都面對自己權益的失落。 1990年代，鄧小平以“黑貓論”的經濟發展觀取代了社會主義經濟分配原則的同時，女工紛紛被迫下崗，失去參與社會勞動的機會，在城市，女性幹部和女工是遭最先淘汰的對象，招工招生若招女性，叫“搭雜糧”。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性別歧視更加公開化、普遍化，傳統的男權文化回潮。湖南省的公務員招考條件中，有專門針對婦女的規定，如有性病、雙乳不對稱的一律不得錄取；一些大公司、外資企業只使用女工的“黃金年齡”段，將招工年齡段控制在17至20歲、合同期一般定為3至5年，期滿即不再與這些女職工續簽合同，以避開女工的婚、孕、產期，還有些研究機構明文規定合同期間不能懷孕。直到2014年，一名在中國著名電視台做主持人以及另一名在著名大報業集團的女記者分別告訴筆者說，她們都與聘用單位簽了工作合同，其中保證三年內不結婚、五年內不生孩子。女大學生就業也相當艱難。
2010年12月1日，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在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中，訪問了有求職經歷的女大學生，24.7%女大學生曾遭遇過不平等對待。即便是女性高層人才，也有19.8%認為性別給自己的職業發展帶來阻礙。在各高等教育院校，明文規定女性和男性的錄取分數不一樣，女生門檻比男生高，有的科系強調不收女生。婦女傳媒監測網發布的《2013年“211工程”學校招生性別歧視報告》指出，從全國抽樣的112所高校，目前仍有近七成高校在招生中設置了性別限制，有些大學在招生章程或錄取規則中明確指出，“建議男生報考”、“宜男生就讀”、“宜女生就讀”，這足以令考生望而卻步。
1988年中國實行優化勞動組合，剝離廠礦企業的富餘人員，而被剝離的人員中約70%是女職工（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介紹http://www.maple.org.cn/ tabid/76/Default.aspx）。 1990年代，國企改制，首當其衝的也是女性，大量女工集體下崗失業，而且各級政府以提升效率為理，大舉撤出企業的社會福利領域，如單位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紛紛停辦，迫使大批已婚婦女不得不退出職場，回家帶孩子。另一方面，勞動重新被性別化，已婚婦女支撐著農業和農村小區及家庭，年輕的女孩爭相進入沿海經濟開發區的外資合資工廠，在有毒、無醫療福利的環境中超時工作，深圳一帶早期的合資工廠年輕未婚女工佔7成。
雪上加霜的是政府不公平的退休制度，名正言順的導致女性過早失去工作機會，大量女性45歲後就被迫離開職場，回家帶孩子、做飯。 50年前中國國務院規定的退休制度沿用到今天，1993年出台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仍然規定“男60周歲退休，女55周歲退休”。重體力勞動以及效益較差的企業、機構的女工，45歲便被要求退休，使婦女因為政策和製度性的不公而失去了晉升和發展機會。失去經濟上的獨立，就會失去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工作是女性與社會保持聯繫的重要途徑，也是婦女參與社會發展的基本形式之一。
女農民工或外嫁女無權益可言。在農村,婦女已佔農業生產力的65%以上，她們是推動農村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力量。但大批婦女尤其是“外嫁女”喪失了土地使用權和集體經濟股份所有權。經濟比較富裕的沿海地區，政府或私人企業對農村土地進行大量徵收， “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城郊村組耕地被徵後補償款的發放、安置、宅基地、股份分紅等事宜依然分配不公，“外嫁女”應有的權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護，國務院保護婦女平等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如一紙空文，到處可見村規民約嚴重侵害“外嫁女”平等享受土地補償等分配的權利。因此中國的上訪大軍中又多了“外嫁女維權”這一群體。儘管外嫁女們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維權，但權益不僅難以得到解決，甚至還被無端拘押，維權不成，反倒失去人身自由和飽受磨難，廣東佛山6名外嫁女維權代表2014年1月被警方拘留就是其中一個案列。
外嫁女維權代表王祝流拿著她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在WRIC義工蘇昌蘭家裡述說遭到不公對待的經過。 （圖片：中國婦權義工蘇昌蘭拍攝）
鄉下女孩 最易受傷害一族
中國政府在對女童的照顧方面，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與農村有天壤之別，偏遠山區、鄉下的貧窮女孩在接受教育、健康及各種文化活動的參與等方面幾乎是零。中國官方數據顯示，長期沒有父母在身邊的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其中14周岁以下的达5290万。數據顯示至少有200萬孩子獨自生活，他們的父母都進入城市的廉價“農民工”市場，大量農村女童失學。女孩遭受同村或親友中成年男性性侵、輪姦的案件經常曝光於媒體網絡，更多的女孩被姦污案隱藏在每個村落的黑暗中，無人知曉。
2013 年，河南乡下12岁留守女孩遭同村61岁男人强暴，直到怀孕八个月，在杭州的农民工父母才知情。贵州六枝特区一个村庄，小丹父母离异后双方都到远处打工，她和70岁的爷爷奶奶生活，捱饥受冻，2014年小丹12岁被“介绍”到另一村给男子当童养媳，连父母都不知道，直到父母回老家奔丧才发现女儿已“嫁人”。
有村民说：小丹嫁到另一家去也是好事，在家连饭都吃不饱。（河南商報）
中國婦權義工揭發的一個真實的悲慘故事，是典型的政策性問題導致鄉下女孩遭遇不測的案例，催人淚下。安徽省宿松縣柳萍鄉大坂村女孩鄧露榮家三姐妹，因母親未能為生下男孩，嚴重自責後失踪，其父鄧結超則遠走他鄉另娶妻，並有了小兒子，為逃避計劃生育官員巨額罰款，自此不歸，丟下年幼的三個女孩與奶奶生活。奶奶也因此被計生人員关押以換取鄧結超歸案。2002年4月的一天晚上，同村一年輕男子鄧雲飛偷進了鄧家，強行姦污了12歲的鄧露榮，三姐妹嚇得大哭大叫，第二天小姐妹們到奶奶被關押地點說出被姦一事，奶奶被放回家後，报案卻無人執法，於是活活氣死了，剩下三個小姐妹無依無靠。不久鄧露榮15歲的姐姐和幾歲的妹妹被一男性親友賣給了人販子，至今渺無音訊，而飽受打擊後顯得精神恍惚的鄧露榮則被賣到另一個村裡，給一個比她大20歲的窮光棍做老婆，可憐她在那裡長期遭受的折磨，生下2個兒子後，還被丈夫叫去給村裡其他男人做性奴，每次賺10至20元人民幣，通通由丈夫收錢。她常常在被暴打後躲到大山裡，風餐露宿，過著非人的生活。據了解，事後鄧露榮父親回到村里，與當地政府達成協議，獲得8萬元人民幣封口費後，一切像無事發生過一樣，失踪的、死的、被賣掉的、受折磨的這一家婦女和女孩，全然被人遺忘。
中國婦權義工多次探訪，並帶著德國一家雜誌社記者去採訪，希望籍此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之後義工們能見到鄧露榮的面，看到她的生活狀況稍有改善。可是，不知當義工們離開後，她的待遇是否又恢復原狀？然而，中國政府及人大立法機關至今不能為《兒童福利保障法》立法，甚至也不能就現有的法律來嚴格打擊那些侵犯孩子權益的犯罪份子，以保障孩子權益，尤其是鄉下女孩們的權益。
WRIC義工終於見到了躲在黑屋裡餵孩子，不願出來見人的鄧露榮。（Photo by WRIC TAN, Chunsheng ）
鄧結超弟弟私自賣掉了三個親生侄女，還強硬威脅來訪記者和WRIC 義工。 （Photo by WRIC Tan, Chunsheng )
儘管一些官方的婦女機構設法幫助城市遭受家暴的婦女，但達不到實際成效。 2009年4月30日南京市首個家庭暴力庇護中心在市救助站掛牌，1年多只住過兩名求助者。 （2010年5月15日南京日報《怎樣為家暴受害者撐起“保護傘”》）；2000年3月遼寧省婦聯率先成立的全國首家省級婦女庇護所“婦女避救站”，每年接待涉及家庭暴力的上訪多達2000多件，6年接收的“被害婦女”卻僅為300餘人，每月平均4人；2002年10月17日，大連市反家庭暴力避救中心正式掛牌。半年過去了，前來投訴的1600多位婦女無一人入住。 （10.3.11青年周末：各地家暴庇護所多半被迫解散受虐婦女少有入住）；湖南省長沙市家庭暴力庇護救助中心成立兩個月沒有一個人前來求助（2011年1月2日法制日報《長沙家暴庇護中心叫好難叫座》）。
據全國婦聯公佈的數據，婦聯系統為遭受暴力的婦女兒童提供救助（庇護）的機構有3450個，得到救助和庇護的婦女和兒童超過2.5萬人次，平均每個庇護機構，僅有7.3個婦女或兒童入住過。事實上，婦女遭家暴問題非常嚴重，2014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反家庭暴力媒體對話會上發布的《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顯示，年齡在18-49歲、現有或曾有過伴侶的女性中，39%稱曾遭受過來自伴侶的身體或性方面的暴力，超九成遭遇家暴的女性選擇沉默。為何遭家暴婦女投訴者越來越多，而入住庇護中心的人卻少的可憐？主要原因是入住資格審查條件高，受害婦女必須出具受家暴時各機構、組織的證明文件，醫院和戶口所在地管轄範圍等相關文件才能入住。
其它如關愛女孩工程一系列計劃，雙女戶(一家庭兩個女孩)的農村家庭建房時給予一定補助；對獨（雙）女戶困難家庭的父母和成年的獨（雙）女戶給予免費培訓、小額貸款扶持資金、 “安居工程”等，在大有大貪，小有小貪腐敗盛行的狀況下，真正的雙女戶困難家庭得不到長期有效的援助，最有收益是領導下鄉視察媒體緊跟報導的時候，活動辦完後一切照舊。還有近兩年各省開辦的關愛棄嬰的”安全島“活動，大都無疾而終。 ”棄嬰安全島“經媒體廣泛報導後，一時間各大城市的醫療單位都興建了極具人道關懷，且設備齊全的安全棄嬰小屋，但數月或一年後也因資金不足、棄嬰人數太多而紛紛關閉。不過，有人做、有人試總比無動於衷強，畢竟這不僅是一種人道關懷，也是一種強化男女平等觀念的文化宣傳途徑。
國務院頒發了第二個中國反拐計劃——《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13-2020年）》，2013年公安機關共破獲拐賣婦女案件4537起，破獲拐賣兒童案件2237起。由於拐賣兒童真實數據和計劃生育相關數據一樣，都列入了《國家保密法》，不具透明度，報案後沒有破獲以及尚未報案的失踪和拐賣人數，外人無從知曉。據美國國務院公佈的2014年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中國列入2級觀察名單（最嚴重是三級）。
中國各地方政府的法規、政策對產假方面的執行最有效率。《勞動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於90天的產假，幾乎所有女性職工都能夠享受這個待遇，這是所有婦兒權益保護工作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而在美國的職業婦女則常見產後休三天就去上班。
婦女賣淫人數 60多年來最高
婚姻家庭中婦女的財產權、人身權問題非常突出。據官方的婦聯組織統計，中國2.7億個家庭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高達30%，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失去經濟地位的妻子，常常必須忍受丈夫的暴打、羞辱，眼看著丈夫包二奶、養小三小四而不敢出聲。前兩年，李陽家暴案轟動全中國，一個知名人士將美國人妻子打得鼻青臉腫，不僅不感到羞恥，到現在他還公開得意洋洋的說他是在好好教訓美國人，竟然還有不少人稱讚他。在中國，靠丈夫賺錢養家，自己全職在家給孩子、丈夫洗衣做飯的婦女，無論家里社會上都難以獲得尊重和平等對待，她們是最易遭受家暴一族。從另一層面上來看，過去幾十年中國婦女遭受的暴力不單是來自家庭內部，也來自國家施行的暴力，即政府和其所支持的計生官員、工作人員所實施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暴力，婦女一旦被發現非法懷孕或生育，就完全失去自尊，任人羞辱、強制送進醫院診所，尤其是在鄉鎮，孕婦常被男性計生人員捆綁在手術床上，然後任其他人處置她們的子宮和她們的胎兒，包括流產後還活著的孩子。
近年來，隨著經濟強勁發展，消費主義話語興起，充滿男權審美觀念的社會媒介將焦點集中在女性的身體部位，女性的身體被慾望化，並成為強大載體，被刻意誇張及渲染，迫使女性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形象以迎合社會的挑剔，不得不盡量去尋求一條自認較為輕鬆的生存之道。於是，大量的年輕女性走出工廠，湧向夜總會、按摩店、洗腳泡澡中心，一直到現在遍佈全國被人包養的二奶、小三、小四。有權勢、有錢財的男性妻妾成群，中國婦女幾近被打回100年前的原形。從新聞報導我們看到，大量貪官污吏都另有家室，甚至一人就包養了上百個情人。賣淫現像不僅死灰復燃，並登峰造極。當女性努力工作卻得不到同等報酬、甚至找工作都飽受歧視的時候，年輕女孩們無論文化高低，自然就會選擇較為輕鬆的賺錢方式，即甘當有權勢者的二奶或情婦，甚至不惜賣淫、販毒。據媒體報導，2013年中國妓女達到2000萬人以上，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中國婦女被走私犯罪集團一批批送往國外，以賣淫為業人數越來越多，西方各國地方政府感到壓力。十年前開始，紐約警方持續在華人聚居地的紐約法拉盛大肆抄查淫窟，之後，賣淫活動向富人區的長島轉移，又被當地警方持續查抄，並將逮住的華人婦女資料發給各社區媒體，華文報業、網站爭相刊發。記得大約是2006年，我在所工作的紐約一家華文報業任編輯，為刊發數名華人賣婬女性頭像一事，曾與我們編輯部主任爭執起來，我質為何只公佈7名涉案華人婦女的照片，為何不公佈買淫男性們的照片？當然在以後的工作中，我只能做到自己負責的版面不會出現這些婦女的照片，而其他編輯如何處理則不在我的能力範圍，畢竟編輯部男多女少，主任從來都是男性。2015年2月6日巴黎警方宣布：在巴黎地區破獲了一個龐大的中國籍應召女賣淫網，該網絡層層有人負責，僱用的應召女約200人，都是中國籍，專門負責向中國富人提供淫樂。
與淫媒關係密切的另一個犯罪行業是毒品，中國政府沒有公佈過女性吸毒運毒的具體數據，但從新聞報導中看見幾乎每一個環節包括製作、包裝、運輸、銷售的毒品案中都有女性參與。 2011年，湖南省開展“媽媽禁毒聯盟•藍結行動”大型禁毒主題宣傳活動共2萬9千場次，成立媽媽禁毒聯盟3萬4千個，招募禁毒媽媽52萬名（數據來源自湖南年鑑）。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並非中國毒品重災區的雲南、貴州，也遠遠不處於出口毒品最熱絡的廣東沿海地區。中國公安部宣布截至2013年5月中國吸毒者達222萬人http://news.eastday.com/c/20130702/u1a7493816.html），由此可見，毒品在中國的氾濫對女性尤其是母親們的傷害何等巨大。許多淺學歷或鄉下年輕女孩，在社會上處處遭遇不公之後，最易淪為性奴，或鋌而走險，淪為罪犯。
中國女性人口因數十年的計生國策遠遠比男性少，但女性不搶手，反而”剩女“、”熟女“遍街都是，女性的社會地位不升反快速下降，女性群體愈發弱勢，致使女性缺乏自信以及過度依賴丈夫或情侶。這種倒退的狀況主要首先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女性沒有話語權，沒有強勢女性政治人物或團體為之代言，去直接反映在經濟層面的分配不公、指出男權社會對女性的侵害，宣導及推動女性主義觀念及婦女解放運動，以及推動立法懲罰歧視女性的行為。相形之下，男性權勢人物幾句話，幾乎可以斷送中國婦解運動100年來的成果。習近平在2013年10月對全國婦聯的一次講話中一再強調女性的家庭角色，要求“廣大婦女要自覺肩負起尊老愛幼、教育子女的責任，在家庭美德建設中發揮作用“。
於是，全國數万個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縣鎮鄉的婦聯組織掀起了學習高潮，甚至直接號召婦女們學孔教，洗衣做飯、相夫教子。這意味著中國最高領導人在鼓勵一種倒退，將努力了100年的婦女解放運動直接倒退到19世紀，換言之，習近平要求女性“主動”承擔起家庭和諧的角色，意味著婦女們即便看著丈夫三妻四妾為了家體和諧也不要吱聲，只負責做好飯、帶好孩子，將婦女固定於家庭角色。習近平說出了他的前任們面對公眾都羞於啟齒的話，女性主義者們不禁問，習近平心目中男人的家庭角色是什麼？讓中國婦女都重新裹上小腳是否更符合習主席的心目中的婦女形象呢？
中國NGO組織夾縫中求生存
“社会性别”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理论成果，也是1995年世妇会强调的政策核心，它是以性别的公平尺度來檢視一個的國家政策和社會文明程度。 1995年世婦會前後成立的中國6家“老牌”妇女NGO組織，包括了官方的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以及獲各方資助的北京红枫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前身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這些NGO組織的運作特點，一是附屬掛靠一家政府的相關單位；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本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背景，即她們同时在官方单位任职或者曾经工作和人脉网络，如众泽中心的郭建梅就是从体制内辞职，但代理了一些敏感案件引起社會巨大反響後，如聲援鄧玉嬌案、李蕊蕊案等，該中心遭到北大撤銷，經過好多磨難，最後改名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這幾個組織運作幾乎範圍基本是研究、法律諮詢及與心理諮詢等，侧重与体制内合作，并且心照不宣地将功劳作为体制内单位的政绩，来達成自己的项目目標。在艱難中發展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創辦人郭建梅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不過，與後來崛起的街頭行動派組織相比，她們依然相對安全，較不易受政府打擊、解散、抓捕。
女权主义色彩十分鮮明，行動更加激烈的中山大学教授艾曉明，衝破了重重阻力終於爭取到了為“陰道”發聲的機會，2003年12月她編導的《陰道的獨白》中文版在广东美术馆演出後，社會反映極其強烈，她逆流而上，又爭取到了在各大校園公演的機會，因此影響了一大批女性主義追隨者。多年來，她拍攝了無數維護女性權益的實地訪談視頻，為遭遇不公的女性發聲，同時也維護兒童權益，為揭發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害學童喪命的譚作人、艾未未等吶喊。讓網友們瘋傳的一張半裸照片，更突出了她是一個徹底追求婦女解放運動的领军人物。2013年5月海南省万宁小学校长性侵多名小學女生的“開房”事件爆發後，為聲援受害小學生的性工作者權益維護者叶海燕因此被關押，艾晓明教授赤裸上身，手持一把大剪刀，在身体上写著“开房找我，放過叶海燕”！她說：女性身体总被定义为欲望对象 ，主动裸露就是表达反抗。艾曉明此一行動引發了全國對“開房”事件和聲援者廣泛的關注。
早在2005年前後，中國出現幾位年輕女性，以西方女性主義陰性書寫的方式，像其他男性作家一樣，真實而直接的記錄了她們的人生觀和性愛方式，可是招徠的是全社會無情的文字鞭打和人身攻擊，甚至網上發出追殺令以此威脅要她們收口。木子美記錄了和她有過性愛的每個男人，其中一個是有妻之夫並小有名氣的足球隊員，這就惹得一片國罵，幾乎沒有人指摘那有妻之夫，全是木子美的罪過，她的《遺情書》被行政命令禁止面世，竟然有生產鼠藥廠家發表聲明，他們登記了以“木子美”命名的鼠藥，因為木子美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要把她毒死才不會危害社會。經不起國罵的其她女性作者，有的乾脆選擇了離開中國，遠走他鄉。同為有妻之夫的香港武打男星成龍，因為一段私情，女方誕下女嬰，事情曝光後他不僅不認親，反而上電視說，他犯了一個全天下的男人都犯得錯，他不僅贏得全國人民的諒解，那“小三”被罵翻天，從香港躲回上海老家不敢出門，獨自撫養孩子長大。
中国妇女期望2015年3月結束的“两会”能带来新的转机，尤其寄望人大通過《反家暴》、《反性騷擾》、《兒童福利保障法》及同性戀合法化的立法。但是，令所有權益維護人士跌破眼鏡的是，有關婦女兒童權益的提案可說是全軍覆沒，兩會幾乎沒有代表提交正式的提案或議案，也沒有引起普遍的關注。更為險惡的的是，就在兩會召開、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夜，7名擬推動“反性騷擾”立法的女權活動人士在北京一次過全被抓捕，她們的計劃嚴重受挫。幾天后，其中兩人獲釋，另外五人被控“尋釁滋事罪”，關押至今。中國婦權在聲明中指出：這是一場残酷的亂抓濫捕行動，是中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無視人權及女權的拙劣表現。截止3月12日，有来自全世界来自中国，日本，巴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1521名关注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的支持者签名支持被捕的5名女权主义行动者。March 19, 2015, 十多個婦女組織代表在聯合國前抗議中國政府野蠻行徑，聲援獄中五名中國女權人士。
女性主義及婦解運動在中國正遭遇嚴冬，但無論如何要將中國婦女推回數十年乃至100年前的境地是絕不可能的，歷史永遠迂迴向前，拉歷史倒車者也終將以失敗而告終！
下圖為3月19日中國婦權人員與其他婦女組織人員一起拉起抗議中共亂抓濫捕野蠻行為！（圖片北風提供）
中國婦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