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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女孩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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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RIC义工李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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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龙正在为WRIC《农村女婴辅助计划》做登记。上图为李元龙在贵州毕节海子街乡下的赵继中家作记录。下图为WRIC义工从赵继中家登记出来。  (图文来自WRIC)

从2010年6月中旬开始,我就开始着手采集信息,虽然事先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没有想到,我的采集过程会如此不顺利。我知道,计划生育的种种不人道行为,早已使得乡村的人们一看见城里人,尤其是看见“干部”模样的人,就生怕其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明目张胆”走进乡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吃闭门羹。因此,我决定在熟人引荐下,到乡镇卫生院寻找刚刚诞生,或诞生不久,合符辅助计划条件的婴儿。

6月中旬,我跑了两次毕节市鸭池镇卫生院,我都给了医生们“中国女婴辅助计划”表格。一家,勉强接下了表格,可后来我打听到,医生们说,多是骗人的,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找熟人给医生们再次说了之后,医生们又过了好几天,才打电话给我,说是有对农村夫妇,生了对双胞胎女婴,家中很困难,连住房也是茅草土墙房。为了给保健站留下好印象,我马上赶到保健站。医生们看我又是记录,又是照相,对我的信任明显上升,说是再有生育女婴的贫困家庭,就给我打电话。

而在另一家妇幼保健站,那个女医生的话听起来很不舒服。当她听我说,“中国女婴辅助计划”不论所生女婴是第几胎,是否“计划外超生”,只要家庭贫困,就可以被列为辅助对象时,她说:你们这不是和计划生育对着干吗?农村人也太不自觉了,两口子生七八个,你们也给她钱?这不是鼓励超生吗?

中国人对于人权,对于妇女儿童权利的概念,陌生得很。另一个女医生则说:“要资助,男婴、女婴都一视同仁地资助啊,这不是搞女尊男卑吗?”作为知识程度相对高得多的医生,还都是女性,其观念也不过如此,女婴命运,可想而之。所以,我至今没得到这个保健站一个提供扶助对象的电话。

6月底的一天,我就去过毕节市朱昌镇,我找到一个要好的医生朋友,请她将我引荐给朱昌卫生院。一个叫黄敏的医生非常热心,她将卫生院的女婴登记表拿出来,还在一旁向我介绍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以免我事倍功半。7月5日那天,黄医生放下其他事情,专门和我跑了一天。每到一处,黄医生总是费尽口舌,介绍“中国女婴辅助计划”条件,打消人们怀疑天上会否掉馅饼猜想,以及我是否地下计生工作者的疑虑等等。如果不是有黄医生陪同、参与,7月5日那天,我根本不可能跑上十多户人家,采集到7个合乎辅助条件的女婴。即使如此,也吃了闭门羹的。有个人家,去她家之前打电话,都说在家的,但当我们去敲响她的家门时,却无人开门。邻居则说,她赶场去了。黄医生说,这家人所生女婴,还有三天才满月,哪会去赶场,这是躲避抓计划生育的人呢。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小分队,不少人留下的电话,或者不是自家的,或者干脆就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一位女婴的奶奶,我们刚找到她时,她闪烁其词,言语不那么友好。当黄医生解释清楚我的意图之后,她才小心谨慎地带着我们,七弯八拐,来到正在坐月子的媳妇房间。我们说,其实,你儿子这是第一个孩子,没必要这样小小啊。这位奶奶说,小心无大错,反正她们一家都不愿意让“政府”知道自家添丁加口了。

有人说,一个月100元钱,太少了,不济事。但是,我一个从农村读书出来的朋友说得好:可别这样说,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每个月根本没有100元花在婴儿身上,何况还是女娃娃。这100元钱,多少可以让一个女婴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变的。当那些被遗弃给爷爷奶奶的女婴,那些残疾人所剩生育的女婴等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同身受地觉得,对于本就重男轻女的农村,对于如今又生存于计划生育夹缝里的女婴,这点钱,不仅可能改变受助女婴们的身体状况,甚至,这可能会改变她们的终身命运呢。否则,那些听说有这样的“好事情”的母亲们,就不会如此对每月100元的奶粉钱,渴望到请我无论如何“帮帮忙”的地步。

说来有趣,也让人感到心酸的是,一些中年妇女或老奶奶听说生了“姑娘”有红包,有营养补助,生了儿子“反而”什么也没有之后,竞然说:“还是党和政府想得周到,连生姑娘都发钱”、“看来政策变好了,姑娘写要跩起来了,还是这样的政策好。”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说,这和什么政府啊政策啊无关,资助款是人家海外基督徒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所以,你们要感谢,就感谢上帝!

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不少母亲,奶奶都对我说:即使没有资助,他们也会好好带好女儿、孙女,有了资助,她们将像没有得到这笔钱一样,家中再有其他困难,也不会昧着良心乱花这笔钱,一定全部用在女婴的嘴上。显然,这笔钱对于这些乡村妇女来说,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其代表的那点经济意义,她们已经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女婴处境,是有人看着的,女性的命运,是有人关注着的。

我对每个采集对象的亲人都要说:一是你们所提供的情况一定要属实,二是钱到手后不能挪作他用,一定要用在新生女婴营养补充上面,否则,我们将随时中止辅助。而作为采集人,作为把好第一道关,也是最最要的一关的人,我自己的想法是:党棍、官僚们的“爱心秀”伤害了许多淳朴的人们。因此,将“中国女婴辅助计划”做得有别于官方重形式、轻实效,让捐款人的每一笔善款都起到应起、能起的作用,这是我参与到“中国女婴辅助计划”行列的初衷。我将为此而尽力。

找到了那对回家后将主宰破旧茅草、土墙房的双胞胎女婴,找到了那个残疾而老年得女的人家,看到了那两个被半遗弃给奶奶的女婴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为自己能为这样的,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做了点事情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我又想到:假如,他们的境遇完全不需要让这样的帮助,那才真正叫好呢。

另一个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不少母亲,奶奶都对我说:是有人虐待女婴,抛弃女婴,但他们不会。即使没有资助,他们也会好好带好女儿、孙女,有了资助,她们将像没有得到这笔钱一样,家中再有其他困难,也不会昧着良心乱花这笔钱,一定全部用在女婴的嘴上。显然,这笔钱对于这些乡村妇女来说,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其代表的那点经济意义,她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女婴处境,是有人看着的,女性的命运,是有人非常关注的。

是的,在偏远乡村,对于基督的福音,对于天上会“掉馅饼”的事情,人们普遍不相信。因此,我对“中国女婴辅助计划”的社会效果更加看好: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最爱孩子,女婴们长大之后,会更比一般人具有博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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