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權網編者按：2016年4月3日，「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公布一批文件，稱為「巴拿馬密件」(The Panama Papers)，揭露了1150萬項商業交易文件，文件全部來自巴拿馬律師事務所「莫賽克馮賽卡」。據英國衛報報導，文件揭露了全球140名權貴和政要，包括12名現任或前任國家領導人，在避稅地區，開設離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用來進行洗錢和逃稅。這是一項震動全球的重大揭露，爆料的效應已隨即出現，各國開始調查爆料內容，冰島的總理因家族涉案而辭職下台。「巴拿馬文件」提及的中國權貴家族和企業海外業務的資料，出現習近平、李鵬、賈慶林等前任和現任領導人的名字。  

端傳媒                 2016-04-05

週日，全球數家媒體發布新聞，披露來自總部設在巴拿馬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Mossack Fonseca & Co.）的內部機密文件，這批被稱為「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資料顯示了這家全球第四大處理離岸業務的事務所，如何協助全球權貴涉嫌洗錢、逃税及躲避制裁等非法和不當交易。根據目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習近平、李鵬、賈慶林在內的多名前任和現任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被提及。文件中提及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阿根廷總統、烏克蘭總統在內的來自50餘個國家的國家政要、社會名流和各界精英。 消息一出，舉世譁然，也同樣震動了中國的媒體圈。但與國際媒體的喧囂成為鮮明對應的是，中國所有官方媒體對此事件沉默。週一，僅有數家網絡媒體，簡短翻譯了巴拿馬文件中涉及諸如俄羅斯、冰島等國家政要涉嫌境外洗錢、逃税和逃避制裁的內容，對涉及華人權貴的信息隻字不提。即便如此，截止發稿時為止，社交媒體上提及巴拿馬文件的報道和評論已被大範圍刪除。 端傳媒編譯了被參與調查的國際記者調查同盟（ICIJ）和其他英文媒體披露的巴拿馬文件中，提及中國地區權貴家族和企業海外業務信息的資料，與讀者分享。

  李小琳，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攝：KELD NAVNTOFT / SCANPIX DENMARK / AFP

1987年至1998年，李鵬擔任中國總理期間，他的第二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兒李小琳和丈夫劉知遠，是一家開辦於歐洲小國列支敦士登的基金公司「Fondation Silo」的實際擁有者。巴拿馬文件顯示，該公司是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VI）創辦的「Cofic Investments」公司的唯一股東。目前的信息顯示，為在背景審查中增加與李鵬聯繫起來的難度，李小琳在香港護照和推薦信上的名字為「曉琳劉利」。李小琳被稱為中國的「電力女王」，她也是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的副總裁，並在中國最高諮詢機構任職。李小琳通過律師提供的香港護照掃描件也被ICIJ公布。

此外，Cofic Investments公司的一位董事，目前常駐日內瓦的律師Charles-Andre Junod拒絕了ICIJ的質詢，但表示公司的所有行為都遵守法律。

2013年3月3日，北京，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攝：Lintao Zhang/GETTY

李紫丹，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賈慶林外孫女 根據巴拿馬文件披露，李紫丹曾就讀於美國寄宿學校，並獲得史丹福大學的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李紫丹在藝術品交易領域工作，曾擔任在紐約工作的中國藝術家蔡國強的助手。後來任紐約和香港的網絡零售商Artsy的「畫廊關係聯絡員」。 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的數據顯示李紫丹在就讀於史丹福大學期間（仍是未成年人），就成為Harvest Sun貿易公司的唯一股東，該公司於2009年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2010年，中國高檔手錶銷售商「亨得利」的創始人張瑜平以一美元的價格，將公司轉移給李紫丹。

李紫丹也是另一家公司新盛投資公司的唯一股東。因李紫丹通過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實體而擁有兩家北京註冊的諮詢公司，她的名字沒有公開出現在註冊文件中，她目前名下的所有權仍然是謎。2002年至2012年在任期間，賈慶林是中央政治局中排名第四的常委。

  2012年3月13日，北京，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參與全國政協會議。攝：Lintao Zhang/GETTY

薄谷開來，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妻 法國建築師Patrick Henri Devillers曾是薄熙來妻子薄谷開來的商業合作伙伴。薄熙來曾於2007年至2012年任重慶市黨委書記，現因貪污指控被判處無期徒刑。被洩露的文件顯示，Devillers和谷開來同為在英國註冊的Adad有限公司的董事，2000年9月，Devillers幫助谷開來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併入物業。Devillers在BVI公司代谷開來持有股份，來自法庭的紀錄顯示該公司使用賄賂所得款，秘密購買了在法國南部價值320萬美金的別墅。Devillers的證詞在2013年薄熙來的貪污案件中被中國的法庭採納。

习近平姐夫邓家贵掌两空壳公司, 目前用途不明

鄧家貴，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姐夫 2009年9月，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成為兩家英國維爾京群島離岸公司的唯一董事和股東。根據報告披露，截止2012年11月習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前，兩家公司處於非活躍狀態。早于2012年，习近平的大姊齐桥桥与夫婿邓家贵，已被彭博社披露两人拥有房地产、股权等逾百万的美元资产。而此批文件内容揭露，邓家贵公司的登记地址为香港谢斐道，其于2009年成为两间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空壳公司的唯一董事及股东，当时习近平已是9名政治局常委之一。两间公司分别为“Best Effect Enterprises”及“Wealth M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律师行曾助邓家贵获得前者印章，目前未知两间公司用途。当习近平2012年及2013年分别出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时，两间公司便被搁置。

2014年5月8日，香港，被控貪污的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江抵達高等法院應訊。攝：Philippe Lopez / AFP

香港新鴻基地產 香港新鴻基地產於2012年，要求巴拿馬律師事務所莫薩克·馮賽卡，關閉一家由陳鉅源控制的英屬維爾京群島（BVI）子公司Yorkshire Limited。律師事務所職員發現陳鉅源牽涉前香港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貪污案件，在數週前被捕。因此律師事務所對陳鉅源出任一家BVI公司董事的合法性表示擔憂，引發了內部爭論。為防止香港調查機構查詢這家公司，律師事務所要求新鴻基地產儘快提供盡職審查文件。但新鴻基地產以該公司多年處於「不活躍狀態」而拒絕。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的員工表示，若逼迫新鴻基地產提交文件，可能導致客戶轉移業務。但董事總經理提出，若沒有文件，則不能繼續進行關閉公司的程序。僵局持續了三個月，直至新鴻基地產最後交出文件，律師所才推進了解散公司要求。2014年，在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的一次內部合規調查中發現，陳鉅源是另一家BVI公司Moricrown Limited的董事及實益擁有人，該公司是李嘉誠的長江實業集團的子公司。Moricrown Limited的創辦股東之一郭炳江，曾因賄賂醜聞與陳鉅源一起被起訴過。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的內部文件顯示，除非更新陳鉅源和其他董事與股東的身分文件，不然將有被罰款一萬美金以上的風險。六個月後，陳鉅源和郭炳江分別被判監禁六年和五年。

郭炳江的家族在新鴻基集團和郭氏家族私人公司King Yip Group有控股權。King Yip Group利用在BVI公司與澳洲政府的商業合作獲得了數千萬的收益。

成龍 也在巴拿馬文件中被提及，根據參與調查的國際記者調查同盟（ICIJ）披露的信息，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被授權代理了成龍至少六家離岸公司業務，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成龍利用這些公司進行不恰當的交易。

（作者钱钢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2014年4月29日，我应邀在金尧如新闻奬颁奖会上发言，谈1989年以来中国传媒的坎坷道路。一些看到讲稿或报道的学界朋友，对我谈到的“五种角色”，有进一步探讨的兴趣。藉《传媒透视》研究平台，我作更细致表述。

我谈到的五种角色和力量，分别指：

政治权力/市场经济/资讯科技/公民社会/新闻媒体

毛泽东时代：权力吃掉了媒体 如下图示意：

五种力并非从来就有。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0年春，全国有公营报纸257家，私营报纸58多家，到这年8月，私营报纸骤减到25家。到1953年，所有私营报纸都转变为公私合营报纸，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实际上皆为公营[1]。对新闻工作的称谓，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变成“党的新闻事业”。 1957年反右运动，重创中国传媒。民国报人的自由传统和中共党内报人在反国民党时形成的民主传统，被拦腰斩断。毛泽东亲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开权力严控媒体之先河[2]。

从大跃进到文革，中国媒体沦为助纣为虐的政治工具。196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长文《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3] ，“中国赫鲁晓夫”，指被毛泽东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该文阐述“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文革中，中国传媒草木凋零，1970年全国仅存42份报纸[4]。这些报纸，一张面孔，完全是毛的传声筒。

邓小平时代： 媒体开始复苏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中国传媒出现转机。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口号下，毛泽东新闻路线在实质上受到冲击。 1980年，中共提出“新闻改革”。新闻界首先批判“假大空”恶劣文风，倡导“新，快，短，实，活”的报道。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大批老记者复出，重燃新闻理想。中国报告文学另辟蹊径，在新闻与文学的结合地带，直面现实，追求自由。《南方周末》、《世界经济导报》、《现代人报》等报纸在80年代创刊。截至1989年，全国有报纸1576种，杂志6078种[5]。 党报发生变化。《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6]：

邓小平时代，政治权力和新闻传媒进行了空前的博弈和互动。

江泽民时期： 多了市场

1989年Tiananmen事件后，中国媒体噤若寒蝉。新任总书记江泽民批判赵紫阳的新闻政策，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0]。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市场化经济改革，传媒生态因之而变。 中国传媒被市场潮流裹挟，自负盈亏的周末报、报纸周末版、电视栏目等，井喷式涌现。 截至1999年，中国有报纸2038家，杂志8187种。“既要听话，又要赚钱”，是一些媒体老总的信条。 传媒市场化的标志是：在党报之外，一批市场化媒体降生；这些媒体，具有更强的商品属性，靠适应受众的需要扩大发行量或收视率，靠发行量、收视率赢得广告份额；资本开始进入媒体（包括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新闻人才开始在市场流动。这是《南方周末》的一期新年特刊，当时该报发行量已达120万份。

市场力量与传媒力量之汇合，是江泽民时期耐人寻味的现象。彼时的党和政府，财力尚不雄厚。他们允许一部分媒体走向市场，亦期从中获利。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是《南方周末》的“母报”，“儿子”每年要按规定向“母亲”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比例逐年递增。这是党报不可或缺的受益，而媒体获得了与政治权力“议价”的能力。一些报纸大胆触碰红线，屡屡受罚，但每每被领导保护过关，生存的秘密在此。 江泽民时期，政治权力已深知市场的重要。权力大举进入市场，与国际资本握手，在国内，提出了“做大做强党的传媒”。江时期的传媒环境，已不同于毛、邓时代。

胡锦涛时期：网络与公民崛起

2003－2012，胡锦涛执政十年。这十年，政治权力对传媒的控制一如既往，惩罚打击层出不穷，但当局有时也调整身段；更多精致化的管控，部分替代了笨拙粗暴。中共尝到市场甜头，积极推进传媒市场化，并着力控制市场垄断市场。权力和资本，有时合谋控制传媒。而传媒则遇到新的机遇。 互联网在此十年间崛起。中国发展互联网的政策，是江泽民时期确定的。1994年，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链接。1997年后，上网人数迅速增加。江、胡交接时，中国已有不少活跃的网站和电子公告牌（BBS）。2002年，网民超过5000万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佈的数据，显示了胡锦涛时期的发展轨迹：

胡锦涛时期，中国大陆NGO（内地通称“社会组织”）的总数逐年上升：

[11]我在金尧如新闻奖颁奖会上谈到，在胡的第一个任期（2002-2007），博客来了，公民记者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通过网络被报道，许多腐败官员，被网民揭露，各种意见经由大众麦克风表达。在他第二个任期（2007-2012），微博来了，微信来了，自媒体时代到来了。这既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资本权力的挑战，而资讯科技最大的受益者，从长远看，一定是公民。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2008年以来编辑出版了《中国猛博》和《出大事了》，这两本书详细记录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民间的意见表达和公民维权行动。

我使用传媒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报纸上的“公民社会”一词作了检析，结果如图：

胡锦涛当政的10年中，公民运动与新媒体交相呼应，风起云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源自五种角色的五种力量，全部出现了。

习近平时期： 权力的新形态

进入习近平时期，传媒生存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6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80%；手机用户超过12亿[13]。2014年2月27日，中共宣布成立旨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任组长。 胡锦涛执政前期，中国公民运动曾迅猛发展。维护自身权益，捍卫公平正义，必然要求资讯公开、言者无罪。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领袖，本身就是互联网上的活跃人物。胡执政后期，社会运动受到日益严苛控制。 进入习时期，“公民社会”与“普世价值”等成为不准正面传播的政治词语。 习近平时期，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然而公民社会仍在顽强生长。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资讯科技，公民社会与新闻媒体，这三组关系，须特别关注。 在中国，公民社会实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无市场，无私权，无契约，则无公民社会。十多年来，社会与市场不断交融，互为依托。而当局则视此为巨大隐患，每每出手，斩断两者关系。 公民社会与资讯科技，今天如影相随。网络已是社会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公民权利之要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保护、扩展，与网络密切相关。资讯科技之巨大的赋权作用，亦令当局惊惧。严控网络，本质是遏制公民的与日俱增的权利诉求。 在此基础上，公民社会与新闻媒体正形成值得注意的共生结构，形成与政治权力抗衡的全新力量。中国传媒今有两个角色：政治角色（宣传工具），经济角色（盈利工具）。

中国传媒的出路，是转变为社会角色。它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追求自由，承担责任，服务社会，受社会监督约束。它向市场提供产品，但在总体上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某种意义上，更似社会企业。这样的理念，当局无从理解。他们正把传媒逼到“更老实听话，更疯狂赚钱”的路上。 这就是中国传媒今天的生存环境，它的命运，取决于政治变革，更取决于社会的成长。

注释:

[1]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一版 [3]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一版 [4]梁衡：《中国报业五十年》，《新闻传播》1999年6月号 [5]《中国新闻年鉴》（2000）页567，中国新闻年鉴社 [6]人民日报1986年8月30日一版 [7]人民日报1986年8月20日三版 [8]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162、340、501－510，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香港，1997 [9]张万舒：《歷史的大爆炸》，页132，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 [10]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版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3/t20140305_46239.htm [12]数据来源：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 [13]新华社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2/28/c_1331487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