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權作者王青松, 中國女權運動行動者，中國#Metoo運動及反就業性別歧視深度參與者和組織者之一，獨立撰稿人。
前言：中國女權運動的發展與挫折與中國整個媒體環境（包括媒體政策）的變化是十分相關的，無論是早期（2010年前後）相對媒體環境的寬鬆、社交媒體的崛起，還是之後官方媒體管控收緊、媒體環境惡化，這些會給運動提供機遇，也會給運動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本篇文章會從近十年來的媒體環境來分析這期間女權運動都經歷了怎樣的發展生態。 2020-12-31
從「圍觀改變中國 」到女權運動與媒體的合作
2010年前後，中國輿論場始終透露著強烈的樂觀和希望感，彼時以南方系（南方報業集團）為首的自由派媒體還十分活躍、引導者價值觀和實踐著新聞專業主義，加之微博的崛起（2012年12月底，新浪微博註冊用戶已超5億），自由與民主成為公眾討論的高頻詞彙，以公共意見領袖、知識分子和活躍網民為中心形成了強大的輿論空間，讓許多媒體人高喊出「圍觀改變中國」的話語。
然而接下來的幾年，媒體管控開始日趨嚴厲，許多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遭到官方圍剿，許多媒體機構和像微博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被清剿，輿論自由遭到嚴重的抑制。就在此時，2012年前後，一群青年女性以行為藝術的極具視覺化和煽動性的方式試圖將女權議題帶入到公共討論空間，許多傳統媒體伺機而動進行報導，又因為這種方式極其符合社交媒體的傳播偏好，所以屢屢在各大平台上爆破，女權運動趁著天時地利人和第一次在主流公眾面前出現。
這個時期媒體與女權運動的合作並非是媒體突然理解女權主義的必要性、或者媒體的性別意識有了急劇提升，其實在像「婦女傳媒監測網絡」這樣的機構多年的監督之下，中國的媒體報導當中有性別視角的還是少之又少，而媒體本身的屬性也註定不會對既有體制進行過多挑戰。更是在當時，媒體需要一個易於傳播、同時帶有一定的社會理念和價值觀、並且在政治上並不是那麼敏感（或者說是不那麼直接涉及政治議題本身的）的話題來滿足選題缺口，這個時期媒體以一種符合標準的「新聞」的形式報導女權議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是同理，在尋求合適的公共話題和價值觀和具病毒式傳播特徵的內容，讓女權主義在初期觸及到了更多人。
對女權運動者來說，這樣的關注和傳播形式終於讓女權主義突破小圈層的桎梏，讓更多沒有社會資源和社會地位的青年女性擁有更多話語權，讓自己的訴求被更多人知曉和討論，也發現媒體報導其實是通向更大規模的社群組織和動員的方式，以及讓年輕人有了更多公共議論和發揮自己的能量、創意性的空間，也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場面。
中國媒體環境惡化和中國女權運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女權運動（行動）和媒體之間互相合作的關係雖然引爆了中國女權運動新的突破，但是接下來的幾年媒體管控開始收緊，對社交媒體的監控也在極度加強，意味著運動和媒體之間的良好互動被最終打破。
在主流媒體這一端，中國的幾乎所有媒體本質上還是政府意志的喉舌，在13－15年之後，政府又對媒體各方面的報導嚴加管控（甚至會有媒體在具體話題上面在熱點爆發期間收到報導限制的規定），特別是對於許多網絡媒體採編權進行嚴格規定，對於主流媒體的報導題材又有即時的限制和各方面的約束，讓主流媒體可報導的內容處處受限。
與此同時，在2015年的「女權五姐妹」事件之後（五位女權主義者因為想要組織一個反性騷擾活動而被拘37天），像行為藝術這樣的抗議方式被戴上了政治敏感的帽子，核心的女權機構和女權行動者在2015年後遭遇瘋狂打壓和騷擾，也迫使女權行動者在不斷謀求更多的其他的方式的倡導和動員。
中國婦權義工在紐約聯合國大廈前拉起橫幅，聲援中國女權五姐妹。
另外，在網絡和社交媒體這一塊，審查和監管也日趨嚴格，網絡審查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消極管理，一種是積極出擊。消極管理方式包括限流，刪帖，炸號，對有女權動員傾向的內容、有問責性質的內容進行限制，並使公眾在長期的監管之下漸漸去敏。另外是積極出擊，例如官方會培養很多「水軍」。「水軍」是指一些人偽裝成普通網民或消費者，通過發布、回復和傳播博文等對正常用戶產生影響。在一些有異議的，聲音不那麼順耳的微博賬戶下面就會有大量水軍，它們常常會使用一些暴力性的語言，這樣會讓正常的網友不敢講自己的想法，甚至會漸漸退出公開平台，回到比較安全的網絡區域。符合主旋律的內容就會被保留，平台還會推廣這些內容讓更多人看到，還是有很多網友會受影響，也因為大家沒有別的信息渠道。還會通過官方資助一些平台的方式來加強輿論引導和對女權主義的污名，比如在2018年，一個叫「酷玩實驗室」的微信公眾號指控一些「號稱」女權主義者其實在行使跨國賣淫的「勾當」（被指控方是具有多年運動經驗的女權行動者），而此公眾號背後就有官方資本的資助。另外，「境外反華勢力 」等也成為污名女權運動的常見話語。
在這樣的輿論污染之下，女權運動面臨著極大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僅是女權主義者圈層的外部，對於女權主義的常見污名，比如女權主義者只要權利不要義務等攻擊，也包括了女權主義者內部的矛盾和相互攻擊，比如一部分網絡女權主義者對於已婚婦女、對於同性戀等群體的攻擊。雖然線上關注女權議題的人群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非同尋常的爭議性在擴大，但是也存在簡單化、極端化、情緒化等的一系列的特徵。
在這樣艱險的環境之下，致力於社會變革和製度性改變、深耕多年的女權主義者也在尋求相應的應對方式，如採取更具創意性的方式結合合適的時機和議題來進行社群動員和政策倡導，在極其有限的空間之下也努力保持女權議題複雜性和制度性分析的討論，雖然女權議題的討論呈現出比較膚淺化和極端化的趨勢，但是對於女權主義的關注在持續增加，這些關注始終意味著一定的潛力和國家與女性之間矛盾的激化，對於這些關注和需求的持續引導和組織也是這些核心的女權行動者在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