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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日記背後的故事 — 推介《致命自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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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著名記者曾慧燕評《致命自由》。

/曾慧燕

 

《致命自由》(原名《愛爾鎮書生》)一書,除了見證北京當局當年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的確“死人”外,全書亮點之二,是作者曹旭雲的《北上日記》,貫穿了他與北京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資深民運人士任畹町在廣場因緣際會結下的革命情誼,並映照了大時代小人物的不幸命運。

 

曹旭雲與任畹町相識於1989年6月2日,當天任畹町鑒於預見廣場情勢危急,當局即將武力清場,決定再次冒險前往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做最後一次說服工作,讓學生們盡快離開,接待他的是曹旭雲,當時其身份是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團長,此前他更全程參與八九學運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並參與了學生絕食。

正如曹旭雲在書中題記所言:“一旦開始,結局就無可避免。”鎮壓前夜,他抱著為民主獻身的決心,將一本寬大的日記本鄭重交給任畹町,日記記録了曹旭雲4月16日自海南啓程北上、18日抵京,至6月2日全程投入天安門學運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包括從四二七大遊行到廣場演講,從請願到絕食,點點滴滴都詳盡記錄在日記內。

 

 

任畹町當天也勸曹旭雲撤離廣場,他憑直覺斷定“決戰就在今明兩天”,曹旭雲說抗爭還在繼續,自己不能當逃兵。作為廣場運動一份子,他要見證運動始末,無論成敗。

他說,「從嚴格意義來說,這個局面真要有危險,我也要承擔一份責任,我不能也沒有理由離開。更何況,我一直主張激進的策略,尤其可能面臨屠城流血,真要是死,我應該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我有責任比他們承擔更多,有責任去見證全部的史實。”

 

曹旭雲強調,半個多月來,他和數千廣場絕食學生及護衛隊成員餐風露宿,已融為一體。廣場命運關乎他個人命運,不僅不能做逃兵,就是片刻也不能離開!“既是抱著必死而來,就不會心存僥倖而去。”

 

兩人臨別時,曹旭雲從席子底下拎出用白布捆成的書兜:「任老師,拜托您一件事。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卻一見如故。以目前情形看,後面估計用不著了。這也許是我最後的機會—這裡有我的一本《北上日記》,作為應該是這場偉大民主運動的一個個體的真實紀錄。廣場太危險,我不想它化為灰燼。您是我信任的長者,請您幫我帶出廣場,可以嗎?如果我一旦陣亡,日後請轉交我的家人。”他向任畹町表示了準備和廣場學生慷慨赴死的決心。

 

任畹町當時不好拒絕他的重托,但估計自己可能被捕,家中並不安全,隨時可能被抄家。當晚他轉交因學運結緣的公共汽車司機賓志輝保管,因賓多次在廣場聽他演講,並邀請他去他家住宿,為了不辜負曹旭雲的信任,他無論如何要保障日記安全。

 

賓志輝對此雖頗感意外,但覺得義不容辭,而在當時情況下,任畹町未及細說,賓志輝一直以為日記的主人是任畹町,不久兩人相繼入獄。

 

任畹町在秦城監獄囚禁七年,出獄後專程找賓志輝探查日記下落,才知六四清場後,賓志輝被捕,罪證是私藏一頂戒嚴部隊的鋼盔和一本“高自聯頭目”(其實是曹旭雲)的日記本,最初重判14年,後改判四年。

 

原來,賓志輝6月3日晚出於對血腥鎮壓的義憤,開著公車在長安街撞擊坦克、衝擊軍車的鏡頭,被當局密布的攝像頭記録在案,6月6日在家中被大批軍警破門而入抓捕,他撿到的鋼盔和曹旭雲的日記,成了兩項罪證。

 

在此有必要特別指出,北京市民在六四事件中,激於不滿當局血腥鎮壓學運的義憤,以及對學生們的愛護,紛紛挺身而出阻擋軍車、攔截士兵,死傷慘重,付出代價最大,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外界卻鮮少有人關注大時代的小人物,反而將目光過多投射在學運明星領袖的光環上。

 

任畹町回憶,6月3日他從廣場東北角取自行車撤離時,見東邊大批穿白襯衣的部隊已經推進到北京飯店、抵達南池子一帶,卻無人堵截。情急之下,他挺身上前,組織周圍學生、市民迅速形成人牆,迫使部隊後退到東單公園路旁休息。

他發現廣大市民情緒個個都如烈火乾柴,一旦有人挑頭,即刻奮不顧身護衛學生和廣場,讓他深深感動。“但這些赤手空拳的民眾能抵擋得住機槍嗎?果然,殺戮就在之後十多個小時開始了。”…..

 

回頭再說任畹町出獄後去找賓志輝,其父已在兩年前過世,賓志輝刑滿獲釋人去房空,任畹町當時打聽不到他的下落,曹旭雲的日記本不知所蹤,任畹町覺得很對不起他。

 

事隔多年,任畹町終於和賓志輝取得聯系,才了解到賓志輝為六四付出多大代價。

 

那一夜,作為北京普通市民一員,賓志輝“看到太多的流血和死亡,我流著淚,在鋼盔上用刀子刻上『殘暴血腥的記憶』幾個字。同單位也有人被捕,都是攔截軍車就判個一年半載。可我跟他們不一樣呀,這兩件東西(鋼盔和日記)成了我深度參與反革命暴亂的罪證,尤其是那本日記。”

 

賓志輝被捕後,曾在審訊時被人用電棍捅睪丸迫他交代。最初被重判14年,後經父親及哥哥四處求情,說明鋼盔是撿的,不是搶的,《北上日記》是代管的,與作者本人不認識。求爹爹告奶奶,才改判四年。出獄後他失去原來工作,先是擺地攤,再開計程車,後開小賣部。

 

關於那本《北上日記》的下落,賓志輝說應該存在北京市公安局檔案室,要想物歸原主,恐怕要等到六四平反那一天,屆時恐怕應由六四紀念館收藏供後人讀史了。

 

任畹町感嘆,這部北上日記真是曲折波瀾,“這是一段六四人物的友情佳話和時代傳奇”;他並認為,《致命自由》一書有厚重的社會、民情、時代及文學價值,呈現那個時代各階層民眾廣闊的生活畫卷與民主青年的精神風貌,是一部關於天安門時代詳實的個人奮鬥史及民眾覺醒史。

 

作者曹旭雲作為六四見證人,並且自己最終成了六四一部分,30年磨一劍,出版《致命自由》,成了他此生唯一意義,“於是,寫著寫著沒料想就寫成了這麽厚厚的一本。更沒想到的是,寫著寫著,竟寫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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