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权 (WRIC) 发布                                      2011年2月21日

 

 

 

中国童养媳的文字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其正式的名称起源于宋代。中国十大悲剧之一的元代《窦娥冤》主角，说的就是一名从小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女子的悲惨故事。古代童养媳的产生，主要是性别歧视的观念，致使一些贫困家庭以无力抚养女儿为由，将亲生女从小就卖给家境较好的家庭，长大便嫁给养父母家的儿子。一般家庭愿意买一个女孩回家，过几年后当儿媳，可节省儿子娶妻费用。另外，一夫多妻制也是童养媳现象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男女平等意识增强，提倡一夫一妻、自由恋爱婚姻等人权價值觀，童养媳陋俗早已被唾弃。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陋俗在中国某些省份的市镇、乡村依然盛行，不但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与旧时买卖童养媳相比，除延续了重男轻女观念之外，其买卖方式和途径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从前是由买卖双方家庭自愿议价商定来完成交易，基本上卖方家长知情，如今发展成为以偷、拐、骗的“替代”性方式来完成交易，即无论是被卖的女孩还是她们的父母，从一开始就是不知情的受害者，赚钱的是中间一环环转手的人贩子。当前中国的童养媳现象又以福建沿海的莆田地区最为突出和严重，是福建拐卖妇女儿童罪发案最多的一个区域 。

 

中国妇权属下的《回家网》负责人姚诚等义工在为前来做DNA比对的童养媳们做登记。（图片：WRIC）

寻亲大会场景。（图片：WRIC）

 

寻亲大会后部份童养媳们合影。（图片：WRIC）

 

童养媳是莆田一大特色

 

莆田市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人口306.97万人，莆田地区众多的被拐卖女孩，从小就过着童养媳生活，她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找到远在异乡的亲人。中国妇权属下的《回家网》曾在2009、2010和2011年，在福建莆田地区的宣导活动中，先后帮助三名童养媳找到了远在贵州的亲人，她们都是幼年时被人贩子拐骗，从贵州各县份坐着火车到达福建，几经周转最后被卖到莆田北高镇。由于被拐卖时年纪尚小，也很突然，加上多年无人相助，随时间推移，记忆中的原居地名称愈发模糊，对自己的家乡几乎没有印象，只依稀记得几个方言单词，回家网义工凭着这些线索，先在地图上搜索，将相同发音的地名都找出来再串联起来分析，一层层过滤筛选、在网站和报刊媒体刊登广告，经过若干的努力，最后终于让这些童养媳与自己亲生父母团聚。

 

回家网人员苏昌兰（右）在2011年3月莆田寻女活动现场派发单张。（photos by WRIC）

 

2010年10月，上百名莆田女子比照《回家网》寻亲模式，自组寻亲团到长乐展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的寻亲活动。这些现在已为人母为人妻的童养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大规模的自发组团寻找亲生父母的活动，全中国乃至世界罕见。在一个近年专门为莆田童养媳寻找亲生父母的网站上，竟然有超过800名童养媳来登记寻亲，这700多人仅包括出生在70年代到90年代、并有寻亲意念和有能力上网的妇女。

 

从中国妇权制作的图表中可以看到，出生在1982、1983年的人数最多。这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厉的年份。（WRIC）

 

父母寻找亲生女的人数在1983年达到高峰。1980年代都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厉的年份。

 

上百名莆田女子自组寻亲团到长乐寻找亲生父母。（photos by WRIC）

 

 

2011年3月27起，回家网义工第三次在莆田最南端的海边沿着海岸线渔村进行宣传，发放了宣传单张和寻人启事近万张，短短几天，他们接待了近30名从小被拐卖到本地做童养媳的女士来访求助。义工所到之处谈及童养媳问题，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村民们介绍说，平海镇三十岁左右的人一般都有兄弟姐妹七、八个，多的有十几个，这些兄弟姐妹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买来（有一些被称之为抱养，其实也是花钱买来的），几乎家家都有买来的童养媳。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沿海乡下渔民不大起作用，人们不怕罚款。

 

童养媳现象确实是莆田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社会现象，其独特的家庭结构也是当地一大特色。

 

至少数十万妇女“外买”

 

东海镇坪洋村，这个离莆田城区30公里有900多户、4300多人的村庄，竟有近千名“童养媳” ，2003年还发生过一童养媳被活活打死的案件，因此“童养媳村”臭名远扬。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当地一间名为径里的小学，6年级有60名学生，女生33人，其中“童养媳”就占了14人，是女生总数的42.4％；五年级有学生63人，女生31人，其中“童养媳”7人，占女生总数的22.6％。

 

由于政府从未公布有关童养媳的任何调查报告或有关数据，仅采取较为原始和保守的方式来推算，发现莆田地区的童养媳数量确实高得惊人。

 

以莆田北高镇为例，最为保守的推算：

早在八、九十年代，莆田地区农村的家庭中一般都有七、八个孩子，多的达到了十几个，这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是买来的，比如后吴村的肖光艳是从贵州拐来的，她家兄弟姐妹共十一人，有三个童养媳；彭清兰家里兄弟姐妹8人，有两个女孩是买来的。竹庄村翁清华兄弟姐妹6人，有2个女孩是买来的，翁芹芹家中也有多个兄弟，她就是买来的童养媳，仅这4个家庭中就有8个被买来当作童养媳的，其中5人是嫁给了“哥哥”（养父母的儿子）。

 

北高镇八十年代一家庭平均8个孩子，我们保守的估计目前只有4个孩子已经结婚成家的话，那么原来的一个家庭就变成了至少五个家庭，即便是完全排除现年30多岁的肖光艳(7岁从贵州拐卖到福建 )这一代人所组成的家庭买童养媳的可能性，那么他们的父母（养父母）至少买过一个童养媳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每五个家庭中至少就有一个家庭买过童养媳。北高镇目前有16000多个家庭，换句话说，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家庭养过一个童养媳，即北高镇有3200个童养媳。

 

以北高镇为基准计算，其所在的荔城区有六个镇（北高镇只属中等规模），那么全区估算有1.92万名童养媳。莆田市有306.97万人口，所辖仙游县，荔城、城厢、涵江和秀屿四区，以及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以荔城区数字参照，莆田市童养媳的总数可估计为12万人（这个数并不包括买来的男孩）。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仅八、九十年代被卖到莆田做童养媳的女孩人数有12万人之多。

 

 

还是以莆田北高镇为例，不乐观的估算：

 

在人口拐卖最猖獗的八十年代，当时的北高镇人口约为16万人 ，我们按每个家庭八个孩子计算（加上父母10人），16万人约为1.6万个家庭，以当时每家买一个童养媳来计算，北高镇就应该有1.6万个童养媳，如此推算，荔城区就有9.6万童养媳，而整个莆田地区就有57.6万个童养媳，也就是说，整个莆田地区的当时收买的童养媳数量就应该接近六十万人。

 

在莆田，北高镇的渔村还不是最多的，因此买童养媳还不是当地最为严重的一个镇，为便于客观的统计，我们选择北高镇作为估算范例，也只是取了莆田地区的一个中间值，靠近海边的渔村如秀屿区的埭头、平海等地，情况更为严重。在埭头、平海镇等渔村做寻亲活动时，通过与当地织网、过路的妇女们的交谈，我们还了解到她们中间约半数人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哪里，更不用说亲生父母。

 

这个家庭中有两个童养媳。（图片：WRIC）

 

2名与中国妇权义工一道前来寻找女儿的妈妈（左一、二）和2名寻找妈妈的“莆田女”，即童养媳。（图片：WRIC）

 

根据以上最为保守和比较不乐观的两组数据来看，莆田的童养媳人数应在12万至60万人之间，平均数是30余万人, 即便是最低估计的12万童养媳出现在莆田一个地方，也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这代表了12万个家庭永久的伤痛，12个女孩一辈子内心的缺憾和永远痛失人生中最宝贵权利—–自由恋爱。

 

拐买人口猖獗的四大因素

 

近几十年来买卖孩子猖獗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由于是沿海渔村，也是传统的侨乡，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相对较为宽松，其经济条件普遍比中国内陆好，超生罚款他们不在乎，就连计生委的官员家庭或亲戚也买孩子，他们深信多子才多福，每家都竞相生育，因此婚育年龄都较早，一般女孩17岁、男孩19岁左右就会结婚。婚后生孩子越多越好，生得不够多就买，男女都要，买男孩主要是增添家庭劳动力，买女孩便是做童养媳以操持家务，所以一般家庭都有七、八个孩子以上。

 

至于户籍问题，对长年打鱼晒网的渔民来说，并不像内陆城镇居民般紧张，特别是取消粮票、布票制度后，不存在必须有人头才能生存的问题。

 

据了解，2010年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人民币19，068元 ，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人民币5919元 ，因此罚款对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先以活络的海上交易致富的渔民来说，算不上大事，即便是现年三十岁左右的家庭，孩子也都在三个以上。

 

二、靠海为生的渔民，自古以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业方式，一条渔船父子齐上，没有五、六个男人是很难承受的（当地风俗女人不上船），在生不了那么多男孩的情况下，就买来充数，家中男人愈多这家人就越自豪，当然有多少男人必然也就需要多少女人，不说这些渔村的年轻人长年难找媳妇（村中女孩多外嫁），就是结婚娶妻的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家长从长计议，买一个小女孩来养大做媳妇，远比自己生一个长大后可能外嫁来的划算得多，因此童养媳大军便源源不断进驻村中。

 

1987年2月生的童养媳要找亲生父母。（图片：WRIC）

 

在寻亲大会上尽力寻找亲生父母的福建养女们（童养媳）。（photos by WRIC）

（图片：WRIC）

在寻亲大会上尽力寻找亲生父母的福建养女们（童养媳）。（photos by WRIC）

 

莆田的产业结构除农业上以独家独户的捕渔为生的特点外，工业上尤其近数十年来，是以制造或仿造名牌运动鞋、服装等为经济支柱，2010年的生产总值816.98亿元（莆田市政府网站公布），对劳动力有着大量的需求，这一现象也是整个福建沿海地区的共性，上至福清，下至泉州、晋江、石狮等地。此外，从80年代开始福建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尤其莆田市的北高镇是福建省的一个毒品集散地，被列入全国重点禁毒整治专项斗争示范点之一 ，外加台湾渔民对大陆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这两者汲取了大量的年轻男劳动力，于是购买男孩为家庭未来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相应的购买女孩为童养媳或打理家庭事务的需求也大增。因此这一地区存在着猖獗的人口买卖市场。

 

三、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买来的男孩养父母至死不会泄露“不是亲生”的天机，一般男孩都不会知道自己是抱养或买来的，因此男性寻找亲生父母的人数远远不及女性。而女孩则不同，长大后，为了让她们抛开“近亲开亲”的心理负担，安安心心与“哥哥”结婚生育，养父母会故意在“不经意”中透露她们的抱养身份，并几乎统一口径，说她们是自福建另一个地区长乐市抱养来的。

 

据了解，长乐市是拐卖人口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多年来警方在该市查获大批人口拐卖集团，主要从事于从早年的云、贵、川等省发展到现在的内陆北方等省拐骗孩子后，集中在长乐交易，出现家族“一条龙“式经营，即人贩子团伙从订购、拐、骗、运送、定价到甚至最后送进买家门，“服务”全包到底。据重庆市委网站2010年8月16日报道，在一起各地儿童被拐卖到福建长乐的解救案中，17名被告人连续作案14起，拐卖儿童15名，最小的不到2岁，最大的刚满7岁。犯罪团伙中有夫妻、兄弟、姐妹、父子……，已形成盗抢、诱骗、接应、运送、贩卖一条龙的链条。

 

四、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都知道几乎家家都有童养媳，也都知道她们很多人没有户口，但对于这些家庭为何突然多出一个孩子，却从不过问，因为很可能买孩子的就是他们的亲友。各乡镇的邻里、亲友们也都相互“保密”。其实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人说了也没太大作用，反而可能会遭到人贩子的报复威胁。

 

莆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福利科官员，就该村2006年发生童养媳被丈夫活活打死案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坪洋村“童养媳”的事他们知道，但不属于他们管的范围。他说，如果女婴是超生的，归计生委管；如果是贩卖儿童，则属公安部门管。这些“童养媳”没来民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民政部门也无法给她们办，因为给她们上户口不符合《收养法》。该负责官员说：我认为“童养媳”现象在边远山区很正常。他认为记者不该报道此事，还反问记者，如果不让他们抱养“童养媳”，你能帮他们找到老婆吗？

 

综上所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莆田地区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与童养媳组成的家庭并不幸福的事实有目共睹，年轻人无论是否有钱都愈发倾向于自由恋爱，单买女孩来做童养媳的现象不像以前那么泛滥，但就全国范围来看，拐卖女孩的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以北方地区为例，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从2005年以来失踪被拐的女孩数量明显增加，2007年5月黑龙江省同一时段，姜美玉等9名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女孩同时失踪，后来几经黑龙江省公安部门的查找，先后有4名女孩被解救，可是另外5名女孩至今无音讯。2008年10月吉林市工贸学校的4名女孩集体失踪，一个月后，家长实在找不到了，于11月3日家长们分别到吉林市船营公安分局报案，但是警方拒绝予立案，该分局法制科科长张宇新说，因为不能确定出走原因，所以无法为其立案侦查，只能协助寻找。

有家长表示，其实公安分局是不愿承认其辖区内又多了几宗拐卖女孩案件。

 

到目前为止，女孩贩卖无论是价格或数量都已接近甚至超过男孩，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国普遍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加剧，随着这种危机的加剧，相信未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拐卖女孩的现象不会得到缓解，而拐卖未成年女孩的市场，除了一部分卖到城市夜店做性奴或偶见卖给人家做女儿外，大多还是卖给穷乡僻壤地区的男子做童养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