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窗生涯實錄(三)

——作者小草

十三、窒息的十分钟与带状疱疹

在这座地狱里,活是永远干不完的,时间永远不够用。

管教干部们每天巡视车间时,嘴里最常挂着的一句话就是:“这批活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所有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干完自己的工序!”。在“十万火急”的催促下,两百多名犯人每天的吃饭时间被压缩到了不足十分钟,有时压缩到只有五分钟,那根本不是在吃饭,那是往胃里疯狂地塞入食物。天天都是饭还没有咀嚼咽下,肚子还没填饱,干部就催促出工,所有人必须立刻收拾碗筷,出去站队。

在监狱里,你的全部生命都被出工干活所填满。因为节奏太快、活太多,如果你的速度慢了一秒,就注定吃不饱,更注定“拉不上”。每天车间里所有人上厕所的时间都是被精确计算且固定的,两百五十名犯人,整个车间却仅仅只有十个简陋的蹲坑。每一次上厕所的时间被限制在半小时以内,上午和下午各有两次机会。这意味着,两百五十人每天共享的总如厕时间不足两小时。

在那种极端的无序排队中,常常是还没排到自己,厕所的门就被值班员锁上。有时虽然幸运排上了,刚蹲下就被人一把拽起,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生生憋回去。而在夜间的号房里,虽然角落里有一个蹲坑,但那早已成为了牢头狱霸的“特供圣地”。我肯定是没有资格排大便的,只有她们才配在夜间排泄。为了减少排便的次数,少给自己在这座高墙里找麻烦,我不得不强忍饥饿少吃——尤其是晚饭,哪怕肚子饿得咕咕响,我也绝不敢多吃一口。

在监狱服刑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一顿晚饭敢吃饱过。也正因为如此,在长达九百多天的夜晚,我从来没有过一次大便。长期的极度饥饿、营养不良加上毒素的常年累积,便秘和闭经很快成为了我身体的常态。

由于体内毒素无法排出,我的免疫系统彻底崩溃了。很快腰部、臀部、大腿等处毫无征兆地爆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密密麻麻的水疱如同毒蛇的鳞片般在我的皮肤上蔓延,夜里睡觉时感觉犹如千万根钢针扎进肉里,剧痛折磨得我彻夜不眠,身上的惨状连最冷血的同犯都不忍直视。

我先后向干部请示数次去卫生所,但由于车间的活总是“十万火急”,我的请示一直不被允许。病情又拖延了三四天,水疱几乎蔓延全身,直到星期天,车间稍微喘了一口气,当班干部才极不情愿地把我带到了监狱卫生所。

我坐在卫生所的凳子上,匆匆挂了吊水。打完吊针、拔掉针头,连一分钟都不敢停留,就立刻被押回充满粉尘和高温的车间,继续加班赶制衣服(在生产监区,星期天无条件加班早已是常态)。

在连续吃药和挂了一个星期的吊水后,这场带状疱疹的急性期才勉强过去,但直到今天,我的腰部和腿部依然留下了大片的乌黑疤痕。

在卫生所打点滴那短暂得如同恩赐的喘息时间里,我看着头顶一滴滴落下的药水,转过头,对身旁另一个生病的同犯低声说:“在这里宁做病人,不做犯人。”她听后,脸上浮现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苦笑,无力地点了下头:“谁说不是呢……”

—— 圖:張玥/AI協作

十四、无人性的高墙:绝对利润与免费机器

在这座高墙内,犯人从来不是需要被挽救的迷途灵魂,而是一台台免费运转的挣钱机器。“劳动改造”是至高无上的唯一铁律。

凡是能干活、手脚快、能给监狱创造巨额财富的犯人,处境就会好很多。在三监区,所有的牢头狱霸,无一例外都是靠着变态的“高产量”硬生生熬出来的。这些奴隶主般的重刑犯,在里面处于“一人之下,两百人之上”的特殊阶层。她们除了对狱警干部表现出摇尾乞怜的顺从外,剩下的两百多名普通犯人,都必须死死压在她们的窒息阴影下,仰其鼻息苟活。

监狱里所谓的“思想、文化、技术、监管、劳动”五大改造,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全是虚伪的扯淡。真正的刚性现实只有两个:监管与劳动。为了最大程度地榨干我们,监狱在承接外来服装订单时毫无底线。因为囚犯不需要支付工资,无论外面的加工费被压得多低,监狱都敢闭着眼睛接单。

那几年,高墙之外的普通服装厂因为人工成本暴涨、订单稀缺纷纷倒闭;而高墙之内,车间的订单却永远如潮水般源源不断。无数在外面嫌利润太低、没人愿意接的廉价衣物订单,最终都流向了监狱,秘密加工后再贴牌重新流向市场。资本在外面因成本而颤抖,权力在里面却用免费的血汗,铸造了暴利的温床。订单如绞肉机里的齿轮,日夜不停,将我们每一个人,死死裹挟在无尽的劳役洪流中,形同机械。

十五、女性的消逝与野蛮的丛林

监狱,是一座专门泯灭女性痕迹的原始丛林。极端恶劣、高压的生存环境,像一把粗暴的板刷,成系统地抹去了女性的一切特征。放眼望去,整个车间里满是超短的短发、肥大臃肿的灰色囚服、粗劣至极的塑料囚鞋或凉鞋。

到了酷暑盛夏,所有人更是清一色的大裤衩和半截袖褂。在这里,没有人穿胸罩,更没有一个人穿袜子。因为出工的时间被精确计算到了秒,多穿一件衣物,都是对时间与精力的浪费。偶尔有人讲究尊严、试图穿上内衣,便会被人唾骂为”装B犯”。

那些重型生产机器和成箱货物,全靠女犯人用肉体凡胎去生拉硬拽。长期的重体力劳役,让里面的女人个个练得双臂粗壮、力大如牛。因为常年处于高度紧张超负荷劳作中,她们嗓门震天,脾气暴烈得如同一点就着的干柴,所有女性的特征迅速消失。

我曾经编过一个顺口溜:在监狱交通靠走,通讯靠吼,运输靠手。 这里没有现代文明的温存,只有赤裸裸的肉体高压。

两百五十人的监区里,除了十几个专门侍奉狱警干部起居、处理杂务的“事务犯”外,剩下的两百三十人,无一例外全被卷入了高强度的生产机器中。我们加工的大部分是警服和其他制服,监区下达的硬性指标是日均1300套。在流水线的精密咬合下,均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工作量,平均每天要保质保量完成近六套的成品。

这种工作量,是把人当成永动机在极限压榨,所有人都在超负荷运转,没有一个人能偷得片刻清闲。因为高强度、长时间的疲劳作业,车间里经常发生犯人手指被各种机器碰伤致残的惨剧。我的手和胳膊经常被熨斗烫伤,伤口都是自己慢慢愈合。而在地狱的逻辑里,因公受伤不仅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公费医疗,反而会被狱方视为“因操作不当蓄意破坏生产”,而招来加倍的体罚与惩处。

虽然每个月都有法定的一天家属会见日,但好多犯人包括我本人几次都被迫放弃。因为会见家人,会直接占用生产时间,完不成当天的产量是天大的罪过,会直接触发各种残酷的严惩。

在产量的逼迫下,为了活命,犯人之间不得不疯狂地相互倾轧、彼此争斗。比如为了赶自己的工序进度,人人都把活干得飞快,至于质量是否合格,只要流转到下一道工序,大家便心照不宣地把责任推给上一道或下一道的同犯——车间里,因此每天都会因产品质量责任不明,爆发无数场歇斯底里的对骂甚至厮打。监狱仿佛成了一座秩序崩塌的原始废墟,宛如动物世界般,奉行着弱肉强食的铁律。未完成任务的惩罚,如刀锋般时刻悬在头顶,让每个人的神经紧绷到几近断裂。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温柔的细语,所有人开口,都是焦躁的咆哮,语气里蓄满了高压积攒下的戾气。

——圖:chinadaily.com.cn

十六、洗澡的屠宰场:尊严的终极丧失

在所有的折磨中,洗澡是一场高密度的肉体炼狱。

两百五十名女犯,整个浴室却仅仅只有区区十个破旧的淋浴头。为了完成任务,狱方将所有人分成三批,每一批的洗澡时间被死死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每一轮,都有八十多名女犯如潮水般蜂拥而入,为了争夺那可怜的十个喷头,浴室瞬间变成了一个尖叫、推搡的屠宰场。像我这样手脚迟钝的“窝囊废”,常常是十分钟的倒计时快结束了,我连热水的边还没摸到,身上未淋到一滴水,就不得不寻找衣服匆匆离开,晚走一步便是重罚。偶尔侥幸挤进了喷头,在人挤人无法转身的空间里,只要我一弯腰,臀部便会冷不丁挨上重重的几巴掌。等我惊恐地回过头,才发现是身后的同犯在弯腰搓脚时,脸无意中撞到了我臀部。而我的脸几乎每天都被迫与他人的臀部和各种私密部位发生亲密接触。但为了活命,为了不引发新一轮的群殴,我只能佯装未觉,将所有的恶心与羞耻硬生生咽回肚子里。

由于白天生产任务繁重,上厕所的时间被看守员严格卡死,许多人在车间里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大批女犯便在洗澡时,借着流水的掩护在浴室里直接随地小便,用过的肮脏卫生巾更是被随手扔得满地都是。

十几平方米的密闭卫生间被挤得密不透风,地上污水横流,空气中弥漫着廉价肥皂、劣质洗发水与人体排泄物混合的腥臭,令人作呕。因我经常挨罚,长期被指派清扫这间恶臭熏天的浴室与厕所——每次清理完那些排泄物,我都恶心得几天吃不下饭,整个人如同刚从粪坑里捞出来一般。

十七、 闭嘴的哲学:监狱与看守所的殊途同归

在高墙内摸爬滚打到最后,我将监狱和看守所的区别,简单总结成了八个字。监狱的日子是:闭嘴干活;看守所的日子是:闭嘴坐好。

二者的相同点,都是不允许你说话。每逢集中学习,值班劳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嘴动记名字”——也就是说,哪怕你只是嘴唇动了一下,也会被记录、受罚。看守所与监狱,本质上是一对孪生的畸形儿:其内核,都是制定一套惨无人道、精准剥夺基本人权的严酷惩罚制度,辅以互监组连坐——一荣未必俱荣,但一损,必定俱损。这套制度,无限鼓励犯人之间通过相互监督、恶意举报,来为自己换取一点点生存空间。

这套庞大的极权机器,完全依赖于囚徒之间的内斗,来实现完美的自我运转。倘若犯人们在面对迫害时能够抱团取暖,消极对抗,境遇本可获得显著改善;可悲的是,国人的劣根性,在这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被无限放大。在这里,人人都在互相算计、互相倾轧,上演着一场精密的”人吃人”戏码。因我敏感的政治犯身份,几乎天天遭到同犯为讨好干部而进行的算计与举报——其结果,便是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花样翻新的处罚。

有一次,我突然被队长叫去谈话。一进门她面色阴沉,冷冷地问我:“你最近有没有私底下给别人传纸条?!”

在里面,私传纸条属于最高级别的违规,注定要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单人禁闭室。我怎么敢干这种自寻死路的事?我当然否认。队长立马喊来了一个叫王HY的犯人,盯着她问:“你不是说小草给周YY传纸条了吗?”

王HY当着队长的面,像一条疯狗一样猛地转过脸逼视着我,尖叫道:“你没传纸条?要是没传纸条,她昨天怎么对你说‘还没顾得上看’呢?!”原来是前几天的应知应会考试结果公布了,在车间时我偷偷问了周YY一句:“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她回答我:“还没顾得看呢。”因为分数出来后贴在墙上,必须三人才能去看,自己绝不允许单独行动。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询问,落到负责监视周的王某耳朵里,便成了“私传政治密信”的铁证。

队长听完对质,回头狠狠剜了我一眼,破口大骂:”你不知道周YY是邪教犯吗?谁准你跟她说话的?没传纸条也不行,你敢跟她说一句话,就是违反监规纪律!今晚,继续罚站夜岗!”

高墙内的告密,不需要事实,只需要动机;在这里,连一缕试图流动的正常空气,都是一种罪。

——圖:張玥 / AI 協作

十八、同犯的遭遇

如果说我所承受的,是这台机器日复一日的碾磨,那么同犯郭XY的遭遇,则让我第一次真切看清了这台机器最狰狞的那一面。

郭XY,亳州人,因上访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一次,新轮岗的指导员王L找她训话,她只是多辩解了几句,便被王L当场罚坐约束椅。此后,每晚收工回来,她第一时间便被强行锁在约束椅,中间不准下来,连大小便,也只能穿着裤子坐椅子上拉到裤裆里,直到第二天出工时才能开锁,然后自己清洗那张沾满污秽的约束椅。她就这样,在约束椅上整整坐了约一个月——期间身体稍有挪动,还会招来电棍的击打。指导员王L甚至怂恿其他犯人对她施以拳脚。

––––她所在的监室,就在我隔壁。深夜里,经常听到她凄厉的喊叫声:”救命啊!救命啊!”可无论她遭受了怎样的酷刑,无论她将喉咙怎么喊破,绝无可能有一个人能推开紧闭的铁门去看她一眼——在这座高墙之内,同情本身,也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奢侈品。

后来,郭XY刑满释放之日将近,指导员又宣称她”有精神病”,出狱当天直接将她转送精神病院关押了整整两年。如今,她真的已经被折磨成了精神病了。

我不知道,是这座监狱制造了她的疯癫,还是这座监狱本身,就是一台专门用来把人逼疯的机器——而郭XY,只是无数个被这台机器碾碎的名字中,最先浮现在我记忆里的那一个。当年那些绝望的呼救,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那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求救,那是整整一代被这台机器吞噬的女囚,共同发出的、却始终无人应答的哀鸣。

——圖片來源:明慧網

终章:不熄的梦魇与撕开的黑幕

三年的囚禁,是一场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凌迟,把我作为人的尊严与生理机能,彻底摧毁。看守所里长期的久坐,监狱里高强度的劳役——沉重的机器设备、成箱的服装零部件,全靠这具血肉之躯生拉硬拽;滚烫的熨台前,日夜重复着单调而飞速的动作——我的腰椎与颈椎,正是在那时留下了不可逆的重创。如今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已恶化到极限,压迫下肢,终日腰腿疼痛,无法正常坐立。这两万字的实录,正是我如今只能瘫在床上、用手机一字一句敲出来的见证。高墙虽已不在,但它留下的残疾,却成了刻进骨血、终身也服不完的刑期。

身体在狱中经历了全方位的摧残:体重断崖式下跌;常年被滚烫蒸汽熏蒸,视力急剧衰退,眼前时常有不明飞行物晃动;满口牙齿因长期营养不良与极度焦虑,也毫无预兆地碎裂、脱落了几颗。曾经健硕的躯体,被那台冷酷的轧榨机连皮带骨,榨干、榨残。更可怕的是恐惧本身——那种对暴力的极度恐惧,早已固化成一种无法逆转的肌肉记忆。直到走出监狱大门的前一刻,我的双手仍在神经质般地机械劳作,因为在那里,只有不停地拼命干活,才有资格活下去。

经历过监狱的人都清楚:高墙之内,本质上是一座披着合法外衣的血汗工厂。劳动从不是改造,而是赤裸裸的生存代价。那种环境下,你宁愿累死在流水线上,也不敢因抗拒劳动而被折磨致死——不干活,你分分钟都活不下去;想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把自己变成一台免费的赚钱机器,榨干自己。

重获自由已四年,我依然逃不出那段岁月的阴影。每到深夜,那种刺骨的恐惧与屈辱,便化作最狰狞的梦魇,一次次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些被亲手撕开、又撒了一把盐的伤口,这辈子,恐怕都好不了了。

四年后的今天,我强忍着旧伤崩裂的剧痛写下这些,并非为了博取廉价的同情,而是想用这支笨拙的笔,化作一把刀,撕开高墙外那层堂皇光鲜的帷幕——让人看清里面藏着的黑暗;看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在这套冰冷的系统里被一点点碾碎、彼此吞噬;看清一个原本清白的普通人,是怎样被逐步驯化、剥离,最终退化成一头没有尊严、没有灵魂的牲口。

文字太轻,苦难太重,装不下那一千零九十六个日夜里万分之一的痛苦。但我仍要把这些浸透了血、脓与恶臭的记忆,一笔一笔,钉在人间。因为历史,从不该只由胜利者用墨水书写,也该由幸存者,用血泪铸成。

暴政最爱的祭品,是沉默;而对抗遗忘最锋利的武器,是记录。愿人们记住高墙内每一声惨叫、每一个被黑夜揉碎的冤魂——唯有如此,同样的悲剧,才有可能不再重演。

一个被彻底碾碎的人,唯一剩下的权利,就是把自己的碎片,拼成一面镜子——照出那个制造碎片的时代。

(完)

——圖文編輯:張玥

鐵窗生涯實錄(二)

——作者:小草

——來自百度百科,安徽省女子監獄

七、判决与坠落:第十九层地狱

在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中,终于熬到了开庭的日子。

2018年12月28日,一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早晨。我被戴上冰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警车的押解下回到了颍上县法院。车轮驶入法院大院的那一刻,我隔着车窗,远远便看见数十位亲友正伫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翘首以盼,只为了能见我一面。

当他们看到我一头白发、面容枯槁,戴着死刑犯般的脚镣手铐艰难地从车上挪下来时,亲友们忍不住纷纷落泪。侄女本能地拿出手机准备为我拍一张照片,却在落泪的刹那被一旁的法警饿虎扑食般迅速夺走。事后我才得知,那天法庭外密布着大量负责维稳的警察,他们如临大敌,生怕有同道中人前来声援。可悲的是,在这个因言获罪的荒诞剧场里,除了血脉相依的亲人,压根没有一个外地同道敢前来声援。

尽管我早已按照他们的要求认罪悔罪,但这场审判的结局从来都由不得法律。法治彻底让位于政治需要,我被当庭宣判:寻衅滋事罪,获刑三年。当权力需要你成为罪犯时,结局在开庭前早已注定。这不是开庭审判,这只是履行一个行政手续,就像盖个章,签个字一样。法官在审判前早已知道判决结果,开庭只是演一场戏。

我的身体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没有资本去折腾上诉;家人也明确传达了外界的警告——上诉不仅不会减刑,反而会被视为“抗拒改造”而面临加刑。回到看守所后,一位同犯私下里向我透露,管教在找她谈话时,她亲耳听到看守所的一位领导对管教说:对我的判决“太轻了”,如果到监狱后不老实改造,立即发回重审、随时准备加刑。恐惧如附骨之疽,无孔不入,我不敢再存一丝一毫侥幸,彻底死了上诉的心。

就这样,在看守所痛苦煎熬了半年后,我再次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往安徽省女子监狱。我以为自己已经见识过了人间的深渊,到了监狱才知道,我是从十八层地狱坠入第十九层,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

八、 牲畜权的剥夺

这是一场将人彻底牲畜化的押解。我们八个女囚被套上冰冷的脚镣手铐,如几头待售的牲口被塞进警车。为了防止脱逃,狱方采用了极其恶毒的连环铐:其中两个人的手和脚被死死锁在一起,另一只手和脚艰难地拖着笨重的行李包,在一片金属碰撞的沉闷声中,我们八人狼狈踉跄地爬上了警车。虽然屈辱至极,但在离开看守所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竟然难掩一丝扭曲的兴奋——在那张塑料凳子上被囚禁了大半年,身体几近残废,如今终于能透过车窗一窥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我暂时忘却了自己卑微的罪犯身份,拼命地伸长脖子,恨不得将头撞破车窗,贪婪地凝望着外面的一切,试图以此确认自己还活在人间。

然而,地狱的法则很快在旅途中露出了獠牙。民警在途中停车用餐,将我们所有人死死锁在密闭的车厢内,一顿饭吃了近一个小时,整个行程长达近五个多小时。随着车辆的颠簸,膀胱的胀痛开始演变成火烧火燎的剧痛。车厢内一片死寂,无人敢开口提上厕所,我低声向同犯说想请示方便一下,却被她们齐声喝止:“不行,别找事!”。

那一刻我悲凉地意识到,这群囚犯已经被体制彻底驯化成了牲畜,她们不仅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更不能容忍同类试图唤醒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个个大活人快被尿憋死愣是没人敢请示,自己不敢请示也就罢了,还一起制止我,不允许我请示。到达安徽省女子监狱时,恰逢门口的值班民警下班。我们八个犯人戴着沉重的铁镣,在监狱大门口的寒风中又苦苦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多,履行完烦琐的入监手续进入监狱院内,脚镣、手铐才被卸下。

到了监狱卫生所体检时,在我的强烈抗议和哀求下,方才获准去厕所。整整八个小时没有解手,腹部胀裂如同遭遇了一场酷刑。出狱后,体检时被查出肾脏严重受损并伴有囊肿,医生明确告诉我,这与过去的极端憋尿有着直接关系。

谁能料到,这长达八个小时的憋尿,不过是漫长监狱生涯的一段残酷序曲。在日后的两年半里,憋屎憋尿成了常态,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尊严,在无法抑制的生理本能面前被彻底碾碎。

因为生产车间的流水线指标永无止境,根本不允许犯人随时上厕所。每天仅有的几次集中解手时间,须由两百多人一起排队,往往还没轮到你,厕所的铁门就被无情锁闭。在狱中,你必须练就一套超越肉体极限的“憋功”,否则,唯一的选择就是拉在裤裆里。

尽管《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曾庄严宣告:“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应得到人性化待遇,并尊重其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可在这座冰冷的高墙之内,我们被彻底剥夺的,甚至不只是人权——这里连”牲口权”都没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家畜,会活活被尿憋死。

为了减少排便的次数,节省流水线上那救命的几分钟,唯一的办法就是少吃、少喝。进监狱不到一个月,我便暴瘦了四十斤——原本在墙外近140斤的体态,一下子瘦成了90多斤的皮包骨头。监狱从来不是改造灵魂的圣殿,它是一座用饥饿与高压搭建起来的、最残忍的减肥训练营。

——網絡圖片

九、新兵连的洗礼与特权阶层

监狱,是一座被绝对权力与军事化管理笼罩的冰冷铁血堡垒。

新到来的囚犯,须先进入新犯过渡监区——十二监区(新犯教育监区)。一进监区,大门便向我们展示了体制的绝对顺从逻辑:我们在戴着脚镣手铐,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带来的一堆新衣物、被子等物品,被勒令全部扔掉。这让我想起刚进看守所时,自己新买的皮鞋和长筒丝袜同样被剥夺的场景。监狱里盛行着“零带入”的铁律,所有生活用品必须自费从监狱重新高价购买,其间的资源浪费触目惊心。

在新犯监区,首要的生存法则就是背诵那本几十页的监规,其次是无休止的队列训练与内务整理。负责我们培训和日常训导的并非狱警,而是老犯人——我们必须卑微地尊称她们为“老师”。这些“老师”虽然同样穿着囚服,却个个衣着整洁、皮肤白净,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机关干部气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号房里的“老师”号长,在外面时都是体制内落马的官员——厅级、处级、科级的在里面比比皆是(至于更高级别的,早已去了秦城)。她们在外面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入狱后凭借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依然无需从事底层的体力劳役,反而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与压榨新囚的中间代理人,因为她们有权随意加码惩罚我们新犯人。

高墙抹平了阶级,却衍生出更严苛的新阶级;在剥夺自由的泥潭里,特权依然能长出罪恶的花朵。 新犯人在她们面前如同旧社会的奴仆,讨好、谄媚这些“老师”,成了新犯人唯一的生存之道。捶背、按摩乃至进贡一切在狱中属于稀缺资源的物资,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过年的时候,监狱象征性地给犯人发了一点水果和几颗小糖。我自己都舍不得动一下,却在互监组长的逼迫下,不得不挑出其中最好的一份,毕恭毕敬地“上贡”给了我们的号长黄HJ,黄在墙外曾是亳州某局的局长。尽管我奉上了行贿的“贡品”,但她并没有因此对我多一分宽厚。相反,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的眼神里始终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忌恨与嘲讽。因为她敏锐地察觉到,我打心眼里瞧不起她,我不会长袖善舞,更不会像狗一样在她面前摇尾乞怜。我的骨气,让她在面对我时无法获得那种变态的特权优越感。为此,我彻底得罪了黄,迎接我的,是她几乎每天不重样的当众羞辱、体罚与恶意的告密。

我初到她的监室,她问我有哪些特长时,我就告诉她计算机软硬件及互联网的基本操作都没问题。可是等到干部来要一名会电脑的新犯人时,她却说我们监室没人会电脑。在她的打击报复下,我彻底失去了从事电脑操作的宣鼓工作。

安顿下来后,新犯人就可以给家人写第一封信了。在看守所时,任何形式的对外联络都是绝对严禁的。然而,这封信并不是自由的表达,号长发给我们一张严格的写信模板,所有人的信件内容必须千篇一律地复制:

“我于某月某日已经安全下到监狱。这里的警官非常好,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伙食也非常好……”

我记得最清楚,也最感到讽刺的一句话是:“我在外面就得过某某病,来到监狱体检时依然有某某病……”

这行字的荒谬之处在于,很多疾病明明都是我们失去自由遭受摧残、虐待后才落下的病根,但在体制的逻辑里,你必须白纸黑字地替它开脱,证明那是你“带病入狱”。写完之后,号长和狱警会逐字逐句地进行政治审查,只要发现有一句话没按照模板复制,便会迎来严厉的惩罚,信件也会被当场撕毁。

在“老师”们的驯化下,我们还学会了一套荒诞的狱中礼仪:只要狱警找谈话,必须立刻单膝下跪,右手握拳举在耳朵旁边,开口的第一句话必须是:“报告警官,我是罪犯XXX!”。如果狱警进入监室,所有人必须像弹簧一样立即全体起立,一边机械地鼓掌,一边齐声狂呼:“警官好!”,那场面,竟与朝鲜的官员见到三胖别无二致。

除了这些服从性训练,还有无休止的”应知应会”背诵。一本长达六十多页的意识形态与监规手册,须在三天内一字不差地全部背完。背不出来的犯人,不仅不给饭吃,还要通宵罚站。队列训练时,动作但凡稍有偏差或迟缓,老犯人的拳脚与辱骂,便会如雨点般砸落下来。

十、 生产监区:三监区的绞肉机

新犯过渡监区10数天培训结束后,2019年3月7日,我迎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我被正式下放到了全监狱最苦、最累的劳动绞肉机——三监区。

这里是一座专门用来压榨无钱、无权、无背景的“贱民罪犯”的集中营。当我第一天被带进生产车间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窒息:巨大的车间里,两百多名囚犯如同长在机器上的零件,高速而疯狂地运转着。几乎没有人敢抬一下头,每个人的手脚都快得令人目眩,空气中只有密集的、如同暴雨轰鸣般的机器马达声。

因为我的颈椎和腰椎病在看守所已经坐坏,双腿酸麻无力,无法久坐,我被分派到了更为繁重的岗位——熨烫衣物。

干活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个负责带我的老犯人“师傅”白了我一眼:“我一看你的手势就不是干活的料!手脚这么迟钝,干活不行,你的苦日子在后头呢!”没想到,她的话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第二天开始,沉重的产量指标便如大山般压在我的肩头,我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却因为长期不干体力活,动作慢,拖累了整条流水线的工序进度。收工的当晚,我被惩罚站军姿两个小时。白天在滚烫的烫台前一直站着干活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继续罚站军姿。在罚站快结束时,我体力不支双腿一软,整个人如同一摊烂泥瘫倒在地。我的倒地不仅没有换来丝毫怜悯,反而被牢头狱霸对我展开了一顿密集的拳脚相加与辱骂:“装死是不是?干活不行,连站个军姿都站不好!”我挣扎着爬起来,向当班的指导员控诉她们打人。然而,指导员只是冷漠地瞥了我一眼,吐出了一句让我浑身冰凉的话:“活该!打得好!打轻了,谁让你没本事干活的?不打你打谁?活干不好,你挨打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在这座绞肉机里,产量是唯一的信仰,暴力,不过是维持这信仰运转的鞭子。

马克思曾说,改造罪犯唯一有效的方式,是生产劳动。讽刺的是,这座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之本的监狱,竟真的将这句话,实践到了骨髓里——只是他们改造的,从来不是灵魂,而是一具具被榨干最后一滴汗、仍要匍匐着爬起来干活的躯壳。

后来我才知道,狱警特意把我安排到三监区2号房,这个最恐怖的牢笼,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号房里不仅有两个死缓、四个无期,(两个杀人犯),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对付、摧残新犯人的头号牢头狱霸。直到今天,她的名字依然像噩梦般刻在我的脑子里——郑M。郑M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气。她唯一的笑容,只会在面对管教干部时谄媚地绽放;而面对普通犯人时,她眼珠一瞪,就能让人吓得魂飞魄散。如果不是在公共浴室洗澡,你根本看不出她具备任何女性的特征。干部们却格外器重这样的人,将质检员和监管员的大权牢牢交在她手里,把她当成一条最忠诚的恶犬,专门用来摧残、训诫不听话的新犯人。

在2号房,只要你的坐姿或站姿稍有一毫米的不标准,便会遭到郑某M肆意的踢打与加倍的体罚。在整个三监区,没有一个人敢挑战她的淫威。因为她的父亲是宿州的公安干警,与我们的指导员是老乡。有了指导员这把巨大的保护伞,郑在高墙内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有一次,她又没事找事无端对我进行恶毒的打骂,我向值班的小干部反映情况。那个小干部听完后,四下张望了一下,竟无可奈何地小声对我说:“你就忍忍吧,反正她也快走了,我也管不了她,在很多事情上,连我都得迁就她。”

干部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有指导员在背后罩着,郑M就是这里的地下皇帝。因为郑M兼任车间的质检员,我的产品,在她的剪刀和标准下无一例外全被判定为“不合格”。她甚至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抛下一句话:“在我刑满释放之前,我会让你天天受罚。你干得质量过关了,产量肯定完不成;产量够了,在质量上我也绝不能让你过关!”。她说到做到。此后数月,在这个质检员蓄意的找茬与刁难下,我的活计不仅”永远不合格”,产量也”永远完不成指标”。出工时,她说我走正步不标准;唱红歌声音不够响亮——因此接连被罚站一个月。她硬生生将我拖进了无休止的处罚深渊,没有一天不挨罚。

在三监区,有一套五花八门、将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惩罚机制:罚款、打扫厕所、站夜岗、剥夺吃荤菜和水果的权利、不准打电话、不准家属会见、不准看书、不准购买生活用品、扣分、站军姿……总之,我作为一个囚徒所能拥有的最后一点点微薄的生存“福利”,被她用手中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

因为不允许购买生活用品,同时监狱又严禁我向别人借用,我的卫生纸很快就消耗殆尽。到了生理期,为了节约那几张救命的纸,我每次小便时只能小心翼翼地撕下一格使用。郑M发现了这个细节,这成了她羞辱我的绝佳素材。她开始在两百多人的车间里大肆宣扬、杜撰,大声嚷嚷着我上厕所从不擦屁股,是“三监区最脏、最臭的女人”。

在晾衣服时,我的衣物也成了罪恶的象征。监狱实行残酷的联保体制,严禁一至两个人单独行动,无论上厕所还是去晾晒场,必须凑齐互监组的三个人集体行动。因此,平时的衣服都是放在几个盆里由三名值班员统一端去晾晒。然而郑M却下令,我的衣服“带有政治犯又脏又臭的病毒”,不得与任何人的衣服同盆。只有轮到我自己值日,获准进入晾晒场时,衣服才能混入集体晾晒。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洗干净衣服,我只能将湿漉漉的衣物直接穿在身上,用自己的体温生生将其“焐干”,因为号房里决不允许挂任何衣物。

——圖:張玥 / AI 協作

十一、人渣的乐园与买纸笔的讽刺

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一分一秒都是在油锅里煎熬,直到几个月后,郑M终于刑满释放,我的处境才得以稍微喘息。

然而,地狱从不因为一个魔鬼的离去而变成天堂,它只是换了另一个魔鬼来执掌皮鞭。 郑M走后,张某、王某等别的牢头狱霸很快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女子监狱里,最不缺的就是整你的人渣。

这些犯人在墙外原本就干着偷抢扒拿、坑蒙拐骗的勾当,处于社会的边缘;入狱后,在极端扭曲、高压的权力生态中,她们的人性迅速发生了变态与癌变。在面对狱警干部时,低眉顺眼像一群温顺的绵羊;而在面对我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政治犯时,她们便瞬间化身为凶残的豺狼。她们要把自己在干部那里失去的尊严,从我这个更弱者身上百倍、千倍地捞回来。在这片封闭的罪恶之地,折磨同犯,竟然成为她们枯燥囚禁生涯中唯一的精神娱乐。两百多个女犯,就像两百多只红了眼的母老虎,随时随地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将你撕碎,她们有一万种合法的、非合法的方法将你的肉体与精神彻底摧毁。

政治犯在里面的处境尤为卑劣,在那些人眼中,我们连杀人犯都不如。普通刑事犯伤害的只是个人,而我是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为敌。为了防止我传播“危险言论”,除了日常盯防我的号头狱霸,狱方还专门指定了两个犯人作为我的专属“监视哨”。她们每个月都要打我的小报告,为抹黑我专门撰写“思想汇报”,捕风捉影地揭发我一切可能的违规行为。作为回报,每监督我一个月,她们的卡上就会多加上宝贵的3分减刑分。

更让人感到极度荒谬与愤怒的是,这两个监视我的犯人,经常厚颜无耻地要我为她们买纸和笔,因为每月撰写针对我的黑材料,需要纸和笔。若我不买,她们便威胁要在下个月的思想汇报里添油加醋,编造更多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推向更深的苦难。在那个毫无道理可讲的野蛮世界里,为了换取片刻安宁,我最终选择了屈服——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却用账上仅有的余额买下纸笔,亲手递给了这两个随时准备咬死我的告密者。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林昭——在她被执行枪决后,冷血的体制向她年迈的母亲索要五角钱的子弹费。而几十年后的我,竟也亲手为那支戳向自己脊梁骨的笔尖,付了钱。

如今每每回想,我都恨自己的窝囊与懦弱。可在当时那种极度的恐惧之下,生存本能压倒了一切,我的大脑早已不再拥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思维与逻辑。

十二、女魔头段XL

因为每天站在烫台一干就是11个小时,我的眼睛被热气哈得天天红肿、流眼泪,眼疼得都睁不开,视力严重下降,加上经常被罚吃不上荤菜、水果等,体重暴降40多斤,1.63m的身高瘦得不足50公斤,形同一具移动的干尸。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我的牙齿也毫无征兆地牙龈腐烂、碎裂、脱落了两颗。我写信让家人给我带眼镜,很快家人在会见时就给我带了两副新眼镜。当时是一个叫段XL的教导员带我去会见的,会见时家人就把两副眼镜交给她了。虽然眼镜早已送到,可等到我要眼镜时居然比登天还难。按说那次她带我会见结束后,就应该把眼镜给我,可她就是一直拖着不给。跟她说过几次,没有眼镜没法干活,人家才不管这些,反正活干不完受罚的又不是她。不仅不给,还冲我大吼大叫:“你烦不烦,天天眼镜眼镜的,干部啥都不干了,就天天伺候你了?滚!”。没办法了,我只有去求我的承包干部,后来还是承包干部把眼镜送来了,而且家人明明送了两副眼镜,最终我只见到一副。

段是干部中最凶残的女魔头,人长得倒是挺漂亮,但却是一个非常冷血、残暴的女人,对犯人毫无半点人性,很多针对犯人惨无人道的惩罚制度都出自她的手。三伏天,她罚犯人顶着正午烈日在操场上练队列,经常导致犯人当场中暑昏厥。

(未完待續)

——圖文編輯:張玥

鐵窗生涯實錄(一)

作者:小草

序章:二次受刑的记忆

光阴荏苒,转眼我重获自由已四年。身边的友人对高墙内的日子都很好奇,要我将那段非人的经历写出来。可想要完整记录这段铁窗生涯,谈何容易?整整三年1096个日夜,每一天,都像一把钝刀在心头反复割锯;每一寸记忆,都堆积着数不清的屈辱、恐惧与绝望。

人们常说,阜阳是新闻的富矿。可在我看来,真正的新闻富矿其实是监狱——那里有取之不竭的残酷素材,有深不见底的人性深渊,每个囚徒的脊梁上都刻着一部血泪史。只是受限于我笨拙的笔力,纸短苦长,我如今所能写下的,不过是那座庞大冰山坍塌时坠落的一角。每当试图回忆,我便如同再度被推入炼狱;每一个字落在纸上,都像刀锋剜心,让旧伤崩裂,鲜血淋漓。于我而言,写作不是记录,而是二次受刑;是在尚未痊愈的伤口上,亲手再撒一把盐。 

往事不堪回首,至今仍难以相信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如今每每念及,那股刺骨的恐怖依然如影随形。三年的囚禁,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极夜。恐惧早已渗入骨髓,以至于在走出高墙、拥抱阳光的前一分钟,我仍心惊胆战不敢不拼尽全力一直劳作。

恨自己笔拙墨枯、言语苍白。文字太轻,苦难太重,纵使倾尽全力,也道不出真正痛苦的万分之一,更遑论尽述那些生不如死、被揉碎在黑夜里的日子。

一、地狱之门:屈辱与恐惧的序幕

坐牢,是人生最深的炼狱,无可比拟。看守所的恐怖窒息,监狱的残酷压榨,皆如十八层地狱,令人绝望。三年来,我身心俱受凌迟,能活着走出高墙电网,已是天赐奇迹。然,并非所有犯人都如我这般境遇,狱中待遇因人而异,身份、背景、能力不同,命运天壤之别。在我们监区,像我这样无钱无势,又不会来事、干活还笨手笨脚的政治犯,注定沦为最底层的“贱民”。不仅要背负繁重劳役,还要忍受狱友肆意欺凌与羞辱。监狱是一个极端功利化的微型社会,如果没有背景,不给干部烧香,唯有能干活、会干活、能为狱方创收才不会遭牢头霸凌,才能换来免死金牌。要是既没钱送礼,活干得又不好,便只有沦为待宰羔羊的命运,而我就是这样的倒霉蛋,狱中的日子,注定是我此生最深重的苦难。而那些久经“魔鬼训练”的技艺娴熟,手脚快如机器的死缓、无期的重刑犯,她们因长期的拼命劳作熬出了“资历”,都混成了牢头狱霸,权势仅次于狱警。有人靠榨干血汗作威作福,有人因无能可榨低入尘埃。 她们与我虽同处一室,却如隔天堑,稍不顺心便对我大吼大叫、肆意践踏,而我,只能在她们的阴影下,如猪狗般卑微地苟活。

——示意圖,來源於網絡

二、突如其来的噩梦

2018年3月22日下午,噩梦毫无征兆地降临。一群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蛮横抄家,抢走我三台电脑、两部手机,将我连人带物押至公安局审讯室。他们冷冰冰地宣告,我已被边控并正式立案调查,要我立即退掉早已订好的国际机票,在家里等待未知的审判。我如坠无底深渊,此前虽常被“请喝茶”,但正式立案调查尚属首次。自网站被封后,我已极其谨慎,只偶尔在网上发几句牢骚,对某人为连任修宪稍作不满。没想到,这几句微不足道的牢骚,竟成了“因言获罪”的铁证,将我彻底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边控和立案调查如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那次出境,我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积蓄,机票、国际流量、国外的酒店全部订好,特价往返机票无法退票,直接损失近万元。出境避难的最后一丝希望,就这样被无情碾碎。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为了泄愤,我不顾尚在立案调查,明知上访的后果,仍与访民结伴进京上访。结果刚到北京,就被地方政府驻京办截回,所有幻想彻底破灭。眼看出境无望,我只能在无边绝望中继续苟活。一边外出打工,一边追讨多年前借出去的数十万元血汗钱。

三、沦为囚徒的盛夏

2018年7月26日下午,我的民间借贷案开庭。作为原告,我带着两位证人和律师前往法院。刚进院内,便被早已埋伏的警察当场擒获。众目睽睽之下,我所有的随身物品被悉数没收,双手反铐在背后,套上黑头套,被五花大绑像牲口一样押往颍上县公安局,再次被绑上约束椅,接受十几个小时的残酷审讯。在约束椅上无法动弹,颈椎、腰椎和头部因长时间拉扯痛得像要断裂,剧痛如万刀凌迟,折磨得我就想一头撞死。其间,戴着手铐上厕所,面对的也是毫无隐私的透明玻璃门。尊严被一扇透明玻璃门瞬间碾碎,羞耻与屈辱像潮水般把我淹没。

办完所有手续已是当晚十一点多,我被送往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全程手铐加身,滴水未进。那天中午因为准备开庭,我就没来得及吃午饭,警察出去吃大餐时把我一人锁在车里,没人管我是否饥渴。想到自己瞬间从原告沦为罪犯,官司被迫中断,几千元诉讼费也打了水漂,人身自由被剥夺殆尽,我气得浑身发抖,头痛欲裂。体检时血压飙升至190多,他们却连一粒降压药都没给我——而在外面,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

约凌晨两点,体检结束后,我被押至阜阳市女子看守所。管教冷冷地命令我脱光衣服全身检查,要我亲手扔掉刚买的高跟鞋和长筒丝袜,换上粗劣的囚拖鞋。办完入所手续,已是凌晨三点。戴着手铐穿过一道道沉重冰冷的铁门,我被扔进新犯过渡监室。途中,管教问我犯了什么事,我低声答“妄议皇上”,她发出一声刺耳的嗤笑:“吃饱了撑的,我看你是活腻了!”。

深夜里,一道道铁门撞击的巨大回声如丧钟般在走廊里回荡,令人毛骨悚然。当最后一扇监室门打开,一个戴小红帽、穿蓝马甲的女囚面无表情地朝我走来。我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要打我,本能地转身就跑,惊恐地大叫:“妈呀,她要打我!”身后的管教往我后背狠狠砸了一拳,怒骂道:“想死啊!你还想跑?”后来我才知道,那不过是值夜班负责搜身的犯人。方才入所时管教都命令脱光检查了,也不知还能搜出啥名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天我也被迫干起了同样的活。小红帽让睡在最外侧的人往里挤挤,那人揉着眼睛,极不情愿地挪了挪。我只能侧身靠墙,勉强躺下。因是半夜,众人皆已入睡,我根本无法洗漱——两顿未食、未洗,又恰逢生理期,便一身污秽臭汗躺了下去。七月酷暑,监室热得如同蒸笼,铺板滚烫,灯光刺眼,头顶两个小电扇转得有气无力,感觉不到一丝凉意。我睁着双眼,泪流至天明。

四、看守所的非人日常

第二天清晨,不到六点所有人就被粗暴叫醒,昏昏沉沉中被迫学习叠豆腐块被子。未及熟悉,晕头转向地就被管教带到C4监室——因为我的“政治犯身份特殊”,狱方害怕我“污染”新犯,所以只让我过渡了几个小时便迅速调号,并特意安排几个老犯人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全方位严密监视。

一踏进C4监室,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个囚犯们浑身长满密密麻麻的痱子,还有人身上长了恶疮,有的已经溃烂流脓,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腥臭。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状,心中悲凉地想起那句歌词——“我们不一样”。我天真地以为自己不过是来“体验生活”的,而她们却是要在这里生活的。谁知到了第三天,现实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也变得和她们一模一样,全身爬满了又红又痒的痱子,好多地方被我挠破,溃烂得更加惨不忍睹。

我跟号长反映,自己昨晚没洗澡、没换衣服,生理期身上又脏又臭。号长随手扔给我一条之前释放的老犯人留下的旧内裤。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自来水简单冲洗了一下身子,套上那条可能带着病菌的破内裤。接下来的早饭,更是对肉体的折磨。在看守所,因为不从事创收性生产,伙食差得连猪都嫌弃:寡淡无味、见不到几粒米的稀面汤,粘着苍蝇的馒头,以及几根干瘪的咸菜。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墙角那个低矮的小洞里塞进来的。每当开饭,那个洞口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几乎趴在地上、如牲口般乞讨食物的卑微姿态。

五、告密、惩罚与禁锢

吃过早饭,就被戴上手铐去审讯室接受审讯。审讯也审不出啥名堂,都是网上那些破事,无非是妄议朝廷、妄议圣上,反正都是自己言论惹的祸,与他人无关,案情比较简单。出于对未知惩罚的极度恐惧,我全都承认了。

被押回监室后,一个犯人悄悄问我犯了什么事,我低声说是“寻衅滋事”,因言获罪。她听完后,和旁边的同犯交换了一个眼神,低声感叹道:“你看中国可有人权和自由?在民主国家骂总统都没事,在我们这,网上说几句话就进来了,上哪说理去?”

在高墙内,居然能听到这样闪烁着真理与反抗光芒的言论,让我震惊之余,心中涌起一难以言喻大的感动。她的话,瞬间拉近了两个陌生囚徒的距离。看她的气质,我猜测她可能是信仰犯,一问果然是D法弟子,在外面发传单时被捕。我虽不是修炼者,但能和同为政治犯的她关在一个号里,对我而言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是我就趁背监规的时候,找机会坐她旁边和她小声聊天。没想到刚聊两句,就被一个专门监督我的,我们阜阳当地的一个诈骗犯告密到管教那。惩罚来得极为迅速且残酷,那个D法弟子当时就被强制调号去了隔壁监室,而我也受到了严厉的惩戒与禁锢。直到半年后我被投劳到监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虽然在半年时间里,我们仅仅一墙之隔。因为我的“高危存在”,此后监室再也没有安排过任何一个所谓的邪教犯,我的言行被更加严密地监控,孤立感如影随形。

三天后,管教找我谈话,突兀地问我:可认识某某人?我一愣:“认识啊,他是我初中同学。”她说:“你可知道他在我们看守所工作?”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毕业多年我们早就没有任何交集。她接着说:“你家人为你的事找到他了,他这两天忙好了就来看你”。听到这个消息,在冰冷的绝望中,我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让我惊喜的是,第二天他真的来看我了。见了面,我尴尬地说不出话,他第一句话便是:“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可后悔?”在那种高压窒息的环境下,除了顺从,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说:“后悔。”他叹了口气说:“既然后悔了,就要写悔过书,认罪悔罪,要写真诚点、深刻点。”我说没有纸笔,他让我找管教要。

在看守所,犯人们不仅缺衣少食,更将纸笔视为绝密管制物。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普通犯人想要得到一个圆珠笔芯、一张白纸,比登天都难,多数人连开口要的勇气都没有。从失去自由的那一刻起,每个犯人都会被这套体制悄然驯化,在内心深处认同自己”罪人”的身份,在管教面前蜕变成一只只乖巧听话的小绵羊。后来,我试探着向管教讨要,或许是看在我同学的面子上,竟真的要到了一张A4纸和一截短短的圆珠笔芯。拿到纸笔的那一刻,我如获至宝,趴在膝盖上字斟句酌,写下了认罪悔过书。那时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认罪悔过,很快就能被放回家。

然而,等待的日子漫长得没有尽头。看守所的生活,如同一潭发臭的死水,压抑得令人几近发狂。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六、省厅提审与肉体崩塌

大约一周后的一个上午,管教再次带我去提审。一进审讯室,我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以往提审只有两个人,这次却整整来了七八个警察。他们一开口,大部分是合肥口音。我心头一震,意识到这次是省公安厅来人了。后来在看守所的报纸上,我果然证实了那天到场的是省厅的几位主要领导。他们居高临下地盘问我,那些言论都是谁指使我发的?和国外的人有没有联系?国外的人主要是指张林和姚诚。”我平静地回答:“没有任何人指使教唆我,和张姚也从不联系,他们回不来,我出不去,有什么好联系的?”

在我看来,看守所与监狱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看守所不用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其余的监规纪律以及对肉体的惩罚、限制大同小异。可对我来说,看守所的“清闲”反而比监狱的“苦役”更折磨人。在监狱干体力活,身体能不停地活动;而在看守所,除了每天放风时,打开后门走到那十几平方小院子里晾晒一下衣服外,其余的所有时间,都必须窝在一个低矮的小塑料凳子上。一天中只有放风的那二十分钟最幸福,那个小小的被高墙围住的放风院子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接近于天堂。

其余的时间老老实实坐在小凳子上,一种近乎自虐的姿势,每天要保持十几个小时,连腿都不允许伸一下。一旦遇到雨雪天气,连这二十分钟的放风也被无情取消。我们只能窝在凳子上,从清晨一直坐到晚上10点半,中间唯有做操的十分钟可以稍微活动一下。

最让我恐怖的是“罚坐监”,那是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所有人必须在铺板上保持标准的坐姿,两个小时纹丝不动,宛如一尊尊凝固的囚徒雕塑。脸上即便有蚊虫叮咬也不能拍,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如果期间不幸拉肚子,只能拉在裤裆里。虽然管教不会时刻在现场,但头顶的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你永远不知道冰冷的镜头背后,正坐着哪双窥视的眼睛。因此,一个号房里30人都被驯化得异常听话,整个监室静得落叶可闻。但凡有人敢轻微动一下或发出一丝声响,为了不被连累,其他犯人会立刻像疯狗一样跳出来制止并告密。

只要遇到不听话的犯人,管教就会默许甚至指使其他犯人施暴。有一个50多岁的盗窃犯,因为脑子不太灵光不会见风使舵,经常被几个年轻犯人拳脚相加。最惨烈的一次,被暴打一顿后,按在地上强行灌下了排泄物,现场恶臭熏天、惨叫连连。我因为看不下去替她鸣不平,结果被管教叫到办公室狠狠臭骂了一顿。管教拍着桌子对我咆哮:“她不老实就该打!打得还不够!”后来我才知道是管教指使犯人打的,那个可怜的女人,最终被彻底折磨成了精神病。

看守所物资匮乏得如同荒漠,每个犯人所有的家当,仅仅是一个塑料凳子和一个塑料箱(新犯人连箱子都没有,只能和别人挤着用),衣服和可怜的生活用品胡乱塞在一起。吃饭或偶尔需要签字时,只能弯腰撅着屁股趴在箱子上,那种姿势卑微、驯服,像极了正在槽前进食的牲畜。

因为僧多粥少,犯人之间每天都会为了抢夺一点微不足道的空间或资源而吵架,甚至大打出手。那时候,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有一张普通的桌椅,一张纸和一支笔,能让我像个尊严尚存的人一样,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但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在看守所的半年里,除了几本翻烂了的法律常识书,就只有几本粗俗的快餐言情小说。即便有书,在那种随时可能被吞噬的恐惧与焦虑中,也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看,整日惶恐不安。

由于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久坐不动,很快,每个犯人的屁股两侧都磨出了两块黑疤。我的腰椎和颈椎很快就坐废了。看守所每天要经历数次点名,点名时所有人必须抱头蹲下。每一次,我都因为腰部剧痛而蹲不下、起不来,因此经常被视为“对抗管理”而受罚。后来,病变开始压迫神经,我的右肢酸麻无力,走路一瘸一拐。在看守所和监狱,“只要不死,就不算病”,像颈椎、腰椎病、生疮流脓这些小毛病,干部绝不可能带你去医疗室。因为久坐,我还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便血。在外面时我从未有过痔疮,而在里面,这种病根本得不到任何检查和治疗,连洗个热水澡都不可能。

管教找我谈话时,我哀求她给我找点活干,再脏再累都行。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哪有活给你干?大家都是一样对待的,别人不干,怎么可能专门给你活干?”身体在日渐崩塌,可即便痔疮和腰腿疼得马上要死掉,你依然得按照标准姿势坐好,每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到后来,我每时每刻都盼望着被提审,盼望律师来会见。因为唯有在那些时刻,我方能被允许站起来,有机会稍稍走动,缓解身体的崩塌。

每次公、检、法的人来提审,我都反过来催促他们:“快一点,把程序走快一点!”如果不能无罪释放,就求他们速判速决。我宁愿去监狱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役,也不愿再在看守所的塑料凳子上,把自己坐成一个废人。

转眼到了腊月,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律师来会见时对我说:“你的事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在外面再努力一把,争取让你回家过年。”听了他这句话,在漫天的飞雪和无边的黑暗中,我又一次无可救药地做起了回家过年的美梦。

(未完待續)

——圖文編輯:張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