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 谢丽华、胡星斗、张菁评《欢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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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                         网编:郭度               2017-08-25

 

中国版的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最近吸足了观众的眼球,那就是已经播到第二季的《欢乐颂》。(英文:Ode to Joy)这是一部自阿耐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中国大陆电视连续剧,被人们称为美剧《欲望都市》的翻版。全剧围绕着五位住进上海欢乐颂小区22楼的女性,讲述了她们彼此间发生的事情和一波三折的故事。该剧2017年5月份在上海东方卫视及浙江卫视开始播出。

 

据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媒体微博的官方统计,截至到今年7月底,该剧的网上收视率为240亿人次,同时还赢得了不少海外粉丝。中共的传声筒《中国日报》,也称《欢乐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欢乐颂》的女编剧,80后袁子弹将此剧与美国的《欲望都市》做了比较,她说,《欲望都市》表达的是爱情和性,我们则聚焦于妇女的自我觉醒和成长。她在接受法新社的采访时说,此剧源于成千上万中国妇女的生活。她说,中国近几十年来变化非常快,今天妇女面临的问题“与以往非常不同。她们不再只是围绕丈夫和孩子,她们有了更多自我发展的空间,她们面临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艰辛。”

欢乐颂

中国电视连续剧《欢乐颂》最近吸足观众眼球。(Public Domain)

 

就此,我们首先采访了原《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她说,她也在看《欢乐颂》,主要是想了解她女儿这一代人,她们的择偶观,朋友圈和生活方式:“我看了后好像对她们又多了一点了解。与我们这一代真的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她们真的没有经历过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运动,除了感情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压抑,她们也绝不会对人有防备,跟谁都能掏心窝子说话,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像我们做任何事情前思后想,仕途,复杂的人际关系,她们没有。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在一起,说做什么事情就一起去做了,我女儿还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单亲妈妈住在家里,叫“引进一个”,让自己独生女儿学习和别的孩子相处,学习包容他人。我们这一代人绝不会这么做事。所以我看完了《欢乐颂》以后,我就知道她们会这样生活,人和人在一起没有防备,也没有坏心眼,没有你整我,我整你。”

 

谢丽华女士说,这是《欢乐颂》中几个女孩子特别突出的地方。和50年代她们生活的跌宕和复杂的内心真的不一样。她说,欢乐颂中的这5个女孩年龄不算年轻,都在30岁上下,个性非常张扬。她接着说:“而我们这一代是被削过或者是被洗过脑,不会那么张扬,会篓着点。《欢乐颂》中的5个女孩不是这样,所以她们活得痛快,活出自己。好像她们也没有什么女权主义呀对她们有多大影响,因为她们从小就处于这个环境,你不用再给她们洗脑。这5个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她们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在仕途上也没有更多要求,就是活自己。她们之间也不是什么高风亮节,就是这样相处。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孤独,所以她们特别需要这么一个圈子,对这个圈子也非常爱护,能包容,也能喜欢。”

 

谢丽华女士说,她们父母这一代人在帮助别人时,可能认为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而年轻一代则不是这样:“她们天然,性情,看完后觉得这有点像西方观念和人与人的相处。我们年轻时被裹进很多的政治符号,对人有影响和束缚。她们都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到了她们好像是一个断代。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活自己,你无法以你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她们这些孩子。当然《欢乐颂》中的这5个女性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我接触的另一群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我接触的不少人还在为生活奔波。因此这不是政治上对她们的裹挟,而是生活上经济上对她们的影响,她们不能像《欢乐颂》中的几个中产阶级的女性活得那么自在。在城里的打工女也羡慕她们的生活,但打工女们无法住在这样昂贵的公寓里面。也许以前的电视剧《蜗居》更能反映这部分人的生活,为了生存奔波。在我看来,《欢乐颂》中的女性与西方大都市里的中产女性生活不相上下。”

 

《中国青年报》最近发表的有关《欢乐颂》的剧评说,《欢乐颂》中5个生活在上海的妙龄女郎,让人联想起近20年前“生活”在纽约的另外4个“大龄”女青年,也就是曾在美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中的专栏作家凯莉、律师米兰达、画廊经理夏洛特和公关经理萨曼莎。《中国青年报》的剧评称,细究起来,眼下中国的《欢乐颂》和1998年美国推出第一季的《欲望都市》,差的可不仅仅是20年的时间。

 

法新社的报道说,与美国的《欲望都市》不同的是,《欢乐颂》触及了以往不被中国人谈及的话题,包括两性关系,性爱和社会等级。其中一个画面和情节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那就是当邱莹莹的男友发现她不是处女而突然与她断绝关系,让深爱男友的邱莹莹泪奔。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简直不是个事,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欢乐颂》的女编剧袁子弹在接受法新社的采访时表示,剧中的5个女人通过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情调,从一个小小的视角反映了日益富裕的中国,而处女情结加剧了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今开放观念的冲突。她说:“我们进入了社会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处女情结是其中之一。”《欢乐颂》的观众多为女性,她们认为此剧反映了她们在生活,家庭和事业上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法新社的报道援引上海一位中产女性白领的话说,她无法理解也不能原谅把处女和初夜权看作是一切的人们。

 

那么,传统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到底对年轻人还有多大影响?原《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对此表示:“现在有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节目里就是说这一代人就不太在乎。每个人都要坦白自己有几段恋爱史,持续多长时间,好像女孩男孩都能接受。不过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有个男孩就公开宣布婚前不能有性关系,谈朋友的就要知道,这就是他的择偶条件和底线。的确有这样的人,说明了社会确实是多元化。《欢乐颂》里的邱莹莹,看起来单纯可爱,人们不会想到她有前边的恋爱史。我觉得这个也在变,和我们那一代还是不一样了。这不是绝对的,我们不再说中国男人很在乎处女,有些人是不在乎的。当然,中国社会对男人更为宽容,所以“非诚勿扰”上女的在选男的时,如果男人没有几段情史的话,就觉得他们不成熟,大家对此都坦然接受。当然男的也可以问女的,从性别上来讲,女人在这方面比男人更宽容。”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此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持处女情结的中国男人其实并不那么多了:“因为整个社会也在开放,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在某些中东和印度国家,可能比中国还严重。越封闭的社会越会有这样的要求。越开放的社会会逐渐淡化。现在年轻人婚前同居的很多,如果单纯追求处女情结,好多人可能就不符合要求了。我认为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没有那么严重。”

 

在美国的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她的看法:“我听到很多人说,如果你一定要找处女,那你去幼儿园排队好了。中国男人想找是处女的太太,而许多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差,女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失贞,中国的男人经常在心里拿处女作为选老婆的最高标准。当然也不全都如此。而在西方国家,是不是处女完全不是问题。话又说回来,男的是不是处男又有谁在乎?中国男人又希望女性浪漫,浪漫完又希望女性是处女,找老婆又是另一个标准,这就是福利享受完了,又要高标准严要求,对女性双重标准,不公平,现在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张菁女士说,说《欢乐颂》是美国《欲望都市》的翻版,其实不完全是,至少在性方面。她说,在美国,性解放有一个深厚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基础,去支持妇女独立或者是性开放,有深厚的法律依据。如果说在性开放的过程当中,受到任何侵犯和骚扰,那么法律会惩罚。可是在中国,这方面很薄弱,妇女在性开放的过程中很难受到保护。比如,男女开房时,如果男性是霸王硬上弓,一般不会受到惩罚。美国就不会。中国女性受侵犯的几率就高。因此不能只看美国性解放的程度,而看不到美国法律的完善和妇女自我觉醒的程度。

 

 

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离婚率正在稳步上升,去年北京大学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1980年后出生的人第一次性交年龄平均是22岁,1995年以后的则下降为17.7岁。

 

与美国的《欲望都市》相比,《欢乐颂》还展现出中国传统婚姻门当户对观念的一面,剧中人物父母对于子女择偶的干涉,让人大开眼界。曲筱绡和包奕凡的“富一代”母亲,都是“太后”脾气十足,亲自上阵以各种奇怪的方式去打探子女对象的情况。剧中其他两个年轻男性角色应勤和王柏川的父母,对于自家儿子的择偶也少不了指手画脚。

 

而在美国版的《欲望都市》中,4个单身女人的生活则完全是独立的,她们的家庭和家人,从来没有影响她们成年后的生活轨迹。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米兰达,身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最终找的终身伴侣是一名酒吧的酒保。阶层和收入的差异,没有阻挡两人的结合。

 

原《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对此评论说:“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现在都更加讲究门当户对,讲究家庭背景生活圈子,比原来更接受了,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时代,不管是真是假,还宣传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不同阶层的真不容易相互接受。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就是因为男友的家庭门不当户不对,而被朋友硬是拆散,到现在女儿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女孩父母也不后悔,说如果结婚以后万一出了问题,男方会分财产。因为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私人财产的概念,所以门当户对就更能接受了。习近平找彭丽媛还真就不是门当户对,是个典范,但彭丽媛确实有自己的实力,一点不亚于习近平,但这是个案。《欢乐颂》中也一样,都是找同一层次的,至少也是潜力股。在婚姻方面,还是经济杠杆起决定作用。”

 

不过,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门当户对这个观念在中国现在已不是特别严重。他说,当然少数人少数地区的有些家庭还会讲究门当户对。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人口流动性加大,人们打工创业,这样往往年轻人就不会讲究门当户对。也许两人会有某些缘分,或者有些共同爱好,理念,他们就能够走到一起,哪怕是短时间走到一起。

 

在美国的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在美国,夫妻门不当户不对也能成功,是因为经济独立,社会背景也没有遭到非议,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很小:“而且美国没有孩子一定要赡养老人的法律,孩子大了就搬出去。华人很多孩子啃老, 一个是传统问题,一个是经济基础问题。在中国,即使开始是两情相悦,到最后不门当户对还是不行。因为你还是要依赖家庭父母,经济上有紧密联系。我在大陆的朋友也是一开口就是某某家是干什么的,是什么背景。家庭不般配,一方会有压力和自卑感。”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欢乐颂》的粉丝通常都是女性,她们说,这部电视剧帮助她们在两性关系和工作中更加自信。27岁的北京媒体工作者程丽说:“这部剧向我们传达的讯息是,女性不应该仅仅为了取悦男人而放弃一切。”她说:“剧中人物的生活都基于普通女性,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欢乐颂》显然更富戏剧性,这正是它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的原因。”

 

原《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最后表示,《欢乐颂》里面的女性一是颜值很高,二是她们每个人的感情生活都不一样,你从她们身上都可以找到现在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影子。所以即使生活环境不一样的人也能从中找到对应和共鸣。故事编得挺引人入胜,演员演的也比较好。但谢丽华女士同时认为,现在中国不少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属于不看电视族,现在看电视的大概主要还是一老一小这两个群体,小的追儿童节目,老的就消磨时间。打工族晚上没事了看的也多。《欢乐颂》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或者海归在看,还真说不清楚。

 

刘开明 胡星斗 张菁谈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

RFA 梒青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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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忘记6000多万中国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和他们令人堪忧的生存状况。大家知道,因为父母要去城里打工,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被留在农村跟老人一起生活或干脆无人照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数量高达6100万,约占农村16岁以下儿童总数的40%,他们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缺乏父母的身心关爱,以及人身安全等诸多问题。

首先,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农村学校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偏远农村学校的招生人数一直在迅速下滑。为中国农村不断减少的人口服务的小型学校被称为“麻雀学校”,这种学校现在可谓难以为继。

据参考信息网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四川省酉阳县的山区一幢破败的建筑物内,乡村教师杨进华下定决心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尽管他只有两名学生。现在,他不得不既给剩下的两名学生当老师,又给他们当厨师和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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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之前,中国人口中有85%以上是农村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腾飞,沿海地区开办了很多工厂,政府也解除了对公民居住地的限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数亿民众涌入城市。1982至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1%升至56%。至2016年末,中国大约有1.69亿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2001年,为了应对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和愈发冷清的农村学校,中国政府决定关闭偏远农村学校,将资源向城镇学校集中。在之后的几年中,农村学校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的数据显示,2000至2015年,中国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农村小学(总数超过30万所)被永久关闭。

对那些被留在农村的中国留守儿童而言,这意味着接受素质教育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农村的学校中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在教育上的劣势很大。城市学生中有70%会读高中,而农村学生中的这一比例还不到10%。报道称,对一些留守儿童而言,离家最近的学校通常也要步行数小时,而且还不提供校车,这让他们根本无法上学。想要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不得不选择在学校寄宿,但学校条件艰苦,基础设施也很不完善,住校生的一日三餐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由于学校数量很少,很多学校都人满为患。

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评论说:“留守儿童在国内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国家以前的统计数据是有6700万留守儿童,再加上随父母进城的可能有一个亿。最近又调整说只有700万,主要是把留守儿童年龄降低,且父母有一方在家的就不算留守儿童,这样就把数字降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背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村打工潮,中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8亿,城市基层劳动者基本以农村人为主体。而中国的户籍制度,或者说城市的福利分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把子女带在身边,孩子只能留在家乡由老人带或一个父母带。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学校减少有关,许多农村小学被关闭,很大原因与农村凋敝和被放弃有很大关系,而且农民工不仅进入大城市,也在向当地县城集中,老师也不愿到农村去,导致农村小学关闭。”

刘开明先生表示,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严峻的社会问题,治安问题。他说,这些孩子从小没人管,厌学辍学的现象很普遍。包括留守女童被性侵害也很普遍。有调查说有超过一半的留守女童被性侵害。许多留守儿童有心理问题。

对留守女童遭受性侵问题,纽约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举例说,一个老年男性性侵农村女童被人偷拍下视频,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她说,中国留守女童遭性侵问题仍然在不断发生。

张菁女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农民工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一个弱势,悲惨的群体。她说:“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钱从哪来?都是靠赚廉价劳动力的钱。农民工子女没有受教育和享受福利的权利,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害苦了农民工,也让几千万留守儿童遭受苦难。首先,他们可能有心理障碍,智力发展滞后,缺乏关爱,性格固执任性,自卑自大,在社会上交往迟钝,行为不良,逆反心理强。他们到了城市,就可能变成罪犯。”

多年前,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起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城市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是一代农村子弟的真实写照。不得不承认,农村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仍要通过教育途径,实现鱼跃龙门的跨越。

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在身边言传身教的关爱,受到的精神创伤确实不容忽视。贵州省毕节市曾发生过两起轰动全国的悲剧事件。2012年11月,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这5位少年是堂兄弟,他们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2015年6月,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用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个孩子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5岁。事后,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以及小学的校长都受到了处罚。中国的公众舆论则从这些悲剧事件中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中国,长期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与心理疾病一直被人们所低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2015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15%的留守儿童——约有900万人——在一年里见到父母的次数不足1次。30%的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安全是留守儿童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这些从小缺乏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在长大后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非常著名的黑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留守儿童问题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关系到城乡关系的互动,是否能有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怎样使得留守儿童不会仇恨社会,不会仇恨城市。留守儿童不仅是家庭之爱缺失,还有社会关爱的缺失。当然,伴随现代化的大潮,留守儿童是必然现象,但是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做什么,我想应当非常多。”

第一,胡教授说,是政府要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承担起责任。一方面农村学校大量消失,有其必然性,但能不能让这些留守儿童到城里去上学,或到较远的地方住校上学;可能上不起的,政府应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第二,在偏远的农村能不能安排校车接送。从社会层面,也应当有关爱组织机构,包括关爱孤独老人和城市的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的正规发展。胡教授说,城市的年轻人也可以参与到农村义务教育中去,帮助这些留守儿童。从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活等方面帮助他们。

所以,胡星斗教授认为:“整个社会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当然关键还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将这些留守儿童拉下,不能在经济竞赛中把他们甩出去。政府也应当平衡城市与农村的投资,不能把主要的经费都投向城市。”

纽约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对于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找工作的方式,多在乡下建工厂,由政府资助和鼓励。一些非洲国家也是这样做的。还有,留守儿童到城市要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建立完善的保护儿童法,这应该由政府国务院来统筹解决。这么多年,留守儿童问题仍然突出,没有新举措,官员忙着贪腐,不把留守儿童问题放在心上和日程上。留守儿童这样长大后,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心痛和担忧。“

有人批评说,今年5月份, 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中国将提供一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子弟和留守儿童上学的基本权利却都无法保障。对此,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说:“我们认为政府在对外投资上非常慷慨,在对内民生上过于吝啬,教育资源紧缺,也不只是局限于留守儿童。上海孩子要进幼儿园也是争破头,很困难,我们所在的深圳问题也很严重。对贫困家长来说,费用很高。我们能不能把税收一部分拿出来帮助?因此不仅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城市发达地区也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大把往外撒钱的时候,不要忘了中国的老百姓,和几千万的留守儿童。”

刘开明先生说,留守儿童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与政府认为城市只需要劳动力,不需要人这个大政策有关。他说:“我们认为,父母在哪里工作,孩子就应当在哪里上学,教育资源的分配就应当随着父母孩子来分配,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我们的公共资源向教育的倾斜太少,对农村就更少,就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目前中国应当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国内,放在贫困地区,放在农村,放在青少年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上面,以及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方面。他说:“这方面与城市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要忘记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只看大城市的繁华,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甚至许多基础设施比发达国家还先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差距巨大,不像西方国家是城乡一体化。”因此,胡教授说,无论是着眼国际还是中国国内,都必须深刻了解目前中国的国情,即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过去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也还是初级阶段。他说,你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走一走,你就看到很多地方仍然很贫困,与非洲差不多。实际上这样说还侮辱了很多非洲国家,因为很多非洲国家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些在中国还做不到。

所以,胡教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发展经济主要应依靠拉动内需,依靠在国内的投资。国外投资不是不要,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需要,但是中国这么大,中国要能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这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他接着表示:“贸易的自由化,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也可以去推动,做领头羊,但中国对在国外的投资要慎之又慎。从过去1、20年的投资经验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是失败的。我们应当把更多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上。”

当然,胡教授说,他也认识到,农村一些学校现在人数越来越少,村庄合并,因此学校也要合并,这个趋势可能难以阻挡。但他同时强调说:“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可以保证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也就是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孩子随父母一起,在城市接受教育。鼓励住校,且全部费用应当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做这些事情可能成本较大,但这是值得的。因为现在多建一个学校,就多挽救一名留守儿童,不要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一个潜在的犯罪人员,也就是说,为未来社会少建很多监狱。因为,受不到关爱的留守儿童,他们从小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很多长大了会仇视社会,仇视城市。所以政府有义务来做这些事情。”

 

 

胡星斗: 新公民运动案呼吁书

2013年12月以来,“新余三君子”案开庭;许志永案、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也都移送检察院;王功权认罪,且认罪录像可能在中央台播放。为给三中全会让路而一度沉寂的新公民运动系列案,至此正式启动。

这将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系列政治案件,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新公民运动案。让王功权回家,让许志永回家,让郭飞雄回家,让所有因争取公民权利而失去自由的公民回家,这不是祈求,而是基于天理的律令。需要用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声音,来一起呐喊!

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尽一分心力。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尽一分心力。来尽一分心力。

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尽一分心力。

 

 

在中国做慈善几乎等同于犯罪

作者: 胡星斗

目前,中国的慈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隶属于政府的,民间想独立地做点慈善几乎比登天还难。有关规定要求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挂靠到政府部门,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接纳,那么你的机构就是非法的;因此,山东寿光“爱心义工”组织被解散,数百人无法继续他们的慰问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等善举;广州大塘义工发展中心有6千多义工,快10年了但还没有合法身份;中国爱眼协会长期不能注册,2005年起诉卫生部,但被驳回;深圳外来工协会是打工者互助的机构,因无法注册而被强制解散;深圳龙岗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的负责人被人砍成重伤;“番禺打工族”也是为打工者义务服务的机构,可只能工商注册,而且常常因为参与维权而被警示;香港乐施会在中国大陆广泛开展扶贫工作,但大学生被有关部门告诫不得参与其中的活动。在中国做慈善几乎等同于犯罪,民间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似乎是“敌对分子”。

某慈善家收养了100多个孤儿、残疾人,但地方当局不支持他,打压他,以至于拆迁他的房产,弄得他家破人亡;著名的艾滋病患者服务机构“爱知行”长期被打压;帮助学子就业的寒窗阳光基金还未正式成立即被调查;某大学教师一听说“慈善家”机构,马上说“太敏感”,不能让学生参加;做慈善、关心公共利益、甚至保钓(保卫钓鱼岛)人士都经常遭遇讯问、监视;李连杰的壹基金是挂靠在官方的红十字基金会下面的基金,最近李连杰承认壹基金可能无法继续下去。有人说:“中国人做慈善是允许的呀,你可以把钱捐给官方的基金会!”但是官方的基金会如同国有企业(官有企业)一样,由于产权不明、责任不清、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治理结构不科学,而导致信用丧失、品牌贬值、管理粗放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及管理费提成过高、捐款滥用、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以至于普通国人都不信任官办的基金会,不愿意捐款给他们。相反,在发达国家,为了确保事业的可持续性,私人慈善机构绝大多数都格外珍惜其名声、品牌,他们的管理费提成比例也不到中国国有慈善基金会的一半。

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一般都不由政府来做,几乎是纯民间的事情。美国有慈善组织120万个,高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者)的捐款比例高达98%,市长都是义工,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甚至有的城市的警察也是由志愿者组成的;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一方面是自利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利他的志愿者精神,是两个轮子驱动的国家;澳大利亚全国18岁以上人口中有约三分之一是志愿者;英国约有半数的国民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民间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统称NGO)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NGO体现了现代公民的奉献精神和灵魂的升华,是国民的公共意识、关怀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的结晶。而像中国这样,视NGO如猛虎,把民间慈善、民间公益当作潜在的犯罪,将最终导致社会良知的彻底泯灭、道德的进一步沉沦。不良制度的最大祸害正是全民的道德沦丧。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