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特别报道 » 浏览内容

當代知識分子富察 至今秒無音訊

678 0

作者:芳姿                                                      2023-04-20

 

按: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李延賀今年3月赴中國探親後,在上海被中共的國安單位秘密拘捕,迄今公開音訊全無。

 

2014年,在張贊波《大路朝天》的新書發表會上,我們見到主持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他介紹張贊波拍了一部同名的紀錄片,表現大陸將高速公路修到天上去,寺廟的佛像被迫拆遷,被砍傷、被拖欠工資的民工和無力抗爭的當地人換成別人的高速人生。拍攝過程中,導演張贊波跟這群人住在一塊,他發覺鏡頭不足以交代的豐富敘事,拿起筆來細膩地寫出這群人的日常。富察做了這本書的導讀之後,開放現場觀眾與作者張贊波交流。會後,我們敲定數日後在他工作地點附近的Starbucks見面,談他的兩岸婚姻和來台經驗。那天他一襲棉麻衣褲出現,很有文人味。冬陽從大片玻璃窗照射在身上、桌子和腳下,隨著時光的推移,這個訪談竟不知不覺進行了四個多小時。

富察,滿族人。對他來說,滿族並非狹隘的種族、血緣或基因,反而是始終跟著他周遊世界各地的文化符號。他以八旗作為出版社的名字,八旗是滿清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富察是家族姓氏,他的滿族名字是木通古(智慧之意)。老家在遼寧省鞍山市岫岩滿族自治縣,他使用的email帳號Xiu Yanke(岫岩客)也保留老家的地名,他的漢族名字李延賀反而少用。

父母是下鄉的知青,他由爺爺奶奶帶大,滿族的大家庭非常強調長幼尊卑,家中男性族長最有威望,爺爺過世後由伯父主掌家族事務。早年,他跟父母關係疏離,大學畢業,過了青春叛逆期,他才重新體會父母的辛苦,修補親子關係。

富察初中即離家住校,早早逃脫繁文縟節的大家族,獨自在瀋陽就學,從此獨立面對人生。1990年代,外商公司到中國發展的年代,富察從瀋陽到上海讀書,取得文學博士,畢業後投入上海文藝出版集團的工作,來台前擔任該集團副社長。他喜歡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知道怎樣活下去,有工作就一直做下去。一旦有工作,也不會見異思遷,不會為了要賺更多錢,就做什麼改變,工作是他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走過這段人生經歷,他已擺脫血緣氏族和地域觀念的影響,形成自由獨立的個性。不想要受到太多束縛的本性,讓他偏向都市化的婚姻觀念,他曾經認為婚姻是一種束縛,婚姻觀念薄弱,婚後也曾不想要孩子。1995年富察認識台籍的太太,開啟這位現代知識份子不同的人生。

回想當年他當博士生,指導老師吩咐他接待從台灣來訪學的碩士班學妹,從接機、住宿到採訪行程,都由他安排。接機時,他看這牌子上的名字好像瓊瑤小說的名字,他初次見到太太,清新、溫柔而甜美,與上海女孩的「尖刻」或東北女孩的「大氣豪爽」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台灣的文化養成發散出一種特別的味道十分吸引他,連朋友也都說她好像從瓊瑤小說裡走出來的女孩。那時大陸正流行看臺灣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聽她說話,感覺就像是劇中人物。不只富察,其他大陸男生也傾心於眼前這位台灣來的女生,對台灣心嚮往之。這種文化想像是由當時的電視劇和校園民歌等傳媒所形塑,而台灣女生則從人文史地書籍神遊中國,當時兩岸的資訊交流少得可憐,陸男台女或多或少將文化想像投射到彼此身上。只是1990年代兩岸政經發展的水準差距很大,這種差距讓富察對婚姻沒有太多浪漫的想像,即便他對太太有好感,也不會想到有可能在一起。

上海從1990年到2000年發展速度非常快,當時上海的台商大過民進黨黨員人數,上海是大陸最開放、最早西化的城市,也是繼廣州、廈門,最初台灣人最早接觸的大陸城市,這等機緣促成他們兩人的相識。富察和太太有了感情,兩人通過郵件往來互動,直到2001年才開始交往,才漸漸往前走。「假如我是在瀋陽遇到我太太,而不是在上海遇見她,可能不見得會有這個婚姻。我們兩人都不是那種為了感情會冒險的人,為了感情轟轟烈烈地不管身分、種族、階級的人,還是以理性至上的人,是上海成全了我們的婚姻。」當上海和臺北的生活水準逐漸一致,整個局勢改變,富察原以為和台籍太太不可能走在一起,這時,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雖說上海的快速發展拉平陸男台女的心理位差,但從相識、交往到走入婚姻,他們足足花了十年的光陰。

非典型共產黨員

富察的太太是客家人,屬於傳統想結婚的女孩,兩人拉鋸兩三年,最後慢慢走上婚姻。這樁兩岸婚姻,太太承擔非常多,富察說,他可以談戀愛不結婚,他太太想很多,想得很清楚了,要結婚,就往前推動。富察對台灣的規定不清楚,他太太要想辦法瞭解法律、政策、辦手續,設想富察來談要面臨哪些問題,她也面對父母很大的壓力,父女之間為此不講話。他倆是2005年結婚,婚後一直分居兩地,富察是公職人員,共產黨員,還沒結婚很難來到台灣,結婚後一年可以申請兩次團聚,有假期富察便來台探親。太太是國中老師,寒暑假她過來上海,每年寒暑假在一起生活,平日就各忙各的。岳父最初很不能接受女婿是大陸人,相處一段時日,他看到富察與蘇貞昌、羅文嘉等人在一起,發現這個女婿其實是非典型共產黨員,得意地說共產黨現在做我女婿。至於他的父母,很開明,沒有什麼反對。

「我跟我爸媽講,他們說台灣啊,會不會太遠了?我從老家到上海也很遠,已經離開十年了,他們觀念上可以接受兒子跟台灣人結婚。大陸經歷過文革等政治運動,那種流離在偌大的國家空間流動變化,我們非常適應婚姻是個人選擇,與父母沒有關係,像我周邊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兩個人相愛、結婚登記就好了。父母根本不知道,也不辦婚禮儀式,父母就接受這個事實。婚姻是很個人的事,但是台灣就得見父母,當然我也不是不見,這也是傳統的一環嘛,但是好像不見父母,你就不敢跟我走下去。後來我在台灣生活久了,才瞭解這是這裡的文化。」

富察原來沒設想到台灣來,因為他在上海工作穩定,工作職位高,而且十分忙碌。兩三年後,兩人想穩定下來,太太留職停薪,嘗試到上海生活一年。上海是一個國際都會型的城市,上海的空間、社會和文化想像不是她想要的調性;她喜歡過簡單穩定的生活,不喜歡上海的浮華,台灣的人情味比較濃,但上海很虛榮,而且很冷漠,她無法適應上海。太太放棄後,富察把工作辭掉,過來台灣。從瀋陽到上海,再到台灣,這個過程,就富察的性格來說,是順理成章。富察不斷地出走,對他來說是心靈在冒險,可以見識更寬闊的世界。相對來說,他的包容性和適應力比太太強很多,所以他願意來台灣。

富察2009年來到台灣,跟台灣的出版界互動之後,他加入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屬於內部創業,負責八旗文化,公司提供兩百萬資金,他自行負責人事、產品、行銷,公司投資也負責通路,收取十幾趴的管理服務費。他前半年的創業經驗失敗,幾乎要關門,那時壓力蠻大的。對於台灣人看什麼書還不清楚,做出版不是賺錢的行業,不會讓你餓死,但也不會特別好。前幾年,太太的收入高一點,現在出版社慢慢好一點。還好他對錢沒有熱情、沒有欲望,對知識感興趣遠勝於一切,還是讀書人的性格。在台灣當編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發作者、認識媒體人,他從各個報紙媒體的撰稿人到總編輯,甚至電台節目主持人裡找合作機會。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作家王文華,馬上穿過馬路,差點闖紅燈,向他自我介紹。這一套在大陸是吃不開的,但台灣人很友善,讓他在很短時間內認識許多人。現在除了積極尋找華人作家外,他也購買國際版權,開設「中國觀察」書系,探討中國政治、社會議題,他也只有在離開大陸後,才能更看清楚事情的本質。目前台灣對於大陸的看法比較兩極化、標籤化,他希望盡微薄力量,告訴讀者中國究竟是什麼。他也一直換位到台灣立場去思考,掌握台灣思潮,總之就是要有更多的本土關懷,他也致力於開發出更多的本土作者,和台大台文所、誠品書店合作「創意報導寫作」,和台師大全球華文寫作中心合作「非虛構文學寫作」,希望本土作者的寫作更具現實感、議題性,兼顧文學性。

雖然那半年創業很有壓力,但富察說,出版這個行業要跟人接觸,他也蠻樂意跟人接觸,工作很忙,他很快跟台灣的媒體界和知識界通氣。他那時看中國時報,認識很多作家,甚至加入腳踏車隊,裡面有羅文嘉,藍的綠的都有,每週五騎腳踏車。他覺得文化人蠻願意「紮堆」(聚集在一起)做活動,只是他不太願意應酬。他很喜歡旅遊,用旅遊的方式認識台灣,前一年到哪裡都有新鮮感,除了大甲媽祖,還去體驗鹽水蜂炮,台灣的北、中、南、綠島,到處亂走。大陸的宗教訓練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到現在富察都是無神論,不過,他知道宗教對台灣社會具有穩定的力量。他第一次跟媽祖遶境,很新鮮、很興奮,也有小小的震撼,有那麼一剎那愛上神明,但是他很快抽離,用知識份子的角度看這個宗教文化,馬上思考到顏清標這個家族如何利用宗教玩弄政治,那種美好的宗教體驗很快就消散了。

超越結構

在台創業給他帶來一個很好的體驗,在台創業給他帶來一個很好的體驗,之前在上海文藝出版集團,做的成果都屬於國家,都是黨的。在台灣做出版業,他深刻體會市場的存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下他需要跟很多人對話,他也蠻享受這個過程,這是一個融入台灣社會很好的方式。出版的行業是非常在地,他作為總編輯,需要跟當地的讀者當面的對話,突出出版的特色。做這個行業是以他的興趣,或他所要創造的價值為取向為主,收入依附於興趣和價值,台灣的市場不大,他覺得夠活就OK了。跟上海朋友見面的時候,他不會因對方賺的錢多,不能追上那個水準而自卑。事實上,他跟上海出版界原來的連結逐漸在淡化,一旦見面對話時,富察發現他創造的價值對上海或瀋陽的朋友來說更新、更有意義。朋友們蠻羨慕他可以擁有自由的心靈與姿態,不像他們陷在政商關係和人際關係的結構當中,想掙脫又出不來。富察建構出一種超越金錢價值的出版社,他不做兩岸的出版,專注台灣在地的出版,他也不以大陸的市場大、台灣市場小來衡量所謂的市場,而是推出非常在地的屬性、性格、需求、特質的產品。他認為,台灣兩千多萬人口可以養一個非常好的出版產業了,就算壓力很大,但是上海兩千多萬人口,能有台灣這樣的出版業嗎?能有這樣的出版品質嗎?沒有。他的價值是在地思考,台灣有它的侷限和它的問題,但也有它的優勢,比的是出版的品質,不是誰賺的錢比較多。

問起他怎麼看待這五、六年的台灣經驗,富察首先梳理他的上海經驗,他認為遠離熟悉的地域和文化帶給他不同的參考體系,帶動他積極思考。清朝大量的滿人移民到北京,奠定了今天的北京人;同時,滿族文化思維對北京的影響很大,很多習俗、普通話、審美愛好,包括京劇,都是滿人到北京之後才建立的。1949年中共建國也是以東北起家,日本把東北殖民地經營得很好,共產黨跟蘇聯接收後控制東北,以這個為基礎繼續發展,之後攻進北京,新中國建國後大量的瀋陽的人陸續到北京做官,到今天為止在北京高層機構裡很多都是瀋陽的人,他們思想承接的關係來自於此。因為這般緣故,基本上從瀋陽進北京去工作生活,不用特別做思維調整,兩者一模一樣。但是從瀋陽到上海和廣州就不一樣,富察說,「在上海那十年帶給我最大的挑戰就是建立文化參照體系,台灣是另外一個文化空間。」

台灣提供一個很兩岸的狀態,這種狀態讓他在思考社會和政治時,形成另外一個新的判斷標準。台灣作為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甚至在經濟上,都跟大陸不完全一樣的參照系,與大陸又有些聯繫、連結,他可以獲得一種很好的思考。例如兩岸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政治讓我們陷在兩岸的比較當中,就會失衡。事實上,台灣在整個華人文化體系中,有其特殊的位置和文化上、產業上的角色。1980年代,大陸接受台灣文化的洗禮,原來台灣的存在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具有很大的意義,現在這個意義似乎在降低;反過來,大陸的文化正在衝擊台灣,很多台灣人還不是很適應。台灣未來在「求異存同」當中,把自己「異」的色彩再放大變成一種價值、一種特質,相對大陸的某一方面依然有它的特點跟「異」就好。就像上海在中國扮演的角色,它就是扮演那種不同的東西,讓人家覺得說,它就是上海。統一也好,獨立也好,台灣都要扮演這樣獨特的力量。例如,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一直處於蓬勃且自由發展的狀態,那就產生出很多不一樣的想像空間,這個價值他覺得值得大陸學習思考。

過去,台灣比較大的思考架構來自於國民黨帶來的大中國思想,台灣因此變大了,但是這個框架也帶來很多問題。現在民主社會發展中,去中國而強調台灣主體性,然後又再度回到島嶼的狀態,思考又封閉了。然後內部再分成兩派再去打,就變成外部的封閉跟內部的對立,這樣的結構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富察編輯出版的書從邊緣提出一個觀點:

「台灣可以有更多的連結,連結東南亞和東北亞,不要只侷限於兩岸或台獨,因為你在兩岸和台獨當中,台灣都不安全。比如說我們兩個之間,要不就好,要不就和,那如果我們有五、六個人,情形更複雜,把這個關係帶進來,就會制衡,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這樣克服問題。」

富察未踏入婚姻前,已經在上海取得博士學位,並全心全力衝刺事業,十年之後,他奮鬥出斐然的成績,達成一定程度的成就,成功地實現男性角色,並自我肯定。倒是他作為現代知識份子,獨立尋求高度理性自覺,已經超越家族、地域和種族的限制。不婚不育的現代婚姻觀念在遇見台籍太太之後有了轉變,他是有彈性的人,願意照顧別人的感受,慢慢可以接受其他男性角色。他的先生角色和父親角色分別在三十幾歲和四十歲才實現,進入婚姻和生育的階段比一般人慢了許多。

1990年到2000年這十年間,上海追上臺北的發展,夫妻兩人才逐步邁向婚姻。長達十幾年的等待,他們經歷女方父母曾經反對兩人的婚姻,婚後太太在上海適應困難,兩個人持續消化跨境移動帶來的衝擊,願意共同承擔。富察辭掉工作來台,作為文化人,他可以跟台灣社會很快交流起來,他願意開放性的體驗新的社會,並以此為新的參考系,繼續開拓他的觀照,帶動台灣讀者理解中國,重新找尋台灣的定位。從瀋陽到上海的過渡,再到台灣,在在都顯示他不只是在不同的地域上流動而已,他不斷轉換位置,做思維上的調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將台灣經驗視為參考系,進一步超越疆界的限制,帶給台灣讀者更高的視野,認識中國和當今台灣的社會現實與出路。從他來台前後的經驗看來,他擁有當代知識分子的氣度和文化視野,創造出超越地域限制的新價值,八旗出版品亦為世人所共享。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邮箱E-mail:wrichina@yahoo.com
网址Website:www.wrchina.org
回到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