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克林之王」陳善莊:親中共的紐約權力掮客

轉載自《紐約時報》                                                                       2024-12-09

 

 

本網編輯按:紐約曼哈頓唐人街「中國海外警察站」的福建長樂公所秘書長陳金平,被紐約聯邦法官定罪。陳金平日前認罪。同案的長樂公會主席盧建旺目前尚未認罪。《紐約時報》近日大幅刊登了揭露福建另一僑領陳善莊在美走私人口等犯罪老底,以及变身参与一連串政治活动的文章,基本要點是圍繞陳在纽约擔當的政治角色,即是他對任何黨派的紐約州議員的支持和打壓,都視其是否違反中共的禁忌議題,尤其是競選人對台灣的立場。被點名揭露與中共代理人深刻互動的當紅議員還有孟昭文等。

 

 

 

3月的一個星期一,在中國首都的中心地帶,2000多名代表齊聚一堂參加年度會議,他們是習近平主席的威權政府的一個橡皮章顧問機構的成員。

 

與會者的使命之一是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在觀看習近平登台演講的大批黨政官員、將軍和企業高管中,僅有20人受邀代表中國廣大僑民,其中一人來自美國:來自布魯克林的69歲老人陳善莊(John Chan)。

 

陳善莊是紐約華人社群的政治權力掮客,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去年他前往舊金山,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訪問。 Jungho Kim

 

 

專家認為,陳善莊的參與反映了他與中國最高權力層非同尋常接近的關係,也標誌著他是國家領導人可能會向其尋求幫助的人。但他的不尋常之處還在於他在美國的地位:他一直是美國最大城市的權力掮客,對紐約政治的某個重要群體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多年來,陳善莊一直對紐約市的華裔社區施加著影響,從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到曼哈頓的唐人街,再到皇后區的法拉盛,他可以走入閉門會議和政治會所,幫助左右選舉,而這一切都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但最近,有關外國影響力的聯邦調查圍繞著紐約市和州政府。市長埃里克·亞當斯被指控共謀收受來自土耳其的非法外國競選捐款。他拒絕認罪。在布魯克林聯邦檢察官對疑為中國特工的人士發起的另一項調查中,他的一名高級助手——與中國有關聯的亞洲事務主管——的住宅遭到搜查。

 

負責調查的檢察官最近還指控紐約州長凱西·霍格爾的一名助手為中國政府服務,阻斷台灣官員與州長辦公室的往來。

 

現年70歲的陳善莊並未在調查中被指控有任何不當行為。但在最近發生的事件中,他因與中國政府的公開關係及他影響美國選舉的能力而引發關注。

 

2024年3月,陳善莊(前排右二)在政府顧問機構的會議上,他是代表中國廣大海外僑民的小型代表團中唯一的美國人。 CCTV Video News Agency

 

 

他與盟友控制一個非營利組織網絡,將資金、人員和選票投向他支持的候選人,並組織示威遊行抗議任何反對習近平或其政策的人。

 

記錄和訪談顯示,他的目標是那些被認為可能有損中國政府利益的兩黨政客,例如支持香港的反北京抗議活動,或出席來訪台灣政要的招待會,台灣是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民主島嶼。

 

就在幾週前,一位出生於台灣的民主黨現任議員在布魯克林的州參議院選舉中落選,而陳善莊在其中發揮了作用。這是民主黨人在本輪選舉中失去的唯一參議院席次。

 

2022年,陳善莊對紐約市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國會候選人的支持可能影響了民主黨初選的結果,導致一位出生於台灣的女性州議員落選。

 

陳善莊沒有回應多次置評請求,並最終透過律師拒絕了對以中英雙語形式提出的書面問題作出答复。

 

與他不和的官員將他描述為一個難以對付的政治對手。

 

「我從沒見過一個美籍華人像他那樣,到處參加那些公開由中共主導的會議,回來後還大肆吹噓,」其中一名官員、皇后區民主黨人、州議員羅恩·金說。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程度的無恥政治宣傳。”

 

陳善莊曾與十多位州議員和企業高管一起多次前往中國,出行資金由他的商會提供,且相關行程是在中國領事館的支持下進行的。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12月。

 

這些行程不算非法,地方、州和聯邦立法者多年來也有類似的行程。

 

但陳善莊在3月參加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是中國統一戰線系統的最高組織,該系統是一個旨在增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和全球影響力的團體網絡。

 

在紐約,陳善莊創辦了一個商會、一個位於布魯克林的非營利組織,倡導亞裔美國人的權利,以及一個為他的中國同鄉服務的團體。根據《紐約時報》對中文文章和影片的查閱,它們幫助推動了北京的政事議程,其中涉及中國官員在紐約市出席的數十場活動。

 

多年來,陳善莊透過總部設在布魯克林的美國亞裔社團聯合會來幫助影響紐約市的選舉,該組織舉辦的活動曾邀請市長亞當斯和其他政治人物參加。

 

多年來,陳善莊透過總部設在布魯克林的美國亞裔社團聯合會來幫助影響紐約市的選舉,該組織舉辦的活動曾邀請市長亞當斯和其他政治人物參加。 Mayoral Photography Office

 

除了他帶領的訪華之旅外,他還與州長霍格爾和市長亞當斯一起參加了許多活動,最近一次是在2月與市長一起參加了布魯克林的節日慶典。

 

在陳善莊的紐約政壇崛起過程中,最不尋常的也許不是他與中共的關係,而是他刻意向支持者隱瞞的一段個人經歷:他曾經是重刑犯,曾承認犯下走私人口和販運海洛因的罪行。

 

從走私者到線人

 

30多年前,當陳善莊第一次來到紐約時,他已經是華人犯罪組織的成員。

 

1970年代,年輕人的陳善莊逃離毛澤東統治下貧困混亂的中國,偷渡到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2022年的一篇介紹他的中文文章中,他在自己擁有的布魯克林餐廳接受了採訪,文中稱他在香港加入了一個幫派。

 

法庭文件顯示,移民到紐約後,他加入了三合會組織“和利群”,並開始從事將中國人偷渡到美國的賺錢生意。在中國,這種走私者被稱為“蛇頭”,當時他們收取每人約4萬美元的路費,這些移民通常會經由其它國家抵達美國。

 

在從事犯罪活動的同時,身為餐廳老闆和活動人士,陳善莊逐漸成為紐約華人移民社區的重要人物。

 

1999年,他組織了一次抗議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活動,美國官員稱該事件是目標選定失誤,但許多中國人認為是蓄意行為。

 

記錄顯示,2000年,他創辦的一家製作公司僱用了亞當斯的助理和亞洲事務聯絡員鄭祺蓉(Winnie Greco)。 24年後,聯邦當局搜查了她的家。

 

陳善莊的崛起在2001年7月一度中斷,當時他和他的三名同夥被指控在華盛頓州的港口用貨櫃偷運中國移民。

 

2002年9月,又名「阿莊」(Ah Jong,音)的陳善莊站在曼哈頓下城的一位聯邦法官面前,要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的後果。

 

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臨終身監禁。但陳善莊掌握著可以扳倒一個兇殘的唐人街犯罪頭目的信息,此人名叫弗蘭克·馬,他的殺手曾強迫兩個人跪在墓碑前,然後開槍射他們的頭。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稱其為「最後一個亞洲教父」。

 

2008年1月,在獄中協助調查人員已有五年多的陳善莊再次站在同一位法官面前。

 

「我決定與政府合作,以彌補我造成的傷害,」陳善莊告訴法官陳卓光(Denny Chin)。 “如果您允許我回到家人身邊,我再也不會犯法。”

 

他承認敲詐罪,包括走私人口和販運超過三公斤的海洛因,以及另一項經營非法賭場的罪名。他被判刑滿獲釋。弗蘭克·馬被捕,並於2010年被定罪,判處終身監禁。

 

在對陳善莊的判決中,陳卓光提到了他在針對弗蘭克·馬的案件中的「廣泛合作」。 “結果相當好,”法官說。 “馬的組織被瓦解了。”

 

透過他的律師喬爾·科恩,陳善莊拒絕討論自己的犯罪歷史。

 

“布魯克林之王”

 

時間快轉到2014年,來自皇后區的民主黨眾議員孟昭文發佈公告,宣布7月26日為「陳善莊日」。

 

“自從來到美國,”孟昭文寫道,“陳先生就一直在追求並實踐美國夢。”

 

最近被問及陳善莊影響美國選舉的行動時,孟昭文在聲明中表示:「我完全反對任何外國政府影響或操縱我們的民主。」她說她不知道他有犯罪記錄。

 

陳善莊脫胎換骨的主要工具是他成立的一個非營利組織,該組織旨在提高亞裔美國人在紐約政界的地位,並呼籲人們關注反亞裔仇恨犯罪。

 

他在布魯克林日落公園的一家現已關門的餐廳裡開展工作,他創立的組織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和其他組織致力於幫助中國移民應對紐約的官僚機構。

 

很快,中文媒體開始稱陳善莊為“布魯克林之王”,希拉里·克林頓、參議員查克·舒默和其他知名人士也紛紛來信表示支持。

 

 

儘管有過犯罪前科,陳善莊(左)還是與前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黃屏以及其他中國高級官員建立了關係。 Xinhua/Alamy Stock Photo

 

 

從這個位置上,陳善莊為他喜歡的候選人助選,並打壓那些他不喜歡的人。他出力促成曲怡文連任失敗一事就是這兩種做法的最佳體現。

 

2023年3月,身為布魯克林新當選的民主黨州參議員,曲怡文參加了當時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曼哈頓舉辦的宴會。

 

在蔡英文來訪期間,陳善莊在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外領導了抗議活動,並對麥克風說,她「必將成為千古罪人」——這是中國政府常用的一種侮辱。

 

當出生於台灣的曲怡文今年競選連任時,陳善莊支持了她的共和黨對手、出生於香港的前紐約市警長陳學理。 (他與陳善莊沒有親屬關係。)

 

在9月的一次採訪中,陳學理試圖與陳善莊保持距離,他的競選經理表示,他退回了陳善莊的一筆捐款。

 

“如果這個人與中共有關的話,”陳學理說,“我們最多只能做到與他保持友好。”

 

「我們能結盟嗎?不。我們能做朋友嗎?當然,」他補充道。 “但關係也就到此為止了。”

 

兩週後,他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的紀念活動中和陳善莊一起出現在台上。陳善莊的手搭在陳學理的肩膀上,用普通話對台下的觀眾說,“一定把你的票投他一票,讓(把)他送到參議院寶座!”

 

11月5日,陳學理在競選中擊敗了曲怡文。

 

陳善莊將矛頭對準布魯克林民主黨人曲怡文以及其他支持台灣的政界人士。中國認為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這遠不是陳善莊介入的唯一一場選舉。

 

在今年夏天的民主黨初選中,他支持了一名挑戰金兌錫的候選人。過去12年裡一直在州議會中代表法拉盛的韓裔美國人金兌錫曾率代表團訪問台灣,並促成了一項慶祝「台灣傳統日」的決議。金兌錫最後在選舉中勝出,但他表示,陳善莊透過多個組織為他的競選對手背書,並幫其籌款,這給他的勝選增加了難度。

 

在另一場2022年競選代表曼哈頓部分地區和布魯克林的國會眾議員席位的選舉中,陳善莊將目標對準了候選人牛毓琳,她在任州議員期間曾參與過有台灣官員參加的活動。陳善莊在民主黨初選中支持了一位沒什麼名氣的參選人,後者的參選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分裂華裔美國人社區選票的作用。牛毓琳的主要對手古德曼贏得了該席位,後者是一名前檢察官,也是利維·斯特勞斯財富的繼承人,他直到今天仍是代表該區的眾議員。

 

民主黨人彼得·J·阿巴特任職布魯克林州議員已超過30年,而當陳善莊想要看到另一個人坐上這一席位時,長期在職的履歷並不是什麼障礙。

 

陳善莊支持的候選人是鄭永佳,陳為他捐款並幫其籌款。共和黨人鄭永佳在2022年的選舉中擊敗了阿巴特。在擔任州議員期間,鄭永佳率領了一個代表團訪問中國。此行由陳善莊創立的商業組織出資,他本人也一同前往。

 

那次選舉後,陳善莊並不諱言自己在把阿巴特拉下馬這件事上起到的作用,他自誇說,“我們打敗了(在任)35年的一個笨蛋。”

 

鄭永佳沒有回覆置評請求。

 

 

歌頌“祖國”

 

一直以來,陳善莊自己也常走上街頭,有時甚至會與中國異議示威者發生衝突。

 

在2023年3月那次針對台灣總統的抗議活動之後,陳善莊在11月來到舊金山,組織團體歡迎習近平到訪。那次遊行演變為暴力事件,中國領導人的支持者(包括一名陳善莊的親信)與抗議者發生衝突。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陳善莊被拍到與抗議者發生爭執。在那次訪問中,他還參加了一場與習近平見面的邀請制招待會。

 

去年在舊金山,陳善莊(中)把手放在中國國旗上,他參加了一場有習近平出席的邀請制招待會。 Jungho Kim

 

 

7月,陳善莊的非營利組織在布魯克林主辦了一場中國領事「快閃」活動,四名領事官員站台。根據研究中國政府影響力的詹姆斯敦基金會的報告,這種中國外交部的非官方前哨是中國政府努力接觸僑民社區這項努力的「灰色地帶」的一部分。

 

在霍格爾的助理孫雯9月被捕後,人們開始關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發起的潛在影響力活動。在霍格爾要求驅逐總領事黃屏後,陳善莊為黃屏舉辦了一場精心組織的歡送儀式。 (孫雯已拒絕認罪。)

 

在法拉盛的餐廳裡,陳善莊將黃屏領上台,台下擠滿了人。他們與陳善莊支持的州議員鄭永佳一起拍照。

 

網路上發布的一段致敬紐約總領事黃屏的影片顯示,陳善莊(右)與黃屏在歡送派對上。這張照片凸顯了陳善莊與中國當局以及地方政界人士的深度連結。圖中還出現了陳善莊曾出力助選的州議員鄭永佳(左二),以及華裔美國人社區領袖陳恆。

 

 

網路上發布的一段致敬紐約總領事黃屏的影片顯示,陳善莊(右)與黃屏在歡送派對上。這張照片凸顯了陳善莊與中國當局以及地方政界人士的深度連結。圖中還出現了陳善莊曾出力助選的州議員鄭永佳(左二),以及華裔美國人社區領袖陳恆。

 

陳善莊對黃屏作為中國在紐約最高外交官的任期予以稱讚,並向1949年以來一直統治中國的共產黨致敬。

 

“在中國共產黨的強大領導下,”陳善莊用普通話說道,“祖國在經濟、科技、文化和穩定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讓海外華人深感自豪。”

 

 

李宜雪“被精神病”事件始末

本文转自:景来律师                  2024-12-19

 

中國婦權網按:江西南昌女子李宜雪在持續揭露江西精神病院黑幕數月後,突然失踪,2024年12月14日,李宜雪在網上發視頻求助,稱公安局派十幾個人闖進她家裡,還 破壞了門外的攝影機。 她說道:「救救我。他們太可怕了,十幾個男的對付我。」  不久後,她就失聯了。 網友指出,可6能她動了一連串權力獲益者的蛋糕。

李宜雪的朋友陳麗表示,自己的遭遇比李宜雪更慘,她因此持續幫助李宜雪。 日前南昌當局宣稱李宜雪「平安在家」之後,陳麗第一時間揭穿官方謊言,證實李宜雪根本不在家。 但之後陳麗也突然失聯。

全網尋人,向當局施壓。 有網友說: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但李宜雪是水泥做的。 訴訟和解賠償未能瓦解李宜雪追究濫權犯法者的決心。 李宜雪信奉的是法治,是人格! 她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女人!

中國婦權主席張菁說:宜雪,我們會繼續關注你、尋找你。 我們相信,你的付出將避免更多無辜成為「被精神病」的受害者。 王利芹、何方美、丁燕等等維護自己基本權益、批評政府不作為的女性,都是「被精神病」的受害者。

李宜雪加油! 你不能輸,如果輸了,接下來「被精神病」的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

 

 

李宜雪的留言: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Jvb6RljlbM

 

李宜雪的朋友陈丽揭穿官方谎言,也失联了:

https://twitter.com/i/status/1870475460733435911

 

 

李宜雪“被精神病”事件始末

 

 

“你看我像精神病吗?”这个问题,李宜雪已经记不清问过多少人了。

 

 

2022年4月22日,李宜雪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丁公路派出所以肇事肇祸为由,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入院后其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需接受两个月的强制住院治疗。

 

出院后,李宜雪一纸诉状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法庭,控诉其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并要求在法院对自己重新进行精神司法鉴定后,江西省精神病院需承诺今后对自己永不收治。

 

2022年12月6日,该案件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在历经两个小时庭审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一、报警后遭猥亵

 

在李宜雪看来,自己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都是因为举报了丁公路派出所一辅警赖某。

 

事情还要从2022年3月14日说起。因一起民事纠纷,李宜雪多次前往丁公路派出所寻求帮助,因事情一直没有解决,4月14日,李宜雪再次前往丁公路派出所。“那天正好是赖某上班,他就主动来跟我搭讪,在此之前我不认识他。”

 

次日下午,李宜雪就接到了赖某用其私人手机号拨给她的电话。“他说这个案子要跟我聊一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

 

李宜雪称,当时因为疫情,自己住在家附近的一所酒店,本想跟赖某在酒店大堂内约谈,但是赖某却以“人太多,说话不方便为由,要求在房间内见面。”出于对其职业的信任,李宜雪同意了赖某的要求。

 

据李宜雪回忆,当时身穿便装的赖某在进入房间后,先是用十几分钟跟自己谈论案情,随即话锋一转称“你要是我女朋友的话,我就能给你把这个事平了,还用得着整天往派出所跑?”当时,李宜雪并没有接话。“他本来坐在窗户前的凳子上,我坐在床上,他突然冲过来把我压倒在床上,开始摸我亲我。”在呼救无果后,李宜雪称自己要报警,听到这句话后,赖某停止了侵犯。

 

 

李宜雪称赖某向她忏悔

 

“我拿出手机想报警,他把我手机抢走了,我想出去,他拦在门口不让我走。”李宜雪说,赖某随后跪在自己面前,扇自己巴掌。“他说在派出所看到我的时候就很喜欢我,还说自己多么不容易,有抑郁症等等,开始卖惨,让我放过他。”

 

僵持一晚后,李宜雪坦言:“有点心软了,所以没有选择立刻报警。”

 

据李宜雪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事发后,赖某曾提出用金钱补偿,并且表示“我知道什么是恐惧了”。

 

 

 

二、举报猥亵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

 

李宜雪称,自从这次事件发生后,自己每天晚上都会失眠。4月21日晚,因为失眠,李宜雪外出散心。“走到了一个商场,那里有个三层楼高左右的栏杆,我就站在那吹风,保安看到我之后跟我说话,我没理他,他就以为我要跳楼,然后就报警了。”

 

让李宜雪没想到的是,接警的正是丁公路派出所。据李宜雪回忆,没多久便有一辆警车抵达了现场,“下来了四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认识我,让我下楼,我没下去。后来又来了一辆警车,人越来越多,我就更不想下去了。”

 

在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李宜雪多次强调,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想跳楼,只是想吹吹风而已。“我跳楼会选择三楼?”

 

“我跟他们僵持了很久,他们一直在劝我,可是我根本就没想跳楼,聊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赖某猥亵我的事说出来了。”李宜雪说,当时在场民警们的第一反应是将执法记录仪关掉,并将保安支走。随后,李宜雪被从楼上拽下并带到了丁公路派出所。在警车内短暂停留后,李宜雪被四位民警送到了位于青山湖区上坊路的江西省精神病院。

 

“四个民警,前面坐了两个,后面我坐在中间,左右各坐了一个。”到达精神病院后,其中一个民警告诉李宜雪只是检查检查,检查完就回去。“没想到他直接给我办了入院手续。”

 

入院后,有医生问了李宜雪两个问题“是否会经常心情不好?是不是经常为一些事情纠结?”李宜雪说,自己当时回答的是有时候会心情不好,有时候会为一些事情纠结导致失眠。随后,李宜雪被抽了血送到了病房。“他们没有经过我家人同意,也没有给我做任何鉴定,就问了我两个问题,直接把我关到病房里了,我想走,两个民警一直拦着我。”因为哭闹,当晚,李宜雪被束缚带绑在床上直到天亮。

 

次日,李宜雪的主治医生告诉她,现在她已经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强制医疗阶段,“家人也接不走我。”

 

三、“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李宜雪反复跟自己的主治医生解释,自己是因为举报民警猥亵而被送进来的,自己没病。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这里面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没病。”

 

李宜雪称自己在江西省精神病院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每天都要服用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只要我不吃,就会被灌进去。最严重的一次,我拒绝服药,被用束缚带绑在床上好几天,每天给我灌药,那些药吃完后我就会嗜睡,手脚抽搐。”

 

 

据李宜雪回忆,5月下旬,自己多次在病房内晕倒,遂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主治医生因此想对她采取“电击疗法”,但是因为电击得全身麻醉,需要家属签字,“被我爸拒绝了。”

 

 

6月17日,李宜雪被其父亲接出院。出院后,李宜雪才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被入院当天,主治医生和丁公路派出所曾先后给其打过电话“说我因为闹事被强制医疗,我能确认的是,我爸从来没有签过任何同意我入院的字。”

 

出院后,李宜雪开始了自己的举报之路。据她描述,她曾多次拨打公安机关的投诉热线,均无果。自8月,她开始在公共社交平台将自己的遭遇发出,随即引发舆论关注。

 

8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督察大队主动找到李宜雪了解情况。随后,赖某因此事被停职调查,于9月主动离职。

 

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一工作人员在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表示,涉事辅警因受到此事影响,精神压力过大,有抑郁的症状,在跟家人商议后,已经主动辞职。目前该案件正由多部门在调查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调查结果,但是因为涉及个人隐私,目前不方便透露。

 

该工作人员表示,涉及强奸是不可能的,是不实消息。“辅警目前也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相关材料,要走法律程序。”而对于李宜雪被强制医疗,该工作人员称民警怀疑李宜雪精神失常,送院检查是事实。“涉及多起自杀,我们送院检查,经过医生问诊,确实有精神异常的情况,所以当时她就被留下来了。”该工作人员强调“我认为派出所把她送精神病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合法合规,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检查,经检查,精神病院认为她确实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进行收治,都没有问题,材料都很齐全。”

 

 

 

四、出院后的维权

 

但在李宜雪看来,相比于赖某,将其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民警们还有对其收治的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行为更加恶劣。

 

出院后,李宜雪在南昌市一所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和另外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都重新给自己做了鉴定,据其提供的鉴定结果显示“无抑郁症状”“无焦虑症状”。李宜雪说,自己本打算把南昌市所有医院都跑一遍“明明自己没病。”“去做这种检查别人都很奇怪,你没病来测这个干什么?都是有病来治病的。”

 

 

7月20日,李宜雪一纸诉状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法庭,控诉其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并要求在法院对自己重新进行精神司法鉴定后,江西省精神病院需承诺今后对自己永不收治。12月6日,该案件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在历经两个小时庭审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开庭前夕,李宜雪的爷爷强烈要求要为她提供了“精神状态证明”,据其描述,李宜雪从小由他和李宜雪奶奶抚养长大,“读书时成绩尚可,无不良嗜好,只是性格上偏内向,不善与人交际,朋友不多。但是每到周末都会回来陪我们聊天,是孙子辈中的孩子中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对于李宜雪住进精神病院的遭遇,其表示“非常震惊和气愤,我孙女绝对不是精神病。”

 

 

 

在答辩状中显示,江西省精神病院称2022年4月22日,因肇事肇祸由南昌市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强制带入我院,经门诊医师评估,当日按肇事肇祸程序收入我院。入院后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2022年4月22日至2022年6月17日接受强制住院治疗,2022年6月17日在公安民警知情同意下由李宜雪父亲将其接出院。

 

针对李宜雪的控诉,记者拨打了其在精神病院主治医生的电话,对方表示自己不方便接受采访“不要被带节奏,有什么事就找我们医院。”随即挂断电话。

 

随后,记者几天多次拨打江西省精神病院电话,均无人接听。

 

 

 

五、“我不是精神病人”

 

“我选择先告精神病院,是因为我想通过告赢精神病院证明我是一个正常人,之后才好继续告派出所,否则别人会拿我是一个精神病人说事。”李宜雪说,她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是她维权的第一步。

 

从得知要住院治疗的那刻开始,李宜雪就开始了“我不是精神病人”的自证。

 

李宜雪的爷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宜雪住院治疗后,其父曾多次想把女儿接回来,但都被医院拒绝了,“不要说接回来,去看她都不允许”。

 

后来,李宜雪逐渐接受在精神病院住院的事实。她会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吃早餐,10点半吃午餐,下午4点半吃晚餐,其余时间都和其他约60位病人一起在活动室活动。在活动室,有人会不停地走圈圈,有些人会坐着一言不发,还有很多人会聊天,彼此交流为什么会住进医院。

 

在入院时,江西省精神病院对李宜雪的诊断是“人格障碍”,出院时又多了一个“强迫性障碍”。这是江西省精神病院根据李宜雪在医院的行为作出的诊断。李宜雪说,她喜欢反复地洗手,有时一天要洗三次澡。而在医院里,三五天乃至一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这让她难以忍受。正因如此,每次洗澡,李宜雪都会洗40分钟左右,“所以经常会被骂,也会因为这个被别人认为不正常。”

 

 

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书中,李宜雪的诉求包括确认医院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以及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证明自己精神一切正常,并要求江西省精神病院承诺今后永不收治她。

 

李宜雪向法院申请精神司法鉴定的过程并不顺利。李宜雪说,南昌市能够做这类精神司法鉴定的只有三家机构,其中一家是江西省精神病院,另外两家是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和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它们分别以“只接受颅脑受重创的精神鉴定”和“提交材料不足”退回了李宜雪的申请。

 

2022年11月27日,李宜雪到一家三甲医院进行鉴定,根据面诊、脑CT以及一些量表,医院给出“无抑郁症状、无焦虑症状”的参考诊断,李宜雪将其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院。李宜雪说,后续如果要再进行精神司法鉴定,也不会在江西省内做,而是会选择北京、上海等城市。

 

对李宜雪而言,有一个让她心生希望的消息:曾有一位试图摘掉精神分裂症帽子的人,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官司中胜诉。

 

 

南昌男子万友生在2008年12月7日被他人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第二天在其母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离开医院。在出院小结中,医院诊断万友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万友生之后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法庭。

 

在案件历经一审、重审、二审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收治万友生住院时不符合规范,但未认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是否合规。万友生提出申诉。2018年8月2日,江西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未对万友生进行必要的检查亦未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出院小结中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明显缺乏依据,不符合诊疗规范”。

 

希望李宜雪的案件,也有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

 

 

 

圖解香港經濟2024|結構性財赤 萬億儲備五年跌半

追新聞                                             2024-12-19

 

香港特首李家超12月13日在北京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其間匯報港府的財政狀況,提到香港正面臨財赤。回顧2024年,香港經濟狀況未有改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月初預告,估計2024/25年度的綜合赤字約1,000億港元,較年初《預算案》時預計的481億元高逾一倍,這也將是連續3個財政年度錄千億赤字。

 

繼過去兩年分別錄得1,223億及1,016億赤字後,今年度首7個月(截至10月)已錄得1,637億赤字;財政儲備繼續收縮,從今年初7千多億跌至10月的5,709億,若與2019/20年度錄11,603億比較,近5年已蒸發逾半儲備。

 

賣地收入持續不濟,年初《預算案》的賣地目標收入為330億元,但截至10月僅進賬37億,佔目標僅11%;樓市方面,負資產宗數十分驚人,自去年第三季錄過萬宗後,到今年第三季已達到超過4萬宗。

 

 

 

 

就像黑奴主人质问黑奴:有没有参与废奴运动?

作者:《自由娜拉》                                              2024-12-17

 

 

 

12月17日,距山西和顺县联合调查组发布初次通报过去一周时间,我们尚未等到政府最新公开回应,事件关注热度却有了显著下降。网友们在各社交平台纷纷质疑,自己的相关内容是否被限流,为此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以维持网络声浪。一些网友更是通过12345、信访、信息公开等渠道,直接向政府“要答案”。

 

暗潮汹涌之下,有一股细流,源远流长。近三年前,曾直接参与“铁链女”事件相关行动的人们,今天也依旧在发声和延续行动。

 

“也是没想到,这些材料还能被反复使用……”早在12月11日,网友“吾我五木”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了《关于女硕士被“收留”,几点疑问与一封信息公开申请》。他坦言,这次申请部分的内容是直接参照了三年前“铁链女事件”中向江苏丰县政府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他在文章中写道,2013年,国务院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对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相关行动计划规定当地应有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年度实施方案、考核结果等。基于此,他向和顺县政府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前述事项,以了解和顺县政府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有兴趣参与的朋友也可参考他的内容自行申请。

 

事实上,2021年,国务院发布了新的“十年计划”(《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要求坚持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推进法治反拐、协同反拐、科技反拐、全民反拐的工作模式。

 

当年,“吾我五木”和朋友向丰县政府及徐州、丰县两级卫健委提出了一系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除了涉及打拐行动,还包括计划生育及精神卫生工作,但就在政府法定回复期限到来之际,他们一一受到江苏各政府部门的压力,被迫撤回申请。而如今对花花“被收留”事件,虽然官方的表述是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他分析认为,是否被拐卖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但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

 

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3月,中国公安部宣布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当年7月宣布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906起,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妇女儿童1198名,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1069人。

 

时评人、“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是国内舆论场中最早质疑和顺县警情通报“收留”一词的人士之一。五天后他再次发文表示,曾经天真以为,“铁链女”事件会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拐卖妇女现象的一个终结点,江苏省和全国各省会在这股舆论力量之下全面排查。

 

结果两年多过去,女硕士花花没有等到排查解救,成了“被好心老实男人收留”的正能量新闻女主角,“荒谬是真的荒谬,但意外却是一点也不意外”,项栋梁评述:丰县铁链女事件被定性为偶发个案的那一刻,其他被拐卖、被拘禁的精神“失常”妇女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维持现状”,而假装不存在,假装看不见,是社会治理角度最划算的做法。只是划不划算、该不该做,人的尊严、社会公义也是考虑因素。

 

资深媒体人彭远文也想起了“铁链女”,但他觉得仅批评公安部门的不作为不足够,最该骂的是这个权力过大的政府。他以农村老人作为类比,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养老金,“难道因为‘中国农民不是人’”,他质问舆论是否因为女硕士字眼才关注到中国农村“精神病人”没人管,却对中国接近一半在农村的人遭遇的极其不公平的待遇视而不见,而在这两者背后最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公。他并不赞同一味的严刑峻法,认为这可能脱离农村治理的实际。

 

而近三年前走访“铁链女”老家的调查记者李华良,自此关注到当前我国“精神病人”解救困境和如何安置问题。他觉得当时人们只关注到个人,没有更多人关注全国几百万“精神病人”的权益,关注度下降后“精神病人”的待遇并无太多不同,直到下一个个案,即花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他倡议人们将更多的眼光和注意力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保护和支持上,“新闻报道和舆论作为一种能量,不能推动国家政策的改变,不能提升一个行业、一个群体的利益,这种关注度价值有限。”

 

而就他了解,关于这个特殊群体目前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多数由家庭承担其一生的生活费和治疗费用。根据实际情况,女“精神病人”在组建家庭和有子女照顾后的生活可能比被一生关在笼子或锁在屋里不见天日好一些,后两者是好些“精神病人”的生活常态,另一方面法律规定之上的现实存在很多模糊地带。

 

据其介绍,2004 年开始,中国借鉴澳大利亚模式,推出“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人们简称为“686 项目”。该项目打通医院和社区,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解锁”。但解锁需要一整套配套措施和流程,需要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在内的专业团队、在精神专科医院的诊断和住院治疗、好转后在社区随访、服药、康复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预措施。

 

然而,由于缺乏后续资金支持,项目结束后,农村家庭关锁精障人士的现象仍然存在。以河北省为例,一项研究显示,在2014年的一项对该省农村被关锁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锁后的回访调研中,82例回访对象中有20例(24.4%)再次被关锁。

 

把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办?精神病院就是她的终点吗?除了家庭和医院,精神障碍者还能去哪里?李华亮指出,在整个精神服务系统里,应该有家庭之外的社区居住的选项,比如可以作为过渡的中途住所,有独立居所者可以获得社区护士或社工定期随访。“目前,广州和深圳已开始尝试中途宿舍,但规模还是很小。”

 

“很少有人持续关心,更很少有人关注几百万人的群体,热点会很快过去,但这个事业需要庞大的资金,道阻且长。”李华亮感叹。他同样感到疑虑的是,被“解救”后的她们依靠的生活来源何在,以及如何为她们提供社会支持网络,进行心理创伤治疗。

 

这些理应是政府机制层面待解的问题,更需要吸纳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参考阅读:

 

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实录:解得开的锁和解不开的链

 

推荐语:

小花梅的铁链、花花的“被收留”牵引出人口贩卖这个古老的交易产业,也牵引出农村大地上精神障碍者,尤其是女性精神障碍者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这些困境靠一时的社会舆论难以疏解,认知的愚昧、法律伦理的争议、医疗资源的匮乏、社会救助的缺失让去除锁链的路途充满波折,正如八点健闻的这篇文章所言,“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项难以治愈的疾病或一个病人,而是如何彻底扭转农村精神障碍者生存体系,并以社会之力托举、承接解锁之后的患者及家庭。”

 

中国并非没有针对农村精神障碍者的社会救助行动,这篇文章从2004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出发,用数个患病家庭的案例勾勒出救助农村精神障碍者存在的具体症结,它告诉我们,这一精神疾病不止摧残患者,也对患者家庭吸髓敲骨。具体到女性农村精障者,她们的境遇往往与父权制下女性受剥削的命运相交织,她们不仅因疾病遭受歧视,而且在被家人推入婚姻中后沦为彻底的生育工具,落入更无援的境地。而她们生育的后代,则容易遗传精神疾病、难以得到正常的照料和教育资源,贫穷与疾病成为一种宿命。

 

文章并非强调救助农村精神障碍者的无望,而是试图通过呈现立体的困境,找到破解这种宿命、真正解救农村精神障碍者的方法——必须整合全社会的力量,破除精神疾病的污名,提升农村精神卫生服务质量、加大对农村精神卫生资源的分配,帮助精神障碍者重归社会。

参考阅读:

 

精神病患者的子女:被“看见”的十年

 

推荐语:

这篇文章关注精神障碍疾病的代际传递,作者指出,受遗传因素、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等影响,严重精神障碍者的子女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是同龄人的两到三倍。同时,因为常年处于情感忽视、言语肢体暴力、经济水平低、社会支持差的环境下,他们更容易出现自我效能感低,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进而陷入学业发展差、就业率低的恶性循环。

 

打破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庭的恶性循环,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为精神障碍者的子女提供社会支持。长期以来,社会意识和社会救助服务聚焦于精神障碍者本身,对其子女的需求与困境缺乏重视。当一群精神卫生工作者关注到掩藏在患者阴影下的子女生存境遇时,他们面临的医院社区服务体系还存在着巨大空白。

 

仅仅从意识到精神障碍者家属的“干预”需求,到学习别国经验、搭建服务框架,再到发起“CAFF(Care for Family,关爱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花园”公益项目,以马弘、管丽丽为主的一批精卫工作者就花费了数年的时间。而当她们想要渗入患者家庭,为之带来帮助时,又首先遭遇了来自患者及其家属的阻力。连接这一复杂的群体并不容易,CAFF团队通过“组织孩子们一起玩”的营会为精神障碍者的家属及孩子提供服务,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篇文章展示出帮助精神障碍者子女的一个切面,由小公益组织参与的救助行动是一场艰难跋涉,它缓慢、有限,但仍在探索,并显现出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在结尾,作者强调,救助精神障碍者子女,理想的情况下,医疗、心理和社会的支持缺一不可。任何一角的坍塌,都可能让努力变成“空中楼阁”。这场救助,不应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或者组织的孤单跋涉。

 

网友热议

本期我们特别转载这篇已被404的小红书文章:

“你好,你是xxx吧”

“你现在是居住在你户口上的这个地址吗”

“你现在的常驻地是哪个城市”

“你是不是在山西女硕士维权群里发表意见了”

“你肯定是转发了什么消息”

“你有没有参加xx群”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这几天,我脑海里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响起那个不熟悉的声音,我已经足够小心,足够谨慎了,直到那个恶心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伴随着疯狂发作的敲门声,我看见我的猫惊吓着跑进了我的房间躲进了桌子底下,而我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又能躲进哪里呢?难道我还不够注意自我保护吗?难道我只有发展出像侦探一样强大的反监视能力才能保护好我自己吗?难道我只有润出去这一种选择才能让我稍微活的自由些,比现在更像个人一些吗?

 

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倒不出来,我有一缸的眼泪装在心里,我有一身创伤细心长流的折磨着我的精神世界,我还有满腔怒火堵在我的胸口里,太显眼了,我躲不了。此刻有无数句恶毒的咒骂如鲠在喉,我主观上并没有害怕的意思,但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应激反应和同一个反复被人追逐的噩梦告诉我,曾经被囚禁,被伤害,被剥夺自己的语言的经历让我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是创伤引起的,我病了,虽然我不想承认。

 

请问一个心灵破碎的人能对你们造成什么威胁呢?

 

请问一个被拐卖、强奸、非法囚禁长达15年的女人,她的苦难,破碎又能对你们造成什么威胁呢?

 

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什么都没做错,仅仅因为我关心她们的命运,就要被审问,被骚扰;只因为我没有权力,我甚至只有说出“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的余地,就像一个黑奴回答她的主人的质问,有没有参与废奴运动。

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她什么都没有做错,她被老男人剥削完骨肉皮的每一丝人血价值,整整15年,但凡这15年间有任何一个警察恪尽了职责、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有所作为,小花梅们、花花们、马泮艳们都不会在那漫长没有尽头的苦难与血腥之路上一去不复返!

她唯一的“错”就是她是个女人,是个可以被男权社会剥削性价值、生育价值以后再被用后即弃,被整个父权社会漠不关心、被维稳中心主义的体制忽视与控制的女人。父权社会只会关心“大龄男青年适婚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让你们的女人服服帖帖的生”的“问题”,一个遭受系统性虐待的女人的呜咽声控诉声,不过是吵闹的杂音。

够了!!!

你们就是一群把爱男嗦屌刻在文明基因里的巨婴国的渣滓,流氓,猪狗不如的贱种!我向老天祈祷,世界上所有参与人口拐卖、所有实施强奸和犯下性别暴力的人被大卸八块,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所有包庇对妇女施暴的罪犯的人都应该被乱枪打死,不得好死,永世不得超生!

你们干出来的还叫人事吗?!!你们还他爹的有一点点底线吗?

谁允许你给我打电话骚扰我,打扰我正常生活的?谁允许你监控我的手机通话记录的?不要脸的狗腿!你有这能耐怎么不去打电话给山西和顺县派出所、公安局,去问问他们为什么早没有行动,为什么十几年前就采集了血样,为什么比对不上,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才把人“找回来”?当人都是傻子啦?去问问他们为什么把一起人口拐卖的恶性案件明晃晃的说成是“收留”?你们与其“劝”我不要被境外势力骗了,不如多花花心思好好体察舆情,好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哪有那么多境外势力?就算你们压制的了一时的热度,也压制不了一世!压制不了民众和网友对警察和政府办事不力,不恪守职责,不作为,淡化强奸的质疑和质问!

金山派出所的白先生,你有时间来骚扰我一个足不出户的人,拿我的痛苦作你的业绩,不如还是另谋高就吧你!

到了这个份上,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能把我逼成什么样,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尽管来找我,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底线的公民,我永远都不会在不公、不法面前低头妥协,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绝不会闭嘴,我永远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你们。你不用再来调查我的信息了,这就是我的答案,怎么,你们要来抓我吗?

不用再问我有没有什么维权群的活动了,我参与的活动多了去了,我还参与了问责和顺县政府维权群,参与了公民合法政治参与维权群,参与了维护中国公民言论自由与政治意识维权群,参与了警察不懂法的后果读书会群,不止是我,全中国所有有良知、有底线、有思想、关心社会弊病的热心人士全都参与了维权群活动。难道还能把这么多网友一个个都抓起来不成?好好想想吧!

我从不后悔我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关注,我表达,我评论,我希望改变尽快到来,我知道改变一定会到来,我的痛苦让我深刻的意识到我活着,我的眼泪是我灵魂的温度,我性情刚烈,我拒绝妥协,对不起,我就是“犟”,请你们不要让我的这份犟消失,请不要让我消失,请不要让乌衣消失,请不要让小花梅消失,不要让任何一个“她”消失。

早安,披上铠甲。

 

 

关于女硕士被“收留”,几点疑问与一封信息公开申请

作者:吾我五木                             發表日期: 12-10-2024

 

 

“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自曝光以来,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和顺县公安局于12月3日发布的警情通报,该事件最初被描述为卜女士被张某“收留”,这种避重就轻的表述也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于案件性质及处理方式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卜女士作为精神病患者的遭遇,也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起近三年前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两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就我的观察,对于该事件,公众至少存在三点疑问,需要公权力机关予以正面回应:

 

1、张某是否构成犯罪?具体而言,卜女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张某在明知卜女士精神异常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并生育子女,是否构成强奸?张某“收留”卜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拘禁”乃至“虐待”?

 

2、卜女士的遭遇是否涉及人口拐卖?卜女士家位于晋中市榆次区,距离张某家和顺县石叠村上百公里,卜女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能够走失上百公里的距离,在此过程中,是否涉及人口拐卖的行为?

 

3、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失职行为?卜女士走失的时间达十余年,而相关部门早就知晓卜女士患有精神疾病以及被“收留”的事实,为何一直没有依法惩处张某的犯罪行为,又为何一直未能妥善安置卜女士?相关部门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职责,相关工作人员(如民警)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对该事件,和顺县联合调查组于12月10日发布了最新通报(详见《最新通报:“卜某走失被找回”事件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第一点疑问已进行了正面回应,认为张某确实涉嫌强奸罪,并已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对于其余两点疑问,还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

 

基于目前的信息,我想再聊聊,公众(包括我自己)为何会产生以上这些疑问,以及基于这些疑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12月初,“山西新闻网”发布了一则《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的新闻报道,在该报道当中,存在如下表述:2011年,青城镇石叠村村民张某某收留了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后二人组建家庭,并生育一儿一女,在和顺县公安局人口中心和青城派出所的共同努力下,为其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由于该女子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来历,民警多次去其家里了解情况,采集血样,同时进行全国人像比对,辨认了300多条人员信息,对相似度接近的人员逐一核实,但却一直未能确定其身份。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民警帮助其寻找家人的工作从未放弃。

 

“山西新闻网”的报道

 

暂且不论该报道对事件“丧事喜办”的错误定性(把犯罪美化为善举),从该报道本身,至少可以看出两个事实:

 

1、在十几年前,和顺县公安局就已经知晓卜女士属于精神病患者、张某与卜女士“组建家庭”乃至生儿育女的事实;

 

2、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一直在帮助卜女士寻亲。

 

其中,若第1项事实属实,那就意味着,和顺县公安局在明知张某强奸卜女士的情况下,仍纵容这一犯罪行为长达10余年,其间也并未履行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义务,由此可推知公权力机关存在渎职。

 

对于第2项事实,即和顺县公安局十年如一日地在帮卜女士寻亲,我认为该说法存在太多疑点,这也对应到公众的第三点疑问,即公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底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首先,根据公众的朴素认知:公安部门花了十几年时间都没能找到卜女士的家人,为何在志愿者介入之后,就能在短短几天内成功寻亲?难道整个公安部门的资源和能力还不及一位志愿者?对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公权力机关的失职,要么就是公权力机关的无能。

 

其次,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生以后,2022年3月2日,公安部曾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详见《公安部决定: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公安部要求,要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要深化“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会同社区、街道和村组深入群众家庭,走访福利院、救助管理机构等,全面梳理排查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线索,重点排查疑似被拐人员,充分发挥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职能优势,在福利救助、卫生健康服务、走访慰问等工作中及时发现拐卖犯罪线索。要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涉拐线索。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应当已经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卜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摸排;相应的,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对张某涉嫌“强奸”卜女士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处。然而事实却是,到了2024年底,官方媒体仍将张某的行为错误地报道为善举,而卜女士甚至至今尚未获得户口。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失职。

 

此外,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因此,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加强对卜女士的寻亲力度,而不至于拖到2024年底,在志愿者的介入之下才实现家庭团聚。

 

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同时,我也难以相信和顺县公安部门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帮助卜女士寻亲。对此问题,希望后续官方的调查能够予以重点关注,也希望公众能够持续进行监督及发声。

 

最后,有必要再聊一下本案是否涉及拐卖妇女的问题。

 

在公众心目中,此次“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无疑唤起了人们对三年前“丰县铁链女事件”的记忆,两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自然而然地,人们也会担忧卜女士是否也像小花梅一样,不幸成为了人口拐卖的受害者。

 

在10号的通报当中,官方的表述是: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公安机关仍在深入调查。

 

关于卜女士是否真的遭遇了拐卖,还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但如上所述,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事实上,国务院于2013年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对于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根据《行动计划》“保障措施”一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逐级建立协调机制,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反拐工作,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我向和顺县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前述事项,以了解和顺县政府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这也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表现。

 

我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全文如下: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颜森林,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5XXXXXXXX

联系地址:成都市XXXXXXX

联系电话:15XXXXXX

联系邮箱:15XXXXXX@163.com

被申请人:晋中市和顺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县长:李雪

 

被申请人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新华街3号

 

申请公开事项:

 

一、被申请人所制定的和顺县地区《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实施细则;

 

二、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制定的各年度实施方案;

 

三、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反拐工作对相关部门、机构的考核结果。

 

事实与理由:

 

近日,“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即“卜某走失被找回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月2日,公安部曾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打拐专项行动”),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应当已经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卜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摸排;相应的,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对张某涉嫌“强奸”卜某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处;此外,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因此,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就应当加强对卜女士的寻亲力度,而不至于拖到2024年底,在志愿者的介入之下才实现家庭团聚。有鉴于此,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

 

事实上,国务院于2013年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对于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该《行动计划》于2021年已进行了更新。因此,申请人认为,《行动计划》在2013至2020年度应当已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有效实施,和顺县自然亦不例外。

 

根据《行动计划》“保障措施”一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逐级建立协调机制,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反拐工作,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基于此,申请人特申请公开前述申请事项,以了解被申请人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这也是申请人行使公民监督权利的表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为《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除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事项并不属于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禁止公开的情形,故应当依法公开。

 

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申请人认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行动计划》年度实施方案及反拐工作考核结果,均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及根本利益,必然涉及公众利益,故申请人认为上述信息需要公众广泛知晓,被申请人亦应当主动公开。

 

同时,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故申请人有权申请获取前述相关政府信息。

 

综上所述,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晋中市和顺县人民政府),公开以下信息:

 

(1)被申请人所制定的和顺县地区《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实施细则;

 

(2)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制定的各年度实施方案;

 

(3)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反拐工作对相关部门、机构的考核结果。

 

倘若申请人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的,应当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明确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应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以便申请人后续另行申请。

 

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书之日起,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邮寄(可邮寄至上述申请人联系地址)或电子送达(可发送至上述申请人联系邮箱)的形式,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答复。若被申请人逾期不答复或答复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则申请人将保留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事关每一位公民的基本尊严,希望被申请人能够本着“依法行政”、“阳光政府”、“公开透明”等行政理念,依法及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此致

 

和顺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签名):

日期:2024年12月11日

 

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我也同步按照和顺县官网“申请指南”的要求(网址链接:http\://www.heshun.gov.cn/zwgk/zfysqgk/sqzn),准备了如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邮寄记录

 

截至本文发出之时,我已将上述《信息公开申请书》及《信息公开申请表》寄出,接下来,就是等待和顺县的答复。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参考我的内容来申请信息公开,这件事并不难,按照和顺县官网“申请指南”的要求(网址链接:http://www.heshun.gov.cn/zwgk/zfysqgk/sqzn)准备材料即可。

 

——颜森林

2024年12月11日

 

 

舊文重提:傅正明论《逆党》的悲剧性

作者:傅正明                                        1993年11月

 

 

在这个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悲剧性的作品。

所谓悲剧性,是新的生活形式与旧的生活形式之间的冲突以及毁灭性解决,或曰新秩序与旧秩序的斗争、善恶邪正斗争的历史性灾难,其要义是悲剧人物的行动和反抗。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香港作家黄琉近年出版的《逆党》第一部《炼假成真》,第二部《惊涛裂岸》(田园书屋出版,1990年)是力求深刻揭示这一历史悲剧的杰出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炼假成真》描写文革初期某市的一群热血青年在公安局的“阳谋”的诱惑下如何被锻炼成“反革命集团”, 民主党惨遭关、管、杀的故事。第二部则在“惊涛裂岸”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描写民主党案的受害者与炮制者之间的斗智、斗勇、翻案、压制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及其结局。

悲剧英雄的反抗

反映文革的作品,大陆的“新时期”小说已有不少佳作触及文革的悲剧性,但从“伤痕文学”至“反思文学”,都不曾着力表现悲剧人物的反抗。卢新华的 《伤痕》,其悲愤的控诉仅限于极左路线对人伦关系的残酷摧残,被誉为里程碑的刘心武的 《班主任》,对封建蒙昧主义的控诉也只囿于教育层次。宗璞的《我是谁》和冯骥才的 《啊》中的知识分子是那样脆弱无力,张洁的 《忏 悔》中的父子俩在政治扭曲中几乎丧失了一切斗争的勇气,而王蒙的许多作品中的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用“惶惑”就足以概括他们的种种心态,古华的《芙蓉镇》中的受迫害者也是那样消极忍受。

当然,上述作品都没有像《逆党》那样涉及尖锐敏感的题材。以题材相近的作品而论,张强的 《记忆》也是以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为政治背景的,但主要着墨于秦慕平这个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的老干部如何自我反省以致悟出现代迷信的荒谬,以及政治的野蛮残酷; 莫应丰的《将军吟》中的那个被打成“反党分子”的老将军,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蓝》中的那个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老抗战老公安,都不可能根本否定他们所属的那个政治集团,这虽然也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性;但其反抗性就难以与《逆党》同日而语了。个中原因,与大陆无真正的创作自由不无关系。

我们从《逆党》中看到的最富悲剧性的事件,是那些原本普通平凡的青年,在革命炼狱里在历史波涛中终于升华成为悲剧英雄,他们的受难和强烈的反抗,他们的热血和青春的生命,是民主和自由的祭坛上美丽的祭品。

随父亲从海外归国的江连海,在大陆十多年耳闻目睹,文革风云初起,他就敏锐地看出毛泽东任用权奸,实行独裁; 与一位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老者的“隆中对”,使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有了清醒的认识,感到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因而萌发“揭地掀天”的念头。终于发起暴动后落入魔掌。他面对强权,威武不屈。他的悲剧精神在于意识到冷酷无情的人类发展史必然会把像他这种“最先觉悟、最先行动的人消灭,这是可悲的,但又是必须的”。

在悲剧英雄的塑造方面,与江连海的“勇”构成一种互补关系的,是徐图的“智”。在政治敏感方面,他与江连海英雄所见略同,但他深知民主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始终没有直接介入民主党的活动。哪知公安局却内定他作首犯。当他无意中得知一个如此阴险的圈套后,他再也按捺不住,四处奔走报信,结果牵连进去,被锤炼成无畏的英雄。他的悲剧精神,有中国传统的侠骨。但另一方面,他又抱有公检法三权分立的幻想,通过合法途径为民主党翻案的幻想,构成了他的悲剧性的丰富内涵。当然、他最后的去国或多或少否定了自己的幻想。

这种丰富的悲剧性,在“秀才”钟灵秀身上表现得更鲜明突出。在他看来,毛泽东一统河山,英明伟大,可惜被奸党蒙敝, 结果从反右到扶林彪上来,如演算复杂的数学题,一个环节错了。便会一错再错,直至无法运算时才会幡然醒悟。何伟笑他:“叫我们冒着给共产党杀头的危险,来帮共产党整风?”他回答说:“历史就是如此悲壮,像忧楚的屈原,辅汉的晁错,救宋的岳飞……,忠烈所以是可歌可泣的……”。钟灵秀当然也免不了这种悲剧结局。他临死前要求以镰刀铁锤马列毛选陪葬,加重了这种悲剧性的惨烈及其浓厚的中国色彩。

与这种戴着镣铐造反的悲剧精神截然相反的是何伟的反抗。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代价,终于明白所谓民主党案,这是数千年前奔涌而来的浊流,它不知道吞噬了多少无辜。……只要这浊流依然奔腾胞哮,就继续有无辜被吞噬。”大彻大悟之后,他在遗嘱中劝徐图不要翻案,不要平反。因为从反右,批彭德怀到文革, 是一连串圈套。“三家村”如果平了反, 反而会磨掉它的英气,只有民主革命成功,才能真正评判这些历史事件。

正如何伟所说: 在封建主义的浊流中:“大人物被吞没,有些可以因其伟大而浮尸水面,让世人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但小人物,蝼蚁之辈,在黑沉沉的水底,沉没也就沉没了……”

可是,这些令人震栗的事件,他们的悲壮的反抗精神,通过艺术的典型,给人似真切的感受,从而获得了不朽的审美意义。

悲剧性格的剖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情节应当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形成的历史。《逆党》的悲剧英雄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合乎逻辑地发展的。作者以朴实的现实主义方法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语)。

拿江连海来说、他并不是天生的钢铁汉子。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和热恋他的情人,也曾想过结婚就可以过糊涂日子,可公安局为了限期破案,竟侵犯人权,不准结婚, 步步逼迫,把江连海推向了悲剧逆境,因此他的反抗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在徐图身上,原本有一种与悲剧精神截然相反的“忍”的精神,认为“做人就需要忍受”。可那卑鄙的“阳谋”,套用红卫兵借用的话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反抗也是别无选择。

人的性格是极其丰富复杂的,某些悲剧人物的内在矛盾甚至会造成一种分裂型性格,在其心灵深处,善与恶,正与邪,人性的光辉与魔鬼的阴影,此消彼长,相互撕杀,在外在世界的洪彼巨浪的冲击下,当他的善的一面被毁灭时,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性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麦克白那样的野心家在莎士比亚笔下也可以成为悲剧主角。

 

《逆党》: 第一部《炼假成真》,第二部《惊涛裂岸》封面。

 

受公安局指派将一群青年诱入圈套的秦泰,他的背信弃义,为虎作怅,可谓丧尽天良,但作者并没有对他作脸谱化的简单处理,而是以浓墨重彩剖析他的灵魂,从而使他的毁灭也具有一定的悲剧性。

他因“投机倒把”被捕,公安局“白日见鬼”,却派他去“白日捉鬼”,许以将功折罪和两个城市户口。徐图原是有恩于他的,他不忍恩将仇报,但刑侦科秦科长打出的“消灭少部分人,造福大多数人”的革命旗帜,使他心安理得地去坑人。民主党案炼假成真以后,秦泰的马脚也露出来了。徐图要他将炮制经过写出来, 他也觉得写出来“总算是自己对受害的朋友们表示悔罪。自己算是有了一点人性。”可是, 对徐图的许诺的狐疑,对秦科长淫威的慑服,尤其是公安局马局长一套阶级斗争理论, 使他的内心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的程度:

“秦泰,你失去了人性,你必须恢复你为人。”徐图诚恳地说,“你要痛恨公安局教导你的一切, 那统统是毒药。”

“秦泰,我告诉你,人性、良心、人情、世故、仁义等等,是反革命欺骗愚弄革命人民的东西,它妨碍你彻底革命,你必须把这些像盲肠,像瘫症似割掉。这社会决无抽象的人性,而只有阶级性。你要好好地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马局长也是恳挚地说。“我是引你走向光明之路,我的话句句是良药。”

谁说的对呢?他的心分成了两层,薄薄的心深处,和厚厚的心外层,心深处认为徐图对,而外层则认为马局长对。

秦泰这个形象的悲剧性在于:极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的最后一点人性也无情地毁灭了,使“仅仅为了活着”的秦泰最后无可救药,再度告密,而公安局许诺给他的城市户口,他也只能到阴间去讨要了。

刑侦科副科长解忠的悲剧性格表面上看来与秦泰不同,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秦泰那里是人性的最后毁灭,在解忠那里是正义的最后放弃。

当解忠接手民主党案时,他纵观全案的发生发展,惊异地发现这群青年的“反动思想”,是被公安局的某些人强奸引发的。“这就像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女,怀了一个鬼胎, 这不是她自己淫荡勾汉得来的,也不是她半推半就给谁嫖出来的,而是被她看不见的鬼魅强奸出来的。这鬼魅就是我公安局的某些人,那鬼胎就是这些人的骨肉。我们不应当拿被强奸者治罪,而应当把强奸犯揪出来治罪。”当他情绪激动地将自己的这些见解向人和盘托出时,他是何等地正义在胸,他想对准秦科长把这颗炮弹打出去,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冒杀身毁家的风险时,他退缩了,只能“明镜低悬”,做“软脚包青天”。他与马局长交锋,他还想说自己不畏权贵,正大光明,但忽然脑子里闪出何伟的形象,他说不下去了。是的,与何伟相比,他算不上悲剧英雄; 与秦泰相比,他的人格要伟大得多,但他的内心像秦泰一样经历过激烈的厮杀,终于使自己的正义感无可奈何地下降至冰点,以全身远祸。

悲剧根源的探索

虽然,作者真实地客观地描写人物,叙述情节,始终没有站出来现身说法,但是,笔者认为, 作者以艺术形象的形式,对文革乃至中国革命的悲剧根源作了有益的理性的探索,因此,《逆党》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震聋发愦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

第一部第五章《隆中对》一节,是为人所称道的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章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了深入的探索。“老不死”这个人物认为:“中国高呼著革命在胜利前进,实际上却在全面复辟。接着,他从毛泽东皇权的复辟,政治机构的自上而下的列土封侯, 生产关系,刑政岳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了那种所谓“革命”的封建性及其虚伪性。由此可见,中国的“革命”的悲剧是旧秩序的悲剧,也就是说,当旧秩序实际上在倒行逆施却误以为自己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力量时,必然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规律面前碰壁。

关于文革的性质,小说中的罗风雅认为:“究其实质是共产党内部调整,是权力重新分配,人民看样子分裂为两派,其实质却是共产党分裂为两派,人民并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而只是共产党两派的附庸或工具,在这一形式之下,任何人举起反共反毛的大旗跳出来起义,那只是几只老鼠跳到马路上去寻死。”应当看到,党内的两派,也有新旧之分,那就是“走资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内民主派)与“走封派” (“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桂冠的大小毛泽东)的矛盾,这种矛盾被占绝对优势的毛泽东人为地激化到尖锐激烈的程度。文革的发展,后来的确有人民起义的一面,小说中江连海的民主党,就属于人民起义的一部分,它的悲剧,是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声的新秩序的悲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时机尚未成熟降世过早的革命英雄”的悲剧 (参见 《马克思与世界文学》)。其悲剧根源不外乎三个方面:

第一,黑暗势力太强大了。这一点,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历史。炮制这一假案的公安局马局长为什么那样有恃无恐呢? 因为他深信他的“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完全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因此,他开诚布公地对想翻案的徐图说:“我告诉你,此案不是秦力行主谋,也不是我,你一定要往我党栽赃、诽谤,我告诉你,这个首犯就是毛主席,你去告吧,我奉陪到底。”

毛泽东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旧秩序崩溃前必然要竭力顽抗的一种历史力量。不但他误以为(或伪装为?)自己是一种新秩序的代表,而且全国大多敝人都这样认为,因此,他就拥有格外强大的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马敬东这个人物,正是毛泽东的历史悲剧的写照。毛泽东是“朕即国家”,马敬东在他所辖的海城是“我即法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公安局最大的,也就是本市的阎罗王。”“我公安局长杀人,会有麻烦 ? ”而表面上看来,他是那样满口革命,大公无私,他的女儿当然也就误以为“我爸爸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家”。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这一面,在秦力行这个形象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从枪林弹雨中革命过来的人,有了芝麻大的小官,加上需要杀人的“革命形势”,竟那样丧心病狂:他主谋冤案,毒打囚犯,奸淫女犯,杀人灭口。最后虽然落入法网,但并不能说明腐败能靠旧秩序自身的力量来根除。用小说中林宁的话来说:“必须把冤狱产生的根源——君主、党主、官主看出来,并且一概扫除,我们才能向前看!”

悲剧根源的第二个方面,是悲剧英雄的不成熟。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悲剧的“过失”说:他把悲剧英雄看作是有“过失”的人; 而尼采则把悲剧英雄视为完美的人,因为他所看重的,不是人生的长度而是人生的强度,哪怕是瞬间的光辉,也胜似漫长的平淡的一生。

如前所述,罗风雅的至死不能彻底觉悟,徐图通过合法途径的翻案幻想,都是不成熟的表现。但罗风雅对继起的刘有才发动暴动的批评,却是中肯的。他认为尚未揭竿,就已经有奸淫掳掠,嗜杀如狂的现象,“就凭我们的质素,我们将必定属于又一次封建的农民起义”。因此,他不相信一支没有大智大仁的知识阶层参与的起义军,能够成为正义之师,作者没有把这群青年描写成“高大完美的英雄”,唯其如此,才真实可信。他所构想的悲剧冲突导致玉石俱焚的结局,如林宁在奉劝奉公安之命打入起义军的张英旗时所说的:“你是鬼的话,你赶快结束你的政治强奸,诱奸,把革命鸡巴拔出来,还来得及的。等到革命的精液射出,那就后悔来不及了。我们一齐中下马风,一齐死。你是革命嫖客,我是反革命娼妓;你是玉,我是石,玉石俱焚。”作者寄希望于大智大仁的知识阶层,这种希望在徐图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理想化的表现,作者为他安排了去国流亡的结局。

第三,是人民群众的不觉悟。罗风雅指出,中国人民一直沉浸在封建大梦中,文革时期,广大年轻人真诚地疯狂地拥护毛主席,广大的工人群众基本上拥护共产党,广大农民,则普遍以为他们的苦难只是地方官僚和土皇帝造成的,面对这样的人民,民主革命无异于向全国人民宣战。因此悲剧结局也就无法避免了。 在小说结尾,作者通过马局长的女儿——受共产文化毒化的马要武被徐图“改造”过来的情节,对年轻一代的觉醒增添了一点亮色。因此,徐图满怀信心地预言, “玩弄人民,糟塌革命的满肚阴阳谋的毛泽东,他将会被第四代。第五代抛弃。”

今天看来,文革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唤。八九民运的爆发,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文革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仍然没有从封建大梦中完全清醒过来。黑暗势力的苟延残喘,使苦难的中国依然在扮演类似的悲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 《逆党》这样把中国的现代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揭示得如此鞭辟入里。

《逆党》在八九民运失败后的出版及其在海外文学界所产生的悲剧震撼,既是为国殇招魂的祭奠,又是进一步召唤民众的醒世的号角。

2024年人权日 欧盟驻华代表团吁释放政治犯

欧盟驻华代表团                                   10.12.2024

 

今天,在全世界庆祝国际人权日之际,我们仔细思考自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持续至今的挑战以及取得的进展。人权仍然具备普世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并且是每个人所固有且没有任何区别的权利。

 

今年,我们对中国在社会福利方面所付出的持续努力表示赞赏,包括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的进步。我们欢迎最近一次中欧人权对话,该对话于今年六月在重庆举办,并在双方对话前安排了对西藏进行访问。

 

然而,我们对于中国公民、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严重关切依然存在。我们敦促中国尊重、保护并实现所有人的人权,包括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

 

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事件仍不断发生。我们呼吁法治、问责和正义,并敦促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包括所有相关特别程序在内的国际人权机制开展具有建设性且有效的接触,以全面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主要关切包括大规模拘留、广泛监视、追踪、控制、强迫劳动以及对酷刑、强迫堕胎、绝育节育政策、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指控。欧盟尤其关切的是对公民行使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的系统性严格限制,以及对少数群体在私下以及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公共场合享有自己的文化和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的系统性限制。这些限制存在导致其文化被抹杀的风险。

 

自2013年以来,中国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部分地区)的藏族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各藏区政府继续严格限制言论和表达自由以及行动和集会自由。对藏族人行动自由的严格限制包括对他们使用允许国际旅行护照的严格限制。藏族喇嘛在国内的旅行受到额外严格的控制。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从而使得其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联合国专家和民间社会组织也报告了为藏族儿童建立的义务寄宿学校制度的情况。藏语学校的接连关闭令人担忧,比如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关闭。在第39次中欧人权对话期间,欧盟对西藏进行了附带访问。欧盟鼓励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对西藏进行更多访问。

 

欧盟希望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局势表达关切。我们观察到该地区在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权利,特别是蒙古族的权利方面,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退化。蒙古语从作为学校教学的工具语言变成了一门学习科目,这表明文化认同和文化遗产已受到严重侵蚀。这些政策变化限制了蒙古语的活力并减少了其日常使用,这与地方政府对民族和谐和文化保护的承诺形成强烈反差。

 

值此人权日之际,我们根据国际人权法再次呼吁,在所有案件中和任何情况下都废除死刑。欧盟重申,死刑仍然是一种无效、不必要且不可撤销的惩罚,代表着对人类尊严的终极否定。尽管如此,中国继续对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死刑适用的透明度和减少适用死刑的犯罪仍然是令人关注的重要领域。欧盟敦促中国暂停执行死刑,采取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和死刑案件的报告程序,并最终废除这种在21世纪已经不再适用的非人道做法。

 

我们与人权捍卫者、律师、记者以及所有因倡导基本权利而面临镇压的人站在一起。在中国,敢于发声的个人继续受到骚扰、恐吓和监视,并持续遭到禁止出境、软禁、酷刑和虐待、非法拘留、判刑和强迫失踪等方式的对待。

 

欧盟强烈鼓励中国维护法治并保障公平审判和程序正当适用于所有人。我们呼吁对被报道的任意拘留、酷刑和其他形式的非人道待遇的案件以及针对人权维护者及其家人的骚扰案件进行全面调查。被拘留者应有权选择自己的法律代表,接受医疗护理并与家人保持联系。欧盟敦促中国废除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RSDL),该做法已被联合国特别程序视为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酷刑和包括作为逼供和公开认罪手段在内的其他有辱人格的对待等同于刑事犯罪,应被彻底消除。

 

欧盟继续关切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以下人员:古丽仙·阿巴斯、阿亚·桑扎、艾克拜尔·艾塞提、恰扎·强巴赤列、陈品霖、陈云飞、热依拉·达吾提、丁家喜、丁元德、高智晟、果·喜饶嘉措、果洛·华丹、何方美、黄琦、黄雪琴、吾守塔尔·艾沙、、亚力坤·艾沙、季孝龙、李延贺、彭立发、秦永敏、阮晓寰、森吉卓玛、多吉扎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伊力哈木·土赫提、王炳章、王建兵、王怡、卡米莱‧瓦依提、许那、徐秦、许艳、许志永、杨茂东、余文生、张春雷、张展、杨恒均以及欧盟公民桂民海。他的领事探视权也必须得到尊重。

 

 

欧盟始终维护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对促进有效治理的重要作用。在中国,通过对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审查、恐吓和监视等手段压制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的现象一直存在。对记者的逮捕、拘留、起诉和判刑尤其值得关切。中国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应该能够与包括外国人在内的不同人士自由会面,而不必担心受到骚扰、逮捕或起诉。为此,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在11月29日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记者董郁玉。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也持续面临着重重挑战,如骚扰、任意拘留、签证限制和监视等。欧盟还呼吁中国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

 

欧盟强烈倡导全球范围内对性别平等、妇女和女童权利以及 LGBTI(同性恋者、变性者、跨性别者、间性者)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如今,世界各地(包括欧盟和中国)普遍存在的性别暴力亟待关注。我们呼吁中国保护人权遭到侵犯和受到虐待的女性维权人士。

 

欧盟仍然对香港的人权状况深感关切。将国家安全法用于镇压损害了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自由。欧盟高度关注对黎智英和“香港47人”等民主人士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欧盟敦促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恢复对法治、基本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完整尊重,并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遵守中国的国际义务。

 

中国还必须尊重不遣返原则,并且避免在境外实施任何不符合国际法的活动(包括胁迫)。

 

欧洲联盟继续致力于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相信就分歧进行公开交流可以带来有意义的合作。在国际人权日这一天,我们在此申明,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欧盟致力于倡导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

 

原链接参见: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china/%E6%AC%A7%E7%9B%9F%E9%A9%BB%E5%8D%8E%E4%BB%A3%E8%A1%A8%E5%9B%A2%E5%9C%A82024%E5%B9%B4%E5%9B%BD%E9%99%85%E4%BA%BA%E6%9D%83%E6%97%A5%E7%9A%84%E5%A3%B0%E6%98%8E_zh-hans?s=166

 

 

中国学者问外国官员如何让女性多生娃 惹众怒

轉載自BBC 脸书                                         12-17-2024

 

中国顶尖大学的一名学者因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服服帖帖地”多生孩子,引发网络上的批评浪潮。

 

据中国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Erlan Qarin)在上个月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两国关系为主题进行演讲。

 

演讲后,该校的学者王宪举向卡林提问。他称自己去哈萨克斯坦访问时看到“到处都是小孩”,而中国正面临着生育率低的困境。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王宪举说道。“听说(哈萨克斯坦)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

 

“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谢谢!”他补充道。

 

網友說:中國學者最不缺的是蠢材。

 

 

卡林回答称,不能“强迫妇女去生孩子”。他表示,哈萨克斯坦的女性“参与政治,并且提问题,保证人权”,这推动通过了涉及儿童安全和妇女权益的重要法律,形成新的机制保护妇女权益。

 

他还补充说,哈萨克斯坦将部分能源收入计入国家基金,每个新生儿都可以从国家基金账户里“得到分红”。

 

这段问答内容被发布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最近几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很多网民对王宪举的提问表达愤怒。

 

有网友批评称,王宪举的提问“充满了对女性的不尊重”、“将女性工具化、单一化”。另一名网友反问道:“在他看来,不生孩子的女性就不老实,不服帖?”

 

公开资料显示,70岁的王宪举是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工作,并多次在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撰文。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已经将这篇文章删除。

 

中国曾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当局在几十年的限制性生育政策之后鼓励民众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出生率仍在放缓。

 

虽然各地都发布了多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2023年减少了208万人,连续第二年萎缩。

 

 

《世界人權日》的一年又一年

作者:高蝓                          2024-12-10
七座別克又來了。
《世界人權日》被上崗,也有15個年頭了。。
“六四”十五週年之後,八九民運的兩位知識界代表人物劉曉波、張祖樺受捷克《七七憲章》的啟發,由祖樺執筆,開始起草《零八憲章》,他倆都是我關係密切的老友,經3年的醞釀修改,2008年10月文稿成熟,準備推出以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布60週年。劉曉波委派我徵求民主派老人簽字。首批簽名有303人,作為共同發起者《零八憲章》於12月8日《世界人權日》前兩天上網。當天當局抓捕了劉曉波。
現在回憶起來,那時的政治環境比較當今竟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作為首批簽名者,我可以直接和劉霞通話,可以大膽地無所顧忌地為劉曉波發聲。
2009年10月,我受張祖樺委託,接受捷克人權組織“同一個世界”的邀請,參加“天鵝絨革命”20週年慶典,我在一個接一個的群眾集會上為劉曉波呼籲。在哈維爾前總統“自由的敵人”高峰論壇上,我見到哈維爾先生。請他在帶給劉霞和張祖樺的兩本著作上簽字,並請他援救劉曉波。
我還會見了許多《七七憲章》的參加者,都是著名作家、學者和記者,他們告訴我當年他們採用發言人制度,三個發言人被捕,再推舉三個頂上。我坦言:“中國知識份子沒有你們勇敢,在中國除了劉曉波無人能組織這樣大規模的和平運動。”
回到北京,很快就是《世界人權日 》,接著就是對劉曉波的平安夜審判和聖誕宣判。警察就在人權日來我家上崗,劉曉波一審那天我就是當著他們的面,登著梯子把黃絲帶系到窗欄上。
2010的 1月6日,哈威爾和作家蘭多夫斯基、主教馬里,三位《七七憲章》的首批發言人,選擇《七七憲章》簽署33周年紀念日的日子,踏着布拉格的殘雪,到中國駐捷克大使館遞交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抗議中國判處劉曉波11年監禁。中國大使館閉門不見。
隨後哈威爾聯合捷克和斯洛伐克40多名議員提名劉曉波為和平獎獲得者。
2010年,這一年我開始整月整月地被上崗,8月老校長謝韜去世、9月李昌先生去世,我都是坐著警車去八寶山參加遺體告別的。
10月8日關押在錦州監獄的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11月新聞前輩李普先生去世,不再允許我參加八寶山的送別儀式,一直延續到2017年7月劉曉波去世、10月何方先生去世、2019年李銳先生去世、2022年張思之、鮑彤先生去世,所有告別式,我家門前都崗哨林立,阻止我參加。
從2009年開始的《世界人權日》上崗,至今正好15個年頭,中間只有兩年落下。一是2014年《世界人權日》我在“一看”。二是疫情期間,給我站了十幾年崗的老警察提前對新到任的派出所所長打招呼:“《世界人權日》快到了,咱們是不是看看老太太那有什麼事?”沒想到這位所長回答:“人權日?那咱們得慶祝慶祝。”老警察一聽,就去執行“清零”任務了。到了12月10日,分局來過問,所長給老警察打電話,老警察正在幾十公里的疫區穿著防護服執行任務,回不來。所裡都在執行任務,安排不了人,就這樣對付過去了。至今北京市的警察不知12月10日為什麼上崗的大有人在。
關於七座別克:今年8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給我斷網、斷手機、座機。28日派出所副所長來家讓我29日到山東沿海旅遊,說準備了七座別克,我拒絕。副所長說:“您就可憐可憐我們,現在蚊子這麼多,夜裡真受不了。”我沒搭理。副所長又說:“外邊有Wi-Fi。”我回答:”有Wi-Fi
我沒手機有什麼用?你們出門離得開手機嗎?”就這樣這輛七座別克為了9月4-6日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我家門口停了十來天,警察三班倒,保安24小時。
10月,除了75週年,還有趙紫陽冥辰和下葬日,鄰居不停對我說:“他們又來了哈。”
11月,因為我15日獲得獨立中文筆會2024年度的《自由寫作獎》,七座別克14日就來了,一直停到月底。鄰居都說:“他們這麼長時間,要幹嘛呀?”
今天七座別克又來了,今天是第74個《世界人權日》。
(注:2009年我見到哈威爾的照片2014年都被北京市公安局搜走,至今不歸還,只能用他的其他照片配圖。)

中國挪用美国租熊貓费 20年逾8600萬美元

轉載自《紐約時報》                        2024-12-08

 

據紐約時報,為從中國獲得成對的大熊貓,美國的動物園每年須向中國支付費用,這是監管機構根據「瀕危物種法」的規定所允許的。根據美國法律,這筆租賃費用必須用於保護野生大熊貓。

 

但是過去20年間,美國向中國支付的熊貓租賃費用至少8600萬美元。根據規定,資金必須用於保護野生大熊貓。但紀錄顯示,中國政府將這些資金用於興建公寓、道路和其他開支,甚至拒絕說明部分資金流向。

2024年4月16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拍摄的大熊猫「小奇迹」。大熊猫「小奇迹」,雄性,2020年8月21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新华社)

 

然而根據財務報告、內部通信、照片和檔案紀錄的調查,追蹤了過去20年間從美國動物園流向中國政府管理的兩個組織的8600多萬美元發現,部分資金被用於興建遠離自然保護區的公寓,甚至為地方政府辦公室購買電腦、衛星電視。而且,至少有三座博物館是以這筆資金建設。

這些只是有紀錄可查的資金流向,中國有時會隱瞞資訊,或把錢花在與環保沒有直接關聯的項目上。

過去20年來,負責監督這筆款項的監管機構「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一直向美國動物園管理人員和中國官員提出擔憂。資料顯示,美國政府曾多次因紀錄保存不完整而凍結對中國的付款。例如,在2003年時由於缺乏文件,監管機構凍結了流向中國的資金。這種情況反覆了好幾年。

報導提到,2010年當管理局官員們抵達北京時,多年的資金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根據國家動物園的內部文件顯示,當時中國已經完全停止上報開支,而美國監管機構在兩年內凍結了1200萬美元。

有動物園員工承認,無法核實支出同時擔心失去熊貓,因此「目標是找到一個折衷方案」。最終,動物園得到了想要的妥協方案,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同意減少監督。

雖然報告的要求更加寬鬆,但問題依然存在。報導提到,其中三個動物園為當地政府林草局支付了辦公設備費用,其他資金則用於圈養熊貓,而不是野生熊貓。

 

山西卜女即铁链女2.0 公安称被收留 網友轰

综合报导                                  2024-12

 

今年11月25日,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张女士向寻亲志愿者求助,称其婶婶十多年前开始跟其叔叔一起生活,但家里不知道婶婶的任何信息,希望帮婶婶找到亲人。张女士及其二叔的邻居均声称,是张某好心收留了这位“嫂嫂”。而这位“嫂嫂”,也就是卜女士,在2011年5月失踪后,终于在寻亲志愿者和警方帮助下,时隔13年,于11月30日回家,与阔别已久的亲友重聚。

 

这位可怜的女性卜某本是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高材生,毕业后出现精神分裂的情况,于在家休养期间走失,辗转流落到其他城市,命途之坎坷,令人唏嘘。

 

和顺县警方在12月3日发布的警情通报中写道:“经初步调查,卜某(化名)于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后被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居民张某收留,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调查中。”这将舆论再次推向高潮,不少网友认为和顺县警方使用的“收留”一词,将具有重大拐卖嫌疑的张某进行了美化,是试图掩盖张某罪行的行为,愤怒追讨和顺县警方。

 

 

女硕士(右)患精神分裂失踪10多年被找回,朱玉堂在引导其写出名字时,最上方被她写下一个“跑”字,引发网友关注:到底是被拐卖还是被好心收留?两个孩子成绩优异,但结婚生子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质疑:

精神失常,收留,生育两个孩子,如果说“捡到便宜媳妇儿”的张某一家不懂法,这也可以理解,但你们作为公安机关也用“收留”来描述这件事,这就纯属法盲了吧…….

一位精神明显失常的妇女,张某能合法地和她发生性关系吗?一位精神明显失常的妇女,张某有可能合法地和她登记结婚生育子女吗?

 

蔡思斌律师12月5日作出專業解答,抽了和顺公安局一大嘴巴子。

 

一、双方应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

据张某侄女表述,女子是十五年前流浪到他们家,当时已患有精神疾病。女子没有户口,且不配合警方寻亲,他们便将其收留,和她的二叔一起生活,并有了两个孩子。以当时女子情况来看,女子与二叔不可能办理结婚登记,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即使真若办理了结婚登记,该婚姻关系也应属无效。《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也就是说需要结婚人员能够正常做出意思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人无法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所以无法结婚。

 

二、男方一家的“收留”行为真实性有待商榷,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可构成强奸罪。

男方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应分为两种情况来看。首先若是事实真如女子侄女所说,女子流浪至他们家时已报警寻亲但未果,因此男方一家只能收留女子,则收容流浪精神病人这一行为并不违法。但女方两年内便为男方产下两子,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女方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其不能作出有效的性同意,男方行为将涉嫌构成强奸罪。该种情形并非个案,安徽农民刘华姬与从路边领回家的精神病女子同居13年,安徽省亳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刘华姬犯强奸罪,但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对被害人长期照顾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养育多名子女,刘华姬构成强奸罪但可从轻处罚,综合考量判处刘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4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该规定虽然已经于2013年1月18日失效,但规定中的此项内容一直被司法实践和理论所秉持。精神病女子没有性防卫能力,因此只要发生了性关系,即使双方共同生活并抚养小孩,男方也构成强奸。

 

至于侄女所述内容真实性,应查询当年报警回执便可知晓。值得深思的是,侄女所言寻亲理由是“家里条件不好,婶婶没有户口,我就想着帮婶婶找到家人,把户口上了,才能享受相关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想以女子精神疾病身份领取国家补贴,享受优惠政策。而文中又提到女子儿女正处于8岁、12岁,正是需要读书花钱的年龄,且女子此时“病得更严重了”,可以看出其在男方家庭应并未得到善待或无力善待。女方家庭“曾四处寻找妹妹并报了警,但一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是否可以据此揣测,这么多年来男方一家并未持续尝试为女子寻亲,而是经济情况无法支持,且女子病情持续加重的情况下,才想起为女子寻亲呢?

 

若是第二种情况,女方并不是真如侄女所说是流浪至其家被收留,而是被拐卖至此,则男方不论是作为拐卖方还是买方,都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前两年徐州丰县女子遭铁链囚禁生八孩一案,法院判决被告人董志民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判决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个月和八年,并处罚金。对于其在男方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们尚不得知,但若是女方真是遭拐卖而并非流浪被收留,则男方可能需承担刑事责任。

 

据了解,目前卜女士正在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

 

 

新州狮会庆祝妇女节 中国妇权张菁获颁奖

中国妇权网报道                                                                   2013-3-16

 

新州爱迪生远见狮子会(Visionary Lions Club)2013年3月16日举办了“2013年国际妇女节庆祝晚会”,, 爱迪生市女市长Antonia Ricigliano、新泽西州参议员,民主党州长候选人Barbara Buono以及杰出女律师等共襄盛举,女孩们还表演了舞蹈。会上播放了印度和中国的女婴们遭遇不幸的纪录片《It’s a girl》。中国妇权组织创办人人张菁应邀在会上做了“中国计生政策加剧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差距”主题演讲,她并获颁发奖牌和奖章,以表彰她多年来不遗余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所作出的贡献,是对张菁和中国妇权的肯定与鼓励。

 

新泽西州参议员,民主党州长候选人Barbara Buono为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颁发奖状。(WRIC 义工摄影)

左起:狮子会分区负责人John Kobland, DG、张菁、爱迪生市长 Antonia Ricigliano及中国妇权义工张羽君。(WRIC 徐盐摄)

 

2011年,美国非盈利团体Shadowline Films拍摄组在张菁和中国妇权義工帮助下,拍摄了中国妇女和女孩在重男轻女传统文化和强制计生政策下双重压迫的苦难的纪录片《It’s a girl》,去年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各教育机构及各阶层推出,引起很大反响。

张菁说,在“It’s a girl”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印度和中国在扼杀女婴的传统文化中有非常相似之处,愚昧、落后和文化中的糟粕,导致大量女孩的出生权被任意剥夺,女孩的生命随时遭受威胁和侵犯。现阶段印中两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孩政策,更加剧了对女性的伤害,以及加剧了男女比例的悬殊。中国学者关于男女出生率的数据为119:100,而中国妇权在多个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的数据则为125~135:100,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至少有4000万男性娶不到老婆而沦为光棍,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稳定,同时也将影响周边国家的经济和安全,4000万单身光棍甚至将直接威胁世界和平。

为遭遇暴力致死的印度妇女默哀15秒钟後,張菁发表演讲《It’s a girl》。(WRIC义工摄影)

张菁的演讲中提及目前中国男女比例为100:125~135. (WRIC 义工摄影)

 張菁演讲关于中国妇权在中国的项目之一的“尼姑庵里收养的弃婴”。左为中国妇权理事徐盐现场口译。(WRIC义工摄影)

 

张菁介绍了中国农村女孩数量锐减的原因,包括80、90年代的买卖、溺毙女婴和现在流行的B超鉴定胎儿性别,进而导致大比例性别不平衡现象。

 

张菁提出,由于中国严格的一胎化国策,买卖孩子市场的需求量大增,拐卖儿童成了人贩子们最轻松的生财之道,加上欧美各国收养家庭高价诱惑(一般完成收养程序需3~5万美金),拐卖儿童现象愈发普遍、愈发严重。2011年揭露出来“邵氏孤儿”广受中国及国际媒体关注,即农民家庭中因没有生育许证可而“非法”生下孩子后,以抵押罚款而被送进湖南省邵阳市政府儿童福利院(孤儿院),这些孩子大多为女孩,由孤儿院高价卖给各国收养家庭。我们知道至少有7名有亲生父母的“邵氏孤儿”已被美国人收养。

 

在播放《It’s a girl》紀錄片時,婦女們悲慘的故事催人淚下,觀眾席上發出抽泣的聲音。

 

中国妇权理事安鲁南(Ann Noonan)与张菁在会议现场。(WRIC义工摄影)

 

右起:远见狮子会主席Mahesh Chitnis 、狮子会分区负责人John Kobland, DG、张菁、爱迪生市长 Antonia Ricigliano及中国妇权义工张羽君。(WRIC 徐盐摄)

当天还有其她杰出女性获颁奖。(WRIC 义工摄影)

女孩们的歌舞表达强烈的女权意识。(WRIC 义工摄影)

 

 

張菁:無差別行凶案頻發 凸顯中國社會深層危機

轉載自《大紀元時報》                      2024-12-05

 

 

近日,中共國內發生了一系列無差別殺人傷人事件,很多人都在感嘆社會戾氣太重。

 

11月11日珠海市發生特大汽車撞人慘劇,警方稱造成35死43傷,然而在警方12日發布的第二個版本的通報中,有一段話被刪掉了:「經查,近年樊某與前妻因離婚後財產分割糾紛,先後到基層人民法院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樊某不服判決結果提起再審。目前,案件正在再審審理過程中。」因此被懷疑凶犯作案原因與其多次上訴卻得不到其希望的公正解決,致其陷入絕望有關。

 

由於正值珠海航展舉辦前夕,習近平對此做出指示,要求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各地開始排查「四無五失」人員,「四無」是指「無配偶、無子女、無工作或穩定收入、無房產等資產」的群體;「五失」是指「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異常」的人群。

 

2024年11月11日晚,62歲男子樊某駕車在廣東珠海香洲區體育中心跑道無差別撞人,造成至少35死43傷。(網路截圖)

 

五天後的11月16日,江蘇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發生校園重大命案,警方通報8死17傷,行凶者為該校2024屆畢業生徐某金,網絡曝光的一份署名為徐加金的遺書中談到,工廠惡意拖欠工資和學校惡意扣發畢業證,他多方投訴、舉報卻無果。

 

有網傳消息指學校涉及黑中介,盤剝壓榨學生勞動,學生舉報後政府部門卻踢皮球,家長舉報到省信訪和紀委,卻被兩部門將信件發回學校讓學校自行調查,導致學生崩潰。

 

11月19日,湖南常德一所小學門口發生撞人事件,從視頻中看一些學生和家長躺在地上,司機被多名家長和保安從車裡拉出來暴打。警方通報,凶犯39歲,沒有提到死傷的人數,只說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網傳原因是這名男子9歲的兒子在學校被高年級學生霸凌毆打,導致單邊睪丸破裂,老師領導不作為,家長多次找相關部門解決無果,作為父親無法保護兒子,又無處說理導致情緒崩潰。

 

這三起接踵而至的案件,都是極端報復社會的無差別殺人案件,三個凶犯的年齡涵蓋老年、中年和青年,由於中共的維穩和信息管控,之前發生的多起事件,根本無從得知凶犯行凶的真實動機,而這三起案件卻給我們揭示了凶犯鋌而走險真實原因的一角。

 

首先,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老百姓備受中共基層官員的打擊和擠壓,當他們努力抗爭,希冀尋求一點公正的待遇時,卻發現處處碰壁,根本行不通。

 

在中共獨裁專制體制下,官員們內部或許會有派系鬥爭,但是,在對待老百姓的問題上,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化的思維,那就是只要是不聽話的或稍有反抗的,都是維穩對象。在維穩名義之下,民眾的一切合理訴求,無論是上訪還是投訴、舉報官員,都被視為要跟體制作對,因此中共官員間官官相護、狼狽為奸,對民眾進行任意打壓。

 

徐加金曾向當地打黑辦反映情況,打黑辦卻稱「不存在黑社會性質及其組織……,建議該師生矛盾和勞動矛盾轉教育局和勞動部門處理」,政府各部門之間在踢皮球。對他自己而言,不但問題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解決,反而遭到來自工廠和學校的雙重打擊報復,甚至校長一度親自帶人到工廠攔截他並威脅他。

 

校方稱其考試沒過,不發給他畢業證,導致工廠以此理由要開除他,還不給他工資。而據網絡上發布的一份學生成績單截圖顯示,徐加金的理論課成績為73分,是及格的,但在所有同學中唯獨他實習成績46分,平均分剛好低於60分,總體成績是不及格。網友「窪地老劉」稱,「考試是合格的,做人礦不合格」。

 

三起案件中,因離婚財產分割不服而多次上訴無果,看不到希望;正常舉報卻落得讓被舉報人調查;兒子被霸凌多方反映情況找不到出路,這些足以讓當事人心理崩潰,走上極端發洩之路。

 

其次,是中共「只堵不疏」的維穩政策

 

這三起事件發生後,中共無一例外地在網絡上刪帖、屏蔽視頻、封禁相關話題討論,目的就是防止惡性事件導致的社會負面情緒爆發。

 

很顯然,這三起事件當中,如果當時嫌犯的問題在某一個環節得到了幫助或解決,可能就不會出現最後的殺人事實。但對於網絡上提出應以疏解來解決問題的言論,中共卻一味地給以封殺。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曲衛國在微博發文,指出這些案件的嫌犯都是弱勢群體,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對待,正是因為沒有途徑表達意見,以抒緩心中的憤懣,才走上了不歸路。他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開闢公共渠道,監督和揭露權力的使用」。

 

中國知名歷史學者徐紀霖呼籲:「社會要提供適當的安全閥,讓這些戾氣有合法的發洩空間,總是不讓發洩,就有可能蛻變為惡行爆發。」

 

 

马建:汉奸与傻逼

作者: 马建                          11/28/2024

11 月 19 日晚,2026 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足球队在厦门体育场迎战日本足球队。结果中国队以 1 比 3 比分输给了日本队。这一天也同是香港“47 人案”的民主派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夜晚。

这本是足球迷与政治审查完全不同的信息,但在这网络传播时代,你又不能闪开不看。香港民主派中被判刑最重的是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戴耀廷,被判囚 10 年。其中我在伦敦见过的香港中学生黃之鋒被判四年八个月,選擇不认罪的香港记者何桂藍被判囚 7 年。这是因为他们参加了香港民主普選活動,而被判刑的可怕案例,举世无二。把这么多熟悉香港政治法律媒体精英,更是香港社区民众投票选出的代表同时抓捕判刑是向国际社会通告:香港已被中共极权管控,必须把民主选举关进笼子。这显然超过了 2015 年中国政府对 709 维权律师团体大抓捕以及审判结果。香港政府在光天化日之竞犯下如此罪行。从此,香港的自由民主成为被掩盖的历史,民主派输了。

我又看到微信群里的信息,“我们赢了”。明明比分是 1 比 3 输了,怎么在中国球迷们眼里就赢了。我就去网上看看这场足球比赛的实况。结果,连中国的官方媒体没有转播比赛现场。就又跳入手机,在网络上看到了传出的一些现场视频。原来那坐满体育场近六万中国球迷与红旗铺满了体育场,就在播放日本国歌时,咒骂叫嚣着傻逼、操你妈的小日本的国骂充满了体育场,那谁还敢直播这种文革红海洋的场景。倒是日本球员照样唱完国歌就展开了比赛。尽管球迷们用激光电筒追射着他们的眼晴,日本队还是 3 比 1 赢了比赛。

我想,足球不仅是竞技场上的较量,也是国家形象、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胜负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文化意义。在上一场面对日本队以 7 比零输球后时,历史遗留的伤痛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竞争,这种情绪就被点燃了,那就对在场的日本球员抱有敌意,只差领导说一声打,那现场不会有任何日本人能活着走出去。一场足球比赛简单化为国家之间的输赢对抗,将民族尊严降格为了情绪发泄。这就展示中国社会的创伤:狭隘的道德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的空白,还有党国不分的思想灌输造成的爱国政治正确。如果民主自由给了这些粉红甚至大红们,他们就会拥戴出一个比习近平更毒辣的独裁者吧。

这让我感到,人就是社会的产物。自由的香港催生出了如此有道德责任的民主精英。他们在为守护香港自由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中国社会还在产生文革式的红卫兵们。那么到底社会走向文明的共识如何才会产生?中国现在的社会共识能否走出粉红群体。香港在英国法治管理下,拥有了东方自由港的称号,但往前再迈一步,要实现民主选举时,确被中国的国安法给镇压了。今晚香港的法治已蜕变为压制民主的凶器。才 20 多岁的黄之锋,不仅让人联想到,文革那位在北京体育场里在红卫兵的呼喊声中被枪杀的遇罗克。如此年轻又怀有理想,确死在红海洋里。而坚持不认罪的香港记者何桂蓝,确凸显了香港言论自由的崩塌。从《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到《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中国政府的承诺又以谎言的方式又呈现在厦门体育场里。那些挥舞民粹主义国旗的红卫兵们,正以排山倒海的叫骂声,张显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败,也表达着与人类文明的彻底决裂。

我就想,自由民主在香港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香港政府的后台是强大的中国政府。正如官逼民反的广西博白县的农民起义,他们虽然推翻了控制母亲生育的区县计划生育站,但中央的统治毫发无伤。随时就会被镇压下去。现在的香港政治環境已毫无公民自由和司法獨立,已经恶到了令人发指。这无疑将逼迫香港年青人为自由而流亡海外,继而又会产生更多反对派组织,甚至组成民主的香港流亡政府。

这一起“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初选案”,虽然今天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刑,但也让我看到了这四十七人,以少数觉醒者的受刑,必然会唤醒全民共识的未来。也看到,没有达到全民共识,也就不能撼动那个强大的极权政府。当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集中于控制时,民众就会倒向民粹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红奴,民主自由便难以生长了。东方明珠香港曾经的自由生活,从今以后也逐渐成为被掩盖的历史了。

但真正失败的并非民主本身,而是时间和空间的全民共识还发育不全。香港人的努力并非终章,而是更长故事的一部分,这个夜晚也将被重新书写。

足球比赛结束了。体育场外有一位落单的日本球迷,被成百上千的中国球迷围堵、叫骂:操你妈的小日本、鬼子滚你妈的蛋!上千人对着一个人齐喊:汉奸!汉奸!汉奸!汉奸……日本人也许听不懂汉浯,何况必须是中国人才有资格成为汉奸。他想尽快脱险离开中国人群,想尽回到他的安全国家。他面带微笑捡起被打掉的帽子继续往前走着。眼下就他一个赢了中国的日本人在体育场门外突围着。中国人兴奋地看到他被围追堵截的视频,兴奋地大喊:我们赢了!赢了!看,我们在气势上赢了!只需要足够大的声音就赢了。他妈的,小日本鬼子傻逼,傻逼……这位场外的日本输者好像连傻逼都听不懂,这就更让那些挥舞红旗的中国人兴奋了:大傻逼!

我就在想着这个夜晚民主的失败是不应以“输赢”来衡量的。真正的胜者在于对人道主义的尊重。无论是香港的民主派,还是那位在体育场外冷静的日本球迷,他们即使身处逆境依然捍卫着人的尊严。他就是胜者。香港今晚的民主人士虽被关进极权的牢狱,但他们守护着人的尊严。虽失去了个人自由,确喚醒了大众的民主,也赢得了未来

(中國之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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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之声”与青年女权行动派的诞生

“我们要去指认国家是妇女问题的制造者”:

                                                        “女权之声”与青年女权行动派的诞生

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大多数都曾经是普通高校的学生,多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表达性别平等的诉求;她们主动介入时事热点事件,擅长吸引媒体的关注,同时积极问责政府机构和企业,教育和联结大众,以推动一些性别平等议程,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资源和公民权利。今天,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活跃在女权领域,并为更多人所熟知:肖美丽、郑楚然、梁小门、李麦子、张累累、朱西西、熊婧……在她们的影响下,新一代的年轻女权主义者也正在海内外成长起来。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们诞生的契机可能最早要追溯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处在启蒙初期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在耳闻目睹了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与她们的思想、关注的议题和采取的行动方式、提出的愿景后,深受启发。这一次难得的受教育机会,使得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打开了眼界,增强了信心,也坚定了自己追求的方向。而当时正在北京《中国妇女报》工作的吕频,也参与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

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会议上致辞。 (图:AP)

在吕频的演讲稿《见证中国女权二十年》开篇,既点出了她作为女权活动家所经历的多个重要时刻,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她参与权益运动的一个起点:

那个会议其实是中国还在希望打破1989年以后外交困境的过程,并且希望加入地球村,成为世界公民,拥抱全球化,追逐全球化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故事。它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故事,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全球女权主义连接的故事,但也是一个中国追逐全球化的故事。

大环境的变化下也有个体意识的觉醒。吕频提到,对于她来说,一个真正的关键点在于1998年的一天:

中国最早的社会性别专家、最早参与社会性别培训的探索先驱,也是跟我一起工作了20多年的同事冯媛,在三八节的时候给一群女新闻工作者做一个培训,我也是那些人当中一个。冯媛就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你是谁?当时我的答案就是新闻工作者。然后冯媛分享了她的答案:女新闻工作者。我们俩答案的差异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触动。这是一个契机,让我意识到,我的性别,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是重要的,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工作,对我对社会的认知都是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成为女权主义者可被记忆的一个起步时刻。

在这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零星出现的女权主义者们多身在体制之内,她们有些是妇联的干部,或者是在高校开展女性学或性别研究课程的学者,曾通过访学等活动将一些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介绍到了中国,而1995年的世妇会则催生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的第一波兴盛。

摄:Andy Wang 歪脑

据吕频的介绍,今天在妇女维权领域为人所熟知的郭建梅律师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它的前身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民间机构,即是在1995年12月成立的。还有在1998年的成立的红枫妇女热线,是国内第一条妇女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而早期由学者来主导的妇女运动,也受到了一些国际基金会的资助。其中反对家庭暴力的议题,即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于2000年成立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是中国曾经的最大规模的妇女联盟,拥有遍布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77个团体成员和120余名具有各种专业背景的个人成员。

但是,彼时作为记者的吕频在体制内的女权运动中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她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生发出了许多困惑和不满——运动局限于一个精英圈子内的对话,且过于学术,并没有联结大众,也没有给年轻人主体位置。在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异常活跃的时期,发生了轰动舆论的邓玉娇案,吕频试图从妇女权利的角度去参与公共讨论,却发现无人在意,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曾经所做的工作对中国的公共舆论几乎没有影响

2009年,中国发生了轰动舆论的邓玉娇案。图为大批抗议民众打出横幅谴责涉事警察、声援邓玉娇。(图:维基百科)

我们总是在说这个主流社会不关心我们,不关心妇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卷入中国的社会。在当时急速上升的中国公共话语的发展当中,这个事件让我对曾经参与的中国妇女运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怀疑。这也促进了我的出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立女权之声。我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探索和推进中国的妇女运动。

之后,以吕频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走出体制的范围,把女权主义带向了社会,并积极介入社会事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个质的变化。⁷

1996年,吕频和朋友们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专门关注媒体和性别;2004年吕频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2009年她在“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旗下创办了《女声》电子报,并在2011年在新浪微博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直到2018年3月9日“女权之声”被全网封杀之前,它都是中国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女权传播与倡导平台,为中国民间女权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指引。

“女权之声”

吕频通过女权之声的工作,将批判性女权思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那就是指认出国家是妇女问题的制造者。在这之前,国家的父权属性是被体制内的学者所讳言的。

在我不断推进关于女权主义的思考的时候,不断地遇到妇女和国家的问题的时候,我意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把国家不单是作为权力者,以及作为责任者或解决问题的主体来看待——它就是始作俑者,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是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展开的批判,展开的破除言论审查的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我们要去指认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父权制的最大的代言者,在制造妇女问题这方面扮演的角色。

之后,吕频很快意识到,只靠传播没法推进中国的女权权益。因为传播确实是可以创造出知识,但传播不能够成为组织。因此,她开始致力于发展在地的行动派组织,并让年轻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吕频将女权主义与年轻人的相遇称之为“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全新阶段”。因为“年轻人有未被体制所收编的能量,没有被家庭和职业所收编的能量,他们才是社会变革的真实拥趸和参与者,是可靠或者可持续的拥趸和参与者。”

2011年7月,吕频在女权之声北京的办公室,成立了“一元公社”,这个可能只有30平米的小小空间,每个星期7天开放,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讲座、研讨会,妇女主题的读书会、放映会等等,通过为逃离体制的年轻人提供聚集的空间,她为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在女权之声的办公室里,她遇到了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肖美丽。

在“一元公社”举办的活动。(图:微博 / 一元公社)

张红萍2015年于澎湃上发表的文章《不要污名化“女权行动派”:她⁶代表着中国女权的方向》,也提到了 “一元公社”里的年轻人:

许多年轻人(以女性为多,以女大学生为主)在“一元公社”举办的各种女权主义活动中受到启蒙并发生改变,这就是“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进入女权主义的开始,时间大约是2011年。她们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对自身前途和目前的中国社会深感茫然,她们对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不公与伤害耳闻目睹,但不知道怎么抗议,是女权主义思想使她们坚定、自信并找到武器起而反抗,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决心让性别歧视与伤害在她们这代人身上结束,这就是她们这代人与上代和上上代女性的不同。她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放宽容的时代,束缚较少,迈步较快;她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生存空间更大,她们可以不进入体制;她们所了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多元,观念更新,她们可以选择她们愿意接受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2012年伊始,在吕频的支持下,青年女权行动派开始在公共空间频繁活动。她们所发起的起的“占领男厕所”、“染血的新娘”、“光头抗议教育不平等”等公开活动使得女权主义的主张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吸引了很多主流媒体的报道,并推进了一些政策性的改变,也干预了一些困难的妇女权利个案。

“占领男厕所”

Free Chinese Feminists Facebook

“染血的新娘”

“光头抗议教育不平等”

青年女权行动派发起的活动与以往体制内的女权实践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了鲜明的公民运动特征,但其精神内核又是一脉相称的。对此李思磐评析:

前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与国家的合作,而这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对国家的问责,它与国家的关系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她们与大众的关系也不一样。前一波的女权主义者更希望通过人大议案、立法等方式,用前辈老师的说法,就是要先改变领导干部的观念。但后一波的女权主义与大众的距离更近,而且,她们非常积极地动员传媒。

而当青年女权行动派以颇为“博眼球”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并引发舆论争议时,张红萍盛赞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承担精神和勇敢行动,并肯定她们作为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地位:

从事一份公益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为她人与社会服务,而非为自己赚钱买房、买车,过优裕的生活,这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义无反顾去做,她们既要冒风险,又要付出,最终可能还不为人所知,更可能的是老无所养,所以对她们应该持有尊敬、保护、包容的态度。

现在她们成了女权主义的骨干,成了女权主义最显现的部分,代表着女权主义的方向,那些认同她们的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站在她们周围与身后,她们就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精神的孩子,她们成了新时代女权主义的接力者。

但是,当这些行动者不断发动大众去问责政府,不断地去指认国家作为一个问题制造者的角色,女权主义者跟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被推向危机和破裂的边缘,而所有的风险和后果,都是由行动者们来承担的。

2014年左右,在国内舆论环境急速收紧、公民社会陷入低潮的情况下,行动者们的活跃度也明显下降。2015年3月妇女节前夕,著名的女权五姐妹案爆发。当时吕频刚刚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参加一个联合国会议,在她到达纽约的当天,国内的五个青年女权行动者被捕。一个多月后,五位行动者虽然在全球抗议的声浪之下被释放,但青年女权行动者也完全失去了街头的活动空间,国内女权活动开始更多地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女权的思想和话语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迅速地普及、下沉。

中国妇权组织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前地声援“女权五姐妹”。郑楚然、李麦子、王曼、韦婷婷、武嵘嵘案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图片:中国妇权 WRIC)

 

被迫暂居在美国的吕频,谈起那一天后自己的生活,时常感觉“我失去了一切”,然而,她却并没有放弃继续为中国女权运动开拓新的可能性:

浇灭社会运动的最好的方法、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将它的组织者移出现场。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釜底抽薪,如果一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它的组织者,这个运动就会枯萎和熄灭。这好像是运动者、组织者,必须得被移除,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原因。所以问题就是,怎么继续在场?对我来说,对一个女权活动家来说,怎么继续在场?它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维持在原来场域当中的存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现场。

据纽约时报报道,自2015年开始,吕频与同在美国的中国女权人士合作,在Facebook上建立了名为Free Chinese Feminists的公共主页,向国际社会播报“女权五姐妹”案件的进展以及呼吁救援。五姐妹获救之后,该公共主页逐渐转向发布中国国内的女权活动,成为英文世界了解中国女权行动的窗口。在线下,通过在纽约的公开讲座和联络,她们积极影响、联结着留学生群体,使中国女权主义者社群渐渐在美国形成。

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的同一天,中国女权活动家吕频和她的同伴在纽约正式注册了中国女权组织。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吕频说,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中国国内持续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为民间女权活动开拓新的联结和支持。

依托于这个组织的活动,新一代的年轻女权主义者成长起来,并在米兔运动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女性主义

 

時評:美国华裔极右翼的崛起

Promise Li                         12-/5–2024

此次大选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已知现实:美国华裔社区正在成为新的保守势力中心

2024年10月,数百名居住在洛杉矶以东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的华裔移民在柔似蜜市(Rosemead)市议会外举行示威,反对为遭遇家庭暴力的单身母亲扩建临时庇护所,其中许多人穿着支持特朗普的应援服装。当地的极右翼加州众议员候选人、美籍台湾律师刘龙珠(Long David Liu)也参与了动员。不少抗议者是因为在微信上看到庇护所会带来危险才来参加示威。

我和一小群反抗议者也在这里集会,表达对扩建庇护所的支持。我们寡不敌众,被这些讲粤语为主的示威者包围和骚扰了几个小时。作为我们当中唯一会说粤语的人,我尽力向人们解释我们的观点,即使有些人指责为我社区带来犯罪和危险。在支持庇护所的朋友们的努力下,市议会经过一夜的辩论,在凌晨四点才最终通过了这项方案。这些朋友们在离开会场时还遭到了抗议者的刁难。

在圣盖博谷这个全美最大的华人和华语侨民聚居区,类似的右翼行动屡见不鲜。2017 年,天普市(Temple City)居民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将当地一家汽车旅馆改建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提案。2021年,附近的阿凯迪亚市(Arcadia)也发生了类似抗议。右翼示威活动正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移民社区兴起。今年夏天,来自布鲁克林的首位华裔纽约市议员庄文怡(Susan Zhuang)领导了一场示威活动,反对在宾臣墟(Bensonhurst)华裔飞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庇护所。去年,芝加哥南城布莱顿公园(Brighton Park)的华人也集会反对拟建的移民收容所。

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一个危险的全国性政治趋势:有组织的华裔极右势力正在发展壮大,以 “公共安全 ”为名,在住房和治安方面推行排他性政策,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都热衷于支持这些政策。这一趋势不仅导致公共事件,也在投票中凸显。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许多华人聚居区表现出强烈的右转势头。

华人右翼这一新兴政治群体正在成为美国右翼政治的有生力量,在华人聚居的郊区和飞地建立群众组织。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群众动员水平在在这些区域向来十分薄弱。

这一现象表明,华人群体中组织程度最高的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企业主、自营职业者和技术人才。经济焦虑在小资阶级中引发危机,导致他们进一步认同社会身份类似的白人,而后者正是美国极右翼的重要社会基础。由于华裔大多居住在华人聚居区,他们对美国种族关系的特殊经验使得小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理念也能与工人阶级中政治觉悟不强的部分接轨。为了应对右翼崛起,我们必须开展多族裔运动,以华人移民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建立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亚裔美国人,包括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在美国种族等级制度中地位模糊。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但仍然受到结构性压迫。亚裔还经常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挡箭牌,用来否定其它受歧视族裔的政治诉求。学者克莱尔·简·金(Claire Jean Kim)将此结构称为“种族三角”:相对于其他有色人种而言,亚裔有一些社会和经济优势,但他们也同时被视作美国社会的局外人。

要理解亚裔的相对特权,可以参考历史学家夏洛特·布鲁克斯(Charlotte Brooks)对亚裔和非裔美国人挑战郊区住房歧视现象的比较研究。20世纪50年代,奥运金牌得主、韩裔退伍军人萨米·李(Sammy Lee)鼓吹种族包容应成为美国精神的核心,又在参加美国国务院安排的南韩巡回演讲中将自己塑造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这让他获得了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白人业主们的首肯,允许他在这个社区置业。一年后,当黑人退伍军人哈罗德·鲍迪特(Harold Bauduit)试图搬进同一个社区时,却遭到了一群白人业主的暴力威胁。

在坚决反对黑人迁入的同时,橘郡绝大多数保守的白人业主接受了亚裔移民。布鲁克斯写道,冷战以来,郊区的白人居民开始认为“亚裔的文化差异使他们成为比其他少数族裔更好的邻居”,并开始“将亚裔与其他非白人,尤其是黑人的价值观败坏和暴力倾向进行对立”。

今天,反对修建庇护所的华人正在重复历史上白人的排华和其它种族歧视言论。亚裔如今已是橘郡第二大少数族裔群体,他们的亲共和党倾向与日俱增,更甚于拉丁裔。犯罪和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华人社区、尤其是新移民和较小的离散社群(如台湾和香港社群)的首要政治问题。当然,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华人对新冠疫情期间的仇华暴力,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反华言论的合理担忧。但与此同时,“停止亚裔仇视”(Stop Asian Hate)运动已经被用来打击黑人和废除主义(abolitionism)者的诉求,即裁撤警力,把更多资金用于社会民生服务。

对公共秩序的担忧已经成为华人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公约数。这一点很容易被离散社群中的反共主义、对种族平权法案的愤怒、以及恐跨情绪(比如对性别认定护理和卫生间使用权的恐慌)煽风点火。正如马修·沈·古德曼(Matthew Shen Goodman)在近期关于亚裔美国人保守派崛起的文章中所说:“有的是反共分子,有的是优绩主义信徒,有的为铁拳辩护,美国亚裔的保守势力称得上三足鼎立。随着美国亚裔人数增长,可以想见亚裔右翼的人数也将随之增长“。

政客、地产商、媒体和商业机构对犯罪的恐慌宣传愈演愈烈,而研究却显示出相反的趋势。自 1993 年以来,加州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率下降了近 50%。自新冠疫情以来,犯罪率仅仅是略有上升。有证据表明,增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能显著减少犯罪。无论如何,移民社群对虚假宣传的拥护程度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其说他们被保守势力愚弄,不如说右翼观点迎合了他们固有的偏见。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在成为受害者的同时,也在复制结构性压迫。

在某些情况下,华裔还可能将受害者意识转化为捍卫特权的激进政治行动,而非为自身遭受的压迫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在缺乏强有力的左翼组织的情况下,华人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纯粹是种族主义的)很容易被右翼推波助澜,以 “保卫社区 ”为名,要求加强警力投入,进一步削减对非白人和弱势群体的兜底性服务。

日益严重的经济不确定性也是华裔极右派崛起的关键因素。在过去十年中,大型地产开发商系统性驱逐了在洛杉矶唐人街长期经营的商户。一些商户搬到圣盖博谷,而圣盖博谷也面临着住房和零售成本上涨的问题,同时还要努力从疫情带来的经济创伤中恢复过来。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游客几乎消失,餐饮等服务业遭到重创,导致许多小业主遭遇阶级跌落。而服务业收入是在过去的经济危机中维持本地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圣盖博谷,经营批发的亚裔商户并不多,收入却占到亚裔企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过去的一年中,批发业也成为此地主要行业中失去就业岗位最多的行业。

换句话说,圣盖博谷华人的中产阶级情结正受到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弊病的威胁,疫情以来更是如此。他们热衷于寻找政治现状无法提供的解决方案。也难怪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粤语商户,尤其是餐厅,贴上了刘龙珠的极右竞选海报。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将小资产阶级危机与 “所有政治上无家可归、社会上背井离乡、穷困潦倒、幻想破灭者”中缺乏政治觉悟的成份联系在一起,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如今,许多学者在描述特朗普式极右主义的特征时都注意到了类似的维度。制造2021年1 月 6 日国会大厦暴乱的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小业主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大企业和资本家不会为他们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却热衷于帮助组织和资助这些力量,从而发展扼杀工人和左翼运动的反动群众运动。

华人占亚裔小业主人数比例最高。在2010年代,亚裔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值。而疫情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在2020年,90%的亚裔小企业收入下降。在2020到2021年间,亚裔小业主的人数锐减了25%。

华裔小资产阶级面临的危机,加上“种族三角结构”的经历,使美国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特别容易受到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更容易与白人小资产阶级站队,捍卫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特权。他们明白这些特权非常脆弱,并急于维护特权,因此在系统性危机恶化的时期更容易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在这种条件下,通常被视为政治被动、冷感的美籍华人可能会成为一股特殊的激进力量,帮助极右翼势力在不断扩大的华人郊区和飞地扎根。

华裔和其它亚裔社区传统上对民主党的认同并不能抵御这一危险趋势;相反,它可能成为促使民主党从内部进一步右倾的力量。芝加哥的李慧华(Nicole Lee)和布鲁克林的庄文怡这两位民主党人都是本区第一位当选市议员的华裔。在今年,她们与身后庞大的华裔移民选区一起,强烈反对为移民和无房社区提供庇护所。华裔聚居区是旧金山市长竞选的重要战场,而新当选的右翼民主党市长丹尼尔·卢里(Daniel Lurie)拥有一支强大的会说中文的竞选团队,有专人负责每个华裔为主的选区。他也赢下了几乎所有华裔为主的选区。卢里的竞选经理邹涵(音译,Han Zou)告诉本地媒体 Mission Local,卢里胜选的关键是坚决支持加强警力,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今年的选举显示共和党的亚裔选民人数有所增加,参选纽约市议会的亚裔共和党候选人人数也创下新高。在包括布鲁克林宾臣墟区的纽约州参议院选区,前纽约市警察局警官、极右派候选人陈学理(Steve Chan)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曲怡文(Iwen Chu),他坚决支持庄文怡和宾臣墟居民反对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运动。在加州,刘龙珠对战长期占据众议院议员席位的民主党人方树强(Mike Fong),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这也是该选区十多年来共和党人获得的最大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支持持枪的华裔移民、州参议员候选人唐百合(Lily Tang Williams)在竞选期间大肆渲染她逃离共产主义中国的经历和对特朗普的认同,她在辩论中对民主党对手的激烈开火备受称赞。

那么左翼力量在哪里?在圣盖博谷,从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到反对保守华裔势力、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的运动,由亚裔青年领导的进步势头空前高涨,但这些努力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存在在工人阶级中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持续性基层组织。左翼力量在这些社区的羸弱导致面临阶级跌落的华裔小资产阶级转向极右翼提供的政治选择。蔡特金曾指出,左翼组织未能为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遭受资本主义危机的群体提供解决方案,而左翼的失败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在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城市及周边社区,由本地华裔领导的反对庇护所的运动应当被视为极右派威胁的警钟。陈学理和庄文怡等人在选举政治层面为选民提供右翼方案。但最令人担忧的是,普通华裔移民的组织动员能力正在加强,有时甚至会采取激进的街头行动。作为民主党人,庄文怡经常与共和党人一起参加纽约市议会所谓的 “常识核心工作组 ”(Common Sense Caucus),她曾领导华裔移民租户反对庇护所的抗议行动——抗议者他们推倒路障,甚至袭击了一名警察。反对收容所的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阿凯迪亚发生的类似冲突中,支持驱逐无家可归移民的示威者对包括当地进步青年在内的批评者进行恐吓、人身威胁和人肉曝光。

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曾将小资产阶级在法西斯运动中的角色描述为大资本家利益的 “攻城锤”。在极右翼煽动的 “公共安全 ”恐慌之下,华人社区逐渐成为资本的马前卒。由此看来,在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和正在进行的租户权利斗争之后,华人社区又掀起了加强警力、削减兜底性服务和应急住房资金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华裔极右派充当了打击黑人解放运动和住房正义运动的打手——这两者正是左翼重建政治力量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打击了许多参与者自身的物质利益。

但是,极右翼对华裔社区的占领绝不是不可撼动的。华裔和亚裔参与工人运动和多种族团结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一传统可以恢复。出于担忧而参与柔似蜜市抗议的一些社区成员愿意倾听我们捍卫庇护所的理由。我们的反抗议活动虽然规模不大,却种下了在社区中与法西斯思想斗争的种子:在这里,拉丁裔和原住民居民的独立组织与柔似蜜租户联盟(Rosemead Tenants Union)和本地亚裔组织者达成了连结,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带来了附近华埠租户斗争的经验。一位路过的亚裔高中生和我们站在一起,还帮助我们发传单,尤其是在目睹了我们如何坚持对抗极右分子之后。

与极右势力抗争,关键的一步是继续加强针对华语移民社区的左翼和进步媒体影响力,以抵抗在微信、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极右言论。心声计划(Xinsheng Project)、亚太环保网络(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华人权益促进会(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和华人职工会(Chinese Staff and Workers’ Association)等组织一直在开展此类工作。

政治动员必须转化为行动。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法西斯主义最有力的抵抗来自于工人建立的群众组织,反对两党制,加强阶级斗争,并将小资产阶级纳入这一斗阵。日落公园(Sunset Park)是布鲁克林区华裔工人阶级的聚居区之一,该社区最有效地抵制了右转倾向,这绝非巧合。以支持选区内华裔工人诉求而闻名的进步派皇后区众议员金兑锡(Ron Kim)在大选中击败右翼的挑战者。这也并非巧合。金兑锡长期支持的议题包括住家看护工作者抗议华人策划协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克扣薪资的运动,以及性工作者的去罪化运动。

要在华裔移民中开展真正的进步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华人与其它工人阶级社区遭受剥削的共通性。在右翼日益壮大的今天,组织华裔与拉丁裔、非裔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争取集体诉求的具体工作经验是政治斗争的必须。

多族裔工人阶级社区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促进种族团结而非分裂。例如,在小商户和租户都面临住房成本上升时争取租金上限,就像帕萨迪纳租户联盟(Pasadena Tenants Union)在 2022 年帮助该市赢得租金管制(rent control)和租客驱逐保护(just cause eviction)政策一样。草根亚裔崛起(Grassroots Asian Rising)组织出版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工具包(已翻译成中文和其他 10 种语言),其中包括工作坊的组织范例,旨在对广大工人阶级社区进行种族正义方面的培训。据报道,在特朗普的驱逐计划中,无证华裔移民将成为首批目标,这也是加强华人社区参与更广泛的移民正义运动的契机。

在进步力量较强的地区,也有华裔动员工人阶级与盟友们团结一致斗争的例子。笔者是洛杉矶 “华埠公平发展会”(Chinatown Community for Equitable Development)的租户组织者。通过在不同楼宇逐一组织租户联盟,华埠公平发展会一直在建立租户运动的群众基础,以抵制逼迁和租金上涨。

这个由多族裔租户联盟组成的网络让华埠公平发展会得以让具体的斗争与更广泛的邻里组织联系起来。它还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可以影响许多工人阶级租户的惯性思维,与社区中的无家可归者团结一致,而非将他们视作治安威胁。我们已经成功阻止了多起潜在的租户逼迁事件,让当下的租户权益抗争成为增加可负担住房、缩减警力的长期进步主义愿景的一部分。2022年,当尤尼塞斯·埃尔南德斯(Eunisses Hernandez)以废除主义为纲领竞选洛杉矶市议会议员时,亚裔是她的选区(其中包括洛杉矶华埠)中为她投票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后来,当她与业主私下达成协议,导致租户驱逐门槛降低时,华埠公平发展会的组织者和租户毫不犹豫地向她公开施压。

美国各地的华裔社区完全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组织活动。近年来,“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反亚裔暴力的切身感受,各城市争取住房正义的斗争以及声援巴勒斯坦的反战运动激发了许多美国华裔青年的政治意识和热情。这些年轻人可以在抵抗社群内部右翼崛起的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许多向右转的人正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长辈。华裔是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也是美国各族裔中人数增长最快的,我们理应在与极右势力的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否则,我们的不作为将成为极右翼发展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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