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江琳                                                             2020-09-8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近日的一大新聞，內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數萬蒙古族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和抗議集會，反對政府在中小學強化漢語教學，進一步淡化蒙古族母語教學。有抗議者受傷，有的被捕，甚至有一位學生為抗議母親被捕而跳樓身亡。

我在研究西藏當代史的同時，也關注中國邊疆區域原住民衆的狀況，包括西藏三區即如今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的藏人、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新疆的維吾爾人及其他民族如四川涼山地區的彜族等等。寫文章時，我盡量避免使用大陸流行的將這些民族稱之爲「少數民族」的説法，其原因是，如果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區域裏有多個民族混居，那麽人數較少的民族或許可以稱爲「少數民族」。然而，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是，這些民族祖祖輩輩聚居在自己的鄉土家園裏，不僅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於政治建制，而且在那塊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還有過自己的國家。歷史上那裏的漢人是很少的。這些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來也不是少數。最近半個多世紀，即使在中共政府的鼓勵下有大量漢人遷入，在很多地區原住民族仍然是主體。在他們的家鄉稱他們為少數民族，既不符合事實，也有欠公平，所以我盡量使用「非漢民族」這個中性的說法。

用「非漢民族」取代「少數民族」

中國憲法承認「民族自治地方」有民族自治權，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規定，「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爲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採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幷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小學高年級或者中學設漢文課程，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就是所謂雙語教育。上世紀下半葉，內蒙古自治區遷入了大量漢人，尤其是在城市裏，漢人漸漸成爲多數。但是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仍然是主體，尤其是在牧區。內蒙古的中小學採用的是自然區分漢人學校和蒙族學校的辦法，漢人學校只用漢語教學，蒙族學校主要用蒙語教學，逐漸增加漢語教育的分量。

無論是憲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問題是，它們都沒有強調，使用和教育語言文字是非漢民族的一種基本政治權利，是非漢民族自己的選擇。由於沒有把語言的使用和教育提高到基本權利的高度，那就變成一個行政政策問題，自治法中的規定就常常得不到保證。

內蒙古自治區遷入了大量漢人，尤其是在城市裏，漢人漸漸成爲多數。但是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仍然是主體，尤其是在牧區。（湯森路透）

中共是一個以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爲指導的漢族政權，當政者對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區域始終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慮和恐懼，其表現就是敵視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非漢民族為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而進行的抗爭也一直沒有中斷。在藏區，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傳統寺院被幾乎全數摧毀，喇嘛被驅散後，仍然有喇嘛在草原上秘密地給孩童教藏語藏文。

2016年，青海藏人紮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爲呼籲保護自己的母語而被逮捕，2018年以「煽動分裂罪」被判五年監禁。中共對非漢民族語言文字的壓迫，其嚴苛程度只有史達林的前蘇聯政權可以相比。中國邊疆地區非漢民族為保持母語文字的抗爭，也會繼續下去，因爲這種抗爭，意味著自身作爲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猶太人的秘密

1990年，在一年前的藏人抗議引出拉薩軍管一年多後，中共關上了文革後打開的和流亡藏人的對話大門。就在那年秋天，有一組猶太拉比，涵蓋了猶太人的四大流派，從世界各地匯聚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中的小鎮達蘭薩拉，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和達賴喇嘛會談，討論流亡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

拉比們的擔憂由來已久。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他的居所就成爲西方很多追求精神指導的年輕人嚮往的地方。很多人在此學習藏語文和東方文化，有些還皈依佛教，出家成爲喇嘛，其中又以猶太青年爲多。於是英語中有了一個新詞Jubu （Jewish Buddhist）。他們想請教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是什麽吸引了猶太青年精英。他們在達賴喇嘛的客廳裏，和達賴喇嘛對話討論了四天。

我在2012年的一次採訪中求證尊者和猶太拉比的對話。尊者說，那次對話不是他邀請的，是猶太拉比們自己安排而來。那時候的交通條件還沒有現在那麽好，僅僅是從新德里到達蘭薩拉，就要坐兩天汽車。那次對話非常成功，互相之間都有很多問題，互相學到了很多東西。在那次對話後，組織者Rodger Kamenetz 出版了《蓮花中的猶太人》（The Jew in the Lotus: A Poet’s Rediscovery of Jewish Identity in Buddhist India），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賴喇嘛對於猶太民族處於不利境況下長達千年而保持了自己的文化非常欽佩，他問猶太領袖們：你們的秘密是什麼，What’s your secret? 猶太人的秘密是什麽？這個問題既複雜又簡單。複雜在於長達千年的不利境遇和抗爭一言難盡，簡單在於猶太人的秘密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猶太人的秘密就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之中。

希伯來語的復興

在當代世界，以色列國家的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那是猶太民族的語言。但是，在耶路撒冷第二聖殿於西元70年被毀後，長達近兩千年的時間裏，猶太民族曾經流亡於世界各地，是一個沒有自己國土的民族。在流亡求存的過程中，猶太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在人家的土地上，漸漸地希伯來語就不再是一種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頭語言。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說著十多種和當地語言交流過程中發展出的口語，如猶太-西班牙語（也叫Ladino）、意底緒語、猶太-阿拉伯語，或者就說當地的語言，如德語、波蘭語、俄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等等。

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猶太人，始終沒有忘記，希伯來語是他們的語言，是聖經的語言，是上帝給他們的語言。雖然希伯來語作爲日常口頭語言已經是「死亡了的口語」，但是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宗教儀式上拉比們朗誦宗教經典的時候，用的是希伯來語。希伯來語在日常口語中死亡了，但是一息尚存地活在宗教經典和宗教儀式中。

即使如此，這種宗教儀式和祈禱中用的希伯來語，在時間的長河裏也出現了演變，如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用的是Ashkenazi希伯來語，曾經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用的是Sephardic希伯來語，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生活的猶太人用的是Mizrahi希伯來語。而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口語中，都不再說希伯來語。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語言是必須用的，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存活。一旦不用，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而閑置或廢棄，語言就會死亡。人類歷史上已經見證了很多語言文字死亡而與此相連的文明隨之消失的實例，比如美洲的瑪雅文化、阿茲特克文化、絲綢之路上一度非常重要的的粟特語言文字和文化。語言文字的死亡往往只需要一二代人的時間。當語言文字死亡的時候，即使後代還活著，與此相關的文明卻消失了。

第二，文明基因保存得最好的，是宗教。當人類群落意識到文明基因涉及他們的生存延續而必須善加保護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最寶貴的文明種子規定爲一系列的儀式、禁忌和規則，使之神聖化，使之融入宗教信仰。

1881年，23嵗的立陶宛猶太人艾利澤·本-耶胡達在巴勒斯坦提出，如果猶太人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建立自己的國家，就必須先復活自己的語言，希伯來語。語言文字是你區別於他人的標識，作爲一個人類群體，一個民族，你是你而不是他人，他人是他人而不是你，區別就在於語言文字。一個民族要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必須有共同的民族意識，即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語言文字。

艾利澤·本-耶胡達和他的同道們為復活希伯來語而奮鬥了幾十年，爲此他必須克服猶太民族內部的複雜分歧，必須動員全民族，達到全體人民的共識。1922年，艾利澤·本-耶胡達去世，享年64嵗。26年後，當以色列國成立的時候，以色列的猶太國民已經有了共同的口頭和書面語言文字。現代希伯來語是全世界九百萬猶太人的共同語言。猶太民族復活希伯來語，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整個民族復活了一個已經死亡的古老的日常使用語言。復活希伯來語的最重要先決條件，是語言文字仍然保存在宗教之中。希伯來語的復興證明，一個語言的消失只需要一兩代人，一個語言的復興，也可以在一兩代人的時間中實現。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在一次採訪達賴喇嘛的時候，向尊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所接觸的藏人都非常關心，都想向尊者提出的問題：在當下藏民族受到中共壓制的困難時期，我們應該怎麽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達賴喇嘛說，藏人一定要重視教育，特別是藏民族語言文字的教育和傳承。在歷史上，藏人的語言文字教育是在寺院裏，通過寺院教育和佛教信仰、佛教哲學、和佛教知識一起實現的。現在，藏人的孩子也要在現代學校裏學習，學習科學、藏語文，也要學習傳統的佛教知識。只要保持藏人的語言文字，我們就能保持藏人的佛教信仰，我們就保持了藏民族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藏文化就不會消失。

我想，這個道理，對中國邊疆地區所有非漢民族都是一樣的。

李江琳

达赖喇嘛反对依止雄登护法及其修行方式的主要原因是雄登派白纸黑字地主张宗派分歧主义，引发寺院和各派僧俗之间的不信任，亵渎宁玛派的形象和教义，阻碍格鲁派从宁玛派接受教法和传承。雄登派在造成流亡藏人社会的分裂……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雄登護法神事件」成為西藏流亡社會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事情起源於達賴喇嘛尊者於一九七○年代公開規勸信徒們不宜依止「雄登護法神」，部分雄登信仰者對此不服，聲稱達賴喇嘛剝奪了他們的「信仰自由」，開始組織小規模的抗議。一九九○年代以來，抗議逐漸升級。二○○八年之後，達賴喇嘛在歐美各國演講或舉辦法會時，人們常常看到雄登信仰者，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人，在會場外呼喊侮辱達賴喇嘛的口號。近年來，雄登信仰者的抗議越演越烈，我就見識了幾次，並看到他們抗議形式的改變。

　　二○一三年十月，我在紐約曼哈頓燈塔劇院參加達賴喇嘛的講經法會。劇院門外一側，有幾個雄登信仰者被警察隔離在一個小圈裡，他們拉著一條橫幅，在一個中年人的指揮下喊口號。最近一些年來，達賴喇嘛在演講和舉行法會時，總會有雄登信仰者抗議，大家也都見怪不怪了。那天，幾千聽眾在劇院門口排隊等待入場，當中年人喊出「Dalai Lama…」的時候，幾百名聽眾齊聲接上：「…long live!」這樣的場景使得雄登信徒的抗議顯得很滑稽。

　　二○一四年八月下旬，我在德國漢堡參加《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會議，期間到漢堡音樂廳去聽達賴喇嘛的演講，雄登信仰者就在會場對面的街上抗議。不過，這次的情況大不相同，抗議者人數近百，以西方人為主，有些還穿著袈裟。他們拉著大幅橫幅，舉著各色標語牌，使用若干個高音喇叭，製造出極大聲響，其中有些人手舞足蹈，明顯處於迷狂狀態。同年十一月，我在曼哈頓燈塔劇場參加達賴喇嘛為漢人佛教徒舉辦的專場講經，這次來抗議的雄登信仰者可謂「鳥槍換炮」，人數雖然遠不能跟參加法會的人相比，但鬧出相當大的動靜，顯得陣勢很大。

　　「雄登護法」的前世今生

　　「雄登護法神」，亦有「多傑雄登、俱力護法神、凶天、朵傑雄登、多傑修丹」等名稱和不同的漢字音譯。「雄登信仰」是近四百年以來藏傳佛教格魯派內部的一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從宗教學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格魯派中的一個邊緣信仰（cult）。雄登信仰起源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根據藏文文獻記載，「雄登護法」是一位與第五世達賴喇嘛不和、在可疑情況下死亡的歷史人物的轉世。有關雄登護法神的來源，藏文史料中有一些記載，民間也有各種傳說。由此可見，圍繞雄登崇拜的爭議並非當代出現的新問題，而是格魯派內部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來斷斷續續一直存在的現象。有關雄登護法，以及雄登信仰的起源和歷史，已經有了不少藏文和英文學術論文和資料出版，部分資料也有漢語版。各方資料顯示，雄登信仰自其出現以來，從未成為格魯派主流，而且一直伴隨著各種爭議。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第八世達賴喇嘛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以及薩迦、格魯、噶舉和寧瑪派的多位高僧都曾明令禁止信徒依止雄登護法神。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多次公開說明，他一度也曾供奉過雄登護法神。正是出於親身經驗，以及對雄登護法神來龍去脈及其精神實質的深入調查和研究，達賴喇嘛確定雄登並非護法神，而是來自「朵」地區的邪靈領袖，其儀軌中包含了譴責其他教派和宗教的內容。由此，他認為供奉雄登有諸種不利之處，對藏傳佛教宗派和諧及藏民族的團結有害無益。更為嚴重的是，雄登信仰有使得藏傳佛教墮為神靈信仰的危險。對佛教基本教義有所瞭解的人來說，這一點不難理解。從佛教角度來看，依止雄登護法神違背了佛教的根本教義。每個佛教徒在皈依的時候，都會很清楚地知曉，自己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寶），而不是皈依神靈或鬼怪。因此，經過深思熟慮，達賴喇嘛決定停止供奉雄登護法神，並公開規勸信眾們放棄此一信仰。

　　在宗教層面上，「雄登爭議」具有「原教旨主義」與「教派寬容」兩種不同理念之爭的色彩。簡言之，圍繞雄登信仰的爭議，與格魯派內部要堅守祖師宗喀巴大師所傳教法的一派，同主張教派之間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寬容的一派之間的爭議有關。五世、十三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都主張教派之間互相寬容和相互學習，並都從寧瑪派學習教理和儀軌，而雄登護法則反對格魯派僧侶從其他教派，特別是從寧瑪派取得教法傳承。

　　當下「雄登爭議」的實質

　　當下的「雄登爭議」與歷史上的「雄登爭議」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歷史上的「雄登爭議」主要在宗教層面，當下的「雄登爭議」，特別是二○○八年以來，已經完全政治化。當下的雄登信仰者抗議的目標是針對達賴喇嘛個人，其主要方式是在公開場合，特別是在有眾多記者出現的重要場合，攻擊侮辱達賴喇嘛，擴大自己的影響，給外界造成「藏人和佛教徒反對達賴喇嘛」的印象。這種情況自然引起境內外多數藏人的反感，這樣一來，就在藏人社區中造成種種混亂和衝突。

　　二○○七年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時就聽說，雄登信仰的背後有中共的參控。聞此我絲毫不覺得奇怪。研究過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策略特點。打入「敵對勢力」內部，利用其內部矛盾，使得矛盾擴大而無法達成一致，這一招叫「分化」；繼而逐漸擴大事端，改變其性質，使對方互鬥，彼此為敵，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這一招叫「瓦解」。「分化瓦解」是中共「對敵鬥爭」的基本招數，無論是對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還是一九五○年代在非漢民族地區強制推行中共模式的「改革」，乃至於如今對付國際社會，都用到了這個招數。在不同的時期，對待不同的對象，這個招數有時會以「統戰」的「軟」形式出現，有時會以「鬥爭」的「硬」形式出現，有時候「軟硬兼施」，收買與威脅同時進行，最終目標無非是為了「分化瓦解」對手，通過破壞對方的團結來削弱對方的力量。

　　中共佔領西藏後，面對藏人的激烈反抗，除了戰爭之外，也使用了這一招。「平叛」戰爭一開始，中共在甘孜立刻擴大藏人士兵為主的「藏民團」，並將這支部隊派到第一線，與他們的同胞作戰。前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張向明在其內部出版、限量印刷的回憶錄中就詳敘了中共在樟木口岸設立情報站，派出藏人情報員與某些木斯塘游擊隊領導人建立聯繫，取得情報，繼而導致木斯塘游擊隊內部的分裂衝突，最終瓦解的經過。該回憶錄中還談到，一九八二年，他向當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沖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匯報西藏工作時，彭沖給他的指示：「西藏的主要鬥爭，還是達賴，你們在達賴上層裡有沒有人，要打到裡面去嘛。」事實上，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西藏流亡社會建立之後，中共從未放棄「打進達賴集團」，進行或明或暗破壞的努力。

　　中共利用「主動作為」

　　因此，很難想像中共會放過西藏流亡社會中的「雄登護法爭議」而不加以利用。二○一五年四月，國際聲援西藏組織（ICT）披露了一份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辦公廳的文件。這份文件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俱力護法神」（傑欽修丹）問題的幾點意見》，日期是二○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文件一開頭就指出：「『俱力護法神』問題，是我們與十四世達賴集團作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制定這份文件，是為了「掌握處理『俱力護法神』問題的原則方法，做到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講究策略、掌握主動，沉著應對、妥善處理」，而且要「把正確處理『俱力護法神』問題作為同十四世達賴集團作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做到認識統一、清醒堅定、冷靜觀察、主動作為」。這個文件透露了一個信息：中共對「雄登護法」問題高度重視，而「主動作為」四字可圈可點。從這個文件可看出，中共顯然有一套不公開的計劃來做到「主動作為」。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在達賴喇嘛尊者八十歲生日兩周前，波士頓的一家民間電視節目公佈了一段原「雄登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次紮喇嘛口述視頻（http://goo.gl/DXkezZ）。在這段近一小時的視頻中，來自理塘的次紮喇嘛說出了許多有關雄登組織主要負責人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與中共合作、接受中共經費和指令，在藏人社區中製造事端，破壞藏人內部團結的事，還指出雄登組織負責人制定了暗殺名單，策劃暗殺包括桑東仁波切在內的幾位高僧，甚至暗殺達賴喇嘛。將次紮喇嘛透露的一些信息與近年雄登組織的發展動向對照分析，我認為次紮喇嘛的口述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雄登信仰者以達賴喇嘛為攻擊目標，本身就相當可疑，而且不合邏輯。按照雄登信仰者所說，他們供奉的雄登是護法神，那麼，雄登護的是什麼法？雄登信仰者認為，他們護的是宗喀巴大師所傳之法。宗喀巴大師是格魯派創始人，他傳的當然是佛法。藏傳佛教四大教派所修的法，都不出佛祖所傳之法，彼此間或有修行方法的不同，但絕非敵對。作為護法神所要摧毀的，應是「佛法的敵人」。然而，從五十年代起，是中共以現代武器、武力毀寺滅教，燒經書，殺僧侶，迫使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和藏民族的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境外。現在是中共對藏人施行沉重壓迫，使得境內外一百四十多位僧俗民眾自焚抗議。中共在藏區嚴厲控制佛教的正常發展，使寺院無法行使正常的宗教功能，淪為從信眾和旅遊者手裡斂財的「景點」和「統戰工具」。這些不爭的事實說明，當今之世，佛法的敵人正是在藏區毀寺滅佛的中共，雄登派卻和中共明裡暗裡配合，專門攻擊藏民族和藏傳佛教各派公認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

　　團結還是分裂關乎藏人前途

　　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因素，藏傳佛教有多個不同的教派，現在經常稱為四大教派。不同教派都尊奉佛陀的教法，互相之間也有交流和重疊，歷史上卻由於教法和區域的差別，也發生過尖銳的對立和分歧，甚至流血衝突。這種教派分歧削弱了藏傳佛教的影響力，也加深了藏民族內部區域和文化上的封閉、保守與分裂。

　　藏傳佛教的一些領袖人物很早就看到了這一問題。從十九世紀開始，一個不分教派運動在前藏地區發端，最初的推動者多半是寧瑪派與薩迦派高僧。這個運動藏語叫作「利美」運動，這個運動號召彌合各教派的分歧，對不同教派的教義和傳承一視同仁，共同回到佛陀最初教導的核心精神。這是近代藏傳佛教最重要的文化復興運動，是藏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利美運動逐漸得到了各派領袖的贊同和加入。我在聆聽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經的時候，就多次聽到達賴喇嘛解釋，他是從寧瑪派或薩迦派的某位大師得到某法脈的傳承。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的領袖，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來自其他各教派的傳承，從而能將各派傳承融會貫通。達賴喇嘛半個多世紀來倡導全人類各宗教和文明傳統的對話，尋求共同的價值和理念，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擁戴和讚賞。我相信達賴喇嘛的對話主張，一定受到了利美運動理念的啟發。

　　但是，有一些保守的佛教人士反對利美運動，認為必須恪守傳統教法的純粹性，並因此而把別的教派視為異端。這些保守人士主要來自格魯派，他們現在主要就集結在雄登信仰之下。

　　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藏傳佛教各派高僧大德幾乎全部流亡境外。共同的生存危機使得各派僧侶都認識到了藏傳佛教和藏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利美運動的理念成為不言而喻的共同原則。處於危難中的藏人流亡社會，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生存下去，分裂將把流亡藏人和藏傳佛教引向毀滅。歷史上各教派的分歧和恩怨，在流亡中自然消失了。流亡社區的所有各派寺院，都尊奉達賴喇嘛為最高上師，都宣佈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弘揚佛法利益眾生。我在田野調查中朝拜過很多各教派的寺院，在他們的大經堂和辦公室裡，都把達賴喇嘛的法相置放在尊貴的位置。可以說，藏傳佛教在流亡中的發揚光大及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西藏問題在國際舞台上的持續重要性，流亡藏人社會的生存和未來，都得益於利美運動的理念，得益於藏傳佛教各派和藏人社會的團結。對流亡藏人來說，沒有團結就沒有生存。

　　就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雄登爭議一再浮上水面是值得人們警惕的。雄登派的訴求理由，帶有中共宣傳的特點：先歪曲對方，斷章取義地將對方極端化，然後將自己的訴求放低身段，以博取國際社會第三者的同情。雄登派指責達賴喇嘛「禁止藏人信奉雄登護法神，剝奪了藏人的宗教自由」，達賴喇嘛多次解釋，他只是向自己的信徒建議，不要依止雄登，但是最終取決於信徒本人的選擇。事實上，達賴喇嘛沒有權力在流亡國家禁止任何人做合法的事情。就在此刻，南印度的兩大格魯派寺院的部分僧侶選擇建立自己的學院來依止雄登護法神，他們有這樣做的自由。在流亡社區，依止雄登護法的藏人信徒始終存在。達賴喇嘛的觀點也很明確，反對依止雄登護法及其修行方式的主要原因是雄登派白紙黑字地主張宗派分歧主義，引發寺院和各派僧俗之間的不信任，褻瀆寧瑪派的形象和教義，阻礙格魯派從寧瑪派接受教法和傳承。雄登派在造成流亡藏人社會的分裂，這是明顯的事實。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各派僧侶及流亡社區同雄登派的對峙關係到藏人的未來，這是團結還是分裂，生存還是滅亡的對峙。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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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尊者和汉语作家座谈

作者：李江琳                                        2013 -10-23

2013 年10月21日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即将结束在北美的访问，返回印度之前，和在美国的20多位汉语作家进行了一场座谈。中国大陆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 后，出现了普遍而深刻的道德危机问题。与会的中国作家都承认，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之普遍、严重和恶质化，是我们一生中从没有经历过的，是香港、台湾、 新加坡等汉人社会和韩国、越南等儒家文化圈社会所没有的，也是俄罗斯和东欧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孔孟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已遭多年斯文扫地，各大宗教 和民间信仰曾遇灭顶之灾，至今有些宗教信仰仍然处于政治性迫害之下，而国家作为立国基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已经破产，不再有人相信。五四运动后引入的 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景况十分尴尬。“德先生”经历坎坷，始终抬不起头；“赛先生”则被供了起来，成为一切荒唐政策的借口。寺庙成了旅游点，文化 成了经济唱戏的舞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脚下已是一片道德的废墟。

汉 语作家的提问，和达赖喇嘛尊者的简短答复，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当我们都站在这片道德废墟上的时候，怎么来看待这片废墟。作家们是以一种追索者的身份 来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而达赖喇嘛尊者则是以一位佛教僧侣的身份来回答问题。于是，在言说我们面前的这一片道德废墟时，我们这些作家口中的第一人称是第三者 的身份：我站在废墟之上，不是废墟之中，道德的普遍堕落和我没有关系，这废墟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别的什么人造成的，我要追问是谁之罪，我想知道该怎样重建 道德。达赖喇嘛尊者的态度是，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站在废墟之中，我们要理解道德废墟是怎样造成的；同时，每个人都有变得更好的潜质，道德问题是 一个普世问题，重建道德是一种普世责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起重建道德。

座 谈中讨论热烈的第一个问题是，造成中国大陆道德废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指向了中国文化中的法家传统、儒家传统，更多的指向了西方传入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造成道德废墟的直接原因是宗教信仰的缺失，还是专制暴政的后果，是当代经济和物质生活的突变，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 活的改变，等等。参加座谈的汉语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不一致，但是基本逻辑是一样的，即我们必须探索并寻找到当今中国道德问题的根源，必须找到一个或 几个原因。找到了原因，我们就知道，必须批判这些造成当代中国道德废墟的根源，将其批判透彻了，在重建道德的时候，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才能知道用什 么“清白”的材料来重建道德。

达 赖喇嘛对这些提问的答复，从逻辑上就和汉语作家们不一样。达赖喇嘛说，当代道德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和其他社会也同样有，只是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不 一样，而造成这种道德问题的，是多种复杂的因素的组合。按照佛教的说法，当代各国的道德问题各有其“缘起”。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道德废墟上的时候，不能 认为我们脚下的废墟已一无是处，不能指望在废墟之外能拿来“清白”的重建道德的资源。我们只能在道德的废墟上，发掘废墟，利用一切有利于重建道德的因素。

以 马克思主义为例，达赖喇嘛又一次说，我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又一次让参加座谈的中国作家感到困惑。作家们都相当详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及其两百年来在全球的实践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的失败，其中就包括最近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的失败，这种失败显然是和当代中国道德堕落问题有一定关系 的。以前就有人为此指责过达赖喇嘛尊者。但是，达赖喇嘛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是有清晰定义的，他说的是，他赞赏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理论中公平分配的观 念，穷人和富人应该公平分享社会财富。他说，平等观念是道德的，符合佛祖的教导。达赖喇嘛曾经说过，在佛祖的时代，佛教在古代印度的产生，就是因其倡导平 等观念，反对不道德的种姓制度。

对 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道德建设中的功过是非，达赖喇嘛举了一位佛教大师的话说，我们面前有一袋米，我们不能只拿出一粒米，就来判断这一袋米都是好米， 或者都是坏米。这一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原则，看似简单，恰恰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缺失的。事实上，所谓“传统文化”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复杂的集合 体，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对道德起着单方向的作用。当我们用“传统文化”这个名词来描述当代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所阐述的，往往已经不是原来“传统”中 的“文化”，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只是我们加于传统文化之上的。当我们拿出一粒米是好米或坏米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此刻这一粒米是好米或坏米，不能说这一袋 米都是好米或坏米，也不能说这一袋米从来就是好米或坏米。

对 于宗教和科学对当代道德重建的作用，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通常认为，中国社会极其严重的道德问题，和中国文化中宗教的薄弱、宗教在近代遭受毁灭性打击、 导致普遍的宗教缺失紧密相关。据学界估计，当今世界七十亿人口中有十亿“非信仰者”，即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这十亿非信仰者，起码有一半是在中国大陆。 尽管参加座谈的中国作家这整整一代人是经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恰恰是非信仰者最集中的一代人，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理解，宗教信仰是各个社会中道德 规范的基础。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类群体，很可能就失去了重建道德的精神资源。“人在做，天在看”，尽管人们对“天”代表什么有不同的理解，但人对 “天”的畏惧形成了行为的约束，这显然是一种曾经普遍存在的道德来源。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没有这种终极性的行为底线。所以，中国重建道德的方向，或许指向 民众宗教信仰的养成。

但 是，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却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结论。尊者指出，宗教和道德之间，并没有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其他全民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里，也 存在社会道德问题。而且，如果没有恰当的认识和正当的使用，宗教本身也会产生道德问题。宗教信仰的不同，处理不当会造成大众的分裂，甚至暴力对抗，流血和 杀戮。这种以宗教的名义造成的暴力和流血，同样是不道德的。

对 待科学和道德的关系，尊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流行的观点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科学的长足进步，尤其是进化论的发展，对传统宗教形成强烈冲击，造就越 来越多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非信仰者，是当代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影响被视为当代道德重建的一个负面因素。于是，当代道德重建问题在怎 么看待科学技术发展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达 赖喇嘛不是这样看的。尊者并不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他主张科学和宗教，特别是佛教是可以对话，应该对话的。从流亡早期起，达赖喇嘛就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最 杰出的科学家，开始了和科学家的对话。是世界上一流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引导达赖喇嘛尊者了解和理解当代尖端科学。达赖 喇嘛发起建立了心灵与生命科学研究所，每年和世界一流科学家对怎样理解世界的本质、怎样运用科学和宗教来有利于人类的心灵世界，造福于人类等重大问题进行 深入的探讨，这样的对话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

在 座谈会上，有作家提出，著名中国哲学家杜维明正在中国大陆交流，建议尊者可以和他这样的中国哲学家进行对话。事实上，早在1997年的心灵与生命对话会 上，杜维明和五位物理学家就到了印度达兰萨拉，在尊者的客厅里，和尊者一起就世界的本质等最尖端的物理学和哲学问题进行了紧张的对话，并在对话会后出版了 专著。在流亡生活的几十年里，尊者一直在这样做，而且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就在纽约座谈会的一周后，尊者就将在印度达兰萨拉和科学家进行第27次心灵与生命 科学对话会。

尊者认为，科 学与佛学有很多相契的地方，而佛教是主张慈悲的，科学也一定可以对道德的重建起到正面的作用。这一点，和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尊者认为，未来全 球七十亿人口所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无视十亿非信仰者，包括道德的重建。任何道德重建方案的成功，必须把非信仰者包括进来。为此，科学可以起到重要的作 用。

尊者说，未来世界道德 的建立，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不是只用宗教信仰来作为一种约束，而是用科学和理性来让所有人理解，做一个道德的人对自己是有利的。所以，达赖喇嘛尊者提 出了超越宗教的世俗伦理的概念。他的最新著作《超越宗教——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道德》就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在 怎样看待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也是取一种正面的态度。尽管中国政府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把他形容为“披着羊皮的魔鬼”，以一种不可理喻的 态度拒绝和尊者真诚对话，以一种不负责任、不道德的方式来咒骂和侮辱尊者，但尊者始终没有改变慈悲为怀的态度。尊者始终没有放弃汉藏和解的希望，也不认为 推翻现有的政权就能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在很多公开场合，尊者回忆1954年访问北京时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以正面的语言描述对中共干部的印象和 看法，并且指出，中共早期干部中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精神，仍然是将来道德重建中应该肯定的资源。

达 赖喇嘛尊者轻松随意地回答了中文作家们的问题，向大家显示了这样一个逻辑：当我们站在道德废墟上的时候，我们重建道德的资源就在这片废墟之中。在废墟之 外，并没有我们可供使用的现成材料，我们只能使用道德废墟上一切可用的资料，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为此，自信心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重建，说到底是人心的 重建，是心灵的重建，而作为一个佛教高僧，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人心变善的潜力，有着最大的信心。

达 赖喇嘛尊者是一位世界级的精神领袖。去年在印度新德里，国家伊斯兰大学副校长Jung先生对我说，在他看来，达赖喇嘛就是他内心的光。自从甘地被杀后，他 内心一片黑暗，直到看见达赖喇嘛，内心重新有了光。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聆听达赖喇嘛的是中国人，而最不了解达赖喇嘛的恰恰是中国人。去年和今年，我在中国 大陆旅行，见过很多汉人和藏人，熟悉的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一有机会我就跟他们讲达赖喇嘛。我发现，大家理解达赖喇嘛并不困难，只要有机会接触他的思想， 愿意阅读他的著作，愿意放下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