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鐘                                   2025-10-24 紐約

        （金鐘先生是前香港《开放》杂志总编及创办人。）

金鐘按：本文為紀念萬潤南先生（1946-2025）而作。2006年他曾應邀為開放雜誌撰寫他的文革回憶錄八篇。包括他在清華大學參與的文革初期實況、個人家庭背景、和胡錦濤、羅征啟等人的關係、與劉少奇女兒劉濤的婚姻始末……有獨特史料價值和可讀性。並收入他300篇回憶錄之〈清華歲月〉中,（另有〈四通故事〉與〈流亡生涯〉）。萬潤南的故事，在中國當代三個不同性質的歷史時期，留下痕跡，值得關注。

萬潤南病逝後，流亡海外的朋友們都在懷念他。我和他沒有很多的個人交往，「六四」後在紐約、1995年在巴黎，都有過聚會，印象斯文寡言，不像一個舞大旗的民陣主席。因為做雜誌需要，也曾多次向他約稿，多數是關於民運中的一些爭論。直到2006年，值文革四十年，他的資歷超過以「八九民運」為主體的海外民運界。不期然成為《開放雜誌》的撰稿人 。

媒體慣例，是按時間表作文章，逢五逢十特別熱鬧。2006年5月，我們特設專題，研討「文革」這個說不完的故事，香港左派右派都無法迴避。《開放》將萬潤南的文章《我的學長胡錦濤》列為首選。 胡已在2002年接班成為中共領導人，早成為香港輿論的焦點。但還沒有如萬這樣「和他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接觸」的人的回憶發表。接著我邀請他寫他的文革故事，他同意。於是他每月一篇，連載於2006年6月起的開放雜誌上。他的文章坦誠，有獨特的可讀性。由於他的低調性格，在他已離世後，我發現不少轉貼都來自他二十年前的連載自述。作為他的前任編者。感慨追思之餘，應該對這樣傑出的時代之子，作出新的評介，也是對一段被權勢扭曲的歷史的補正。

圖說 : 2005年金鐘(中)路過巴黎。萬潤南李玉夫婦（左2,4）在他們經營的富臨酒家宴請一班好友相會。   右 : 文革後任清華黨委書記的羅征啟。是老萬的思想老師，被陳雲貶放深圳。   下 :  劉少奇女劉濤命多曲折。和毛女合影（原載開放雜誌）、在其父舊居前。

胡錦濤和老萬（我們的暱稱）的清華大學背景，竟隱藏著一個中共權力場的港灣。他倆1960、1964先後入清華、到1966年都畢業被留校參加文革。1968又同時離校，分配工作，分別去了甘肅劉家峽和承德鐵路局。是六十年代幸運的知識分子典型 : 避過反右和大饑荒，在文革前受完高等教育。我重讀他的遺作，有溫故知新之感，也是愚生求知的難忘一課。

踏入清華園的南方富鄉子弟

那個時間段，雖有毛反修反蘇步步升級，九評出籠，氣氛尚沒有文革那樣瘋狂窒息。毛已提出「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口號，清華校長蔣南翔卻提出：「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中起骨幹的作用。」蔣校長的方法是以「政治輔導員」制度，培養出「聽話、出活」的人才。他在 「文藝社團」選了四名輔導員。重點是印甫盛、胡錦濤二人，萬潤南只是社團的活躍分子，在印胡二學長的領導下。萬評說，蔣校長的理想也算不錯：二十年內出了胡錦濤等四名政治局常委。

胡錦濤在1964年入黨，積極參與周恩來主導的造神歌舞劇《東方紅》演出。文革初期加入過井崗山414兵團，沒有深度參與造反。老萬因出身不紅，只是「小爬蟲」靠邊站。但可以參與旁觀熱鬧。開心的記錄是在大串連時，他和胡錦濤一道從重慶乘船遊覽而下，胡在南京、萬在上海分別登陸回家探親。 一路上，胡只管照護他，不談文革。老萬說，胡在文革中就是低調隨和，與人為善，符合接班人要求的「逍遙派」。1987年，老萬主辦「四通」已有名氣，趁貴州開會之機，去看望已是省委書記的胡錦濤。見他辦公室依然簡樸，談話謹慎，送了他兩瓶茅台酒而別。

萬潤南文革初，已是64屆土木建築系讀完的工程師。他出生在江蘇宜興這個有耕讀傳統的名邑，父親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職員。他形容家風厚道，與鄰和睦，「從未與人紅過臉」，說了一個母親的故事：某年秋，母曬緞子絲綢棉襖於屋外，收衫時卻遺失，四尋不得。過久後，被母發現鄰居阿嬸一日穿著，露出了該襖的繡花邊……母見其欲蓋彌彰，反而自感不安，便拉嬸入家內，打開衣箱說，有些過時的好衫，你可以隨便挑吧。於是阿嬸魚目混珠、不覺尷尬……母事後跟潤南說：「人有時會做錯事的，千萬不要傷他的面子，傷面子如傷他的心，有時候就是絕了一個人的路。」老萬說，他一直記得母親的教誨。

有如此教養的成熟大學生，當然藐視文革，一位造反派頭頭朱成昭，比他更聰明，對他說文革：「導演是騙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他認為是「很經典的獨立思考」。北大清華是中央領導關注的文革樣板。1966年7、8月，周恩來接見清華師生二十多次、親臨4次。萬潤南三次近距離觀察到這位大國總理，尤其8月18日毛首次接見紅衛兵，林劉周都隨行，清華隊伍靠得很近。他不忘兩個細節：一是毛林出場，林走得太快，要超過毛了，周連忙上去，扯住林彪的軍裝後擺，林幾乎要跌倒，周才鬆手。然後停住，等毛上前，周才和群眾跟上。二是毛在檢閱中曾將劉少奇拉到身邊，狀似親切誠懇，劉亦俯耳躬聽。萬很好奇，後劉家人告知，是毛在做劉的工作：不要因派工作組背包袱，是為黨擔過。回去和光美、孩子們說清楚……劉竟信以為真。萬說，一周一劉，一個厲害,一個愚忠，都不得了！

在紅色恐怖中接受洗練

至於江青，老萬聽過她的講話，一次在北大，上萬人的會上，都是空話、套話，令人噁心。竟然將毛家媳婦的事拿來講，還聲淚俱下。萬潤南甚至有一次看宣揚江青的文章，因其誇張肉麻，引起全身一陣陣起雞皮疙瘩，後來竟然想起這妖精，胳膊就會起雞皮疙瘩——害得他請蔣世俊同學的表哥腦外科醫生就診，一段時間後，才消失 (此症在美國稱為Hives)……老萬說，他這些經歷雖然沒有死於紅色恐怖的那些人的悲慘，但是我個人真實的不會忘記的故事。他準備寫三本書：清華歲月100篇、四通故事100篇、流亡生涯100篇。現在先挑幾篇，給雜誌發表。

老萬見《開放》發表一篇批判劉賓雁的文章，內心對「非白即黑」的看法很反感。終於寫了一篇沉痛的文章（開放雜誌2006-3月號），他自省道：「我們這代人完全是在黨文化教育下成長的，雖說因六四在政治上和共產黨分道揚鑣了，但一開口、一舉手、一抬足處處是黨文化的印記，所以會招來許多口誅筆伐。」他讚揚賓雁:「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的警語, 道出了根除心中賊的長期和艱難。」又以蘇東波，西歐左派退潮為例，指中共只認第一種忠誠，否則就是反黨、叛黨。鼓吹「第二種忠誠」，不正是鼓吹反黨叛黨嗎？

萬潤南記得清華園裡的「紅色恐怖」，描述了「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最初瘋狂。對譚力夫（後任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明明無理，卻那樣雄辯、極具煽動力，感到非常徬徨、沮喪。例如譚說：「地主兒子想到土改，躱在被子裡磨牙的聲音，我們都可聽到，這就叫階級烙印！」幸好有了一個遇羅克。是老萬心中的英雄。他推崇遇羅克的《出身論》寫得那麼透徹和準確。和同時代的馬丁路德一樣偉大和不幸被殺。老萬說他也有一個夢：每年三月五日，成為全國的「遇羅克日」。激勵一代代中國人說真話。他說，今天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大革文化的命」。

關於清華文革初期的暴力造反，罵人打人，老萬說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獸性激發到近乎瘋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張口就是「滾你媽的蛋！」打起人來那股狠勁，他永不會忘記拆毀偉觀的「二校門」的那天（1966-8-24），他在現場。那是清華紅衛兵的第一場浩劫。他們用汽車拉倒校門，再要「黨委、黑幫」來清理廢墟——有的滿臉墨汁，有的陰陽頭。掛牌子、戴高帽。紅衛兵監視、毆打。最慘者李傳信（十八年後清華黨委書記）。何東昌腿被打傷，被迫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後的高 校部長）……。文革中清華被打的人無數，死了二十九人。這是大場面。小場面呢，老萬記得在南下串連的火車上，一個小女生押送一位掛牌的頭髮花白的「地主婆」。她特意讓老人站在車廂交接處，每當車晃動老人想移動一下，女紅衛兵就揮舞皮帶抽打她……老萬說，沒有人制止，包括他本人。他對自己怯弱，無言可悔。

羅征啟：一曲失敗的莫扎特樂章

萬潤南的文革回憶，沒有迴避自己的角色。他當時是清華三個「修正主義苗圃」中的文藝社團成員（另兩個是輔導員、體育隊），是校刊的文藝副刊編輯。「文藝社團」組織較雜，支部書記印甫盛、團長胡錦濤。他們上面還有一位羅征啟：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從出生年齡看，萬潤南最小1946年、印甫盛1944年、胡錦濤1942年、羅征啟老師1934年。這個系列，可以說是毛鄧時代，一支權力邊緣的別動隊。他們沒有太子黨的血統，有被稱為團派的因緣。萬潤南和他們並無政治上的標記，卻有一點文化上的瓜葛。

那就是令老萬難忘的「莫扎特音樂與入黨談話」，成為他清華歲月裡一段「和諧的樂章」。萬潤南在清華大約五年。雖然他在高中連續三年是學生會主席，進入清華兩年卻不算「積極分子」。1966年初，他已買好車票回家探親。突然通知他開會討論他的入黨問題。他才知道入黨介紹人是羅征啟、印甫盛。返校後，通知他入黨已經通過。介紹人羅征啟要和他談話。這是規矩，新黨員照例要接受一次入教的共產神父的訓示。……去到羅家，這位宣傳部高幹看到萬潤南有點緊張，臉發紅，笑了笑，他畢竟比萬大十二歲。他給了小萬一個意外的提議：

「萬潤南，想不想聽莫扎特？」萬對此啞然。羅放唱片，並自己拉起小提琴伴奏。萬回憶道：「我不懂音樂，只能用心感受。那天，羅征啟沒有告訴我什麼是共產主義，卻給我啟蒙了莫扎特。」那優雅、柔情、活潑的跳躍、緊湊的快板……萬開始打量「這個不同凡響的黨官」，「他帥得有點像拜倫，有一股貴族氣。」——老萬說，他把入黨寫得這樣輕鬆，沒有誇張，早聽說羅老師的小提琴出色。那時一個角落的浪漫，不足為怪（令人想起蘇共批判蕭斯塔科維奇時，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竟能上台彈奏蕭樂曲中的有誤之處）……文革一來，羅征啟就成了被打倒的黑幫，印甫盛是黑幫爪牙。萬潤南則為被羅毒害的青年。羅被抄家，一些精美的西方美術畫冊，被批判為「羅征啟的醜惡靈魂」。 蒯大富在清華不可一世時，羅因是蔣校長的筆桿子，曾被酷刑批鬥，夜逃昌平。其弟在批鬥中死去。武鬥升級，老萬參與將羅轉移廣東汕頭，後返校，又遭狠鬥，江青手下的「遲群小謝」欲拉攏羅未得。

萬潤南說，中國本來可以有一位不怕自由化的總書記，他指的是羅征啟。事緣文革後，羅出任清華黨委副書記。在胡耀邦的第三梯隊之前，接任團中央書記，並成為第一批入中央黨校學習的重點培養接班的小組組長（田紀云、尉健行等為成員）但羅的仕途遭到挫敗。因一封致陳雲的信，反映其子陳元欲私佔留美名額，被陳雲大罵，「清華造反派不可重用」（羅曾協助萬潤南起草「414思潮必勝」，毛親予否定）。陳元遂轉社科院，羅亦派往深圳辦大學，任深大校長。1989年北京學運起，羅又表態要求結束垂簾聽政、召開人大問責李鵬——結果被定性為「官辦動亂」，罰以「雙開」。朋友形容他「一無所有、只餘夫人」。

印甫盛，科技能力極強。他走了電腦開發之路。並引導萬潤南學軟件編程序，1984年聯絡萬潤南、沈國鈞等七人，二萬元起家，在海淀成立四通公司，萬任總經理，請段永基合作，將日本打印機改造成可以打印中文，暢銷各地，大賺二十多萬元。三年後營業額達到五億元， 1988年達10億元，分公司百餘家。成為排名第一的信息產業。中國民營企業的象徵，並引起國際的重視……直到介入六四事件。萬潤南這樣調笑地概括他在中國的歷程——「我不經意就入了黨，一不小心創辦了四通。」和胡錦濤的關係呢？他這樣交代：「1989年政治風波後，我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兩極。但在我內心深處，還是默默地祝福他。 能順利接班，然後能有所作為。」他說，聽到他派人去了解歐洲社會民主黨時，會燃起某種希望；然而看到他「學古巴朝鮮」的講話（刊於開放雜誌2004年12月），又讓人極度失望。

和劉濤的一段傳奇姻緣

老萬是一個心地開闊、善解人意的人。他對香港新聞界有相當的了解。記得我向他約稿時，特別提到他和劉少奇女兒的婚姻事，我問得很客氣，因為這是他的私人領域。他表示沒有問題。事情涉及劉家，一個國家主席的事。稿子來到，寫得很坦直，雖然不是傾囊而出，但足以使讀者滿意，尤其是背景令人嘆息。劉濤是劉少奇和前妻王前的女兒，清華自動系九班生，開始造反時，批蔣南翔，風頭超激，劉少奇遭殃後，又貼出兩張敗壞劉名聲的大字報，一時沉淪。老萬做校刊副刊編輯中有位女生傅烈和劉濤是室友，她們如姐妹，比萬年紀大兩歲。傅告訴萬，同學們都不理劉濤了，她也要和她劃清界限。萬潤南表示：「不可以，你們是朋友，不只是同學，會傷害她很大，朋友就是要在患難時見真情。」

真是「一語定乾坤」。這句話給了劉濤母親王前很大震撼。王前執意要見這位敢於同情劉少奇的勇士萬潤南。他們見了。王前非常滿意，「對我熱情得不得了。夜深了，還不讓走」。（王前丈夫聶真也是黑幫，豈敢夜容生客？）只得由劉濤陪萬出去找個「棲身之處」。最後在一片黑暗中，找到西直門火車站候車室。萬寫道：「這是我們度過的第一個良宵」。不必追問他們的情蹤……王前這位心如火急的親家，已經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她不徵求萬潤南的意見，就給清華領導（工宣隊）寫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劉濤的男朋友。我的那層窗戶紙，就這樣給王前捅破了。」消息傳開，清華園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成為1968年校園八卦新聞。萬潤南以紅樓夢的「好了歌」敷衍其事。他才22歲。被分配在北京鐵路局承德機務段工作。王前則迫不及待安排他們「生米煮成熟飯」。萬感到好像有天鵝怕蛤蟆飛走的隱衷。這對被「包辦」的夫婦在承德住下來。

從交友、結婚、生子、前後共四年。兩人生活在政治壓力下，不知道有什麼快樂的事。1972年他們談成分手。劉濤回到北京。原因何在？ 這場落難公主和窮小子的婚姻，必然帶著那個時代的戲劇性。那時，紅衛兵被趕下鄉、劉少奇慘死、林彪叛逃蘇聯——顯示一個重要的轉折出現，黨內外都看到文革的失敗。開始「落實政策」。王前母女怎樣重審她們的遭遇呢？萬潤南給劉濤與弟妹講過：「我從來不相信劉頭上的三頂帽子（叛徒、內奸、工賊）……不超過二十年，你們父親的問題肯定會平反。」他的預見來自蘇聯的先例，布哈林等被史達林殺頭的反黨分子，後來都平反了，因為罪名太荒謬。他從王前家裡看過不少「內部讀物」（包括斯特朗、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等）。常常想，毛時代不過去，是沒有希望的。他知道王前十七歲嫁給劉少奇，十八歲生劉濤，現才四十出頭，一定會有很多想法。那年頭年輕人能知道水有多深呢？萬對王前有好感：「可憐天下父母心」。（按：1976年毛死之際，劉濤和男友策劃從雲南偷渡出境失敗，被拘二年獲釋，據官傳她帶著資料企圖出逃美國「出賣自己」。事後無人問津。——可能欲步史達林女兒後塵……）

萬潤南接著寫了一段留蘇的異國婚姻，文革中無端打成「蘇修特務」而活活拆散的悲劇。他看到這種天天包圍著你的無奈，獨身在承德，1972-1978，長達八年。「 24歲到32歲，是絢麗的人生，卻成了我的沉潛處、傷心地。」他帶著兒子萬方，除了讀書，就是每天聽《美國之音》（包括它的音樂）。上班不久，當了鐵路中學教師。每年鐵路局有一張免費票回上海探親，也備感落寞。一次巧會中學女同學。兩人一見如故。彼此傾訴虛度年華的苦悶，天天在上海「壓馬路」，將兩公里的肇家浜林蔭路，走到曠野，只見天上一輪彎月。他倆想在一起，柔情眷永。但要她放棄上海戶口，去到承德山溝裡。又是茫茫遺恨……。

萬潤南調回北京，是1978年中共三中全會決定調整經濟體制後，進入中科院計算中心的事，作為一名軟件工程師，1980年為進口日本電腦而首次出國東瀛、美國進修……大踏步展開他在信息業的宏圖大志，創建四通，一飛衝天。直到六四。他的粉絲懷念這位「曾令世界驚艷的中關村儒商，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這篇文字來自於老萬自述的青春物語，充滿了齊瓦哥式的一個殘酷時代的內心壓抑和真實的觀感 。在命運的作弄下，老萬沒有放棄的是他的文學嗜好，他有一首詞在記憶中留下來，描寫他和劉濤的那段姻緣：《偏向絕處飛》

昨怨鵲橋短，今恨銀河遙，寒夜漫天霧繞，

初會三角島、同是混世先知鳥，比翼何必曾同巢。

雙飛上九霄、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

相聚歡，別離恨，虎狼嚎。

恨心相逼，一腔怒火沖天燒。

痴情兩相依偎，無語淚濕雙襟，驛站度良宵。

誰言冬夜長，神鳥啼破曉。

2025-10-24 紐約

作者：金鐘                                                                2025-10-09

作者按：配合新書《毛主義遺產》的發行，特撰寫這篇導讀。希望將書中各篇未能提及的內涵，概括為下列方面——毛的政治遺囑剖析、文革國際化、反蘇聯美始末、核戰危機邊緣、中蘇交惡歷史背景、毛的個人素質、封閉的帝國體系……這些課題有待於各路先進行尊賜教。

我的文集《毛主義遺產》九月初在台北出版，趕上九月連串大事。與這本書有關的是「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49週年。擬就此掌故，再介紹若干讀者關注的毛「遺產」。

毛澤東死在他的九九忌日，有象徵意味。中國人信「九九歸一」 毛生命有兩次「九九大劫」。都在他大亂天下的高潮期：一是1927年，一是1976年。逃過了一次，逃不過第二次。1927年是中國現代史關鍵的一年。國共合作失敗，毛放棄組織「全國農會」奪權的野心，領導湘農武裝造反，準備攻佔長沙，9月9日途經瀏陽張家坊時，被清鄉隊抓住！團防局奉命送往總部處決，毛路上逃跑，躲進一個水草塘中，直到天黑才脫險。而後經過「三灣改編」、以贈槍賄絡土匪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和毛共享「農運大王」之稱的彭湃，逃亡上海，被捕處死。

難逃兩次九九死劫：1927-1976

毛占山為王那年34歲。於1949年槍桿子得天下，皇天后土獨裁到 1976年，他說：「七三、八四，不死閻王請」。 最後天怒人怨，唐山大地震，如皇帝駕崩，沒有逃過這次9月9日死劫——1927九月九到1976九月九，有如亂世五十年大循環！在這半個世紀，他自命秦始皇，盈得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之冠的惡名。以殺人7000萬紀錄，壓倒希特勒、史達林。

那年，毛「九九」死前的後事，他給政權、臣民留下什麼？還是一個話題。官方記錄，他的健康，自1971年林彪叛逃而休克開始衰頹  , 到1975年已說話不清，臥床，到1976年迅速惡化。 6月出現心梗塞、7月昏迷、鼻飼。 9月中秋，血壓下降，直到9日凌晨，心跳停止——在生命漸失、眾神末日的一年間，毛不忘私接尼克森來京密會的虛榮，卻不留下書面遺詔，交代後事——唯有1976年1月（另說6月？），召親信數人口授「臨終囑咐」一事，引人樂道。成為中共歷史至今的一個疑點。

如帝之遺詔，茲事體大。權威的是：葉劍英元帥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內部宣達此囑，1985年由黨史作家王年一公開，成為非正式的「政治遺囑」。被多處引用，包括官製《毛澤東年譜》。其要義為：自評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將蔣介石趕去台灣，二是「發動文革，此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還說，「若交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

「政治遺囑」被老革命顛覆

這是毛唯一一次提到他的「遺產」是文革。「反對文革的不少」，這話他說過不止一次。他知道黨內外從林彪甚至鄧小平、無數老幹部都對「文化大革命」憤懣不已。鄧雖復出，最後的「反右傾翻案風」運動，卻直指鄧「算文革的帳」……故此「政治遺囑」表示「交給下一代」，不難理解是指巨大權力誰來接棒？文革初毛對江青說過「七八年後再來一次」。毛有意交班給「文革派」江青四人幫，搞家天下。是眾所周知的看法。

但是毛死，他的那批老革命，懂得「陽奉陰違」，採取非常手段接掌了權力——他們逮捕四人幫，判江青以死緩，再以1981年六中全會決議「否定文革」。以鄧小平的辦法：「宜粗不宜細」，籠統否定，不算細賬。不僅保毛也保黨。 嫁禍林彪四人幫：「林彪事件已宣告文革徹底失敗」——毛「遺囑」只得束之高閣（還有如江青曾與張玉鳳爭鑰匙的毛專用文櫃，封鎖至今）……

文革有如玩世不恭、不了了之。 引文革研究，此起彼伏。自由香港是國內外資訊集散地。我得以就文革起源，提出過「文革起源反蘇」的觀點。是歷年沉思的結果，也是對毛的「政治遺囑」的另類解讀——毛之反蘇（官式稱為反修，反蘇一直和反共並列為忌，直到「聯美反蘇」始無忌），主流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始， 到1976年去世長達二十年。 大陸學者質問：毛指着劉少奇說，我一個手指就可以把你打倒——為什麼還要發動大規模的文革呢？這是很地道的問題。毛絕對另有所謀。自從他1957年到莫斯科群龍無首、狂言無忌，接著1958大躍進造成大饑荒後，毛知道闖了大禍，也斷了蘇東的信任，成為眾矢之的。透過打倒彭德懷易如反掌，他深信國內可以控制， 奴才老粗聽指揮。唯一擔心威脅他的獨裁權力的對抗勢力，只有蘇聯。蘇共既會透視毛的詭計多端，又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影響力。畢竟是「老大哥」「父子黨」。

反蘇二十年：文革國際化

毛不信邪， 自稱身上有虎氣，也有猴氣。和蘇共一決雌雄。以「抬槓」手法，反「修正主義」之名，惡攻赫魯曉夫，妖魔化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三面紅旗」挑戰 蘇共「三和路線」。黨內對毛不滿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被毛誇張為潛在的權力危機。最疑心劉少奇和蘇聯勾結反毛——直到劉死和林彪逃蘇，證實毛以文革，向蘇挑戰，早有預謀。許多被打倒如彭德懷等高幹，都有公開不公開的「裡通外國」之罪，周恩來還遭蘇聯「兒皇帝」之誣，近萬名留蘇生無一免遭批鬥迫害，御譯師哲、閻明復九死一生，孫維世戳腦慘死，陳伯達之子臥軌自殺……整個政經文化體制鏟除蘇援足跡 ，綁在反蘇的戰車上 ，不惜國家經濟走向「崩潰邊緣」（官方語）。故反走資派、造反有理……都是一套套民粹煙幕，強姦民意，發動群氓造聲勢。

文革的國際化，是很少人提到的一個概念。中外人士都被那些粗野的鬥爭方式和口號及神秘的權力鬥爭所迷惑。其實，共產黨原來就是以「國際主義」為宗旨，「共產國際」擁有極大的對各國支部的操控權。中蘇交惡正是在國際力弱史達林逝世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兩個大國爭領導權的鬥爭。文革後半期，這種國際性，突然戰略轉移。出現戲劇性的「聯美反蘇」，被稱為中美蘇三國演義。美蘇冷戰競爭，變為中蘇誓不兩立，兵戎相見。根源在於：戰後國際緩和外交與毛的「戰爭萬能」崇拜的分歧。過程詭秘而驚險。

核武邊緣、和美結緣，遭東歐打臉

毛自認和蘇分裂，「自1958年金門砲戰始」。實質是炮打蘇共三和路線：向赫魯曉夫即將訪美潑冷水。赫不退讓，反對製造緊張局勢，並說台灣問題可以採取列寧的政策： 成立「遠東共和國」。毛充耳不聞（他不可想像蘇聯解體緣於民族自決權）。從論戰反修，發動文革，狂熱升級，直到挑動珍寶島之戰，引發超過古巴危機的核戰邊緣。毛披掛上陣，以「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戰爭動員、1969年6月對軍委說：「核戰沒有什麼可怕的。中國地廣人多，蘇聯丟幾顆原子彈沒有什麼了不起。何況我們自己也有原子彈」……蘇軍方對毛的戰爭狂言高度反應，格列奇科元帥發出核打擊警告。不料，真正按下核按鈕的卻是毛：1969年九月底，毛指示試爆地下核彈和一枚氫彈，以魚死網破之兇悍向蘇示威。接著全國深挖洞、緊急疏散……周恩來獲悉情報，美國對此不干預，欣喜若狂告毛：「我們可以敲開美國的門了」。毛以這場核戰危機為歡，開啟美國總統來朝的一頁。從此，他見外賓必煽動打仗！ 還要求建立一條國際反蘇戰線……蘇東華沙陣營鄙視毛的好戰狂言，連曾為毛效力的阿爾巴尼亞霍查，也站出來造反，長篇斥責毛澤東內外政策以蘇為敵，是「反革命」、「假革命」。他們已經把毛當作一個比納粹還可怕的狂人。

以上就是毛反修反蘇、發動文革，直到與天下人為敵，走到核戰邊緣——的一條死亡之路的輪廓——毛利用壟斷的黨國龐大資源， 狂熱地自造圖騰、紅太陽，「毛澤東思想」 擺上神枱，以暴力和戰爭政策， 貫徹二十七年統治全過程，形成獨裁恐怖的國家專政力量。十年文革是這個反歷史潮流的登峰造極 。已經踏上憲政之路的台灣，評文革猶如「一座東方瘋人院 」。蘇共中央則評論中共二十年的動亂是：「最殘酷的封建法西斯專政」。毛對他的御醫李志綏說過：「我是不會寫罪己詔的。」的確，毛正是從一件件壞事，走向一個個罪行，視億萬百姓，或為螻蟻、或為炮灰 ，從無憐憫之心。——臨死還抱著文革不放， 宣稱是他的主要遺產。這是黑暗無盡頭的凶兆。請看文革已過去五十年，毛留下的專制主義遺產，不是依然和天安門他的偶像一樣，不給歷史一點面子！ 面對這樣一個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暴君，誰能無動於衷？本書應該是中國啟示錄的一頁。下面補充幾點：

從山大王到流氓皇帝的特質

對毛反蘇的歷史背景，應該有一個概括。中蘇共皆出自一黨專政、中循蘇制。但實質上兩國在歷史、文化上存在不可相融的巨大差別：一個是中世紀農耕體制、一個是與美國並爭的現代強國。毛反修的理論與實踐，皆無絲毫時代意義可言。 例如蘇軍已在部署核導彈戰略，批判過時的艦隊主義；中共卻在鼓吹「世界農村包圍歐美大城市」！ 「修正主義」 原係德國考茨基一派批判馬克思的爭論，符合二戰後世界潮流。文化上，中國與西歐之文藝復興差距數百年，蘇聯體系實為彼得大帝西化的優化傳承，已達「超級大國」之境，如航空航天，早有加加林宇航、圖144客機之範例。文革還在鼓吹赤腳醫生、五七幹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執意惡搞，有太平天國的殺人如麻，沒有清帝登基後的「勤政求治」。

毛澤東的個人素質，也應有若干分析——毛是一個山大王，「打天下坐天下」的農民造反領袖，又是一個飽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流氓皇帝。其井岡山綠林意識和作派貫穿延安到北京宮闈。 他那 唯我獨尊、家長式習俗，和蘇式派頭格格不入。 同時，他又是受過不少的諸子百家影響，自稱可以背誦四書五經， 認同孔孟大義的邊緣人。他的著作中有數百條古典語錄，引用馬列甚少。古為今用，直到死前還批孔。史達林說他是人造奶油式的共產主義，並非戲言。傳統文化修養，給了他強詞奪理的一手雄辯文章。形成黨八股新教條，確是中共高層中無人可及。毛崇拜湘軍首領胡林翼，熟讀其文集，連其號「潤之」也拿來自用。胡是非常守舊的人。一次見到長江西洋軍艦，行速飛快，驚愕之際，回營即大口吐血，不久去世……可見中國人的懼外排外心理由來之深，毛不掩其對白種文明的排斥與山寨傲慢。這和列寧在西歐住過十五年、孫文通曉西方政治，去歐美二十次大異其趣 。毛的談吐，處處「土法上馬」（陋習入中南海尚要掘地而便，不慣馬桶至訪蘇要為他改造皇宮廁所，赫魯曉夫吃驚）。

億萬人生活在嚴密組織中的國度

毛主義統治一大戰術特徵，為當代各國所無。那就是厲行至今的黨內外保密制度。此事之嚴密可怖，超過黑手黨，外人無法想像中國竟如一座監獄式的大兵營。從普通意義上說，保密自是難免 。但是在毛的制度下，有如人人頭上一把刀。其黨章至今留有地下黨的「保守秘密……永不叛黨」。以洩密違紀被囚、至死者，不知凡幾（潘漢年為顯例）。獨裁者無不狡妄陰險，是新聞自由、政治開放的死敵，千百萬黨員無異於害民的暗探、整人打手，連香港共黨已入港府，亦誓不公開。鄧不諱「中國人民已組織起來」是執政優勢。（黨員無黨證，都在組織中）……故戈巴喬夫的改革將「公開化」列為首義；胡耀邦也說，黨史都公開，我們就要垮台。有關毛的公開史料中，掩蔽、刪改、美飾之處比比皆是。例如本書特別評析的「聯美反蘇」「大戰略」，在1981年三萬字否定文革決議中，竟隻字不提！不少文革史家，亦對此長達五年密史，視若無睹。即使「政治遺囑」問題，也無人置評（不由人想起孫中山、蔣介石之立遺囑是何等莊重肅穆， 「女皇」慈禧，也頒布三百字的遺囑，交代輔佐幼帝及立憲新政）——泱泱大國，一塌糊塗至此！

毛澤東死有遺恨的「蘇修」，在經過艱難的社會民主主義轉型，三和路線外交，最後實現國家和共產黨的和平的自我解體，三色旗升起。顯示一個執政黨的歷史勇氣和責任感。必須指出，中共若再生，定無走「修正主義」之路的可能。因為蘇俄歷史的臍帶，早就和西歐文明、西敏寺傳統有氣脈、宗教的關連，中國完全是兩回事。毛的中國到鄧的、習的中國，他們一脈相承的是從秦皇漢武到乾隆慈禧的香火。那是毛最大的遺產。

本書內文三十三篇，精選之意在於，毛獨霸遺產，不僅是臭名昭著的十年文革，還有整個毛統治期所構建的政治體系、思想文化邏輯、一套嚴密的東方專制主義。毛和死於他的恐怖專政的不幸者及部分遺屬，都已化為歷史的塵埃。我認識很多人，生前敢怒不敢言，死後應該有人代他們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有些話是想說也難說清的。包括本書中毛的反蘇主義及其後果。當局封鎖了檔案，也封鎖很多人的腦袋、使他們失去人的尊嚴、成為黨的工具——嚴酷的事實是，毛要打倒的「帝修反」 一大群，最後都活了下來。他們見證了一個暴君蹂躪歷史的可怕力量。作者也是被吞噬過的倖存者。 真正被毛打倒的，是被毀掉美好青春的一群。其中部分人成為毛的遺囑執行人。他們前途迷茫。

我希望本書可以作為想了解或研究毛澤東那個黑暗朝代的一個簡明的史話性讀物。那些個案、人與事，沒有深奧的思辯、沒有繁瑣的求證，也沒有時髦的文詞；但有一些罕見的觀察和判斷。我希望不遺漏重要的有趣的情節。……如果能被視為一本參考性「毛澤東主義ABC」，至感欣慰。

因為我在美國，不能像往日在香港那樣，協助發行商和朋友們溝通、交流。一切都要經過網路。現將允晨文化出版社提供的幾個網站，附呈於下。並誠摯感謝發行人廖志峰先生和執行編輯簡慧明小姐，為本書編輯出版付出的辛勞，及幾位關心本書出版的教授。網絡發行，我無經驗。拜託各方好友，不辭煩勞，上網選購，不勝感激。（「博客來」諸網路，都有極好的服務，可以送書到府上。現以香港最為方便，美國郵資較高待酌。）

金鐘聯繫電郵jinmw07@gmail.com

作者: Renne R. Andersen    翻譯：麦客              2025-05-25

麦客按：为什么丹麦和北欧国家如此成功？如果说是人均自然资源丰厚，那为什么很多人均资源更丰富的国家远未取得他们那样的社会发展水平？这一直是我、或许也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谜团。近日偶遇《The Nordic Secret》（《北欧秘诀》）一书，深感作者雷娜·瑞秋·安徒生（一位丹麦学者，一位瑞典学者）提出的丹麦及北欧国家的成功秘诀——一种特殊的民间教育方式Folk-Bildung，对中国及很多国家的未来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这本书以Folk-Bildung的形成和发展为脉络，系统地梳理、回顾了十八世纪末以降德国哲学开启的各种近现代思潮对现代教育和社区发展的影响过程，相信对所有对教育哲学、社区发展和现代历史感兴趣的朋友都会有所裨益。因此经由第一作者支持和授权，翻译了她对该书的精华浓缩长文《The Danish Secret：What shaped the Nordic countries》。

本文为该书的浓缩版，译者麦客的微信公众号首发。作者授权刊发。图片均来自作者麦客微信公众号。

雷娜·瑞秋·安徒生（Renne R. Andersen），女，丹麦未来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兼教化活动家，著有《北欧秘诀》。

在国际公认的社会发展品质排行榜中，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常年排名前十（经常排名前五）：最幸福的人民、高度的彼此信任、最宜居的城市、最好的营商环境、丰富的文化，等等。 丹麦并不完美，但很了不起。丹麦是如何发展出这些品质的？背后有什么秘诀？这一秘诀能否像 150 年前输出到其它北欧国家一样，输出到今天的世界其它地方？答案是肯定的。丹麦的秘诀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称为“民间教化”（folk-bildung），它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复制。这种民间教化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绝非沙文主义；一种包容和鼓励多样性的民族主义，它反过来又会促进开明的思想和凝聚力。这种民族团结和认同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史上丹麦与德国之间旷日持久的边界冲突，这场冲突的高潮是两场战争，但最终以一次人民公投和平收场。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会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它已经是长达200 多年的文化和民主发展过程的最精练的浓缩了。这段历史性的旅程使丹麦从 1800 年左右的贫困的封建农业国，发展为 1920 年的蓬勃的工业化国家，以及 2020 年的现代化国家。在丹麦，这场巨变是花了200多年、分两个阶段逐步完成的。如果以人类现有的工业化和教育水平为基础，借助今天的工具和方式，应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就能在这个星球的很多地方实现。

丹麦

在国际政治中，丹麦经常被作为一个值得效仿的例子提及：民主、繁荣、和平、组织良好，并且拥有成功、高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不过，有些人，比如美国的福克斯新闻频道，似乎认为丹麦是社会主义的，甚至和委内瑞拉也类似。他们真应该多去实地看看——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旅行不便，起码也要给外交部的某个真正了解丹麦的人打电话，好好了解一下。

事实上，丹麦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有社会意识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税收高，在文化和国家认同方面有保守倾向（好吧，现在它这种“保守”正在变成排外），而且教育传统独特。在过去的 175 年里，丹麦非常明智地致力于全民教育。不仅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早就完全免费，政府还为所有学生提供补助，这样很少有人需要背负着经济债务开启成年生活。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

丹麦成功的真正秘诀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称为“民间教化”（folk-bildung）（译注1）。它始于 1851 年的一个农舍，由一位执拗的、不认同彼时教育体系的教师发起。他与 15 名年轻的农工一起创造了这种新型教育。他们一起生活和学习了五个月，这些年轻人都被成功地改造了。之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成为了有见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榜样——正是他们为改变丹麦和北欧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我之前在《北欧秘诀: 一个关于美好和自由的欧洲故事》一书（与我的瑞典同事托马斯·比约克曼合著）中就此做了完整而详细的分享，并在我的新书《教化: 保持成长》（2020 年出版）给出了一个简版。本文是丹麦秘诀的最精练版本。整个故事要从丹麦与德国的边界冲突开讲：

1800年代的贫穷丹麦

我们即将踏上一段历史之旅。与所有历史之旅一样，要充分了解那个特定时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进入更早一点儿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故事开始时丹麦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局势。

迟至 1772 年，丹麦语才成为丹麦行政体系的官方语言，之前的几个世纪一直是德语，公务员也一直由德国贵族们担任。1776年，丹麦引入了公民身份，并规定只有丹麦人可以成为公务员，这就为新兴的丹麦资产阶级的儿子们带来了新的职业机会。1789年，农奴制被废除。

1800 年，冰岛是丹麦的一部分，挪威也在丹麦王室的管理之下。芬兰则是瑞典的一部分。这三个（五个）国家都非常贫穷；历史数据显示，它们的人均GDP是欧洲最低的。由于拿破仑战争，瑞典在 1809 年将芬兰输给了俄罗斯，丹麦在 1814 年将挪威输给了瑞典。

                   （拿破仑战争后的丹麦地图）

还有两个公国构成了丹麦和德国（其实当时还没有统一为德国）之间的边界地区：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严格来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不是丹麦的一部分，而是丹麦国王的个人领地。

学校成为国家的救星

如上，1800 年，丹麦是一个贫穷的封建农业国家，居住拥有绝对的权利。当时的统治者是摄政王储，但他很快成为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虽然性格相当保守，但他及其内阁采取了一些非常进步的举措。他不仅解放了农民，还在 1789 年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成立了学校委员会：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内阁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时代即将来临，农民需要更好的教育。

与北欧其它国家一样，丹麦在整个 1700 年代的识字率几乎达到 100%。一个人如果不能不能阅读路德的《教理问答》，就不能被确认为基督徒，也因此不能找到工作或结婚。这种识字水平是在没有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学校系统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农村，如果人们没有财力为自己的孩子聘请老师，当地的牧师、敲钟人和父母本人就会负责教孩子们读书，或者——如果农民走运的话——邻近的贵族可能被启蒙运动的精神感召，在自己的庄园开办学校。在弗雷德里克六世的学校委员会中，就有不少正在自己尝试办学的贵族。他们受到让·雅克·卢梭、弗里德里希·席勒等思想家和瑞士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的启发，致力于探索丹麦的未来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不幸的是，学校委员会的工作受到拿破仑战争的严重干扰，他们花了 整整25 年的时间才把学校系统的方案搞定。

终于，在 1814 年，丹麦推出了堪称彼时最进步的学校立法。所有儿童都必须接受七年的义务教育，国家保证所有 7 岁至坚信礼（通常在 14 岁左右）之间的儿童都可以免费上七年学。该立法还涵盖了对教师的培养、教师培训学校、校舍标准，以及在冬季为农村地区的成年人提供每周两小时的免费学校。立法中最激进的部分或许是其背后的理念：在坚信礼之前，孩子的主要义务是上学，而不是成为廉价劳动力。然而，在很长时间里，童工仍然是常态——由于丹麦的财政状况不佳，该立法直到 1840 年左右才完全实施到位。除了贫穷这个首要因素之外，战争也延缓了新法的落实步伐。1807年，丹麦遭受了英国的大规模轰炸，哥本哈根几乎被焚毁，丹麦失去了自己的海军； 1813 年，丹麦在与瑞典的战争中落败，并于同年破产。尽管历经劫难，到 1840 年代，所有丹麦儿童已经都可以上七年的免费公立学校。

边界冲突、宪法和教化

从 1848 年 2 月开始，革命席卷欧洲，丹麦的资产阶级要求制定自由宪法，废除绝对君权。弗雷德里克六世早已于 1839 年去世并由克里斯蒂安八世继位，后者也于1848 年 1 月 20 日去世并由弗雷德里克七世继位。

新国王现在面临两大威胁：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政治动荡，一些人宁愿与德国而不是与丹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要求制定自由宪法。这两大矛盾导致了 1848-1851 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49 年 6 月 5 日的第一部丹麦宪法，以及民间教化。

为了能理解这种命名怪异的教育（指教化，bildung），我们现在需要从1790 年代开始回顾德国哲学、一位丹麦牧师的思想以及丹麦与德国边界冲突的历史。这么做似乎很奇怪，其实是基于以下原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塑造了我们，而丹麦的政治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民间教化成为了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仅使那些社会和文化变革对丹麦人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还使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丹麦人能够在动荡中看到新的机会，并抓住这些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到底什么是培智？

教化（Bildung） 是一个德语单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没有确切的翻译，可能相对接近的词就是“养成”（formation）和“教育”（education）了。教化和养成或教育之间的区别是，它既是常规意义上的教育，又是道德和情感的发展；既是培养的过程，又是培养的结果。教化在德国拥有 250 年之久的哲学传统，教化哲学家包括赫尔德、歌德、席勒、费希特、冯·洪堡和黑格尔——在瑞士，还有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

1770 年代后期，富有远见的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 ( Sachsen-Weimar-Eisenach) 的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Anna-Amalia，1739-1807) 有意将刚刚提到的那些德国知识分子聚集在耶拿（Jena）这个大学城。结果，耶拿成为 1780 年代和 1790 年代先进思想的温床。它不仅成为教化哲学(Bildung Philosophy)的发源地，而且成为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狂飙突进浪漫主义（Sturm und Drang Romanticism）、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辩证哲学的发源地。

特别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教化定义。席勒说人分为三种，并且可以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

• 停留在身体层面的、情绪化的人（简称“情绪人”），处于情绪的阵痛中，无法超越自己的情绪，因此他不是自由的。
• 为了超越我们的情绪，我们需要一种能使人沉静的美（calming beauty），或说需要一种审美（aesthetics）使我们的情绪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变为：
• 明理的、理性的人（简称“理性人”），使自己与社会的“道理”和道德规范保持一致，并将这些道德规范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然而，这个人无法超越那些社会规范和他人的期望，因此他也不是自由的。
• 要想超越常规，我们需要一种能使人振奋的美（invigorating beauty），或说需要一种审美来震撼我们、唤醒我们，让我们重新感受自己的情感，让我们能够超越他人的期望，成为：
• 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简称“道德人”），既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又能认识到道德上的对错；因为这个人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期望，可以独立自主地思考，因此他是自由的。

（弗里德里希·席勒）

席勒在1795年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探讨了这一观点，我们认为非常值得重视，原因如下：

首先，席勒对教化（Bildung）的定义非常接近现代发展心理学对人一生情感发展的描述：情绪人与从六岁到十几岁的童年晚期相匹配，理性人与现代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治（self-governing）相匹配，道德人与所谓的自主（self-authoring）相匹配。作为一个孩子（身体的，情绪化的人），你还没有发展出什么道德指南针（compass）。作为一个自治（理性）的人，你有一个外在的道德指南针（你以他人和身处环境的“道理”为准，据此管理自己；也可以称之为团队合作者）。作为一个自主（自由、有道德）的人，你有一个内在的、个人的道德指南针；你是你自己生命的道德权威，你是你自己生命的“创作者”（author）；你可以超越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道德期望。看，200 多年前的培智思想与现代发展心理学多么吻合！

其次，席勒是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写的这些观点。当法国的君主专制被推翻时，欧洲资产阶级曾寄予无比的厚望：终于获得政治自由了！然而，当革命随后变成了大屠杀时，欧洲人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处理好如此可珍的政治自由？为什么他们变得和他们刚刚推翻的暴君一样野蛮？

席勒的回答是他们缺乏教化。那些身体的、情绪化的人会处于情绪的阵痛中，一旦他们摆脱了王权的束缚，他们的欲望就无以控制。那些习惯于从他人那里获得道德指南的理性人会效仿这些情绪人，陷入同样的情绪中。只有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才能有强大的道德支柱来抵抗更多的暴力。对他们来说，源自外部的自我约束意识已经被内化为自我道德规范，他们内心自发的情感会告诉他们：谋杀是错误的。席勒的结论：只有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自主的人）才能处理好政治自由。

第三，我们今日所知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原本是席勒与丹麦学校委员会及其外围的朋友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席勒的书信在丹麦社会上层的一些人中被广泛流传，并视若珍宝。

（席勒信件的读者中有弗雷德里克六世的妹妹和学校委员会成员、财政部长、丹麦首富恩斯特·希梅尔曼伯爵（Count Ernst Schimmelman）。图示的这座宫殿曾是 1800 年前后的几十年间他在哥本哈根的住所；丹麦社会最杰出的成员会聚集在这里，作为一种娱乐，他们会大声朗读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来信等作品。今天，这座豪宅是丹麦独立共济会（Danish Odd Fellows）的总部，因此被命名为共济宫（Odd Fellows Mansion）。）

浪漫主义与丹麦精神

启蒙运动（The Enlightment)是理性的、理智的、科学的；灵性、情感和自然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耶拿的教育哲学家探索了这片内心的空白，他们发现了人需要内在发展，也发现了文化是一种可以质疑和解释的“现象”（phenomenon）。此外，他们还发现了自然也是一种“现象”，并将他们感兴趣的这些新主题用“精神”（Geist）这个概念串联起来。他们发展出狂飙突进浪漫主义思想，并发现民间传说（folklore）是本地文化和精神的原生来源。他们对我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它如何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进行了哲学思考，对我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探索(他们称之为理想或完美标准，ideals），并据此发展出德国唯心主义。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唯心主义（idealism），而是Idealism（大写 I），也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精神、想法和外部世界如何相互作用；它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了它；我们的思想、与世界及彼此的相互联结、互动，构成了一个伟大的“系统”，我们就是在这个“系统”中与世界和彼此互动。我们的精神改变了世界，因此，世界也就有了精神。黑格尔因著述这种“世界精神（world spirit）”而名扬天下，但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才是最早的作者。

费希特还指出，让我们产生自我觉知能力（self-aware）的是外界对我们的反阻（pushbacks）。只有当自我具有自我觉知能力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我”，而只有在面对过冲突、并必须做出反应之后，这种自我觉知才会发生。如果没有摩擦，没有反阻，自我就会被它的活动和惯性淹没。换句话说：为了发展自我觉知能力，个人必须允许反阻的存在，并确保存在一些焦点问题值得长期争论（bone of contention）。在费希特看来，自我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治权和自治能力（autonomy）的永恒追求。

1790 年代，年轻的挪威丹麦人亨里克·斯蒂芬斯（Henrik Steffens ）在耶拿学习并接受了这种关于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新哲学。 1802 年，他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它的讲座。如同久旱逢甘霖，突然之间，人们能够再次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感受到与自己的文化的最深根源、民间传说、灵性和自然的联结。而且是用他们的母语，用丹麦语！很快，这种对生命的全新理解，带来了对丹麦精神的追求，在哥本哈根滋生了大量的灵感、诗歌和各种创造性的艺术作品。

教化的“民主化”及民间教化的产生

斯蒂芬斯的讲座观众中，有他 19 岁的表弟、神学学生和热心的新教基督徒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弗林·格隆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耶拿的这些“精神什么的”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只可能有一种精神：圣灵！但让他颇感兴趣的是，一个民族中存在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通过民间传说、传统和语言等方式表达出来，而且存在一种文化力量，使一个民族或国家团结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不断探索这个方向，阅读了卢梭、赫尔德、歌德、席勒、费希特和裴斯泰洛齐的一切他能找到的东西，然后他得出结论：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是圣灵的一个分支。圣灵无处不在，但丹麦人有丹麦人的特色部分，瑞典人有瑞典人的特色部分，以此类推。

随着丹麦的上层社会开始相互说丹麦语，随着丹麦于 1813 年破产，与贫困作斗争，缓慢工业化，并看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工业化速度比丹麦更快、变得更加繁荣，在丹麦资产阶级阶层开始涌现“作为丹麦人”的民族意识。这种觉醒与建立自由宪法和废除君主专制的渴望齐头并进。

（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弗林·格伦特维格，1820年）

格隆维绝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他担心资产阶级阶层的年轻人在高中和大学里学到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很多德语和法语，虽然也学了一些丹麦语，但丹麦语并非其精神世界的灵魂语言。他们可能会读、会说丹麦语，但他们没有学习诗意的丹麦语、灵性的丹麦语、不能用丹麦语进行培智和文化活动。为了文化和修养，为了发展道德指南针（即为了他们的个人培智），这些年轻人学习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僵死的字母、僵死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鲜活语言和文化遗产。

在 1829 年至 1831 年间的三次英国之行中，格隆维第一次看到自由主义思想得以践行。在剑桥，他看到了一种口语化、对话式的学习和教学方式。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根据相同的原则为年轻的丹麦学生设想了一所丹麦学院（college）。因为“学院”的德语和丹麦语单词分别是Hochschule和højskole，即英语的highschool，格设想的这种民间学院的丹麦语就是folkehøjskole，所以民间学院的英文名称就成了folk high school或folk school。

格隆维还开始撰写讲述北欧神话和丹麦历史的书籍，以让丹麦人了解他们的传统精神。他还写歌曲和赞美诗的歌词，并成为丹麦有史以来最高产和最重要的作词家之一。

格隆维意识到的是，我们既需要文化认同，也需要文化多样性——虽然他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说法，但他的意思就是如此。我们需要民族意识和自己的历史，需要能够以文明的方式表达自己、表达不赞同。民族性并非单调划一，而是多元包容的对我们国家的共同热爱。他在 1832 年的一首诗中用一句名言表达了这一点：洛奇（Loke）和索尔（Thor）皆享自由——不仅高贵的索尔必须享有自由，总是制造混乱的骗子洛奇也必须享有自由（译注2）。

格隆维相信，他设想中的新型学院应该特别重视这种多元化和爱国教育。但是，当他试图宣传这种民有、民享的丹麦式学院（民间学院）时，却写成了一个意识流的大杂烩，以至于没有人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是在 1836 年，到 1838 年他意识到，这种新学校不应该仅仅服务少数的资产阶级阶层，而应该是一所服务民众的民间学院——广大农民才是丹麦民间传说和精神的真正载体。这是真正的天才之笔：格隆维采用了德国的教化概念，并希望它为人民、为农民服务；他“民主化”了培智。他开始到处宣讲民间教化和民间启蒙——但人们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

直到 1842 年，才有人终于明白格隆维的想法，并决定建造一所这样的学校。第一所民众学院是罗丁民众学院（Rødding Højskole）于 1844 年开学。罗丁是石勒苏益格公国的一个村庄，学校的目的是加强年轻丹麦农民的丹麦精神。学校的投资人有接受了格隆维思想的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富农和丹麦各地的资产阶级爱国者（政府没有参与），学校的校长是克里斯蒂安·弗洛尔（Christian Flor）牧师，学制是两年制寄宿。在这里，年轻人学习丹麦历史、世界历史、最新的农业技术、最新的科学和基督教义。这所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非常昂贵，只有最富有的农民的儿子才能负担得起。另外，它其实还缺乏了一些东西……

丹麦主体意识与战争 — 1848–1851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传播，及工业化步伐的推进，丹麦开始担心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人们宁愿加入较富裕的德意志邦联（译注3），也不愿继续作为像丹麦这样的穷国的一部分。长话短说：1848 年 2 月，随着革命在整个欧洲爆发，那两个公国面临着在独立、与丹麦结盟、还是与德意志邦联结盟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几近爆发内战。3 月 21 日，愤怒的想争取自由宪法的丹麦人游行到了皇家城堡；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同意建立自由宪法，只要他能继续担任国王——对抗议者来说，这就足够了。3 月 24 日，丹麦和德意志邦联之间关于石勒苏益格正式宣战，成为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它从 1848 年持续到 1851 年。这场战争以一份停战协议结束。1849年6月5日，丹麦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自由宪法，君主制幸存下来，但绝对君主制结束了（格兰特维格是宪法的作者之一）。1851 年的停战协议包括：丹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各自制定独立的宪法，制定第四部宪法将三者统一起来，而与丹麦有着最紧密文化和种族联系的石勒苏益格不允许与丹麦有比荷尔斯泰因更紧密的政治关系。

这场冲突与培智有什么关系呢？“1848 年战争”——丹麦人更喜欢这样称呼它——引发了丹麦民族主义的海啸。今天，民族主义往往被看成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向后看的沙文主义。在1848 年却并非如此。自 1770 年代以来，丹麦的资产阶级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丹麦的自我意识，拿破仑战争继而加强了这种认同感。但在资产阶级之外，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开拓性的获得归属感的方式。与欧洲其它国家一样，丹麦一直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义务和权利：皇室成员有自己的泛欧网络，神职人员、贵族和以贸易为主业的资产阶级各有各的圈子, 第三等级的平民被困在他们的村庄或工人宿舍。在1848 年战争和新宪法之后，所有丹麦人都开始感受到作为丹麦人的归属感，并开始与这个国家、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村庄、城镇和/或庄园建立联结。投票仍然仅限于 30 岁以上拥有财产的男性，大约是总人口的 15%，但他们都是丹麦男人！格隆维在 1848 年的一首歌中捕捉到了与丹麦的这种新的情感联系（我的翻译如下）：

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

全国，从头到脚

肯定有新的东西正在升起

即使是傻瓜也已经知道

但是所有破碎的能否

与新生的东西相遇和融合？

而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仅仅是“面包和马戏团”吗？

请不要介意我的提问！

这种全新的民族意识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面向“丹麦”这个更大集体的个人责任感。

集体性和个人的思想转变

19 岁的玛蒂尔德·菲比格（ Mathilde Fibiger，1830-1872 年）在她的半自传体小说《克拉拉·拉斐尔 的12 封信》中，雄辩地捕捉到了宪法和战争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和教化（bildung），该小说发表于1851 年。

年轻的菲比格是一名丹麦军官的女儿，她在哥本哈根以南约 100 公里的一个大农场担任两个孩子的老师，小资的乡村生活已经让她厌烦到窒息！在小说中，她将资产阶级描述为一团灰色的灰色人物，没有轮廓可以区分彼此。这本书至今读来仍然非常有趣，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菲比格还对政治局势、战争和教化做了一些有趣的观察。主角克拉拉描述了1848 年 3 月 21 日为自由宪法而几致革命的抗争如何影响了她：

3月21日，我迎来了新的生活。我看到了之前只从存在于传奇和歌曲中的丹麦人；他们说的话，在我的灵魂中找到了最深的共鸣。我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拥抱了我，我的心因自豪的自我觉醒而跳动。当我看到丹麦的民族色彩、读到战争的故事、或者遇到一个即将离开的勇敢的乡下士兵时，有一种东西在我的胸膛深处激荡着我，就像在陌生的国家听到自己母语的可爱音律。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接收到了对上帝的虔信！就好像太阳出来了，把我从一个漫长的梦中唤醒。我找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感觉，她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为永生而被创造。

在克拉拉的 / 菲比格的视角里，她的一个朋友是如此无聊：

她对小事充满热情，而我对大事充满热情。我爱所有的士兵，因为他们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战；而她关心战争，只因为她认识几个军官。

克拉拉的朋友无法与“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而只能与自己的感受产生联结。而克拉拉已经成为席勒所说的“理性人”（rational person）——用现代术语来说，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一个学会了将国家置于自我之上、并致力于一项伟大事业的人。菲比格本人——尽管只有 19 岁——则已经是自主者（self-authoring），用席勒的话说：一个自由、有道德的人。她有道德支柱支撑她超越周遭的期望，揭露小资产阶级。她的观察是对她周围和她自己的、自治的（self-governing）、理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状态的外部视角；对于一个 19 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思想和培智。如果没有坚强的自主性，她就不可能写出那样的辛讽。

1848 年开始席卷丹麦的民族主义浪潮，激发了社会大多数阶层将国家置于自我之上。青年男子当兵；诗人、作曲家、作家、画家、牧师、知识分子和教师则通过美学，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强了这种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美学创造并巩固了丹麦人的新自我意识，促进了政治发展。

从教化、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场运动把大量的国民转变成了自治的、有民族意识的团队合作者。国家呼吁人民为祖国挺身而出，为之服务。沉睡的“身体、情绪化”的人变成了理性人（moral men），他们将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期望变成了自己内在的。但这并非故事的全貌——许多人其实已经是自治/理性的人，只是他们只认同自己的家人或本地社区。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彼时由两百万陌生人组成的宏大抽象，多世纪的历史，和一部宪法，成为了大家身份认同的本体。因此，教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感从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真实社区”（有形的）扩展到“想象的社区”（无形的）。通过1848 年的过程，丹麦人成为了自我认同的“丹麦人”，他们共同相信了一个名为“丹麦”的想法。

民间教化——真正的秘诀

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滕·科尔德（ Christen Kold，1816-1870 年）的教师，在 1848 年非常想为丹麦而战。不幸的是（或者反而是大幸），他笨拙得连枪都装不好，军队把他遣散了。这让他大失所望，一度考虑移民美国，但他始终还是留下了。

自 1844 年罗丁民众学院开办以来，已经有好几所民众学院陆续开办，但这些学校都不怎么成功。科尔德意识到了原因所在，并发展了自己的民众学院理念。

作为一名老师，科尔德经常注意到，当他教孩子们他应该教他们的东西（按当时的教学规范）时，他们很容易感到无聊，无法专心。但如果他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就会听！当他为成年人大声朗读伟大的小说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会被点燃！他们的精神变得鲜活。

1851 年 11 月，科尔德在菲英（Funen）岛上一个名为 莱斯令（Ryslinge） 的小村庄外创办了自己的民众学院。这所学院在几个方面与罗丁学院迥然不同。凭借个人积蓄和格隆维及哥本哈根资产阶层的慷慨捐助者的帮助，科尔德买下了一座简陋的农舍。他和15 名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年轻农工搬了进去，并让这个地方本身、食物和气氛像这些年轻人在家里或他们所在的农场一样朴素和随意。此外，科尔德 学校的课程为期五个月，而不是像罗丁那样的两年，因此经济压力更小。

真正的魔力是科尔德的教学方法。他为年轻人们朗读浪漫主义作家伯恩哈德·塞弗林·英格曼（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1789-1862）关于丹麦辉煌过去的英雄小说，然后他让他们提问。他通过他们可以共鸣的故事激发他们的注意，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在1851年，这是非常激进的。它奏效了！一旦这些农场男孩开始说话，科尔德就会教他们他们想知道的一切。他介绍给他们历史、更多的文学、圣经故事、政治、科学和各种时闻讨论。当学生们需要在农场工作时，他还教他们新的农业技术，并通过合唱教他们新歌。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另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唤醒了他们的精神！精神一但被唤醒，启蒙就会随之而来；也只有精神苏醒之后，才可能有启蒙的发生。先唤醒，后启蒙！最终目的就是让他们爱丹麦并相信上帝，正如他后来所说，“激活1848精神”。

科尔德的学校与罗丁学校的共同点是没有考试。这不是追求文凭的学校，而是一所面向生活的学校。格隆维、科尔德和其他民间学院的教师和校长对此非常明确。生活才是真正的考试。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负责任、成功的成年人，参与社会，并过上有意义和有目的的生活吗？他或她会为上帝和国家服务吗？他们会有自己的观点并发出声音吗？他们会不会有道德勇气来捍卫真实、美好和正确的事情？

1861 年，科尔德开始在莱斯令学院招收年轻女生。男生从 11 月到 3 月就读，女生则是5月至7月。他的教学方式在学生中大受欢迎，很快类似的学校在丹麦四处涌现：1852 年两所，1853 年三所，然后大约每年一所。不过这还称不上是一场运动。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大规模运动才能实现。

另一个决定性的年份，1864 年，改变了丹麦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1864 年，它让丹麦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这一次的对手是普鲁士和俾斯麦在另一边。这场战争对丹麦来说是毁灭性的。普鲁士征服了整个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即日德兰半岛的一半，或丹麦（在 50 年前失去挪威之后的）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失败不仅仅是一种震惊；人们担心普鲁士可能会完全占领丹麦的其它地区。

该怎么办？官方制定了两项战略：更迅猛的工业化、开垦荒地以弥补失去的土地和经济发展。第三个变化从未被制定为正式战略，它是自发的和自组织的，但最终产生了大得多的影响：更多的丹麦特色，更多的民众学院！1865 年，5 所民众学院开办，1866 年，4 所，1867 年，17 所，1868 年，11 所——到 1900 年，丹麦已经开办了 135 所民众学院；其中110所成功地存活下来。他们通常由一位教师或牧师在当地农民和牧师们的帮助下创办，有 20 到 70 名学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有 10% 到 20% 的农村青年进入了民众学院学习。

其它北欧国家的牧师、教师、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富有的农民和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成员很快就意识到丹麦人正在做的事情意义非凡。在挪威，1863 年开设了第一所民众学院；在瑞典，第一所学院于 1868 年开学；在芬兰，第一所学校于 1874 年开学。民众学院的历史因国家而异，但总体而言，这一理念迅速传播到了北欧其它地区，因为人们可以看出这些学校正在改变丹麦.

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民众学院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多少支持。但共性是，这些学校都是由私人以私人资金和学费发起的。在所有四个国家中，政治领导层和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农村青年需要教育。在丹麦和瑞典，这很快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在挪威和芬兰，政府财政支持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民众学院和政府都坚决主张完全的学术自由；政府资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丹麦的学校领导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宁愿不要政府给每个学生的小额津贴，也不愿为政府的任何教学内容要求而妥协。

民间教化的扩展及其结果

民众学院满足了农村人口的需求，但工人也需要教育和教化。在 1860 年代，汉斯·克里斯蒂安·索内 ( Hans Christian Sonne) 牧师(1817-1880) 对他所在小镇教区的工人的物质贫困和道德苦难感到震惊，他开始寻找一种赋能他们的方法。受到英国罗奇代尔协会（Rochdale Society）的启发，Sonne 和当地工人于 1866 年创办了第一家合作式杂货店。他们在章程里明确规定，应将 2.5% 的利润用于购买阅读材料，并在商店上方的阁楼上开设了图书馆和阅读班。1867 年，Sonne 根据这些经验，为工人联合会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开办自己的合作式杂货店和开展民间教化的手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地开办了 160 家这样的商店；到 1919 年，丹麦有 1,820 家合作式杂货店，其中许多也是当地的学习中心。

由于丹麦工业化较晚，通过社会主义政党为工人组织的和由工人组织的教育直到 1880 年代才逐渐出现。

这种赋予工人阶层获得教育和教化的机会，以及丹麦资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与欧洲其它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普鲁士，俾斯麦在 1871 年基本关闭了工人教育协会；为了保持开放，他们只被允许继续专业技能课程和举办对统治无害的文化讲座，之后不能有问答，即不能提问、不能讨论。直到 1920 年代，德国才试图重振赋能工人的教育和教化。在意大利和葡萄牙，直到 1920 年代文盲仍然普遍存在。当俾斯麦叫停在普鲁士工人中进行赋能教育时，他明显是有意而为，因为他担心如果工人知道的太多，他们会启动一场革命。

从表面上看，10-20% 的年轻农工和农村女孩多上 3-5 个月的连文凭都不发的学校，一些工人在杂货店上方开设图书馆，可能完全不像是一个能改变一个贫穷的国家命运的方式。但想象一下当时丹麦农村的实际情况：通常，经过 7 年的学校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确认，14岁左右的年轻人开始在农场工作，直到他们结婚并得到自己的农场。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但现在，在基督教确认之后，他们可能工作了 4 到 6 年，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暂停和休息的机会。他们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呆上 3-5 个月，学习有助于改善自己农场的最新农业技术，培养了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对文学的欣赏，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对上帝和国家的爱。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正值他们一生中开始寻找意义和目的、并试图搞清楚成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的关键时刻。在民众学院，他们的思想受到挑战和磨练。他们受到了一些反阻（pushback），并被鼓励提出问题，他们形成了一种政治声音，他们也学习了最新、最进步的歌曲。

这些年轻人随后回到自己的村庄，改善农业，分享他们的新知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的同龄人为之一震，成为社区组织者。在工人们的合作式杂货店的启发下，这些年轻的农民也开始积极地在农业生产方面创办合作社。

1882 年，农民们创办了丹麦第一家合作式奶牛场，随后这一概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1894 年有 907 家合作式奶牛场，1900 年已经有 26 家合作式屠宰场。通过集中资源和建立合作式工厂，丹麦农民可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丹麦黄油和培根成为驰名品牌。1900 年，丹麦的人均 GDP 超过了更早工业化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德国和法国。

开放的民族情感

问题是，如此强调对上帝和国家的爱，会不会导致丹麦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丹麦人对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没有多少感情，这应该不是什么秘密，但民间学院催生了新东西。

192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教育家爱德华·林德曼（Edward Lindeman）访问了没有参战的丹麦。1926 年，林德曼写了一本书，《成人教育的意义》，以下是他写的关于丹麦的内容：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一种文明，与充满仇恨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它似乎是民族主义沙漠中的文化绿洲。在刚获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忙于争夺领土的同时，丹麦政治家们却在进行一项科学研究，以确定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哪些部分应该被视为丹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我看到农民在人民学院（Volkshochschulen）学习，为了让生活更有趣而学习。这些农民都是综合性合作式企业的成员——奶场、奶油厂、奶酪厂、鸡蛋运输协会、屠宰场、银行、商店、保险协会等等——这些企业履行着如此多的经济职能，农民们就有时间可以自由参加其它社会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既没有财富也没有贫穷。在我看来，这里的文化包含了自早期希腊人时代以来人们所期望的许多属性。此外，它建立在严肃的科学规律和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之上——这两者在希腊文化中是不存在的。

在丹麦社会生活显而易见的特色——集体性的经济组织、对文学、艺术和娱乐的兴趣、没有帝国主义等等——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教育养分。自格伦特维格时代——也就是丹麦物质和精神双贫乏的时代——以来，丹麦成年人一直在努力关闭“现实生活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历史鸿沟”。他们说：“敌人从外部以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内部通过教育来重获”。说到做到。他们已经为一种终身教育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人教育，经过长期生活观察之后的学习，不仅使公民从无知变有知，而且重建了其生命价值的大结构。

丹麦和德国之间的边界冲突于 1920 年结束——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举行了全民公决。该地区的人们自己决定希望属于哪个国家，并据此划定边界。在边界的每一边，分别有德国和丹麦的少数民族。在那之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特殊的插曲，从来没有人再质疑边界的合理性。

民间教化2.0

在民间培智的丰富文化背景下，丹麦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思想浪潮：文化激进主义（Cultural Radicalism）。在许多方面，它与民众学院的民间教化完全相反。民众学院向农村青年传授他们的历史，让他们重视自己的传统和民族认同。文化激进主义则是一种试图摆脱宗教、民族主义、保守的道德规范和陈旧的性别观念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传扬的是现代性、启蒙、普世价值、性解放、性别平等和科学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