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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中為流亡藏人建立家園
轉自紐約時報：TENZIN TSAGONG 2023-7-12
布瓊索南開始靠讀書和寫作來應對流亡帶來的「無窮無盡的障礙」。 PORAS CHAUDHA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82年冬天，布瓊索南(Bhuchung Sonam)離開了在西藏中部的家，和父親一起長途跋涉了五天，穿越喜馬拉雅山來到尼泊爾邊境。當時他只有11歲左右，幾乎不知道他們出逃的原因——中國對他的家鄉長達數十年的殖民統治——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從此永離故土，與母親和六個兄弟姐妹天各一方。
抵達尼泊爾後，布瓊索南和父親去了鄰國印度的一個佛教聖地朝聖，那裡是達賴喇嘛和許多流亡藏人的駐地。父親沒有太多解釋就返回了西藏，把布瓊索南留下來，由他家的一個朋友照顧。
布瓊索南從此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因為在他上高二那年，父親去世了。他最後一次與母親通話是九年前。在那次短暫通話中，母親承諾：「我們還會再見面。」但布瓊索南那時已經知道，西藏的政治現狀讓見面幾乎不可能。
他說，在沒有親人的異國他鄉生活，一切都新鮮：香蕉、豆泥糊、出了名的印度季風。寫作和文學成了幫助他在失去故土和家人後繼續生存的靈丹妙方。「寫作封蓋了痛苦，」他說。「那是一個與流亡帶來的極為嚴酷且無休止的障礙和挑戰進行談判的過程。」
他成了一名作家和編輯，發表了九本詩集和選集。但可以說，他對文學更重要的貢獻是擔任TibetWrites的編輯和出版商，那是一個發表藏人寫作的出版社和在線平台。如今，20年前成立的TibetWrites及其出版分支Blackneck已出版了50多本書，成為藏人文學生態系統一個規模雖小但仍在增長的推動力。
隨著中國政府繼續壓制西藏、拘留西藏作家和知識分子，許多藏人說，布瓊索南的出版社為一個應對流亡生活的無國籍群體提供了一種家的感覺，讓文學成了民族國家的替代物。
「我不可能在西藏土地上生活，」作家、編輯丹增·迪基(Tenzin Dickie)說，「但我能在藏文學中生活。」
創辦TibetWrites的想法始於2003年。在德里一家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布瓊索南回到了印度達蘭薩拉，與作家、活動人士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建立了聯繫。丹增尊珠與布瓊索南一樣，也對藏人作家有限的出版途徑感到擔憂，尤其是缺乏用英文發表藏人世俗文學的途徑。當時，布瓊索南正在編輯《流亡的繆斯》(Old Demons, New Deities)，他相信這是第一本用英文發表的藏人詩選。但那只是一本選集。他想為培養藏文學傳統做更多的事情。
一千多年來，藏文學一直把佛教對開悟的追求當作中心，迪基認為這與小說截然相反。迪基在她編輯的一本故事選集《舊魔新神》的序言中寫道，「佛教的理想一直是消除慾望」，而「小說當然是從慾望開始的」。
在西藏從事寫作的人需要繞過審查制度的限制，而藏人在印度經營的出版物把重點主要放在佛教、歷史和政治上。布瓊索南覺得，生活在西方的藏人作家需要努力處理以精神世界為焦點的敘事將藏人的經歷扁平化的問題。他相信，藏人編輯能為藏人作家塑造自己的聲音和情感提供最好的幫助。
除了20世紀70年代末由德里大學的藏人學生創辦的一本短命文學雜誌外，藏人作家幾乎沒有途徑發表以普通民眾的生活經歷為題材的作品，尤其是流亡藏人的經歷。
布瓊索南、丹增尊珠，以及另一名創始人決定為來自西藏和僑居海外的作家創建一個在線平台。經過慎重考慮後，他們仨給公司起名「TibetWrites」。布瓊索南說，這個宣言性的名字要求世界「首先將藏人作為人」看待。
布瓊索南與丹增尊珠的合作茁壯成長。沒過幾年，他們就開始以Blackneck這個品牌出版自己的書籍。布瓊索南是兩人中性格比較安靜、說話比較溫和的一個，他負責編輯工作。丹增尊珠更加直言不諱，他負責營銷工作。頭上戴著一條紅色圍巾的丹增尊珠發誓，在西藏擺脫中國統治之前不會把圍巾摘掉。
他們出版的書籍包括第三代流亡藏人凱桑(Kaysang)的女權主義詩集《破碎的肖像》(Broken Portraits)，以及講述藏人流亡政府官員1980年訪問西藏經歷的《旺都日記》(Wangdu’s Diary)。
布瓊索南和丹增尊珠都是在家上班，而且都是無償工作。直到幾年前，由於TibetWrites極少的預算，印刷書籍的費用一直由作家承擔。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出版平台和廣告宣傳。
「我們不得不將西藏作為一種理念保持下去並予以加強，」布瓊索南說，「而而藝術做的就是這個。」 PORAS CHAUDHA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除了出版藏人作家用英文寫作的的原創作品外，布瓊索南也把藏文作品翻譯成英文。去年，他的譯作在義大利獲得了奧斯塔納獎，該獎旨在表彰那些幫助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作家。
布瓊索南在出版西藏作家作品的譯作時，不尋求版權許可，這是一個存在巨大法律風險的不尋常做法。他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讓作家面臨危險，他說：如果中國政府拿到西藏作家與流亡者或（用中國政府的話說）「分裂分子」勾結的證據的話，他們可能會面臨牢獄之災。
學者雪莉·博伊爾是《抵抗混合：流亡藏人的新敘事》(Resistant Hybridities: New Narratives of Exile Tibet)一書的編輯，她讚揚布瓊索南的出版社幫助改變了外界對西藏和藏人作家的看法。「他讓世界看到藏人是他們自己故事的寫作者，」她說。
博伊爾說，通過用英文出版來自西藏的文學，使其在旅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其中許多人不認識藏文）中廣泛傳播，布瓊索南也「讓手足之情延伸到所有藏人中，跨越了國界，跨越了喜馬拉雅山」。
學術界也在關注TibetWrites。博伊爾已注意到，在傳統上主要關注佛教和歷史研究的領域，人們對藏文學的興趣已有所增加。布瓊索南經常收到學者和其他對藏文學感興趣的人的詢問。
布瓊索南在他編輯的短篇小說和詩集《藍天下》(Under the Blue Skies)中收錄了旅居紐約的年輕藏族作家拉魯古瑪旺傑(Luguma Wangje)寫的故事後，一家大學出版社與後者進行聯繫，希望在一個選集中使用她的作品。
雖然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布瓊索南鼓勵旺傑，敦促她繼續寫作。「他是激勵我寫作的導師，」旺傑說。
TibetWrites是否會讓作家在藏文學領域外取得成功還有待判斷。但旅居加拿大的藏人作家、TibetWrites的合作者次仁央宗拉馬 (Tsering Yangzom Lama)在電子郵件中寫道，她的小說《我們用身體丈量地球》(We Measure the Earth With Our Bodies)的成功表明，「讀者渴望看到藏人的故事」，這部小說已在去年由布魯姆斯伯裡出版社出版。迪基也對TibetWrites很快將為作家開啟職業生涯充滿希望：「如果還沒有的話，它一定會。」
布瓊索南和丹真宗智也在試圖糾正藏文與西方語言間翻譯的不平衡。西方已經翻譯了許多藏文作品，主要是佛教文獻，布瓊索南說：「我們擁有的東西，我們都提供給了世界。」
但被翻譯成藏文的西方作品卻很少。他正在努力補償，已開始翻譯約翰·斯坦貝克的《珍珠》和查爾斯·狄更斯的《遠大前程》等書。
出乎意料的是，隨著TibetWrites及其讀者群的增加，布瓊索南開始收到來自非藏人作家的投稿，其中包括印度和西方作家。但他仍堅持認為，他的出版社是專門出版藏人作品的，因為藏人幾乎沒有進入更主流出版的途徑。
西藏境內的藏人也在注意他的出版社。布瓊索南說，那裡的一名朋友告訴他，作家們正在詢問流亡作家的情況，包括布瓊索南本人的情況。知道自己的工作正在西藏得到承認，堅定了他致力於文學的內在價值、讓文學為西藏自決運動服務的決心。
「在我們找到政治解決方案之前，我們不得不將西藏作為一種理念保持下去並予以加強，無論你稱它為家園還是理念，」他說，「而藝術做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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