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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災:一万封信》:中原血疫背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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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WOMEN我們

 

当年,河南农村田地中间处处坟头,是纪录片制作者们对那里的第一印象。

 

“WOMEN我們”编者按:高耀洁医生的去世,让艾晓明教授追忆起在高医生去国之前与之的过往。这一组文章与信件来自艾教授。除了高医生著作《一万封信》的书评,她还发来了河南艾滋疫情受难者与家属寄给她的信,希望WOMEN我们 能够保留一份准确的档案。我们也决定按照艾教授寄来文件的格式,首尾相连地发布这一组文章,作为存档。

谈到附上的照片,艾教授在来信中说:“我们的照片拍出的,都不是那种特别悲情的。因为那时感染者都在彼此连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因为当时的形势也有利于维权行动——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议题的关注、抗疫资金的投入,再加上国家也在调整政策,出台“四免一关怀”等政策措施等。感染者以及相关利益群体,觉得努力是有希望的,尽管有地方政府的限制和打压,但一种普遍的认识是:上面是好的,就是下面不照办。最尖锐的批评都是针对基层政府和地方管辖机构的。那时北京有爱知行,有网站,爱知行还有联合国一些驻华机构都有组织感染者参与抗疫行动的工作坊、培训等。”

“所以片中的主导倾向,也是鼓励参与、行动,并且认为行动是会带来希望的。”

艾教授说:“我翻来找去,一晃也是一天过去了。但是回顾过去,的确是很必要的。我们是与高老师同处过一个时代的人,纪念高老师,也是回顾自己的过去并且思考余生之意义。”

 

下面文章作者分別為:艾晓明 张静亚 刘运芝 杨喜成

 

这两天,一直想着敬爱的高老师。今天,请友人一枚代为奉上鲜花一束,寄托哀思。一枚代笔在卡片上留言,早上醒来看见朋友转发的照片,方才觉得昨日太匆匆,仅是委托送花,未留悼词,赶紧再拟挽联传给一枚:

中原血殇 以慈母大爱奔走呼号  扶危济困

暗夜独行 有孤军义勇著书立说 虽死犹生

《中原纪事》导演 艾晓明 敬挽

2023年12月12日于武汉

 

2006年春,拍摄纪录片《中原纪事》时,我第一次走进高老师的家门。我和胡杰先生,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高老师去邮局给各地邮件防治艾滋病资料的情景。那时,我们一直称呼她老人家为高老师。

如今,打开《中原纪事》的视频文件,那颂扬观世音菩萨的序曲一响起,不禁泪如泉涌,不忍看,不忍听……

高老师,是这部纪录片的灵魂人物,是片中所有那些挺身而出、勇敢发声的感染者和他们的亲人的精神支柱。高老师,也是我的人生楷模和良师益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而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里,我从高老师那里认识到:这就是真正的方向——与弱小者同行,挑战强权,推动改变。不言而喻,高老师付出的所有牺牲,也是孤勇者不能不承担的命运。

高老师去国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我知道她在大洋彼岸终于出版了她念兹在兹的多部作品,她拼尽余年实现了她的愿望。她给我们留下了漫长的思念和深刻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暗世中发出强光,如何践行言论自由和社会责任。

我不能立即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读完高老师后来出版的多部作品。下面是我在2008年阅读高老师的《一万封信》时写的阅读心得,这是我在学校任教时推荐给大学生的。我也附上了自己收到的三封《中原纪事》纪录片中人物的来信,并请高老师以后收入书中。这些文字曾经发表在我们“性别教育论坛”网站上,而网站现已被关闭多年;文章也随之消逝。今天借“WOMEN我们”园地发出,悼念敬爱的高耀洁老师。

在疫情集中的村落,亡者的家已经成为孩童的嬉戏地。

 

 

中原母亲 民族精魂

——推荐高耀洁教授新书:《一万封信》

高耀洁教授告诉我,她所编著的《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将要在国内重印,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序。我近年来拍摄纪录片,已经很少写作;但是高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义不容辞。

2006年我去河南采访,在那春天的乡野,一幅从未想象过的画面震撼了我,正如这本书中一位乡村教师所写的诗篇:

一望无际的原野

伸向大地之尽头,绿绿葱葱

坟茔起伏无边

内躺着艾滋尸骨,阴魂难眠

在河南采访期间,我到过高老师到过的村庄,听过高老师倾听过的哭诉,在感染者家的床上睡过,见过蟋蟀穿梭家破人亡的空屋,看过无人掩埋、存放在屋中的骨灰盒。一场中原血疫,洗劫了多少村庄,留下来多少哭号,请大家看看陈伟军先生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吧,别忘了,那已经是2001年。

因为拍摄有关邢台农民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纪录片,我开始关注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历史,从而和高老师结识。这使我见证和拍摄了她老人家的工作。高老师和来自底层的感染者亲如一家,她是她们在孤苦无告时可以向她求助、在她家吃饭、留宿的亲人,她是中原无数感染者家庭的慈母,是那些孤儿们眼里慈祥的高奶奶。

高老师对我们的纪录片《中原纪事》给予厚望和支持,这部影片,现在已经有了上千份在流传,中国卫生部疾控司、河南卫生部门官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都有这部影片。原来我给它的名字是《人民的声音》,后来改为《中原纪事》,开始构思时,我曾写下一段话:

The Epic of Central Plains,是我设想的该片英文片名。Epic在英文中为“史诗”,如荷马史诗,就是这个词。荷马是民间诗人,他用游吟的方式在民间传唱悲剧人生,他是我们永恒的艺术先驱。我因此希望该片当得起“史诗”的涵义,即为民间悲剧立言、给当代英雄做传。

“史诗”一词,中文已为当代专制君主所特有,所以中文片名用的是“纪事”。中原,是中州平原一带,旧指河南。这里的“纪事”,也是向司马迁《史记》的“纪”靠拢,向历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致意。但“纪”在司马迁那里,原本是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政迹,我们用此庄严体例,记叙今日中原老百姓的痛史,是反其道而用之。

“纪”又与“纪实”相通,而本片中的好男好女,无不以舍生忘死的态度揭露真相,与谎言抗争。这部纪实片,正是要记录“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说话的历史。

这种抗争的精神,是我在河南拍摄时的强烈观感,也是我读高老师《一万封信》的深切体会。我推荐大家都来看这本书。

大学应该把这本书作为学生思想教育的必读书,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爱得太多,对他人爱得很少,对民生疾苦更加缺乏了解。当然,这不怪他们,是僵化的教学内容造成的结果。

知识分子更应该看这本书,我们的社会不缺乏像高老师这样有专业技能的学者和研究者,缺的是坚持道德良知的人。可是,没有后者,中国又如何能够摆脱无边的苦难。

高老师,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十几年如一日地担任志愿者,投入到抗击艾滋病这场全球性的公民权利运动里。在中国,在瞒和骗流行的文化环境中,高老师嫉恶如仇,大爱无疆。她非凡的意志和呵护生命的激情,给了多少人活下去的力量。在高老师家中,我看到她在堆砌如墙的防艾资料里忙出忙进,不禁想起精卫填海的故事:古有炎帝之小女在东海游泳,不幸溺水而死,后化为鸟,名精卫。精卫形小力微,却有惊天之志,为报溺死之仇,立志衔木填海,哪管它多么浩瀚和深不可测。这精卫填海之意志,便是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纪,惟一有可能让我们民族走向新生的精魂。

附上悼念中原女孩张静亚的文章(其中有静亚的信和她母亲的信),还有农民感染者杨喜成的来信。假如有可能的话,也请高老师将之收入书中,作为《一万封信》的补录。

2008年12月1日艾滋病日于广州

被访者老李告诉艾晓明,染病的父亲上吊了。

 

 

悲悼中原女孩张静亚

——纪录片《中原纪事》下集中的小女孩病故

 

上个周末,我回到父亲家,打开遗失在家里的手机,看到静亚的短信。此前,静亚的妈妈曾经打我的手机,我就以张静亚的名字存下了这个电话。短信说:

晓明阿姨您好!最近您的身体好吗?我想告诉您,以后再不要给我们寄钱了。张静亚已经不在了。帮助那些该帮助的人,谢谢您的关心和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12:14:06,2007年4月12日

读罢,内心哀痛难言,立即拨打静亚妈妈电话,得知静亚在呼吸困难输氧多日后终于平静下来,于2007年4月11日去世,结束了她年仅13岁的短暂人生。

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静亚的歌声,她唱的是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依然记得在采访她和她妈妈的时候,她说到她的理想是“长大当个医生”,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孩子接下来说的话:“给人治病,不要钱”。

去年8月,我访问了静亚一家,后来这部分采访,编入纪录片《中原纪事》下集。此后我和静亚一家没有联系,一直到今年三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那边的河南口音问:你是晓明阿姨吗?我说是,结果那边久久沉默,继而传来哭声说:阿姨,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是张静亚的妈妈。

看过《中原纪事》下集的朋友,该会记得静亚妈妈面对镜头的哭诉,她说:“房子我可以不要,我可以租房子住,钱我可以不要,我可以在外面打工,但是我是母亲,我不能没有孩子!我只有这一个女儿。现在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小女孩张静亚,满怀希望到省城郑州看病,但她的心脏病太严重,需要换心,换心得几十万;对于在新乡打工的父母是不可能的事。结果,静亚在郑州的医院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连心肌积水都没有抽,就这样离开,回到老家——河南商丘地区柘城县受艾滋病影响的双庙村。在老家,原来的屋子已经没有屋顶,当年参加过卖血的亲戚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和艾滋病的折磨。

静亚的母亲在电话中说,阿姨求你帮帮忙,给静亚找个好医院,让她能得到治疗,我找高奶奶,高奶奶的电话也打不通。听着母亲的哭诉,我真是爱莫能助,只能说,我也没有办法啊,高耀洁老师此时被软禁在家中,电话都切断了。我说你已经尽力了,别的做不到,让孩子少一些痛苦吧。

我们曾将各位朋友放映《中原纪事》积攒起来的捐款,托双庙的朱龙伟先生给静亚家捎去500元。接到电话后,又正好收到高耀洁老师退回的800元钱,这钱原来是希望支持高老师的工作的,高老师说她不接受任何现金捐赠。想到静亚家庭的困难,我立即给静亚妈妈寄去了这800元钱,还有家里同学、同事贺年的一些糖果,希望静亚能够因此得到些许安慰。

不久,我收到静亚母女的来信。第一封信竟然是小静亚写的:

敬爱的艾奶奶:

您好!最近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我想给您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是一个悲伤的女孩。

自从1998年开始,我就被病魔缠身,刚开是一直查不出病因,接着浑身上下就一直长脓水疮,那几年的时间是我最难熬的,因为每一个伤口都长着露着骨头,到了夜里,身上的伤口又痛又痒,弄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妈妈也无法入睡,就拿着棉花沾着药水给我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擦。妈妈总是在给我擦伤口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于是我们母女俩便抱头痛苦起来,有时半夜我总听见妈妈自己在偷偷地哭。想起了这个家为了我,借下了几万元的外债,现在连个完整的家也没有,我有时候也想过死,可是我又想,如果我死了,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爸爸为了我整天早出晚归地拼命挣钱给我看病,妈妈为了我,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妈妈为了我,曾经用针管在自己身上学着扎针,每次换药、打针,妈妈都会,她现在为了我都快成了一名医生了。我现在不能死,我一定要为了爸爸妈妈还有关心我的人坚强地活下去,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不能让他们伤心。艾奶奶,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只不过是难了些,我求求您救救我,我不想和我的爸爸妈妈分开,我不想和我的亲人离开。我还想上完大学,长大了也像您一样去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看不起病的孩子,让他们重新看到温暖,看到生活的希望。我还有很多话要和您聊,由于今天太累了,一手输着液,一手给您写着信,有些不方便,就不和您聊了。

祝您:工作顺利,笑口常开,合家欢乐,长命百岁,好人一生平安。
一个可怜的女孩:张静亚

2007年3月18日

 

第二封信来自静亚的妈妈(*括号内应为原件中的漏字和错字,因时隔多年,今天未能找到原件再核对):

 

晓明阿姨

您好!

首先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在您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于2007年3月15号收到了您给我们汇过来的800元钱,因静亚(病)情严重,没有及时回信,希望多多原谅。

阿姨,今天怀着万分感激的而又沉痛的心情在给您写信。我的心里有千言万语不知改如何说起。自从去年8月份在郑州我们见面以后,我的脑海里不停在回想着您的点点滴滴的爱心。我无法忘记您为我们流下同情(的)泪水。在可怜我的孩子病情时,您出钱出力为我们跑了好几天。没想到我们分别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这让我很伤心。我想尽一切办法找您,终于找到了您的联系方式。我就给您打电话,当我听到是您的声音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好像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在安慰我。

阿姨,我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可是由于我没有文化,只上了三年学,满肚子的话说不出来。下面我想说一下静亚的情况,她的病情比以前严重。浑身都在发紫,晚上闷气闷的(历)害,不知道她还能(肢)多长时间。多亏您这次寄来的钱帮了大忙,得到了缓解。还有静亚她还一直感觉她的病能治好,我也不知该怎么给她说,她一直在给我说艾奶奶能救她,弄的我无话可说,孩子毕竟是孩子。

阿姨,不管静亚给您说什么话,请您都不要(往)心里去,也不要有压力。她的想法很天真。阿姨,请您放心,我会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人生,我会让她过的很开心。最后,我还是感谢您的关心和帮助,我会永远记住您的。

刘运芝

静亚去世了,这是人们可以看见的纪录片《中原纪事》中第三位去世者。第一位是高耀洁老师的老伴郭明久大夫,我们拍摄了他在病床上,高老师在病房中照料并接待感染者的场景。第二位是我们在感染者病房访问过的病人李长建先生。李长建是位农民,几个月后去世;有人围着整个村子洒上白灰,表示将艾滋病隔绝在外。他妻子承受着痛苦和歧视,独自料理完后事,现已离开村子到城里打工。

如今静亚也走了。此外,影片中还有一位孩子,我们采访他时,他的父亲还在,今年我再去遂平时得知,他的父亲已去世,现在他成了艾滋病致父母双亡的孩子。

中原啊中原,文人墨客都知道这样的说法:“问鼎中原”、“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这中华古文明的繁盛之地,你的衰败何时开始的?你的灾难和痛苦何时是尽头?

感谢现代技术的普及,使得我们可以在纪录片中保留这灾难的影像,让静亚承受的痛苦和贫穷、让血祸导致的家破人亡带来永远的反思和警醒。我们依然不能让这影像获得应该有的流通机会,但毕竟,这影像保留下来了,它属于死者,更属于生者。一位年轻的大学生看过影片,给我写下这些感受:

我不是来自中文系的学生,对于政治与哲学也并不精通,更谈不上有多少思想觉悟和多少时事情操,所以这篇对《中原纪事》的回应,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一点肤浅的体会和感受。

刚看这段片子,第一感觉是不舒服。

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艾滋病的我,头一次发现我们其实距离这种“谈虎色变”的病毒如此的近;几乎从未步入农村,一直天真的以为人间没有地狱的我,第一次重重地被事实敲醒。

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怎能设想——在HIV肆虐下的重灾区的患者竟然可以靠每天4毛钱去维持生命;艰苦竟然可以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以800CC甚至以上的鲜血仅仅换取45块;病毒的魔爪竟然可以疯狂至一家四口连一个都不放过;厄运之神竟然狠心到可以通过输血夺去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让一个美满家庭的幸福在一瞬间荡然无存;残酷的命运竟然可以把一个十多岁的孤儿抛弃于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中……

难受过后的是愤怒。

我为众多受难者的悲惨遭遇愤怒,为造成他们痛苦的恶魔愤怒,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于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政府工作者愤怒,为为掩饰真相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愤怒,为社会贫富悬殊的越演越烈愤怒……

愤怒平息后留下的是反省。

我开始明白老师的用心良苦,也许我们暂时的确对社会的不公平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也有一天也踏入政府阶层呢?我们是否应该永远铭记自己从何而来呢?我们是否可以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纯洁的心灵呢?

我们现在不能做什么为人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我们可以尽自己的所能多了解多接触多施舍多关怀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者当我们都做到这点的时候我们离目标也并不遥远了……

作为影片的导演和主要拍摄者,我要向静亚的母亲、亲人和小静亚致以深深的感谢,感谢她们接受采访并允许我们使用这些录像。我也深深感谢每一位以各种方式回应作品的观众朋友,感谢他们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交给我们捐赠给河南村民团体、抗击艾滋病工作机构的朋友。到现在为止,朋友们捐赠的款项已经超过三万,其中一万五千元正在申请基金管理,还有一万五千元,已经分别送到了影片中参与合作的四个团体,希望可以支持他们展开活动,并对病重病危者提供微薄的救助。

小静亚,愿你在天国安息!

附录:

1、“张静亚的生日是1997年3月17日,新乡孟营小学六二班学生。学校已经为她举行简单的仪式。校长和老师亲自来家慰问。2007年4月14日(刘运芝,手机联络方式:13523731764 ”。

2、不久前离家出走失踪的武汉作家鲁礼安先生,3月份为《中原纪事》捐来1,000元人民币,现在本片创作组已经将此1,000元寄给张静亚家庭,填补静亚家庭为孩子在医院抢救时欠下的部分费用。

杨喜成的来信手稿。

 

 

河南村民杨喜成的狱中来信

林虹:你好。

感谢爱知行举办这次会议,盼能将下面这封信打印给每一位出席会议的朋友。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目前狱中的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服刑犯以及身陷冤狱的感染者/艾滋病人。

喜成是协助我们在河南采访并接受了我们采访的感染者之一,两个星期前,我收到这封由他妻子发出的特快专递。我请同学录入后发给你们,个别错字也没有修改。希望这封信能够帮助与会者理解感染者处境。

艾晓明 敬上

(*以上是给北京NGO“爱知行”机构工作人员的信)

 

尊敬的艾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人,只读过初中二年级。没有什么文化,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无以回报。多少年的辛酸往事,爱恨情仇我从不愿向别人提起。但我只想向您叙说一下我一生的悲惨故事H!

1970年我出生在豫东南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五岁时妈妈撇下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奶奶,父亲艰难的把我和两个姐姐抚养成人。后来两个姐姐出嫁了,奶奶,父亲和我成了一个三代人的三口之家,守着六亩地,清贫的过着日子。

1990年我和李香恋爱结婚了,并与当年有了我们可爱的儿子,组成了一家四代的五口家庭。原就贫困的家中又添了妻子和儿子,还是六亩地,使我这个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无疑是雪上加霜。直至九五年妻子,儿子才分到田地!

当我和妻子在田里干着农活,把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和儿子会跑了在我背上加爸爸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幸福。可当时奶奶重病卧床不起,天天看病又加上当时繁重的苛捐杂税,我一家五六口人六亩地,每年要向政府缴纳一千多斤麦子。秋天还要交玉米,除了去购买化肥,种子,播耕,每年我家连口粮都不够吃。每年还欠村里很多提成款。看着卧床不起的奶奶和年幼的儿子,我是一筹莫展。九二年奶奶终因无钱得到医治离开了人世。看着渐渐成长的儿子,面对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我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厚着脸皮向别人借了二百块钱要去广东打工。临走那一天,我抱着儿子说:“儿子,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爸爸出去给你挣钱去!”含泪向妻儿挥手告别,我充满豪情壮志的登上开往南方的列车。可那时正处于打工的高潮期,各个厂家都是人满为患。流浪十几天后而未能找到工作,只好向老乡借了五十元钱买了张车票,伤心的回到家中,原就困难的家庭越发艰苦!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找到我,对我说:“你这样的家这样困难,给你指一条生财之道,干不干?”我急切的说:“只要不犯法,干什么我都愿意。”我又问:“到底干什么呀?”那人神秘的的对我说:“卖血。”我连忙说:“血怎么可以卖?”他说:“现在时兴干这个了,不信我明天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第二天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和他到市防疫站。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大门上的牌子“献血光荣”几个大字,门旁地上立着一块牌子,我走过去仔细观看,上面写着“献血光荣,抽血可以促进新陈代谢,预防疾病。血像泉水一样越抽越旺……” 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词语。走进院内一看,人山人海,最少也有两千人在那里晃动着。我问他:“这么多人都是卖血的?”他点头笑道:“这些人卖血都卖发财了,就是这个院里就有两个血站。”我问:“哪有两个?”他说:“你看这楼上是市防疫站,楼下是市中心血站。” 看着进出的人流,看着楼上楼下出来的人群。他们一只手捂着另一条胳膊,手缝里夹着或嘴里衔着一张纸条,到领款处领取五十元后那种兴奋的神情,我不由的心动了。我问到:“这么多人都是哪的人呀?”他说:“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东北,山东,四川,新疆等地的人。但大部分是附近各县的农民。”我又问:“这卖一次血得抽多少呀?”他说:“一次抽 800cc,他们只把血浆提走,把血球还输给你。”我当时并不知道800cc是多少,更不知道红血球和血浆是什么?但我看着别人那样兴高采烈的样子,想想家里受苦的妻儿和村干部上门索要村提成款时那种蛮横的态度和家里因没有钱,仅剩的口粮又要被村干部强行拉走时,我兴奋的说:“咱也卖!”他说:“今天不行了。”我连忙问怎么不行,他说今天晚了。我丧气的说:“这怎么还挂号?”他介绍说:“想卖血得夜里两三点到这里,到挂号处交四块钱,两张相片。才给你一个号码条,然后到化验处抽血,化验,检验血型,血品是否合格等相关知识……”

第二天,带着照片,两点钟就起床了。因我家离市区只有十公里。凌晨三点就赶到了血站时,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排队夹缝到挂号处时,天已经大亮了,交上四元钱递上照片,报上姓名,工作人员给我一张写着我名字和号码的小纸片,我已经排到四百多号了。工作人员又用圆珠笔,让我伸胳膊在上面写上与纸片同样的号码,才让我到化验处排队抽血化验,等排到化验处时已上午九点多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用玻璃注射器不停地在每个排队者的胳膊上抽血然后推入试管。 他们始终用同一个注射器。我交了纸片,医生看了我胳膊上的号码,便给我抽血化验。然后就期望的等待,中午一元钱吃了一碗清汤面条,又是苦苦的等待。大约下午三点多时,我终于被楼下的中心血站喊到了名字,不由得一阵激动。我第一次冲进那像屠宰场一样的采血间,那一大排房子里,每间放四张床,每张床上躺着两个人。当我进入被指定的采血室时,我吓呆了!我看见床上躺着的人他们胳膊上都插着一根像火柴棍一样粗细的针头,顺着针头就是一根粗粗的管子,手一伸一握,鲜血向箭一样向下面的大袋子流淌着,直到把下面两个大袋子胀的像皮球一样才停止。然后被取走等离浆机分离后,把红血球再还回来。我看见还血时原来满满的两大袋子还回来时却剩下一个半袋。我害怕了,我想往外跑,这时就听医生生冷的大骂:“你采不采,不采就滚出去!”我迟疑了一下,想起家中的困境、年幼的儿子、日渐衰老的父亲,还有那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房子……我低声伤感的回答:“采”。我被指定到与另外一个陌生人合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我不由心中感慨万千,以前的理想和愿望,没想到今天竟会去卖自己的鲜血……

当那像火柴棍一样的针头刺入我胳膊上的静脉时,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当两大袋子胀得像皮球一样的血被取走后,我感觉天旋地转,呼吸困难,全身冒汗!当我用微弱的声音向医生报告后,医生冷冷得说:“这是晕针,喝一杯白糖水就好了。”然后去给我端了一杯白糖水,喝了以后,我渐渐好转起来,静静的躺在床上等待,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的红血球被送回来了,原来提走的两大袋子血,现在只剩下一个半袋了,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卖血,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当我左手用粗糙的卫生纸按着右胳膊上的针眼,手指缝里夹着一张医生给的领款条,迫不及待地领款处,领取五十元后,天已经黑了,我高兴地骑上自行车往家赶。途中我第一次用卖血挣来的钱给儿子买了两个大苹果,当儿子高兴的拿着两个大苹果,看着儿子天真烂漫的笑容,儿子甜甜地叫着爸爸,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我把挣钱的经过向妻子兴奋地讲述着。妻子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流出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以后我跟你一块去卖血。”

第二次,妻子抱着酣睡中的儿子坐上我的自行车,在深冷的夜里朝着我们的理想,朝着我们心中的希望,向市区出发:就这样,我采血时,妻子抱儿子,妻采血时我抱儿子,我们走上了不归路!

从此以后,卖血就像赶时代潮流一样在我们周围遥相呼应。每天夜里十二点以后就能听到大家相互呼叫,卖血的人就像车水马龙,像赶集会一样在深冷的夜里向市区进军,有时去晚了,要等到夜里十点多才能采上血,等采完血又该挂第二天的号了。卖血成了我们唯一的出路!

渐渐的我们知道,我们小小的市区内竟有九家血站:铁东血站,军医院两个血站,军分区血站,防疫站血站,中心血站,卫生局血站,二院血站,中医院血站,每天都有千万的大军在那些地方涌动!为了多挣钱,我和妻子每天每人卖血两次或三次血。我们每天穿梭于九个血站之中,披星戴月,后来我妻子每次采血就出现晕针的危险,看着妻子那娇小瘦弱的身体,为了年幼的儿子,我不忍再让妻子去卖血了,就这样我自己又担负起全家的重任。在九个血站之间活动,有时转氨酶升高,血不合格。只要给血头送十块钱还可以采血。我自己办了多少采血证,我不知道了,我卖了多少次血我更记不起来了。但我只知道我卖出的血,要超出我自己体重的几倍。

那时起:“胳膊一伸,别上一针,胳膊一蜷,五十大元。”还有“九十年代不平衡,卖了血交提成。”这些歌谣在我们这一带流传着,为了卖血起早贪黑,为了卖血雪雨无阻,就这样,我的家庭渐渐有了起色。可各个血站的血袋子越来越大了,我原本壮实的身体也越来越垮了,多少次晕倒采血床上,多少次晕倒在回家的路上,我都又坚强的站起来,因为家里还有妻子、儿子,望眼欲穿地等着我……

从那时起,我经常出现一些高烧、腹泻等疾病。但只要经过治疗马上就会好起来,然后又迫不及待的赶往各个血站。为了卖血,我喝了多少盐水!为了卖血我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但我为了心中的希望,为了妻子,为了儿子,我感到很幸福。

1994年秋天血站被关闭了,我感到自己像失业了一样。可九五年春天,四、五家血站又开业了。卖血不用化验了,不用挂号了,只要人去到那里就可以采血,而最好的还算是铁东血站。这样我们白天在其他血站卖了血,以后晚上还可以去铁东血站再卖一次,因为那里只夜里采血,到最后血站终于被政府强行关闭了……

1995年秋天,我的妻子、儿子分到了田地,我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就这样我平安地度过几年的日子。这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出现低烧、头疼、腹泻、带状疱疹等症状,但只要经过及时治疗,就会好起来。2000年至2001年,我们周围的年轻人不同程度的出现这种症状,有很多原本很壮实的年轻人不明原因的死去。但他们死的时候都是统一的症状,长期发热,腹泻,口腔溃烂等症状。他们原来壮实的身体,临死时只剩下几十斤,像干柴棒一样枯瘦,但他们花完所有的钱,借完能借的钱,跑遍所有的医院,也没能留住性命!我们这一带流传着瘟年轻人的传说。

2001年秋我的邻居家好友李刚又得了同样的怪病,四处求医却又查不出病因。最后李刚的家人带他去郑州防疫站,才知道是艾滋病。村民恐慌不定议论纷纷,刚那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得那种可怕的脏病,村民不敢前去探望。等他花完家里所有钱,刚带着遗憾,带着希望离开了这美丽的世界。原来一百六十多斤的李刚,临死时不到六十斤,看着刚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在悲惨地哭喊着,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因为我和李刚是好友,他死时才三十多岁,看着李刚他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在人们的歧视和孤立中悲痛欲绝地把他送走了,给他立了一座小小的坟墓,我一个人闷在屋里泪如雨下……

纪录片《中原纪事》封面.

 

 

我不知坐了多久,随手打开电视机《中央新闻调查》中央记者正在讲诉我市某县大面积暴发艾滋病,而艾滋病是通过卖血传播等相关问题,和得了艾滋病以后所出现的症状等。我立刻惊恐万分,我以前也卖过血,我也经常出现这些症状,我会不会也得了艾滋病,想到这里我不敢再往下看,关掉电视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晚饭没吃就睡了,夜里我对妻子说:明天我想去市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有艾滋病。妻子说:“净瞎扯,你怎么会得那种脏病?”我把看到的中央新闻调查给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不由得紧张起来,关切地说:“你明天赶快去查。”第二天早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市医院。和医生说明情况后,到收费处交了一百元钱去抽血化验,焦急的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慎重地说:“你的血有问题。”我立刻惊恐万分,紧张地追问:“到底有什么问题?”医生说:“你是艾滋病,反应阳性就证明你携带艾滋病毒。”我立刻明白了,我真的是一个艾滋病人。我瘫软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我默默的走出医院,那一刻,我一生的勇气,希望和理想顿时被粉灭了,那一天是我这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2001年9月15日!

我走到一家私立小诊所买了两瓶安眠片,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我不敢面对我的家人,我不敢面对乡亲父老,更没勇气面对那种歧视的眼光和孤立,更没勇气面对这个社会!!!!!!

我象一具尸体般走到村口,却又不敢回家,我钻进玉米地里禁不住失声痛哭,艾滋病的可怕,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我又不敢再往下想象……

我只有尽快的死亡这条路可走,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艾滋病,我不能让我的家人因我而受别人的歧视、嘲讽和远离,我要撇下我那年迈的父亲,娇小柔弱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子!我要带着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和希望离开这美好的世界!但我还想再看一眼我年迈的父亲、关心爱护我的妻子和最可爱的儿子!

深夜,我默默的进了家门,妻子关切地问:“检查结果怎么样?”我强作镇定地说:“没什么病!”但从我那浮肿的双眼上和毫无表情的脸上,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不由得紧张的又问:“真的没病?”我点了点头,但我从妻子眼中看出了她内心的不安和担心!倒头装睡,心中思绪万千……

第二天早晨起床,看着儿子欢快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妻子下地干活去了。我拿出昨天买的两瓶安眠片全部吞下!我好累好累呀!我想好好的睡上一觉!我想尽快回到妈妈的怀抱!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年迈的父亲,柔弱的妻子都流着泪守在病床前,床头可爱的儿子用他那双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我又忍不住泪如泉涌!回到家里,当我把实情告诉父亲、妻子的时候,年迈的父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没有站起来!只是老泪横流!一下子比原来苍老了许多,就像一颗枯萎的老树!妻子和我抱头失声痛哭!

从此以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再也不是原来那年轻气盛的我了!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别人,我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庄稼地里,无人的河沟里,阴暗的角落里,深夜来临时,是我和妻子纵情悲泣的好地方!我在床上躺了半年,这期间,妻子对我百般爱护,细心照顾,并常常耐心的劝导我:“请看在年幼的儿子,你不能倒下,孩子还没有成人,你不能让儿子没有爸爸!你不能让老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你不能让我没有丈夫。”想想这些,于2002年春天我走出了家门,可我不敢与别人说话,不敢与亲朋好友交往,我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像行尸走肉般残延苟喘的活着,我不敢听说某某人死了,我更不敢听艾滋病三个字:因为那时每死一个人都与艾滋病有关,我就会想到随时下一个死的就是我时,就会不由得浑身发抖,那是我这一生中活得最痛苦,也最提心吊胆的日子!

2004年1月份,国家派去工作组在我县搞爱滋病大普查,当县防疫站工作人员在我们那里号召既往有供血史、输血史的人群去抽血化验时,我和妻子躲进玉米地里抱头痛哭!当工作组人员多次找我动员化验时,我避而不见,更不敢前去抽血普查,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有艾滋病,我不敢想象被普查出来后会有怎么样结果!最后在工作人员细心劝导下,我和妻子鼓起勇气去县防疫站接受普查化验。几天后,防疫站打电话让我和妻子前去防疫站,当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夫妻两人均是艾滋病感染者时,妻子那娇小的身躯微微发抖,却很镇定,但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雷!从妻子那悲痛欲绝的神情中,我看见妻子娇小瘦弱的身躯一下子衰老了许多许多,就像一片秋天的树叶在寒风中摇摇欲坠,我不知妻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一句话没说回到了家里……

后来一天晚上妻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两瓶安眠片悄悄的全部吞下,当我发现后立即和儿子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当妻子微微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和儿子正守在她床前。我轻轻的对妻子说:为了我们的儿子,我们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妻子紧紧拉着我的手,微微点了点,却已是泪流满面!懂事的儿子哭着说:“妈妈,你不能撇下我,你不能让我没有妈妈。”我一家三口紧紧的抱在一起,失声痛哭,那时候我们害怕黑夜,因为黑夜降临是我和妻儿悲痛欲绝的哭泣。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呻吟我至今不敢想象,也不想去想象……

后来,为了逃避现实,为了生活,为了刚上初中的儿子,我和妻子撇下更苍老的父亲和儿子,到北京打工,因为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秘密,我们可以隐瞒所有的一切……

好景不长,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连续几天发热、胸闷、头疼。我知道自己是艾滋病发作了,含泪向妻子挥手辞别后,立即赶往家里!第二天是2005年暴雨下得最大的一天,我骑车赶到防疫站。当我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让我去拍胸片。当我拿着胸片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慎重的说:“你的肺部已严重感染,要立刻回去治疗,否则就来不及了。”我很明白,我又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我揣好工作人员给我发的抗病毒药品,立即骑车往家里赶去。瓢泼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不知顺脸而下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连续输液不见好转。第二十二天,我发生了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当我全身不由自主地抽搐、高烧、发冷、呼吸困难,意识渐渐模糊的时候,儿子紧紧的抱着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爸爸你醒醒,你醒醒呀…… ”

我隐隐听到儿子的哭叫声,艰难地睁开眼睛,慢慢的伸手拉住儿子的手,紧紧地拉着,紧紧地……是啊!看到儿子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的泪水又如泉涌!为了儿子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活下去……

妻子从北京回来了,在妻子的精心照顾,医院治疗下,我渐渐有了好转,可后来又出现了四次同样的过敏反应。每次当我昏迷不醒的时候,脑海里总有儿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爸爸你醒醒,爸爸你醒醒呀......”我都又艰强的睁开眼睛,心里默默地念着,我要为儿子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因为儿子是我唯一活下去的信念!

我和妻子都服上了抗病毒药品,可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二00六年秋妻子为了家庭困境,带了伪装好的四个月的抗病毒药,又去北京打工了,工作顺利找到了,安排在一家当保姆,可我们那里有人知道妻子有艾滋病,并告知劳务公司,在当天夜里妻子便被赶出了家门,妻子泪流满面的走在北京那豪华阴冷的夜里,当她用公用电话悲痛地哭着向我打电话说被人哄赶出来时,我又一次心碎了。我轻轻地安慰着她:“回来吧!回来吧!……”

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再也忍受不住心理的巨大压力,再也不忍看重病缠身的父母为他操劳,含着泪向我说:“爸爸我不上学了,我要出去打工。”我心如刀割,无言相对,只是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点头。十六岁的儿子背井离乡打工走了,带着他的理想和愿望漂泊他乡。他要担负起全家的重任,我想象不到儿子那柔嫩的肩上能承受多大的重担!

我现在吃抗病毒物已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肝脏严重损害,连续几次转氨酶升高好几百以上,可又没有药物替换,我不想拖累儿子,我不想让他那柔弱的肩膀上有更沉重的负担,我只想尽快死去。但我想给我的老父亲养老送终,我更想儿子长大成人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这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和希望,这就是我一生的”幸福生活”!有更多更多的痛苦,我不想提起,更不敢想起……

我已万念俱灰,只求早些摆脱这无奈的世界!在我周围,有多少冤屈的亡魂在哭泣,有多少更悲惨的家庭在诉说着那“美丽动人”的故事!我们这一生究竟错在哪里?让我们的命运如此悲惨。

有很多问题我想向苍天问什么?

那些以前开血站的血头们,如今他们的地位更高了,住的洋房更气派了,开的轿车更高级了,为什么?

艾滋病专业治疗医院以每盒三元多钱私自购进的多潘立同“麦哒林”以十六元的价格冒充西安扬森生产的“吗叮林”开给我们艾滋病人,为什么?

有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为什么?

产生耐药没有药物可替换,为什么?

无辜的儿童感染者没有儿童抗病毒药,为什么?

我们没有就业的权利,为什么?

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为什么?

别人总是歧视我们艾滋病人,为什么?

艾老师: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这就是今年才三十七岁的我美丽幸福的一生故事……

艾老师:我没有什么文化,词不达意,但我多么希望您把这封信修改成《中原纪事》的一部分,公布于天下呀!我愿意公开我的住址和姓名。

(注:“李刚”为化名;妻子是李九香,我是杨喜成。)

河南省遂平县石寨铺乡大魏庄村姜庄

杨喜成

2007年2月27日狱中

尊敬的艾老师,你抽空前来一次。

电话0396256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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