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富贤                                    2020-11-11

 

目录

1、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2、研究思路和方法

3、中国人口数据之谜

4、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遇冷

5、2000年、2010年普查存在的问题

6、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生育率

7、2020年的人口数据仿真

 

【内容摘要】199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并非根据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而是参考小学招生数估算出生数；由于教育机构普遍虚报学生数以套取义务教育的经费，导致公布的出生数和总人口存在巨量水分。2020年、2010年人口普查也为了与公布的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大幅修改，导致数据失，误导各项决策。本文根据医疗、教育、婚姻等各项社会指标重新评估了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数，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6亿，不可能超过12.8亿，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人口数据是不可能被长期隐瞒的，盼此文能为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参考。

 

 

1、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负责统计人口数据，在每年孟冬之月祭祀司民星，将人口数据庄严地进献给国王，“王拜受之”，作为治国依据。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错误的人口数据将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律令文书、全国各地户籍人口图册收藏起来，对刘邦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连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盛年而逝”。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负增长，无法支撑已铺得很大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教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有关人士用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该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不掩盖人口真相，政府进行战略收缩，是可以避免解体的。

 

2、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2020年的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

 

研究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数、净迁出人数。

 

（1）起始年份年龄结构。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国家动员能力极强），流动人口少，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人口普查被国际社会称为质量很高的普查。1980年代虽然超生较多，但是城市化率仅仅从1982年的20.4%提高到1990年的25.8%，流动人口少，隐报难度大。一方面，超生家庭即便被“牵牛扒房”也无处可逃；一方面，超生的孩子即便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但是都在地方官员和普查员的眼皮底下。因此，1990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官方也认可这次普查结果。本文用1990年普查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含军人）为起点。

 

（2）生育模式。总和生育率，下文详述。采纳人口普查、年度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ASFR）和出生性别比。

 

（3）死亡模式。各年龄组每年都有一些死亡，比如2000年10岁男性人口=1999年9岁男性人口数×2000年10岁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1999年9岁人口数与2000年10岁人口数之间的差值是死亡数。同样，男、女各岁都如此。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从相应预期寿命下的生命表中查到。1990年普查的预期寿命得到官方认可。2000年普查的两性合计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2.43岁，官方修正为71.40岁，误差还不大。普查、小普查显示2005年、2010年、2015年的两性合计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4.15岁、77.90岁、81.29岁（比台湾地区2020年的还高），国家统计局认为偏高，将之调整为72.95岁、74.83岁、76.34岁，相当于台湾地区1985年、1996年、2000年的水平。统计局公布2016年、2017年、2018年的预期寿命为76.70岁、77.00岁、77.30岁，预计会公布2020年的预期寿命为77.6岁，相当于台湾地区2005年的水平。

 

本文采纳的死亡模式：1989年、2000年的男、女各年龄存活概率采纳1990年、2000年普查的数据，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存活概率采纳台湾地区1985年、1996年、2000年、2005年的生命表的数据，中间年份线性穿插。

 

（4）各年的国际移民。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中的数据，1991-2020年中国共净移出860万人口。

 

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网站，出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度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以及户籍人口总数来源于年度《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年、2015年户籍分年龄数据引自翟振武的文章。住院分娩率、活产数来自《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9》。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网站，2010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数据是普查表人口加军人，并将另外461万年龄不明人口依比例补充到相应年龄组，总人口13.397亿。2015年小普查资料来自《201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少数民族的资料来自《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各民族的预期寿命是根据《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和《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计算出来的。结婚、离婚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民政部网站。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和婚姻数据来自韩国国家统计厅、台湾地区统计资讯网。

 

3、中国人口数据之谜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在1991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2015年分别只有1.22、1.18、1.05，说明至少1990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卫计委、主流人口学家却以超生漏报为由，将2000年、2010年、2015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8、1.63、1.60；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00年、2010年、2015年出生了1771万人、1592万、1655万人，对应的总和生育率为1.67、1.50、1.54。

 

除壮族外的54个少数民族有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隐报出生的必要，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全国2000年能有1.8、1.67？2010年能有1.63、1.50？

 

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隐报。由于有单身、不孕、生育障碍、丁克等的存在，正常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是低于1.0的，并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比如中国的不孕率，在1990年代已达10%-15%，2015年达15%。2000年普查的第一孩次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71.0%（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占58.3%）；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8、1.67，那么第一孩次生育率应为1.28、1.19个孩子/妇女，意味着不但不存在单身、不孕、丁克，而且相当比例的妇女生了双胞胎，这显然是荒谬的。

 

当总和生育率低于2.7时，各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直线强正相关，相关系数普遍在0.95以上。201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为0.73，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一孩次/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公式，推算中国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只能有1.62；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能有1.63、1.50？

 

2000年、2010年普查显示湖北省宜昌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97、0.94；2015年进行了30%人口大样本的回顾性调查，生育率与普查一致。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1352万人，与1997-2019年4206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对公布的人口数据很自信，因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其实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5年出生24348万人，死亡13628万，增加10719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5年增加了14442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3723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公安部门在努力缩水户籍水分，比如在2014年-2017年，共清理注销重复、应销未销户口893万个。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年户籍水分继续飙升，比如2015-2018年户籍增加了2326万人，仍比统计局公布的增加2076万人还多。尤其是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7岁人口，2010年户籍平均每岁只有1259万人，但是2015年户籍暴增到1696万人。

 

但是卫生统计显示，2008-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40万人（还有水分），可见2015年户籍2-7岁有大量人口并非“生”出来的，而是水分。2010年户籍3岁1253万人，与2007年活产1251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8岁却飙升到1647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4、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遇冷

 

笔者在2008年-2013年的系列文章，以及在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中，都论证了二孩方案不足以缓解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但是2012年蔡昉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却判断，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会反弹到4.4（出生4700万），峰值人口将达15.35亿；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翟振武在2014年也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将达4995万。面对这种预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2013年、2014年国家卫计委预测，单独二孩后总和生育率能上升到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3亿。笔者判断单独二孩遇冷，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会达1.2。2015年3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认为“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但是11月10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宣称“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小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2.4、1.8。

 

2015年笔者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只能反弹到1.45，然后降至2026年的1.0；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反弹到1.60，然后降至2026年的1.16，峰值人口只能达13.2亿，到2050年降至11.5亿。

 

但是王培安、翟振武等15位官员和人口学家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预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虽然总和生育率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4、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72；2016年、2017年、2018年将分别出生1767万、2110万、2189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0亿。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了快两年后，2018年8月，曾毅教授仍然预测在二孩政策下，2017年、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1、1.69、1.63、1.59、1.55；总人口将在2030 年达 14.22 亿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3.29 亿。中国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医疗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2001-2019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14、1.16，中国大陆在二孩政策下，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还能有1.72、1.55？

 

国家卫计委宣称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并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

 

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只出生了1200万人，而不是1847万人。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提振”生育率。2018年撤销国家卫计委之后，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7年的1758万、166万、71万猛跌到2018年的1362万、106万、41万，但是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未见波动。可见2018年全国的出生数远少于2012年、2014年、2016年所预测的4700万、4995万、2189万人。

 

其实活产数仍有水分。比如2015年小普查共抽样了15-49岁育龄妇女5667870人，该年生了175309个孩子，生育率1.05；每个年龄妇女的抽样比都在1.55%左右，出生孩子也理应除以同样的抽样比，那么2015年只出生了1131万人。但是卫计委却公布2015年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更是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

 

2008年以来活产数存在水分，原因有三：

 

第一，2008年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开始覆盖全国，个人、医院、管理机构虚报活产数以冒领医疗经费。

 

第二，一些家长给孩子购买额外的出生证以便获得多个户口。在网上搜索“买卖出生证”，有数百万条信息。比如，2016年9月25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安徽省蒙城县妇幼保健站4000份空白出生证被偷出、卖到多省。2019年4月30日湖南省郴州市监察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公布，汝城县的两个镇医院的院长卖出了数百份空白出生证。2019年10月24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四川、河北的医院以每份3万元的价格出卖出生证。

 

第三，活产数有“人工”痕迹，尤其2016年、2017年最为明显，其他年份也有。比如重庆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但6月猛增到66862人（实时上报，不可能数月后才补报），7月、8月又只有16497人、10939人。

 

卫健委公布2018年活产了1362万人，那么实际可能只出生了1000万人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8年出生了1523万人，增加了530万人；2018年的住院分娩率为99.9%，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中有161万并非是“妈妈生的”。户籍甚至公布2018年增加了924万人。

 

重庆2019年1-8月活产了165852人，剔除6月份的数据，其他7个月平均每月只活产14141人，那么全年只活产了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数占全国的1.88%，那么2019年全国可能只活产了903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出生了1465万人。

 

(见下篇《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