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                                                           2025-12-04

 

 

（根據張菁應邀在中國行動X-Space關於伊朗反對派運動話題討論會上發言整理而成。）

 

 

1979年以前，尤其是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婦女權利運動取得了顯著進展。婦女獲得了受教育權、選舉權以及家庭內部的法律保護，包括關於離婚和子女監護權的更公平的法律。然而，隨著1979年伊斯蘭革命和霍梅尼的崛起，局勢發生了劇變。 1967年的《家庭保護法》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強制佩戴頭巾和嚴格的公共服裝規範等新規定。因此，婦女的權利受到限制，社會地位急劇下降。

 

2006年，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伊朗婦女團體發起了「百萬簽名」運動，要求廢除歧視性法律。根據伊朗刑法，在公共場合不佩戴「伊斯蘭頭巾」屬於刑事犯罪，可處以罰款或監禁。

 

伊朗已經有數十年促進婦女權利的運動歷史。但直到自2014年前後，女權人士才找到一個共同的反抗突破點，並正式發起反對強制佩戴頭巾的運動。 2014年一項與政府相關的調查，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政府不應幹預此事。

 

伊朗的女權陣線與世界各地的女權一樣，也有不同流派：即世俗女性主義與伊斯蘭女性主義，她們有各自的觀點角度，在現實社會中對女權的詮釋不同。「世俗女權主義者」強調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傾向基於男女平等原則和人權視角來爭取女權，強調公民平等，包括政治領域、勞工權利和教育領域的平等；而「本土女權主義者」則主張透過重新詮釋伊斯蘭教義和傳統來提升女權主義，認為伊斯蘭教並非天生父權制。她們力求在伊斯蘭框架內實現女性主義目標，並運用有時被稱為「動態解讀」的伊斯蘭教法。 儘管女權主義者們存在分歧，但個團體已表明，她們能夠為改善婦女狀況的共同目標而合作，合作共贏。

 

 從沉默到反抗：“女性、生命、自由”

 

2017年12月，維達·莫瓦赫德站在站在德黑蘭市中心革命街（Enghelab Street）的一個配電箱上，默默地揮舞著一條白色頭巾，這一舉動將這一問題推向了政治風暴的中心。她的勇敢行為激勵了「恩格拉布街女孩」的出現。

 

1979 年 3 月 10 日，在德黑蘭，一群女性抗議者在男性的保護下遊行，反對戴面紗。貝特曼檔案/蓋蒂圖片社。

 

 

儘管數十年來女權主義者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但直到2014年左右，她們才找到一個共同的焦點：反對強制戴頭巾的運動。 2017年12月，維達·莫瓦赫德（Vida Movahed）站在革命街的一個配電箱上，默默地揮舞著一條白色頭巾，這一舉動將這一問題推向了政治風暴的中心。她的勇敢行為激勵了「恩格拉布街女孩」運動。

 

2022年9月，瑪莎·吉娜·阿米尼（Mahsa Jina Amini）在“道德警察”的拘留期間死亡，這場運動達到了高潮。婦女和女孩們走上街頭，高喊「女性、生命、自由」的震撼畫面贏得了全球的聲援。伊朗當局則以殘酷鎮壓回應，導致500多名抗議者被非法殺害，並利用性暴力壓制異議。

 

在國際局勢日益緊張、美伊兩國頻繁唇槍舌劍之際，伊朗政權找到了一個「合法」的藉口，對婦女解放運動進行更嚴厲的鎮壓。 2025年即將結束，伊朗婦女權利運動仍未取得任何顯著進展。據聯合國稱，儘管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但近年來伊朗對婦女的鎮壓卻有增無減。

圖片轉載自IRAN HRM.。

圖片轉載自網絡。

 

 

比較中伊兩國女權的困境：

 

儘管伊朗和中國的女性都面臨著世界上最專制的政權壓迫，但中國的情況在國際代表性和基層生存方面更面臨著獨特的挑戰。換句話說，伊朗政府藉著信仰和法律，明目張膽的傷害、性暴力，甚至直接處死女權主義者；而中國政府則因自行法律不能自掐，只能巧妙利用謊言欺騙國際社會，以國家的力量來扭曲、抹黑、攻擊女性主義者，在國際國內不同層面，全力剝奪她們發聲的權利，並取代她們的話語權，直到把女權空間壓縮到極限小。

 

主要從三個方面來看：

 

a,  中國壟斷了國際話語權

 

在聯合國等國際舞台上，關於中國女性權利的話語權被政府和官方認可的組織嚴格壟斷，其中最有效和系統壟斷機構是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

 

突出的例子還是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她連任多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促進女孩和婦女教育特使。儘管她身分顯赫，但她對中國基層婦女權利運動的代表人物和核心訴求卻始終保持沉默。在她的公開露面中，她從未提及那些定義當今鬥爭的最具系統性的案例——例如徐州被拐賣、強姦、虐待的「鎖鏈女」案、唐山餐館群毆傷害女性事件，以及中國農村婦女令人震驚的自殺率（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在世界上同類群體中最高）等等。

 

彭麗媛和中國官方主導的團體包括NGO組織，實際上劫持了女性的話語權。她們向世界精心打造了一個「光鮮亮麗」的中國支持女權的假象，掩蓋了中國女性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等權利遭受嚴重不公的現實，以及倡導女權主義者所面臨的真正危險。

 

b, 中國系統性消除女權訴求

 

除了制度上打壓、替代草根女權的聲音，政府還利用法律武器壓制女權訴求，在很多#Metoo訴訟中，絕大多數都是提控方的女性受挫敗，尤其是有女權人士支持的案件。

同時出動由政府資助的龐大且有系統的網路水軍部隊，在網路世界扭曲、嘲諷、攻擊女性主義觀念，並對女權活動人士發動個人羞辱和威脅。由於完全缺乏媒體和社會支持（中國只有受政府控制的媒體才有生存空間），女權主義者被迫在狹小、孤立的網路圈子裡「抱團取暖」。像徐州「鎖鏈女」案這樣的標誌性案例，不僅被網路防火牆抹去，還遭到遍布中央到地方至少20多萬個官方支持的婦女組織的系統性壓制。

 

還由於政府對詞彙和外國新聞的嚴格控制，就連討論#Me too等相關運動的報導都受限制。此外，民間女權組織從海外女權主義團體獲得資金支持已經不可能，凡是接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多年前已經被迫解散或強制取締。由於長期缺乏草根組織的規劃，無法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女性議題被悄悄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即使是像徵性的行為藝術也可能招致警察騷擾或逮捕。

 

c, 兩國活動人士直接對抗方式的差異

 

與伊朗持續不斷的女性街頭運動相比，中國的社會活動相對溫和，人數往往非常少，多年來十人、八人都難見到，且難以的到男性的支持同行；伊朗則是成千上萬的女性湧上街頭，被打得滿頭是血也會不在乎，而且往往還有大批男同胞的挺身而出，分擔警察的棍棒和子彈。在中國街頭，激列反抗的後果是毀滅性的，幾分鐘就能清場，讓街道歸於寂靜。

 

還有，在伊朗，納爾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和她的獄友們可以焚燒頭巾，以示象徵性抗議；但在中國監獄，任何類似的舉動都將面臨生命危險，或傷殘終生。此外，中國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基層力量，孤立的活動往往難以引發更廣泛的社會響應。

 

我的結論是，在伊朗，抗爭的核心是像頭巾這樣顯而易見的壓迫象徵。在中國，壓迫則較為系統化，根植於國家對輿論的全面掌控以及對維權人士的蓄意孤立。然而，一個根本的事實依然存在：無論在伊朗或中國，只要現有的統治政權繼續掌權，只要社會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真正的女性權利就永遠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