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菁:從伊朗女權運動看中國女權處境

作者: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                                                           2025-12-04

 

 

(根據張菁應邀在中國行動X-Space關於伊朗反對派運動話題討論會上發言整理而成。)

 

 

1979年以前,尤其是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婦女權利運動取得了顯著進展。婦女獲得了受教育權、選舉權以及家庭內部的法律保護,包括關於離婚和子女監護權的更公平的法律。然而,隨著1979年伊斯蘭革命和霍梅尼的崛起,局勢發生了劇變。 1967年的《家庭保護法》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強制佩戴頭巾和嚴格的公共服裝規範等新規定。因此,婦女的權利受到限制,社會地位急劇下降。

 

2006年,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伊朗婦女團體發起了「百萬簽名」運動,要求廢除歧視性法律。根據伊朗刑法,在公共場合不佩戴「伊斯蘭頭巾」屬於刑事犯罪,可處以罰款或監禁。

 

伊朗已經有數十年促進婦女權利的運動歷史。但直到自2014年前後,女權人士才找到一個共同的反抗突破點,並正式發起反對強制佩戴頭巾的運動。 2014年一項與政府相關的調查,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政府不應幹預此事。

 

伊朗的女權陣線與世界各地的女權一樣,也有不同流派:即世俗女性主義與伊斯蘭女性主義,她們有各自的觀點角度,在現實社會中對女權的詮釋不同。「世俗女權主義者」強調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傾向基於男女平等原則和人權視角來爭取女權,強調公民平等,包括政治領域、勞工權利和教育領域的平等;而「本土女權主義者」則主張透過重新詮釋伊斯蘭教義和傳統來提升女權主義,認為伊斯蘭教並非天生父權制。她們力求在伊斯蘭框架內實現女性主義目標,並運用有時被稱為「動態解讀」的伊斯蘭教法。 儘管女權主義者們存在分歧,但個團體已表明,她們能夠為改善婦女狀況的共同目標而合作,合作共贏。

 

 從沉默到反抗:“女性、生命、自由”

 

2017年12月,維達·莫瓦赫德站在站在德黑蘭市中心革命街(Enghelab Street)的一個配電箱上,默默地揮舞著一條白色頭巾,這一舉動將這一問題推向了政治風暴的中心。她的勇敢行為激勵了「恩格拉布街女孩」的出現。

 

1979 年 3 月 10 日,在德黑蘭,一群女性抗議者在男性的保護下遊行,反對戴面紗。貝特曼檔案/蓋蒂圖片社。

 

 

儘管數十年來女權主義者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但直到2014年左右,她們才找到一個共同的焦點:反對強制戴頭巾的運動。 2017年12月,維達·莫瓦赫德(Vida Movahed)站在革命街的一個配電箱上,默默地揮舞著一條白色頭巾,這一舉動將這一問題推向了政治風暴的中心。她的勇敢行為激勵了「恩格拉布街女孩」運動。

 

2022年9月,瑪莎·吉娜·阿米尼(Mahsa Jina Amini)在“道德警察”的拘留期間死亡,這場運動達到了高潮。婦女和女孩們走上街頭,高喊「女性、生命、自由」的震撼畫面贏得了全球的聲援。伊朗當局則以殘酷鎮壓回應,導致500多名抗議者被非法殺害,並利用性暴力壓制異議。

 

在國際局勢日益緊張、美伊兩國頻繁唇槍舌劍之際,伊朗政權找到了一個「合法」的藉口,對婦女解放運動進行更嚴厲的鎮壓。 2025年即將結束,伊朗婦女權利運動仍未取得任何顯著進展。據聯合國稱,儘管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但近年來伊朗對婦女的鎮壓卻有增無減。

圖片轉載自IRAN HRM.。

圖片轉載自網絡。

 

 

比較中伊兩國女權的困境:

 

儘管伊朗和中國的女性都面臨著世界上最專制的政權壓迫,但中國的情況在國際代表性和基層生存方面更面臨著獨特的挑戰。換句話說,伊朗政府藉著信仰和法律,明目張膽的傷害、性暴力,甚至直接處死女權主義者;而中國政府則因自行法律不能自掐,只能巧妙利用謊言欺騙國際社會,以國家的力量來扭曲、抹黑、攻擊女性主義者,在國際國內不同層面,全力剝奪她們發聲的權利,並取代她們的話語權,直到把女權空間壓縮到極限小。

 

主要從三個方面來看:

 

a,  中國壟斷了國際話語權

 

在聯合國等國際舞台上,關於中國女性權利的話語權被政府和官方認可的組織嚴格壟斷,其中最有效和系統壟斷機構是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

 

突出的例子還是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她連任多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促進女孩和婦女教育特使。儘管她身分顯赫,但她對中國基層婦女權利運動的代表人物和核心訴求卻始終保持沉默。在她的公開露面中,她從未提及那些定義當今鬥爭的最具系統性的案例——例如徐州被拐賣、強姦、虐待的「鎖鏈女」案、唐山餐館群毆傷害女性事件,以及中國農村婦女令人震驚的自殺率(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在世界上同類群體中最高)等等。

 

彭麗媛和中國官方主導的團體包括NGO組織,實際上劫持了女性的話語權。她們向世界精心打造了一個「光鮮亮麗」的中國支持女權的假象,掩蓋了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等權利遭受嚴重不公的現實,以及倡導女權主義者所面臨的真正危險。

 

b, 中國系統性消除女權訴求

 

除了制度上打壓、替代草根女權的聲音,政府還利用法律武器壓制女權訴求,在很多#Metoo訴訟中,絕大多數都是提控方的女性受挫敗,尤其是有女權人士支持的案件。

同時出動由政府資助的龐大且有系統的網路水軍部隊,在網路世界扭曲、嘲諷、攻擊女性主義觀念,並對女權活動人士發動個人羞辱和威脅。由於完全缺乏媒體和社會支持(中國只有受政府控制的媒體才有生存空間),女權主義者被迫在狹小、孤立的網路圈子裡「抱團取暖」。像徐州「鎖鏈女」案這樣的標誌性案例,不僅被網路防火牆抹去,還遭到遍布中央到地方至少20多萬個官方支持的婦女組織的系統性壓制。

 

還由於政府對詞彙和外國新聞的嚴格控制,就連討論#Me too等相關運動的報導都受限制。此外,民間女權組織從海外女權主義團體獲得資金支持已經不可能,凡是接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多年前已經被迫解散或強制取締。由於長期缺乏草根組織的規劃,無法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女性議題被悄悄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即使是像徵性的行為藝術也可能招致警察騷擾或逮捕。

 

c, 兩國活動人士直接對抗方式的差異

 

與伊朗持續不斷的女性街頭運動相比,中國的社會活動相對溫和,人數往往非常少,多年來十人、八人都難見到,且難以的到男性的支持同行;伊朗則是成千上萬的女性湧上街頭,被打得滿頭是血也會不在乎,而且往往還有大批男同胞的挺身而出,分擔警察的棍棒和子彈。在中國街頭,激列反抗的後果是毀滅性的,幾分鐘就能清場,讓街道歸於寂靜。

 

還有,在伊朗,納爾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和她的獄友們可以焚燒頭巾,以示象徵性抗議;但在中國監獄,任何類似的舉動都將面臨生命危險,或傷殘終生。此外,中國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基層力量,孤立的活動往往難以引發更廣泛的社會響應。

 

我的結論是,在伊朗,抗爭的核心是像頭巾這樣顯而易見的壓迫象徵。在中國,壓迫則較為系統化,根植於國家對輿論的全面掌控以及對維權人士的蓄意孤立。然而,一個根本的事實依然存在:無論在伊朗或中國,只要現有的統治政權繼續掌權,只要社會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真正的女性權利就永遠無法實現。

 

 

 

凭什么? 习近平主持全球妇女峰会

转载至自由亚洲电台 妇幼论坛梒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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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份访美期间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主持了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提高女权、消除对女性存在的差别观念和偏见。

习近平在发言中虽然承认妇女权是人权,但把人权置于经济发展权之后。他借联合国舞台宣传中国妇女权利的良好现状,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她们梦想的机会。”

针对中国主持这次峰会,美国发起了释放20名妇女政治犯活动,其中包括3位中国妇女——律师王宇、公民记者高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相关人权组织也批评中国的现行政策构成对妇女权利的继续迫害,尤其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多妇女政治犯被监禁和骚扰。

轰动国际社会的中国女权五姐妹案,即韦婷婷、郑楚然、武嵘嵘、李婷婷、王曼五位女权人士,因开展反性骚扰活动遭当局刑事拘留,在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下,37天后获释,但此案仍未撤销,她们仍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

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说,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他说,中国女权状况糟糕,妇女生活在贫穷和恐惧之中,中国是唯一实施一胎化政策,强制堕胎和结扎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妇女自杀率高于男人的国家。

滕彪先生说,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情况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中国民间机构和组织的镇压,包括对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打压。今年3月份对女权五姐妹的抓捕让全世界感到震惊。他说,习近平应当对中国不断恶化的女权状况负责,完全没有资格主持联大会议和妇女峰会。

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说,习近平没有权利在联大主持会议并发言。他的整个发言都是官话,讲什么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等等,没有一点建设性的东西。而且习近平的思想一贯是歧视妇女,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他2013年对全国妇联的讲话 ,说中国妇女发展道路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往毛泽东还提到男女平等概念,习近平则一概不提。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9月27日在其推特账号上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办联合国女性权益峰会是“不知羞耻”。”希拉里还在这条推文后附上了一条链接,内容是《纽约时报》有关中国“女权五姐妹”在妇女节前后被捕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也发表长篇评论聚焦中国女权问题,称“尽管中国政府说女性在生活水平、财富数量、受教育水平方面有所进步确属事实,但相较于男性,中国女性的地位正在不断下降”。《华尔街日报》则称,尽管数十年来中国被普遍视为为妇女争取权利的一个榜样,但最近几年,中国的妇女平权进程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发生了逆转。

对此,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说,中国妇女近100年来争取到的发展空间,在习近平时代是倒退了。比如他要求中国妇女主动承担家庭和睦的责任,要中国妇女承担起社会稳定和照顾下一代成长的责任,而这些应当是男女双方的责任。习近平还把全国妇联的功能作了定义,就是要做好党和群众之间的工作,一切以党为主,为党服务。前几届中共领导都把妇联当花瓶,但习近平则直接要妇联做传声筒。习近平对国内妇女团体和NGO 的打压也是多年来最严重的。所以希拉里说习近平不知羞耻,说得很好。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公益活动人士陆军说,中国从1949年后虽然提出女权问题,又称妇女能顶半边天,但近几年来中国女权运动却在倒退,比如以往就从来没有抓捕过女权人士。习近平应当是这次峰会的被批评对象,而不是主持者和发言者。

再进一步来看中国这些年中国妇女权利事业走向,陆军先生指出,可以看出中国的公权力对于妇女权利是采取了相当消极甚至敌对的态度,很多侵权事件和现象都是由公权力引起的,甚至得到其纵容和包庇。反家暴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其立法速度和进程都非常缓慢,相比之下,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NGO管理法的立法速度则是天壤之别,几个月,一年就批准通过,妇女权利立法则非常不受重视。

陆军先生说,在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不作为的情况下,妇女如果想通过法院来保护自身权利更难。还以反家暴为例,丈夫打死妻子判几年刑了事,如果妻子因为反家暴杀死丈夫,就会被判死刑或死缓等重刑。可以说,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在女权方面的进步乏善可陈,就连中国的全国妇联自己的报告都承认,最近十几年二十年间,妇女权利在下降。

希拉里的推特引发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应。陪同习近平参加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回应称:对中国妇女事业的评价,本国妇女事业的工作和进步,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才最有发言权。而中国外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李军华则表示:“我们注意到一些人士、团体,对中国妇女事业提出了一些自己看法,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有些是对中国妇女事业进步的不太了解。有一些促进女权运动的人士受到了拘捕,据我所知,他们受到拘捕不是因为他们在促进女权事业,而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在中国,我想举国上下是共同赞同促进和保护妇女发展的。”

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文章,对此进行激烈批判。这篇名为《希拉里特殊时间发难中国 用词粗鄙让自己很LOW》的文章认为,希拉里肆意抨击中国首脑的做法,无非是因为自身“邮件门”等问题,使得竞选处于不利局面,为了扭转颓势,吸引国人注意和支持而慌不择言的失态表现。但作为长期活跃于政坛的政界老资格人士,这样不负责任的讲话,一定会招致国际社会对其侧目而视。

对中国代表团和外交部的辩解,中国人权律师,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表示,说中国妇女最有发言权,但事实是,她们中的许多人连言论自由都没有,很多人为了争取和男性平等权利而受到迫害,政治上的选举权也没有。所以既然不敢把选举权给妇女,再来说中国妇女最有发言权也毫无意义。说抓捕女权五姐妹是因为她们违法,这也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中国女权运动和NGO受到打压,因为争取权利而被捕或被判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陆军先生表示,这次习近平在联合国遭到的冷遇和国际社会的抨击,应当是对中国政府敲响的一次警钟。他说,中国执政党在很多问题上的失误,是不愿听取海内外的批评。陆军先生说,如果习近平能从这次峰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吸取教训,回国后改变对中国妇女权利消极甚至敌对的态度,那么他这一趟纽约之行也算没有白来。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美国几天前的9月22号,中国政府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称,中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公共政策,编制发展规划,持续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白皮书从八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努力,包括,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制保障、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白皮书说,首先,20年来中国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不断健全。

中国妇女贫困状况显著改善。

中国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

中国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

中国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中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

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更加活跃。

对中国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发布的这份白皮书,中国人权律师,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先生表示,这其中有个非常可笑的逻辑,就是中国妇女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都被归在党和政府的头上,而对人权人士的抓捕,判刑和迫害,以及强制性计划生育,就推卸责任,说与党没关系,是下面工作人员所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否认中国妇女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进步,包括受教育水平提高和预期寿命延长,但如果没有中国妇女的抗争,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进步。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白皮书中的虚假和虚伪,那就是在基本人权方面,中国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比如强制堕胎,就业性别歧视,妇女政治地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都非常差。在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女性成为政治局常委。

腾彪先生说,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整个人权状况是一样,它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整个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没有选举权,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大的框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平权,也不可能有真正人权状况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