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行动者李翘楚获刑3年8个月

转载自端传媒                          2023-2-08

 

2月5日,中国人权和女权行动者李翘楚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判决书指,根据李翘楚供述、证人证言,以及其他电子器材的勘验等证据,李翘楚明知许志永的主张及其相关文章的内容性质,仍然为其传播颠覆国家政权主张,已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要件。

判决书中指,许志永撰写《非暴力》等文章,主张采用“非暴力”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许志永的博客是2019年由别人以许的名义注册、并使用该博客发布文章,许则通过电子邮箱将文章传给志愿者上传至博客,但许志永不愿透露志愿者是谁。判决书并指,李翘楚辨认出许志永博客上有273篇文章是经由她帮助发布。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李翘楚于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供述是非法证据,以及该案构成的犯罪证据不足。但法院指,法院认为没有材料表明案件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
根据判决书,李翘楚的刑期由先行羁押开始计算,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则为两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由2021年2月6日至2024年8月3日结束。

值得留意的是,李翘楚的其中一位辩护律师李国蓓在2023年6月20日开庭时因拒绝搜身被禁止进入法庭,最终被强行取消辩护资格。在判决书上,辩护律师一栏只出现律师丁锡奎的名字。
Facebook主页“FreeLiqiaochu李翘楚 ”指,今日开庭宣判时,李翘楚父母获准入庭。因不当药物治疗、闭经一年多,李翘楚身形严重发胖,与被关押前判若两人。父母在庭中与李翘楚挥手。

宣判后,法庭并未当庭询问李翘楚本人是否服从判决、是否要上诉。父母当庭索要判决结果一个多小时,遭法庭阻扰。判决书而后被交给律师,父母至今未能拿到判决书。律师下午

律师会见李翘楚后,已提交上诉申请。

案件源自2019年“1226厦门聚会案”,当局对聚会参与者进行大抓捕。聚会参与者、法律学者许志永在境内躲避抓捕数日后,于2020年2月15日在广州被捕。李翘楚因与许志永为情侣关系,曾被传讯。在许被捕翌日,李在北京被捕,而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4个月,罪名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2021年1月的发文中,李翘楚指自己在半年内做过3次信息公开申请、3次行政复议、2次行政起诉和1次控告,“用这些微小的行动不断表明我们对自身权利的捍卫。”“沉默不是我的本色,所剩无几的公民权利,绝不轻易让渡。”李翘楚曾在受访时如此表示。(延伸阅读:《女性抗争者李翘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2021年2月,李翘楚先被北京警方约谈,而后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刑事拘留并移送至山东省临沂市。3月,临沂市检察院正式批捕李翘楚。至2022年2月28日,临沂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向临沂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院在起诉书指李翘楚“与许志永(另案处理)系恋人关系,深受许志永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影响。2019年9月,在许志永的指使下,为许志永搭建个人博客,上传许志永撰写的大量颠覆国家政权文章,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经过三年时间,案件最终于2023年12月19日开庭。法院指因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案件以不公开形式审理。辩护律师李国蓓因拒绝搜身,被法庭视为拒绝出庭辩护。另名律师于凯在法庭提出的所有法律要求,包括传证人到庭、调取有关证据、申请有关人员的回避等,均遭法官拒绝,于凯当庭解除委托、退庭抗议。而家属申请庭审后会面被拒绝。​​
在被捕之前,李翘楚已患有抑郁和焦虑症,日常需要服药。疫情封控期间,律师以视讯见面了解李翘楚的情况。2021年8月27日,律师第一次与李翘楚会面时得知她已3次外出就医,第一次就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并伴有精神病性发作、有严重幻听。医生增加的治疗幻听的药物给李翘楚的身体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出现虚胖、闭经等问题。

2022年1月,李翘楚透过律师表示,“如今距离2021年11月25日停止治疗幻听药物已经一个半月了。近半个月,我幻听的症状从每天2次增加到每天3到4次,每次2小时,伴随意识模糊,精神恍惚(吃能靠掐自己的皮肤缓解,手上满是掐破皮肤后的疤痕),我的家人为我穷尽了所有渠道⋯⋯坚持争取合理的药物治疗。”

2022年10月,在律师会见后,李翘楚传递出自己在看守所内的生活,“目前所承受的苦,远远超出自己之前的想像——每天吃着水煮萝卜、水煮白菜、水煮土豆,像猪一样蹲在门口吃食,没有尊严。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居然坚持下来,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了。”

李翘楚及家人委托律师亦受到阻碍。2022年3月,家人想委托曾任检察官的维权律师杨斌进行辩护,但法院以杨斌没有律师执业许可证为由拒绝。根据BBC报导,许志永最终是在杨斌家中被逮捕。杨斌而后被广东司法厅注销律师执业证。
自李翘楚被关押后,她的家人一直为其奔波,在法律框架下为李翘楚的自由和身心健康做努力,向外界呼吁案件应获公正审理。尽管家人多次申请会见,但均遭拒绝,李翘楚关押三年期间,家人从未见过她一面。(延伸阅读:《“7.09”家属:从受难者到行动者的一年跋涉》)
根据 Facebook主页“FreeLiqiaochu李翘楚 ”,在案件移交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李翘楚的母亲刘慧君于2022年3月24日致信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李殿基法官。信中详述李翘楚的成长及生活经历,又描述李翘楚在北京被监视居住4个月和在临沂市看守所羁押近14个月的病情与就医情况,并指控部分执法人员的不守法行为加诸在李翘楚家人的伤害等。在信中,刘慧君期待法官做出实事求是的审判。
李翘楚有抑郁症与甲状腺病史,其律师与家人曾多次指她在看守所无法得到合理医疗诊断和一直接受不当药物治疗。就李翘楚的身心健康状况,刘慧君2022年曾10次向临沂市检察院、2次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2023年也持续多次提出申请,但均被以“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为由拒绝。
刘慧君不断在司法程序内做努力。例如,2021年4至7月,为得到一份海淀法院不予立案的裁定书,她两度前往法院找负责法官、到信访办反映问题、拨打司法热线投诉,不但无果还招致国保约谈。2021年5月,得知李翘楚曾状告临沂公安局局长,刘慧君以家属身分向高检、高院、公安部、山东省人大、监察院等多个部门,去信超过50次反映存在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但信件转至临沂检察院后不了了之。
除了循法律途径提出控告、投诉,李翘楚的家人亦尝试寻求国际关注。刘慧君曾于2022年5月22日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Michelle Bachelet,希望她关注李翘楚案件。刘慧君写道,从上学至工作后,李翘楚一直关注社会公益活动,意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刘慧君说,她与李翘楚父亲均为中学老师,夫妻二人一直力所能及帮助他人,李翘楚成长过程与许多工人子女成为玩伴;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善良、正直和单纯成为她的人格底色,然而这让父母引以为豪的良好品质却为她带来巨大磨难。
信中还写道,李翘楚曾因参与公民社会活动与劳工维权活动,遭受巨大身心压力,自2018年饱受抑郁症困扰。在监视居住期间,因环境恶劣和缺乏治疗,病情加重。刘慧君又指对看守所内不系统、不透明、不专业的治疗备感担忧,而看守所亦不提供身体检查反馈。
李翘楚于1991年出生,现年33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她本科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与社会保障专业,硕士取得英国约克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位。
李翘楚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和人权议题。根据网上公开信息,李翘楚从学生时代便积极投身中国劳工权益议题。她在大学期间前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2年,曾与研究团队访谈农民工,亦紧就国家政策(例如体面劳动)进行研究。
从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李翘楚持续为劳工群体维护权益。在2017年北京切除低端人口事件中,李翘楚帮助整理资料,让失去工作和住处的打工者获得免费或平价的住宿线索,并获得用工机会。在佳士事件中,李翘楚为受到打压的劳工活动者、左翼学生及其家属提供法律程序和心理支持等帮助。(延伸阅读:《北京“切除”:11张图带你看懂“低端人口”清退行动》)

1226厦门聚会案
李翘楚被起诉罪名所牵涉的“1226厦门聚会案”,被视为“709大抓捕”后,重创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大案件。(延伸阅读:《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
2019年12月初,数名中国维权人士、律师、学者在厦门聚会,探讨中国时政、公民社会、国内外政治事件等议题。12月26日,官方在不同省份展开跨省大搜捕,戴振亚、李英俊、张忠顺和律师丁家喜等人被抓或失联。根据 RFA 2020年12月报导,事件发生后一年内,近20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遭受骚扰、传唤、羁押和批捕。
涉案的多名人士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并案处理,2023年4月遭重判,其中许志永被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丁家喜被判入狱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较因起草“零八宪章”的中国民运人士、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更长。涉案的人权律师常玮平则于2023年6月被判3年半。另外,多位“厦门聚会案”的参与人士被取保候审,也有人逃亡海外。(延伸阅读:《律师常玮平,一个不见容于国家的人》)
2023年11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许志永、丁家喜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于12月在 X 表示,二审过去近一个月,家属仍未收到判决书。罗胜春询问服刑地址,仅能得知丁家喜已送回湖北原籍,无法得知确切服刑监狱。许志永的 X 帐号则于2024年1月4日发文指监狱还未允许许志永亲属会见。

 

俞敏洪性别观背后,中国女性地位高低之谜

转自: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在2018年11月18日,学习力大会上,俞敏洪在发言中说道,“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借俞敏洪校长的风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中国女性地位高低之谜。

01“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中国女性

2017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的性别平等水平排在第100名(一共是144个国家)!当然,日本(第114位)和韩国(118位)还在我们后面。

据估算,按目前速度,全球性别差距的完全消失大约需要80年的时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需要161年(我们孙子女的孙子女大概可以亲眼见到)。而每当谈到中国女性地位,就会出现两种极端看法,一方面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受传统思想的压制,女性地位不高;而另一方面女性极高的劳动参与率以及中国女性在科教、体育等领域的成就似乎又表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

那么该怎样理解这里面的矛盾现象?中国女性地位状况到底如何?这里推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舒晓灵教授最新的一项研究。

舒老师研究的最大创新是破除对性别态度单一维度的认知。她从两个维度描述性别态度,一是纵向角度的男女平权程度高低(equality,即男女性地位的从属关系),二是横向维度男女相等程度高低(women dual role,此处相等代表认为男女在生物上本质是平等的,因此男人的工作女人也可以做,从而鼓励女性外出工作)。

简化地看问题,将纵向男女平权意识分为低和高,横向男女相等意识分为低和高,两两组合则形成四种情境:A类(低-低情境)代表女性在社会地位上从属于男性并且男女天生就应该有明确分工(想象一下“相夫教子”“三从四德”),B类(高-低情境)女性地位高但是普遍认可男女应该有明确分工,所以全职太太很多,C类(低-高情境)代表女性既要从属男性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又要像男人一样外出工作(对,就是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期待),D类(高-高情境)则代表女性既可以和男性做相同的工作,又获得一样的权利和尊重(例如,希拉里、武则天)。

神秘小编激情绘图

舒老师使用了一系列统计方法(机器学习、验证性因子分析、决策树……此处省略解释的一万字)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性别观念进行分类,最终发现,中国落入了C类情境,没错,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好娃忍受不平等待遇说的就是我们。也许并不出乎你的意料,相对比,以芬兰、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属于D类情境;美国、德国、新西兰等自由保守西方国家属于B类;而巴基斯坦、埃及、约旦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属于A类。

舒老师的研究还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纵向平权意识越强,但横向相等观念越弱(大概诠释了“有钱就是任性”吧);女性就业率高的国家,人们的纵向平权意识和横向相等意识都更强(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想法的女同胞们请三思!)。
我们回过头来再理解中国女性地位的矛盾现象就很容易了。除了经济的作用,文化思想也可能起到了较大作用。我国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浪潮。这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解放,更多的强调生物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从而鼓励女性参与工作。而西方国家的女性运动主要围绕女权进行,强调男女的平权,由此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中西分化。

02 请让我们穿越回唐朝

上面探讨了当今中国的女性地位。那么我们再把尺度拉长,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女性地位的是怎么变化的。在传统的理解中,自母系社会崩溃、儒家男尊女卑观念树立之后,我国女性就被束缚在家庭生活中,成为男性的附属,这种状态持续了上千年直至近代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女性地位并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隋唐时期成为了这条直线的奇异点。

谈起唐朝的女性形象,除了以胖为美之外,大家也会想到以《簪花仕女图》为代表的开放暴露装束。除了暴露式装束,女着男装在唐朝也普遍存在。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女子着男装通常被认为是不守妇道的表现。只有在性别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除了穿男性的服装,女性也会参与到男性的热门运动中,比如唐代的骑马击毬(球),在女性中也非常盛行。

在婚姻生活方面,大家所熟知的是封建女性通常被”七出“条例所约束,男性可以通过以上条例休妻。然而在唐朝,女性也可以以”义绝“的理由来主动提出离婚。什么性格不合、以及丈夫长期不在等都可以成为女性“和离”的理由,并且受到官方的承认。除此之外,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也空前提升。唐朝的“悍妇”、“妒妇”的故事层出不穷,包括房玄龄在内的名人都有“怕老婆”的名声。

在这样的社会性别土壤中,就不难理解唯一的女皇帝会出现在唐朝。除了武则天,唐朝的公主们表现也非常突出。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高阳公主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对象,除了在政治上的高度参与,她们也有多次改嫁的经历。

如果以舒老师上面的框架来理解唐朝的女性地位,从纵向男女平权的角度来看,女性对服饰选择的任性,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及女性在政治中的话语权均体现唐朝在此维度上的先进性。而女性可以着男装,参与男性的运动等则体现在男女横向相等意识上有较高成就。

日本隋唐研究专家气贺泽保规认为,唐朝女性的开放很大程度来源于外部胡人文化的入侵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隋朝和唐朝都有胡人血统,杨坚老婆和李渊母亲都是鲜卑族独孤家的姐妹。因此,为唐朝输入了开放的基因。而安史之乱之后,中原文化又逐渐走向封闭,经过宋代理学的洗礼越发保守,女性地位落入低谷,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受到来之西方文化的再度冲击。

03 我们的未来?

那么未来中国女性地位会走向何方?可以看到中国女性地位的起落与外部文化的冲击有很强的关联。隋唐之后由于外部动力的不足,使得女性地位回落。然而在今天全面开放的社会与全面连接的世界里,虽然仍会有波折与起伏,但是我们相信向前的动力会更加强大。

女权之声 : 全面二孩后,女人会从强制不生变成被强制生吗

作者:吕频

今天,新华社一则寥寥数字的消息瞬间刷了屏。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生育政策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女性。在诸多开放生育呼声的同时,许多女性表达了她们对于“全面二孩”的强烈担忧:家庭中从未断绝的性别歧视和重男轻女会因此重新抬头吗?职场性别歧视会因此加剧吗?有没有可能结果是,决定生育的权力从国家父权转移到家庭父权,妇女从被强制不生育变成被强制生育?

女声网主编吕频评论道:人口政策不是只有放开VS不放这简单两极。我们绝对同意终结由国家限制生育数量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尤其是强制检查、节育、堕胎这些深重的由国家行使的对妇女暴力。这是基本人权问题,放开二胎都不够。但我们要得更多:综合性的支持性的政策,让女性在家享有充分生育自主权,在职场不因生育受“惩罚”。

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引起了很多讨论,主张取消计划生育者,大概或肯定这是有限进步,或担心这是在用微调拖延彻底取消。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一些(看起来有女权倾向的)年轻女性却对计划生育政策松动的趋势表现出强烈的担忧……

女权者支持强制计划生育,这是真的吗

如果说女权者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观点没有充分表达出来,那这并不是她们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正式言论空间基本禁止对强制计划生育侵权的揭露和批评,直到2012年6月陕西冯建梅遭强迫堕胎事件,才或许前所未有地突破了一次,但至今这仍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流通的话题。

如联合国1993年《反对对妇女暴力宣言》指出的,对妇女的暴力包括由国家行使的暴力,以及国家对暴力的纵容。强制计划生育是一种典型的由国家行使的暴力,其存在时间之长,迫害范围之广,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恐怕远甚在其他一些国家被认为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灭绝事件。反对强制节育、强制堕胎、迫害“超生”者……暴力没有借口,为这种三十多年来已经被千万妇女身体铭刻的罪行辩解或试图轻描淡写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事实是:或许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没有能够做到响亮地反对强制计划生育,以及,应该向那些为受害妇女做了更多工作的人权捍卫者学习,但女权主义在道义上和逻辑上都不可能支持强制计划生育,因为强制计划生育是直接迫害妇女权利的。

所以首先需要区分,当我们说“计划生育”的时候,所指的是一般的“计划生育”还是中国式的“强制计划生育”。个人生育有计划是生育自主权的体现,国家也都在从人口的角度设定引导性的政策,这都和生育被强行“计划”不是一回事。支持计划生育不等于支持强制计划生育。

但是,强制计划生育在不同人群中间的推行方式和推行结果不一样,导致不同人群对政策的感受和评价结果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强制计划生育在城市的推行相对而言没那么残酷,加上城乡的隔膜,信息传播的限制,很多年轻人对强制计划生育的侵权性没有强烈的感受。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造了一个客观上的受惠群体,即在那些接受了“只生一个好”观念的城市家庭里出生的女孩。她们的成长较少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挤压,家庭的爱和投资让她们享受到上一代妇女和农村女孩没有的自由发展机会。

这些年轻人对强制计划生育没那么反感甚至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其实是基于一种自我庆幸:她们意识到,自己与母亲和农村女孩的命运的差距,在客观上是由计划生育带来的,不管父母情愿不情愿,计划生育让她们不用做原生家庭中的二等公民。

应该理解这些年轻人的体验。不是说能以此论证计划生育的合理性,而是说,政策实施的后果必然是差异性的,想改进,就需要先理解和处理这种差异性,不要抹杀某一群体的经验,要放弃非黑即白的思路,而“取消计划生育”的说法,有时听起来就是这种思路下的口号。

因为希望纳入不同群体的体验,因为看到或担心两方都没有关照到妇女权利,所以女权者不愿在计划生育和取消计划生育之间站一个非此即彼的立场?是非此即彼是容易的,另类和深度思考往往会被误解和被忽视,很多妇女权利的见识都是如此命运。

取消计划生育为什么会让女人担心

要求取消计划生育的人士说:国家无权限制生育,应该把生育权还给公民个人。

这听起来完全正确,简直无法不支持。问题是,“个人”不是抽象同质的,每个人的权利行使程度会因其身份和权力地位不同。有必要追问,如果国家真的放回生育权,那这种权力会实际由谁来掌握。这是关系到妇女福祉的严重问题——是丈夫/男人、公婆、父母还是妇女自己,有没有可能结果是,决定生育的权力从国家父权转移到家庭父权,妇女从被强制不生育变成被强制生育?

生育必须基于妇女的子宫,所以生育权的终极只能在妇女个人,婚内生育应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最终的决定权只能属于妇女,否则就意味着他人对妇女的身体强制,这是侵权行为。但是,妇女有为丈夫、为家庭生育/传宗接代的义务,这仍然是一种公然的文化,结婚就要生,要早生,多生,生男孩……很多妇女面临丈夫及家族的生育压力,令人沮丧的前现代境遇。

强制计划生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将妇女视为生育工具的父权文化,只是暂时用国家父权压制和收缴了家庭父权的权力,而且,家庭父权一直都在试图与国家父权争夺妇女的子宫,由此导致的摩擦和双重迫害都由她们身受:那些被多次强制堕胎的受害者,有多少只是为了满足丈夫或公婆的心愿;有多少妇女因为被强制结扎不能再生育而被嫌弃甚至被离婚。

要树立取消计划生育主张的妇女人权合法性,应该先意识到,家庭父权和国家父权一样参与了对妇女的生育迫害,清理父权文化是让生育真正权利化的前提,取消计划生育不能在实践中等于将生育控制权从国家下放给父权家庭,而这正是许多年轻妇女特别担心的。然而,似乎没有看到主张取消计划生育人士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些人还宣称生育是妇女的义务、不生育的妇女是自私等等,公然丢妇女的赞成票。

性别不平等让生育意味着妇女的巨大代价,这是一些人害怕放开计划生育后被强迫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务劳动仍然普遍由妇女主要承担,照顾劳动中的男性缺席尤其严重;大量劳工阶层妇女不享有生育保障,对她们来说生育就意味着失业,在白领职场中生育歧视也是司空见惯、基本不受制约;雇主对母亲很少关怀,公共托幼服务资源奇缺,为履行母职,无论是放弃工作还是减少工作投入,对妇女来说都是发展的损失;而且,妇女的性魅力被认为因生育而贬值,做母亲让妇女更依赖婚姻,离婚则往往意味着无酬劳动投入的割肉……。总之,妇女为生育所付的代价和她们决定生育需要怎样的勇气,男性体会不到,父权家庭未必买单,国家则是基本无视。

若要取消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妇女的福利,就需要考虑配套性的政策,给妇女广泛的生育支持,并纠正性别歧视,否则,在不愿生、不敢生、不得不生之间,妇女仍然不能实现自由选择。或者说,要让妇女,乃至夫妻真正享受生育权,不能只谈计划或不计划。然而国家放开“单独二胎”的出发点压根就不是生育权,而是提高人口红利,呼吁取消计划生育者,或者只有粗糙的民粹式口号,就算有配套政策设计,也往往只见生育支持,不见妇女地位问题。

农村妇女极难就公共事务发声,最受影响人群的沉默让整个话题残缺。一些城市年轻妇女宁肯对取消计划生育说不,不是留恋强制,而是因为,她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的生育意愿,因此不太受强制的压迫,反而可以借助政策限制保护自己免受生育剥削。妇女需要可靠的承诺,在她们面前,没有性别视角的“人权”主张和专制一样会不受信任及道德失败,要不要回应她们,终究是对人权价值的检验。

计划生育争论需要第三种语言

在强制极度森严的时候,取消计划生育的主张渲染着地下争权的悲情,对话因此很难展开,而且,只要不进入国家议程,不管什么政策观点都是纸老虎,没有杀伤力,因此也没有争议的迫切需要。但放开“单独二胎”已经明示了言论限制的松动,取消计划生育主张公开化而且更有影响政策的野心,或许从此时起,争议开始非常有必要了。

遗憾的是,在关于计划生育是与非的讨论中,有性别视角,有足够知识,又愿意走进大众传播,这样的人士至今不出现。一些主张取消计划生育者公然与女权为敌,妇女的经验,性别的视角,只能以一种因被忽视而激越的姿态,在网上零散地迸出,集结不起多少话语权。 假装女人不在场,热热闹闹地谈论应该或可以允许她们怎样,这种事情总是在发生。但换一种角度想,就此加入讨论而不是等待完美代言者出现,就此寻找计划生育问题中国论述的“第三种语言”,在为国和为家之间,在黑与白之间,正是一件可做的事情。 发展知识,甚至从提问开始,比站立场更有意义,在“单独二胎”的大众传播中,比如这些问题还没有评估:这会不会减少强制计划生育的伤害,会对出生性别比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还有待观察,或许单就这个政策站立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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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责任编辑:Rachel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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