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妇女权益 » 女性主义 » 浏览内容
中国网络女权二十年——从边缘到焦点
国内互联网上的女权（性别）议题起步于二十多年前，大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开始，最初是一个比较边缘性的议题，参与者很少，慢慢才发展成今天互联网上的焦点议题之一。笔者多年来一直参与网络女权的讨论，参与平台主要是几个bbs和新浪微博，也曾自建女权网站和相关网络社群，并对百度贴吧、豆瓣、知乎的相关讨论进行观察。本文分析国内网络女权的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2001-2010年：方兴未艾的网络女权
十年中有一批与性别相关的网站出现（后又陆续消失），大多依托高校、研究机构内的学者而创立，内容偏学术化，站名以“性别”为主，如“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两性视野”等，一般不设讨论区。而以“女权”为名的网站基本是民间网站，数量很少，由个人自筹经费创办（因此更不稳定），如“女权在线”、“中国民间女权网”等，内容较生活化，网友互动更多。此外，民间bbs（如一塌糊涂bbs及其后续站点）、商业性社交媒体是女权者常用的交流平台，而早期博客流行时，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博客也成为女权理念的重要传播地和交流场所。
这一时期女权者在网上的影响力不大，只在有限的圈子内交流。互联网上被广泛关注的是一些文艺女青年表述身体（性）解放的内容，例如2003年木子美写性爱博客走红后，一度声名大噪，并成为德国之声电台“2004国际最佳博客大奖”的评委之一。2004-2005年，天涯社区有两名女性发布裸照引起网民围观，即竹影青瞳、流氓燕，其中流氓燕后来认同为女权者。这些女性走红后大多遭遇网暴，同时也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她们的事迹也成为女权者的关注对象。
百度的几个女权贴吧曾是人气最旺的场所，但由于参与者多为话语权弱的青少年，一直不被重视。目前此类贴吧均已关闭，难以查看当年的内容。2013年笔者主持的一个项目曾对百度贴吧进行观测，当时“女权主义吧”成员有4238人，发帖量累积二十多万，可推想其既往的活跃程度。由于贴吧的话题敏感、争议大，与男权者、男同性恋之间冲突较多，常被投诉以致于封禁。一定程度上，贴吧预示了社交媒体中女权议题的发展趋势，后来常被提到的“子宫道德”，最早就出现在贴吧。
当时的网络女权议题大致涉及三方面。一是介绍境外女权理念、相关研究与实践、有关新闻；二是介绍国内女性权益现状、相关研究与实践、有关新闻；三是日常生活中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包括个人对女权的理解，在生活中如何实践女权理念等。随着时间推移，这三方面内容都有所增加，第三类似乎增加更快。在网络讨论中，议题往往借助焦点事件（个案）的出现而展开，具有阶段性特征。2009年，邓玉娇事件爆发，有女权者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在网上发声，可算是女权行动派的先声。
这一时期女权理念逐渐从学院进入民间，开始全方位渗透。那些不满足于主流媒体和性别研究者所习用的“性别平等”话语的城市青年女性，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更具反抗性和个人主义色彩的“女权叙事”。这些网络女权者基本认同在一个“女权”标签下，尽管意见有分歧，但冲突不大，更多是团结起来抵御外部的攻击。此外，公众对“性”议题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权曝光度，即使做出此类表达的女性并不一定标记自己为“女权”。
2011-2015：社交媒体上的女权论辩与行动
随着互联网管理的加强，独立网站（尤其是民间网站）逐渐减少，网络女权者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更公开的社交媒体上来发声。最初女权议题不太受欢迎，女权者在社交媒体上处于某种边缘位置，但随着一些热点事件的讨论，女权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一系列论辩中影响力得到快速上升。到2015年时，女权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可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这一时期网络女权议题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类，参与者最多的一类是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反思。如网红ayawawa以婚恋专家自居，坐拥百万粉丝，长期在网上教导女性如何经营恋爱和婚姻，因其言论中有不少贬低、歧视女性的言论，多次引发争议，经常成为女权者的批评对象。2014年春节期间，百合网投放了一则“逼婚”广告，随即有人在网上发起“万人抵制百合网”的行动，迫使百合网道歉。这些讨论提升了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知，增强了社会对多元家庭（包括单身）的包容度，但也暴露出一些女权者的局限性，如对阶层歧视的不敏感。
还有一类是对青年女权行动派活动的讨论。她们发起了系列行为艺术，如地铁反骚扰、抢占男厕所、受伤新娘（反家暴）……等，引起广泛关注，2012年也因此被称为女权元年。网络女权者大多支持这类活动，性别研究界对此则有一些批评，如鸿帆说她们“不愿去正视新中国历史上那段妇女解放的历史”；[1]黄盈盈认为“新生代女权运动者并不了解三十年来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不被大部分主流的女性主义者/性别研究者所接纳”[2]。整体来看，行动派对丰富网络女权议题有比较积极的贡献，而这正是性别研究者、相关工作者（如妇联）的薄弱点，只是在引导议题的深入讨论方面有所不足。
第三类是女权者与其他群体、个体关于性别问题的论辩。这类论辩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种，参与者最多的是女权者与反女权者（主要为男性）的混战。随着女权者影响力的提升，反女权的声音也在增长，他们通过贴标签（如田园女权、女权婊）等方式来污名化、攻击女权，指责女权者自私自利、私生活放荡，只要权利、不愿承担责任（通常指女性的传统家庭责任）；另一方面，女权者则通过自我赋权如宣称“我是田园我骄傲”来进行对抗，也有的给对方贴标签（如直男癌）来予以回击，这种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越来越流行，逐渐形成了女权与反女权之间的二元对立。
一种是对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批评，如对韩寒、周国平、蒋庆等人言论的批评，以及与这些人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被批评者自己出来回应的不多）。这些男性发表过一些性别歧视、或者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言论，如韩寒说他的女朋友不能出去工作，周国平讲女人的天性是爱和生儿育女，蒋庆认为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在这类论辩中，女权者的立场似乎更多地得到公众的支持，可见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已有所提升，男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落后观念不再被社会所接纳和容忍。
一种是女权者与性权者（如性学者、性少数权益倡导者，多为男性）的分歧。2012年，新浪微博出现一个“美少女战士拉拉”的账号，引发了支持酷儿理念的女权者与某些男同性恋之间的辩论。2014年，潘绥铭发表《同性恋“出柜”痛扁“国产女权主义”》一文，再次引发争议。同年，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被控性骚扰，众多女权者在网上呼吁建立校园反性侵制度，李银河、方刚等性学者则发表声明，认为单纯“反性侵”可能导致“反性”，主张推进全面性教育。这些论辩呈现了女权者与性权者的分歧，在小圈子内一度成为热点，但在公众领域似乎没有太多反响。
2016—： 网络女权讨论的转向
2015年“女权五姐妹”事件之后，通过行为艺术、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等方式来向相关部门提出诉求的线下行动减少了。而随着互联网言论控制的增强，自由主义公知的集体退场，性权倡导者和性学者的逐渐沉默……，不少女权者曾经的论辩对象在网上不再活跃，相关论辩也就自然消亡。然而，随着新性别事件的不断出现，且由于每个人在性/别、婚恋、家庭领域都有切身体验，也可说是有切身之痛，人人对此都有发言权，有较强烈的发声意愿，相关议题也频频成为网络焦点，网络女权者作为这类议题的重要参与者，影响力也有一定的提升。
1、女权议题持续成为焦点
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女权议题，主要有2018年兴起的米兔运动，即女性在网上诉说遭受性侵的经历，要求施害者出来承担责任。这些讲述提升了公众对性侵犯的认识，成功地让部分施害者付出代价，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未能取得太多成绩。由于性侵在当前法律框架下认定较困难，当事人可能遭受二次伤害。此外，对于性侵犯中的灰色地带，也存在不少争议，深入讨论比较匮乏，反性侵话语的简单化、程式化以及网络二元对立趋势的增强，导致当事人面临各种风险。
其实，反性侵并不是新出现的女权议题，涉性事件大多容易引起关注，而随着网络管控的增强，女性关于性自由、性自主的发声受压制，随之进入议程的就是反性侵。米兔运动得到了女权者的积极支持，但也招致一些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如刘瑜对此就表达了担忧，她将米兔与大鸣大放的大字报相提并论。可以说，米兔彰显了某些公知、反女权者在性别议题上的盲点与偏见，但围绕一些复杂案例的讨论，也暴露了女权者自身在塑造这个议题上的局限性和不足。
另一个议题是在疫情背景下激发出来的“看到女性劳动者”。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到武汉支援的医护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但她们的付出未被充分重视，媒体报道中充满性别刻板印象，强调其家庭角色而不是专业技能。相应地，她们获得的配备物资也比较匮乏，有的甚至连必需品（如卫生巾）都没有，因此激发了“看到女性劳动者”的呼吁。基于这种现状，有人在网上发起为女性医护人员捐助物资的活动（如“姐妹战疫”），得到女权者和广大公众的积极响应，一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仅仅看见女性劳动者是不够的，关于职场性别平等（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议题如医护平等）的探讨在网上非常匮乏。这次讨论中也有不少内容落入男女二元对立的窠臼，反复争论战疫中谁的贡献更大，进而还转向对某些个体的指责，例如一个拍摄抗疫工作视频的女性因更多拍摄了男性而遭遇了网暴。此外，如果只是赞美女性劳动者，而不指向批判结构性不平等，这类话语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
比较起来，网上影响力最大、长盛不衰的女权议题可能是“反婚反育”。多数女性有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也有生育意愿，她们希望通过建立小的共同体（最常见的如婚姻，且得到体制支持）来增强抗压力，同时随着生育成本的增加，基于个人自主（自由）、性别平等的诉求，女性对不理想婚姻的忍耐力降低，生育意愿下降，因而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近年来随着生育率的降低，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从控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而女性对婚姻、生育的焦虑持续增加，反婚反育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下不婚不育的倡议有走向某种“极端”、将已婚女性和单身女性对立起来的趋势，一些单身女性认为已婚（育）女性是男权帮凶，提出了不与婚女团结、单女互助的倡议。2020年笔者在微博发起调查，了解网民如何看待骂婚驴（指在婚姻中遭受剥削而不“觉悟”的女性）现象，共有8538人参与，其中认为骂婚驴是“反抗父权，反对婚姻制度”的约占36%，认为是“厌女症”的约占39%，认为两者兼而有之的占19%，可见骂婚驴已成为社交媒体中一种相对主流的表述。
2、网络女权者的日渐分化
网络女权者由于人数激增，彼此间的差异日益凸显，阵营逐渐分化。首先表现在身份的细分上，网络女权者开始更多地表明自己的具体身份，其中一些人参考、借鉴了西方的女权流派。2020年，笔者在微博的一个调查（共有448人参与）显示，认为自己属于自由主义女权的人最多，约占33%；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加起来约占31%；认为自己“博采众家之长”和“说不清楚”加起来约占25%。由此看来，网络女权者较多地受到自由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的影响。
这次调查中自认是激进女权的人不多（约占9%），但这大概是她们较少关注笔者微博的原因。据笔者的观察，网络上自我认同为激进女权（简称激女）的人不少，她们大多主张跟男性决裂，不婚不育，乃至于不谈恋爱，并要求跟已婚女性划清界限，反对向下的自由（如结婚）、排斥跨性别也是激女的常见话语。不过，尽管激女的言辞激烈甚至不乏攻击言论，但她们与之前的行动派女权不同，较少对法律、政策提出具体诉求，也没有发起线下行动的企图，更多是呼吁“觉醒”的女性自身做出改变。
有人认为激进女权是较晚才出现的，但据笔者观察，这类女权者中的不少人早就活跃在网上，只不过之前的影响力不大。她们常将（自以为是）对立面的女权者称为学院派、温和派、平权派，而这是一种带有贬意的称呼，意在指责对方不接地气、过于温和，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如何看待那些不符合女权标准的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上，她们鼓励女性像男性一样具有攻击性，体现在网络讨论中就是对话语暴力的滥用，进而造成女权者之间的不断冲突。
尽管网络女权者的分歧越来越大，但整体来看也有共性。女权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城市，属于中产阶层，通常更关注城市女性的权益，相对而言忽略农村、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由于关注领域的狭窄、讨论内容重叠度高，才导致大家反复在有限的几个议题乃至一些个案上反复论辩，差异才越加凸显，于是矛盾、分裂逐渐成为网络女权的日常，不少人呼吁兼容并包，并试图对此进行调解，但效果甚微。
3、 反女权走向意识形态舆论战
2015年，女权五姐妹事件发生后，女权线下活动减少，但随着性别事件的层出不穷，女权议题的热度仍然持续，女权的声音从整体上看并未减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定社群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很多男网民认为女权就是厌男，他们借助一些个案（如男性疑似遭到不实指控）来凝聚共同的受害者意识，使得性别议题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趋势，而随着双方冲突的日益加剧，斗争的手段变得日益残酷起来。以前的反女权者主要指责女权者自私自利，如今则更多转向攻击她们的“境外背景”和政治立场。
2017年，就职于环球时报的耿直哥发表了题为《新中国坚守到今天的这块阵地，有人要腐蚀夺走了》的网文，指责极端女权、激进女权任由西方利用，是“我们的敌人”。2019年，网络意见领袖赵皓阳发表题为《女权之辩：真正的女权vs虚假的女权》的网友，认为女权有两大流派即共产主义女权和自由主义女权，前者认为女性解放要通过争劳动权、经济权进而争取政治权利，关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和广泛女性运动，是真正的女权；而自由主义女权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路径是线上线下的抗议、行为艺术、舆论声援，属于“政治正确”和“白左实践”，是虚假的女权。
2020年，以“子午侠士”为代表的反女权话语进入新一轮网络高潮。从内容来看，他发表的博文没有新意，还是攻击女权行动派跟境外勾结，只是话语更粗俗、更上纲上线，从而更得到网络男权者的青睐。子午侠士是民间网红，但他喜欢炫耀自己跟官方的联系，曾高调声称自己参加了共青团指导的活动“新兴青年央企行”，并且是导师团成员，这使得一些网民认为他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的态度。
这种塑造敌我（中外）之争的方式如今在网上很流行，一些官媒也参与了进来。如“共青团中央”的自媒体就曾多次指责网络女权，因而成为许多反女权者的所谓“靠山”。不过，这种做法也可能引来意料不到的反击。2020 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共青团中央”的自媒体宣布推出“江山娇与红旗漫”两名虚拟偶像，随即有人对“江山娇”进行质疑：江山娇，你来月经么？江山娇，你生孩子么？江山娇，你晚上一个人出门么？…….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不乏女权者）参与进来，这次宣传被迫中止了。
将女权之争提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让网络女权者的话语自由度大大削减，许多女权者在微博被禁言，豆瓣的女权小组也接连遭遇封禁，女权乃至性别议题逐渐敏感起来，在主流媒体上的能见度减低。然而，由于性别不平等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且许多女性对此有切肤之痛，女权议题的热度不会因此减弱，而是呈现出某种游击战的状态，当一个具体议题（案例）被压制下去后，很快又能借助其他案例重回热点，女权者在某些时刻依然有能力迅速聚集起来，形成新的诉求，只是这些诉求通常被限制在某个相对安全的领域。
4、“网络女权”的未来之路
在国内，随着网络管制的趋严，公知逐渐退场，女权议题被推到前台，影响力激增。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规避风险，会对性别议题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另一方面平台为博得流量，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去诱导、鼓励博主竞争，这就导致网上的很多内容（不限于女权）都趋向于“极端”，理性的观点被忽略。不少网民深陷这样的话语模式中，在许多看似激烈的冲突背后，缺少深入的讨论，更像是一片口水混战，网上的性别二元对立就是如此。
随着网络女权者的增多，女权内部正在急剧分化，目前占据主流的是激进女权（也称极端女权）。她们的崛起部分得益于互联网上增强的管控，因为当时正是以维权为特征的上一代女权积极分子被打压殆尽、仅存者影响力大幅下降时，这应该不会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激进女权中不少人擅长进行情感动员，但在自我反思上有所不足，这跟当下的网络环境正相宜。而她们在学术界、媒体圈的共谋者，则通过改写、重新阐释的方式来帮其正名，把这种话语模式包装成女权革命，是一种比较取巧的方式。
“第六声”曾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制造的女权主义”[3]，认为其有两种取向，一种是鼓励女性“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上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典型模式是ayawawa倡导的那套；一种是“不合作女权”，关注女性的职业成就，不建议进入婚姻。其实，希图通过婚姻来谋取利益的行为，并不被认为是女权，ayawawa更是女权者的批判对象。不过该文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网络女权的议题较窄，过多地围绕婚姻（包括不婚）展开，较少涉及其他。
反婚反育的话语虽然主要向个人提出诉求，但确实很难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在消解传统婚姻家庭的霸权地位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套“激进”话语吸引来的粉丝大多比较情绪化，她们发展出了不少对已婚育女性的攻击话语，在网上引起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这是糟糕社会环境中女性焦虑的体现，女权不应该跟这类泛女权、女利话语切割，然而女权主义可能更不应该跟普通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切割，囿于环境的影响，她们中的多数人仍然会结婚生育，但她们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她们的权益也仍然需要女权者的关注。
笔者以为，当下网络女权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在日益收紧的网络话语空间如何生存、发展下去，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收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挑战性；另一个是如何将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兼容进来，增强其自身的包容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跳出“标签”的困扰，把那些并不自我标记为女权、但实际上也是在减少性别不平等的做法包括进来。因为只有加强与广大普通妇女的连接，乃至于与其他弱势群体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拓展女权话语空间。
[1] 鸿帆：《戴锦华：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澎湃新闻，2015年12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159
[2] 黄盈盈：《反思Gender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3] Angela Xiao Wu, “The Making of ‘Made-in-China Feminism’,” Sixth Tone, Nov 01, 2019,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4744/the-making-of-made-in-china-feminism
邮箱E-mail：wrichina@yahoo.com
网址Website：www.wr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