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武汉病毒”大流行五周年 旧文重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

中国妇权网编者按:纪念武汉病毒大流行五周年,我们特别转载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4年12月30日发表的纪念声明(全文附录在后),并重新转载财新网多名记者联合报道的“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一文,一来纪念2019年底武汉病毒夺去生命的逝者;二来重新检视此一引发全球恐慌的病毒的发现过程及其背景;三来要永远记住那些曾经揭示、阻止病毒扩散的医务工作者及媒体人,并向他们致敬。

 

财新网记者: 高昱 彭岩锋 杨睿 冯禹丁 马丹萌                            202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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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截至2月24日已致2660多人死亡、77000多人确诊感染的新冠病毒,这种与SARS相近的新型冠状病毒何时被发现?财新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并梳理相关论文、数据库资料印证,使信息拼图逐渐完整地浮现出来。

 

种种证据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直至1月9日,央视报道,“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正式宣布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首例12月27日即出结果

 

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开始发烧。12月18日,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看病,医生怀疑可能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将其收治入该院急诊科病房。社区获得性肺炎是一类由细菌、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多种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的泛称,主要临床症状有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

 

12月22日,这位病人病情加重,进入ICU,医生们使用了各种抗生素治疗无效。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教授告诉财新记者,12月24日,呼吸内科一名副主任医师对这位病人进行了气管镜采样,然后将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NGS检测,希望利用其基于宏基因组学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mNGS),找出病原体。肺泡灌洗是一种清除肺泡内炎性分泌物等、改善呼吸功能的治疗方法,对下呼吸道和肺部疾病来说,肺泡灌洗液中的病原体含量高于咽拭子。

 

微远基因全称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其招聘广告称专注于肿瘤学和感染病原学精准医疗,拥有基于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测序平台(NGS)。

 

“自华大基因利用测序技术起家以来,国内大大小小出现了好多家基因测序公司,这些年我们各类医学研讨会上,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不断被介绍,这些公司也派出医药代表到各大医院宣讲。”赵苏对财新记者说。华大基因( 300676.SZ )全称为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水稻和大熊猫基因组计划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研究工作。2017年7月以“基因测序第一股”登陆创业板,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

 

另一位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也介绍,“测一次,600万个碱基序列,3000元,这3000元能查出来病原体究竟是什么病毒或者细菌,就可能救命。”

 

一般来说,基因测序公司应当在三天后,也就是12月27日反馈检测结果,但微远基因并没有给出书面报告。“他们只是电话通知我们,说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赵苏说。此时这名病人已经于12月25日转入武汉同济医院。

 

2020年2月21日,这个病例的基因检测信息,被微信公号“微远基因”的一篇文章披露出来。该篇公号文章写道,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于1月27日发表论文,介绍新型冠状病毒发现始末,微远基因参与了新型冠状病毒早期发现工作。

 

前述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论文,是指1月29日发表的“鉴定一种能引发人类严重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一项描述性研究”一文。论文作者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下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中日友好医院、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微远基因的首席技术官许腾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CEO李永军和首席运营官王小锐为署名作者。李永军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生物信息分析员。

 

根据该论文,研究人员收集了湖北武汉金银潭医院5例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样本,进行了病原宏基因组学(mNGS)分析。结果在这些样本中都发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报告过的、与SARS病毒核苷酸序列相似度达79%的冠状病毒。文中显示,这5名患者的样本中,最早进行基因测序的临床样本是12月24日采集到的一位65岁病人样本。他12月15日发病,症状为发高烧、咳嗽,少痰。18日入院,12月22日住进ICU。16天后仍持续高烧,并发展为严重的呼吸急促。

 

与上述信息同样高度契合的,是微信公号“小山狗”1月28日曾发布过的一篇题为“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的文章。作者在留言区自称就职于位于广州黄埔的一家民营企业,文中记录:“2019年12月26日刚上班,还是如往常一样先大概浏览一下这一天的mNGS病原微生物自动解读结果。意外的是,发现有一个样本报出了敏感病原体——SARS冠状病毒,有几十条的序列,且这个样本只有这么一个有意义的病原体。心头一紧,赶紧后台查看详细的分析数据,发现相似度并不算很高,只有大约94.5%。为了确认结果的可靠性,开始了详细分析。探索版的分析结果提示这个病原体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最相似,整体相似度在87%左右,而跟SARS的相似度是约81%。”

 

据作者透露,该患者样本的采集时间也是12月24日。文中提到,“前端反馈这个患者病重,着急要检测结果,但是这么一个重大的病原体确实不可轻易报出,中午跟几个领导紧急开了个会,决定继续深入分析,延迟发放报告,同时分享数据给中国医学科院病原所一块分析”。中国医学科院病原所,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论文作者单位之一、微远基因CEO李永军曾供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其直属上级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

 

12月27日,该实验室组装出了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同时也共享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基本可以确认这个患者的样本里面确实有一个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类似的新型病毒。”文章写道,“当时得到的信息是这个病人回过老家,不排除接触过蝙蝠。意识到了问题潜在的严重性,对实验室做了全面清理消毒,样本无害化销毁,实验操作相关人员进行了相关监测。中午前已经跟医生沟通了,患者也隔离了”。

“应该就是我们首次发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吧。”“小山狗”一文还给出了GISAID数据库的截图,“从GISAID数据库网站上提交的数据来看,样本收集时间最早的也是我们。”

GISAID是一个全球流感病毒共享数据平台,科研工作者在注册后都可上传他们提取的病毒基因序列。每个毒株都会有个独一无二的编号,采集时间、提交日期、提交实验室等信息也都记录在案。财新记者核查发现,按照样本采集时间,GISAIDS上最早的一条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是在2019年12月24日采集,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于1月11日上传。比对编号、名称等可发现,这就是“小山狗”一文的截图中标记出来的他们公司参与检测的样本序列。

 

文章还提及,12月27日、28日该公司领导跟医院、疾控(部门)电话沟通,29日、30日甚至亲自去武汉跟医院、疾控中心领导当面汇报交流所有分析结果,“包括所有我们的分析结果以及医学科学院病原所的分析结果。一切都在紧张、保密、严格的调查中(此时医院和疾控的人早已经知道有多名类似患者,我们沟通了检测结果之后已经开始了应急处理)”。

 

上述已知最早完成基因测序的样本主人,之后在金银潭医院不治身亡。这例12月27日即已检测出新发病毒的研究成果,也未在当时起到任何作用。

 

“SARS冠状病毒”引爆社交媒体

 

事实上,除了已知最早的这一例,2019年12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还有两例“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样本被送往不同机构进行了基因测序。而这两例样本的检测结果,以不同路径对此次疫情的公开产生了重大影响。

 

12月27日,一名41岁的陈姓男子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就诊。“他是一个会计,家住在武昌,完全没有去过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大概在12月16日无明显诱因开始发热,最高体温39.5°C,伴有心悸、胸闷、活动后呼吸困难,体力明显下降,先是12月22日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没有好转。”赵苏向财新记者透露,“他是我们医院一个医生的熟人,27日就转到我们医院来了,也是急诊科收的。”12月27日傍晚,患者在该院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这次的样本送往了另一家从事NGS检测的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将这位病人的送检报告反馈给了医生,检测结果直接是“SARS coronavirus”(SARS冠状病毒)。

 

财新记者获得的该份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检测报告显示,在该名病人的样本中检出SARS冠状病毒和铜绿假单胞菌的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其中对SARS冠状病毒的解释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他们的基因库不够全,也可能是没做复核,所以犯了一个小错误,实际上跟SARS不是一回事,就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一位基因测序专家向财新记者透露。

 

然而,就是这份犯了一个小错误的检测报告,却直接引起了武汉医生们的注意,通过社交媒体吹响了对公众的警哨,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相当多人的生命。

 

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检测报告出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的微信中。当天傍晚17时4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19时39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刘文在工作微信群“协和红会神内”发布信息称:“刚刚二医院(即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20时48分,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在肿瘤中心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这三位医生此后都遭到警方训诫。

 

当天,远在广州黄埔的“小山狗”文作者也获知了上述消息,他记述道:“到12月30号的时候,听到消息说类似症状的患者还有挺多个,神经又一下子绷紧了。特别是,大概是30号下午吧,一个友商在另一个患者的样本里面可能也检测到了同一种病毒,但他们直接发了检测到SARS冠状病毒的报告,瞬间把消息给引爆了……友商共享了序列给我们分析,我分析一看,确实就是同一种病毒!潜意识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病毒具有传染性’!”

 

李文亮等人揭开的盖子,让基因公司测序这条线的故事,与另一条临床医生预警的故事产生了交集。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们对不断出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人常规治疗无效、寄望通过基因测序公司寻求答案的同时,毗邻华南海鲜市场的湖北省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12月26日连续接诊了四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27日,张继先将发现四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上报医院,医院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12月28-29日,新华医院又收治了三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他们拥有相似的病毒性肺炎症状。根据《武汉晚报》等后来的报道,12月29日下午1点,新华医院副院长夏文广召集十名专家讨论这七名病例,专家一致认为情况不寻常,夏文广直接向省市两级卫健委疾控处报告。同日上报的还有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当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通知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新华医院、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收治多名有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会同江汉区、硚口区、东西湖区的疾控中心开始流行病学调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等来到新华医院,接走六位病人,武汉市同济医院亦将前述在市中心医院第一位做基因检测的病人转入金银潭医院。

 

12月30日,三级疾控中心形成《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同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内部通知,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确实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这份因为张继先坚持上报而触发的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很快被曝光于网上,与看到基因测序报告的李文亮等医生的微信预警一起,让发端于武汉的这场疫情信息第一次传递到外部世界。

 

来自上海的预警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另一份病例样本来自同样毗邻华南海鲜市场的后湖院区,采样要更早一天。病人同样姓陈,是一名福建泉州籍的41岁海鲜市场个体经营者,12月20日受凉后出现高烧40°C、全身酸疼发力、咳嗽脓痰、胸闷气短等症状,12月26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以“发热查因、肺部感染”住院,12月30日医院对其进行支气管镜取样,呼吸道灌洗液样本中多留了一份放入冰箱在-80°C环境保存。

 

“之所以多留一份样本,是因为我们跟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下称上海公卫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等一直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国主要自然疫源性病毒资源’的课题合作,合作协议连续签了已经有五年了,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在华中片区的临床样本和环境标本的采集,定期送到上海公卫中心做病原体检测,他们有生物安全三级(BSL-3)实验室,有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分析平台,而像我们医院是武汉市疾控中心的哨点医院。”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赵苏教授介绍。

 

12月30日下午,样本由武汉市疾控中心一位主任医师取走。1月2日,武汉市疾控中心另一位研究人员将样本用干冰、铁盒和泡沫箱重重包裹,和其他动物标本一起,经铁路快运送往上海。1月3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收到样本。这家中心属复旦大学,张永振本人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上海公卫中心兼职教授,近年来一直在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资助下从事人兽共患病、中国主要自然疫源性病毒资源的调查等科研工作,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在内的多家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均为课题团队成员。

 

1月5日凌晨,张永振研究团队从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并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也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我们与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市中心医院等一直在合作收集新的自然疫源性病毒,这就是我们的国家重大项目的一部分,包括P3实验室的使用也是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认可的。”上海公卫中心一位研究员对财新记者说,“我们是常规科研,偶然发现,事关重大,立即上报。”

 

至少九个样本去年底采集送检

 

财新记者证实,与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几乎是前后脚,还有数家基因测序公司从武汉医院获得了不明肺炎病例样本。这其中包括2019年12月26日从武汉当地医院收到一份基因测序委托的行业“龙头老大”华大基因。12月29日,华大基因对该病例样本完成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与SARS基因序列相似性高达80%,但不是SARS,而是一种之前未有的冠状病毒。华大基因还用他们的SARS检测试剂盒对病例进行检测,结果呈阴性,否定是SARS。

 

华大基因一位人士对财新记者介绍,他们12月底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的样本进行测序时,并不知情这个病毒在临床上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感染,甚至已经有同属一个家庭的聚集性感染。“我们是做基因测序的技术公司,每天会接受很多测序的委托,接触大量病毒,也会发现很多新病毒。像冠状病毒就有很多种,之前包括SARS在内也只有六种冠状病毒与人有关,对人感染性比较强的只有SARS和MERS。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病毒是‘好’是‘坏’。”

 

华大基因与武汉当地医院有着常年合作,据财新记者调查,武汉当地医院2019年12月至少送了超过30例疑难肺炎的病例样本给华大基因委托测序。华大在其中一共发现了三例属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除了12月26日这一例,另外两例分别收样于12月29日和30日。他们将三例类SARS的冠状病毒混装,即将三个病毒基因序列片段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混装的病毒基因序列。1月1日,三份样本的检测报告上报武汉市卫健委。1月3日,华大基因对三个样本中的病毒都进行了高深度的全基因序列测序。

 

财新记者查知,截至2020年1月19日,GISAID平台上共上传有13条样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除去日本、泰国的三条,剩下的10条全部由中国科研单位上传。从样本采集时间看,最早的是前述2019年12月24日采集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上传的那一例。还有8个样本是在12月30日采集的,分别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与湖北省疾控中心(1条)、金银潭医院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5条)、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2条)。此外,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还上传了一条2020年1月1日完成采集样本的基因序列。

 

与之映证,据《湖北日报》报道,12月30日这天,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带领大家采集了该院最早收治的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以行业平均检测周期三天来算,到1月2日左右,上述8个12月30日采集样本的基因测序结果应该已经得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在一封公开信《武汉病毒所全力开展新冠病毒肺炎科研攻关》中曾称,12月30日晚病毒所收到金银潭医院送来的不明肺炎样本,72小时攻关后,于2020年1月2日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11日上传至GISAID上。

 

上述《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的论文也显示,在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1月1日这九天内,有五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样本被采集并送去检测分析,并且这五名患者中有两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五名患者中,除上述65岁患者样本,还有三位患者的样本采集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其中,2号患者是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49岁女性,她12月22日开始发高烧、干咳,五天后出现呼吸困难并住院,12月29日住进ICU;3号患者同样为女性,52岁,12月22日发病,29日住院,但是她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4号患者是一名41岁男性,他12月16日开始高烧、干咳,22日住院——这位也没有海鲜市场暴露史男性显然就是上文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的武昌会计;5号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样本则是在2020年1月1日采集的,他是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61岁男性,本人患有慢性肝病和腹部粘液瘤,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持续七天后住进当地一家医院,1月2日开始利用ECMO进行抢救,后不治身亡。

 

该论文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就这样在实验室中被鉴别出来,它与SARS病毒核苷酸序列相似度达79%,在系统发育上最接近蝙蝠所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但形成单独进化分支的冠状病毒β属毒株序列。在开展了病毒分离进行形态确认与血清学检测后,最终确认新发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毒与受体结合的结构域,其氨基酸序列与SARS冠状病毒类似,表明两种病毒可能结合的是人体细胞上相同的受体。

 

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原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彼时,公众对这种病毒日后会引发的后果还浑然不知。

 

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一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相关样本的运输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进行;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

 

3号文进一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至于哪些机构属于“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文件并未提及。有病毒学家透露,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因为按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开展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诊断、病原学鉴定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法定职责,仅有国家和省级的疾控系统机构才有权进行传染病病原学鉴定,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显然不在此列,更何况那些未经授权的商业科研机构”。

 

 

或许正因如此,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的中科院病毒所,2020年1月1日进行病毒分离,1月2日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1月9日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及标准化保藏。这些显然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迟迟未对外公布,仅仅在2月份面临外界的传言攻讦时,才给出只言片语的披露。

 

1月9日,央视报道,以中国疾控中心为主的“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截至2020年1月7日21时,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15例,从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

 

1月11日,张永振研究团队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学组织”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当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第二天,另外5个来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由国家卫健委领导的小组在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发布。对于这个向世卫组织分享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到底来自哪家机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财新记者称,基因序列来自三方机构,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中科院三方,此为联合攻关。世卫组织表示,已从中国国家卫健委获得更多有关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详细信息,包括从病例中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定诊断工具有重要意义。

 

此时再去细究谁第一个摘取了科学皇冠上的珍珠其实并无必要,因为距离第一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去了15天。

 

1月11日,停止更新多日的武汉卫健委通报,第一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称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冠肺炎病例41例。同一天,湖北“两会”召开。至1月17日湖北“两会”结束,这个数字没有增加。

 

财新记者赵今朝、实习记者黄雨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声明

                                                                                  2024年12月30日

 

五年前的2019年12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驻中国国家办事处(Country Office in China)从武汉市卫计委网站上获取了一份关于中国武汉市 “病毒性肺炎 ”病例的媒体声明。在此后的数周、数月和数年中,新冠疫情(COVID-19)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

 

世卫组织在当年新年伊始立即投入工作。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于2020年1月1日启动了应急系统,并于1月4日向全世界通报了情况。到1月9-12日,世卫组织向各国发布了第一套综合指南,并于1月13日召集合作伙伴发布了首个SARS-CoV-2实验室检测蓝图。

 

一直以来,我们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卫生部,收集、分析数据,并共享发布的报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请参阅这份互动时间表 ,了解世卫组织的有关行动。

 

在纪念这个里程碑之际,让我们静默片刻,缅怀那些遭受变故及逝去的生命,认识到有些人还在遭受COVID-19和长期COVID病症的折磨,感谢那些为照护我们而做出巨大牺牲的医卫人员,并承诺从COVID-19疫情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建设一个更加健康的明天。

 

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分享数据及其获取渠道,以便我们能够了解COVID-19的起源。这是一项必须履行的道义和科学责任。如果各国之间缺乏透明度、共享及合作,全世界就无法充分预防及准备应对今后的疫情和大流行病。

 

“全世界是否比应对COVID-19时更充分地准备好应对下一次疫情?”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际,请参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博士在最近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回答:https://who.canto.global/b/SHEJL

 

 

马建:每一支獨立的筆都會擊穿文字獄

轉自獨立中文筆會               2025-01-15

 

本網編輯按: 近日獨立中文筆會產生了新一屆領導班子,馬建當選會長、曾建元、朱欣欣當選副會長,吳祚來擔任秘書長、楊子立擔任副秘書長。

 

在2025年1月13日,九位当选理事在前会长蔡楚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我有幸当选为第十一届笔会会长。因此,我深知自己必须认真履行竞选时提出的各项提议。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加大会的会员。你们的积极参与是笔会发展的动力。相信大家投票选出的理事一定会尽职尽责。在笔会从创办到今天的23年中,尽管新老会员不断进出,有人选择躺平或潜水,但笔会的独立精神和坚守中文创作的凝聚力依然强大。

在过去的一年,世界经历了政治风云的变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席卷全球,各地物价飞涨,生活压力加重了每一位会员的负担;美国的左右党派之争无疑也影响了笔会的团结;以色列发生惨烈大屠杀,为了拯救一千多名人质而展开的与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战争,更为笔会带来了价值观上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手中有笔。我们通过书写,为中文读者点亮一盏明灯。面对每月都在变化的混沌意识形态,我们至少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失去反抗中国文字狱的方向。

我们见证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变化,也见证了习近平极权统治从巅峰走向衰败,这将深刻影响我们的未来。青年人的白纸运动,各位文友用笔触记录了时代的伤痛与思考,以激情将中文社会的真实传递至国际媒体平台,撕开了中国政府的谎言。

我看到许多作家仍然坚守在自由表达的道路上,面对压力不屈不挠,为弱者发声,为真相呐喊。我要再次强调:写作的力量不仅在于抚慰灵魂,更在于击穿谎言、揭露隐藏的现实。在此,我向每一位在危机与困境中坚持书写的会员致以敬意。你们是时代的见证者、谎言社会中的勇敢“害虫”、文字狱里的英雄囚徒,也是中国社会的良知守望者。

2025年,笔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团结与融合,以及推动个人丰富写作与集体活力的提升。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精英的汇聚之地,用来交流思想和智慧。笔会不是任何政党,也不会以党派对立的方式争论对错。每一位会员都应如会徽所表达的那样:独立飞翔的鸟,以左翼的自由与右翼的写作为翅膀,携带中文的笔冲向天空。

作为会长,我深知有责任将会员们的不同声音连接起来。我计划设立会长电话专线和邮箱,随时与大家沟通交流。同时,我希望通过文学与艺术搭建更多桥梁,让国际社会看到会员们真实的奋斗成果。

我期待各位作家同行,不仅关注中国的大社会,也关注生活的小社区。无论你流亡异乡,仍需用坚定的自由意志书写生活。只有真诚的文字才能捍卫个人价值,进而守护文学艺术的尊严。

与此同时,我计划开展更多线上线下讲座,帮助会员迈出创作发展的新步伐。2025年,我们将继续推进文学奖项、驻留创作、国际文学艺术节参与及作家资金扶持等项目,为会员提供更多资源与机会。

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中,笔会将进一m步加强j98⁸全球文学艺术网络的联系,支持那些在政治与文化高压下坚持创作的作家,关心失去自由的同行。我们将通过翻译、出版、交流等方式,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

各位文友,文字的力量不仅在于表达真相,还在于唤醒你自由后的个人价值。我们通过笔触探索时代的复杂性,用文字穿越思想,进入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大家共同守护中文母语的净土。

2025年将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一年。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写作与阅读的方式。我们将开拓更多媒体和平台,吸纳更多优秀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的人才,倡导写作思想的多样性。我会尽快提出未来两年的规划,交由理事讨论并付诸实施,争取为每位写作者提供支持与帮助。让我们团结互助,取长补短,共同扩大笔会的影响力。

在此,我向所有致力于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的文友表示感谢;同时,也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失去自由的英雄们呐喊。我们将更加努力冲撞中文文字狱的牢笼。胜利终将属于坚守独立自由的各位笔神。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未来。过去的23年已为我们奠定了笔会的基础。

希望会员们理解:每一位会员的丰富才能造就了笔会的强大。最后,愿文友们创作出真实而深邃的作品。

第十一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马 建

2025年1月15日

 

加州華男按摩師性侵女顧客 警籲更多受害者舉報

中國婦權網報導                                                           2025-01-010

 

 

美國加州聖馬刁(San Mateo)警局日前表示,居住在海沃市(Hayward)的一名華裔男性按摩師,涉嫌性侵女顧客被捕。警方徵求更多受害者或知情者提供信息。

 

當局日前發布消息稱,加州一名華人男按摩師,因涉嫌在為女性顧客按摩時實施性侵而被捕,他的罪名是口交、性侵、涉及昏迷者的性侵犯。嫌犯曾在加州多地做過按摩師,包括聖地牙哥,警方認為可能還有更多受害者,並敦促她們挺身而出。

 

47歲的陳國勝(Guosheng Chen,音譯),涉嫌性侵女顧客被捕。(San Mateo County 警局)

 

 

當局稱,被捕的男性確認為47歲的陳國勝(Guosheng Chen,音譯)。這起事件發生在2024年12月22日,地址位於密爾布瑞(Millbrae)Broadway 900號街區的一家按摩院。警局接到報警電話後迅速趕到案發現場,一名成年女性稱自己在按摩期間,男性按摩師對她進行「不必要、不適當的性接觸。」

 

據悉,受害者是在事件發生數小時後向警方報案。在海沃市警察局的協助下,陳國勝1月2日被捕,並被關押在馬圭爾懲教所(Maguire Correctional Facility)。監獄記錄顯示,陳國勝的保釋金為40萬美元,罪名是口交、性侵、以及對失去意識的人進行性侵犯。當局沒有詳細說明受害者為何在按摩過程中昏迷。

 

警局指出,嫌犯陳國勝曾在加州各地做過按摩師,包括 Alameda County、Contra Costa county、San Mateo County、以及南加地區的聖地牙哥縣(San Diego County)等。警方呼籲任何知情者、受害者舉報,提供更多信息。請致電650-363-4060聯繫警探Pitts,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npitts@smcgov.org。

 

挺港人 拜登臨別再延長在美港人「救生艇計劃」兩年

追新聞                                                               2025-01-16

 

卸任在即的美國總統拜登周三(15日)宣佈,延長針對在美港人的「延期強制離境」(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DED)計劃至2027年2月5日,繼續容許滯留當地的港人免被驅逐出境,並指美國將繼續堅定支持香港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表示,美國應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促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美國白宮周五(15日)發佈拜登向美國國務卿及國土安全部長發出的備忘錄,宣佈延長及擴大目前在美港人的的延期遣返。拜登表示,根據其處理美國外交關係的憲法權力,決定在符合美國外交政策利益下延長計劃24個月。他指示國土安全部長採取進一步措施,容許根據備忘錄規定獲延期驅逐的人士擁有就業權利,延長措施至2027年2月5日。

 

這涉及先前根據DED授權獲得的現有工作許可,以及在國土安全部長認為情況適當下,考慮暫停涉及F-1非移民學生簽證的香港居民的監管要求,國土安全部長也應在合適情況下,簽發全新或替代的文件。

 

拜登於2021年8月簽署備忘錄,為港人提供「延期強制離境」措施,有效期為18個月。及後於2023年1月26日延長計劃,原訂將於今年2月5日到期。

 

備忘錄指出,美國支持香港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將致力推行結合美國民主價值及外交政策目標的外交措施,以捍衞民主和促進世界人權為中心,而為被剝奪應有自由的港人提供安全救生艇,有助進一步促進美國在該區利益,強調美國將繼續堅定支持香港人。

 

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執行總監郭鳳儀指出,數以千計在美港人終可鬆一口氣,延長計劃可緩解每天生活在可能被驅逐出境和政治迫害陰影所帶來的焦慮,認為在美港人可感受到比過去數個月更安全的感覺,不必擔心被送到安全不再獲保障的香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周四(16日)表示,當前香港的安全、民主、人民自由權利得到更有效保障,發展前景更為光明,「任何抹黑香港的圖謀不會得逞,也不會動搖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認為美國應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恪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抹黑中國中央政府治港政策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迫害升級 | 鍾劍華涉危害國安罪 妻遭港警帶走 兒扣逾30小時

轉自追新聞                               2025-01-13

 

香港警務處國安處周一帶走香港民意研究中心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以及兩名民研職員到警署助查,直至截稿時已扣留超過30小時,據報分別至晚上及凌晨時分方獲釋。周二(14日)早上,國安處再有行動,「邀請」鍾劍華的妻子伍麗萍及兒子鍾子希到警署助查,鍾子希於中午12時30分左右離開旺角警署;鍾妻則於下午1時許離開天水圍警署,兩母子均沒回應港媒記者提問。《追新聞》向身處英國的鍾劍華查詢時,他表示暫不作回應。

 

香港特首李家超、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至國安處於周一晚上11時37分發出的新聞稿,均避談突擊調查民研與鍾劍華有關,僅稱調查相信有人懷疑利用自己的機構協助一名已竄逃外地的被通緝人士,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亦邀請受查機構的一名董事及兩名職員到警署協助調查,案件「暫時沒有人被捕」。

 

李家超在周二(14日)舉行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被問及如何在守法以及與海外機構合作之間取得平衡時,他說:「關於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我多次講過,我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追究到底。任何人若涉及危害國家嘅罪行,我哋當然對佢窮追猛打,但係任何機構、個人,如果同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嘅人物有任何聯繫、支持、幫助,我哋都會全面調查,追究到底。」

 

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港警可向法庭申請延長涉危害國安被捕人士羈留期限,由48小時延長至7天,如有需要,可申請再延長7天,即相關人士最遲可在被帶走後16日才獲警方保釋,或者落案控告並帶上法庭;而被捕人在羈留首兩天可被禁止面見任何律師。

 

 

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93歲生日

中國婦權網                                      2025-01-15

 

2025年1月13日是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93歲生日。陳日君主教2022年5月捲入「612人道支援基金」案,港府指控基金未經規定註冊為社團被法院判罰4,000港元;另被指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隨後陳主教獲准保釋前往梵蒂岡出席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殯葬彌撒。返港後,1月22日大年初一因呼吸困難送院醫治,到3月19日才出院。

 

目前他看上去較為消瘦,但很有神采。他表示,自大病後,這以後的每一天也是天主送給他的禮物。

 

Wow! 咁多人祝福!主教好開心。

January 13, 2025 is the 93rd birthday of Cardinal Zen Ze-kiun, the retired bishop of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Cardinal Zen Ze-kiun was involved in the “612 Humanitarian Support Fund” case in May 2022.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ccused the fund of not registering as a society as required and was fined HK$4,000 by the court; he was also accused of “conspiring to collude with foreign forces.” Bishop Zen was subsequently granted bail to attend the funeral mass of Pope Benedict XVI in the Vatican. After returning to Hong Kong, he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due to breathing difficulties on January 22,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and was discharged on March 19.

 

He currently looks rather thin, but in good spirits. He said that since his serious illness, every day since then has been a gift from God.

 

她揭开了藏人1959 遭受的苦难——汉藏友人同悼李江琳

中国妇权网报道                       2025-01-12

 

2025年1月12日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和NGO组织中国妇权,在位于纽约的藏人文化中心举办了当代西藏(图伯特)历史学家李江琳女士追思会。来自北美各地漢藏友人约60多人共同悼念李江琳。李江琳的遗像周围摆放着白玫瑰以及她生前最喜欢的百合花,会场简洁庄严、肃穆温馨。

 

慈诚嘉措与张菁共同主持追思会。一开始,由僧人朗杰次仁各西为李江琳诵经安魂、祈祷祝愿。穿着红黄色袈裟的僧人低沉浑厚的诵经,犹如穿透时空直接陪伴着正走向终极乐园的江琳。江林丈夫丁鸿富先生发来悼文,痛悼爱妻。江林唯一女儿在家人陪伴下,来到会场静静地哀悼妈妈。纽约新州藏人协会会长格桑次仁先生、藏人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组织纽约会长丹增阿旺女士、李江琳生前好友何清涟、程晓农、胡平、陈破空、金和辉、慧云等人分享了江琳生前生活点滴和学术成就。送来花牌以表哀悼的除了何清莲夫妇外,还有北明、郑义夫妇,封从德及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妇权、华语青年挺藏会,也有远在英国的马建、张朴先生。多位藏人素装参加了追思会。

 

僧人朗杰次仁各西为李江琳祈祷祝愿。(中國婦權圖片)

 

 

追思会开始先播放李江琳生前生活及工作图片集,分享江琳的欢乐。(中國婦權圖片)

 

 

李恒真博士代读丁鸿富先生哀悼爱妻的悼文。丁先生首先感谢并永远记得用各种方式帮助过江琳的每一位朋友。

 

他写道:2012年我陪她秘密地去四川、青海和甘肃藏区,亲历当年藏人遭到镇压的现场。在黄河边,我们到了几个藏人部落逃亡中遭遇残酷杀戮的草原。她和我曾经根据藏人的叙述、Google卫星地图和当代印刷的地图册,反复对照,确定就是这个地方。如今那是一片大草原。那天下着雨,天高云低,阴冷彻骨。附近有一个佛塔,几位老年妇人在转塔。也许,她们就是那几个部落的幸存者。江琳望着远处的黄河,突然跪在地上,大雨中失声大哭,她喊着:Your suffering, I will tell the world. I promise, I will tell the world!

 

这就是她,这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丁先生说:我和江琳朝夕相伴,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开车出门,身边永远有她。每天每日,我们永远是一起出现的。我们一起去欧洲开会,一起去印度采访,分吃一块饼,分喝一瓶水。我们一起欣赏印度次大陆的风景,一起仰望喜马拉雅山的星空。我们互相赞美,互相欣赏。我们还有过很多很多计划,梦想和野心,没想到生命会嘎然而止。我亲爱的夫人,我的挚爱,你是我的全部生命,你是我的整个世界。江琳,你在那儿等着我,我很快会来和你在一起,再也不开,再也不让你孤独。

 

李恒真博士代读丁鸿富先生哀悼爱妻的悼文。(中國婦權圖片)

 

 

藏人北美代表处慈诚嘉措指出,李老师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她一生致力于记录和研究西藏的现代史,但她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历史真相的追寻者。我们刚才在视频里面看到,江琳老师的《 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等作品都是建立在严谨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她在藏人的心中是有着很高的地位,江琳老师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她是历史真相的守护者,更是人道主义的精神的践行者,她追求的真相,坚持正义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也将永远成为新一代追求正义的榜样。

藏人北美代表处慈诚嘉措:李江琳是历史真相的守护者。 (中國婦權圖片)

 

 

经济学者及好友何清莲女士说:在中共对西藏的打压完全没有言论空间的情况下,最艰难就是去西藏是收集资料,江林访采访了很多1959年的幸存者,这一点确实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很多艰苦,这不是书斋里面能写出来的一本书。

 

她說,中国文化中对历史著作有着非常完善的标准,就是才、史、德这三样的缺一不可,那么我认为李健林女士这本书当之无愧。首先她做到收集资料上,尤其一些资料是前人没有收集,后人也很难再有一个时间窗口,那就是他的口述历史这一方面。李江琳这本书填补了空白,厘清史实。

 

何清莲女士說李江琳的书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中國婦權圖片)

 

 

纽约新泽西藏人协会主席格桑次仁先生在李江琳遗像送上一条洁白的哈达,以示对江琳的敬意。他呼吁,希望华人朋友们像江琳老师一样去研究西藏问题,把西藏的真实情况告诉更多、更广泛的华人世界。在这里我还要说李江琳老师一生付出是她行的善,来世就会去到一个光明的世界。

 

格桑次仁先生希望大家像江琳老师把西藏的真实情况告诉更多华人。(中國婦權圖片)

 

 

胡平说:李江琳一生成就非凡,主要有两两个大贡献,除了她在研究西藏问题方面贡献突出,以及发表多本卓著的历史书籍之外,另一个大贡献就是他在法拉盛图书馆的工作时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人的文化活动中心莫过于纽约,纽约的华人文化活动中心莫过于法拉盛,法拉盛因为有图书馆,图书馆因为有个李江琳……。李江琳在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任项目策划人期间,组织了超过一百场的演讲会与座谈会,为来自两岸三地的华人及倡导自由、民主的人士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讲台,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洋人士参加,曾被中英文媒体广泛报导。包括她第一个把有关中国爱滋病的电影《好死不如赖活》推介来美国,并在网上推动帮助中国大陆爱滋病孤儿的活动,充分显示了她的良知与情操。

 

另外,胡平先生还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宣读了会长蔡楚致李江琳女士的悼文:

 

惊悉李江琳女士于2024年平安夜不幸辞世,我们深感悲痛。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蔡楚先生代表全体笔会同仁,向李女士的亲属表示殷切慰问,并望节哀顺变。

李江琳女士系独立中文笔会早期会员,曾出任本笔会副秘书长,为笔会的自由、独立写作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深受会员们的爱戴和尊重。

从2004年起,李江琳女士专业从事西藏历史独立研究和写作,先后出版了《1959: 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当铁鸟在天空飞翔: 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等6部历史著作,匡正了被扭曲的史实,填补了国际西藏史研究的空白,彰显了一个独立学者、良心作家直面历史真相,秉笔直书的勇气和胆略。

李江琳女士的卓越学术成就和客观公正的良史品格,赢得了藏汉两个民族和国际西藏史研究界的广泛赞誉,被誉为勇敢而杰出的华裔女作家,她是独立中文笔会的骄傲和华裔女作家的光荣。

李江琳女士的去世,是海外独立写作事业和西藏历史研究的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令笔会同仁深感遗憾和痛惜。

笔会将提倡会员们继承李江琳女士的遗志,致力于推进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鼓励作家学者积极参与对西藏历史、文化的独立研究和自由写作,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李江琳女士系独立中文笔会早期会员,曾出任本笔会副秘书长,为笔会的自由、独立写作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深受会员们的爱戴和尊重。

 

胡平说称,李江琳一生成就非凡,主要有两两个大贡献。  (中國婦權圖片)

 

 

藏人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组织纽约新州分会会长女丹增阿旺士说:我们纪念李江琳女士,感谢她对西藏历史研究并毫无回报的付出和奉献。我知道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亲眼见证了江琳女士对藏人的贡献,这也说明在座各位对藏人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和付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借此机会我要向你们每一个人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中國婦權圖片)

 

陈破空说,我们在离开中国之前,对西藏问题,对藏族的秘密往轻的说是不了解,往证书是误会误解的,甚至于达赖农村者都有很多的误会和误解。但是我们来到海外,通过国际的资讯,通过跟藏人的接触和交流,通过聆听,当然他的心声真正的心声我们改变了,我们都有西藏的人,西藏人的命运有更多的东西,对老百姓的追求追责有更多的敬重。于是我们很多的理论是人权活动将和流亡作者的意见表示,这是他们为西藏的共同奋斗的道路,李江明就是其中一位,她让世界看到藏人苦难的角落,李江琳将青史留名。

政论家陈破空表示,李江琳冲破了三重藩篱,一重是红色家庭、第二重是红色中国,第三重是大汉族主义。非常了不起。 (中國婦權圖片)

 

 

中国妇权主席张菁分享了与江琳的姐妹情谊,她说: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出身于中共干部家庭,都成了中共眼中逆经叛道的反贼,都是中国文化中有家不能归的孤魂野鬼。最重要共同点是,都认同中共政体必须改变。哪里有自由,那里就安家。记得那年她悄悄回到中国,到青海西藏等多个省的藏区采访、核对资料,用Google 地图来比对当年中共所谓“解放”西藏时,其空军在藏人居住地狂轰滥炸的遗址。记得我送她到纽约JFK机场时,我们约好了,一旦她超时不归就意味着出意外或被中共抓捕了,那我就可以开始四处呼吁找人、放人。还好,她逃过一劫,平安回来了,只是电脑被国安收走了,幸好她有备而去,已存好备份。后来的日子,研究历史宗教的江琳更关心的是挖掘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美国政治,而我却一直盯着中国人权和女权问题不能释怀。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江琳临终前对她的挚爱丁鸿富老师说:我原谅了所有人,也请所有人原谅我。我想,江琳说的“所有人”是指她得罪过的人,以及得罪过她的人。江琳全都放下了,她走得轻轻松松。

 

 

张菁说:我知道她去了从此没有痛苦的乐园,但我还是难舍,还是感伤。(中國婦權圖片)

 

政评理论家程晓农博士在简短的发言中强调,李江琳为历史留下宝贵遗产,也将深刻地影响将来的藏人世界。 (中国妇权图片)

 

 

江琳近年结交的年轻好友慧云分享了她与江琳交往的全过程,她们是因为江琳的书1959拉萨结了缘。江琳临终前一直是慧云等几位年轻人守候在身旁,慧云也特别伤感。但她说: 江琳走得很平静,她非常的安静的走了。请大家也为她为她的安心而祝福。

 

慧云分享了她与江琳交往的全过程。     (中國婦權圖片)

 

 

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回忆说,2015年她在香港田园书店,发现了《当铁鸟在天空中飞翔》这本书,非常震惊,这本书非常好,就买了好几本带回来,后来她每次去香港或有香港朋友来,都请他们去田园书店带这本书以及《1959年拉萨》。这是她对江琳最早的一个深刻印象。

 

王安娜呼吁从中国来美国的学人能够像江琳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开创新的史学研究。(中國婦權圖片)

 

 

中国妇权的雾亭女士朗读了一段李江琳的《1959 拉萨》自序:2008年3月拉萨事件再次爆发,这是近50年来拉萨发生的第三次暴动。暴动过程中一位拉萨青年高喊,我们是你们49年前杀死的人,我们又回来了,这句话带给我强烈的震撼,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句话中隐含的痛楚,这句话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回避历史,我们必须重新审视1959年的事件,换一个角度去考察,把宣传和史实分开,弄清楚1959年的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理解郑明珠的伤痛,也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会发生暴动。

 

古人有言,以史为鉴,以鉴敬业。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不仅可以看到过去和现在,也可以看到未来。我想作为汉人,我们应该把历史这面镜子擦干净,把因宣传回避懦弱和虚幻的荣耀之躯涂抹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几十年来沉积在史实真相之上的尘埃抹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谁知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说我们想要善变恶善,我们能够知对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我们内心向善的本性。

 

此书就是我所做的一点小小的努力,我谦卑的以此求教于读者,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说出他们的经历,留下他们的记忆,希望有更多的史实资料问世,我将非常高兴地纠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

 

中国妇权雾亭女士朗读李江琳《1959 拉萨》的一段自序,声情并茂。(中國婦權圖片)

 

 

李江琳的另一位老朋友經濟學者金和輝博士、雲兒夫婦也從大老遠趕來參加追思會。金博士說:李江琳是一个宗教学者,所以他对研究犹太建筑和历史研究得非常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提出有一些事情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震撼的。

金博士回忆说:有一个问题江琳经常说,她说从犹太建国史来看,为什么没有上帝?摩西为何没有度过一个约旦河?这是一个在宗教上面,她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是因为上帝不会出现在犹太的历史上,其实因为一个生而为奴隶的人无法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所以上帝没有让摩西度过约旦河。能够渡过业障的人,是在自由的流浪40年中成长起来的耶稣培养的一代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所以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大家都是在中共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我们的思想都是被奴役的,都不是自由的,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同时也要学会自由人的思考,就是说对人性要有礼,要有关怀,对自由要有向往,还有要有勇气去对待一切,我们看得非常多的残忍或者是非常不人性的事情。

金博士说,我想你们看到的证据是,作为一个从红色家庭里面出来的人,最后她用他的几本书向大家告诉宣告,告诉大家她是一个自由的人,最后她拥有自由的灵魂,一个纯净的灵魂,她是一个有资格度过约旦河的人。

 

金和輝博士说,李江琳拥有一颗自由、纯净的灵魂。    (中国妇权)

 

 

还有一些远道赶来参加追思会听众,分别做了简短发言,有的带来鲜花自行摆放在江琳遗像前,悼念江琳。赵兰剑、荣伟等人发言,表达敬仰江琳之意。

 

一对老夫妇特地赶来送上他们的卡片。 (中國婦權圖片)

 

 

追思会最后播放了李江琳在世界各地的部份好友、笔友及网友留言的视频。

部份好友、笔友、网友留言致哀。(中國婦權圖片视频)

 

随着僧人的诵经,与会者默默为江琳祝福。 (中国妇权图片)

與會李江琳的老朋友左起:程曉農、慈誠嘉措、張菁、胡平、雲兒、金和輝、何清漣、王艾、陳破空。(中國婦權圖片)

 

部份與會的漢藏友人。(中國婦權圖片)

 

 

遭3男灌醉後輪姦 粵女投江前留下鐵證

綜合報導                                                                   2024-12-19

 

2023年6月15日晚,黃女被兩名00後男子密謀帶至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一村裡的燒烤攤喝酒,後又有一同案男子前來勸酒。當晚,被灌醉的黃某某被帶至當地一公寓輪姦。一個月後,因不堪受辱,黃某某凌晨在榕江揭陽市段投江自殺身亡。近日三名男子迎來終審判決,分別因強姦罪被判10年至無期徒刑。

紅星新聞報導,黃女投河自盡前,於2023年7月4日在其手機內創建了備忘錄,記錄下了她被脅迫的經過,根據手機備忘錄內容和三人供述,進入房間後,黃某某又躲進洗手間內,被張某背強行拉出,後在多次反抗無效及張某背威逼、強迫下與張某背發生性關係。這也成為了公檢法日後偵查、起訴和判決的重要物證。

經法院審理查明,該案源於萬某與潘某福的一次密謀,二人意圖灌醉被害人後實行犯罪行為。中途,萬某糾合第三人張某背前來作案,張出現後,多次威脅恐嚇、迫使黃女進入公寓房間,首先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是整個案件主犯之一。

據報導,當地知情人士透露,三名嫌犯均來自貴州三穗,其中萬某出生於2003年,潘某福出生於2002年,張某背出生於1998年。此前,張某背還曾因故意傷害罪獲罪五年。

2024年6月6日,萬、張、潘三人犯強姦罪一案在廣東省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一審法院判決三人的行為均構成強姦罪,萬、張、潘實施二人以上輪姦,並造成被害人自殺死亡的嚴重後果,應依法懲處。其中被告人張某背判處無期徒刑,被告人萬某判處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潘某福判處有期徒刑10年。

一審後,被告人張某背和潘某福提起上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近日對此案作出了終審判決。法院認為,張某背、萬某及潘某福三人無視國家法律,違背婦女意志,採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其行為均已構成強姦罪,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宣判前再發公開信 鄒幸彤:只要未放棄香港就不會死

作者:鄒幸彤                                2025-01-07

 

備註: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副主席、香港大律師鄒幸彤遭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未提供資料罪」案,於8日於香港終審法院宣判。鄒幸彤透過友人發出公開信,強調這次審判證實香港國安單位上演「國王新衣」,支聯會只是搓破這個假象,同時呼籲輸贏不是由他人定義,香港也不是一個lost cause,強調「只要我們未放棄,這城就不會死」!

 

 

鄒幸彤公開信全文:

 

3年前的那個早上,當我被國安的電話吵醒,知道他們在打鑼地找我的時候,說不恐慌那肯定是騙人的。但到真的見上了面,收到他們一定要交我手上那幾張紙時,我才知道自己演的原來不是恐怖片而是搞笑片——什麼?說我們是「外國代理人」?支聯會的「反動履歷那麼厚」, 但他們偏就是要安一個莫須有的「外國代理人」名銜來找我們麻煩,這豈不是放著好刀好劍不用,卻要懶有型地摘朵花來做武器嘛。

 

國安當然不是傻子,更可以說是把極權運作的邏輯摸透轍了。只因極權的力量,不是來自於事實,而是來自於謊言,來自於假象。要鞏固極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最多的人,拉進去演權力導演的大戲,而且那場戲更是愈假愈荒謬就愈好,這樣才能錘煉出人們的犬儒和奴性嘛!

 

批國安單位只是下令吞罪

 

國安的那幾張紙,就是在邀請我們做戲子,要是我們願意乖乖吞下代理人的身份,配合演一場被飛花摘葉打得無還手之力的戲,那客觀來說,飛花摘葉的「殺傷力」就是真實的,對社會的震懾力,也比一刀把我們了結了更佳。拿事實來打擊罪犯,那是正常執法機關的思維。拿謊言來製造共犯,才是極權政治的正常操作。

 

然而,謊言成為權力支柱的同時,也會成為其罩門。就這點國安這次是真找錯對象了——支聯會多年來琢磨的「絕技」,就是如何讓權力的謊言反噬自身。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招,不過是堅守真實,讓假象在事實面前自行融解。

 

所以,我們的回答很簡單,但也無可退讓——我們不是外國代理人,我們拒絕你安排的角色。想邀我們入戲?那就等著劇本被反轉吧。

 

3年多下來,當這場外國代理人的鬧劇終於鬧到了終審法院,我們有成功改寫到他們的劇本嗎?從我方的「損失」來看,似乎一切都是徒勞。一審、上訴、我們都輸了,常委們也已服完了所有刑期,就算終審勝訴,已經耗費在獄中的日子也還不到給大家,我們沒能救下任何常委,也沒能救下支聯會。

 

讓劇本被反轉 證明國王沒穿衣

 

可從政權的角度看,他們想借支聯會說的故事,也同樣說不下去了,甚至變成一個吃不下丟不掉的燙手山芋,不是說反對派都是外國傀儡,不是說到了法庭就會讓世人看到我們勾搭外國主子的證據嗎?

 

但3年4個月的法庭程序下來,說好的證據呢?沒有,零,鬼影都拿不出一隻,控方由條文裏「外國代理人」的真正意思是「警察相信你是代理人」,說什麼非法的命令也照樣有強制力。反正控方的立論就是,他們不需要證明我們是外國代理人,也照樣能治我們的罪。

 

我們說,國王沒有穿衣服,對方那弱爆的反駁意只能是國王不需要穿衣服。果然是在演笑片呢,好在笑柄不是我。當國王淪落到要說自己有權唔着衫的時候,他的面子和威嚴其實早就丟送光了。每一次的庭辯,就是一場硬着頭皮上的裸體巡遊,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羞辱,大家千萬不要被那些看似複雜的法律論點繞暈了。簡單點說,控方就是在扭盡交壬地搬龍門,耍無賴,將自己在法律上要證明的事情縮到無限小。因為他們自知在事實上,在證據上,他們根本贏不了。

 

事情走到這裡,法庭內的輸贏,其實關乎法庭要不要也為國安的大話陪葬而已。要是連法庭也決定脫下衣服陪國理裡奔,國王心裏可能舒服了。實際上卻只是輸得更慘,連帶把法庭的尊嚴也賠上了。

 

輸贏非由他人定義而是看自己目標

 

國安這次主動拿「外國代理人」來撩架打,最後卻落入一個有輸無贏的死局。政治上是叫輸得一敗塗地啊,不知道阿爺有否嬲豬豬呢?

 

有人或者會說,國王沒穿衣服是誰都看得見的事,說不說出來又有什麼分別呢?即使謊言不被相信,只要人們接受它為行事說話的基礎,它在現世的影響就是真實的。更何況,不是所有人都能親眼見到沒穿衣服的國王,他們只是聽到眾人對哪華美衣飾的讚歎。我在牆內就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黃絲都是收了外國錢的,而這樣說人可不見得都是狂熱藍絲。

 

想看到外在世界的改變,我們就不能停留在心照不宣。阿藍說,歷史唔係由贏者書寫,而是由有意志的人書寫。我是想補充一點,輸贏也不應任由他人定義,而是要看我們自己的相標。

 

只要不放棄 香港城就未死

 

如果我們的目標仍是結束專政,建設⺠主,那持續去戳破權力的謊言,截斷他們力量的來源,就是我們必由之路。無疑,當前的形勢似乎強弱縣殊,當我們看着謊言的泡泡愈吹愈多,好像怎樣戳也戳不過來時,我們或都有一刻會想說,毀滅吧。一起浸泡泡浴算了,但那一刻過去之後,若你像我一樣仍不甘心,仍不能放棄,就該看到泡泡再多也是脆弱的,並非不能戰勝,即使必須付出代價。

 

可⺠主哪有不勞而獲的呢?若我們只以對方必然能帶來的傷害來定義成敗,而忘了看自己想建成什麼,能達成什麼,那無疑是在未開打前就先把自己定義成一個失敗者了。

 

誰說香港是一個 lost cause?只要我們未放棄,這城就不會死!我們或者不能奢求一擊致勝,但我們也遠不是沒事可為,沒仗可贏,而且在威權擴張,⺠主倒退的全球角力之下,香港作為為前緣陣地的位置從未顯得如此重要,但首先,我們必須衝破自定義為輸家的地獄,找回自己的方向和目標,然後,一起愉快地戳泡泡吧。

 

 

白紙運動紀錄片製作人陳品霖 尋釁滋事重囚3.5年

轉載至追新聞                       2025-01-07

 

中國2022年11月爆發白紙運動,民眾上街抗議中共嚴苛清零防疫政策,喚醒中國新一代公民意識,被指為八九民運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抗爭運動。白紙運動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製作人陳品霖(陈品霖)被扣逾年後,周一(6日)被法院裁定尋釁滋事罪名成立,重囚3年半。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表示,陳紀錄了年輕一代喊出「習近平下台」的聲音,讓當局惱羞成怒,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令陳品霖早日獲得自由。

 

1991年出生的陳品霖,網名Plato,福建省霞浦縣人。2022年11月26日大批民眾自發上街在上海魯木齊中路悼念新疆烏魯木齊大火慘劇死難者,抗議中共嚴苛防疫封控措施。據報,陳品霖製作《烏魯木齊中路》紀錄片,翌年11月28日白紙運動一周年在網上公開。陳隨即被捕,推特和YouTube頻道被封。去年11月被上海公安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正式拘捕。維權網報道,上海寶山法院周一開庭,裁定陳品霖尋釁滋事罪名成立,重囚3年半。

 

周鋒鎖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陳品霖紀錄了年輕一代喊出「習近平下台」的聲音,讓當局惱羞成怒。他指出,中國年青人在白紙運動中喊出習近平下台口號,對一個暴君而言,是溫和而正常的要求,沒有甚麽侮辱他的地方,讚揚陳「代表了年輕一代中間有理想、有勇氣、為自己的社會責任感而行動的一批人」,呼籲國際社會增加關注,讓陳早日獲釋。

 

余文生上訴遭駁回  歐盟非常失望

 

另一方面,中國著名維權律師余文生和妻子許艷去年10月29日被中國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判刑3年及1年9個月,余文生不服提出上訴。蘇州市中級法院周一開庭駁回。歐盟外交部發表聲明,對法院維持一審判決深表遣憾,再度要求中方立即無條件釋放余文生。歐盟指出,被判1年9個月的許艷料將於本月13日(下周一)刑滿獲釋,促請中國當局確保許艷按時獲釋,保證她之後的安全。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周二在社媒X發帖對法院駁回余文生上訴表示非常失望,重申美國呼籲中方立即釋放余文生。

 

 

現年58歲的余文生是2014年北京支援佔中被捕人士張宗剛的辯護律師,亦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被捕律師王全璋的辯護律師。余文生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開幕日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共罷免總書記習近平。余翌年1月被當局註銷律師執照,他之後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建議國家主席差額選舉產生,他翌日被當局帶走,先以妨礙公務罪被刑,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4年,2022年3月1日獲釋。他翌年4月和妻子許艷前往歐盟駐華使館途中被當局帶走扣留逾年半,去年10月一審判決煽顛罪立,分別判刑3年及1年9個月。

 

 

 

“天安门母亲”2025年新春聚会

“天安门母亲”在京部分难属                                  2025-1-4

 

 

2024年12月28日,在京的部分难属相聚一堂,这是自疫情以来停断几年之后难属的再次相聚。情深切、心相守,几年不见,大家依然倍感亲切,相互之间致以最真挚的问候。

 

然而,事实又是那么残酷和凄凉。岁月的痕迹留在了每个人身上,很多年迈的父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再继续参加年度聚会,虽然他们的心在记挂着与他们同样失去孩子的其他难属;也只是在看望他们时,能听到他们对其他难属的问候。35年前二三十岁年轻的妻子和丈夫、受伤者、遇难者的兄弟姐妹们,经过35年的风霜,他们已不再年华正茂,而今两鬓斑白,步入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行列。

 

回顾历史,我们难属群体有很多人没能看到他们的亲人被无辜打死为他们讨回公道这一天到来便离开了人世,这是人世间最最残忍的一件事实。从2014年至今短短十年中,参加新春聚会的难属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25年新春聚会,前排左二是刘妈妈、中间是齐妈妈。

 

2014年难属聚会的照片。其中徐珏、尹敏、高捷、王双兰、谭淑琴、冯友祥六位难属先后离开了人世。

 

在会上,服务团队成员尤维洁做了简短的发言。她说到:

 

在十一月份她曾和服务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去看望了在京已经年迈的父母亲们,并和家在外地难属进行了信件和微信联系;同时把我们几年前收到的最后一笔未启动的香港市民捐款送给了他们,希望这些来自于民间充满爱意的个人捐款能够帮助到他们,给他们温暖。通过了解,得知近两年有多位难属去世,尤其是11月一位名叫王德义的父亲在我们联系准备见他的前一天去世,非常遗憾。还有一位伤残者赵金锁,是一位肺癌患者,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去世;如果他没有去世,他会来参加这次的聚会,和大家见面。得知这些消息感到非常突然,太意外了,心里很难过。希望大家保重好身体。

 

在此特别要提到前来参加的两位母亲,一位是八十多岁的齐妈妈,一位是年轻的七十多岁的刘妈妈还有她的老伴,今天来了三位父母亲。其他就是我们这些妻子、丈夫、伤残者还有遇难者的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的参与。

 

“六四”惨案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一直是得到了很多有正义感的人们支持和帮助的,已经替大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我们不会忘记,有正义感的人们同样也是不会忘记“六四”这一惨案,只有政府在保持沉默。

 

1989年发生在北京首都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35周年。2025年初始,再过半年就是“六四”惨案36周年,这半年内我们难属群体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无法预料。就如我们曾想在35周年时举行一个集体祭奠活动,这项活动是难属们从“六四”惨案10周年决定开始做的。每隔5年都会有难属代表参与现场的祭奠活动,这也是难属表达自己心愿、表述内心痛苦的时刻。直至35周年,25年内有两年难属们未能祭奠,一年是25周年,一年是35周年,原因是政府公安出面加以了阻扰。这是难属们心中留下的永久遗憾。悼念被无辜枪杀的亲人,无论是道义上、情感上、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错误,政府不应出面横加干涉。

 

我们在此继续呼吁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要求制止杀戮、有正义感的人士与我们站在一起,谴责当年政府动用军队枪杀无辜平民的暴政行为。只要政府一天不就“六四”惨案昭告于天下,向遇难者亲属道歉,我们就一天不会放弃维护我们做人尊严的权利。

 

 

詩人\文化評論家李建华(一平)辭世 妻子痛悼

周琳發訃告                                           2025-01-01

 

中國知名詩人、散文家、文化評論家一平(本名:李建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十九分在美國格里斯·羅伯特·帕克醫院(Guthrie Robert Packer Hospital)病逝。親屬及少數友人將在近期舉行告別語追思會,以寄託哀思。

周琳(一平妻子)

 

 

 

 

 

 

 

 

 

   一平妻子周琳的簡短悼詞

一平一九五二年生於北京。自幼聰敏,迷愛數學,本可能成為一名科學家,但在中國政治動盪的「文革」時期,教育被迫中斷,下鄉勞動六年。一九七五年一平返回北京,進入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一九七九年畢業,後在北京外貿學院教授中文和寫作。一九八九年後,被迫失去高級講師的教職工作。一九九一年秋,接受波蘭波兹南·亞當·密斯凱維支大學(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ń)邀請,遠赴波蘭教授中文。一九九七年抵達美國,二零零零年遷居伊薩卡(Ithaca),成為伊薩卡城市文化保護項目的第一位作家,同時在康奈爾(Cornell)大學教授中文。

一平在半個世紀的教育事業和文學創作中,完成詩歌、文學評論、散文等作品數百篇,其中包括詩集《藍色的向日葵》、《飄來的船》、大型詩歌劇本《鯀》、劇本《俄羅斯的列車》、長詩《奧斯維辛·春天和復活節》、《荊棘鳥》。身後留下未完成的大型史詩《海力布》。出版著作有散文集《身後的田野》。

一平是一位認真、謙和的教師,更是一位誠摯、孤獨的詩人。他以語言和文字承負文學與歷史的沉重與苦難。他用全部心血與生命傾注於文學創作。他是一位獨行特立的詩人。他的離世是中國詩歌與思想界無以替代的缺失。安息吧一平,你的文字永生!

 

你摯愛的妻子琳於伊薩卡

2025年1月1日

 

 

當代西藏歷史學家李江琳女士追思會通告

藏人駐北美代表處/中國婦權聯合發佈                               2025-01-05

 

沉痛週知:美國華裔歷史學家、研究當代西藏歷史專家李江琳女士因病不治,於2024年平安夜在美國佐治亞州家中辭世,享年68歲。 李江琳女士1988年留學美國,獲雙碩士學位後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工作。2004年起研究西藏歷史,著有《1959: 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當鐵鳥在天空飛翔: 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等6本歷史書籍,讓被扭曲被遺漏的史實重見天日,並載入史冊,也為當代西藏歷史研究留下寶貴遺產。李江琳無愧為一位勇敢和傑出的華裔女性。她的辭世,不僅讓深愛她的至親及好友深感悲痛,也為國際西藏史研究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藏人駐北美代表處與中國婦權組織將在紐約聯合舉辦李江琳女士追思會,誠請江琳生前好友、同道參加,共同緬懷良師益友。

 

時間:2025年1月12日 (週日) 下午5點~7點

 

地點:藏人文化中心  57-12 Tibet Way,32nd Ave, Woodside NY 11377

 

藏人駐北美代表處

中國婦權

2025年1月5日

 

 

 

旧文重提: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1)

作者:张朴                                  2024-12-05

 

 

一本书,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书,如果能让你反复向朋友们推荐;一本书,如果能改变你一向坚守的观点。这本书必定非同寻常。

 

《1959,拉萨!》,就是这样一本书。

 

 

2

多次与李江琳讨论西藏,记忆犹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泽东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好一个“必须”,毛泽东无意中承认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谈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为何不:睁眼,翘指,翻几页史书?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国。以远征印度著名的国王松赞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献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肃宗时期,吐蕃已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面对安史之乱的肃宗,不得不答应每年向吐蕃进贡五万匹丝绸,以求停战。七年之后,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为唐朝皇帝。藏人的这段英雄凯旋史,怎么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写手们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军的压迫下,西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后,整个中国步了后尘。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而汉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尽歧视。至今有不少汉人忘了祖上做亡国奴的悲惨,唠叨什么:西藏从元朝起就属于我们的。莫非,汉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按亡国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蒙古人的亲疏关系,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说:中国曾是我们的一部分?

 

当中国与西藏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前者建立了明朝,后者出现了割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虽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访问中国,史料也记载了皇帝对喇嘛们说的客套话,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明朝对西藏行使过主权。五世达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藏巴汉,曾各自派出使者,不远万里去满洲拜见大清帝国皇太极,谁把汉家的明朝皇帝放眼里了?

 

3

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搬入北京还不到一年的顺治皇帝,就向五世达赖发出邀请。顺治的父亲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顺治皇帝甚至提出要亲自到边界“拜见相迎”,后终因战乱而作罢。

 

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有必要大书一笔。此行不仅显示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而且表明了达赖喇嘛的独立统治者身份。中共的写手们把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贬低为:以臣服地位觐见皇帝。试问:天下可曾有过这样的皇帝,为见屈服称臣的人,要跑到几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达赖1652年初从拉萨去北京,三千随从,浩浩荡荡。顺治皇帝派皇亲国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时,欢迎队伍愈发精彩,数千人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鼓乐齐鸣中恭候。顺治皇帝不仅出城二十里外相迎,而且耗资九万两白银专门为五世达赖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宫。

 

顺治皇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据说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着要见达赖喇嘛,不惜斥巨资大献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据清史载,当时的蒙古诸国,一直在跟清军作战,而征服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不堪重负的清廷有求于达赖喇嘛。由于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极高。大清皇帝意欲通过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化解满蒙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世达赖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诸国,与大清帝国划定双方边界。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抗大清帝国,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萨求援,达赖喇嘛的答复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鲁特铁骑,会对你们双方都不利。这番话,尽显一国之尊的能力、气度。

 

在藏人历史上,五世达赖堪称最杰出的政教领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对手,统一全藏。派军队收复西藏的康区(现今四川、云南的一部分)。修建雄伟的布达拉宫。顺治皇帝把 “西天大善”的尊号赠给他,实至名归。

 

4

十八世纪初,西藏的地位出现转折。

 

1705年,蒙古和硕特国末代国王拉藏汗夺得西藏统治权,废黜并害死六世达赖,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边,派钦差到拉萨帮助拉藏汗巩固统治。随后又承认了假达赖。作为回报,拉藏汗开始向大清帝国进贡。尽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统治者身份进贡,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为属国。

 

1717年,蒙古准噶尔国以恢复合法达赖喇嘛为名,派兵攻占西藏,杀死拉藏汗,囚禁假达赖。同时又烧杀掳掠。康熙皇帝乘机出兵,于1720年赶走了准噶尔。此时被藏人拥戴的七世达赖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让军队护送他去拉萨。藏人视清军为救星,沿途载歌载舞,踊跃欢迎。就这样,大清帝国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将领们废除了原有的大权独揽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政务官(噶伦)共同管理西藏。还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康熙看来,对西藏的征服已经完成。他在上谕中说: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从雍正到乾隆,为经营西藏,皇帝们不仅多次用兵,平息内乱,镇压反抗,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还搞了诸多措施,如派遣驻藏大臣,分割西藏领土,重申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两次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对达赖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认定,须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嘉庆、道光年间修订的“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西藏均被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这一切,并不能表明,西藏已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5

1782年,英国外交家托尔纳进入西藏,他在报告中称:藏人经常避免承认完全附属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写手们,在谈论大清帝国对蒙古、新疆的统治时,振振有辞:设立了多少边防站;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说到西藏,就空洞无词了。这也难怪:社会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货币是藏人的,税收是藏人的,边防是藏人的,海关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被视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签”,形同虚设。首次实行应在1808年,从确定九世达赖开始。然而,直到1877年确定十三世达赖,几乎都是藏人定谁是谁,大部分没搞金瓶掣签,搞过的也只是走过场。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数时间里有名无实。大权掌握在西藏政府摄政或达赖喇嘛手里。在西方传教士眼里,驻藏大臣只是皇帝派来监督藏人行动的大使。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连这点功能也消失殆尽。英国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萨的护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国与大清帝国签订的西藏商务协定,因为没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纸空文。

 

晚清朝廷意识到西藏正离它而去,从1906到1910年,大规模调动军队入藏,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称号,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员去拉萨,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话: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只是,为时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确有可能,清政府会把西藏变成像新疆一样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为藏人铺就了一条通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6

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写给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供施关系”。也即:施主与僧人的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表述,难以解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政治领域的复杂现象。其实不妨应用西方政治辞典,结合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完全可以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

 

宗主国垮台,附属国走向独立,西藏已拥有作为国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发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家。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十三世达赖表示不需要,他告诉袁世凯: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执政二十年,十三世达赖对内推行新政,办邮政、开电厂,发展医疗教育。对外搞平衡外交,特别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周旋。这期间,中国在西藏连常驻代表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民国政府找了个吊唁的借口,派代表去拉萨,想说服西藏政府归顺中国,最终一无所获。1940年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在场的民国政府代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宾角色。后来虽有了个驻藏办事处,但既无权力也没影响力。两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要入藏考察,得绕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请。而蒋介石想修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断然拒绝。中共的写手们至今喋喋不休,把当年民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的关系,硬说成是中央与地方。除了编造谎言,可曾拿出半点像样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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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

 

然后的命运,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独立时,蒋介石没脾气,毛泽东肉麻支持。而面对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西藏,不仅蒋介石几次威胁要武力侵藏,毛泽东更是强行占领,血腥镇压反抗。

 

1950年中共军队入藏前夕,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祝贺蒙古“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真是虚伪到极点:西藏不是更早就脱离了吗?蒙古靠着强大的苏联作后盾,没人敢惹。缺乏保护伞的西藏,只能任强权宰割。

 

回首历史,每当西藏执政者面临大麻烦,几乎都要请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蒙古人、满人、汉人、英国人,都伸出过援手。1910年十三世达赖在印度会见英国总督时,曾呼吁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清军撤出西藏。随后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国的帮助,度过危机。但英国无力提供保护伞,正如英国当时的驻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说:西藏幅员辽阔,高山寒冷,荒无人烟,又缺乏交通运输,英国人根本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藏人也没做任何努力寻找保护伞,尽管生死攸关。甚至连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地位这样的事,也不去做。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中共,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当时的整个国际社会从来没听见藏人抗议过。把自己封闭起来过日子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入侵时,西藏政府去联合国求救,大多数国家对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达赖后来向印度求援,尼赫鲁总理说他无能为力,因为: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过西藏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弱点更为致命:由于行政从属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趋于保守,灭改革于萌芽,对外关上大门。孤立于世界之外,得过且过,错失良机,直至大难临头。尤其让我感慨的,当年带头阻止联合国讨论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国和印度。

 

8

《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9

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10

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11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12

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13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14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15

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16

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全文共三部分)

 

旧文重提: 西藏不相信眼泪 —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2)

作者:张朴                                 202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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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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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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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全文共三部分)

 

旧文重提: 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3)

 作者:张朴                                12/5/2011

 

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13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14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15

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16

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13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14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15

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16

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高瑜:蹭網發推之七十二

高瑜                            2024-12-22

 

不出預料,今天下午朝陽區國保就來了。讓我刪掉轉發美國之音的推文。我回答:1,美國之音的推文,我刪了沒用。你們得讓美國之音刪。2、至於我引用的推文,我不會刪,因為我講的都是事實。只有你們的上級——市局糾正他們踐踏法律的錯誤,給我恢復寬帶和手機、座機,我才刪。

 

因為和朝陽分局國保打了十幾年交道,切斷我家通訊不是他們這一級的決定,我才接待,也才請他們轉達我對市局的意見。

其一、公安辦案,應該注重事實和證據,你們可以查我的手機和座機的底單。數年前我就不能接香港和國際電話,我的電話只用來和家人、朋友日常聯繫,用來掛號看病。在互約聚會的話都不能說,說了你們就會阻止我們聚會的情況下,我沒有任何不當行為和言論,也不欠費,你們施用公安權力切斷我的全部通訊,這就是明火執仗的執法犯法,這就是極為惡劣地踐踏人權。

其二、2014年抄我家,那個領頭的就執法犯法,謊話連篇,稱他是“李偉東的學生”,騙我兒子給他開門。進來之後極為野蠻,亂抄亂拿,把我家衣櫃的門都拽掉了。結案後,歸還我1、20編織袋的物品,可見胡抄到何種程度。至今與案情無關的我硬盤中保存的全部資料、照片及1980年以來的我的文章底稿都沒有歸還。

沒想到這麼多年之後,北京市局的執法水平一點沒有提高,提出切斷我的通訊主意的人,就是壞和蠢的代表。執法犯法,就是壞。蓄意製造踐踏人權的典型事例,敗壞國家和公安的聲譽,就是蠢。

如果提出切斷我的通訊主意的人,敢於公佈姓名警號,我就會和他對薄公堂。我認為這是提高市局公安執法水平的一個好辦法。

 

高瑜蹭網發推之七十一:

感謝美國之音蕭雨先生的採訪,感謝無處不在的網絡能讓我把自錄的視頻蹭網發給蕭雨先生。遺憾採訪時間較早,珠海駕車撞人事件還沒發生,我對2024年的叩問並不完整。

2024年中國人權惡劣得無以復加,在國內我已經被剝奪了所有的言論渠道,為了強迫我關閉推特,又切斷了我個人的通訊渠道。我正告北京市公安局,你們如此踐踏公民言論自由、通訊自由的行徑是徒勞的!蹭網不過讓我個人麻煩些,使我的生活困難重重,但是幫助我的人無處不在,他們都幫助我進行人權抗爭,鼓勵我不斷發聲。你們如果不終止你們踐踏法律的行徑,我會一直抗爭下去!

在中國,我現在還不是遭受迫害最嚴重的,今年,編程隨想阮曉寰、光明日報董鬱玉都是在律師無罪辯護之下被投入監獄的。因遭酷刑致殘的編程天才牛謄宇被判14年重刑,他依然在監獄裡申訴。我經歷過他們的監獄生活,為聲援他們,我也要繼續發聲。

2024年即將過去,對新的一年我有所期待,哪怕是比今年更糟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