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取消计划生育 卫健委: 不宜全删

2019-02-12

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取消“计划生育”的建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近日公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949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了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取消“计划生育”的建议。该答复成文于2018年9月25日。

 

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全国人大删去所有法律中各种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国家卫健委答复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留‘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等相关表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均根据宪法制定,不宜立即全面删除‘计划生育’内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期待,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出发,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计划生育也实现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下一步,我委将按照中央要求,着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综合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诸要素的关系,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科学把握人口规律,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解决新时代人口问题的中国方案,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的动力和强大的支撑。”

 

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护法》合并为《人口与母婴保护法》,删去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有关限制生育的内容,增加生育健康服务的内容”,答复称,“当前,在生育权益保障方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都有较为具体的规定。 您提出的废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护法》,制订《人口与母婴保健法》,涉及整合相关法律法规等工作。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充分论证。”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向大会提出建议7139件。2018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代表常委会办公厅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时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

中國光棍多 買賣強搶女孩趨嚴重

中國婦權

 

近年來,不斷曝出中國一些落後的農村地區和邊遠山區出現的“光棍村”現象,已經引發了社會安全問題,中國婦權早在2012年就採訪過多個光棍村,並對因計劃生育帶來的男女性別失衡將帶來的社會安全危機也做過實地採訪報導。強搶女孩及買賣新娘的現象愈發公開化、手段也相當惡劣,此類典型案件反映出中國農村等落後地區婚配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現實及後果。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認為,中國將出現在男女性別結構失衡下的另類社會不穩定因素,即性犯罪和畸形婚姻關係,也將直接導致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權益進一步遭受侵害。

2019年3月15日湖南鳳凰縣檢察院公佈一樁強搶少女案,令人髮指。犯罪嫌疑人龍男2月在街上開車載客時,看見被害人招手,便以可搭順風車為由載送,被害人在途中見狀況不對便跳車逃走,卻遭龍男追逐毆打、綁至家中地下室。據報導,55歲光棍龍某和以鐵鍊纏住被害人的脖子,並用5把鐵鎖牢牢鎖住,多次進行性侵,直到24天后被害人才被當地警方救出。

當地村民表示,當地娶一個老婆,女方娘家一般要人民幣16萬元的聘金。村里有1700多人,這些年。女性都嫁到外地了,龍某和所居的村落就有40多個大齡光棍,全村有100多個光棍。

中國婦權義工姚誠在2012年的採訪光棍村文章中指出,湖南鳳凰縣下千鄉“全村大約150多戶,僅三十歲以上找不到老婆的就有四十多人,不到三十歲的男人還不能算是光棍,如果加上二十多歲的適婚男子那就更多了。在他們之前沒有這麼嚴重的現象,村子裡五十歲以上的人很少有人找不到老婆的,也就是說光棍們大多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所以說,形成光棍村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女孩子們走出去的多,一旦走出這個深山就不會再嫁回來的;二是山民們重男輕女傳統觀念非常嚴重,計劃生育使得一些家庭為了留下指標生男孩,將剛出生女嬰送人甚至弄死,導致了男女比例失調;第三個原因就是窮,雖說是因為窮才娶不上媳婦,可現在村民的生活比三、四十年前要好的多,走訪中我們發現,留在村里的光棍大都是文盲或是無一技之長,因沒有能力掙錢而無法娶到媳婦。” (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archives/2358  湘西光棍村探访记)

湖南鳳凰縣下千鄉的光棍村裡,這兩兄弟都娶不到老闆。(WRIC圖片)

 

從遙遠的雲南,中越邊境“秘密運來”的“越南新娘”們,曾在2011年被發現百餘人集體人間蒸發,她們沒有儀式,沒有結婚證,沒有戶口,沒有法律的保護,她們的人數只在村村間流傳說,大約有一兩百人。2010年前後的兩三年間,百餘新娘先後單獨或集體“失踪”,而警方獲得的“報案的只有一兩起”。

2019年3月《人權觀察》組織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顯示,在中國和緬甸當局的默許下,人販子肆無忌憚把克欽族的婦女和女孩作為“新娘”被販賣到中國,使她們遭受囚禁、強姦和難以形容的虐待,並淪為性奴。在這份長達112頁,題為“’給我們生個孩子,我們就讓你走’:克欽族’新娘’被從緬甸販賣到中國” 的報告中,報告採訪了包括37名販運受害者,以及3名受害者家屬,緬甸政府官員和警察等,引發世界輿論嘩然。

這是一片法律照不見的灰色地帶,籠罩在計生國策陰影下。未來10年,中國將有3千多萬適齡男子找不到配偶,光棍村將繼續擴展,從而產生更多的法律和社會問題,可以預見,強搶、買賣現象將更加嚴重。中國婦權強烈敦促中國政府拿出一點力度嚴懲性犯罪分子,採取措施保護婦女兒童的基本安全。

 

中国边境买卖、绑架缅甸妇女猖獗 生孩子可放人

人权观察报告                                                                          2019年3月22日

中国妇权张菁:在中国和缅甸边境买卖新娘,即人口贩卖问题由来已久,主要有三大原因造成,一是中国经过长达近40年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女孩已经长期被她们的父母作为优先遗弃、人工流产、药物流产或溺死的对象,未来十年,中国至少有4000万成年男性找不到妻子,性别比率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买人生孩以传宗接待新犯罪模式不可避免;二是,缅甸克钦邦和掸邦长期战乱,男人当兵,家中妇女和女孩必须担负起家庭生活重担,大多财务负担落到女性身上,外出做工女性特别容易被不法者盯上,容易成为人贩子罪案受害者;三是,中缅边境的两国军队或地方官员及执法部门,长期以来贪腐严重,黑帮与警察勾结几乎成为一种严密的社会结构,有钱可以为所欲为,犯罪者可以交钱脱罪,最后放人,包括鸦片、海洛因等毒品交易猖獗等犯罪,清廉法官或官员常常被人间蒸发,与哥伦比亚、墨西哥等黑帮文化极为相似。

 

人权观察报告:‘给我们生个孩子,我们就让你走’:克钦族‘新娘’被从缅甸贩卖到中国(HRW.org网页截图)

 

人权观察组织2019年3月2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和缅甸当局的默许下,人口贩子肆无忌惮把克钦族的妇女和女孩作为“新娘”被贩卖到中国,使她们遭受囚禁、强奸和难以形容的虐待,并沦为性奴。

 

在这份长达112页,题为 “‘给我们生个孩子,我们就让你走’:克钦族‘新娘’被从缅甸贩卖到中国” 的报告中,报告采访了包括37名贩运受害者,以及3名受害者家属,缅甸政府官员和警察等。报告说,接受采访的许多贩运受害者,都是因为克钦邦和掸邦北部战乱而流离失所,在收容愈十万人的营地艰苦求生。

 

人权观察的报告援引一位贩运受害者的讲述说,他们被信赖的亲朋好友欺骗到中国找工作,实际却以相当于3,000到13,000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中国家庭。此后她们就被关在房间里强迫怀孕。

 

这份报告的作者、人权观察共同主任海瑟·巴尔说,在无耻的人口贩子把克钦族妇女和女孩贩卖到囚禁和无法形容遭虐待的状态的时候,缅甸和中国当局却视而不见。她说:“缺乏生计和基本权利的保护,使这些妇女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子的猎物。这些人口贩子一点也不担心要承担边境两边的法律后果。”

 

这份报告主要是采访了37名被贩卖的妇女,以及3名受害者家人,缅甸政府官员和警察,以及当地团体成员。

 

在缅甸的克钦邦和掸邦,由于国内战乱,男人参加战乱的冲突,女人成为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这使得她们更容易成为人口贩子的猎物,把她们卖给中国家庭。

 

中国此前长期以来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人口性别失衡,适婚年龄的女性百分比从1987年以来稳步下降。研究者估计,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施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缺少3000万到4000万适婚年龄妇女。

 

这份报告说,很难估计被作为新娘贩卖到中国的缅甸妇女的人数。缅甸政府报告的2017年的数字是226例。但是有关专家认为,真正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人权观察发现,中国和缅甸的执法人员,包括克钦独立组织的官员,没有努力去找回被贩卖的妇女和女孩,向警方寻求帮助的受害者家人经常被拒之门外,他们被告知要掏钱警方才会启动调查。有些逃脱的妇女和女孩向中国警方求助后,非但没有被作为犯罪的受害者得到善待,反而因违反移民规定被监禁。

 

这份报告的作者巴尔说,缅甸和中国政府,以及克钦独立组织,应加大力度防止人口贩卖,找回并协助受害者,也没有加强起诉人口贩子。报告里敦促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支持当地团体,这些团体正在做缅甸和中国政府不做的工作,解救被贩卖的妇女和女孩,帮助找回她们。

 

 

美国养父去世前为中国养女寻找亲生父母

轉載自紫牛新聞報導                                                         2019年03月22日

 

一個江蘇揚州女孩被一對美國夫婦收養16年,養母沒幾年去世,在養父呵護下,她度過快樂的童年。年邁的養父希望漸漸長大的孩子能找到親身父母,在他離世後也好有親人陪伴。可惜的是,親身父母還沒找到,養父就遺憾離世。

 

紫牛新聞報導,揚州有關方面表示,美國一位父親最近給中國有關部門發來「尋親信函」,想替17歲的養女楊貝怡(Rachael Voss)尋找有直系血緣關係的親屬,以便讓女兒知道,除了養父外,她還有其他親人。

 

楊貝怡的養父擔心自己死後女兒孤獨一人,替她跨海尋親。(取材自紫牛新聞)

楊貝怡的養父擔心自己死後女兒孤獨一人,替她跨海尋親。(取材自紫牛新聞)

 

楊貝怡現在是密西根州迪爾伯恩的Divine Child High School學校11年級學生。(取材自紫牛新聞)

楊貝怡現在是密西根州迪爾伯恩的Divine Child High School學校11年級學生。(取材自紫牛新聞)

 

 

據報導,2002年5月20日早上6時許,有人在揚州市渡江南路福運門飯店門口發現一個包裹,裡頭是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女嬰,之後由派出所民警送到揚州市兒童福利院。

民警和兒童福利院工作人員全面檢查後,確認是個健康女嬰,出生日期大概在一周前,工作人員翻遍包裹,也沒發現任何能證明女嬰情況的線索。於是工作人員為她起名:楊貝怡。「楊」,代表揚州市;「貝」,是寶貝的意思;「怡」,是快樂愉快之意,希望這個小女孩能成為快樂、開朗的女孩。

報導說,2003年7月,一對美國夫婦來到揚州,把只有一歲兩個月的小貝怡帶回美國,從此楊貝怡在美國養父母精心照顧下,快樂地生活 。但沒有幾年,養母就去世,此後她在養父David Voss的照顧下成長,現在是密西根州迪爾伯恩的Divine Child High School學校11年級學生。

如今的楊貝怡已經長成大姑娘,熱愛音樂、擅長長笛、喜歡美術。漸老的養父希望女兒能知道自己的身世。

據報導,令人遺憾的是,楊貝怡的養父日前突發心臟病去世。這位愛心父親最終沒能實現有生之年為楊貝怡找到直系親屬的願望。回憶起和美國的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日子,特別是剛剛離開自己的爸爸,楊貝怡非常悲痛,她希望能早日找到揚州的親生父母。

 

美法官阻ICE 男子遣返中國半空中獲令原機回美

轉載自世界日報                      2019年03月16日

林萬榮案15日在馬州聯邦法院聽證,林萬榮未出席,董惠芳(左)帶著三個兒女出席。右為律師史戴諾。(記者張筠/攝影)林萬榮案15日在馬州聯邦法院聽證,林萬榮未出席,董惠芳(左)帶著三個兒女出席。右為律師史戴諾。(記者張筠/攝影)
林萬榮案15日在馬州聯邦法院聽證。(記者張筠/攝影)林萬榮案15日在馬州聯邦法院聽證。(記者張筠/攝影)

 

林萬榮15日並未出席聽證,「他在家,因為總要有人照顧餐館」,董惠芳告訴記者;法官則表示,將盡快作出裁決。

●申請遞解令豁免 卻遭逮捕

家鄉福建福州的董惠芳,1996年隨家人移民美國,並於2004年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同年與從小在家鄉同村長大的林萬榮結婚,兩人育有兩女一兒,並在馬州加利福尼亞市經營一家中餐廳。

1994年,14歲的林萬榮偷渡來到美國,申請庇護遭拒絕,由於他自2012年以來就負有遞解令,因此與董惠芳結婚的過程也阻礙重重。

林萬榮自2016年便開始申請豁免,作為該過程的一部分,夫妻二人於2018年8月29日接受面試,以確認婚姻關係屬實;但當林萬榮被面試時,董惠芳被告知,林萬榮必須要被單獨詢問更多問題,因此她帶著三個孩子在房間外等候;然而面試過後移民律師卻告訴她,林萬榮已被ICE逮捕,送到馬州移民看守所,兩個半月後被送至新澤西州紐瓦克國際機場,遞解回中國;董惠芳和三個孩子甚至沒有機會和林萬榮說再見。

馬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得知此事後,指責ICE濫用權力,並稱其遞解正在申請合法身分移民的行為非常殘忍;就在林萬榮11月19日被遞解回國的航班起飛前幾分鐘,他的律師向聯邦法院提訴,法官黑澤爾在飛機尚未降落上海前,便下達緊急命令阻止ICE執行遞解,允許林萬榮回到美國與家人團聚。

林萬榮不在家的日子裡,董惠芳一人承擔所有責任,不僅要經營餐廳,更要照顧14歲、12歲和九歲的三個孩子,「我只希望能和家人在一起過正常的生活」。

●申請合法身分權 不得剝奪

在15日的聯邦法院聽證會上,林萬榮的律師史戴諾(Nick Steiner)表示,ICE濫用豁免程序「誘捕」尋求合法身分的移民,「所有申請合法身分的移民都有權利完成整個申請」,ICE的行為會導致移民不敢申請合法身分。

史戴諾在聽證會後對本報記者表示,即使林萬榮的遞解令尚未被取消,仍可以通過正常程序拿到婚姻綠卡,然後再申請取消遞解令,「現在需要等待法官裁定,但在此期間ICE不得逮捕或遞解林萬榮」。

司法部律師庫爾茲(Julian Kurz)則表示,移民法官在本案中沒有取消遞解令的裁決權,而是需要移民上訴委員會(BIA)裁決,他並表示,林萬榮沒有以正常的時間順序及時申請合法身分,ICE遞解林萬榮是以「資源有效的方式執法」。

林萬榮(左)與董惠芳(右)在馬州經營一家中餐廳,並生養三個孩子。(ACLU提供)林萬榮(左)與董惠芳(右)在馬州經營一家中餐廳,並生養三個孩子。(ACLU提供)

聯合國婦女地位大會專題討論中國婦幼問題

視頻摘自VOA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63屆會議今天在紐約總部開幕,秘書長古特雷斯出席會議並指出,幾千年來,在一個男性主導的世界中,女性被系統地邊緣化,被忽視和被沉默。現在,在世界各地,婦女的權利正在受到削弱。改變這種現狀將有利於所有人,有利於全世界,聯合國為此正在全系統推行兩性平等。

https://youtu.be/C2XZMslaidE

 

 

019 年 3 月 12 日

中國婦權義工李卉獲頒“曹順利勇氣獎”

編者按:2019年3月12日下午紐約中國領事館前,中國民主黨五十餘名黨員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前舉行“第五屆曹順利勇氣獎”頒獎儀式,劉艷麗、尹旭安、曾國凡、戈覺平、李卉五位大陸民運及維權人士獲得本屆勇氣獎。中國婦權主席張菁女士代表中國婦權代領李卉獎項,並發表感言。

 

中國婦權主席張菁                           2019年3月12日

 

今天在這裡代表優秀的維權女傑李卉女士接受“曹順利勇氣獎”,此時此刻有兩種決然不同的感受,即高興與悲哀。高興的是,李卉獲獎,她多年為爭取自由、民主的努力得到了公眾的認可,相信這不僅是李卉的榮耀,也是我們中國婦權的榮耀,更是我們戰鬥在第一線所有姐妹們的榮耀。悲哀的是,我們中國婦權義工蘇昌蘭出獄不久,另一名義工李卉又進了監獄,而她們僅僅是做了一個有良知的人應該做的事以及想要說的話。作為一名曾經在中共監獄裡坐牢五年多的女政治犯,我深知一個女人坐牢是多麼的艱難,特別是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的女性,因此感到特別的心酸和難過。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軍濤向李卉頒獎,又中國婦權主席張菁代李卉領獎。

 

李卉生長在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安徽省一名很有名望的古文化學者,應該說她受啟蒙的時間很早,在政府部門工作期間就創辦了名為“自由之聲”的網站,傳播自由理念,推廣普世價值。受到當局的威脅後,毅然決然辭去公職,全身心的投入啟蒙運動,傳播自由,抨擊時政,網站被封後,通過微博,微信建群,屢封屢建,矢志不移。茉莉花革命期間,在當局威脅綁架兒子的情況下也不退縮。加入中國婦權後,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婦女兒童的維權與救助,2013年因參與張安妮上學維權被抓捕關押。在中國婦權幾乎所有義工被捕入獄後,她擔負起了獄中送飯,家屬慰問,婦女兒童救助和維權工作,不懼威赫,不辭勞苦。當局為了打壓多次對其抄家、搶走電腦、手機,為此她進京上訪。她為索要出境權,還用敢的將政府相關部門告上法庭。

 

李卉是家中眾多兄弟中唯一的小妹,丈夫也是一名政府公務員,就是這樣一個在家庭中倍受呵護的女性,她放棄優越的生活,成為家庭和體制的叛逆者。辭去公職後,她經營電腦維修和網站製作維護,其盈利所得很大一部份用於資助異議人士、政治犯和良心犯,並利用自己的網絡知識協助大家翻牆。

 

入獄前的李卉之所以不被外界所了解的原因是其低調謙謙卑的品德,對強權打壓決不妥協,對同仁關懷無微不致。今天,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將2019年給了我們這位集善良、謙卑、堅強於一身的李卉,實是眾望所歸,希望李卉在獄中保護好自己,我們會瓣著手指數著你出獄的日子。

 

再次感謝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給予戰鬥在維權恐怖地帶的勇士們的鼓勵和支持!

 

 

 

 

張菁UN談《中國兩個被遺棄女孩群體的生存狀況》

中國婦權                                                       2019-3-11

 

 

編者按:中國婦權創辦人兼執行主任張菁於2019年3月11日,應邀在聯合國婦女大會分區會議上發言。本次發言配有演講內容的幻燈圖片以及英文文字說明。

 

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并没有改善其人权状况,尤其是大多数的弱势妇女,包括被遗弃和拐卖的儿童,生存状况更加恶劣。中國政府从1979年起全面實施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即一孩政策)近40年,給中國社會和百姓造成了空前的人道災難,遺棄、拐卖、杀害女婴的犯罪十分猖獗。簡而言之,強制執行的計生國策在人類歷史上是殺人人數最多、受害者最廣泛、傷害最深重以及遺禍最久遠的一場人為的災難。

 

今天,我將著重談談在中國鲜受关注的兩個弱势群體——被遺棄在尼姑庵裡的女孩和当代童养媳。這也是WRIC五個中國項目中的其中兩個。

 

 

 

 

 

一、尼姑庵里的女孩们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严酷的一孩政策,使得的很多中国父母遗弃女婴,以保留生男孩的机会。一些父母觉得佛教徒慈悲为怀,便把孩子丢给寺庙。

安徽省桐城市的有50多个尼姑庵,每個庵裡都收養了幾個到十幾個被遺棄的女孩。

 

尼姑们说,经常早上一开门,看见地上一个小篮子,里面包裹着一個女婴和幾件小衣服,還有一封簡短的手寫信,上面寫著女孩的出生日期和感謝的話,有的时候开门时婴儿已经冻死了,有的被野狗咬死了。一名老尼姑說:桐城地区的尼姑庵收养的过1000多女孩。没人知道她们姓什么,所以都被取佛祖的姓,都姓“释”。

2011年,被称为“小不點” 的女嬰被遺棄净土莲社旁的草堆上,奄奄一息,中國婦權義工和尼姑们一起把女嬰送进医院,

 

经过三個多月的抢救才活下来,起名釋宗緣。

 

 

 

圆通寺的釋成圓未滿5歲时由家人帶到寺院燒香,之後她的家人不见了,當時她兜里有一張寫有出生日期的紙條。尼姑们收养了她,从此每天燒香念經做雜事。釋成圓從WRIC尼姑庵輔助項目的受益人,成為了該項目的義工,她说愿意帮助所有需要的人。

 

 

 

女孩們的生活品質取决于寺院的经济条件。但是尼姑庵都十分清苦,信徒们的奉献很少,信徒主要是到和尚的大寺院燒香拜佛。加上要撫養的女孩多,实在是雪上加霜。有些孩子的发育明显差于同龄人。也有孩子夭折或者離“家”出走,從此失踪。六安多寶寺的5名女孩因為老師太圓寂後,全部離開了寺院,流落在外,不知去向。

 

有的尼姑把女孩们當作私人物品,不准上學接受教育,強迫孩子削髮為尼。

 

最令尼姑们擔憂的是上学问题。因为女孩們没有出生证,就没有户口和任何社会福利,上学要交高额的学费。WRIC義工曾多次与當地政府交涉,2013年孩子们得到每人每月600元人民幣的孤儿补助,但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受教育仍是奢望。30多年間,桐城市尼姑庵女孩中,僅僅出現過幾名大學生。

 

 

 

 

在寺院裡生活的女孩们,不仅存在心理问题,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一個40多歲的外來工人姦污了古灵泉寺院18歲的女孩釋X,致使她懷孕。 8個月後中國婦權义工才得知消息,追到大山裡的破舊寺院找到了身懷有孕且孤獨無助的她,让釋X住進了WRIC義工姚誠先生家,由中國婦權資助,逃過強制流產,終於生下了一個女孩,至今五歲了,依然生活在寺院裡。

 

 

目前中国政府規定,若想得到孤兒的補助,女孩們必須進兒童福利院(官方的孤兒院),意味着这些孩子必须离开自幼生长的家—–尼姑庵!这些可怜的女孩本来由于政府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而被父母遗弃,政府本应该承担起抚养她们的责任,給予更多关爱,现在却一纸政令强迫她们与情同亲人的尼姑和姐妹们生离死别,踏入未来不可知的命运!

 

而中国的官方孤儿院是什么样呢?孤儿院屡屡爆出非法买卖婴儿的丑闻,见WRIC的书《THE ORPHANS OF SHAO》。北京太阳村原本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典型,但是WRIC的调查显示,这里的女孩被虐待、强奸,一些婴幼儿送来几天就消失了,显然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利益链。

下面這幅圖片,是關於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一家兒童福利院的孤兒來源的記者採訪報告彙編成書籍的封面。由中國婦權(WRIC)在美國出版發行。該書在歐美國家的收養家庭中引起極大反響,不少收養中國兒童的父母紛紛Email聯繫WRIC, 試圖為自己收養的女兒們,找到她們的親生父母。

 

 

 

二.中國現代童養媳

 

下面我要說的是另一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中國現代童養媳。

 

 

童養媳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一些贫困家庭将女儿从小就卖给家境较好的家庭,长大便嫁给这家的儿子,节省其娶妻费用。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关爱,到养父母家受歧视甚至虐待,干家务,长大了婚姻不能自主,要嫁给“哥哥”。1949年以后这种陋习一度消失,1970年代末以后在一些地区死灰復燃,被遺棄、偷搶、拐騙的主要是女孩,而一胎化政策是元兇。当今中国的童养媳现象以福建沿海的莆田地区最为严重。政策的政策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根据WRIC调查,计划生育执行最严厉的1983年,莆田、长乐地区家庭收养的童养媳最多。

 

 

 

 

一名王姓童养媳说,31年前,養母和外婆前往莆田長途車站,等待著抱一個養女回家。一位婦女前抱一個,後背一個下了車。她是养母以94元的买下的抱著的那一個。

 

 

2010年以來,WRIC多次在莆田舉辦童養媳尋找親人的活動,先后帮助三名童养媳找到了远在贵州的亲人,她们都是幼年时被人贩子拐骗,几经周转上千公里,最后被卖到莆田。还通過DNA對比成功帮助15人找到親生父母。

 

 

 

莆田当地政府官员及警察家中幾乎都有童養媳,大家都見怪不怪,如果有谁举报,反而可能會遭報復威脅。当地一名官员对一起童养媳被丈夫活活打死案推诿责任并且說,童養媳的事情他们知道,很正常,他反問記者,如果不讓他們養童養媳,你能幫他們找到老婆嗎?

 

2012年9月WRIC在莆田舉辦的童养媳寻亲活动中,本身也是童养媳的义工刘雅林被警察拘捕审讯,被指控是美国间谍,后来改成非法组织拐卖妇女罪,其他二十多名义工也被传讯。

 

 

 

類似的籍口打壓,在WRIC的五個中國項目中都曾遭遇過。義工們被挑剔、威脅、追趕、阻攔、抓捕、監禁及判刑。2013年以來,WRIC負責人幾乎都被關押及判刑。

 

 

 

 

7名義工被關押及判刑,1名長期被管控在家。最近的一个是李卉,因帶美國華裔攝影師探訪尼姑庵,2018年被判刑3年。

 

在此,我代表WRIC所有會員和我們的項目受助者,向不畏強權、身陷囹圄、堅持信念、前赴後繼的中國婦權義工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结束语

 

尼姑庵的女孩和童養媳們,只是中國弱勢群體的冰山一角。中國政府罔顾这些弱势群体的苦难,拒绝承担责任,包括把一切與計劃生育政策有关的信息,如那些死去的、醫療傷害的、和遭受摧殘的婦女孩子和家庭都列为國家最高機密,这是对全体中国民众尤其是妇女儿童的不公,是渎职和犯罪。中國政府必須面對歷史,承擔責任,賠償及善待所有受害者。 WRIC將繼續為在專制強權和男權社會雙重迫害下的中國婦女兒童發聲,關注尼姑庵女孩及童養媳这样的弱势群体,繼續為她們的基本權益抗爭。

 

 

 

中國婦權在聯合國婦委會63屆分區會議為弱勢婦幼發聲

中國婦權華暘,張玥報導

 

聯合國婦女權力地位委員會第63屆年會2019年3月11日上午在紐約總部開幕的同時,中國婦權應邀出席在紐約聯合國教會中心8樓舉行的本次年會分區會議,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及其他三名嘉賓並作主題發言,今年的討論主題是:被遺棄的中國女嬰和老年寡婦問題討論現場坐無虛席,晚到的人只能站在後場牆前,一個特點是前來參加的聽眾幾乎都是女性。這印證了女人的利益和權力只有女人自己最關心。

 

圖左起:發言者為本次分區會議的主持人Lois A. Herman女士。(曽慧燕圖片)

 

中國婦權創辦人和執行主任張菁在发言中。台上左起为Lois A. Herman女士、Reggie Littlejohn女士、Margaret Owen女士(張玥圖片)

 

  分區會議都是來自各國的女權代表。(中國婦權張玥)

 

主持人是WUNRN婦女聯合國報告網絡協調員Lois A. Herman女士。發言的有女權無疆界(創始人婦女權利無國界)創辦人Reggie Littlejohn女士,她並放映了“中國的棄嬰和強制流產”的專題 短片:英國大律師,寡婦和平通過民主組織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Margaret Owen女士。嘉賓們圍繞著中國婦女兒童的權益和社會地位及福利,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會後更與參與會聆聽者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互動熱絡。

 

Reggie Littlejohn女士在發言。(曾慧燕圖片)

Margaret Owen女士在發言。(曾慧燕圖片)

 

中國婦權的創辦人及執行主任張菁女士做了“中國被遺棄女孩的命運”的主題演講。張菁指出: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並沒有改善其人權狀況,尤其是大多數的弱勢婦女,包括被遺棄和拐賣的兒童。事實上她們承受著雙重迫害,一個是傳統的父權文化的迫害,另一個是中國政府制定的許多法規政策對她們嚴重不公,其中最恶劣的就是一孩政策。給中國社會和百姓造成了空前的人道災難,遺棄,拐賣,殺害女嬰的犯罪十分猖獗。簡而言之,強制執行的計生國策在人類歷史上是殺人人數最多,受害者最廣泛,傷害最深重以及遺禍最久遠的一場人為的災難。

 

張菁還根據中國婦權的第一手資料,介紹了兩类被忽略的弱勢群體 ——尼姑庵裡長大的被遺棄女孩和現代童養媳。她们悲慘的身世和窘迫的生活狀況,让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她們都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演講引起觀眾的熱烈反響,媒體也紛紛予以採訪報導。

 

中國婦權義工華暘和張玥等也出席了會議,並負責協助放映PPT和拍攝。

 

左一為翻譯員尤霞以及正操作投影機的中國婦權會員華暘(男)。(曽慧燕圖片)

 

張玥在拍攝現場(華暘圖片)

張菁接受記者採訪。(張玥圖片)

會場座無虛席。(曽慧燕圖片)

主講嘉賓與與會華人合影。(張玥圖片)

 

 

 

 

 

习时代与毛时代下的中国女权 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上)

自由亞洲電台妇幼论坛梒青

 

三八国际妇女节又来到了,今天是我们的三八节特别节目,我们在这里祝每一位听众姐妹三八节快乐!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的近七年里,中国女性的地位和女权运动的发展状况如何?与毛时代,或者邓时代、江、胡时代相比,妇女在参政、就业等领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如果说有不同之处,又有哪些?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不是争议最少的毛泽东遗产之一?女性真的顶起半边天了吗?中国妇女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有哪些?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女权运动发展前景又在哪里?我们就此特别邀请到四位有关专家和评论人士进行探讨,节目将分上下两集播出。

 

下面,让我们先听一段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一首叫做《大寨铁姑娘》歌曲的视频片段:

歌词大意是:

“山乡春来早

红日放光彩

咱姐妹挑担上山梁

垒石坝修水渠

层层梯田多整齐

大寨铁姑娘意志坚如钢

挑起担儿一溜烟

青春献给党!”

 

这首歌,也许可以反映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女性状况的一个侧面,无论毛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而要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还是真要提升妇女地位,当时的中国妇女确实是劳动大军中的一支主力。有观点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毛泽东遗产中争议最小的一部分,西方知识界也有人承认,毛泽东时期的努力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在西方不是没有知名度。

 

对此,中国妇女权利专家冯媛女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 说在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毛泽东遗产中争议最小的一部分,这个说法太抽象:

 

“毛时代妇女地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法律文本上,其中包括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这对提升妇女地位有作用。但这不是毛时代独有的,这要归功于世界潮流和全球妇女自身的争取。其实在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和世界相比并没有明显提高,比如在男女分担家务上,中国妇女在走出家门的同时,要承担绝大部份家务劳动。”

 

而在大跃进年代,当时政府为了大干快上,根本不顾女性生理特点,很多妇女因此得了妇科病,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时,不少女性停经。冯媛女士说,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并不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也不像中国宪法纸面上原则规定的那样。

 

在美国的妇女权益组织中国妇权网创始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中共的建立和其所谓共产主义理念,来自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理论中有关妇女的论述,对女权有促进作用。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上就源于此。”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统治阶级把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变成二等公民,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让女性摆脱作为生育工具的地位。列宁曾经把妇女受压迫称作“家庭的奴隶制”。但张菁女士同时指出:

 

“问题是毛泽东把这个理论作为他的统治权术,而不是真正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处境,因为毛也有严重的重男轻女和歧视女性的传统思想。”

 

比如,张菁女士说,中共早期干部很多是一夫多妻,婚姻关系混乱:

 

“毛泽东能允许他的中高层干部一夫多妻,说明他从根上不会主张男女平权。在文革中毛泽东为了利用他的夫人江青,给江青一定的位置,就以女权理论作为他权术的依据,所以毛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么一号召,江青当时的旗手地位就变得理所当然。包括现在中共高官的夫人们,也就是在联合国的交际和公关等层面上,做一些表面的慈善公益。”

 

维基百科这样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但从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到普通党员,重婚现象并不少见——与纳妾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們在与妻子分居的情况下,与其她女性结婚,与前一位妻子既不离婚,也不共同生活,如朱德和他的三位妻子(刘从珍、陈玉珍、康克清)。”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关注妇女问题的夏明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从宏观上看,毛的极权主义给女性部分地带来了解放,毛的许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都围绕妇女解放做了一些事:

 

“包括托儿所的建立,妇女更多参与到生产中去,突出妇女能顶半边天,要各行各业出女劳模等。这在当时的许多文艺作品中也有表现,比如铁姑娘形象,或者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种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作品,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婚姻法的公布。毛确实在妇女解放上有意识地弘扬和发展了五四以来反对孔教和三座大山的传统,他特别认为妇女要推翻身上的族权。”

 

相比之下,习近平在政治层面上并没有明确的妇女解放理念,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推动妇女进步。夏明教授接着说:

 

“毛泽东在女性解放上比习近平更具进步性。当时毛泽东在推动女权解放时,无论是新婚姻法中一夫一妻制的实施,还是号召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生产、并创办单位的托儿所幼儿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有吻合之处,你可以感觉到毛泽东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在全世界被接受。”

 

但是,毛泽东的革命者形象有很多误区,尤其是在女性解放上,忽略了男女差异。夏明教授说,毛的男女平等是不承认男女差异的平等,这使毛提倡的妇女解放,可能会变成女性的负担甚至是对女性身心的一种伤害,即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略,这是毛留下的遗产。此外,夏明教授指出:

 

“你还可以看到文革时八个样板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单身,要么是死去或牺牲了丈夫,孤儿寡母寡妻,没有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缺乏夫妻之间正常的人性关系。毛泽东显然走到了一个误区。”

 

如果说毛泽东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走到一个误区,我们又该如何来看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已及江、胡时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呢?

 

夏明教授认为,在很大层面,中国女性是以肉体,以女工、家庭保姆和性工作者这些方式,加入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又把女性物化,女性权利遭到进一步侵害。

 

据相关统计数字,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的国际排名大幅度下降,女性高级官员的比例也大大下降,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歧视女性现象严重。

 

那么在习近平近七年的治下,以及习近平自己一年前缔造出的“万年主席”形象,又给中国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带来了什么?

 

美国独立评论人士高新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我不觉得习近平在提高妇女地位上与毛泽东有显著差别。到习近平时代,妇女地位低下,对女性的性剥削严重,当然这和习近平本人及其政策没有关系。习近平在女权问题上其实是顺其自然,他对毛时代并没有进行怎么样的纠偏,但他也没有在毛的基础上,在解放生产力、重视妇女作用方面有更多建树和改变。”

 

高新先生认为,虽然毛泽东提倡把妇女从锅台边解放出来,但在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妇女参政依然是一个点缀和花瓶,这在毛时代和习时代没有区别。但现在的确陆续出现了一些正省部级的妇女领导人,比如女部长女省长和省委书记,这在毛时代是没有的。

 

可是在毛时代,也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妇女就业明显受到歧视。比如,许多单位招聘时公开声明只招男性,怕招女生后结婚生子、影响企业效率。高新先生说:

 

“毛时代是国有制,而现在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就业人口是非国有制。中国是一个政策性国家,什么都要靠政策,而现在政府没有一部法律或政策出台,来防止招生招工歧视妇女、特别是非国有单位和企业在招工时歧视妇女的行为。”

 

习近平动辄号称依法治国,但是从保障妇女就业、不受歧视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的立法机制与他的前任相比显然是落后的。高新先生说:

 

“因为经济发展急功近利,怎么利于经济数据上的快就怎么搞,民营企业在内部出台很多歧视女性的对策。一个完善的国家法律制度,对此应该有应对措施,但中国没有。”

 

而在毛时代的公有制下,所有福利对男女一视同仁,高新先生说:

 

“毛时代工厂招工时不会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妇女生孩子、有特殊经期例假的劳保问题等;在和男性同工同酬的情况下,女性在出勤天数上可能不会同工;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也不需要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考虑雇用女工会影响效益。”

 

但私营企业就不一样,高新先生说,私企首先考虑的是效率,如果雇一个男职工,他除了法定假日外,不会再有其他份外要求,而妇女就不行,国家规定妇女有产假和哺乳期,私企老板就认为女工不如男工好用。

 

人们注意到,习近平上台后,曾在多次场合强调妇女要在家庭中发挥贤妻良母作用,甚至有号召妇女回家之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在对女性和女权问题上,确实有一种传统复古的倾向: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要尊孔、要回归中国传统和强调儒家文化,中国出现了反对妇女走出家庭的论调,甚至反对妇女在公共领域占据更多的地位和有更多发言权。你也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治下,中国人大里面不断有人要提出议案,称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女性应当从职场回归家庭。”

 

夏明教授说,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之后,没有在女权和女性解放上有任何重要贡献,相反要把女性重新赶回闺阁,这是一种反动。他接着说:

 

“如果说习近平在过去几年里给中国妇女做了什么,那就是做了一些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事情。他可能会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对女性造成性伤害的行为,进行扫黄等等。但是习近平这种对女性的保护,是从一种男权和男性族人的角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把女性完全作为弱势的一方,由他以一种大家长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没有任何妇女解放的意思。”

 

最后,在三八节这个女性特别的节日里,中国妇女权利专家冯媛女士想对姐妹们说几句知心话:

 

“我觉得只要对妇女多一些支持少一些束缚,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妇女包括男性,会为支持男女平权而努力。不管环境如何,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祝所有女同胞三八节愉快,早一天实现平等,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个专门的日子了。”

 

 

习近平集权对女权及妇女地位的影响 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下)

自由亚洲电台妇幼论坛:梒青                                                          2018/3/8

 

在上周节目里,我们播出了妇幼论坛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的上集,关注中国女性遭受性骚扰却被政府审查噤声的问题。今天,我们播出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的下集,我们将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无限期连任,对中国女权运动和妇女地位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妇女地位排名世界倒数位置,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后女性的地位和权益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中共中央日前提出“修宪建议”,国际媒体分析说,该提议获通过,将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等诸多层面产生影响。那么,如果习近平无限期连任,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以及女权运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此采访了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她说:“中国妇女目前面临两方面的打压,一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和男权社会的歧视和打压;二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上的打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女权这个词在中国,就像犯了禁忌一样。”

 

最典型的是习近平上任后对女权五姐妹的打压。2015年,武嵘嵘与另外4名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李麦子,郑楚然,王曼和韦婷婷,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交车上性骚扰的公众维权活动,但她们却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并遭拘留超过30天,不断受到警方审讯和虐待。不到一年后,非营利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也被关闭。

 

习近平上台后还主张妇女回家,他在2013年对全国妇联领导成员谈话时,以及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全球妇女峰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妇女要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起到作用,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起到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的作用等等。

 

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习近平的这些所谓经典讲话,是对妇女运动的打压:“而且这种打压从暗处走向明处,全面公开地倒退。如果修宪成功,国家主席没有任期限制,我们可想而知,现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做什么?当然就是称帝了。在这种帝制下,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还要服从公婆和丈夫,陈旧的社会文化又重新回归,历史沉渣又会重新泛起,我们100多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努力又会重归于零。”

 

张菁女士认为,习近平在没有修宪之前,就已经在说全国姓党,全党姓习了:“如果他再当上了皇帝,党也好民也好,那就全部都是习家的了。而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益,以及其它弱势群体的权益就更不用说了。”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最近发布《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中国位列所有144个国家中第100位,这是该报告自2006年发布以来,中国排名最低的一次。在这份报告中,中国不仅落后于挪威、丹麦这些北欧国家,甚至排在许多非洲、东南亚国家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还不如卢旺达(排名第4)、菲律宾(排名第10)、孟加拉(排名第47)。

 

张菁女士对此表示:“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中国女性地位远远低于很多阿拉伯国家。25年前巴基斯坦就有了女部长,国家有妇女银行。”她说,习近平还更助长了男权的抬头,所以,张菁女士认为,中国妇女将面临最艰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妇女运动将进入一个黑暗期:“其实中国妇女已经进入黑暗期了,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人权受到打压,女权更是首当其冲,而且以往没有国家领导人象习近平这样,明目张胆地喊妇女回家。如果习近平做了皇帝,到驾崩了才改朝换代,我们妇女还要挨多少年啊!”

 

谈到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北京的中国妇女报原总编辑谢丽华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她认为要看两个大指标:“一个是妇女参政,可以看看我们的政坛,女性领导人占的比例有多大。我们可能比伊斯兰国家的妇女地位稍微高一点,但伊斯兰国家妇女地位现在也在上升。另一个指标是看出生性别比例。我们的出生性别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不平衡的,现在放开二胎可能会好一些,但现在愿意生二胎的,也往往是因为第一个是女孩而再要生一个。我们现在出生性别比造成的恶果,包括高额的彩礼,生男孩的家庭又要买房又要买车,已经成了阻碍进入婚龄的男性择偶的大问题。所以有人说,现在有两个女孩比有两个男孩好,因为是真养不起。现在找对象就是女的提条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女的地位高,实际上就是因为出生性别比低造成的物以稀为贵的恶果。很多贫困地区的彩礼已经要到10万人民币左右,发达地区就更多了。”

 

所以,在谢丽华女士看来,这两个大指标就能说明,中国妇女地位排100位,她认为其实是真实的。

 

谢丽华女士说,虽然现在中国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有提高,甚至大学有某些专业女生的入学率比男生还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提高:“一旦女性受了教育之后,有些教育,比如在国学教育中开展培养淑女的教育,反而又去把女性塑造成东方淑女,这种趋势还是有。女性受到了教育,但这种教育还是矮化妇女,更多的还是为男性服务。比如有人说中国社会或者家庭的不稳定,是因为我们女性的独立性太强,使得家庭没有主从。”

 

因此,谢丽华女士说,衡量妇女地位,一是参政,尤其当一把手的比例真是非常低,然后就是出生性别。她说:“中国女性连出生的权利都会被剥夺,出生后,又有溺女婴的现象。现在的二胎政策甚至全面放开生育,可能会有好处,但生不生又被弄成是男性主流文化在主导,女性无法有自己的选择,而是由男方或者男方家庭在催生,甚至于有些标语口号出现,就是号召大家要多生。现在我们已经得不到人口红利,而且多少年之后劳动力会大大减少,老年社会的矛盾会非常突出,这样的话政府又号召女性去多生育。”

 

因此,不管是生还是不生,谢丽华女士说,都是建立在女性不能自我选择的基础之上。人口多了,不让女人生,结扎的90%以上是女性;现在劳动力短缺,老龄化问题严重,又要催促妇女生第二胎,年龄大了结扎的,要疏通输卵管再生。这样看来,谢丽华女士说,中国妇女地位被排在100 位是实至名归。

 

那么,如果把毛时代与近40年改革开放后相比,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谢丽华女士对此表示:“49年前,法律上没有规定那么多的妇女权益。到了毛泽东时期,很多政策性的规定给了妇女五个权利,并写进法律。虽然执行不执行是一回事,但是有了一个标准在那儿摆着。象过去没有工作的,比如我妈妈,也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当然,那时候整个国家建设非常需要劳动力,尤其毛泽东著名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还是鼓励了很多的人。当时女飞行员,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都成了劳动模范和榜样。当时就是特别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经济独立,那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时期,但这是与过去什么都没有作对比。”谢丽华女士说,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在当时成为一个主流。

 

谢丽华女士表示,改革开放后,妇女确实有了更多的空间,有能力的妇女施展才干,真的涌现出了过去没有的女企业家,以及行业女领头人。但同时,国家的政策又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发展。她说:“尤其有一段时间教育市场化,地方制定一些政策,我们到农村去,居然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受到教育的妇女,比上个世纪50年代还要多,尤其在贫困地区,30,40岁的妇女都是文盲,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反倒是她们的母亲还有文化。50年代,扫盲,普及教育,6年义务教育。改革后,农民有基本补贴,而要领补贴得到银行签字,妈妈反倒要给女儿签字,或者婆婆去签字。就是说,改革开放中间有这么一段,出现了新的文盲阶层。”

 

谢丽华女士说,过去在政策上宣传哪个行当里都有男女比例,尽管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各个领导岗位上都有女性,是一种约定俗成。后来改革开放后,马上就不行了,因为腐败和贿选等,妇女参政就又成了弱势,女性参政比例大大下降。然后是1979年改革开放时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女性陷入特别不利的境地:“计划生育迫使女性堕胎,被打被追,女性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谢丽华女士特别谈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身心健康的危害,官方从来没有好好清理过,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她说:“可能研究时更多男性学者更多地是从人口的控制方面去谈,比如性别比如何有了改变。但是从妇女权益方面去总结的,真是不多。当年,妇女受到生男孩的压力而超生,成了专政对象似的,现在还是没有人敢于说出这样的真话。”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女权问题的夏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夏教授说:“中国女性还处于不公平地位。官方认为,中国过去主要的成就就是妇女得到了解放。政府可以说,毛泽东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到90年代,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府又很自豪地承办这个会议,就是有彰显它在女权事物上的贡献和成就。所以中国官方首先不会承认中国女权或妇女地位等等是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官方的眼中,妇女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有人把它问题化。”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研究,全球性别差距按照目前变化速度,将需要100年才能消除。在夏明教授看来,现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中国首先还是一个男权国家。他说:“中国政治局委员里只有一个女性,而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一个女性。在中国政治高层,女性是可有可无,忽略不计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家庭结构上,都是男权社会不可挑战,主流权力不可动摇。尤其现在中国又推出要复古,要儒学,女性要去读女儿经三字经,这些东西重新回潮。因此中国的男权社会是女权运动的第一大障碍。”

 

第二,人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给妇女带来好处,但其实也可以带来很多灾难。夏明教授说:“毛的极权主义给女性部分地带来了解放,但这种解放是把女性当成男性来使用,即男人可以开拖拉机,女人也可以成铁姑娘,要上电线桩,要去守边疆。这种所谓男女平等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女性在毛时代其实也受到很多伤害,即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略,这是毛留下的遗产。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层面上女性是以肉体,以女工、家庭保姆和性工作者这些方式,来加入到整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所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又把女性变成一个新的商品和物化的东西,女性权利遭到进一步的侵害。”

 

当然,很多人会说,每个女性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夏明教授说他对此并不反对。就象他对女权人士叶海燕的许多做法,他也没有非议,因为叶海燕的选择有其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理念。夏明教授认为,叶海燕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但他同时表示:“问题在于,为什么叶海燕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为什么我们给她的选择结构不是在好与坏之间,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男权主义的问题,也是中国进入到一种从传统到现代,从非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阶段,给女性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影响了当今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第三,夏明教授说,不能忽视的是中共对女性肉体的伤害,而这与男性肉体被伤害是不一样的。他说:“一是对女性子宫的伤害,因为无论是强制堕胎,还是强制结扎,都是对女性子宫的伤害。第二是对阴道的伤害,比如中国卖淫泛滥,有所谓‘黄色娘子军’,可以以几千万人来计算。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字,是与中国官方协调得出的,就是中国的妓女或性工作者有400万人左右。这是对女性直接的伤害。第三是对女性乳房的伤害,就是社会文化不仅对女性的象征意义进行低俗化,还包括在性骚扰中,女性乳房成为目标。”

 

夏明教授说,这三个方面的伤害都是针对女性生理特征的特别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所以就有了中国女权活动家艾晓明所说的“阴道的咆哮”。而且,对妇女的所有这些伤害不是民间的行为,而是日本学者福柯所讲到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政府行为。夏教授说,中国的官员认为自己有权力对其下属,以及对女性进行奴役和侵害,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对女性的最根本的伤害。他说,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以国家的公权力对女性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伤害。

 

对中国妇女地位在《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被排名第100 位,夏明教授评论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女权地位问题化,因此,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就没有对女性地位的保护和提升,这是中国妇女地位排名倒数的真正原因。”

 

最后,夏明教授表示,不得不提到的还有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几千万留守的农村妇女和儿童,以及老人,也就是所谓的“386199 部队”:38妇女,61儿童,99重阳。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奇高,而留守儿童中受到性侵害的女孩人数又奇多。所以,夏明教授说,所有这些都切切实实使得中国妇女地位在统计层面上不会比其它99个国家好。但因为中国人口居世界第一位,所以这个第100 位的排名,就更加令人悲哀和痛心。

 

 

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摘要):女性均薪6497元,仅为男性78.3%

作者:职业科学实验室 & BOSS直聘研究院 

长久以来,性别差异都是一个热门课题,涵盖了生理、心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职场中的性别差异主要包括薪酬差异、偏好差异、职位差异和晋升差异等等。

在三八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BOSS直聘发布了《2019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从薪酬、晋升和行为三个维度入手对职场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以下是报告主要内容:

 

1、 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解读

职场性别差异的最直接体现就是薪酬差异,研究者选择了职位和行业两个维度,有以下三点发现:
  • 2018全年,中国女性平均薪酬为6497元,薪酬均值为男性的78.3%,男性薪酬优势较2017年上升8.7个百分点;
  • 过去一年我国性别薪酬差异增大,更多由薪资分布结构发生变化造成,而不是由男性整体薪酬优势提升造成。
  • 高收入区间男女薪资分化程度提高是带动整体薪酬差异上升的主要原因。

 

1.1 造成薪酬差异的三大因素:职位、行业及工作年限

报告显示,共有三项因素直接造成女性薪酬低于男性,按权重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职位、行业及工作年限。

  • 职位:高低薪职位性别比例失衡拉大差异度

职位选择是导致男女薪酬分化的最大因素。

男性更偏向技术、销售等工作强度大、薪酬回报高的岗位;而女性相对更青睐行政、运营、市场等工作强度一般,薪资中等的均衡型岗位。

2018全年前15个高薪岗位中,除了排在第14位和第15位的战略咨询及证券分析师外,其余岗位女性占比普遍在30%以下。

目前技术领域热度最高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架构师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岗位,女性占比不足20%。

  • 行业:工程医疗等领域差异度最大,教育培训行业女性占优
行业对性别薪酬差异的解释力仅次于职位。目前男女薪酬差距较大的领域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为采掘冶炼、工程施工、装修装饰、化工等工程制造类行业。这些领域中,男性因拥有生理优势,在劳动参与率和职级晋升方面均显著占优。

第二类是以互联网、医疗、电子通信等为代表的科技行业。与前者相比,科技行业对求职者性别敏感度低,公平性相对更高,女性比例也在不断提升。但由于这些领域中男性更多从事技术等高薪职位,双方薪酬差异同样较大。

尽管女性在多数行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但也有部分行业女性劳动者占据优势。这部分行业包括:教育/培训、婚庆/摄影和地产中介等,其中教育培训行业中女性平均薪酬比男性高出7%。另外,餐饮、印刷包装、消费品行业男女薪资差异不足10%。
  • 工作年限:性别薪酬差异随经验增长而持续拉大

初入职场的新人性别薪酬差异最小,随着工作年限增长,薪酬差异逐渐拉大。到5年以上时,女性由于面临婚育、家庭等多重因素,工作年限的薪酬回报率明显低于男性,且这种分化会随着年龄增长进一步加快。

1.2  教育:显著提升女性薪酬回报率 本科与硕士学历女性比例已反超当学历提高时,女性能够选择的工作范围得到大幅拓宽,并快速带动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我国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在高等教育阶段,女性在校生所占比例已经实现反超。2010-2016连续7年,本专科和硕士的在校女生人数占比均已经超过50%。

 

数据显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女性,平均薪酬较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女性高出68%,这一差异比男性群体高出7个百分点,证明教育水平可以为女性职场竞争力带来质的变化。 

“天花板”与“粘地板”:职场女性的晋升困境
现代社会中,各领域中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女性比例始终低于男性。2018年BOSS直聘平台上,CEO/总裁/总经理等高级管理岗位上的女性申请人数仅占总量的10.5%。 

2.1 “天花板”和“粘地板”对于女性晋升的影响

 

职场晋升中存在两种怪现象:玻璃天花板效应和粘地板效应。玻璃天花板效应是指少数或特定群体在中层职位上再继续晋升时,虽然看得到高层,但被一层无形的玻璃天花板阻隔,不论如何努力却无法穿过那层玻璃;粘地板效应是指少数或特定群体常年处于组织中的偏底层,或是即使获得晋升,薪酬也处于该级别的低位,就像被牢牢粘在地板上一样。

玻璃天花板效应和粘地板效应在许多国家都很常见,尤其对于女性。同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多会面临粘地板效应,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多受到玻璃天花板效应的困扰。
 

研究者发现,无论男女,在入职三年内较难获得晋升的机会,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男性和女性晋升几率的差异逐步呈现。具有3-5年、5-10年和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男性比女性的晋升几率分别高1.5%、12.1%和8.3%。

 

2.2 影响女性晋升的因素
 

调查显示,当被问及“阻碍女性在职场上获得晋升的主要原因”时,受访者认为前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女性员工需要花费较多精力照顾家庭”、“女性缺乏外部资源和社会支持”和“女性在高级管理岗位上能力不足”。

  • 努力程度
传统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常被认为需要为照顾家庭付出更多的努力,很多高级职位要求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导致女性在与男性竞争时处于劣势。另外,女性在产期和哺乳期无法正常参与工作,影响了组织的整体绩效,晋升机会也会落后于男性。
  • 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

受到性别家庭分工的影响,女性参与社会组织及各项活动的积极性和机会低于男性,直接影响了女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同时受到性别刻板印象和“同质性”效应的影响,女性难以融入男性占据绝大多数的高级管理层,降低了与高层次人才的接触机会。

  • 评估偏差

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男性往往对女性领导存在评估偏差,接受女性领导会为男性员工带来的负效用,实际上构成了女性获得晋升的额外成本。另外,在以男性领导为主的组织中,更会偏好雇佣和晋升具有男性特质的员工。

  • 个体选择

为了能在当前的工作中减少阻碍并获得认可,很多女性会选择符合社会刻板印象的角色。其直接结果就是,很多女性会选择工作负担和压力相对较轻的工作,以方便照顾家庭。而当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时,很多人会选择牺牲工作,甚至离开劳动力市场。

 

2.3 对策与建议

  • 个体层面

女性个体首先需要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对自身价值进行正确评估。通过强化主体意识,建立适合于自己事业发展的职业规划,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 组织层面

组织也应该充分认识到高能力的女性对于组织的绩效提升以及多元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与晋升制度,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更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

  •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就业权利。充分发挥公共教育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引领社会改变对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

更重要的是,加强社区服务建设和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将职业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

求职招聘中的性别行为差异 

报告显示,男性和女性在求职和招聘过程中的行为差异也是薪酬差异的一个重要演变途径。最终职位的确定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双向选择和匹配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女性求职者更倾向于匹配到难度和收入相对适中的均衡型岗位,而非难度较大的高薪岗位。

3.1 导致行为差异的三大因素在这里,我们尝试探究一下导致行为差异的原因:

 

  • 选择差异

女性在选择工作中倾向于避免申请满意度低和跟社会刻板印象相违背的工作。这种个体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所谓“性别隔离”现象的产生,即某个性别统治了特定行业的大部分职位。

  • 偏好差异

男女在选择工作时也受到了社会化性别角色的影响。报告显示,70.1%的女性认为汇报关系应该以工作能力为标准,远远高于性别因素。而男性持该态度的为61.1%,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对招聘过程中的关键决定存在影响。

  • 态度差异
男女对于职业发展的态度也存在差异,报告显示,强烈渴望获得成功的女性比例比男性低8个百分点。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男性对于事业成功的渴望愈发强烈。工作经验在十年以上的群体中,男性有61.2%强烈渴望成功,女性仅有48.4%。
认为“做好当前工作就好,没有太远大的目标”的人群中,男性在各个工作经验阶段的比例差别不大,均在15%以下;而女性的比例从一年以下经验的11.1%直线上升至十年以上经验的21.5%,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家庭事务对女性职业态度的影响。当然,除了上述因素外,社会环境中设置的门槛也会增加女性进入职场的难度。最明显的例子是,女性的婚育情况直接影响着某些企业和岗位对于女性的接纳程度。

2019年2月22日,人社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以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企业不得将婚育状况作为录用条件。

 

———— 由于篇幅有限,完整PDF版《BOSS直聘2019年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请在公号后台回复“性别差异”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