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敗者回憶錄—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作者:前香港作家協會主席李怡                                    2022-05-04

 

 

1997年6月30日,香港整天滂沱大雨。我坐車到好幾個地方,然後傍晚到了會展的傳媒活動樓層,那裡可以俯覽香港主權移交的儀式。我在那裡接受香港和外地傳媒的訪問。整晚忙個不停。一邊講,一邊心潮起伏不已。

 

接下來幾天,仍然下雨。有忽然愛國的人士說,豪雨象徵中國一洗國恥,也有人請風水先生來解釋「回歸與豪雨」的關係。對我來說,豪雨象徵上天為香港落淚,既是為150多年文明管治的離去,也是為香港人的未來。

 

我在1997年7月號的《九十年代》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我說,過去十多年來,許多奔走倫敦北京,要求「主權換治權」的,想用各種方法想讓英國人留下來的,一邊說擁護中國收回主權、私下卻在辦移民的,在這一天到來之前,都說鴉片戰爭,都說洗雪國恥,都在聲討殖民主義。

 

但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鴉片戰爭真的因販鴉片而起嗎?還是只不過要求清廷開放通商?

 

如果收回香港是洗雪國恥的話,為什麼中共建政的1949年不順勢收回?為什麼要讓這個「國恥」一直延續?為什麼數十年來,大陸人要千方百計到這個恥辱的城市來接受殖民主義恥辱的統治?

 

文革期間翻山越嶺逃來香港的學者翟志成,曾講過他當年逃難的心情,當他走到精疲力盡而仍然未到邊境時,他根據從小在大陸學的歷史常識,忍不住想:為什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若多割點地,我不就可以早些到邊境了嗎?

 

如果中共建政幾十年,大陸搞得比香港好,人民有自由、人權,安居樂業,大陸人為什麼會要逃來香港?香港又有誰會在中共收回香港的前景下移居國外?

 

中國著名報人徐鑄成對我說,過去能夠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發揮輿論監督功能,靠的都是租界的保護傘,中共建政後就靠香港輿論對大陸「外轉內」的批評。作家劉賓雁也跟我說,要感謝鴉片戰爭,沒有這戰爭就沒有香港,就沒有過去四十年香港輿論對中國權力的監察。

 

這一天傍晚,電視播放末代港督彭定康和家人,在細雨紛紛中離開港督府。「天佑女王」的樂聲後,樂隊演奏通常在告別一年時唱的蘇格蘭民歌Auld Lang Syne。不少市民自動到港督府前相送。接著大雨傾盆,港督在添馬鑑旁的看台上,眼含淚光發表情真意切的簡短演說。他感謝香港市民對他的厚待,並說英國對日後的香港仍不會放棄責任,並祝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好運。可惜他說這句話時,董建華竟然不在場,他去了機場接待分乘兩班飛機來的中國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李鵬。

 

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

 

不錯,英國人在統治香港時期也得到些好處。但畢竟留下來的法律、制度、管理,和規則平等的社會,給我們的好處更多。如果香港人都只是用勢利眼去謳歌未來,而對留下來的一切沒有表達感激之情,那麼我想,那些留下來的好處恐怕也保不住。

 

也許不應該感激殖民主義,而是要感激英國的文明帶給香港的一切。那天晚上,吸引了世界各地共8000多名記者來採訪。有外國記者說,在這個年代,將一個文明的資本主義地方,交還給一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是完全沒有先例的。

 

中國中央電視台對香港回歸的報導就是另一套。它略去了港督的告別儀式,而著重解放軍進駐香港、香港各界歡迎、港人慶祝回歸、江李君臨天下般參加交接典禮,然後就是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盛大慶祝,載歌載舞,似乎像1949年毛澤東進北京城時那樣「慶祝解放」,炫耀中共洗雪國恥。

 

但香港街頭在大雨中一片平靜。市民多留在家中,也許會看看電視轉播交接典禮,也許過平常日子,等待命運的安排。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子在機場被問到主權交接的盛典時說:「一個鋪張的婚禮不等於婚姻幸福,兩個人結婚最重要是看有沒有將來。回歸也一樣,最重要的不是盛況空前,而是之後怎樣。」

 

在編輯97年7月號的時候,我收到自學經濟學友人的一本書,扉頁上寫著:「我們常說,外國人做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到。困難是:外國人不做的,中國人未必不做。」

 

這句話就成了香港「之後怎樣」的觀察焦點。英治時代,港督幾乎是隻身而來,他只管維護規則下平等,其他事盡可能不做。毛澤東在文革時說「香港還是那樣子」,意思是繼續英治,中共可以什麼事都不做。但主權到手後要中共「五十年不變」,繼續英治時那樣許多事盡可能不做,它就「未必不做」,而且是「一定去做」。

 

在壯觀而做作的回歸歡聲中,我已經想到香港的宿命。(141)

 

     

圖,末代港督離開時,不少市民冒雨到港督府前,送彭定康最後一程。

 

 

李怡: 以感激心情, 告別殖民主義

作者:李怡                                                         2022-05-04

 

 

1997年6月30日,香港整天滂沱大雨。我坐車到好幾個地方,然後傍晚到了會展的傳媒活動樓層,那裡可以俯覽香港主權移交的儀式。我在那裡接受香港和外地傳媒的訪問。整晚忙個不停。一邊講,一邊心潮起伏不已。

 

接下來幾天,仍然下雨。有忽然愛國的人士說,豪雨象徵中國一洗國恥,也有人請風水先生來解釋「回歸與豪雨」的關係。對我來說,豪雨象徵上天為香港落淚,既是為150多年文明管治的離去,也是為香港人的未來。

 

我在1997年7月號的《九十年代》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我說,過去十多年來,許多奔走倫敦北京,要求「主權換治權」的,想用各種方法想讓英國人留下來的,一邊說擁護中國收回主權、私下卻在辦移民的,在這一天到來之前,都說鴉片戰爭,都說洗雪國恥,都在聲討殖民主義。

 

但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鴉片戰爭真的因販鴉片而起嗎?還是只不過要求清廷開放通商?

 

如果收回香港是洗雪國恥的話,為什麼中共建政的1949年不順勢收回?為什麼要讓這個「國恥」一直延續?為什麼數十年來,大陸人要千方百計到這個恥辱的城市來接受殖民主義恥辱的統治?

 

文革期間翻山越嶺逃來香港的學者翟志成,曾講過他當年逃難的心情,當他走到精疲力盡而仍然未到邊境時,他根據從小在大陸學的歷史常識,忍不住想:為什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若多割點地,我不就可以早些到邊境了嗎?

 

如果中共建政幾十年,大陸搞得比香港好,人民有自由、人權,安居樂業,大陸人為什麼會要逃來香港?香港又有誰會在中共收回香港的前景下移居國外?

 

中國著名報人徐鑄成對我說,過去能夠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發揮輿論監督功能,靠的都是租界的保護傘,中共建政後就靠香港輿論對大陸「外轉內」的批評。作家劉賓雁也跟我說,要感謝鴉片戰爭,沒有這戰爭就沒有香港,就沒有過去四十年香港輿論對中國權力的監察。

 

這一天傍晚,電視播放末代港督彭定康和家人,在細雨紛紛中離開港督府。「天佑女王」的樂聲後,樂隊演奏通常在告別一年時唱的蘇格蘭民歌Auld Lang Syne。不少市民自動到港督府前相送。接著大雨傾盆,港督在添馬鑑旁的看台上,眼含淚光發表情真意切的簡短演說。他感謝香港市民對他的厚待,並說英國對日後的香港仍不會放棄責任,並祝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好運。可惜他說這句話時,董建華竟然不在場,他去了機場接待分乘兩班飛機來的中國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李鵬。

 

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

 

不錯,英國人在統治香港時期也得到些好處。但畢竟留下來的法律、制度、管理,和規則平等的社會,給我們的好處更多。如果香港人都只是用勢利眼去謳歌未來,而對留下來的一切沒有表達感激之情,那麼我想,那些留下來的好處恐怕也保不住。

 

也許不應該感激殖民主義,而是要感激英國的文明帶給香港的一切。那天晚上,吸引了世界各地共8000多名記者來採訪。有外國記者說,在這個年代,將一個文明的資本主義地方,交還給一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是完全沒有先例的。

 

中國中央電視台對香港回歸的報導就是另一套。它略去了港督的告別儀式,而著重解放軍進駐香港、香港各界歡迎、港人慶祝回歸、江李君臨天下般參加交接典禮,然後就是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盛大慶祝,載歌載舞,似乎像1949年毛澤東進北京城時那樣「慶祝解放」,炫耀中共洗雪國恥。

 

但香港街頭在大雨中一片平靜。市民多留在家中,也許會看看電視轉播交接典禮,也許過平常日子,等待命運的安排。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子在機場被問到主權交接的盛典時說:「一個鋪張的婚禮不等於婚姻幸福,兩個人結婚最重要是看有沒有將來。回歸也一樣,最重要的不是盛況空前,而是之後怎樣。」

 

在編輯97年7月號的時候,我收到自學經濟學友人的一本書,扉頁上寫著:「我們常說,外國人做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到。困難是:外國人不做的,中國人未必不做。」

 

這句話就成了香港「之後怎樣」的觀察焦點。英治時代,港督幾乎是隻身而來,他只管維護規則下平等,其他事盡可能不做。毛澤東在文革時說「香港還是那樣子」,意思是繼續英治,中共可以什麼事都不做。但主權到手後要中共「五十年不變」,繼續英治時那樣許多事盡可能不做,它就「未必不做」,而且是「一定去做」。

 

在壯觀而做作的回歸歡聲中,我已經想到香港的宿命。(141)

 

 

圖,末代港督離開時,不少市民冒雨到港督府前,送彭定康最後一程。

 

 

 

香港,我为你哭泣

作者: 李江琳                       2020-07-14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山东大学读英美文学硕士。毕业后,我在深圳谋了个外企CEO助手的差事。在此之前,我用了两年多联系美国的大学,终于为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录取为该校犹太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我揣着我全部财产八十美元,拖着行李箱,跨过罗湖桥上那条不起眼的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感觉不到自己泪流满面,我只知道,自己终于跨过了这条线。对于我来说,这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香港是自由世界,那是像美国、英国、欧洲一样的安全、平等、有尊严的世界。跨过那条线,我终于获得了自由。1997年,当中国欢庆香港回归时,我在纽约心情沉重地远观,一言不发。

 

2014年,我在香港短期停留,为我的西藏近代史研究搜集资料。那时占中运动即将发生,气氛紧张不安。在香港期间,每每有人问到香港将会怎样,我都不知从何说起。我不是未来学家,我是以严谨出名的犹太裔教授训练出来的历史研究者,我研究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我在香港中大做了题为“中共西藏政策的演变与香港的未来”讲座。面对香港青年学子,想要说出内心的实话极其艰难:The fate of Hong Kong is locked。我做了一个比喻:台湾是海里的鱼,西藏是锅里的鱼,而香港是砧板上的鱼。中共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条鱼的。以中共对待西藏方式的前车之鉴,香港的命运在回归的那一刻已成定局,中共不会放过香港,不会让香港人继续享受西方社会的自由。

 

香港

 

1842年,清朝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请注意条约中用的词是cede。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签下《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昂船洲一带予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两地的新边界用铁丝网分隔,即今日界限街一带。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租借条约,将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两百多个岛屿租借予英国99年(不包括九龙寨城)。香港总面积2,75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106平方公里,2018年人口七百多万。

 

二战中,香港沦陷,日据时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日本投降,英国随即宣布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中共执政大陆,表示无意夺取香港主权,也不干预中华民国人士在港活动,以此换取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后,香港左派曾经一度十分活跃,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亲自干预,制止左派制造香港社会不稳,明确宣布要香港保持现状,以便充分加以利用。文革后,大陆改革开放期间,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共确实是“充分利用”了香港。

 

维基百科的香港条说:前任香港总督杨慕琦在推行属殖民地时期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一部份的“杨慕琦计划”时,容许殖民地在战后拥有高自治权、自主权及独立,但在二战后及经历过1956年双十暴动以及1960年代末的六七暴动后,英国深知香港易攻难守,难以在中共的威胁下防卫香港,在暴动、间谍和颠覆局势不稳定之下,香港民主化计划告吹。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说:“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12月19日,中英双方分别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为代表,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见证下,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将永久割让予英国的九龙与香港岛和租约到期的新界一并交予中国。据说,英国政府之所以交还整个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由于在中英谈判中,中国政府不承认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不仅要求收回新界,而且要求包括条约中列明为割让地的香港岛及九龙。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北京会依照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确保香港继续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保留不抵触基本法的法律,50年内原有生活方式不变,并保证香港除外交及防务外于其他事务享有高度自治权。

 

这一切,在我听来就是一句话,英国抛弃了香港。为什么?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位于地中海的入口,伊比利亚半岛的末端,和西班牙相连,面积仅6.8平方公里,2009年总人口31,623人。它是如今英国海外领土中最小的一个。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就是一个缩小了的香港。

 

西元1704年,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攻占直布罗陀,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中,西班牙波旁王朝为换取英国承认其合法性,正式将直布罗陀割让予英国。请注意和约中用的词也是cede。自此,直布罗陀一直被英国统治,不少义大利人和英国人开始迁入,部分北非摩尔人也回流,充实了当地人口。

 

直布罗陀虽小,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卡住了地中海的咽喉。如果算“自古以来”的话,它是属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也一直想让这“地中海的香港”回归祖国。但是,即使是在二战中,英国也仍然牢牢掌握着直布罗陀,并且在二战中“充分利用”了直布罗陀的优越战略位置。

 

二战后,佛朗哥向英国索要直布罗陀的主权。大英帝国此时实力不再,又远天远地,而西班牙紧连直布罗陀,还有一个强人佛朗哥稳定统治西班牙近四十年。于是英国人说,让直布罗陀人民自己决定吧。1954年,佛朗哥限制向直布罗陀供水,企图逼迫直布罗陀人民回到祖国。在佛朗哥的不断施压下,1967年直布罗陀举行了有关归属问题的首次公投,在有效的12,182票中,同意把主权移交给西班牙的仅44票,主张英国继续持有直布罗陀主权的为12,138票。

 

直布罗陀几乎没有资源,现在也失去了当初的军事战略价值。如今直布罗陀的主要产业是旅游观光业。据维基百科资料,1997年后工党政府曾有意将直布罗陀交还给西班牙。该时英国和西班牙都已相继加入欧盟。于是,2002年直布罗陀举行了又一次公投,决定是否让英国和西班牙共同管治直布罗陀。结果该提案以高达98.97%的反对票被否决。

 

如今,直布罗陀人民仍然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臣民。

 

精神病人提出的问题

 

末代港督彭定康说,他在1997年离港前,曾探访一间精神病院。一个病人问他,为何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却没有征询市民意见,就将香港交给了另一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当时他的一位助手说,好奇怪,这个最清醒的问题,竟然是一个精神病人提出来了。彭定康说,他当时的确承诺说,香港以后会有民主,英国应该继续履行这个承诺。

 

How?有谁能够说出来,当签下《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英国有谁知道怎么履行对香港人民的承诺?用什么手段或程式来保证?如果对方破坏了联合声明,用什么办法来阻止,来弥补?

 

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历史的演变并没有确定的路径定律,没有什么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一切都是人的选择,人的作为。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研究历史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发生。

 

对中共的历史研究使我相信,中共在香港问题谈判时就想好了它想要什么,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得到。当中共发言人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的时候,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堂堂大国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签下的国际协议。熟知中共一贯行为就一点不奇怪,它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的。

 

《中英联合声明》的致命缺失是它没有规定对破坏声明的制约和惩罚办法。中共明白这一点,这是邓小平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因。它一开始就打算撕毁协议的,只是要等到有实力有条件的时候。英国人或许也明白这一点。老牌帝国经验丰富,不会不想到,如果对方撕毁协议,他们并无良策。即使如此,协议还是签了。英国为香港争取到一个毫无约束力的“五十年不变”,算是有了个交待,至此抽身而退。

 

回到彭定康在精神病院里的问题。中英谈判和签约不是彭督主事的,他的话似乎是在批评前任主事者。可是他不应该不明白,前任们这样做,也不会没有过他们的思考。英国人用“公投”轻轻松松地堵住了西班牙对直布罗陀主权的声索。如果英国当初征询香港人,你们的选择是什么,你们自己决定吧,那会发生什么?

 

如今,对中共来说,油锅已热,香港这条砧板上的鱼已经到了下锅的时候。而台湾这条鱼还在大海里游动。以史为鉴,台湾人民应当明白,你们的命运,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