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西藏之声」 2024-01-20
西藏大学一位名为次珍的大二学生被无故拘捕半月后离奇死亡。警方向次珍的家属通知了她的死讯，但拒绝归还遗体。据知情者透露，次珍被捕前健康状况一向极好，他们严重怀疑她生前遭到了警方的酷刑折磨。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指出，西藏尼木县一位名为次珍的大学生于2023年12月26日被警方无故强行带走。次珍被拘捕后，其家属赴当地警局了解具体情况，但警方强行将家属打发，称次珍被拘捕的原因有许多，是他们经一年的调查后做出的决定。2024年1月15日，警方向次珍的家属通知了她的死讯，称次珍死于尼木县人民医院。
知情人士指出，尽管家属多次请求当局将次珍的遗体归还予他们，但警方以“调查死因”为由拒绝将遗体归还，称他们需要对遗体进行尸检。之后，警方在向家属说出次珍的死因时称，“次珍在拘留期间突然倒地不起，后被立即送往了医院但并未能将其救活”。次珍被捕前健康状况一向极好，知情者严重怀疑她生前遭到了警方的酷刑折磨。
轉載自VOA 2024-1-26
編者按：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表示：根據過往中國發生太多被警方暴力死亡案例，我們不相信一個被捕前健康的大學生，會在被警察拘押時自己摔倒死亡，尤其被拘押者是一名年輕女性、一名藏人。更何況死者才仲（Tsedon）的家屬不能領取遺體，不能自行去做死亡原因司法鑑定的情況下，我們更相信中國當局在撒謊。
西藏一名女大学生上月被警察带走，数周后当局向家属发出学生的死讯，并拒绝归还遗体。外界估计，这名学生被扣查期间曾遭受酷刑，不排除与她以个人身份教授藏文的经历有关。有分析更认为，该案在西藏当局眼中显然是政治案。
才仲（Tsedon）是在拉萨市的西藏大学的二年级本科学生。上个月26日，她被尼木县警方逮捕，其后音讯全无。1月15日，即“被失踪”后约三周，家属接获警方通知，才仲已在尼木县人民医院离世。根据警察的说法，才仲被扣查期间突然摔倒，无法站立，送院后不治。家属要求领回遗体，当局则以遗体要接受尸检为由拒绝。
《西藏时报》1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派出所对外宣称，它们是在对才仲进行调查一年多后才扣押她，但没有透露具体原因。
达瓦才仁：中国把酷刑视为威慑藏人有效手段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西藏当局显然把才仲案视为政治案处理。
达瓦才仁说：“如果是刑事、民事（案件）或其他的原因，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按程序（处理）。比方说摔倒，当局一般都会有监视器、录像（纪录下来），送到医院以后准许你去探望，死了之后也会把遗体归还，但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就不会这样，特别是遗体不归还，做法跟西藏一些政治案件的运作方式一模一样。她（才仲）显然受到了酷刑的折磨，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告诉死者家人她是怎么死的。”
达瓦才仁说，虽然近年来刑讯逼供现象在中国有所减少，不过，但凡政治案都会和酷刑挂钩。
达瓦才仁说：“因为中国政府把酷刑视为威慑藏人的非常有效的手段，酷刑的目的不是逼你问出什么口供，而是为了威慑。只要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抓起来的藏人，都会受到酷刑的折磨。折磨死了，中国政府一定什么都不会承认，中国政府也不会追究。”
才仲被抓与教藏文有关？
根据《西藏时报》报道，才仲生前曾以个人身份在暑假、寒假期间向儿童教授藏文，并向有困难的孩子免费提供教材。由于才仲健康一向正常，外界推断，她是被警察殴打和虐待致死。
达瓦才仁说：“如果说因为政治原因，教藏文肯定是政治原因，因为在西藏，你只要教藏文，是一定会被追究的行为。中国政府正在境内推广中文（汉语）。推广中文的另一面是压制藏语文的教学和使用。法律虽然不会这样讲，但是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政策。教藏文一定会给请去‘喝茶’。你如果不肯就范，它一定会找其他理由把你抓起来。”
达瓦才仁把才仲的遭遇与西藏母语权利倡导者、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刑五年的扎西文色相提并论。达瓦才仁说：“两个案子是同一性质。扎西文色是因为几个外甥女、侄女想要在放假时学习藏语，却发现所有的藏文补习班全都关闭了，于是她向最高法院、媒体等投诉，结果投诉不成，她自己却被抓起来，判五年。”
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学者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缺乏证据，目前难以揣测，才仲是否因为教藏文被当局扣查而遭不测。曾建元说：“西藏并没有禁止藏文的使用。她是一个大学生，并不是在教授正式的课程。应该不至于因为教藏文而遭不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口失踪的案件，却受到当局政治化处理。内部‘高度维稳’的要求下，会让任何涉及到西藏的问题被政治化放大来处理。”
曾建元相信，才仲在被扣查期间暴毙不是单一事件。曾建元说：“中共的公务员，特别是涉及人身安全的公务员，常常会有执法过当的行为，导致当事人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死亡。这种例子太多了，在这种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当局）还是把她的尸体处理掉，断绝任何去解释她死亡的可能性的方法。在她死亡的过程当中也许有官方人士，不论是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去参与这过程。处理不当、执法过当，或者没有及时进行抢救，她的死因相关后续调查就没有办法顺利展开。”
流亡藏人发视频声援才仲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相信，当局对才仲的家人有两手策略，除了提供金钱补偿，也会要求他们配合，警告他们不要让事件曝光，也不要接受外媒采访。
才仲事件震动中国境外的藏人。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组织发起露脸接力发视频行动，声援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
自2017年媒体曝光三十多名武汉大学生神秘失踪后，几年来这一数据一直攀升到了数百人，平均每三个月就有一名大学生或同龄社会青年失踪，都是有名有姓的。为了寻找孩子，父母耗费心神甚至写下酬谢承诺书。
2月17日，多名失踪孩子的家长写下承诺书，谁能帮助他们找到孩子，承诺给他（她）十万元酬谢金。据家长提供的一份武汉失踪大孩子名单显示， 统计近年来失踪人数为372人，但文件注明仅“找了一半”。
武汉大学生失踪案一直没有线索，近年失踪人数达到了数百人。图为原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受访者提供）
林飞阳，河南洛阳人，身高1.85米，2015年11月26日从莫斯科大学回到武汉后，在常青五路失踪。
失踪大学生林飞阳的父亲林先生告诉记者，林飞阳回国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背了一个双肩书包。去的时候超大行李箱满满装了两箱，大部分行李、衣服、电脑都留在宿舍里面。推测他回国办一件什么事情或见什么人，还要回去的。
“当时查监控录像他就在常青五路上往前走，走到中央党校里换了件衣服出来，再走到换乘站那边，车辆特别多，人也多，就看不到了。再没有线索。”林先生说。
让林父颇为遗憾的是，当时警方对人口失踪不立案、不做处理。“当时他的手机号还能打通，但没人接听。我请求警方定位手机，当时的答复是人口失踪不能够立案，所以不能查手机地址。就这样把很重要的机会错过了。”
林先生在武汉贴寻人启事，到处找儿子，结果碰到好多在武汉丢了孩子的家属。但是后来发现丢失的人口越来越多，他表示，“从网上查失踪人口的相关消息，近年来失踪的年龄段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失踪的总数量在500－600人。”
林先生在武汉期间一直在找各级的人大、政协，从省级到市级、区级的政府部门，一年以后，2017年6月，最后经过法院审理，才立了案。
对于为什么要写寻子承诺书，他说，“我们觉得只要孩子能回来，我们愿意付出一切，因为孩子就是一个家，没有这个孩子在，整个家庭就散了，没有生活的意义了。”他希望失踪事件能够引起政府和国家相关机关的重视，“如果重视这个事情，后面可能会好一些。”
七十多个摄像头看不到孩子踪影
罗浩，江西九江人，1994年7月生人，身高1.83米，湖南长沙学生。2015年9月10日到武汉大学找同学，在武汉洪山广场失踪。
罗浩的父亲罗先生告诉记者，洪山广场附近有七十多个摄像头，很繁华，道路四通八达的。但武昌分局刑警大队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让家人看，只能他们看，他们又没看到。
“洪山广场什么路到什么路，有几个摄像头，有什么单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七十多个摄像头捕捉不到我小孩的踪影？他就是不让你看。”他说，“失踪几年就是不给立案。我们到武昌区珞珈山派所报案，接警的潭（音）姓警官把我们亲戚的电话全部拉入黑名单。”
罗浩是家里的独生子。几年来，罗先生边打工边找孩子。他听有人说武汉有贩卖器官组织，把小孩给控制起来了。还有人说是传销，但传销会往家里打电话要钱的。还有人说是武汉有个地下组织把小孩搞到缅甸参加果敢军。
“每年都有发生小孩丢失的，这个组织很庞大的，到处都有。还有好多孩子都是大学生，帅宗斌是武汉理工大学的、程浩是华东科技大学的，我们总共将近40个大学生都是那一年失踪的，而且每年都有发生。小孩人间蒸发了怎么可能的事情？”
武汉部分失踪大孩子名单。（受访者提供）
罗先生认为武汉警察太黑了。他透露，“包括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我们11月份就在武昌区听说了。军运会（10月18日至27日）不让我们进武汉，（军运会结束后），11月份武汉人跟我们说肺炎有传染。武汉肺炎早就有，它欺上瞒下。”
失踪数百人 只有三人找到尸体
程浩，湖北随州人，时年21岁，身高1.75米，华中科技大建规学院大三学生，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
程浩的父亲程先生说，“孩子在江汉路附近失踪的，今年5年了，什么音信都没有啊，国家也不管。希望媒体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网页截图）
“我们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啊，政府都不管。你去报案怎么搞？多长时间写个失联，过2个月、半年以后立为失踪（加入全国人口失踪信息库），也不当作刑事案件去侦办。你去找就是敷衍一下，踢皮球，武汉政府腐败得很。”
程先生今年50岁了，只有程浩一个男孩子。“我们家条件本身就不是很好，为找这个孩子家底都找干了。以前我的眼睛视力很好，现在看什么都模糊，为这个孩子流泪流得太多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好多家庭有的父母为这事都不在了。”
他说，“我们告状都摸不到门，像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我们去了多少次，大门都进不去，旁边有卫士站岗，他不管你有什么冤情，你进那个大门他还打你，我们吃的苦都说不清，一下子说不完。”
程先生表示，武汉失踪了几百人，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贴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
“就我这几年找孩子的经验，他们都说国家有贩卖人口器官，卖心脏啊、肾啊，一个人的供体可以卖到上百万，还有当官的换这些东西（器官），一般的普通人不要，就要身强力壮的，十多岁的，大学生的，也有说大学生好上当受骗，有这样分析的。”
目前程先生正在广州打工，当地复工时间不长，担心自己将来没人管，趁年轻能动一下（工作），到哪一天动不了没人管。
调查：失踪学生或为器官移植受害者
原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曾在2017年9月对武汉失踪大学生做过调查，帮助家长建微信群，联系律师、记者进行调查此事，但他很快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被公司开除。
杨子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规律性，最可疑的就是失踪的主要是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偶然也有很少。此外，基本上都是普通家庭，没有高干。
只有一个例子例外。杨子立从家长处得知，“有一个家长曾经带着亲戚朋友去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去要人，接待他们的负责人说，每年要失踪好些人，每年找不回来的至少上百人，说好几年了一直找不到人这很正常。还说他们区有一个常委，家里孩子丢了，也是没有找到。他没有说具体的人，是真是假，无从判断。但是报出来的这些丢失的确实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杨子立认为，丢了孩子是家庭最大的变故，家人一直熬着，政府不把他当回事。如果一个区找不回来的至少得上百人，那武汉十几个区每年至少上千人。
他指出，失踪人口警方开始一般不给立案，录像也不是都能查的，而且只能查普通治安的那种录像。共产党另外建了一套天网，这套系统就必须得权限更高的人才能使用。
“据我所知2017年抓高智晟律师的时候用过。所以这个天网只是为它统治服务，不是为老百姓服务，中国每年都丢失很多人，做奴工的，也可能器官移植的，这种受害者，我估计应该很多。”他说。
杨子立分析，第一，男大学生失踪后不容易引起警觉；第二，他的智商较高，不会轻易被骗，年轻、身强力壮，这些大学生里面有一半以上是1.8米以上，身体很棒的人。不留痕迹地把他们灭掉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大学生毕竟不是很成熟，而警方往往都不会立即立案，过了一二个月之后，很多线索就不好找了。
大学生失踪被认为是敏感话题。杨子立说，“从轻里来说是破不了案；往重里来说这里要是有什么阴谋，器官移植之类的，犯罪团伙跟这些医院能不勾结吗？现在中国这些卖淫嫖娼也好，吸毒贩毒也好，没有公检法做后台，它能干得了吗？贩卖人体器官这种事情肯定也得有政府内部的后台，一定要触犯某些黑后台。”
当年一名腾讯驻武汉的记者报导大学生失踪案被抓，央视说他造谣。杨子立说，“调查的结果证明他说的都是真事，而且有些事他只是点了一下，还没有展开说。他说的全是真的，就这武汉就把他弄起来了。”
杨子立强调，失踪人口实际上各个大城市都有，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在网上可以查到，按比例来看，北京、上海丢的人都比武汉多，这是指失踪的总人数。如果加一些过滤条件，确实处于男性青少年阶段、身高高一点的，武汉失踪人口的比例比其它城市要高。
中國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