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

 2011年11月22号中午，在大方县双山镇归化村发完当月辅助金后，我和李焕然随着一个背着孙女，叫周永贤的老年妇女，前往她距离归化村十来公里外的双山镇平阳村家中，给她的孙女登记、照相。车辆在柏油路上行驶六七公里后，进入了一条窄窄的乡村水泥路。这条水泥路，修建起来才两三年，可是，已经破损的和乡村便道没什么区别了，到处是坑洼沟槽，泥泞不堪，如果不是周永贤介绍，我仔细辨认，根本看不出来是水泥路。在这样的路上颠簸了约半小时，汽车不能继续行驶，我们下了车，跟着周永贤穿行在乡村泥泞的泥巴便道或根本没有路的，残留着包谷杆等的庄稼地里。

 一下车的时候，我就问周永贤，你的家在哪里。她说，就在那边竹林里。谁知走到那个竹林后，周永贤说，不是这里，是那边半山腰那片竹林。

寒风瑟瑟，两脚泥巴，好不容易走到周永贤家,我们一看，吃了一惊：周永贤家的房屋，竟然是极其低矮破旧的茅草土墙房，并且，屋顶一半是茅草，一半是简陋的水泥瓦。走到室内一看，黑黢黢的，开裂的墙体到处用塑料薄膜封起来，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什物。里间地下有些包谷杆，我问这是不是作柴火用的，周永贤说，那是用来“捂酒”，即做甜酒用的。一般人家捂酒，是用棉被之类比较保温的东西来“捂”，周永贤家连自己盖的棉被也成问题，只好这样捂了。

周永贤说，冬天，大多数时间，他们家的确都是烧柴火，因为，煤炭太贵，买不起。他们家还有个很老旧的，安放在木架子上的大石磨。石磨上面放着的巨大簸箕和石磨石槽里的包谷面已经告诉我，他们家碾碎做饭吃的玉米面，用的就是最原始、沉重的石磨。这样的石磨，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用过，费时费力，很不好用。周永贤家没有电动粉碎包谷的机子。拿到加工房，开不起加工费，就只好自己用石磨加工。不是贫困到极点，谁也不会使用这应该属于博物馆的家什。一口铁锅里，黑乎乎的不知装着什么，我知道，那是他们家吃剩下的汤菜，虽然在我看来，如此不堪入目，但是，他们家却舍不得丢弃，晚上，他们家还会热一热，和背上的哺乳期婴孩，把它吃进肚子。

我请周永贤开灯，我好拍照、登记什么的。可是，那萤火虫般的灯打开后，光亮远远不够。我只好来到门前，在门前登记。

周永贤背上的孩子叫黄后会，五个月了。黄后会的父母亲黄国和刘燕生下孩子后，就到广东打工，至于究竟在哪里，哪个工厂，因为家庭极其贫困，没有电话联系之便，所以，周永贤和老伴都不知道。黄后会现在是由黄国的母亲周永贤抚养，除了包谷粥，黄后会的食物，就和大人一样粗劣。

黄后会健康活泼，不时对着我和李焕然发出欢快的咿呀声，给她来特写镜头的时候，她更是高兴地抖动起来，还用手想抓我的相机。李焕然也很喜欢黄后会，一边登记，一边逗弄着黄后会发出咯咯的笑声。黄后会的手里，捏着一个蛋糕，她不时把蛋糕塞进嘴里，弄得嘴上、脸上都是蛋糕碎末，看起来很有趣。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可是，刚才，周永贤一上车，我和李焕然都闻到一股股浓厚的尿骚味。我们知道，那是她背上的黄后会身上散发出来的。周永贤人老体衰，家务繁重，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精心照料黄后会。所以，我们只是忍耐着寒冷，把车窗打开一点，使得钻进鼻孔的尿骚味少一些，而没有责备周永贤。说着话，拿着一根绳子，穿着几件单薄、肮脏衣服的黄国的父亲黄华友回家来了。黄华友已经年近七旬，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了，可是，他还得摸索着到地里劳作，到野外割草喂牛。

黄华友和周永贤继续告诉我们，他们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子女，全都外出打工去了。其他子女都没读过书，只能在建筑工地干笨重的体力活，只有黄国是小学毕业，因此得以进入工厂打工。但是，刘燕生下黄后会后，患上了妇科病，动手术花去了一万多元钱。黄华友今年69岁，他说，这个茅草房，是他才18岁那年，和父亲、爷爷一起修建的，住到现在，已经整整51年，半个世纪还多。我问，他们家为什么没有得到新农村建设帮助，把房屋改造好。他们说，新农村建设项目要自己有大部分的建房款，政府才给你匹配一点。他们家因为没有垫底的资金，所以，就没能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好处。

城里好好的钢筋水泥房屋，政府却不由分说，大兴土木，将这些房子街面的部分装饰成什么“古建筑”。那得花去几千万，甚至几个亿？可是，他们却不肯用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花起钱来，大方得很。

周永贤一再说，我和李焕然大冬天的，走了这样远的路，踩了两脚泥巴来到他们家，都下午快三点了，还没吃午饭，如此辛苦，一定要煮面条给我们吃。我们不忍心吃他们家的东西，就坚决地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

在汪汪的狗吠声中，在周永贤一家的一再抱歉之下，我和李焕然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他们家。下个月，黄后会将每月有100元来自异国他乡的辅助金，这对黄后会来说，将是及时雨，雪中炭。这让我感到稍稍安慰。

 2011年的12月下旬，贵州毕节，海拔低的地方虽然没有冰冻起来，但接近零度的气温，还是相当寒冷。尤其是，今年的冬天，几乎天天毛风细雨，弄得路上尽是泥泞不堪，叫人视外出为畏途。

发憷归发憷，但是，我不能将中国农村女婴扶助计划的事情，干得有“政府味”，让人们将我与“公仆”混为一谈。20号一早九点，我就出发，前往十多公里外的海子街，发放这一带女婴的辅助金。这里，曾经是受助女婴最多的一个乡镇，因为海子街派出所以及村支书的刻意丑化，以及韩伟的退出，在逐月取消年满一岁的女婴辅助款之后，现在，海子街只有11个女婴还保有女婴辅助款。 

今年冬天，几乎天天毛风细雨，路上泥泞不堪，叫人视外出为畏途，但中国妇权义工还是要外出乡下给女婴家庭发放奶粉补助金。 （WRIC）

每个月20日这天，到海子街发放辅助金，都是那个年逾古稀的邱国英老人背着他的重孙尚金言领取辅助金。上个月20日，邱国英一脸凄苦地说，孙女彭娜的精神病又犯了，已经失踪九天。还说，彭娜前久失踪过十多天的，被认识她的人们在十多里外的地方发现了，把她送了回来。没有多久，彭娜又走失不在了。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12月20好那天，我看到，邱国英老人是一个人，也即没有背着重孙尚金言前来领取辅助金。一问，她说，这个月月初，彭娜在邻县大方县瓢井镇被派出所问出了身世、住址，派出所警察将她送回毕节海子街老家来了。但是，彭娜的病时好时坏，很不稳定。好些的时候，还可以带带孩子，病一发，尤其是孩子又哭的时候，她会狠狠的打孩子，甚至将孩子丢在地下，真叫人担心。今天早上，她的状况算好的，所以，邱国英才将孩子给她带着，自己为重孙领辅助金来了。但是，邱国英得赶快回去，因为，彭娜的病，随时都有突发的可能。孩子在她手里，很不安全。

另一件事情比较有趣，是当天在观音桥碰上的。那天在观音桥办事处五里村献山组一个孕妇家登记、照相后，一个背着孩子、面熟的苗族年轻妇女对我说，她背上的孩子是个女婴，才出生四个月，请给她登记

跟着这位女性来到她家房屋前一看，我说：怪不得看你面熟，上个月，我就来你家照过相，对吧？

她不好意思地轻轻回答：嗯，是的。

我说：这次，没顾虑了？

她说：没有。

于是，我开始给她的孩子陶佳美照相、登记。

上个月，我都给陶佳美登记、照相都完结了。我最后问孩子的妈妈王玉米电话号码的时候，王玉米的叔叔来了。这位先生用警惕、狐疑的眼光看着我，继而用苗语和王玉米说着什么。我递给这位先生一张印刷有中国农村女婴扶助计划目的、方式的单子，口头上也简单给他说了我来这里，我给这个女婴登记的目的。讲完，我再次问王玉米电话号码的时候，王玉米迟疑了一下后才回答我说没有电话。刚才都要告诉我电话号码了的，看来，她的叔叔给她说了什么之后，她改变主意，不信任我，不那么想我给她的孩子进行登记了。于是，我说：如果你们有顾虑，那就算了，不要勉强。再说，下个月或什么时候你们相信我了，我再给你们登记好了。

没想到，才一个月时间，王玉米就找到我，给她孩子登记来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能将王玉米的孩子登记为中国农村女婴扶助计划扶助对象，不仅能让她的孩子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基督的福音，还能在有意无意间传播诚信、善良等。在这个诚信严重缺乏，骗子多如牛毛的社会，这一点也许更为人们所需要。

23日，在朱昌宋武村水箐口组，自从为中国农村女婴扶助计划登记女婴以来，我碰上了两家基督徒家庭。第一家是女婴杨茜的奶奶。杨茜的奶奶康孔英是个基督徒，已经受洗七年。康孔英说，她的婆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嫁到杨家后，受婆婆影响，后来也皈依了基督。

康孔英的儿子，也即杨茜的父亲杨孝魁在浙江一个服装厂打工期间，认识了河南姑娘张燕妮，两人结婚生下孩子，孩子刚满月将孩子送回老家，给杨孝魁的母亲康孔英抚养，自己继续在浙江打工。张燕妮来到宋武杨孝魁的家里后，受到婆婆康孔英影响，也皈依了基督。康孔英和老伴老房子垮塌，现所居房屋为简易、破旧的临时搭建物，室内陈设却十分简陋。康孔英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每周都要到两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去聚会。她说，穷一点没什么，都是暂时的，主会关照她的。当我给她说，我们下个月就要发给她孙女杨茜每月100元的钱，就是大洋彼岸的基督徒捐的款后，她高兴的说：这就是主的关照，感谢主，感谢大洋彼岸的弟兄姊妹！

另一个基督徒家庭距离杨茜的家不远，这家的登记女婴叫做王思涵。王思涵的奶奶叫杨登芝。王思涵的父母亲王林和罗丹赶乡场做小生意为生，孩子留在家里给杨登芝抚养。杨登芝和老伴务农为生，孩子们都外出打工或做小生意，她帮孩子们带着四个孙子、孙女，十分辛劳。当时，我戏言杨登芝是幼儿园的院长。杨登芝也是个基督徒，已经受洗四年。

上个月来到双堰村，我简直走不出双堰村了，那些平时躲起来，不给人轻易看见的婴孩，这时都被大人抱出来给我登记、照相。23日中午来到双堰村，这里的女婴还是不少。有几个背着、抱着婴孩来的老婆婆或小媳妇，我一问，她们都说这是谁谁谁，总之，不是她们的亲生孙女或女儿。我怕其中有诈，就没给他们登记。

双堰村的乡村公路十分泥泞，坑洼遍布。登记完十三组的两个女婴后，我发动车辆，准备返回。车位倒进路边调头的时候，车辆打滑，怎么也走不出那点小小的土包，这个时候，一个村民在车后告诉我，轮胎瘪了。我下来一看，果然，右后轮车胎瘪了。没办法，我叫李焕然当副手，拉出千斤顶，轮胎套筒等，开始拆换轮胎。千斤顶都快把轮胎顶离路面，车辆一下子往后面滑动，千斤顶也弄得歪斜了，不能够顶车。我赶紧捡石头把车辆塞住，然后接着打千斤顶。李焕然，我叫她帮我找来保险用的砖块，并给我拍照。顶到一定时候，车辆又往后滑动。道路很稀很滑，加之在一个小坡上，真没办法。今天，不是有助手李焕然帮着我，还真不好弄。好几个说是等着我去登记的老年、中年妇女等在车辆周围，要我弄好车辆，去给他们的女婴登记、照相。

好不容易在稀泥和寒风中换好轮胎，将车开出了打滑的路段。这时候，都下午三点了，我和李焕然还没吃午饭呢，可是，人们却追着我们，要我们给他们的女儿、孙女进行登记。我说我们吃完饭、补好轮胎再来，可人们不听，非得这时候给他们登记。我只好又停下车，登记、照相。

回城的路上，轮胎修补店都不得闲，或想多收补胎费，我都补不成或没补轮胎。回到城里，那个我经常补轮胎的店里，男老板不在，一个女的在。我放心她，将轮胎丢她那里，说补好后我来拿。谁知过后跑了三四回，每次，她都说补了五六个疤，还是补不好，看来，得花近600元买个新胎换上。我想，我的轮胎使用时间不长，怎么就不行了？我干脆拿到另一个补胎店，那个人说，里面只有一个补疤。我说，那个补疤，还是以前补的呢。她只是补了一个补疤，轮胎就不漏了。

李元龙的车跑了乡下回来后补了一个补疤，轮胎就不漏了。（WRIC）

中国妇权义工：万毅忠                                          2010年11月25日

湖北省随州市万和镇新城村地处偏僻山区，距离随州市有3小时的车程，是原万和镇政府所在地，近年镇府迁移它处，但方圆百里的精英们大多还是住在这里，人们习惯上还是把新城称为新城镇，这里的风气也一般山村更为开化。从山沟子里嫁给镇里人佘帮贵的沈红梅，在2010年1月22日生了第一胎，是个女儿，取了个颇为洋气的名字佘欣茹。

佘欣茹6个月大的时候，村里的妇联主任告诉沈红梅，每月可为女儿领取100元的补助，直到满周岁。她登记了资料，之后每逢月中，她都发现有个外地男子，在村妇联主任的陪同下，来村子里给有女婴的年轻妈妈们发钱。沈红梅觉得这政策挺好，却并不知道这政出何门，钱来自何方。

佘欣茹享受到的每月一百元的扶助金。(PHOTO BY WRIC)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妇权组织（Women’s Rights in China,WRIC）于2007年正式成立，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为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农村展开助养和教育资助女孩，包括向被遗弃在尼姑庵的女孩们提供教育补助，《农村女婴辅助计划》这一计划致力于在中国消除性别歧视，争取女婴平等出生权利，给生女孩的妇女予鼓励，以增强母女信心，让女孩心身得以健康成长。

中国妇权在中国招聘到义工后，义工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寻找需要帮助的妇女及其家庭。

和随州市万和镇新城村的沈红梅同时享有这项补助的，还有湖北省的其他乡村、安徽 及贵州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女婴及准母亲们。

妇女们正登记领取扶助金。(PHOTO BY WRIC)

义工和村妇女主任

在这项计划中，村妇女主任的角色非常重要，她们了解各家的生育状态，可以给义工们准确有效的信息。万和镇新城村的耿华，2010年3月18日生了女儿党茹梦，女儿半岁的时候，村妇女主任告诉她可以申请每月100元的补助，直至女儿满周岁。随后，妇女主任把她的名字报了上去，接下来的每个月，妇女主任都陪着人来发补助。

不仅如此，义工们走访女婴家庭，也往往由村妇女主任领路。在义工提供的一段视频中，妇女主任领着义工前往万和镇太白村新生女婴张萧茹家，那是位于桐柏山主峰太白顶之下的一排青瓦屋顶的村落，土路两旁是摞成矮墙状的杂木树枝，杂木上有农家晒的衣服，小鸡从脚边走过，偶尔还能听到鸭鹅的嘎嘎叫声。《农村女婴辅助计划》的资助对象大多散落在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必须经过地毯式的搜索，才能被发现。

正在实施的《农村女婴辅助计划》，在中国农村寻找怀孕5-9个月的孕妇、临盆产妇、哺乳期妇女或养育1周岁内女婴的家庭。

从来不抱孙女的爷爷奶奶

李彬彬是湖北随州晃山村的半岁女婴，其母亲吴美娥有着一丝无法排解的愁绪，那就是彬彬的爷爷奶奶从来都不抱抱她，在义工家访的时候，吴美娥忍不住抱怨老一辈人的重女轻男思想太过严重，令女儿少了一份来自家庭的亲情。

随州万和镇新城村10个月大的女婴佘欣茹的爸爸佘帮贵也有类似的感慨，欣茹的爷爷在她出世后就愁眉不展，直催促佘帮贵和媳妇沈红梅赶快再生一个儿子。

根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头胎生育女孩的，还可以生育第二胎，头胎生育是男孩的，则不能再生育。

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已经不是新闻，据中国政府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男女出生性别比例是119比100，官方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3到4千万男子因找不到媳妇打光棍。中国学者揭露出来的比例比官方更高，达121比100。《农村女婴辅助计划》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湖北农村地区，这个比例竟然高达130比100。

重男轻女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调，与不再是个单纯的生育问题，它关系到未来中国人的结婚权利，已经是一个必须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人权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使它雪上加霜。

生女孩有补助，真好！

尽管女婴她爷爷满脸愁苦，万和镇新城村的沈红梅还是挺开心，因为她不仅从《农村女婴辅助计划》里获得了每月一百元的补助，还从同村人的羡慕眼神和议论声中得到了安慰。“生女孩子还有补助，真好！附近头一胎生了男孩子的家里，都很羡慕我们。”沈红梅说。

村里人对这项不知来自何方的政策十分好奇，因为不但生了女婴的家庭有补助，连怀孕的孕妇也有补助，直令得他们伸出拇指大夸“政策好！”

沈红梅的丈夫佘帮贵在家里开了个修车行，公公尽管不高兴，但他忙于自己的生意，能不打造面就不打造面，这为沈红梅留下了一些自由的空间。她每月领到女儿的补助，就为佘欣茹买奶粉和尿不湿等物品。对她来说，这一百元钱，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自信和自尊。从前，当孕妇发现自己的胎儿是女孩，往往想着要去打胎，沈红梅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想如果我生第二胎，即使是女孩，我还是会把她生下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农村女婴辅助计划》令中国农民称奇的是，它给予每名怀孕5—9个月的孕妇一次性100元补助，临盆诞下女婴的母亲鼓励100元，每名女婴每月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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