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携程亲子园”体罚儿童惹争议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上海携程亲子园最近被揭发出来的监控视频片段,令中国网民一片哗然,海内外媒体也跟进作了报道。事件起因是,有携程亲子园的家长发现子女受伤,于是要求公开园内的监控视频。根据在网上传开的视频,一名幼师将一名幼儿的书包摔在地上,又一下子推搡小女孩,使她的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随后,还有视频显示,携程亲子园用让幼儿“吃芥末油”惩戒这群不超过3岁的孩子。有家长在视频里哭诉,“半个小时就喂了孩子半管芥末油”,“一个小时就拉了6次,10分钟就拉一次!”一位王姓家长表示,“就随机挑了一天的监控,但结果令人震惊。”随后,家长们进一步发现了亲子园从今年8月份开始的涉嫌虐待行为:孩子被喂食芥末;小孩被推撞、殴打;用消毒水喷小孩;不让小孩吃饭;不替腹泻多次的小孩换尿布;喂食安眠药;天气寒冷时把女孩裤子扒光罚站等等。

携程方面在举行与家长的沟通会时,幼儿园当事人一度跪地道歉。家长要求追讨学费,并不排除打官司追究当事人责任。上海长宁警方已控制涉事的4名工作人员,其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11月14日,园方主要责任人郑某(女)被警方刑拘。携程前人力资源副总裁施琦和现任人力资源副总裁冯卫华已停职接受调查。

本台记者打电话到携程总部,无法接通。

中国资深媒体人,河北教师朱欣欣老师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过去也有很多幼儿园,却很少听到这样的报告,为什么?朱老师说:“可能当时没有互联网,有些事情没有报道出来。另外据我观察,过去的幼儿园虐待孩子的现象也不普遍。我的妻子曾经当过20年的幼儿教师,那时是80年代初,幼儿园的管理很严格,传统上既严格又呵护。当时招幼师要经过严格考核,孩子长大成人后还对幼儿园老师念念不忘。当时幼儿园老师考核评比也比较规范,加上当时社会风气也不一样,不象现在一切向钱看,商业气味浓厚。”

不过,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而携程亲子园这次发生的虐童现象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近年发生的十宗幼儿园严重虐童事件:
•    2010年:江苏兴化板桥幼儿园,有教师用电熨斗烫伤7名儿童;
•    2011年:山西一家早慧幼儿园,一名4岁男童遭老师用锯割手腕;
•    2012年: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有女童因不会功课,十分钟被打了几十个耳光;
•    2012年: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有女教师被揭发出有数百张虐童照,包括把小孩扔进垃圾桶、用宽胶带封嘴、铁筒罩头的照片、强迫幼童亲吻、幼童跳舞脱裤子等等;
•    2012年:上海杨浦区某双语幼儿园女童下体被放置豆粒;
•    2013年:河北燕郊幼儿园老师用针扎幼儿、用刀威吓幼儿、逼幼儿喝尿、逼幼儿吃老师鼻屎等;
•    2013年:山东济宁市机关幼儿园有教师踢伤孩子生殖器;
•    2013年:黑龙江双鸭山金宝贝幼儿园,有老师把孩子踢到半米远,并有小孩一日内被重打4次;
•    2014年:山西两所幼儿园为了避免幼童生病不上学不交学费,未经家长同意,违规长期给幼儿服用“病毒灵”;
•    2016年:河北省文安县一家幼儿园老师,用大头针刺伤及恐吓4名幼儿。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中国托幼园所虐待孩子的现象严重,而有些老师并不认为是虐待,而是觉得是要从小管好孩子。她说:“中国幼师素质比较差。幼儿受到伤害,芥末吃了没有皮肉伤,但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这会影响孩子一辈子。中国幼师在这方面受到的教育很差,导致她们互相交流整治孩子。”

这次携程亲子园虐待儿童的事件被曝光之后,有一位网友提出三个问题:一、到底是什么样的选拔机制可以让这样低素质的人直接上岗?二、到底是什么样的管理可以让上了岗的幼教老师这样的肆无忌惮,连对他人生命基本尊重的道理都没学会?三、又到底是怎样的“政治文化”可以让这样的教育机构死灰复燃?还有一位网友说,一个不负责的政府机构,办了一个不合格的早教园,用了一帮不称职的幼教教师。如果这次事件没有揭露,则若干年之后,这批从小经受身心伤害,心理受到扭曲孩子的长大,真不知道会对家庭社会对国家带来多大危害!

分析中国大陆托幼园所虐待孩子事件频发的原因,中国资深媒体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认为有多方面的因素。他说,从中国整个教育状况来看,受社会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学校也一样,缺乏一种专业精神,只为了钱,没有对事业的热爱:“作为一个幼儿教师,越小的孩子越需要老师的爱心和耐心,同时还要有一个事业心,对工作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现在人们是怎么挣钱怎么来,不是结合自己的能力和爱好,而且普遍缺乏职业精神,干什么不爱什么,不钻研什么,这很可怕。幼儿教师很多人抱着临时的思想,急功近利,不可能做好工作。”

其次,朱老师说,用人单位也有问题,比如为了节约开支,给幼儿教师的工资少,待遇低,教师素质也就会大打折扣。第三个原因,朱老师说,是国家对幼教的投入也比较少,他说:“国家应当有优惠政策,多多扶持。因为儿童教育不仅仅是父母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几届政府只考虑政绩,没有把教育作为一个千秋万代百年树人的事业来做,只抓经济项目,抓赚钱的项目和形象工程,因为教育投入时间长,不能立竿见影。所以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和困难,就在于中国的教育,因为中国自49年建国后形成文化断裂,中国的教育和世界文明也不能接轨。”

第四个原因是政治权力问题,朱欣欣老师说,教育没有独立和自主权。他说,中国的学前教育现在都是所谓市场化,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中去,政府没有很大投入,管理也不规范,而是推给社会。又因为学前教育牵扯不到升学率,也不会影响当地的政绩,这一块就属于放任的地方。但开办幼儿园又手续烦杂,政府控制你查你,处处设卡,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服务性的政府。

那么,作为一个幼儿教师,有爱心和耐心难道不是起码的人格素质吗?有网友说,如果是个别现象还可以理解,比如家长雇佣私人保姆到家里,有的会装置摄像头,有时会拍到保姆虐待孩子的录像。但携程亲子园的幼教们,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参与到了虐待孩子的行动中,还互相交流经验,她们的爱心到哪里去了呢?

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谈了他的看法,在刘开明先生看来,幼教虐待儿童其实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早教这个领域,政府管理非常严格,一个普通人做不了,象携程这么大的公司,也做不了一个早教中心,反而是妇联下面的一个小部门可以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与过去几十年毛泽东时代不一样,那时每个企业都可以办托儿所,现在的所谓政府监管反而是约束,这是问题关键。第二个问题,这个幼儿园收费那么高,但幼儿老师的工资很低,她们从这份工作中没有得到一份职业的自豪感,你再让她重视自己的工作,可能会很难。这个早教中心有10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个月要交2000多块钱,一个月这个中心就有至少20多万元的收入,但只雇了四个老师,工资非常低,一个月每个老师只有3000多块钱,大量收入都被有关部门拿走了,这是一个很大原因。”

第三个问题,刘开明先生说,就是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尊重和重视儿童的传统。他说:“其实,哪个家长没有打过孩子?但中国的家长是可以自己打,自己骂,但不允许别人打别人骂。那你把孩子交给了别人,实际上老师和家长在家里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监管人的角色。”刘开明先生说,这三个原因都是导致幼儿园出现问题的重要因素。他说,如果监管部门能够给予办早教中心和幼儿园的空间,允许市场竞争,比如自己办,那就可以请到最好的老师。而如果一个幼儿教师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就会很重视这份工作,不会轻易去欺负孩子。我们常常看到保姆虐待老人虐待孩子,但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有一个很高薪的保姆虐待她或他的服务对象,包括老人或孩子。如果幼教老师薪水比较低,对薪水不满意,但在劳务市场就是这样,又没有办法,一肚子怨气,那怎么办?最后就泄到孩子身上。

刘开明先生说,他家也雇佣了保姆,一个月包吃住还给7500块钱工资,保姆对孩子就很好,因为她很重视这份工作,我们给她的工资超过市场价一倍,所以她就会重视孩子,不可能去打孩子:“再说携程早教中心,一个月收入至少25万,如果能拿出10万块钱请10个幼教,每个人一万块钱,那么肯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大家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每两个人带20个孩子,每个人一个月一万块钱的薪水,在上海就有竞争力了,也就有一种职业自豪感,重视这份工作,就不会有问题。”

随着事件的曝光,舆论开始聚焦上海携程亲子园的合法性。上海携程亲子园是中国最大的旅行网站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育点,委托上海市妇联管辖之下的《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今年约有100名学生,每班25人。

《现代家庭》杂志社、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张葆葆坚持有关幼托所“符合规定”、“具备相关资质”,是通过相关网站、面试筛选相关工作人员,岗位描述为“带领1岁半-3岁宝宝托班活动”,年薪4万到5万元,该招聘除一句“正规院校幼师优先录取”外,对教师的资质没有丝毫要求。张葆葆承认有时候保洁员也会介入班级管理。

携程旅行网首席执行官(CEO)孙洁通过内部电邮向家长及孩子致歉,称获悉亲子园教师严重失职情况,令她“震惊”、“揪心”,强调会与家长、警方追责到底。

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11月16日公布了对“携程亲子园事件”的调查情况,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伤害儿童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据中国媒体报道,携程亲子园的家长带小孩到医院就诊,发现这些小孩除了皮外伤外,一些孩子还出现咳嗽、拉肚子等毛病,甚至有的儿童被确诊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精神问题。中国相关媒体援引一位孩子受到虐待的家长赵先生的话说,孩子入园后半夜经常会哭醒。他说:“我孩子今年3岁多,是今年4月入的园,待到8月底。我的孩子晚上睡觉就会突然惊醒,夜里大哭。我们一开始以为她是正常的分离焦虑,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们问孩子有没有‘喂你吃过什么东西’。我们把芥末瓶子拍给孩子看,她说‘这个老师让我吃过,抹在我脸上,辣辣的不要’”。

那么,0到三岁受到虐待的孩子,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我们就此采访到广州康宁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詹春云大夫,詹大夫认为,教师的虐待行为,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和影响:“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成年以后出现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都可以从幼年经历的某些事情找到根源,特别是对身心有摧残作用的事件。因为小孩子的很多认知和观念的形成是逐步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后会有一系列反应,比如不安全感,感到危险,这会带来很多其它问题,包括焦虑,会延续和影响到成年以后,甚至会去虐待小动物,虐待家人,因为他们认为,可能虐待才是正常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不好的行为会传递。“

詹大夫说,涉嫌虐待儿童案件的幼教也涉及到心理问题,因为0到3岁的孩子没有反抗能力,也没有能够告诉家长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幼教虐待孩子的心理更多是因为自己心理上有问题:“比如她们自己的生活有很大压力,自己情绪不稳定,或认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理会失去平衡,心灵会扭曲,孩子就可能变成她或他迁怒的对象和发泄不满的途径。加上孩子不会反抗也不会告诉家长,就选择这个渠道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通过虐待孩子来泄愤和平衡自己。”

当被问到携程亲子园教师一起虐待孩子,大家还交流经验,这又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詹大夫表示:“这说明她们胆子更大,但其实还是一种隐蔽性的行为,她们只是觉得在自己的圈子里说和做是没有问题的,没有想到会通过其它途径暴露出去。其实这些幼教做这些事情还是偷偷摸摸地做。”

詹大夫说,要防范这些问题,应当有严密监控,比如装闭路电视,另外心理教育也很重要。如果老师没有心理扭曲和情绪上的严重问题,一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人有爱心保护弱小也是一种本能,比如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孩子很可爱,你会想去逗逗他。幼师之所以虐待孩子,是心灵的扭曲或者遭遇不公平的待遇,需要去发泄自己,如果认为发泄途径又安全,就去做了。”

詹大夫说,在如今竞争激烈的时代,各方面差别和悬殊很大,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会比较多。作为幼教和早教老师,更需要有更平和更健康的心理,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他说,小学老师还不一样,因为小学生会说出来。因此幼教机构应当更重视员工的心理状态,多做工作,如果发现员工情绪方面有问题,或者经历了某些特殊的事情,应当帮助他们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这样发生虐待儿童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

刘开明 胡星斗 张菁谈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

RFA 梒青采访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m0609women-06082017144354.html

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忘记6000多万中国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和他们令人堪忧的生存状况。大家知道,因为父母要去城里打工,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被留在农村跟老人一起生活或干脆无人照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数量高达6100万,约占农村16岁以下儿童总数的40%,他们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缺乏父母的身心关爱,以及人身安全等诸多问题。

首先,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农村学校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偏远农村学校的招生人数一直在迅速下滑。为中国农村不断减少的人口服务的小型学校被称为“麻雀学校”,这种学校现在可谓难以为继。

据参考信息网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四川省酉阳县的山区一幢破败的建筑物内,乡村教师杨进华下定决心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尽管他只有两名学生。现在,他不得不既给剩下的两名学生当老师,又给他们当厨师和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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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之前,中国人口中有85%以上是农村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腾飞,沿海地区开办了很多工厂,政府也解除了对公民居住地的限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数亿民众涌入城市。1982至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1%升至56%。至2016年末,中国大约有1.69亿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2001年,为了应对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和愈发冷清的农村学校,中国政府决定关闭偏远农村学校,将资源向城镇学校集中。在之后的几年中,农村学校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的数据显示,2000至2015年,中国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农村小学(总数超过30万所)被永久关闭。

对那些被留在农村的中国留守儿童而言,这意味着接受素质教育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农村的学校中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在教育上的劣势很大。城市学生中有70%会读高中,而农村学生中的这一比例还不到10%。报道称,对一些留守儿童而言,离家最近的学校通常也要步行数小时,而且还不提供校车,这让他们根本无法上学。想要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不得不选择在学校寄宿,但学校条件艰苦,基础设施也很不完善,住校生的一日三餐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由于学校数量很少,很多学校都人满为患。

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评论说:“留守儿童在国内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国家以前的统计数据是有6700万留守儿童,再加上随父母进城的可能有一个亿。最近又调整说只有700万,主要是把留守儿童年龄降低,且父母有一方在家的就不算留守儿童,这样就把数字降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背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村打工潮,中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8亿,城市基层劳动者基本以农村人为主体。而中国的户籍制度,或者说城市的福利分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把子女带在身边,孩子只能留在家乡由老人带或一个父母带。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学校减少有关,许多农村小学被关闭,很大原因与农村凋敝和被放弃有很大关系,而且农民工不仅进入大城市,也在向当地县城集中,老师也不愿到农村去,导致农村小学关闭。”

刘开明先生表示,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严峻的社会问题,治安问题。他说,这些孩子从小没人管,厌学辍学的现象很普遍。包括留守女童被性侵害也很普遍。有调查说有超过一半的留守女童被性侵害。许多留守儿童有心理问题。

对留守女童遭受性侵问题,纽约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举例说,一个老年男性性侵农村女童被人偷拍下视频,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她说,中国留守女童遭性侵问题仍然在不断发生。

张菁女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农民工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一个弱势,悲惨的群体。她说:“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钱从哪来?都是靠赚廉价劳动力的钱。农民工子女没有受教育和享受福利的权利,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害苦了农民工,也让几千万留守儿童遭受苦难。首先,他们可能有心理障碍,智力发展滞后,缺乏关爱,性格固执任性,自卑自大,在社会上交往迟钝,行为不良,逆反心理强。他们到了城市,就可能变成罪犯。”

多年前,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起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城市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是一代农村子弟的真实写照。不得不承认,农村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仍要通过教育途径,实现鱼跃龙门的跨越。

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在身边言传身教的关爱,受到的精神创伤确实不容忽视。贵州省毕节市曾发生过两起轰动全国的悲剧事件。2012年11月,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这5位少年是堂兄弟,他们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2015年6月,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用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个孩子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5岁。事后,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以及小学的校长都受到了处罚。中国的公众舆论则从这些悲剧事件中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中国,长期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与心理疾病一直被人们所低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2015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15%的留守儿童——约有900万人——在一年里见到父母的次数不足1次。30%的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安全是留守儿童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这些从小缺乏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在长大后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非常著名的黑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留守儿童问题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关系到城乡关系的互动,是否能有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怎样使得留守儿童不会仇恨社会,不会仇恨城市。留守儿童不仅是家庭之爱缺失,还有社会关爱的缺失。当然,伴随现代化的大潮,留守儿童是必然现象,但是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做什么,我想应当非常多。”

第一,胡教授说,是政府要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承担起责任。一方面农村学校大量消失,有其必然性,但能不能让这些留守儿童到城里去上学,或到较远的地方住校上学;可能上不起的,政府应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第二,在偏远的农村能不能安排校车接送。从社会层面,也应当有关爱组织机构,包括关爱孤独老人和城市的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的正规发展。胡教授说,城市的年轻人也可以参与到农村义务教育中去,帮助这些留守儿童。从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活等方面帮助他们。

所以,胡星斗教授认为:“整个社会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当然关键还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将这些留守儿童拉下,不能在经济竞赛中把他们甩出去。政府也应当平衡城市与农村的投资,不能把主要的经费都投向城市。”

纽约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对于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找工作的方式,多在乡下建工厂,由政府资助和鼓励。一些非洲国家也是这样做的。还有,留守儿童到城市要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建立完善的保护儿童法,这应该由政府国务院来统筹解决。这么多年,留守儿童问题仍然突出,没有新举措,官员忙着贪腐,不把留守儿童问题放在心上和日程上。留守儿童这样长大后,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心痛和担忧。“

有人批评说,今年5月份, 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中国将提供一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子弟和留守儿童上学的基本权利却都无法保障。对此,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说:“我们认为政府在对外投资上非常慷慨,在对内民生上过于吝啬,教育资源紧缺,也不只是局限于留守儿童。上海孩子要进幼儿园也是争破头,很困难,我们所在的深圳问题也很严重。对贫困家长来说,费用很高。我们能不能把税收一部分拿出来帮助?因此不仅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城市发达地区也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大把往外撒钱的时候,不要忘了中国的老百姓,和几千万的留守儿童。”

刘开明先生说,留守儿童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与政府认为城市只需要劳动力,不需要人这个大政策有关。他说:“我们认为,父母在哪里工作,孩子就应当在哪里上学,教育资源的分配就应当随着父母孩子来分配,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我们的公共资源向教育的倾斜太少,对农村就更少,就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目前中国应当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国内,放在贫困地区,放在农村,放在青少年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上面,以及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方面。他说:“这方面与城市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要忘记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只看大城市的繁华,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甚至许多基础设施比发达国家还先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差距巨大,不像西方国家是城乡一体化。”因此,胡教授说,无论是着眼国际还是中国国内,都必须深刻了解目前中国的国情,即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过去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也还是初级阶段。他说,你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走一走,你就看到很多地方仍然很贫困,与非洲差不多。实际上这样说还侮辱了很多非洲国家,因为很多非洲国家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些在中国还做不到。

所以,胡教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发展经济主要应依靠拉动内需,依靠在国内的投资。国外投资不是不要,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需要,但是中国这么大,中国要能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这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他接着表示:“贸易的自由化,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也可以去推动,做领头羊,但中国对在国外的投资要慎之又慎。从过去1、20年的投资经验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是失败的。我们应当把更多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上。”

当然,胡教授说,他也认识到,农村一些学校现在人数越来越少,村庄合并,因此学校也要合并,这个趋势可能难以阻挡。但他同时强调说:“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可以保证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也就是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孩子随父母一起,在城市接受教育。鼓励住校,且全部费用应当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做这些事情可能成本较大,但这是值得的。因为现在多建一个学校,就多挽救一名留守儿童,不要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一个潜在的犯罪人员,也就是说,为未来社会少建很多监狱。因为,受不到关爱的留守儿童,他们从小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很多长大了会仇视社会,仇视城市。所以政府有义务来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