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大纪元时报》                              2020-03-14 

 

自2017年媒体曝光三十多名武汉大学生神秘失踪后，几年来这一数据一直攀升到了数百人，平均每三个月就有一名大学生或同龄社会青年失踪，都是有名有姓的。为了寻找孩子，父母耗费心神甚至写下酬谢承诺书。

 

2月17日，多名失踪孩子的家长写下承诺书，谁能帮助他们找到孩子，承诺给他（她）十万元酬谢金。据家长提供的一份武汉失踪大孩子名单显示， 统计近年来失踪人数为372人，但文件注明仅“找了一半”。

 

林飞阳，河南洛阳人，身高1.85米，2015年11月26日从莫斯科大学回到武汉后，在常青五路失踪。

失踪大学生林飞阳的父亲林先生告诉记者，林飞阳回国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背了一个双肩书包。去的时候超大行李箱满满装了两箱，大部分行李、衣服、电脑都留在宿舍里面。推测他回国办一件什么事情或见什么人，还要回去的。

“当时查监控录像他就在常青五路上往前走，走到中央党校里换了件衣服出来，再走到换乘站那边，车辆特别多，人也多，就看不到了。再没有线索。”林先生说。

 

让林父颇为遗憾的是，当时警方对人口失踪不立案、不做处理。“当时他的手机号还能打通，但没人接听。我请求警方定位手机，当时的答复是人口失踪不能够立案，所以不能查手机地址。就这样把很重要的机会错过了。”

 

林先生在武汉贴寻人启事，到处找儿子，结果碰到好多在武汉丢了孩子的家属。但是后来发现丢失的人口越来越多，他表示，“从网上查失踪人口的相关消息，近年来失踪的年龄段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失踪的总数量在500－600人。”

 

林先生在武汉期间一直在找各级的人大、政协，从省级到市级、区级的政府部门，一年以后，2017年6月，最后经过法院审理，才立了案。

 

对于为什么要写寻子承诺书，他说，“我们觉得只要孩子能回来，我们愿意付出一切，因为孩子就是一个家，没有这个孩子在，整个家庭就散了，没有生活的意义了。”他希望失踪事件能够引起政府和国家相关机关的重视，“如果重视这个事情，后面可能会好一些。”

 

七十多个摄像头看不到孩子踪影

 

罗浩，江西九江人，1994年7月生人，身高1.83米，湖南长沙学生。2015年9月10日到武汉大学找同学，在武汉洪山广场失踪。

 

罗浩的父亲罗先生告诉记者，洪山广场附近有七十多个摄像头，很繁华，道路四通八达的。但武昌分局刑警大队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让家人看，只能他们看，他们又没看到。

 

“洪山广场什么路到什么路，有几个摄像头，有什么单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七十多个摄像头捕捉不到我小孩的踪影？他就是不让你看。”他说，“失踪几年就是不给立案。我们到武昌区珞珈山派所报案，接警的潭（音）姓警官把我们亲戚的电话全部拉入黑名单。”

 

罗浩是家里的独生子。几年来，罗先生边打工边找孩子。他听有人说武汉有贩卖器官组织，把小孩给控制起来了。还有人说是传销，但传销会往家里打电话要钱的。还有人说是武汉有个地下组织把小孩搞到缅甸参加果敢军。

 

“每年都有发生小孩丢失的，这个组织很庞大的，到处都有。还有好多孩子都是大学生，帅宗斌是武汉理工大学的、程浩是华东科技大学的，我们总共将近40个大学生都是那一年失踪的，而且每年都有发生。小孩人间蒸发了怎么可能的事情？”

 

武汉部分失踪大孩子名单。（受访者提供）

 

罗先生认为武汉警察太黑了。他透露，“包括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我们11月份就在武昌区听说了。军运会（10月18日至27日）不让我们进武汉，（军运会结束后），11月份武汉人跟我们说肺炎有传染。武汉肺炎早就有，它欺上瞒下。”

 

失踪数百人 只有三人找到尸体

 

程浩，湖北随州人，时年21岁，身高1.75米，华中科技大建规学院大三学生，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

 

程浩的父亲程先生说，“孩子在江汉路附近失踪的，今年5年了，什么音信都没有啊，国家也不管。希望媒体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网页截图）

 

“我们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啊，政府都不管。你去报案怎么搞？多长时间写个失联，过2个月、半年以后立为失踪（加入全国人口失踪信息库），也不当作刑事案件去侦办。你去找就是敷衍一下，踢皮球，武汉政府腐败得很。”

 

程先生今年50岁了，只有程浩一个男孩子。“我们家条件本身就不是很好，为找这个孩子家底都找干了。以前我的眼睛视力很好，现在看什么都模糊，为这个孩子流泪流得太多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好多家庭有的父母为这事都不在了。”

 

他说，“我们告状都摸不到门，像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我们去了多少次，大门都进不去，旁边有卫士站岗，他不管你有什么冤情，你进那个大门他还打你，我们吃的苦都说不清，一下子说不完。”

 

程先生表示，武汉失踪了几百人，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贴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

“就我这几年找孩子的经验，他们都说国家有贩卖人口器官，卖心脏啊、肾啊，一个人的供体可以卖到上百万，还有当官的换这些东西（器官），一般的普通人不要，就要身强力壮的，十多岁的，大学生的，也有说大学生好上当受骗，有这样分析的。”

目前程先生正在广州打工，当地复工时间不长，担心自己将来没人管，趁年轻能动一下（工作），到哪一天动不了没人管。

 

调查：失踪学生或为器官移植受害者

 

原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曾在2017年9月对武汉失踪大学生做过调查，帮助家长建微信群，联系律师、记者进行调查此事，但他很快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被公司开除。

杨子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规律性，最可疑的就是失踪的主要是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偶然也有很少。此外，基本上都是普通家庭，没有高干。

 

只有一个例子例外。杨子立从家长处得知，“有一个家长曾经带着亲戚朋友去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去要人，接待他们的负责人说，每年要失踪好些人，每年找不回来的至少上百人，说好几年了一直找不到人这很正常。还说他们区有一个常委，家里孩子丢了，也是没有找到。他没有说具体的人，是真是假，无从判断。但是报出来的这些丢失的确实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杨子立认为，丢了孩子是家庭最大的变故，家人一直熬着，政府不把他当回事。如果一个区找不回来的至少得上百人，那武汉十几个区每年至少上千人。

 

他指出，失踪人口警方开始一般不给立案，录像也不是都能查的，而且只能查普通治安的那种录像。共产党另外建了一套天网，这套系统就必须得权限更高的人才能使用。

 

“据我所知2017年抓高智晟律师的时候用过。所以这个天网只是为它统治服务，不是为老百姓服务，中国每年都丢失很多人，做奴工的，也可能器官移植的，这种受害者，我估计应该很多。”他说。

 

杨子立分析，第一，男大学生失踪后不容易引起警觉；第二，他的智商较高，不会轻易被骗，年轻、身强力壮，这些大学生里面有一半以上是1.8米以上，身体很棒的人。不留痕迹地把他们灭掉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大学生毕竟不是很成熟，而警方往往都不会立即立案，过了一二个月之后，很多线索就不好找了。

 

大学生失踪被认为是敏感话题。杨子立说，“从轻里来说是破不了案；往重里来说这里要是有什么阴谋，器官移植之类的，犯罪团伙跟这些医院能不勾结吗？现在中国这些卖淫嫖娼也好，吸毒贩毒也好，没有公检法做后台，它能干得了吗？贩卖人体器官这种事情肯定也得有政府内部的后台，一定要触犯某些黑后台。”

 

当年一名腾讯驻武汉的记者报导大学生失踪案被抓，央视说他造谣。杨子立说，“调查的结果证明他说的都是真事，而且有些事他只是点了一下，还没有展开说。他说的全是真的，就这武汉就把他弄起来了。”

 

杨子立强调，失踪人口实际上各个大城市都有，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在网上可以查到，按比例来看，北京、上海丢的人都比武汉多，这是指失踪的总人数。如果加一些过滤条件，确实处于男性青少年阶段、身高高一点的，武汉失踪人口的比例比其它城市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