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權China Feminist Five – “Do You Hear the Women Sing”
https://youtu.be/wsTKYlBpW64
Monthly Archives: 10 月 2016
709家属“感谢”北京公安局再次逼迁
今日下午，我带女儿到朋友家小坐，回到家看到手机有多个未接电话，全是房东的。这几天北京阴冷，我想是房东夏天就应安装的空调现在要安装了，夏天没装空调是因为居委会、公安局的第二轮逼迁（刚搬新家第二天就让我搬走）给遏制了。
我给房东回电话，房东大姐说：“下午有关部门3人到单位找她，目的很直白房子不能租给我，让我立刻搬走”，我这一次的反应不像以前怕搬家了，这一次我是态度决绝，第一，还是真心的对房东大姐的歉意，无论怎样因为我的事给您添麻烦对不起。第二，我表明房东大姐说公安局让我搬家，我到公安局多次确认没人承认。第三，请告诉找你的有关部门有什么事来找我原珊珊，如果敢站出来，我立刻就搬，愿意跟太阳、月亮、星星为伴。第四，我欢迎北京公安局帮你把我家扔到更广阔的田间。
挂了电话，我想想是为什么，哦，原来是因为我起诉公安局为谢燕益安排的“官派律师”北京鑫兴（天津）律师事务所陈文海，一审不予立案，我上诉，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10月21日15时开庭的事。我顿时高兴，并对北京公安局有感激之情，谢燕益无端被关押400多天，我作为他的妻子就连给他聘请的律师都被公安局解聘了，我什么都做不了，经常暗暗自责，夫妻本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一个村里的黄毛丫头嫁给一名律师，还是人权律师，还有良知、有正义感，这真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谢燕益在这400多天不知受了多少苦，而我还有吃有喝有住的，难免要德不配位，所以一个女人带3个孩子最小的也有7个月了，欢迎北京公安局把我们扔到马路上帮我们填补德行，北京公安局你们为了更好的取得胜利，还可以用的法宝：持久战、麻雀战’，皮劳战地道战，小脚侦缉队，铁桶里放鞭炮当炮使。招数有的是，来吧你就。
原珊珊（谢燕益律师妻子）
2016.10.18
张菁解读《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
自由亞洲電台訪談 2015-10-23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wm-10232015152506.html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请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解读中国最近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然后我们请河北语文教师,独立撰稿人朱欣欣老师，谈谈中国每年高考命题作文和判卷标准的所谓“政治正确”性。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0周年，9月份，中国政府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白皮书称，中国妇女占世界妇女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白皮书从八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努力，包括，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制保障、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白皮书说，20年来中国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不断健全。
中国妇女贫困状况显著改善。贫困妇女数量大幅减少，妇女贫困程度不断降低。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2005年的20.3%下降到2010年的9.8%。
中国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
中国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不断提高。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性别差距缩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6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4年，比10年前提高了1.3年，与男性的差距比10年前缩小0.2年。
白皮书称，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增强疾病防治能力，扩大医疗保障覆盖人口，不断完善和健全妇幼健康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妇幼卫生保健项目，提高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妇女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中国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10年达到77.4岁，比2000年提高4.1岁。
白皮书说，过去20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此，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有不同的解读，她说，这份白皮书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为他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而匆匆拟定和发表的，仔细看一看，洋洋洒洒一万字，但内容贫乏。
张菁女士说，全文分8个方面，第一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内容空洞，没有值得可圈可点的新内容。事实是，中国妇女在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明显歧视，有女权人士站出来为妇女权益鼓与呼，反而遭到政府打压和抓捕。
第二是妇女与经济，张菁女士说，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一些数据主要集中在农村，因为城市中的大量妇女已经提早退休。
至于白皮书中说到农村低保提高多少多少，张菁女士评论说，最成问题的是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家庭就没有低保，农村大量家庭存在这种情况；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也没有低保。这种低保数据不可信。
张菁女士说，白皮书称中国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但是女性在招生招工中所受歧视严重，农村女童失学也是大问题。
白皮书说中国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张菁女士对此表示，她相信妇女生育死亡率有减少，妇女长寿率也可能有相应提高，但许多因为超生而躲避计生干部的妇女并未被计算在内。
在妇女与决策管理方面，白皮书说，中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女代表比例为23.4%，比20年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占少数民族代表的41.3%。中国共产党女党员的比例显著提高，2013年为24.3%，比1995年增加了8.7个百分点。各民主党派女性成员比例均高于20年前。2013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录用的公务员中女性比例为47.8%。
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更加活跃。2015年，中国有女外交官1695人，占外交官总数的30.7%，其中，女大使12人、女总领事19人、女参赞132人，分别占同级外交官的7.9%、24.4%和30.4%。
对此，张菁女士评论说，所有数据没有包括省委市委里有多少妇女，中央各大部委负责人中，妇女占多大比例，中央政治局里妇女占了多大比例，党政军都没有数据，只有一个人大的女性代表数据。
张菁女士说，中共成立90年只有过6位政治局女委员，政治局常委则没有一位女性。
白皮书中还提到了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制保障，对此，张菁女士反问说，在中国，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反家暴法和儿童保护法这么多年都通不过呢？
张菁女士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发布这个白皮书的重点，还是为习近平在联大妇女峰会上的发言铺路，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妇女的现状。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中国每年高考命题作文和判卷标准的所谓“政治正确”。
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学生参加一场无比重要的考试，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决定了这些学生能否继续接受教育，以及在哪里接受教育。同往年一样，作文题引发了社会热议，还产生了一种叫做“零分作文”的幽默题材。
高考中的作文约占语文总分的三分之一。命题人会给考生提供一个场景，要求考生围绕这个场景展开，写一篇大约800字的文章。一旦在考后流传开来，这些“作文话题”通常会引发人们的讨论，内容涉及哪些话题最难写，以及更具娱乐性的——哪些会因为偏离可能的“正确”答案而被判“零分”。
以下就是一个引起了广泛关注的作文话题，出现在河北、河南、江西、陕西和山西的考试中：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给小陈、老陈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完成写作任务。”
很多中国学生看到这个作文题后，都会希望猜测判卷人心目中的“正确”答案。他们可能会选择赞扬材料中的女儿，虽然父亲受到了处罚，但她报警维护了法律。
中国相关媒体援引为参加高考等考试的学生提供培训的教育机构新东方的老师谢明波的话说，考生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说举报父亲的行为是一种级别更高的孝道。谢明波引用了古人对哲学家孟子的教诲的阐释，称“孩子有意的曲从大人之意，即使大人犯错了也不指正”是不孝的表现。由此可见，谢明波写道，材料中女儿举报父亲违法，正是“有社会责任感和孝道的表现”。
但是，一篇被大量转发的零分作文选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质疑这个作文话题假设所有追求高等教育的学生都熟悉城市的设施和中产阶级生活，因而质疑大学教育不是面向农村穷人的。
这篇零分作文写到，“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户县，一年365天都是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高速公路对我而言，也只是电视上，报纸上和书本上的事。我仍然没有目睹过“她”的芳容……材料里的这些事对我是陌生又陌生的，我甚至都难以想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作文材料是有关农村的事，比如种庄稼的事，比如养猪牛羊的事，我绝对熟悉，绝对可以写出点东西来。”
还有几篇零分作文斥责这个女儿向当局举报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行为在毛泽东时期很常见。有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姐姐，你怎么能‘大义灭亲’举报你爸呢？你难道不知道你爸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你吗？”
河北自由撰稿人，语文教师朱欣欣老师说，作文不象数学，作文即体现了一个人的语言文字水平，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比较好的作文命题应该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不要只有一个唯一和封闭的答案，否则学生无法表达其思维和个性，都去做雷同的作文体现不出创造性。
朱欣欣老师列举前面提到的高速公路开车接电话的作文命题为例说，的确，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
朱欣欣老师说，关键问题是，作文出题的背后表现出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完全还是专制权力下的工具而已。所以，朱老师说，无论是政治课，历史课还是语文课，都渗透了大量的中共党化教育的意识形态。小到具体历史事实的真伪，大到欺骗隐瞒，中国教育在这方面相当落后和封闭，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高考中的很多命题作文，它背后就有官方意识形态在左右，或者是出题的老师长期受党化教育，有政治正确的思维，有的可能为了政治保险，主动迎合上级领导和官方意识形态。
朱欣欣老师说，中国有很多写作爱好者，甚至一些作家协会的会员，已经形成一种潜意识，甚至自我审查，自主地去迎合官方长期宣传的东西，提笔一写就是那样的文章，完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的甚至不自觉地把它传给下一代。
朱欣欣老师说，他曾经在一个小学里教课外班，一个老师把写的东西给他看，全是口号性的东西。朱老师还因为在六四纪念日时给学生讲六四，家长马上找到学校，不让孩子来上他教的课。
朱欣欣老师说，今年六一儿童节时，他本来计划给小学生做讲座和报告，结果官方给主办单位打招呼，不让搞而被取消。
作文占高考语文考试的三分之一，朱欣欣老师说，语文课，本应该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自由表达，但不少学校的语文教学令人生厌，讲得好的太少了，这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失败。命题作文和判卷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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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灾难，乌坎村民华盛顿求助
中國婦權報導
前乌坎村民自治村委会委员庄烈宏与中国妇权大陸項目負責人姚诚於2016年10月17日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就烏坎村民目前正遭遇的人權災難，与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與劳工部、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三场座谈會分別在三個不同的部門进行。
会上，庄烈宏先生就乌坎事件的起因、过程、造成的人权灾难做了详尽的阐述，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说：乌坎事件的起因是原村党总支书记伙同村委会一起成员私自倒卖村里的土地后，村民在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罢免了村委会，选出了不接受原党支部领导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为此，小小乌坎村竟受到了长期打压，2012年和2016年两次受到了当局大规模的武力镇压。
庄先生表示：乌坎村目前处于一种全面封锁状态，犹如一个大监狱。村里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警和便衣，进出村庄的人员受到严密的盘查，几乎没有一个外人能进入村子，本村的人那怕是三、五个人交头接耳都不被允许。无地可种，开店的也无人光顾，一些家庭陷入贫困，到了靠亲戚朋友送粮送钱度日的地步。不仅本村的信息发不出去，就连附近几个村的网络也被封锁。被抓的七十多人下落不明，在9月13日镇压中中枪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是生死不明，一位脊梁骨被打断的妇女也将面临终身瘫痪，受伤的一百多人能否得到免费治疗也不得可知，有些人根本没钱支付高昂的医疗费。
他还表示，自己现在作为唯一能发声的乌坎村民，尽管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也还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威胁，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为了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交请愿信，受到了纽约中领馆人员的包围和阻扰，中国警方甚至打来电话，用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老父要挟自己不得继续进行请愿活动。
庄先生呼吁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国际社会关注乌坎处于人道灾难中的村民，给中国政府施压，释放被抓捕村民，归还土地，让受伤的村民得到免费治疗。立即撤走警察，恢复网络，以免村民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中国妇权姚诚在发言中强调，乌坎自治村委会作为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大陆唯一一个拒绝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村委，不仅是当今中国成千上万土地维权的典范，更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民主选举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中共两次重兵镇压，实质是对民主人权普世价质的严重侵犯和残暴践踏。
姚诚认同庄烈宏将镇压的主要责任锁定在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身上。并补充到：实际上汪洋和胡春华没什么两样，只是手段有所不同。第一次镇压是因为当时有一百多家境外媒体在村里，加上村民们奋力抵抗，才得以逼迫当时汪洋主政时的广东省委妥协，承认村自治委员会的合法性。事实表明，当局的妥协也只是个缓兵之计；第二次镇压时胡春华为了十九大上位，不惜从惠州调兵，采取半夜抓捕骨干，将村庄切割，阻止外媒进入才得手。其镇压手段更残暴，不仅动用橡胶子弹、摧泪弹，甚至还使用了威力更大震爆弹，将镇压后的乌坎变成一个大监狱。
座谈中，姚诚介绍了NGO组织中国妇权在中國大陆的一些维权情况。他说 2011年底乌坎事件爆发后，当时中国妇权在广东的两名义工苏昌兰和陈启棠及时跟进，在他们准备进入乌坎时，被广东警方发现，限制了自由。在此情况下，中国妇权委派其进入乌坎，目睹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
乌坎维权被镇压后，习近平政府对N G O 组织变本加厉的进行打压，以各种不同藉口抓捕、关押NGO人员，中国妇权四名义工相继被捕，苏昌兰、陈启棠二人至今还在狱中。
乌坎村共有一万三千多村民，当时男人多数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儿童和妇女，可以说，在全副武装的军警镇压中，妇女们冲在了最前面，流血受伤最多的也是妇女们，这也是中国妇权关注乌坎事件的主要原因。
姚诚介绍说自己刑满释放后来到纽约，与当年乌坎自治村委会委员庄烈宏相逢。今年9月13日乌坎村遭到第二次镇压后，中国妇权决定协助庄烈宏先生向联合国提交公开信，并向来联合国开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请愿。中国妇权创始人张菁亲自为上访出谋划策、联系媒体，姚诚连续四天陪庄先生游走于联合国、李克强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之间。10月4日又在法拉盛喜莱登酒店纽约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上介绍了乌坎事件的相关问题。今天，姚诚与庄烈宏又来到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和国会相关部门就乌坎事件进行座谈交流，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美国政府和国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诉求。释放被捕所有村民，释放因维权而被抓捕的NGO组织义工，归还农民奈以生存的土地，恢复乌坎村民正常的生活环境，杜绝对和平提出诉求的村民进行武力镇压。目前，也只有在國際高度關注及施壓的情況下，烏坎狀況才有可能得到有所改善。
英国《金融时报》揭露中国大学校园性骚扰问题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編者按： 中國大學性騷擾問題嚴重，引發外國媒體的關注。自由亞洲電台《婦幼論壇》記者梒青採訪了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等女權關注者。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women-10142016120650.html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学校园面临性骚扰问题》的文章，文章说，一名中国大学生对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内涉嫌性骚扰事件的揭露引发了全国的关注，打开了中国这一禁忌话题的盖子。
北师大一位大三学生记录了过去10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生的60起涉嫌性骚扰的案例。北师大是中国顶尖学府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女生占多数的高校之一。这些案例既包括偷窥狂，也包括一名据称企图迷晕并非礼女学生的副院长。
这份揭露校园性骚扰的报告引发的关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公共辩论。在中国，对大学声誉的顾虑以及学生希望避免公开羞辱的心理，通常都会使性骚扰案件被悄悄处理或者掩盖。
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校园性骚扰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中国法律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受害者提起性骚扰诉讼非常困难，法官也很难对此类案件作出裁决。
北师大校方表示，学校正在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校方已经开展了打击性骚扰的专项行动，并加强了校园安保工作。而北京各高校的教授、学生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有任何程序可供学生报告所遭受的不受欢迎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另一个导致校园性骚扰频发的因素是中国性教育的缺失。北师大那位大三学生发起此项调查的初衷是为了寻找今年春天一名在北师大女卫生间偷拍而被抓的男同学的行为动机。他发现，该学生在来北师大前从未接受过性教育。
有反性骚扰活动人士表示，缺乏性教育同样可能会妨碍女生将受到的骚扰说出来。许多遭遇性骚扰的女生根本不知道这一概念。当这种事发生在她们身上时，她们感到难受，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受害者，还有的人决定忍气吞声，因为施害者往往是她们的教授或者手里有权的人。
就中国大学校园的性骚扰问题，中国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关注他们的校园安全，近期披露出的校园性骚扰现象，主要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环境安全问题，如偷窥，露阴癖等。还有另外一种性骚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比如最近媒体关注的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利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女生进行性骚扰，性剥削和性侵犯。这样的性骚扰更多的是利用师生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造成的。这两种性骚扰都影响到女生免于恐惧和受到性骚扰的权利，成为她们实现受教育权和完成学业的障碍。
冯媛女士说，长期以来中国在这方面都不特别重视，很多学校遇到问题尽量捂盖子。现在提出校园性骚扰问题，是中国女性性别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于校园平等和安全诉求的提升，不满足于仅是事后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冯媛女士接着说，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预防机制，包括进行性别平等的教育，规章规范教育，改善校园设施环境，改善安全死角，保障女生在校园的安全，而不是让女生去缩小自己的活动空间，来获取被动的安全。
那么，校园性骚扰又有哪些特点呢？冯媛女士认为，由权力关系带来的性骚扰是高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在完成学业，实习和老师推荐的进修机会等方面，老师，尤其是博导掌握挺大的权力，包括能否毕业。这对学生前程影响非常大，有时它比职场上的性骚扰对人压迫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在职场上，最被动的是可以选择离开，重新找工作，但在学校里，现在离开就常常意味着不能完成学业，意味着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和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园的性骚扰，不仅高校要重视，教育部更应当负起责任。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校园性骚扰不是始于最近，但学校当局出于自身考虑，刻意隐瞒，怕引起学生的顾虑和恐惧。谈到校园性骚扰严重到什么程度，张菁女士说，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一所大学十年来，就有60个有事实根据的性骚扰个案。不少学生被骚扰还不知是骚扰，还有的羞于开口而隐忍下来。还有的学生反映了，告了，投诉了，但没有任何效果，因为性骚扰的法律定义比较微妙，不似身体伤害案，有医学鉴定，性骚扰没有医学鉴定。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政府和妇联组织没有经常刻意地向社会宣传什么是性骚扰。在职场上性骚扰司空见惯，男上司骚扰女下属常见，又不敢吭声。前一段女权五姐妹因为公开反对性骚扰而被关押。她接着说，大学生单纯，有关性骚扰的知识了解不多，有不少人被人骚扰了也不自知，中国大学校园的性骚扰已经到了严重程度。
下面，我们向大家简要列举一下今年被披露出来的中国大学校园性骚扰事件：
4月份，厦门大学出现尾随女学生并图谋不轨的性骚扰嫌疑犯；
5月份，华中科技大学出现偷窥狂，在男女厕所内进行偷拍；
5月份，浙江大学女厕所中发现性骚扰嫌疑犯安装的偷窥摄像头；
6月份，复旦大学有同学举报说存在可疑的性骚扰嫌疑犯；
6月11日，南京大学一女研究生在图书馆三楼休息去熟睡时遭人用剪刀将胸脯处衣服剪出两个大洞；
6月15日，南京大学一女生在教学楼午休时，醒来发现裙摆上一大片精斑；
6月份，网络曝出南方日报记者“诱奸”大三实习生事件；
8月份，北师大本科生发布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再次引发讨论；
9月份，暨南大学学生有人报告宿舍出现校园偷窥偷拍现象；
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有女权组织接到某高校学生“熟人强奸”的求助信息。
《中国妇女报》曾报道，中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性骚扰的女生比例达到57%。女权人士肖美丽说，轻的有露阴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杀。而学校的处理一般都是维稳，不让受害者声张。她说，高校的性骚扰很严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调查显示，有57%的女大学生受到来自同学，老师和陌生人的性骚扰。大学是高等学府，为什么会这样？华师大一位女生自己做过一个调查，在被调查的300位女生中，有10%的人承认被骚扰过，但没有一人敢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性骚扰不是某个学校，单位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中国这些年来只强调经济，金钱，人们利欲熏心，女权特别不受重视，政府又不宣传。如果政府能在法律上严格执行，性骚扰就会减少。可是在中国，要告性骚扰的案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勾引人家，所以敢于站出来的人要承受很多压力，包括社会压力。比如媒体，个人社交网站，口水淹死你，教你难于抬头，社会不是鼓励女性去告。还有来自法律的不公，在中国，性骚扰没有严格界定，很难赢。
有相关报道说，欧美国家对于性骚扰有重罚制度。比如，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2006年至2008年期间频繁地遭受到了医院同事的性骚扰。
“经常会有人对我动手动脚，要不就是从背后摸我，要不就是随便揽我的腰，甚至还有人强行把我拉近他的大腿处，用下流的语言骚扰我。”
她向医院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举报后，反遭到了辞退。2012年，法院最终决定判处医院赔偿安妮1.25亿美元，加上4270万美元作为安妮的失业补偿和精神损失费。
作为对比，广州一名女白领受到主管骚扰长达数月，多次向公司投诉未果反被开除，2009年起诉后，获赔3,000元人民币。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性骚扰案件的低成本，助长了此类事件的频发。
就此，张菁女士评论说，相比之下，美国一个性骚扰案可以赔到上亿，无论明星政要，人们都可以告，中国就少见，这是问题所在。中国要全民宣传反对性骚扰，实在是当务之急，否则会有更多女大学生受害。
中国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性骚扰赔偿难在全球是普遍现象。因为取证困难，造成在诉讼上很难确定。冯媛女士说，她见到的通过法律认定性骚扰的案例非常少，因此法律上的制裁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措施，但建立健全法律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法律不仅包括诉讼，还包括规范有关单位的责任，比如学校的责任，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以及性骚扰发生后的投诉处理机制，这些才是有意义的。有法律规定，比各单位靠自己自律去做更有意义。
那么中国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是否成本过低，冯媛女士表示，有时简单类比不一定确切，美国确有这样大额的赔偿，不仅骚扰者要负责，所在公司也要负责。但在美国也不是所有性骚扰案例都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因为取证难。她说：“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因此不用改善。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性骚扰，实际上法律责任并不明确。以前一些打击性骚扰的案子，也不是以性骚扰本身来诉讼的，因为法律上还存在缺陷，很多是以破坏名誉，侮辱或侵犯隐私来诉讼。这是中国现行法律上的一个很大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法律禁止对妇女骚扰，但另一方面法律对于如何追责，中间还有很大差距。”
冯媛女士强调，重要的不完全是经济上的赔偿，经济上赔偿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说不光骚扰者要负责，其所在机构如果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它也要为自己付出代价。这是最重要的，是为女性创造一个学业和专业发展的空间，让女性在有免于被骚扰的安全感下去学习和工作。
对于有关中国校园性骚扰案件法律责任和赔偿等问题，美国纽约执业律师项晓吉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首先如果说是发生在校园内的话，校方肯定负有责任。因为学校有保护学生最基本的安全和学习秩序的责任。校方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很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如集中管理女生宿舍，有门卫，进出有登记。如发生在校外，事情就难办。
项晓吉律师说，大学校园性骚扰对女生及其家长都是很大的威胁。不过有时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中还有另外一些现象，比如女生本身的一些行为，一些疯狂聚会，青年男女在一起睡，很难说是不是骚扰，还有被人包养，所以界限有时很难分清。如果确是性骚扰，不光是校方责任，还造成刑事犯罪。中国现在是从过去的治安条例上升到治安法，这些行为都构成触犯法律，不仅仅是交友不慎等道德范畴或行政管理问题。
项晓吉律师建议，在这方面要教育女生加强自我教育，包括普法教育，遇到这种情况要勇敢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同学，及时揭露，不要隐瞒或容忍。他说，学校是女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校方更应加强管理，采取实际措施来防范。至于是否要提升民事赔偿的数额，项晓吉律师表示，刑事案件都会附有民事索赔，这是一个司法程序问题，刑事诉讼法里有明确规定。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今年10月初，一个年轻的性别社会团体——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推出了高校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她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了解高校性骚扰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她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高校中建立起一个互相支持的预防性骚扰网络，让受到骚扰者有一个空间和平台去分享并获得相互的支持。
開放二孩政策 能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嗎？
中國婦權網報導 10-04-2016
编者按： 由中国民主论坛主办、纽约城市大学和《北京之春》杂志协办的“中国民主化前景研讨会”于10月2日在纽约召开，主题是“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正义与邪恶的博弈，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和选择”。研讨会为期三天，中国妇权代表张菁、姚诚分别在会议上演讲。
张菁演讲：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c3NyalJFE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9195816841/videos/1676636925986152/
中共最早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在1950年4月經過長期戰事後兵員不足、社會勞力不足的情況下發佈，由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對需要打胎的婦女要求极为苛刻，必須經丈夫、医生、首长三方批准才行，擅自打胎者，将遭严厉处分。幾年後，毫無遠見的中共領導人又對人口政策作出不斷調整，甚至相反的規定，到了1979年全國強制施行一胎化政策，這是中國婦女厄運的開始，接下來是，黨全面控制婦女們的子宮，規定什麼時候上環、什麼時候結紮；黨控制夫妻間的私人生活，規定什麼時候懷孕，什麼時候生育，所有一切由黨做主。這是史無前例、世界唯一，真正的中國特色。黨的宣傳機器總說中國人口要爆炸了，不強制控制人口不能發展，可是同為亞洲鄰國的印度，人口眾多，卻沒有強制性節育，而人口沒有爆炸，國家也不窮困。
下面幾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制定的人口政策，無論它如何變化，都與人權無關；有計劃的殺人政策依然在執行。無論中國經濟如何變成巨人，都是世界普世價值層面的侏儒。
一、 准生與不准生 都抵觸天賦人權
強制執行的一胎化政策持續傷害中國婦女兒童及家庭36年後，2015年中共高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又發出了新的指令：全國開放生育二胎，即允許中國老百姓生二個孩子。當然，如果有人膽敢不聽話生下三胎，結果和舊政策一樣，強制流產或強制罰款，因為這兩項“強制政策”仍在執行，並沒有被取消，也就是說，黨依然控制著婦女的子宮，依然控制著夫妻天然養兒育女的權利，讓百姓傾家蕩產罰款依舊在執行中，這個計生政策，猶如懸在人民頭頂上的利劍，隨時落下，這個黨依舊如同上世紀50年代一樣掌控著中國婦女的子宮，讓你生就必須去生，讓你不生你就必須停，要你生多少，你就必須生多少，少生的嚴厲處分，多生的打胎罰款！新生命的生殺大權半世紀以來全繫於中共高層的幾個男人。
在中共36年的一胎化年代，“強流”、“罰款”就是計生幹部們的行動指南，伴隨而來的經濟制裁、暴力侵權，關押毆打、家破人亡案例屢見不鮮。有些因為“超生”受迫害的夫妻四處躲藏，甚至流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中國婦權的義工蘇昌蘭、姚誠、陳啟堂等，曾經為山東利津縣被強制流產導致一屍兩命的農婦張榮花吶喊伸冤；也曾在湖南長沙巧妙救出在產床上等待即將被強制流產的婦女曹如意和她的小生命。可是，這幾名極具人道精神的義工都被中國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監獄，其中，蘇昌蘭和陳啟棠至今繫獄已2年，尚未宣判，也不准保外就醫。
中國政府常常標榜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這是一個欲蓋彌彰的謊言，事實上，政府的數據僅僅是在正規醫院範圍裡的統計，它的不真實性在於，大量超生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和未成年懷孕少女等，為避免罰款、沒有準生證不敢到醫院去生孩子，只能在黑診所或家裡生產，大量的難產或器械細菌感染、大失血等造成的母嬰死亡案列，均不會列入政府的統計數據；其次，生活在偏遠山區或少數民族地區的孕產婦，由於交通與醫療設備落後，緊急情況下來不及進入正規醫院就已死亡，這些死亡案例也不會被列入政府的統計數據。凡是超過政府規定的生育數量，婦女和她們的家庭面臨的要么受罰款，繳納高額社會撫養費；要么鋌而走險，在沒有醫療設施的環境下冒險生產，與死神博弈。2年前，貴州六盤水地區的一名農民女工，從城市偷偷返回鄉下去生二胎，結果大出血，接生婆無法控制，母女雙亡。
2016年9月27中國國家衛計委公佈了一組驚人的數據：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半年來，孕產婦死亡率陡升，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比2015年同期增長了30.6%。衛計委不得不承認“保障母嬰安全形勢十分嚴峻”。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卻怪罪於：出生人口數量增加、高齡孕產婦比例高、產科、兒科醫療服務成本高風險大、醫護人員中年輕女性多，自身生育需求較強，人力資源不足。真是本末倒置！我們不禁要問：中共在決定開放生二胎之前，難道就沒有考慮過這些必須應對及解決的現實問題嗎？政府有撥款再培訓計劃嗎？相關單位及人員依法追究命案責任嗎？為何高齡孕產婦比例高？政府對幾十年來的強制一胎政策應負什麼責任？我們總結的一條就是，只要政府施行強制性的生育政策，無論是一孩還是二孩，中國婦女都沒有掌控自己子宮的自由，死亡和傷害永遠是她們的夢魘，政府永遠會推諉責任。
二、強制罰款 是統治者的搖錢樹
自1980年代初起，计生系統有關醫療和數據等資料陸續被列為國家機密，到80年代末更成為國家最高機密之一。計生罰款數額40年來都是一個巨大的謎團，政府從未公佈過這些罰款數目的來龍去脈，也沒有任何一個審計機構有權公佈這項財務報告。據一個不完整（僅22個省）的數據指出，全國2012年的罰款是168億元人民幣，但是，奇怪的是，這樣的一大筆超級糊塗賬總是平安無事，總不被媒體關注。習近平連續幾年的反貪運動，至今沒有一隻“老虎”或“蒼蠅”因濫用或貪污計生罰款而被揪出來。
2013年國家衛生部被計生委合併成為衛計委，兩大系統由計生委主任直接統管，而另一個由政府統管和撥款的組織，即擁有9千4百萬全職及兼職人員（數字來自計生協官網）的計劃生育協會已經取代了原計生委的大部份功能。計生協會2015年獲政府最大一筆撥款，就是由計生協現有的9千4百萬人員，直接管理全國各大城市的2.5億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是監管並強制農民工執行中共嚴厲的生育政策。政府的罰款政策依然未變，也就是，當國家需要年輕人口時，農民們艱難地生養孩子使他們成為了社會精壯勞動力，他們不僅沒有得到政府的獎勵和任何社會福利，反倒必須向政府繳納超生罰款。而他們若不在政府規定的間隔時間內懷孕、非婚生育或先孕後婚等等，統統都在罰款範圍之內。
中共從未鬆動的嚴厲罰款政策，繼續直接導致家破人亡悲劇、繼續踐踏著中國婦女和兒童天然的“生”的自由和權利。
三、強制計生政策 中國後患無窮
中國施行的強制計生政策，給中國帶來的顯而易見的災難，除了廣泛的人權災難外，還有男女性別嚴重失衡，以及加速老齡化社會來臨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1、人口結夠嚴重失衡。在計生嚴厲實行的時代，一些家庭為了能在計劃指標內生育男孩，普遍採取在女孩出生後設法弄死或丟棄。目前中國學者的男女嬰兒性別比例為118：100。在2000年海南出生嬰兒性別比已經高達135.64：100。我們中國婦權2012年在安徽省宿松縣二郎鎮開展活動時，一位小學老師告訴我們，他的班上有57個學生，卻只有16個女生；我們在當地調查了兩個村2010年和2011年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平均為165：100和135：100。學者警告，在2020年將出現4，000萬單身男子。到2050年中國將有1億男人娶不到老婆。人口性別比多年來居高不下，不僅破壞人口結構，還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犯罪率增高等。據學者預料，中國政府將會採取大量征兵來解決部份光棍困難，但對周邊國家來說，是一種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
2、老齡化阻礙經濟發展。人口問題研究專家易富賢2007年在哪他的《大國空巢》一書中，批評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曾被中國大陸列為禁書。他斷定：“中國經濟危機的本質是人口危機。”目前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2.12億，佔總人口的15.5%。據預測，2040年左右，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高峰，超過4億，即每3人中就會有一個老年人。在老年社會裡，精壯勞動力人口嚴重不足，阻礙經濟發展，“空巢老人”現象、高齡化都將加劇一系列社會問題及負擔。
在中國超低生育數十年後，事實證明，即便開放生育二胎，也難以救急，中國年輕人生二胎的意願極低，超乎了專家們的意料。湖北宜昌市八個政府部門於2016年9月發佈文件，號召全市直屬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生二胎，宣稱“一孩險、二孩好”。這種讓人哭笑皆非的宣傳口號，突顯三個方面，一是中共長期施行的計劃生育人口政策被證明是一個短視的錯誤決策；二是地方執行者的極度愚昧；三是沒有人權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執政者，永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遭殃的永遠是老百姓.
綜上所述，中國老百姓在中共獨裁政府眼裡不過是一部生育機器。所謂開放二胎，僅僅是黨想調整一下這部機器的產量而已。人們沒有因計劃生育而得到人權保障，自然也不會因為放開二胎而獲得自由益處。中國只有徹底廢除強制計劃生人制度和強制罰款政策，公開所有計生資料和數十年來的罰款數目，追究貪腐者和非法奪命者刑責，對那些遭受計生政策迫害致死致殘致傷的婦女和家庭展開全面國賠時，中國人才能夠真正邁向有尊嚴活著的第一步。
中國學生留美中介公司 再爆行賄作弊案
世界日報 10/15/ 2016
中國學生為了申請美國大學無所不用其極早就惡名昭彰，總部設在上海的狄邦教育管理集團為了幫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更花錢招待美國一些頂尖名校的招生人員到中國參加留學工作坊。
「路透」看到的電郵顯示，狄邦為這些招生人員支付旅費，出席者可選擇搭商務艙，搭經濟艙的可獲得4500元酬勞，通常給百元現鈔。
八名狄邦以前的員工透露，狄邦人員會幫學生寫申請論文，改寫老師為學生提供的推薦信，甚至任由學生刪除高中成績單上不好的分數。
狄邦否認對申請學校造假，但吹噓它與美國大約20所大學關係特別好，包括著名的泛德堡大學、衛斯理學院、杜蘭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
這些學校的招生人員自2014年以來，每年都到中國參加暑期工作坊，親自指點狄邦的客戶如何成功的申請美國大學。
狄邦與美國名校搭上線，反映中美兩地人士如何渴望利用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欲望牟利。中國有成千上萬學生到美國留學，中國也出現數以百計留學公司，收取大筆費用幫他們打通各種關節，包括協助在標準測驗作弊和假造申請資料。
一些美國大學雇用中介協助招募通常支付全額學費的外國學生，狄邦卻反過來說服競爭激烈的美國名校協助它的客戶入學。
狄邦總裁張博文宣稱，許多學校、學生和外國大學認為狄邦是中國最有道德的公司，他從未聽說公司有任何作弊情況。
張博文還捐了75萬元給南加州大學研究中心，以成立計畫對付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作弊問題。
但是，2014年南加大和另外10所美國名校人員接受狄邦招待，到北京討論這項防弊計畫後，曾在狄邦工作的漢蒙德(Bruce Hammond)發電郵警告他們，宣稱狄邦就是瀰漫美國大學申請程序的造假系統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這些學校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哥倫比亞和杜克等頂尖名校。它們宣稱有關安排完全適當，狄邦學生並沒有獲得特殊考慮。
但是，塔虎脫大學前招生人員葛瑞森說，他2014年曾獲邀參加狄邦的入學工作坊，狄邦向他提供6000元現金，外加機票和食宿招待，可是他以對狄邦的聲譽和道德措施感到不安婉拒。
費城華人公開攜槍遊行
世界日報 10/15/ 2016
「保護家園」、「增加警民合作」、「停止犯罪」⋯大費城華人槍友會組織的首次華人公開攜槍遊行，15日上午在費城華埠有秩序開幕。槍友會攜槍隊員均掛出擁槍許可，並在槍上插有「空膛旗」，不少路人駐足拍照錄影，還有華人自發加入遊行隊，一同高呼口號。
遊行隊伍由華埠牌坊所在的Arch st夾N 10th st出發，數十名槍友根據個人喜好，攜帶散彈槍、AR15、AK15、手槍等。每名帶槍者均頭戴印有槍友會Logo的棒球帽，胸前掛著持槍許可，每人手舉反對暴力犯罪的標語牌，一路途徑市政廳等费城市中心地带，游行一圈回到牌坊下。
费城警方也极力配合，一警方负责人向本报表示，游行队伍将跟随开道的警车前行，队伍末尾也有至少7辆警车和两辆警方自行车护航。
槍友會負責人之一李然向本報指出，此次抗議雖是攜槍，但安全第一，所以所有參加遊行的持槍者均接受三次材料審核，集合上車前、下車後、遊行開始前，以確保安全。
費城中餐業主劉世英也是遊行隊伍中的一員，曾是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她表示，「很多人把槍枝和暴力相聯，這是誤解。合法擁槍是為了自衛，真正危急關頭，槍是保護自己的最後手段」。
遊行隊在市政廳前用中英文宣告，此次遊行只為顯示抗擊暴力犯罪、保衛家園的決心，向暴力罪犯宣示武力，是合法合理的遊行，也獲得市政廳和警局極大理解。槍友會希望藉此爭取更多受害者加強合作、加強對自衛權利和手段的教育。「暴力犯罪不關乎種族、膚色，所有受害者應團結一致，與犯罪根源鬥爭」。
槍友會槍友根據各自喜好選擇所帶得槍種，但所有槍均未裝子彈，並插上黃色「空膛旗」，以避免誤解。（羅曉媛／攝影）
709受害律师谢阳妻子的醒悟
谢阳律师妻子：陈桂秋 2016年4月11日
我的幸福小日子终结于在2015年7月10日深夜。朋友打电话给我，身为律师的老公被抓。“709大抓捕”行动在全国展开，大批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捕。
我不知所措。
随后，谢阳的办公室被抄，保险柜被毁；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湖南省教育厅组团找到我的单位，不要我找律师，不要我接受媒体采访；代理谢阳案件的律师被追踪、被约谈、被强迫退出；我的邮件、电话、电脑等被监控；代理律师无法会见谢阳、无法了解案情；谢阳哥哥被国保约谈并限制其活动地点；一些人设计圈套利用案件来敲诈我……一系列从未有的事情，狂轰滥炸向我袭来。我未有丝毫准备、丝毫经验，可是我得全盘接受。
中国人权律师谢阳和妻子.
重压之下，茫然无知的我，选择接受警方的非法指令，配合他们近9个月。我听从了国保的建议：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出境，不和其他涉案家属联系，不利用微博微信等披露实情（所谓炒作）。当谢阳的两位辩护律师都因为当局压力而退出代理时，我只是默默接受。
但是，2016年4月4日，我经深圳准备去香港途中被限制出境，我被有关公安机关列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
我天真地以为，我的配合能换来谢阳的平安回家。可是，我大错特错！别说谢阳，连我都真正变成了警方眼中的危险人物。我猛然醒悟，我被株连了。
国家于我，只有爱。生于此，长于此，自己的根早已深扎于地下，一草一木，一人一物，虽不附身，早已融入血液之中，不可或缺。别说危害国家安全，就是别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我都要出来劝阻。可是有关公安机关不这么认为—-我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仅仅因为我的律师老公在“709大抓捕”中被捕。
有这样的逻辑吗？丈夫可能有罪，妻子就可能有罪？照这么个逻辑，那么：杀人者其亲人必帮助杀人。以后凡是涉嫌犯罪的，家属都株连好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先这么定罪，是这样的吗？可是，为什么当我想弄明白是谁做出的这个决定时，没有谁告诉我呢？当我就限制出境起诉时，深圳市中级法院连材料都不收，这样的违法行为还有延续到何时？难道有关公安机关暗地里放枪，我在明处还得全盘接受吗？还对我放了什么枪？哪里有这么无耻呢？
我不能再沉默了！一系列违法的行为还在继续，我不能继续坐以待毙！
如果真的有上帝，您听得到年迈父母的叹息声吗？听得到幼儿想爸爸的哭喊声了吗？听得到妻子眼泪在枕头上的滴落声了吗？如果没有，您感受到我的绝望了吗？总是有人说：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一切。难道我今天的遭遇也是生命之必须体验？我的醒悟，也是上帝所赐？
我在寻找那扇可以打开的门！
前男友奸污少女 张淑琴重金封口——北京太陽村真相調查 （五）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前男友奸污多名少女 张淑琴重金封口
2007年10月10日，中国妇权网记者在太阳村做义工时，看到了一个不到10岁、头上缠着绷带的小男孩。记者问工作人员，这孩子怎么受的伤？她们说，是被王龙（太阳村的工作人员，男23、4岁，据说是张淑琴在西安太阳村带大的孤儿）用皮带抽的，好几个月了，伤疤还没愈合，因担心过于醒目的伤情为外人所关注，太阳村就让孩子用帽子遮挡住受伤处。她们说，当时，王龙把孩子的头往墙上撞……，他还经常晚上息灯以后还叫女孩到他办公室“写检讨”（记者本人也到过王龙住的地方，在太阳村的募捐接待室的三间房里，就有一间是王龙住的单间）。他在太阳村担任一个管理孩子们的角色，俨然一个打手，孩子们相当怕他，有孩子说：“王龙对狗都不放过，何况我们。”“王龙打骂孩子，张主任每次知道。”
在多次对太阳村的明察暗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太阳村里一些更为令人发指的秘密。这也是中国妇权网下决心要把太阳村的黑暗全抖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从2005年到2006年进出北京太阳村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张淑琴当时的男朋友王东辉（辽宁人，比张小６岁），先后奸污了数名（至少4、5名）未成年女孩。中国妇权还了解到，被王东辉奸污的其中一名女孩名叫张某某（为保护孩子的隐私暂不公开其名字），1991年出生，河南新乡人。当时已长成163公分高的张某某，在一次写信给河南女子监狱服刑的母亲的信中婉转提到被奸污一事。河南女子监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出２名人员前往北京太阳村进行调查和了解情况。据悉，事情败露后，张淑琴与张某某的亲属私下协商，以私了的方式，付了五万元，让受害人从此封口。据说，对于相关执法人员，张淑琴也以2万元钱“打点”了事。
至今，该名受害女孩的母亲全然不知真情，依然感激太阳村“救助”她的女儿。
、
案发后，王东辉被张淑琴赶出太阳村，一来保护王不被抓捕，二来，平息“民怨”，以免他出现在北京太阳村周围，被人看见，引起不满，导致意外被告发。不过，自此无人知道王东辉与张淑琴的个人交往是什么情况，继续是情侣呢还是一刀两断，不得而知。但至少张淑琴“仁至义尽”，靠着关系网，花钱帮王东辉消了大灾，否则，王难逃牢狱之灾，
另外，被奸污和猥亵的其他女孩们事后都被先后送出了太阳村，也无人知晓她们的生存状况。事件因此被很好的掩盖下来，而王东辉至今逍遥法外。
王东辉在太阳村里奸污、猥亵的其她女孩子，在太阳村圈子内，多人知晓详情。但是，没有被告发主要原因是张淑琴的势力太大，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撑着，腰杆硬，加上众多媒体的哄抬，知情者不可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其中真相，他们担心说出事实，将会后患无穷。据2009年4月13日《外滩画报》报道：“如今，离开太阳村独立生活的有1500多名。这1500个孩子，大部分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永远和这里失去了联系。”“永远失去联系”和“迫切渴望从身上摘掉太阳村标签”的现象已经非常令人吃惊。但是，如果这些孩子曾经在太阳村遭受了饥饿、苦役、遭受毒打，甚至还被奸污，那么，孩子们的永远失去联系，就再正常不过了！
愿这些生活在太阳村的大女孩们平安长大。
编后语：
太阳村，它究竟是一个行善积德的慈善所在，还是一个藏污纳垢，在太阳阴影下进行罪恶勾当的场所？张淑琴，她到底是一个爱心无限,传递人间、天上温情的天使，还是一个贪得无厌，利用人们的善良和爱心非法敛财的恶魔?、或是为罪犯非法开脱、永久伤害少女的同案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能看到北京市府或执法当局来调查这桩发生在北京太阳村里的奸污少女案件，尽管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王的行为以及被包庇的事实，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任何回复，但是至少有一点欣慰的是，还有其它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北京太阳村财务漏洞的问题。2009年6月8日，《中国周刊》题为《太阳村黑白慈善路：被指利用服刑犯子女牟利》的报道：它并没有NGO(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手续。即便村长张淑琴通过变通手段拿到工商营业执照，也因未通过年检而早已作废。张淑琴拒绝公开其财产的详细来源及用途。《中国周刊》记者调查得知，处于监管真空的太阳村，其财富背后存在较多黑洞。政府官员甚至认为，太阳村是一颗不敢碰的“定时炸弹”。
在“非法”的现实中，太阳村依托慈善捐赠，编织了很多企业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并积聚了颇为可观的财富。在太阳村的精心操作下，这一模式正在全国得以复制扩张。
我们相信，中国妇权网揭开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实和真相还有待追查，中国妇权网会进行追踪报道，希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呼吁相关执法机构介入调查，还孩子们一个公道，让违法者早日受到惩罚，让太阳村的孩子们免于虐待和恐惧，也让海内外关心、资助过太阳村的人们免于遭受更多、更大的欺骗和伤害。同时，吁请当地各级民政部门接管太阳村，让中国的慈善团体走向名副其实的正规化、公开和透明化。让慈善机构财务及管理、儿童福利等充分暴露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